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立国医学院院长黄焯南。
仁爱善堂职员合影,前排中着长袍者为陈济棠。□郑洪 陆金国
20世纪30年代,“南天王”陈济棠主政广东。他制定了发展广东社会经济的计划,在发展教育和改善民生等方面做了不少实事。耽好传统文化的陈济棠,对中医也大力支持,使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的广东成为中医的一个“特区”。
耽好传统文化,推动慈善医疗
1931年,陈济棠出任广州国民政府第一集团军司令,公开对抗蒋介
石南京政府。在“九·一八”事变后,宁粤议和,广州国民政府取消,在广州设立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表面上奉南京政令,实际上两广处于半独立状态。陈济棠为西南政务委员五常委之一,兼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集广东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有“南天王”之称。
在陈济棠主导下,西南政务委员会拟订了《广东三年施政计划》,其中,对民生、教育和社会发展等方面有较多关注,促进了这些事业的发展。以教育为例,在计划实施之后,广东的教育经费1935年达503万元,比1930年增加132万,占全省预算10.8%。除加强国立
中山大学和私立岭南大学等10所高等学校外,还创办了省立襄勤师范大学、省立国医学院、省立体育专科学校、广东陆军军医学校等,并使全省的中小学数量分别上升了20和46个百分点。
但是,陈济棠发展教育却以传统“忠孝”为主导思想。他大力提倡复古,曾在西南政务委员会会议上提出尊孔议案,要全省大中小学校一律提倡“尊孔读经”,把《孝经》列为中等学校以上的必修课程；又组织研究“固有文化”的明德杜、学海书院,开设讲经班,研究经义,恢复孔子、关羽、岳飞的祀典等,这使他在新知识界中受到激烈的批评。
1935年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胡适南下,在香港演讲就公开批评说:“现在广东很多人反对语体文,主张用古文,不但用古文,而且还提倡读经书,我真不懂。因为广州是革命策源地,为什么别的地方已经风起云涌了,而革命策源地的广东尚且守旧如此?”结果深为陈济棠所恶,强令取消胡适原定在中山大学的演讲。
在近代的“科学化”环境中,提倡复古确实是不合时宜的。而且陈济棠良莠不分,对风水、星相等封建迷信一概支持,因而成为守旧势力的代表之一。其实,陈济棠这种倾向与他小时候的家庭环境有关。他的长兄陈济华在少时因出
水痘而腿留残疾,父母让其读书同时“兼习医卜星相”。陈济棠深受其兄影响,“曾受教门下”。其五兄陈维周也善于星相堪舆、占卜算命,与陈济棠关系亲密。因此陈济棠对传统文化中各种杂学有一定了解,并深信不疑。据说后来陈济棠发动“两广事变”之际,还通过陈维周联络江湖术士制造了各种乩语以张声势,可是并不能挽救其最终失败的命运。
不过传统文化自有其优秀成分,中医学即是其中之一。陈济棠对医疗事业相当重视,他的广东三年施政计划中,提出了设立平民医院、养老院、育幼院等机构的目标,在广州开办了广东陆军军医学校和陆军总医院。而利用中医发展慈善事业,也是他社会救济政策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1934年梅县《新中医学报》报道:“一集团军总司令陈济棠,以国医国药亟应提倡,近闻陈氏自行解囊,在四牌楼学宫街口,设一中药肆,以施药赠医为本旨,惠及一般贫民……并另择市内之著名中医生十人,如遇贫民诊症,不收诊金,并于单头盖章,著其到该肆取药,亦不收药费。如该肆办有成效,再在黄沙、东关、河南,各设一间,务求贫民有病,不费而愈云。”
这间中药肆名为“济世药局”,位于广州中华中路。
不久,陈济棠觉得单凭药局影响有限,决定扩大规模。1934年,陈济棠召集全省军政长官及工商农学各界要人于
梅花村宴会,会上致词称,“以细察粤民之需求,与本省三年计划之促进,胥有赖乎善堂之组织,既可以树立普度众生之风声,亦即以肩负施政计划中之救济事业”,当即发动与会者署名、募捐,决定成立广东仁爱善堂。善堂以广州三元宫为堂址,将建筑修葺一新,并在堂前新建两椽为赠医所。10月7日召开同人大会,到会者52人,推举陈济棠为主席,制定了善堂章程和工作进程计划。到会者均当选为董事,董事会议又推选陈济棠为董事长,副董事长则有林云陔(广东省政府主席)、霍芝庭(广州市参事会主席)、胡
文虎(著名药商)三人。
在成立大会上,陈济棠亲自发表演讲,指出仁爱善堂之成立,“一方面本着互助的原则,发挥慈善事业的真精神,来发扬光大我们固有文化道德的优点；一方面极力整理内部,清除流弊,为慈善界起衰救敝,转移风气”。仁爱善堂的职能,“举凡养老、育婴、赈饥、赠医、施药,种种工作,无不为之”。
仁爱善堂制定了四期工作计划,第一期的首要任务就是开办赠医施药,而一切医务均以中医为主。善堂十月初即在各报上登载广告征聘国医,应聘者达百余人,经面试后,聘用佘守仁、区谦之等9人。陈济棠同时也将济世药局交由仁爱善堂管理,作为赠药之所。
11月6日,仁爱善堂施医赠药业务正式开始,至当年12月31日共赠诊15227人次,赠药14194剂,药费达5083.45元。业务扩大后,计划在市内东关、黄沙各地另设赠医分所,并拟将美术学校改建为留医所,到第四期工作时正式开办留医业务。
据仁爱善堂的会议记录,董事长陈济棠并非挂名而已,而是积极参与董事会议,经常提出各种议案。他有计划以仁爱善堂为全省慈善事业的中枢,统一领导各地善堂。除仁爱善堂外,陈济棠还以妻子名义,对各项慈善医疗事业给予资助,如“城西方便医院岁捐助以为常”,“自建育婴院于广州,公医院于高州,广南医院于茂名电白”等。这些恐怕也与他尊重传统文化的思想有关。
维护、发展中医,创办国医学院
20世纪30年代,南京政府方面有关中医政策的制定纷争未已。陈济棠主导下的西南政务委员会则多次为中医发言争取权利。1934年,他联合西南政务委员会唐绍仪、李宗仁、邹鲁等各常委为中医药致电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提出“国医国药,实为一国之命脉所系”,呼吁早日给予中医药法定地位。
陈济棠还直接介入中医药的具体事务。在他具体指导和支持下,1934年广州成立了国医研究会,在10月8日的成立大会和董事就职宣誓仪式上,陈济棠特派代表李鹤龄出席。李氏称:“今日陈总司令不暇,故派弟为代表……希望各董事各会员本济世之心,将数千年以来之医学予以发扬光大,把中西医学打成一片,融会贯通,则国医骎蒸之象,不难计日而见也。”这显然代表着陈济棠的态度。
南京政府时期,教育部和卫生部一直不允许中医学校立案,并一度禁止中医办医院。私立中医教育和医疗机构的地位都不能保证,更遑论希望政府公立了。除了有象征意义的中央国医馆外,国家公共资源向中医的投入极少。但广东在陈济棠的推动和扶持下,成立了省立国医学院,并筹备附设省立国医医院,成为政府公办中医教育和医疗的先声。
1934年4月3日,陈济棠与广东民政厅长林翼中召集广东中医界在广东国医分馆集会,提出了开办中医学校的议题。陈济棠在训话中介绍了自己与中医的渊源说:“余少年时,于我国医籍,如《内经》、《难经》、《本草》……诸书,殊感兴趣,良以医药与吾人关系至切,疗病保健,学有专方。惟以军书鞅掌,卒卒少闲,未能专心肆习,至今耿耿……”他认为:“欲国医图存,欲国医发扬光大,必须将数千年来中医学理公开研究,以与世界东西各国医理贯通,完成救世救人事业,此国医药之研究机关所以亟须设立也。”因此他提议由国医学会组织中医学校,请由政府拨助经常费；与会著名中医黄焯南又提议学校定名为广东国医学院,均获得与会者一致赞成。
会后,除济棠又约请以倡导“中医科学化”闻名的谭次仲等到集团军总部,咨询办学方针。谭次仲为此专门写了一份建议书,对国医学院的建设提出意见。他认为:“医学院乃研究发明之医学机关也。今国中尚未有此类之医学机关,于事为创办,故当计虑周详,妥定办法。且近世医学,咸趋科学化,研究必以科学为重心,发明必向科学为标目,则尤当集中科学人才以利进行。”他说陈济棠谈到提出建设国医学院要“取长补短”,这正符合“中医科学化”的主张。谭次仲指出:“盖科学者,他人之所长,而我之所短也,此就事实方面而改造国医使臻于科学之途,为国医学院当先确定之办法者一也。”不过对于陈济棠要改良中药“制成药水”的想法,谭次仲则较为慎重,只赞成制造膏剂成药,“不独利便中医之应用,更可资西医之应用及代用,以开西医国药化之先声”,但主张中药“煎剂暂有保存之必要”,未可轻改。谭次仲与陈济棠的交谈内容相当具体,还涉及到国医学院内部设置等问题。
不久,黄焯南利用其参议员的身份,在省参议会上正式提出成立国医学院的议案,于1934年9月1日议决通过,送省政府民政教育两厅审议后,再交省务会议通过,指令民政、教育两厅会同组织筹备委员会,并限于1935年3月前筹备完成。省务会议上还通过了由黄焯南拟就的组织大纲,其主旨就是“以国医药科学化为目的,不限门户之见,广为延聘中西医学人材担任教授”。
1935年1月,民政及教育两厅筹备择定广州东郊水济药库旧址为校舍,省政府下拨筹备经费近3700元。但为尽快开办起见,未等校舍开建,当年即暂借广济医院为临时校舍,开始招生。招生计划声明办学宗旨为“根据三民主义,采用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医学改善疗病为制药方法,养成专门人才”,计划每年招新生两个班,每班50人。黄焯南出任院长,他提出“职院既定名省立,似宜普及全省”,恐各县未能知悉前来报名,建议仿海军学校招生之例,由民政厅“令行各县县政府,每县选送学生二名到院,以高中毕业生经教厅会考及格者为限”。不过1935年首期只招满一个班,于9月份正式开课。
当年,广东省政府列支了省立国医学院开办费8万元,特别费1200元,并确定每年经费为57192元,追加到年度教育文化费经临预算中。其中每月的教授经费就有1280元,由于首期招生未满,经费有一半节余。1936年经省政府同意,学校以此款项设立了救护训练班,以适应形势日紧的战争需要,开设了一系列内外科救护、救急法、军队卫生、担架术、战地卫生勤务、空防防御教程等课程。
对私立中医学校,陈济棠也给予“正名”。当时南京政府教育部强令全国中医学校改称“学社”,打击中医教育。广东中医不断就此向西南政务委员会上书。在陈济棠支持下,1935年广东省政府指示教育厅审核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
广州中医药大学前身)与光汉中医专门学校情况,审核人员认为两校具备办学条件,西南政务委员会即批示说:“该两‘学社’应暂准恢复学校名称,由教育厅督促依照专科学校之规定迅将各项设备妥为补充,以臻完善。”使广东的中医学校最先恢复合法的“学校”名分。
陈济棠的支持,比起中央政府的消极漠视和无所作为不啻天渊之别,令广东中医极受鼓舞,将其视为振兴中医的希望。广东中医潘诗宪兴奋地说:“西南政务委员会委员陈济棠,尤能洞悉大势,力排众议,召集医药界,讨论设立国医学院,使固有医学,因整顿而愈精纯,卓效奇功,于焉不堕……中央政府之所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者,毅然行之；教卫两部之所迟迟不办,空言徒托者,毅然为之,是盖不独在中西医之纷呶,而在国计民生之大段也!……抑吾闻之,黄花岗一役,发难于广州,而影响及于全国,登高一呼,清社逊屋。今西南当局实力提倡国医药如是,其将为复兴诸夏医药之嗃矢欤!”
不料,1936年6月1日,陈济棠联合广西李宗仁举兵反蒋,一个多月即告失败,7月18日陈济棠通电下野赴港,广东“还政中央”。广东中医事业顿失靠山。当年广东省立国医学院就奉到教育部指令,要求其改名为“学社”,1937年1月广东省教育厅又开始其进行改组,学院的发展受到打击,“全院同学,皆为灰心,各怀去志”。院长黄焯南深觉“政府所办学校,每因政局之变换而转移,辄使原有计划,难以实现,诸多窒碍”,反不如私立学校不受干扰。抗战时广州沦陷,黄焯南于1938年迁香港自行办学,名为“华南国医学院”,成为香港中医教育的重要力量。
在万马齐喑的上世纪30年代,陈济棠在发展中医药方面的特立独行促进了广东中医药
昙花一现的勃兴。行政主导学术,随政治而舞蹈而兴废,是近代中医的宿命。陈济棠在发展中医上的作为再次启迪世人,中医药是个好东西,主要看为政者如何对待。
来源：南方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