作者：郑洪 陆金国
清末民初，中医缺席新学制
清末，兴学堂、废科举，中国教育开始向近代化转型。新建立的学制系统主要参考自西方和日本的制度，同时也力图体现“中体西用”的宗旨。张之洞主持制定的1904年“癸卯学制”，为大学堂内设立八科：经学科、政法科、文学科、医术科、格致科、农科、工科、商科。其中，不但“经学科”是中国所特有，而且各科的课程设置中都特别强调中国的内容。像“医术科”下的医学门与药学门，虽然主授西式医药，但它们的主课之首则分别是“中国医学”与“中国药材”。同时，鉴于“中国风俗礼教不同”，医学门中还不开设解剖学与组织学课程，“但以模型解剖之可也”(《奏定学堂章程》)。
这套传统味道颇浓的学制，在辛亥鼎革之后，不免遭到革命者的唾弃。中华民国成立后，出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决心建立现代式的教育体制，他组织人员将英、美、德、法、俄、日等各国学制尽行译出，计划舍短取长，创造适合中国的新学制。但因各国条文与中国情况多不相合，经多方讨论，最后决定主要效法日本学制。
1912年9月3日，教育部公布《学校系统令》，确定了包括大、中、小各级学校以及专科学校等的整个学校系统制度。随后又陆续公布了《专门学校令》、《公立私立专门学校规程》、《医学专门学校规程令》、《药学专门学校规程令》，以及1913年1月的《大学规程》等。这些制度后来统称为“壬子癸丑学制”。此时，大学分科不再有“经学科”，而是设文、理、法、商、医、农、工七科，与世界各国学制更为接近。在医科方面，大学以及专门学校的具体课程设置中也不再有与中医有关的课目。
西医自19世纪中叶传入中国以来，虽然逐渐得到社会认可，但整体规模上还远远少于遍布城乡的中医。在民国成立前后，西医的培养主要靠外国教会所办的医学院校，国人自办的西医教育尚不多见。医科列入学制，意味着政府将开办各种西医学校，加强西医的培养。然而作为国家学制，完全不提及中国传统医学，究竟意味着什么？一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中西医之间，自清末以来既有交流也有论争。尽管大多数国民仍然认可并习惯于应用中医药，但清帝逊位后，象征着中医官方地位的太医院解散，新政府将如何对待中西医学，是一个悬而未决的疑问。尤其有日本明治维新废弃汉医的前车之鉴，中医界对此更为关心。
虽然传统上中医主要以师授家传为主，并不依赖学校教育，但有识之士意识到，学制系统并非仅仅是教育形式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它将重新规划社会资源布局，影响许多行业的兴衰或更替。中医缺席于学制，未能纳入教育系统，将对它的未来有严重影响。一时间，中医药界抗议的声浪在大江南北到处高涨。
然而教育部解释之所以在学制系统内不列中医，自有一番说辞。1913年时蔡元培早已去职，教育总长也已轮替多人，但他们对中医抗议的态度却颇为一致。这在当时教育部与广州九大善堂的来往电文中，可以看得颇为清楚。
1913年3月24日，广州九大善堂致电教育部，指出：“部颁医药学堂规程，专西遗中，国粹亡，利权失，民生前途，两受影响。”称现正联合中医药界共同拟订中医中药专门学堂的章程，希望教育部能备案，增列中医于教育系统之内。
广州九大善堂并非医药组织，而是民间慈善团体，但与中医药关系密切。九善堂主持的各项事业中往往有施医赠药一项，大多由中医师主持，方便医院甚至还设有由中医主持的留医部，在社会上有较大影响。发起此次兴办中医学堂议案的，便是方便医院的主持人陈惠普。
不久，九大善堂收到教育部复电。教育部称：“部颁医药专门学校规程，系由临时教育会议，参照中西，择善详订，决非有所歧视。至中医中药专校，既为部令所无，所请立案之处，碍难照办。”
教育部一面声称并非歧视中医，一面却明确表示不会给中医药学校立案。这一态度令九善堂诸人十分愤慨。3月9日，大家再度于爱育善堂集会，宣布成立“中国医药学堂筹办处”，并再向北京发出电报质疑说：“当日临时会议，所谓参照者，中西有无并列？所谓择善者，中医四千余年之学说，有无善处？所谓详订者，中华岁销数万之药值，有无计及？”
九善堂同时致电各省同人，希望“联电力争”。但结果，仍只是得到教育部不痛不痒的一份复电说：“此次部定医药专校规程，系由临时教育会代表订定，复经各医药专家议论再三，始行颁布。本部职掌攸关，断无不审慎将事，岂容有所歧视？至中国之医药学术，行之已久，为社会所必需，可以一仍其旧。请勿过虑。”对将中医纳入教育系统的请求丝毫未作考虑。
在抗议无效之下，以上海神州医药总会为首的19个省市中医团体联合起来，在上海组织了“医药救亡请愿团”，成员有上海的叶晋叔、浙江的王问樵、广东的刘筱云(广东番禺人，南社社员)等，一行于1913年11月23日起程晋京，向教育部递交请愿信，要求“准予提倡中医中药，除前次西学校业已颁布通行外，请再厘定中学医药科目，另颁中学医药专门学校规程”。
此时担任教育总长的是汪大燮(1860～1929，钱塘人，曾任留日学生监督、驻英公使)，他拒绝接纳请愿书，并声称：“余决意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所谓立案一节，难以照准。”其态度令代表们尤为气愤，于是转而向国务院递交请愿信。
饱受舆论界抨击的教育部不得不于1914年1月8日函复请愿代表，辩称：“本部对于医学，只期学术完备，求合于世界进化之大势……并非于中医、西医有所歧视也。”并称原规程经过专家讨论，并由临时教育会议议决，如需改动应由内务部批示。
1914年1月16日，国务院复文，解释教育部所定课程专取西医，是由于“先其所急，致难兼采，初非有废弃中医之意也”，对请愿书提出的有关事项，“除厘定中医学校课程一节暂从缓议外，其余各节，应准分别筹办”。
不厘定正式的中医学校课程，意味着将中医纳入教育系统的请愿目的未能达成。但请愿书具体提到的举办中医学校、兴办中医医院等内容，是否就属于准予筹办的范围呢？复文的含糊其词留下了一定的操作空间。
1915年，上海丁泽周等人发起筹办上海中医专门学校，递交《呈大总统文》及《呈各部文》阐明理由。当时卫生属于内务部管理，因事涉教育，内务部转教育部表态。教育部的复文说：“查医学一道民命攸关。我国医学，研求至古，只以后世浅尝辄止，遂于古人绝学无所发明，良可慨也。”其措词微妙，实则对中医不无暗讽。又表扬丁甘仁此举“欲振余绪于将湮”，“殊足嘉许”，“惟中医学校名称不在学堂系统之内，本部医学专门学校规程内亦未定有中医课程”，所以只是将所拟章程留部备查，其它让内务部酌情处理。
不料内务部抓住其中“嘉许”二字，当即批文说：“教育部既深嘉许，本部自当赞同，应准备案。”当时内务总长是朱启钤，与教育部掌事者多为留洋人士不同，朱启钤是前清举人，古建筑学家，在任期间主持北京城市改造注意保护古建，成立了故宫博物院的前身古物陈列所。官员们对传统文化的不同态度，也许在他们处理具体事务时起到关键作用？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由此成为第一只螃
蟹。
丁泽周并不满足于内务部备案。在袁世凯死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于1917年又再度上报，或许想趁人事变动之机获得教育部承认。结果内务部查到旧案，将昔日批文一字不改照旧批回。但中医学校得已成立已算有例可循。稍后，1918年包识生等在上海创办神州医药专门学校，此后又有多个地方的中医学校陆续开办。
30年代“废止中医”之争
传统中医以师承和家传为主，学生虽能得到倾囊相授，但也有墨守一家一派、知识面狭窄的局限。中医成立学校，实为顺应时代的革新之举。为求中医学校长远发展，同时也是为了获得对中医学术价值的承认，中医界一直在努力争取正式纳入教育系统。
1925年8月，中华教育改进社将在山西太原举行会议。社员湖北著名中医冉雪峰等事先提预案，提出：“教育部学校课程系统有西医而无中医，致令办此项学校者，无课程矩矱可遵；往此项学校者，无奖励出身可望，是不啻以法律限制学术，为自灭文化之政策。故欲振兴中医，非办学校不可；欲办学校，非加入学校系统不可。”
随案还寄去了包括课程系统总表(共32门)、预科课程教授法(共17门)及本科课程教授法(36门)的一张附表，对中医教育规范化提出了初步构想。此事在《医学杂志》上披露，各地中医学校纷纷响应。
1925年8月17～23日，中华教育改进社会议在太原正式召开时，中医界代表在会上共提出了有关纳入教育系统的4项议案，获大会讨论通过，加以整合后，附上详细课程表送呈北洋政府教育部。
同年9月，全国教育联合会在长沙召开第11次会议，浙江、湖北、湖南教育会也提出类似议案。三省提案经大会讨论通过，合并为“请教育部明定中医课程并列入学校规程案”，也获得通过，送呈教育部。
然而，社会人士中，亦有认为中医不应当、也无可能占据教育系统座席者，他们也在制造舆论。声音最响的就是后来提出“废止中医”的余云岫。
余云岫(1879～1954)，名岩，浙江镇海人。早年赴日本公费留学，回国后曾任公立上海医院医务长，后自立诊所行医。著有《余氏医述》，其中的《素灵商兑》公开抨击中医经典《
黄帝内经》，是近代反中医的代表人物。余云岫从报章上看到中医界的联合提案后，当即发表《旧医学校系统案驳议》一文说：“此案若成，直可谓之无是非，蔑公理……逆世界之潮流，腾笑学人，贻讥庶邦，非细事也。……当此科学运动猛进之时，此案必无容纳之理。”
当年11月，他还以中华医学会、中华民国医药学会和上海医师公会三团体的名义，发表“致全国各省教育会书”，批评中医纳入教育系统的提案。在这些言论的影响下，本来对中医就持否定态度的教育部在1925年11月20日部务会议中，以一句“不合教育原理”为由，将有关议案便束之高阁了。
1928年北伐胜利，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了卫生部。1929年2月，国民政府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会议由当时的卫生部副部长刘瑞恒主持。参加会议的有曾任广东大学医学院院长职的禇民谊、上海中央大学医学院院长颜福庆、广州市卫生局局长何炽昌等，几乎全是海外留学归来的西医。当时卫生部面临着推动中国医学卫生事业发展的任务，与会诸公大多将中医视为障碍。
会上提出的议案中有4项针对中医。最著名的就是余云岫的中字第十四号提案———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案中将中医称之为“旧医”，并说：“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能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提出了消灭中医的六项具体办法，包括限期“旧医”于1930年底前登记注册，并进行西医学习训练后方可执业；不准诊治法定传染病和发给死亡诊断书；不准登报介绍和成立“旧医”学校；检查新闻杂志，禁止非科学之医学宣传等。
2月24日下午，卫生委员们在卫生部临时会场开会讨论这四项提案。会上，有人提出检查新闻杂志违反国民党总纲的规定，余云岫说：“言论出版等自由，本席虽不懂法律，但我想必定有一点限制的。”最后会议通过了《规定旧医登记原则》，要求中医限期于1930年底前进行登记，以及“禁止旧医学校”等。
“废止旧医”一案甫被披露，即在社会上掀起轩然大波，中医界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成为中医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具体经过此处未暇细述，但事件对中医争取教育权利带来很大影响。当年3月17日，全国中医药团体代表集会于上海，会后组织代表团赴南京请愿时，卫生部发表声明说中央卫生委员会只是建议机关，其议决案是否实行有待卫生部研究，卫生部对中医并无歧视；代表们赴教育部时，教育部也答复：“今后对于中医学校，一律组织中医讲习所，准予备案。”“备案”二字，似乎让人看到中医纳入教育系统的某些希望，但不久人们就惊觉其真实含意绝非如此。
1929年4月29日，在中医请愿事件稍事平复时，教育部发布第八号公告说：“查现有之中医学校，其讲授与实验既不以科学为基础，学习者之资格与程度，亦未经定有标准，自未便沿用学制系统内之名称，应一律改为传习所，以符名实。此项传习所，不在学制系统之内，即无庸呈报教育机关立案。”禁止中医称“学校”，则根本就不属于教育事务，从此与教育部无关了。中医界自然立即再起而抗议，但教育部不予理会，当年连续发出部令，严令取缔中医学校，禁止各校招生。适值此时卫生部也发布命令禁止中医医院称“医院”，只能称为“医室”。这些限制，迫使全国中医界再一次在上海集会，组织请愿团一年之内二次进京。
事态的发展，让正忙于内战的蒋介石颇为
头痛。1929年12月13日身兼国府主席和教育部长的蒋介石，通过国民政府文官处发公函称：“教育部将中医学校改为传习所，卫生部将中医医院改为医室，又禁止中医参用西械西药，使中国医药无由进展，殊违总理保持固有智能，发扬光大之遗训，应交行政院分饬该各部将前项布告之命令撤消，以资维护。”
但是，蒋氏手谕拟未发挥作用。教、卫两部仍呈文行政院说：“中医高谈玄理，或矜经验。设立学校向未以科学为根据。又所有训练方法以及成绩均未有系统，此实无可讳言。”行政院也准许了两部的做法。1930年3月23日，教育部发布第351号训令，名称上稍作改变，令各中医学校一律改称“学社”。“学社”同样是属于学术团体性质，不属于教育机构。
西方医学在19和20世纪的发展中，最大的变化还不仅是医疗技术的进步，更重要的是它的建制化。与以往自认为拥有足够知识和经验就可以挂牌行医不同，建制化的“医疗系统”通过国家权力强制规定：医生必须经由专门的医科院校毕业，并通过专业资格考试才能“炼”成。这种专业性的制度深得清末以来改良人士的赞赏，视为强种之必需。民国建立医生管理制度时，也依照国际成例，要求申请医生资格需由相关医科学校毕业。正因为如此，教育部拒纳中医学校，就使中医落入了“第22条军规”式的陷阱———申请医生资格的前提是拥有教育部立案学校的学历，而教育部从未批准过中医学校立案！缺乏法理上的合法地位，对中医的发展显然是不利的。这正是中医界要拼力争取纳入教育系统的原因之一。
由于教育部紧闭大门，中医不仅未能改变缺席教育系统的状况，连“学校”的名称都成了非法。争取教育权利的斗争，在1930年代初陷入了僵局。
1924年,广东中医药学校成立，原址在广州麻行街。
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的成立
在社会论争激烈的环境下，中医学校的生存状态是怎么样的呢？华南最大中医学府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的历程，折射着时代的涛浪起伏。
1913年广州九大善堂倡议筹办中医药学堂遇阻，但同样的工作正在由另一批人开始启动。他们是有着雄厚经济实力的省(指广东，下同)港药业行商。广东的药材商贸与成药制造自明清以来就非常繁盛，除原来的重心fo山和广州外，1840年以后香港开埠和兴起，使之成为药材和成药对外输出的又一重要集散地。药业在省港经济中占有相当的地位，药商们也深知中药与中医荣衰与共的道理。
1913年3月，省城药材行假座广州寿世会馆集议，发出《筹办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宣言书》说：“姑勿论中医与西医孰优孰劣，然专以利害言，中医有万不能废者。中国岁产药材，其值万万。设中医澌灭，中药随之，微特农与工商辍业待毙，而国课亦为之牵动矣。……窃谓欲保中药，宜昌中医；欲昌中医，宜立专校。”
药业商人倡建中医学校的动机较之九大善堂更关乎切身利益，因此筹备工作很快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寿世会馆会议上，卢乃潼被公推为筹办主席。卢乃潼(1849～1927)，字清辉，号梓川，顺德人，是广东近代著名的教育家暨中医学教育家。曾游艺于陈澧(东塾)门下，历任广东咨议局议长，广州菊坡精舍、学海堂书院学长，广雅书院院长，广州中学校长。卢乃潼对中医有相当了解，且其声望卓著，故受到一致推举。
会议后，卢乃潼即联系香港药界伍耀廷等主要药商，省港药业界共同捐资，其中香港方捐款2700元，省城方则按揭安隆银号4185元，购买了广州市麻行街四间房屋，以及南濠街一段地皮，作为校址，逐步开展建设。
在争取立案方面，1917年12月，卢乃潼向广东省政府及北洋政府内务部分别递交呈文，除论述办校的理由外，并援引上海、河南、福建等地的立案成例，指出“因是设校讲习，早为中央政府所许可”，因此附上详尽办学章程请求立案。1918年1月15日，获得广东省长公署批复，认为“该总理(卢乃潼)等援内务部批准丁泽周开设中医学校成案，创设校舍，详编学科，于地方卫生最有裨益”，“准予备案”。同月27日，也获得内务部批文同意备案。
由于筹备工作进展未尽如人意，虽获立案，学校并未能立即开办。经过数年的边筹款边建设，至1923年左右，全部校舍基本落成，有课室10间，每间可容70人。而此时国内政局发生变化，1923年3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了大元帅大本营，卫生事务由内政部管理。卢乃潼乃拜会大本营内政部部长徐绍桢，于1924年8、9月间，又获得大本营内政部批文立案。
1924年9月15日，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举行正式开学典礼。卢乃潼被推选为首任校长。确定校训为“上医医国，先觉觉民。”前句出自《国语·晋语八》：“上医医国，其次疾人。”后句源自《孟子·万章》：“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校训表露着学校振兴国医国药的宏大志愿。
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入学资格要求，“年纪在十八岁以上，中学校毕业及有同等学力者”要统一参加国文、数学、物理、化学四科入学考试方可入学。投考该校的学生中有不少是医家子弟。这证明当时不少中医都已认识到，学校教育能够扩展视野集众家之长的好处。在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任教的，多为当时医界翘楚，例如卢朋著、梁翰芬、刘赤选等，均声名卓著，各有所长。
学校有药商稳定的资金支持，办学稳定，后来又建起了华南最大的中医医院广东中医院，在教育和医疗方面在南方均属首屈一指。该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多数成绩优异。尽管受到当时环境的左右，然而学生们仍然有着激情与理想。由于有扎实的基本功，当时多名毕业生以最好成绩考入香港东华三院任职。学校毕业生在解放后成为全国及广东省名老中医的就有36人，其中包括著名中医罗元恺、黄耀燊、邓铁涛等人。
在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医多事之秋，注定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的课桌难以平静。1929年，中央卫生委员会行政会议通过《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意图废止中医和禁止成立旧医学校。
消息传来，广东中医大为震惊，各团体纷纷集会，通电抗议。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与广东中药公会等联合向全国通电说：“南京国民政府，蒋主席，胡院长，谭院长，薛部长，古文官长，全国商会联合会，上海全国中医药联合会，中医药各团体，各学校，全国各报馆钧鉴：中国医药，圣作贤述，垂四千年，不可磨灭。中央卫生委员会，以少数人之私意，取缔中医中药，摧残国粹，不啻自杀政策。于学术、国课、民生三者，影响甚大。敬希采纳舆论，主持公理，切盼！切盼！”
随后，时任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校长的陈任枚与教师梁翰芬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医药团体大会。与大会的召开及代表赴京请愿相呼应，3月25日，包括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在内的广州中医药界联席举行会议，决定组织广东中医药联合会筹备会，进一步团结抗争。同日，学校的主要支持者香港中药联商会也在香港召开会议，批评“废止中医中药，何异撤去人民生命保障？”希望各商行一方面积极抗议，另一方面应“竭力补助我同业艰难缔造之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培育中医卓犖人材，保全中国国粹，推销中国国产”。
在全国的强烈抗议下，“废止中医”案虽暂时搁置，但是不久教育部颁布的第八号公告，要求中医学校一律改为传习所。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极为愤慨，当即刊发长篇宣言以行抗议。宣言指出：“西医则列入学校系统，中医反不列入学校系统，其不平莫此为甚。”“夫传而无用，不如不传；习而无用，不如不习。传习其名，而废弃其实，其亦偏枯不仁之甚矣！”
宣言详细就中医阴阳五行、脏腑气化等理论的合理性一一进行辨析，指出：“中医之阴阳五行六气，既非谬说，且又具有系统。而压抑中医者必不使列入学校系统，诚不知其何心！”
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学生会也发表宣言，反驳教育部。学生会甚至直接致电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蒋主席钧鉴：此次教部通令将中医学校改为传习所，摧残国粹，扬西抑中，不平孰甚。恳请令行该部收回成命，以慰群情。”
1930年教育部再次要求中医学校一律改称“学社”。当年8月12日，广州市卫生局派员到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要求尽快改名，停止用学校名义招生。学校鉴于情势，于8月14日召开董事会商议，不得不决定“暂改名广东中医药学社”，8月25日，校长陈任枚向全校发出布告，详细介绍改名经过，并指出教育部允许学社招生，故改名不影响教学，而且目前名称虽改，但全国医药界正努力争取成立国医馆，“剥极必复”，前景可期，勉励“各生务须潜心学业，力挽颓波，有厚望焉”。
学校改名毕竟对学生带来一定影响，部分学生因此觉得前途莫测而退学。该校学生郑炎在校刊发表文章，痛惜学校“医科大学所应有者，罔不毕具”，“徒以受恶势力之摧残，至今犹称学社，可不惜哉！夫以健全医校如是校者，犹未能与国之医大平衡看待，其次焉者，更复奚望哉！”
中央国医馆的成立及中医正式进入国家教育体系
陈任枚所寄望的“国医馆”，全称为中央国医馆，在1931年3月17日的“国医节”这一天终于正式成立。这是中医界经多年努力，并在得到国民党要人陈立夫、焦易堂等大力支持下取得的成果，陈、焦二人还分别兼任理事长与馆长。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有陈任枚、卢朋著、梁翰芬等10人被聘为中央国医馆发起人。陈任枚和卢朋著还作为学校代表参加了成立大会，他们回到广州后，省港中医药界召开欢迎大会。
在中医界的期望中，中央国医馆应该是中医自己管理的行政机构，它意味着中医争取到行政系统内的话语权，一改医药行政完全由西医把持的局面。事实却并非如此。当时反中医人士，如余云岫连续发表《对于国医馆的我见》、《上五院长论国医馆书》等文，劝告“把国医馆当作纯粹研究机构，不要教育人家子弟把《黄帝内经》、扁
鹊《难经》等等，完全做课本来贻误我国的青年”。事实上，政府也将中央国医馆定位为学术机构，举凡医生管理、考试等权力主要还是在卫生署。
中央国医馆成立后，将中医纳入教育系统作为一个重要的目标，《中央国医馆组织章程》中有一条提到：“本馆为便利病家治疗及养成医学人才，得附设医院及医药学校。”当时中医界据此认为学校之称已经得到正名，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于当年即恢复原名，不再称“学社”。
然而，1932年10月，南京政府行政院下令，重申“各省中医学校仍应改称学社”，并特别指出，《中央国医馆组织章程》中所说的附设医药学校，“亦须修正为学社”。中央国医馆对此无可奈何，招来“软弱”的指责。
教育部不肯给中医立案的一个理由是中医学校课程混乱，缺乏统一标准。中央国医馆于是着手规范，开展中医学校课程的整理工作。1935年中央国医馆提出，将“国医教育机关分别厘定名称”，“凡以教授国医之知识技能为宗旨者，定名为国医专科学社；其以研究国医之高深学理为宗旨者，定名为国医研究所”。
这些名称显然是受限于政府规定而来，但此令出自中央国医馆，顿时令中医界大哗。国医馆香港理事何佩瑜上书说：“本馆为全国医药领袖，应领导全国医药界力促议决各案之实现。乃不此之图，无端厘定不伦不类之名称，全舍学院、学校之名目不用，自贬其地位于学社、研究所，不独不能为国医力争上游，反足为摧残国医者张目，此真所谓不惑不解也。”
湖南等中医团体更通电通斥：“教、卫部消灭中医之主张，在中馆自应反抗。今不特不与反抗，转为教卫代庖，实施其消灭国医之工作，则国医之亡，不亡于教卫两部，实亡于中馆诸公也！”这些情绪强烈的批评，可见中医学校教育长期不合法已成为中医界心头之痛。
在其时，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却另有一番际遇。
从1931年起，广东政务大权就集中于国民政府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陈济棠的手上。陈济棠对中医抱支持态度。1934年，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召开时，他联合西南政务委员会各常委致电，认为“国医国药，实为一国之命脉所系”，呼吁早日给予中医药法定地位。在他主持下，广东省政府于1935年决议成立省立华南国医学院，是当时国内极为少有的公立性质中医学校。此时，被迫改名“学社”的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联同另一间广东光汉中医学校，利用有利形势，积极申请正式恢复学校名称。
1935年，根据广东省政府指示，教育厅派出省督学林启权前往审核两校状况。林启权报告说，两校完全具备办学条件，唯一的问题是由于教育部没有中医学校课程规定，以致两校课程各不相同。教育厅查验后认为：“查中医课程，部章并无规定，该两学社课程，似可准予试验。”报告呈交至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审核。在陈济棠的荫庇下，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得以堂堂正正地以“学校”命名。
1936年陈济棠因反蒋下野，他所支持的华南国医学院很快就停办了。而在全国方面，中央国医馆争取纳入教育权利的努力有一定进展。在基本完成拟定统一课程与学术标准大纲后，1937年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时，中央国医馆馆长焦易堂联合多名委员提出，“责成教育部明令制定中医教学规程编入教育学制系统以便兴办学校而符法令案”，再次发起冲击。最终三中全会通过了焦易堂等人的提案，只是教育部仍迟迟不予办理。
“七七事变”后，抗战爆发，国民政府西迁内地。支持中医的陈立夫在重庆出任教育部长，反对中医的汪精卫则最终沦为汉奸。两种力量此消彼长，为中医争取教育权利的斗争带来最终转机。
1938年，教育部正式颁布了《中医学校通则》，1939年又公布了《中医专科学校暂行课目时数分配表》，并令各省教育厅查明各该省中医学校办理情形，“其比较优良者，准照章办理立案手续”。
1940年在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内还成立了中医教育专门委员会，负责制定中医教育的有关计划和方案。这样，中医终于正式列入到教育系统中，成为国家教育体系的一部分了。
在遍地烽烟中，这一迟来的成果尽管实际作用不大，不过仍有一定的鼓舞作用。像广东中医校专门学校因广州沦陷，师生流散至香港。香港校董认为中医学校既已得到承认，不应中断，于是召集教师学生，1940年在香港恢复办学，根据教育部规定改名为广东中医药专科学校。1941年香港沦陷，学校再度中断。至光复后又于1947回广州复校，此后一直办学到解放初期。后来学校被并入广东省中医进修学校，1958年与广州中医学院合并。
综观贯穿整个民国时期的中医纳入教育系统之争，核心问题其实是作为传统学科的中医与现代学科体制的不相容。天然地列席于西式学科体制中的西医，似乎理所当然要排斥同类的中医。因此，究竟是中医“缺席”教育系统，还是本不该有，后来勉强“僭席”于其中？在不同立场上完全有不同看法。
对中医来说，它后来的成功其实也是双刃剑，争取到教育权利当然极其重要，但在此过程中为消弭敌意而进行的“科学化”革新，也难免模糊了自己的本来面目，有削足适履之痛。
历史给我们留下的思考是：究竟是“科学”大厦的纯净重要，还是事实价值重要？对于有广泛价值认同并有悠久应用历史的传统医学，现代社会应当留给它一个什么样的发展空间？
◎郑洪，
广州中医药大学博物馆副馆长、博士。
◎陆金国，广州中医药大学副研究员。
来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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