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翟华
国家图书馆提供民国期间4329种期刊电子影像的全文浏览，我查阅了《国际文化》1948年创刊号（汤一雯主编)。这一期杂志封面是梵蒂冈大教堂的夜景，文章涵盖了中国文化（李白与杜甫，中国绘画之理解和欣赏)、世界文化（尼罗河畔、法国人的精神、英国人难懂吗？、菲律宾的核心、美国的轮廓相、梵蒂冈的鸟瞰)，还有两篇书评（《美国史略》、《中医与西医》)以及近代中国石画家作品及各国风景插图十馀帧。
最令我感到兴趣的是这期杂志中的书评《中医与西医》（Doctors East Doctors West)，这本书是20世纪初在中国湖南长沙开办医院行医美国的医生Edward H Hume（1876-1957，书评中翻译为爱德华•休姆)。这篇书评的作者Eleanor Latimore（拉铁摩尔，1904-1986)女士，生于上海，是一位知名的作家，写了许多介绍中国文化的作品。我花了点时间，把这篇书评的全文抄录，转载在这里：
在二十世纪初到中国去的大部分西方医生总觉得中国的医药不过是一种开化的迷信。不过，约翰•霍金斯大学的毕业生休姆（Edward H. Hume)的观感不同。他曾在一九零五年在长沙为耶鲁大学的教会在长沙办过一个医院。他形容他的书是“一个发现医学是国家与文化之间的桥梁的建筑者的美国医生的个人记录"。关于他所筑桥梁的一个非常事业，在他一开始就设想周到的。
《中医与西医》值得每一个中国，或其他任何外国去工作的青年一读，读它不是为它所包含的知识，而是为获得态度上的教训。休姆医生是企图将西方医药施用长沙的第一位医生。长沙是个具有强烈古老传统的城市，那里的外国人至今还心有恐惧与怀疑。当我在十五前最初到中国的时候，我遇到许多外国医生，他们都在中国平房的城市内居住于二三层的美国式房子里。这种房子巍然而立，反对着传统。他们在西式的医院里，那有病人穿着白色长衣，使人有中国丧服之惑。我听到这些医生所说的是中国医术只是一种迷信，或者说，中国医药只是巫师的调和物，而对于它谁也不能出之以戏言的。
当休姆到中国时，他租用了一家中国的旅馆，境遇令人可亲，同时他做事力求按中国的办法，凡是病人都看来，认为奇怪与惊奇。他的做法是谨慎，而且极为缓慢。中国人有他们自己的迷信看来不合理的习俗，情形也同我们一样，其中有许多初看不合理，往后就感到比较合理了。
以后他对中国传统医生的能力发生巨大的信任，中国医生没有受到科学知识的好处，没有解剖，显微镜，或实验室，因而在诊断与治疗疾病时，本领实在惊人地熟练，熟练程度有时比具有科学训练的他还大。他谈起他检查过一个患重病的女人，并且通知他丈夫说
流产势所不免。他的婆婆大为吃惊，去找来了一个中国医生，他开出了药方：结果服药后病象全消，而六个月后生了一个健康的婴儿。
关于中国郎中与医药
休姆医生颇为下列事实感到惊奇，就是教育良好的中国人都具有医疗原理的知识，对于医药的典故极为熟悉。有一位患初期
伤寒的病人的母亲曾给休姆看一本《伤寒论》，它出版在纪元一九六年，论说非常精确，甚至有些说法连“奥斯勒”还没有弄清楚哩。这位早年的中国郎中的治疗法也和奥斯勒的相似，虽然他们时代已大不相同。
由于中国有钱的病人，相信医生请的愈多，愈有希望。因此休姆时被请去为已经在由中医珍视的病人治疗。这些医生往往被逐而邀请他施诊，但至少有一次他被请与中国名医会诊，而且由于他能看到中医的方法而大为高兴。他悉心学习这些中医具有惊人信心的方法，例如长时间仔细地把听病者的双脉的脉搏，并在他之药包里带一本他自己医术的“经典”——奥斯勒的《医药实践》的中译本，因此他可以指点病人眷属参阅医典，以曾强他的诊断与劝告。
他使用为中国所熟悉的方法，例如种疗或去眼瘴等方法，在中国做的像在美国一般普遍。至于上麻药之类的办法，中国人极为陌生，因此他必须抱极大关心去了解他们的痛苦，并尊重他们的敏感。他写到患
天花的小病人：“我们发现病孩的胸口覆着一块薄的红布，窗上都挂着红布，我不坚持改用白布，为了尊重病孩的母亲。”
休姆医生是一个认识下列事实的美国人，即在中国药铺内有许多种奇怪的草调配药，早在几个世纪以前西方还不知道他们的科学用途的时候，已经被在实验中发现具有医疗的价值。举例说，他知道中国很早就使用含碘的海草来治甲状腺肿胀，用
麻黄精治
咳嗽与
伤风，用
大枫子油去治
麻风，用鱼肝去治疗贫血与肺病，深为感动。以后他更有兴趣研究中国医学，他在一九四零年出过一本《中国医术》（The Chinese Way in Medicine)，他在这书里曾有潜心研究更详细的报告。
耶礼堂的发展以后产生了一个里程碑，那是指一九一零年一位耶鲁大学毕业的姓晏的中国青年的到来。休姆医生热心地欢迎他，不仅因为减掉了他的工作负担，也因为他热心中美合作，而中美合作一点，一向是他医院所支持。
休姆医院——一个旅馆里开办的医院——在他指导下发展成一个大医院，附设
湘雅医学院与湘雅护士学校各一。在中国的若干年中，休姆竭力使医院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的院。政府奠都南京后，湘雅正式改为国立，休姆也就辞去了行政上里的职务，长沙有家报纸说，“休姆希望中国已有训练而合格的办事人员力能担负他的工作，他根据这一点希望而辞职，长沙教育界对他深为感激。”
在休姆那本书的每一页都为该书最后一句话提供了证实：即“只有那些以友谊去接近中国堡垒的人，才能有效
地参与他的生活。”
附注：
《中医与西医》的作者爱德华•休姆，实际上有个中文名字叫“胡美”，这是他1905年到达长沙后给自己起的中文名，他在长沙居住、工作22年。在庐山学习了一段汉语之后，胡美在1906年春搬回长沙南门正街，在西牌楼买下“中央旅馆”，开办了“雅礼医院”（1915年改名“湘雅医院”)，这“雅礼”二字是Yale（耶鲁)的谐音。
1910年上海人颜福庆（不是上面书评中写的“晏”姓)在美国耶鲁大学获医学博士后来到雅礼医院工作。胡美担任该院首任院长，直至1927年1月回国。蒋介石于1926年秋来湖南时，曾在湘雅医院就医，做了口腔科手术拔除了病牙。蒋介石答应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后，改湘雅为国立医院。历经百年沧桑，今天的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已经是今非昔比了。
文章来源地址：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670cb20100gfi4.html?tj=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