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地理》三月号刊登比尔·波特新著《禅的行囊》节选 。取名为《黄梅天下禅》，30页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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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波特，美国当代作家、翻译家和著名汉学家。他把中国古代大量的fo教典籍翻译成英文，在欧美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他曾经以“赤松”的笔名翻译出版《寒山诗集》《石屋山居诗集》《菩提达摩禅法》等英文著作。从1972年起，他生活在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经常在中国大陆旅行，写了大量介绍中国风土人文的作品，《空谷幽兰》是其中最著名的一本，它在欧美各国掀起了一股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潮。
2009年7月底，比尔波特（BillPorter)又来到西安。
二十多年来，他一直保持着每两三年到西安来一次的频率，来看望他的朋友。这位美国汉学家的朋友居住在终南山的茅棚内，与我们近在咫尺，却“不知魏晋”。当然，他们居住的茅棚内没有沙发，没有空调，更没有佳肴或者美酒，他们吃野菜、喝
泉水，观日落，听鸟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他们是居住在终南山内的隐士。
几千年来，中国的隐士传统尚在延续，终南山为隐士们默默地保守这一秘密，只是居住在闹市的西安人并不知晓，直到十多年前，这位美国汉学家的作品《空谷幽兰》的问世，终南山中隐居着数千位隐士的秘密才广为人知，哦，终南山还有另一个世界：
“有的人什么都不想要，而只想过一种简单的生活：在云中，在松下，在尘廛外，靠着月光、
芋头过活。除了山之外，他们所需不多：一些泥土，几把茅草，一块瓜田，数株
茶树，一篱
菊花，风雨晦冥之时的片刻小憩。他们都很清贫，但是他们的微笑，使我们觉得自己遇见了中国最幸福、最有智慧的人。”
比尔波特说：我很喜欢终南山的隐士们，他们是最好的人，很善良，很快乐，如果世界多一些这样的人，世界会很美丽。
隐士生活和一千年前一样
记者：比尔波特先生您好，得知您此次的西部之行，再次去终南山探访了您的隐士朋友，二十多年来，您在书中描写的修行者的生活方式，这些年来有没有一些改变？
比尔：呵呵，我刚刚从西安回来，当然，我要去终南山看望我的朋友，这二十多年来，我每隔两三年就要去看望他们，他们没有电话，不能上网，我们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联系，出山后，我们就没有联系了。西安人周末去爬山、郊游的时候，也许会遇到我的朋友们。当然，我第一次到终南山时认识的朋友留下的已经不多了，其间不断有新朋友进山，有老朋友出山。他们的生活基本还和一千年前一样，喝泉水，吃简单的食物，住茅棚，和喜欢的人交流。
记者：作为西安市民，很多人尚不知道今天的终南山有隐士隐居其中，如果我们去终南山寻找这些隐士，怎么才能找到他们？他们是否会欢迎来访者？
比尔：我知道他们分布在什么地方，如果是一般人去的话，并不好找，有些地方茅棚多，比方说南五台，还有很多茅棚建在后山，一般来说，隐士们会很欢迎客人来访，周末有很多人爬山，也许很巧遇见修行的人，但他们不会欢迎很多人来，如果是三四个人，他们会很高兴地和客人谈话交流，如果是一大堆人来的话，他们会关起茅棚的门。
记者：那您当初是怎么知道终南山居住有隐士？
比尔：我喜欢中国文化，以前翻译中国古代隐士写的诗，我一直想知道还有这样住在茅棚、山洞里修行的人吗？一次，我去北京，见到了fo教协会的一位负责人，我问他是否还有这样的修行人，他说终南山还是有，所以我来到西安，去终南山寻找他们。开始的时候，我走到第一个山沟里，只用了两个小时就找到一些茅棚，住在这里的隐士会告诉你，在哪个山谷里有别的隐士，他们之间有一些来往，不管是道教还是fo教。
也不是每座山里都有隐士，因为中国人修行有两三千年的历史，道教、fo教、儒教都有修行传统，一般来说，他们愿意在山里修行，但是不会随便找一座山去修行，修行有修行的传统，隐士们不会随便在一般的山里盖茅棚。
记者：那终南山的隐士传统是否就说明，这座山与众不同？
比尔：终南山离西安很近，修行的人和城市的人很容易来往，比如诗人、书法家。古时候，皇帝也会去山里找他们帮忙。修行人只需要几个小时，就能很方便地到城里。如果一座山里以前没有隐士，那么现在也不会有。其他地方一些山里也有隐士，比如成都的青城山。修行并不一定要在山里，其实修行人是要一个安静的环境，现在社会很发达，山里面也不像以前那样安静了，山以后说不定也不是修行人的好地方，或许，以后的隐士会在普通乡下，比如陕北的黄土高原上。
有看破红尘的隐士有走终南捷径的隐士
记者：中国有句话这样说，“小隐于山，中隐于市，大隐于朝”，另外，有些人认为进山隐居的行为还是 “终南捷径”的观念的延续，“进山”还是为了“出山”，这种理解对吗？您是如何理解他们的？
比尔：对，终南捷径。不只是现在，以前也是这样的。进山隐居的人分为两种，一种是二十几岁进山。隐士的传统，就像外国的研究所一样，这类隐士是“宗教修行博士”，他们必须在山里去读，进山之前，他们必须先读大学，在寺庙等地方，成为宗教法师，就好比大学生读完本科毕业了，但在宗教上，读博士必须到山里，这是第一种人。也有第二种人，这些人进山的时候年龄可能已经比较大，他们已经把社会上的责任做好了，已经结婚，有了孩子，并且孩子已经长大，事业有成，是成功的人、有钱的人，这样的人进山比较晚，目的是让生命满足一些。但是，他们的小孩如果还没有长大，家庭还没有照顾好的时候，他们是不好抛弃家庭来隐居的。
第一种人在山里不是永远读博士，读够“博士”的时候，就可以下山了，也就是他们自己感觉修行完成了，当然，他们如果喜欢在山里，还会继续隐居下去，想出山就会回到社会上。有一个隐士告诉我，他是看破红尘的人，他可能永远不会下山，当然，隐士中间有一些很了不起的人，就会有山外的人来叫他们去当老师。我问你个问题，你会去当老师吗？
记者：也许会，我想现在我更喜欢当记者。
比尔：对，一样的道理，隐士也一样，很多人他们更喜欢当隐士，就继续修行，他们喜欢回到社会，就下山。他们有时候为了生计，需要挣钱买食物，也会当老师。如果有的人为了让别人知道他在修行而进山，那很狡猾，终南捷径的说法还是有道理，因为社会上的人知道他在修行，觉得很了不起，可能会请他下山，但他的修行，过不了一个冬天，在山里面过一个冬天，就知道谁是真的隐士了，山里的冬天非常寒冷、非常艰苦。当然，有钱的老板会给自己盖一座漂亮的茅棚，里面有很多东西，可以取暖，但这不是修行。现在是夏天，住茅棚当然可以，冬天住茅棚就不一样了。有的人在山里，不一定是在修行。但这些走“终南捷径”的修行者，在山里有比较好的影响。我接触到的隐士，很少是作秀的，只有大约5%的人不是真的修行。
隐士像泉水一样影响一个城市
记者：在您的眼里，过怎样的日子才算是修行？
比尔：不一定是要过苦日子，而是不要过复杂的日子，只需要有最基本的生活，当然很辛苦，但是修行的人不会觉得，他们觉得那样的生活很满足，只要有衣服穿，下雨的时候不会淋湿。普通人在社会，需要的东西很多，修行人是把条件降到很低，不需要吃得很好，只要肚子填饱就可以。外面的人受不了这样的生活，但我认识的终南山隐士都是快乐的人，不论fo教的道教的，男的女的，都很快乐。但大部分修行的人是在城市里，只有很少人在山里。
记者：我们怎么来认出居住在城市的修行者？
比尔：每次，当你遇到一个好人，他（她)就是一个修行者，不一定是要做出修行的样子，只要在心里想当好人的人，就是修行的人，修行的目的就是为了把心里的自己打开，这是宗教的目的。我们的生命里面，大概有一段的时间会要求自己去修行，去做好人，我们都要当修行者，可能是几天，几个礼拜，几个月，这不一定在山里，可以在自己的公寓。
记者：从古代到现代，隐士群体作为社会的一部分存在，您觉得隐居群体对社会文明和思想的发展是起什么作用？他们是否在某种意义上成为社会的“思考者”？您可否从一个西方人的角度，谈谈隐士传统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
比尔：这种隐士传统，会帮助社会发展为一个道德社会，但不是有钱社会，他们的修行是过朴素的生活，从朴素的生活中得到快乐。现在的社会有很多毛病，不只是中国社会，还有美国，社会太复杂，很多人为了钱、地位、名利，做一些不道德的事情，这样的隐士传统给社会很多帮助，告诉大家在社会上的一些行为不一定是对的。但他们不是说大家都要到山里来，而是提醒大家都要做好人，他们帮助社会往这个方向发展，但他们可能对经济发展没有兴趣，他们认为人的心灵建设最重要，道德发展最重要，他们不会问津经济，他们不在乎钱，只管人的心理。
记者：可是，中国的隐士传统多年来已经被社会上的人淡忘了，很多人并不知道有这些隐士在山里，那他们怎样才能影响到山外，怎样才能对社会的道德发展有帮助？
比尔：现在你在家里喝的水从哪里来？是从山里流下来的，没有山上的泉水你会口渴。所以，这样的修行者，就像泉水一样，他们的影响会延伸到城市里，他们也会回到城市里，但他们不会去故意影响别人，如果有了那样的目的，就不是真的修行，他们只是在此修行，影响就会像泉水那样流入城市。
记者：大多数人都是看了您的书之后才知道终南山有隐士。
比尔：即使我没有写这本书，你和朋友爬山也会碰到隐士。写这本书的时候，大家以为隐士的传统已经没有了，如果没有这本书，大家只是不会那么早知道，但早晚会知道。他们是中国社会重要的一部分，中国社会一直有这个传统，他们不是故意影响别人，但是影响只是早晚的问题。而且，你也不知道社会的哪一方面会受到影响，隐士们不要广告。如果你有缘分碰到修行人，你会把他们生活的传统告诉大家，我现在告诉你，这种影响是秘密的，不容易感觉到的，但你会有反应，最后还会影响到别人。
有终南山保护西安不会疲劳
记者：在国外也有一个著名的隐士，梭罗，他在森林隐居后写了《瓦尔登湖》，影响非常大，您觉得他和中国的隐士有什么区别？
比尔：梭罗并不是隐士，也不是修行人。他是不想见到别人才去隐居，不是为了修行。国外的隐士都是这样，是不愿见到别人，和中国的完全不同，他们会在隐居时做很多研究、很多考虑，这也算是一种修行吧。他影响很大，未必是好事。你想，外国人看梭罗的《瓦尔登湖》，他们不知道隐士是有传统的，要做隐士必须先读“大学”，才能进山读“博士”，梭罗隐居，是为了要读博士，其他人不知道这个规矩，以为每个人都可以去读“博士”，以为只要住在森林就行了，这种影响很容易骗人去修行，其实不可以，要读博士先要和师傅学修行的方法，中国的隐士是先有修行，然后去山里读博士，特别要说的是，中国修行人在山里，心里知道他们为什么修行，是为了大家，不是为了自己，但外国人都是为了自己。
记者：你觉得西安这座城市的文化是否受到了终南山的影响？
比尔：如果西安没有终南山，会完全不一样，是终南山在保护西安，从古代到现在，西安都是一个大城市，唐代它是世界最大的城市，但一个城市只是城市，人会生活得很累，如果每个城市都像西安一样，有一座山在旁边，在郊区有一个地方可以去把眼睛展开，那么，这个城市不会疲劳。终南山给西安这样一个感觉，在西安很累，可以去终南山，所以，在西安，会很快乐。
记者：从其他媒体的资料了解到，您也曾像隐士那样的生活，深居简出，您在这样的生活中得到的最大的快乐是什么？
比尔：1970年代，有一段时间，我在台湾的山上，或者住在庙里，或者住在山里农夫的家，但我也要下山，每礼拜下山三次教英文课，每次两个小时，我可以赚够吃饭的钱，当然，我也可以上20小时的课，但我发现，我的生命不是为了钱，我不愿意把自己的时间卖掉，我要留时间给自己喝茶、看书、练书法、走路、打太极拳。每天给自己留一些时间，这是最快乐的事。虽然那不是很了不起的生活，只是很简单，很朴素的生活。
记者：狄蕊红
来源：华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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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僧一俗，正下五台。禅宗常从“物我归一"中体悟禅的真义，唐以后，禅宗寺庙大多依山傍势，选址于幽静山林。
湖北黄梅，冯茂山中五祖寺。庭前落英缤纷，超脱俗尘，正适合参禅打坐。
少林达摩洞。初祖达摩自印度东来，面壁九年，开创中国禅宗一脉，经过二祖慧可、三祖僧磔、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慧能的大力弘法，在中国几达率土之滨，莫不有寺;历代大德生前身后，皆为后来表率。
四祖道信在黄梅双峰山示寂后，五祖弘忍遂于附近的冯茂山开辟新道场禅定寺，并在此传衣与六祖慧能。此道场风物绝佳，高僧辈出，号“天下祖庭”，极盛时，僧人殿阁数以千计，香客数以万计。
撰文· 摄影：比尔· 波特 Bill Porter
翻译：叶南
本文及图片由作者独家授权本刊发表，文字部分节选自他的英文新著《禅的行囊》（Zen Baggage)。这是继《空谷幽兰：寻访现代中国隐士》之后，比尔·波特讲述他于2006 年初开始又一次心灵之旅的最新作品。这一次，他寻访了禅宗早期的高僧在中国各地留下的印迹。本文所涉是位于湖北省黄梅县、由禅宗四祖和五祖建立的道场及其周边地区。 ——编者
黄梅是那种不再有中心可言的城市，一个外来者根本无法找到它的市中心。它在五个方向上同时发展。就算是本地人，也常常搞不清楚哪条路通向哪儿。我换了几辆三轮，终于找到了搭乘“摩的”的地方。去四祖寺的路程只有10公里，转眼即到。
四个男人站在路边，旁边停着他们的摩的。带人上山是他们的生计。我问其中的一个，到庙里去要多少钱。他看了看他的同伙，然后说15块。我还价：4块。他最终同意降价到8块，但这仍然是去年价格的两倍，而我并不着急。时不时地，我会拒绝接受这样的待遇：仅仅因为我是外国人，就得付出双倍代价。我站在原地琢磨了一会儿自己为什么要跟50美分较劲，就在这时，一辆卡车从公路上拐了过来，停在路边一家干货店门口装货。我走过去和司机搭讪。他拉了一车农产品和罐头正要去庙里。他说：上车。
15分钟之后，司机把我放在了四祖寺的山门外。跟弥勒fo和
四大天王打过招呼，我爬上了通往寺院客堂的台阶。知客已经在等我。跟着他，来到寺院最后面的寮房，一名负责接待的女居士交给我两只装满热水的暖瓶，把我安排在一个三人间里。我选了中间的那张床。午睡之后，在洒满阳光的浴室里，我享用了下午
咖啡和背包里最后一块
南瓜饼。凭窗远眺，外面是双峰山松竹掩映的青翠山坡。
一块南瓜饼显然不够。我走出山门，下了台阶，走过庙前的古代廊桥，到兜售香火和零食的小商店里去找南瓜饼。不幸的是，小摊贩没能满足我的食欲，我只好把注意力转向别的东西，买下了一本旧版的四祖寺简介。晚饭时间还早，坐在廊桥下的长凳上，我翻开小册子读了几页。
廊桥是当地的标志性建筑，建于1350年。它横跨于一条瀑布之上，瀑布催动着一架水车。过去，僧人在此用水车为他们收获的稻谷脱壳，但如今一切已成陈迹。寺庙失去了作为庙产的农田，也因而失去了赖以支持数百名僧侣生计的手段。劳作——这正是禅得以生存的根本。
从没有人解释过，禅为何曾经如此繁荣，以至于成了中国fo教的同义词。多数人相信这是历史或者意识形态力量作用的结果。但这么多年以来，在我踏访了中国几乎所有与禅之滥觞相关的古迹之后，我的结论是，地理因素对禅的崛起贡献最大，超过其他所有因素。
最具决定性的地理因素，就在此刻我坐的长凳对面。禅的意义，直到它的实践者开始在田间劳作方始显现。他们耕种的山间谷地，地势平缓而水源充足，且有群山环抱。在长江流域，这样的山谷到处都是，与干旱贫瘠的北方恰成对照。
除了自然条件得天独厚，以及禅宗大师慧眼独具的开拓意识，长江流域还远离苛政和暴君，远离游牧民族的侵扰。这里是流放之地，那些不听话的诗人和忠臣们经常被皇帝驱赶到这一带。所有这些因素都对禅宗的勃兴有所帮助。但根本的驱动来自禅宗四祖道信所开创的道路：以自给自足的集体劳作作为禅修之道。
当人们说到禅，通常会想到那些外在的特征：不知所云的谈话，出人意表的行为，或者极简的艺术形式。但这只是从表面看禅。如果深入其中，从心灵中去看，禅其实是一种生活方式。而这种生活方式在集体的互助中，远比个人独自实践更为可行。独处是重要的，尤其是当你在集体中修行之时，但禅的真正力量正来源于那种集体互助式的精神修炼方法。禅宗在中国fo教的诸多宗派中脱颖而出，无论信徒人数还是影响力都一时无两，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其他宗派是由意识形态驱动的，而禅宗由生活驱动。它的信条是“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如今，中国的禅宗寺院正在慢慢地重新回到这条最初令它们得以存在的道路上去。但并不是所有的禅寺都有能力这样做——即便是四祖寺这样的大丛林，也还没有收回它曾赖以生存的全部土地。
想到禅与食物的关系，我意识到该回庙里去了。当然，我并没有为盘中餐付出劳动，但是在寺院里作客也是有条件的。我从来路返回，在大殿外遇到了四祖寺的监院明基。他向我招招手，示意我随他去见方丈。1989年，我曾向净慧方丈打听中国隐士的踪迹，从那以后，我们成了法友。
净慧还是一名年轻的比丘时，就做了虚云老和尚的侍者。从那时起，fo教在中国逐渐恢复其影响力，而净慧也卷入到fo教政治中去。与其他宗教不同的是，fo教在中国历史上通常被认为是一股维持社会稳定的力量。政府喜欢fo教徒。他们平和，劝人向善，而寺院基本上是今日中国仅存的互助组织。
除了住持过据我所知至少四座寺庙，净慧还是中国fo教协会的副会长。他通常不会远离北京，而现在，我惊讶地看到他出现在四祖寺的客堂里，和两名女居士说着话。他看到我时没有起身，也令我有些惊讶——以往相见时，他常常立刻跳起来抓住我的手不放。方丈与访客的谈话结束之后，我走过去在他身旁的椅子里坐下。没想到在这里见到你，我说。净慧告诉我，一个星期之后，他将在寺里主持一场水陆法会，眼下有许多准备工作要做，他要亲自过问。
水陆法会是所有fo教仪式之母，1500年前由梁武帝开创。武帝是个在积累福报方面善于创新的人，他请高僧宝志编排出一套高明的法事，好让法界之内一切众生都能感受到解脱的力量。水陆法会的名字也由此而来——“水”和“陆”暗示着法事的效力无远弗届。水陆法会不是一场、而是一系列法事，它需要一百名僧侣和数百甚至上千名居士共同参与，在七个坛场齐声诵念fo经如《法华经》、《楞严经》、《无量寿经》和《华严经》等。水陆法会连开七天，每天从凌晨持续到深夜。如此法会必定耗费惊人，因此少有寺院会轻易尝试。法会中我最喜欢的部分，其实也是唯一的部分，是在法会即将结束，纸人纸马被付之一炬，浩浩荡荡开赴冥界拯救众生的那个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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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知完整故事，请阅读3月号《华夏地理》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