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一些人，特别是一些精英人士，在人生得意之际突然落下风帆，离弃人群，选择出家隐逸。在一个越来越能包容的社会里，这样的选择固属个体意志的展现，但这还是不能不让我们生发探询的兴趣———探寻当代部分中国人的精神处境。
上个世纪80年代末，美国学者比尔-波特来到陕西终南山，寻找中国的隐逸者。比尔说，他的动机很简单：“当台湾有人告诉我中国大陆不但没有人修行，隐士传统也不复存在时，我决定亲自去弄个明白。不久之后，我觉得必须把这个情况介绍给西方人。我希望由此给西方的修行人以鼓励。他们怎会无动于衷？”
比尔的寻找结果形成了一本书———《空谷幽兰》。这本描写当代中国隐逸者的书去年被翻译再版，在不事声张中耐人寻味地获得了记者的青睐。而转过年来，“林妹妹”出家的新闻覆盖了媒体。这两个表面上没有联系的事件其实有一个共同指向，那就是当代部分中国人的精神处境。
出身“名门”的fo门弟子
北大硕士毕业后选择出家
晨钟暮鼓、梵呗僧袍、念fo、坐禅，这样的修行生活显庆法师已经过了一年有余。在成为法师之前，他的名字叫邓文庆，拥有令人羡慕的
北京大学硕士头衔，但是毕业之后他选择了出家。
显庆的出家过程简洁而迅速，事先并未告知父母，也没有告诉其他亲友。“毕业之后就没有了他的消息，有说在某个中学教书的，也有传说他出家了，但是也不确信，直到看到报道才知道。”一名哲学系的同学说。
显庆的事之所以被报道出来，是因为北京大学“耕读社”和“国学社”的80名学生来到凤凰岭龙泉寺体验生活，他给同学们讲课，被认了出来———当年的邓文庆，曾是“耕读社”的首任社长。
“耕读社”是北大一个以“诵读传统经典、学习传统文化”为宗旨，理念和实践并重的学生社团，成立于2002年，主要的活动包括经典诵读、读书研讨，也做一些有机农业推广、社区教育等实践活动。
据参加过“耕读社”成立早期活动的一名2001级本科生回忆，邓文庆在读研究生之前曾当过地质附中的政治老师，看上去很沉稳。一次学习讨论的时候说到宽容的反省，有人觉得宽容自己很难，有人觉得内疚很难，就吵了起来。后来邓文庆说：“其实都不难，只要你找到自己的本性。”“当时就觉得他的话有些fo法的味道。”这位学生说。
“天之骄子”的别样人生选择
现在的显庆法师，仍然谢绝任何采访。我们只能知道，他毕业之后在福建莆田广化寺剃度出家，2006年来到了龙泉寺。他的父母现在也都在龙泉寺，跟在他身边，一边干些杂活一边学习fo法。
邓文庆并不是北大哲学系第一位出家修行的学生。现任河北省fo教协会副会长、河北柏林禅寺方丈明海法师，曾是北大哲学系87级学生，他于毕业的次年———1992年在柏林禅寺从净慧法师剃度出家，现在已是fo教界有名的高僧了。
回忆起接触fo教的缘起，明海法师说，最早是看到一本弘一大师的传记，忽然发现人生原来还有那样一些值得追求的东西。后来一位叫“老虎”的同学去听了台湾某位大师的讲演，几天后，“老虎”绘声绘色地向他谈起了讲座的盛况，在吊足了胃口之后，他送了明海一盘这位大师讲法的卡带。就是这盘卡带，让明海产生了去寻找高僧大德学法的念头。通过师长介绍，他结识了时任广济寺方丈的净慧法师，这更让他坚定了修行fo法的决心。
但是真正决心出家却并不容易。毕业之后，他先在北京一所中学教书，上完课在办公室打坐。冬天的时候，他跟净慧师父去柏林寺“打禅七”，却发现原来要修的还很多。更重要的是，他看到尽管条件相当艰苦，师父们“精神面貌却这么好”。出家的念头一下萌发出来，而且日益茁壮。经过半年多的考虑，他终于下了决心。
而据龙泉寺一位法师透露，在龙泉寺，“现在清华的研究生比北大的多！”
与许多人想象的不同，这些“天之骄子”们选择出家，大多不是因为感情困惑、生理疾病等，而多是先接触了fo教理论并为之吸引后作出的一种人生选择。
当然，每个人的具体经历也都是不同的。现在广东四会六祖禅寺的登觉法师，出家前是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的硕士生。他说，自己学社会学就是想帮助别人解决烦恼，但是总觉得学到的理论解决不了问题。之后接触了fo教，觉得这是解除心理烦恼的好办法。“后来遇到了现在的师父，忽然觉得必须出家。”于是他放弃了学位，迅速出家了。“我现在是用另一种方法为社会服务。”他对记者说。
在家，还是出家
选择出家修行这样一种人生的，当然并不止于年轻的学生。柏林禅寺明影法师就是工作多年之后才接触fo教的。1989年毕业于北大地质系的他，曾经有一份令人羡慕的公务员工作，先在北京市海淀区，后在深圳市。
虽然工作优越，但是理科出身的他总爱对许多问题探究本来，越探究却越困惑。后来遇到了净慧法师，他觉得“终于找到归宿了”，于是在2001年成为他的校友明海的师弟。
也有许多人，在学fo多年以后选择了出家。比如李娜，比如陈晓旭。
曾经看过早期《今日说法》的观众，或许会记得经常在节目中担任嘉宾的两位气质优雅的女法学家，其中一位是北京大学的王小能。她已经于2003年出家，法名衍能，现在五台山隐修。
现在的衍能法师，仍然不愿意接触任何媒体，她表示只有在修行到一定程度之后才敢和别人讨论在家出家的话题。记者了解到的情况是，她出家前已经评上教授职称，是《票据法》领域的专家，工作顺利，经济宽裕，身体健康，也有美满的家庭。
曾任北京大学素食文化研究会会长的哲学系毕业生王文利对记者介绍，王小能老师出家前一直是研究会的指导教师，她学fo多年，同事学生都知道。
“她早就戒了荤酒，自称在家是‘一锅两制’。她很早就计划要出家，但是她师父———香港的一位高僧，劝她等孩子大一点再出家。所以她出家是早晚的事，家人也都早有预期。”王文利说。
衍能法师出家后，她的一位本科同学曾撰文表示不解，并将她的选择和她的本科同班同学———卧轨自杀的海子———相提并论，认为有逃避社会责任的嫌疑，并提出“世法、fo法哪个更能帮助众生”的问题。而这也是衍能法师不愿在出家不久接受采访的原因之一。
五台山还隐居着一位曾经非常有名的出家人———曾被誉为“第一神童”的宁铂。这位中国少年班第一人，曾是上世纪80年代无数少年的偶像，但是自大学毕业之后人生却一直不顺，出家前他只是中国科大一名普通教员。
直到2003年出家，宁铂再次成为新闻人物。许多人就此感慨“神童”的“人生悲歌”。但是对宁铂而言，这是他第一次自己选择人生———虽然也曾被校方劝回一次。现在他在fo教界已小有名气，但却不再愿意谈起与“宁铂”相关的往事。或许，那个“宁铂”并不是他的真我，现在才是。
怎样才算隐士
“出家是不是逃避社会责任？”这个问题曾一再被提起。要回答这个问题，或许先要厘清出家的概念。有一学者最近在博客上提出“不要让妻子出家，要让尼姑出
嫁”的骇人之论，严肃一点的说法是“让僧侣成为一种职业，而不是一种生活方式”。
如果出家真的仅仅是一种职业，那自然谈不上“逃避社会责任”，而只能讨论社会是否需要这种职业。所以问题其实是：“一种离开世俗的生活是否是逃避社会责任？”
美国汉学家比尔-波特在其著作《空谷幽兰———寻找当代中国隐士》一书中说，他常对美国人介绍，中国的隐士很像研究生，他们在攻读他们精神觉醒的“博士学位”。很多人在寺庵、道观、儒家书院、大学乃至家里获得精神觉醒的“学士”，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去攻读“博士”。
这样的“博士”自然并不仅仅限于皈依fo教的出家人，道教出家人、儒家知识分子，都曾是中国隐士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传说中的许由开始，中国的隐士传统就没有中断过。一方面，他们远离世俗，以寻求精神觉醒，并保护传统不受破坏，另一方面，他们所探求的和保存的又能回馈社会。
《空谷幽兰》一书中的“隐士”译自英文“hemit”。该书的策划编辑张顺平回忆说，在翻译过程中有友人提出这种质疑，认为中国传统说的“士”是指儒家知识分子，用来指fo道隐修者并不合适。而他的看法是，hemit也许翻译成“隐修者”更合适，但在“传统———并不限于儒家传统———的修行者”这个意义上也完全可以称为“隐士”。
“儒家也好，fo、道也好，他们都是中国文化的传承者和实践者，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在修行，这就是隐士。”他对记者说。
在中国大陆，我们所能发现的隐士还是以fo道出家人为多。到底怎样才算是隐士，或者说出家人如何处理隐居和服务社会的关系？不同的人有不尽相同的理解。
在终南山一座茅蓬隐居的正明法师认为，隐居就要真正做到一衣一钵，身无长物，自耕自食。他觉得现在许多茅蓬也不像茅蓬了。因为怕慕名而来的访客，他要求记者不要透露其茅蓬的所在。
而登觉法师则认为，二者都是需要的，要根据每个人的因缘去具体处理。他基本上是隔一段时间隐修几个月，然后出来传法和处理教务。
“但是我们任何时候都需要出家人，这样才能把真正的fo法传承下去。”他对记者说。
北京白云观管委会主任李信军道长则用道教的一句箴言回答记者：“事来则应，事去则静。”
比尔.波特在书中写道：“中国人一直很崇敬隐士，没有人曾经对此作出解释，也没有人要去解释。”
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包胜勇博士认为，中国文化传统在上个世纪发生了断裂，儒家、fo教、道教都遭到了破坏。现在社会在努力重塑文化共同体，但是从文化角度说，fo教保存的更好一些。
“就现实来看，fo教可以说是传统文化最大的活载体。”他说：“比较一下毗邻的雍和宫和孔庙的繁华程度，就看得很明显。”
对于那些选择了隐逸生活的人们来说，他们“生活在别处”的人生选择受到了尊重。而至于这种载体如何才能更好地为重塑文化传统、促进社会和谐服务，也许是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终南山的隐士们
“终南何有，有条有梅……终南何有，有纪有堂”。
《诗经.国风》所说的终南山，又称南山，在上古时期所指的范围可大可小，可以用来指今天的秦岭，也可以延伸到乔戈里峰。而现在所说的终南山，指的是在西安南面40公里左右的系列山峦。
在很长一段时间，因为临近长安，而又深邃幽静，终南山便是高人隐居的最佳场所。“终南捷径”这个成语便出自此处。同时，这里还是中国道教的发源地和中国fo教的第二策源地，从长安自山脚，分布着众多名观古刹。
而到了现代，终南山又因山中众多隐居潜修者而知名。近代四大高僧之二印光、虚云都曾在此隐居。著名fo教居士高鹤年在《名山游访记》中称赞说：“名山修道，终南为冠。”
不再安静的楼观台
3月中旬，记者来到了西安西南70公里处的楼观台，这里是传说中老子传授《道德经》的地方。楼观台的住持是中国道教协会会长任法融，但是他现在不在观里，而在西安的八仙宫，忙着筹备道教论坛。记者见到他时，任道长正和许多人谈话，据说午饭都没顾上吃。
楼观台也是一样的繁忙，因为次日是老子的诞辰，这里正在举行庙会。山脚的街上和公园里摆满了小摊，观门口则有许多乞讨者。
记者沿山路一直登到山顶的炼丹炉，所说这里是老子炼丹得道的地方。根据《空谷幽兰》一书记载，十多年前这里的主事是一位姓苏的女道长。现在，小小的祠堂里站着的是一位男道长。记者问起苏道长，他激动地说“走了！走了！”不知是因为激动还是屋里烟气太重，他眼里流着泪水。
而祠堂边卖香火的谭姓村民告诉记者，苏道长多年前便到山下休养，已经去世。现在这位道长是山下派来接替她的。
记者问起山里是否还有独自居住的道长，他指着远处的一间茅屋说，以前那间屋子里有人住，现在都搬到山下了。
确实，这里太热闹了，不像是能找到隐士的地方。
在下山的路上，红旗站的茶棚，记者遇到一位上山的道长。他自我介绍姓赵，已经出家十几年，以前在汉中，后来到这里的东台居住。
记者问他是否经常在山中隐居，“我一直住在山中。”他回答说。
“那您有多少时间是一个人隐居呢？”
“我一直都是一个人住在房里，你不是吗？”他笑着说，然后起身走了。
“我只是在照管这座庙”
南五台在西安以南35公里处，因为有五座山峰而得名，当地村民索性称之为“五台山”。在南五台的山谷中，居住着许多fo教出家人，他们或独自或三五人居住在简陋的房屋甚至山洞中，他们的住所有一个共同的名称———茅蓬。
记者从山下向上攀登，经过了诸多寺庙遗址和印光大师的灵塔，登上主峰观音台后再越过山向下走，就到了茅蓬分布的后山。在满山黛色的森林中，散布着一株株
桃花，还有隐约可见的茅蓬。
走了一段路之后，一座小山峰上出现一座比较宏伟的建筑，牌匾上写着“兜率台”。往下有一段陡长的台阶，向下可以看到松林中有几间简陋的瓦房，门前晾着几件僧衣。这就是著名的“大茅蓬”。
这座建筑最早修建于公元6世纪，正式的名字叫“西林禅寺”。因为开始是用茅草所建———直到20年前还是这样，俗称“大茅蓬”，相应的，山下另一座比较有名的净土茅蓬被称为“小茅蓬”。
“大茅蓬”关着门，而且从外面上了锁，两边写着“游客止步，谢绝参观”。
记者正在犹豫时，山后走来一位法师，看到记者腕上戴着念珠，他打开门带记者进去，并请来了宝胜法师。
16年前，美国作家比尔-波特来访的时候，宝胜法师还刚出家三年。后来比尔-波特在他书中写道：“我被他的真诚和纯朴所打动，希望有更多的人对他们自己和别人像宝胜一样诚实。”时隔多年，宝胜已经记不清楚那个美国大胡子了，但是他还是和当年一样纯朴。更有意思的是，对于记者提出的“您如何修行”这个问题，他的回答和波特当年记录的一字不差：“我不怎么修行，我只是在照管这座庙。”
“大茅蓬”的建筑在“文革”时差不多都毁掉了。落实宗教政策以后，陆续有出家人回来居住，并修筑茅蓬。开始的时候山上还不通公路，所有的材料都要从山下一趟趟背上去。即使是今天，公路也只修到前山的半山腰。后山诸多茅蓬的生活用品都要从停车场背到山顶，再从后山背下去。可能也正因为道路偏僻，这里才给隐士们留下了点清静的空间。
最美的茅蓬
从“大茅蓬”继续向下走，陆续路过几个茅蓬，但都锁着门。后来一位法师告诉记者，山上的隐士有长期居住的，也有的只住几个月或者几年，然后就会去其他地方隐修，临走时遇到合适的人就把茅蓬交给他。也有人会把钥匙挂在门上，谁来了就可以进去住。
据村民介绍，现在在山中住得最久的是“小茅蓬”里的乘波师太，她至少已经住了28年。
而乘波的两位师父——慧因师太和慧圆师太，在这里住的时间更长。据乘波师太介绍，这两位师太都是解放前的大家闺秀，受过高等教育，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便出家了。两位师太都是东北人，1955年在北京开会时结识，一起寻找地方隐修。来到南五台后一看，“就是这儿了！”
原来居住在这里的东北籍僧人龙照法师把茅蓬让给她，自己搬到嘉五台去了。两位师太就一直居住在这里，直到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先后圆寂。
1975年，家在西安的乘波跟朋友一起来看望慧因师太，像她的师父们20年前一样，她一下子就喜欢上这个地方。
“开始我是定期来住一段时间，给师父们干活，过了几年就正式出家住下了。”她回忆说。
谈话的时候，她坐在院里的一棵
苹果树下。院内还有几棵桃树，粉红的桃花开得正艳。远处的山上，月亮已经升了起来，朦胧的月光照在桃花和屋后的清泉上，非常诗意。
很多来过终南山的人都称赞这里是“最美的茅蓬”。
“小茅蓬”现在住着三位尼师，乘波师姐妹和她的一个徒弟。房屋就是fo堂、卧室和厨房。记者看到院子里收拾得干干净净，fo堂内更是一尘不染，各种器具和书籍摆放整齐。厨房墙上还挂着一口钟——据山下的法师介绍，她们虽然只有三个人，但是每天都按时敲钟上堂，一丝不苟地遵从寺庙的规矩。
“我比我师父差远了。师父每天除了干活都在做功课。除了念fo，每天还念七遍法华经。我的精进差多了。”说起这话，乘波师父微微低下了头。
“师父在的时候，有任何财物都及时施舍出去，自己只有一件袈裟。我现在有些个人的东西还舍不得送出去。”她又说。
除了三位法师，这个小院里的“居民”还有一条狗。
“怕陌生人来，”乘波对记者说，“还有，山里有野兽，熊啊、
野猪啊、羚牛啊，有狗叫它们就不敢闯进来了。”
苹果师父和正明法师
离开“小茅蓬”不久，天渐渐黑了下来。在重山掩映和密林遮蔽之下，月色也很昏暗。在回前山的路上，记者遇到一位回茅蓬的法师。他背着一个几乎一人高的大筐，装满了各种水果，看上去似乎随时会被压倒。他身后跟着一只黑黄色的大狗，样子很温和。
回到山下的紫竹林，向客堂的宽训法师说起此事，法师甚为惊讶：“他怎么都背回去了，因为天太晚了吗？”
他向记者介绍，这位法师每次从前山背一筐水果回去，路上碰到行人和茅蓬就留下一些，一般回到住处，大筐就空空如也了，大家戏称他为“苹果师父”。
这位“苹果师父”住在小茅蓬下面不远，再往下，是宝胜法师曾经住过的清凉茅蓬，再住山里走，还有几十个茅蓬。
其中一个茅蓬住着正明法师。他刚搬过来不久，一个人住，自己挑水，自己种菜。因为很久没理发，刚开始记者还以为他是个村民。
“现在的茅蓬已经不是茅蓬了，天天有人来，哪里静得下来。”他对记者抱怨说，“那个美国人(比尔-波特)我见过，人挺好，但是写这书不好，搞得大家都跑过来看茅蓬。”
他抱怨的事情还很多，比如有人非要拍他种的
萝卜，比如以前在衡山空气太潮湿，比如为什么出家人要养狗呢？
“不过住了这么多地方，还是这里最好！”他最后总结说。
因为不愿意被人知道，他坚决不让记者给他拍照。明涤法师(记者在路上邂逅的)提出用自己的手机跟他合影，他才同意。记者拍完之后，他拿过来反复地看，有点羞涩地说：“我还是第一次照相呢。”
下山的公车没有了，记者搭王先生(“大茅蓬”监院宝珠法师的皈依弟子)的摩托车下山。在蜿蜒的山路上，他一直讲着师父的各种事迹。同时抱怨现在许多寺庙太世俗化了。“我们山上的师父们，那才是真修行！”他大声说。
深读
隐逸文化的根脉
躲进fo的屋檐下
中国自古多有隐逸之士，古有许由、巢父、伯夷、叔齐，今有李叔同(弘一法师)、明海、顾城，他们成为中国古、近代社会一道独特的风景。
隐逸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现象。从西周初年建立一直绵延到晚清的宗法制度和君主专制，是隐逸的社会政治土壤。从文化渊源上说，支撑中国文化的儒释道三家都有归隐的理想，孔子在理论上也主张“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道家主张“道法自然”，追求“小国寡民”，庄子自己就做了隐士?fo家则是最纯粹的弃绝红尘之隐。
随着文化的发展，隐逸渐成一种自我的价值选择和追求，在这种追求中，中国古代的文人为此创造了一个充满诗情画意、超越世俗的精神境界和人生理想，使之成为对后代人充满感召力的审美理想。
现代工商业社会交通和通讯的发达，加上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原因，使传统的隐士近乎绝迹，“隐”起来越来越难了。而隐逸的理想并没有就此断绝。
丰子恺曾经总结，人的生活可以分为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是衣食，精神生活是文学艺术，灵魂生活就是宗教。李叔同是沿着这个楼梯一层层走上去的。但是宗教的门槛并没有那么高，尤其fo教，度一切众生，因此，还有很多人更愿意到fo的屋檐下避雨。
大多人只看到fo的仪式
1990年，我国当代著名朦胧诗人顾城在新西兰激流岛隐居?毕业于北京大学的明海、中国科学少年班的“天才”宁铂、歌手李娜，直到“林妹妹”……这个名单可以列得很长，人们隐逸的愿望并没在现代社会中湮没。面对商品经济发达的现代社会，失去了农业经济的自给自足，当隐居山林变得越来越不可能，今人更多地选择了宗教。
古代隐士的理想之所终南山，现在除了寺庙中的出家人，还有少数居住在简陋茅蓬的隐修者，还有一批住在山上的人，他们或是大学生，或是知识分子，总之是对宗教感兴趣的人，他们相约到山上住几天，或可称宗教几日游。
近期一本流行书叫做《
莲花次第开放》，此书作者程然身为居士，多次去终南山，她说看到很多人烧香求fo，但大多没有看到fo的智慧，只看到了fo的仪式，因此才会有对陈晓旭的谣传。
来源：新闻午报
－－－－－－－－－－－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一直有种隐士情怀，或居庙堂，或在山野，达则兼济，穷则独善，社会需要时慨然而出，被弃在野时悠然南山。
现在的知识分子，还有没有隐士情怀？现代性的城市精神框架里，知识分子还愿不愿意超然物外？
★ 本刊记者/何晓鹏
山枣树在岩缝间突兀地立着，一根细瘦的枝条挑出，有两三米那样高，迎着北方隆冬的寒风。
年过五十的孙晔就在这些山枣树旁缓缓攀行，不时，他会驻下脚步，在青石上一坐半日。
这是冬日的燕山深处，风急露重之下，本就苍莽的燕山山脉更显浩瀚萧瑟。孙晔羁留于此已近两月时间，这是两年中他第三次到这里。在这群山中，他走走停停，平日便借宿在山中农家。
燕山石多树少，诸般植物中，孙晔最喜欢山枣树，当其他树木枝叶已经凋零时，一颗颗深红色的枣子仍然在树枝上挂着，触动着独坐一旁的孙晔。
往往这时，孙晔的家人正在猜测他的行踪，即便有事也找不到人，手机不通、踪迹难觅，只有在临行前孙晔留下的话——“到燕山走走”。
提前12年退休
孙晔，辽宁国画院副院长，北京画院杨延文工作室画家。去燕山是两三年前的事了，现在的孙晔，一年中基本百分之七十的时间在北京，其余时间在位于辽宁本溪的家里。
孙晔的作息时间与家人是完全不同步的，每天凌晨一两点钟，当众多的都市夜归人还没有入睡时，他起床了，一个人披着衣服在自己那宽阔的画室里作画。临近日出时，孙晔会下楼，沿着小径漫步而行。
当已经有早行的人开始为上学、上班而奔忙时，孙晔悠然踱步而归，闭门休憩，如果上午没有朋友打扰，他会睡到午饭时分。下午便在书房中读书至黄昏。夜晚或与朋友小聚清谈、或者与家人度过，休息几小时后，又有新一天开始。
传统文人气质极浓的孙晔，即便是在没有退休之前，也过着一种半工作半“隐居”的生活。
在其先前工作所在的本钢文化艺术中心，孙晔兴之所至时经常把办公室的门反锁上，闭门写字画画。有人敲门也不应，电话也不接，全中心的人也不知道他在哪里。
而在出差过程中，孙晔也常会“杳然消失”。一次与同事路过苏州拙政园，忽遇大雨。躲在亭子里的孙晔看着雨中竹林万千动态，看到了妙处，便让同事先行离开杭州，他则留了下来，每天醒来便到拙政园里看竹子，一连十余日，看遍了晴、阴、风、雨、露中的竹林景象，终于了然为什么古人会有“宁可三日无餐，不可一日无竹”的情怀。
因为身兼数职，杂事繁多，孙晔1998年申请退休，距他正常退休时间早12年。
退休后不久，他便把位于市中心的三居室卖了出去，在本溪市的北郊买了一处居所，北临缓缓而流的太子河，书房南望便是蜿蜒起伏的青山。
这些年来，孙晔几乎走遍了中国的名山大川。在北京居住期间，也是住在远离市区的僻静居所，平日出门，常是一个人，夹着写生本，去处也都是野三坡、十渡这样的僻远所在。
而与朋友往来，孙晔也不擅作伪，与他相得的朋友年龄宽泛得很，时常相聚一处把酒言欢。但对不喜欢的邀请，他也常常不加理会，实在躲不过，便离家远游，数月才归。
尽管亲朋都知道他在北京的住所，但想随时找到他，很难。在他们眼里，孙晔，俨然是一个现代隐士。
我真的尽量幸福了
居于都市之中，而过着中国古代隐士般的生活，这在目前并非少数。尤其在一些知识分子及白领中屡见不鲜。一方面，他们是这个社会正常运转的中流砥柱，同时，他们又会时常远离喧嚣，于独处中调整着自己的身心。无论在生活方式上还是在精神层面，我们都可以看到中国古代隐逸文化的模糊影像。也许我们可以称他们为今天的中国“隐士”。
他们会阶段性地寻找一种缓慢的节奏或者投身自然与之亲近，以此来缓释平日
积聚的压力与紧张的精神状态。
在这样一个阶段中，他们会暂别平日的奔忙环境，或者远遁于乡下的居所，或者远足于异域他城。即便身处家中，也会减少交际往来，使平日“为交际而交往，为赚钱而工作”的状态就此阻断。
对于这个群体而言，生计与发展早已不是问题，关注的是如何不在激流勇进的漩涡中迷失自己，他们在积极参与社会前进进程的同时，尽力使自己保持一段可以审视他者与自我的距离，以此来保持自我的完整。
但与传统的隐士不同，他们隐与不隐与仕宦无关，隐于他们而言，更多时候，可能意义只在于生活方式。通常他们会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经济能力，也惟有如此才能保证他们有隐的意愿和条件。
在杭州的
姜含愫就是一个当下“隐者”，这个家在沈阳的姑娘一年前辞掉了一份收入丰厚的工作，于今年夏天跑到杭州西湖边上租了一处房子，过起了隐居生活。
为了学习做杭州菜，本无需打工便可悠闲度日的她，在杭州的一家报纸开了个美食专栏。目的很明确，可以堂而皇之地到杭州各大饭店品尝美食、请教厨艺。而大多数时间里，姜含愫把时间花在了游西湖上。
每天中午出门，在西湖边上信步而行，一走就是五六个小时，直到傍晚才姗姗回家，发挥自己的厨艺。有时，把脚走得磨出了水泡也浑然不觉。
对于西湖，她有一种说不出的眷恋。第一次来杭州是在2002年的“十一”，走在河舫街时，突然间就泪流满面了，她觉得自己跟这个地方一定有着某种联系，于时她决定自己一定要在这里，在杭州边上，生活一段日子。
她这样对记者描述她心目中的杭州，“杭州在我心里一直是一朵桃花，是烙在我额头上的一个红印，因此我来了。”
姜含愫说，尽管自己现在不工作，但在房地产行业有着丰富工作资历的她，早在几年前就已经没有了为如何赚钱而产生的焦虑，“好几年前我就觉得，我这生再也饿不着了！呵呵。”姜含愫半开玩笑地对记者说。
她觉得每一个人的生命过程都应该有一个可以围绕的原点，而在她的观察中，绝大多数人并不清楚自己的原点是什么，有时“奋斗”就成了大多数人的原点，但她怀疑这个原点的意义，“造福社会？意义又在于什么呢，难道不是让大家更好的生活。但如果你可以很好的生活，为什么不善待自己？”
在杭州还要隐居多久，姜含愫说直到玩够为止，她有种感觉，觉得自己一定会在这里找到些什么——一个久已失落，但她一直在寻找的东西。找到了，她就会离开，也许就不离开了。
有趣的是，姜含愫周围的亲戚朋友也都欣赏她的生活方式，比如她的父母出于关心也会问女儿一些问题，“我是个有孝心的人，但他们能尊重我。他们有时也问我幸福吗。我说我幸福。他们就放心了。”
“而且我向上帝保证，我真的尽量幸福了。”她笑着说。
北京北的北村
与接受记者采访的其他人不同，作家北村觉得自己的生活与中国传统的隐士没有相通之处。
北村认为，传统文人的精神世界多处于两极，要么是入庙堂，要么隐山林。后者又多表现为放浪形骸、不拘小节。北村对这两种都不喜欢，因为这两种精神下都不会产生独立的知识分子以及知识分子精神。
但北村始终喜欢一种与社会保持一定距离的生活方式。在福州居住期间，单位在市中心集资建房，他拒绝了，而是留在位于市郊的单位宿舍楼里。
2001年，北村来到北京，先是租房居住，所选之地也多靠于农村，经常早上起来，北村跟村民一起守在路边吃早点。
两年之后，北村决定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但他选择了位于宋庄的画家村——一个比北京卫星城通州还要远的地方，并按照理想中的样式，准备给自己盖一栋二层的木屋。结果北京的大风让这个盖了一半的木屋
流产。一笑置之的北村重盖了一个砖石的房子。
现在，北村搬到了北京北部居住，足不出户，就可以看见窗外的长城和群山。
对于他而言，在偏远处生活，可以强制自己收拢精神，从而让自己身处于一个沉思的环境里，面对的不是
嘈杂的人群，而是河水、山川，“不是说与人接触不好，而是需要大量的时间来思考问题”，北村说。
在宋庄居住期间，北村的家里，曾经有两次有蛇爬入，这对北村和他的爱人无疑是不小的惊扰。而且在他现在的居所附近，无论是购物还是就医都极为不便。但这并不影响他生活方式的选择。
于此隐居的北村，与很多作家作息习惯不同。他每天日出而起，日落而息，按照自然的律动来调整自己的生活。上午写作，下午看书，晚上跟爱人一起看看电视。
在北村的家里甚至没有安装电话，惟一与外界时刻联通的，就是电脑的宽带网络。但他每天上网时间不会很久，在这个人们随时都会被“信息”冲击成碎片的时代，北村认为上网超过半个小时，就会无谓地浪费精神。
平时无事，北村也会开车到市内见一些谈得来的朋友，但社会上邀请的各种会议和活动，他一概拒绝了。
喜欢远离喧嚣的北村并不适应北方的天气，但他仍然选择留在北京。这是因为北村觉得，在北京可以清晰而完整地看到城市的发展对人影响的过程。尽管在福建也会有这种感知，但在程度上有差异，这种差异是媒介传播所无法消弭的。
就是以这种生活状态，北村一边在关注、体察着城市发展过程中，各种各样的事件、现象、冲击与诱惑，一边保持着自己的距离，在远离市区、远离嘈杂的地方，过着悠然独立的隐居生活。
在精神层面开个天窗
虽然他们会不定期远离喧嚣亲近山野，但目光却从未离开过我们的社会
★ 本刊记者/何晓鹏
隐士，本是中国古代的一个特殊的符号，他土生土长，又与儒、道、释、法等传统文化有着盘根错节的联系。他并非是一个可以整齐划一的阶层或者群体，但从古至今，隐士都 是具体而有所指，甚至在不同时期，人们大可以归纳出当时的隐士“领袖”。
通常而言，隐士指隐居不仕的读书人。但对于隐士，人们最常联想到的是青松明月、山野林泉的野逸生活，孑孓独立、淡泊清静的高洁人格，以及不羁于流俗的独立性格。可以说，中国古代的隐士，几乎成了一个个性自由、有完整自我的代言。
但这种认识并不确切。
当社会上的外部压力足够强大时，就会有大量具有隐逸思想的人出现，为自己在精神层面开个天窗，成为一种对既有制度压迫、精神桎梏的反弹。也因此，风清云淡的生活也只是中国隐士的一种表层现象，精神内里即便是一种沉静，也是诸多激荡后的沉淀。正如《易》中所言：“天地闭，贤人隐。”又如孔子所言：“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南怀瑾先生于《隐士与历史文化》中也说到这一层，“中国一般的知识分子中，走隐士路线的人并不是不关心国家天下大事，而是非常关心，也许可以说关心得太过了，往往把自己站开了。”
但站开了不是不管，而是在明知不可为时，不勉强去做，不会把儒家的硬砥中流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正如南怀瑾先生多次提到的唐代“文中子”王通，在暴隋之时，王通便有志于天下，欲取而代之。但考察一番之后，觉得事尚不可为，便回家培养年轻人。至唐之开国，如李靖、房玄龄、魏徵等一干元勋多是他的学生，也算以此方式开创了唐代的三百年历史与文化。
于今，每当谈到隐士，人们多会在一种消极的语境中来审视。但在近三千年的时间里，隐逸文化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却并非如此单纯，“处江湖之远”者往往亦多有怀有庙堂之忧。
中国最早的隐士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至商周而显赫，伊尹、姜尚、伯夷、叔奇，至秦汉时的商山四皓、张子房，再汉以降的诸葛亮、陆机、谢安、陶渊明、陶弘景等，无一不是心怀时局之士。这些人中，又多为经纬天下局势的历史关键人物。
但在崇尚“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的中国，古代文人更多愿意从“德”之所立来看待历史上的贤人隐士，以此作为身处困厄时的一种心里安慰。而对隐士现象中所反映的现世关怀，却少有注目。这种功利性舍取的偏颇也是造成现世大家常把隐逸与消极相关联的原因之一。
《空谷幽兰：寻访现代中国隐士》是近两年畅销的一本书，作者是美国汉学家比尔·波特，比尔曾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亲身探访隐居在终南山等地的中国现代隐士，并试图对中国的隐逸文化及其传统进行梳理。但可惜的是，按照他对中国古代隐士的既有认识——“隐士能够与天对话。他们谙熟天的种种迹象，他们说着天上的语言。隐士是萨满和神、草药师和外科医生、冥阳之事的行家……他们承载了中国文化最古老的价值观。”——他找到的大部分只是也只能是一些出家人，比尔把这些修行者视为中国当代的隐士。
无疑，这发生了很大偏差。且不说伊尹、姜尚、张子房以及被称为山中宰相的陶弘景等人，即便是作为中国隐逸“掌门”的陶渊明也并非只有“采菊东篱”的静穆，“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金刚怒目在文学史上早已为人所知。
这里所说的并非是“大隐隐于市”的老话，而是应凸显中国隐逸传统中，隐士本身具有的个性完整与现世关怀。如果以此为参照，那现存于中国的当代隐士绝不是比尔·波特在大陆所拜访到的那些修行者，也并非都处于名山大川中的寺庙庵堂。
他们的所在，往往就在中国快速前行的各个都市里，他们会不定期远离喧嚣亲近山野，但目光却从未离开过，这与山上不知魏晋的修行者是不同的。
中国古代隐士之十种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陈传席先生，把中国古代隐士分为十种。
完全归隐：归于此类的隐士是真正意义上的归隐，他们与为仕而隐完全没有干系，即使有时机有环境有条件，甚至朝廷派人来多次延请，他们也拒不出仕，如晋宋间的宗炳、元代的吴镇等。
仕而后隐：这种类型的隐士在中国古代很多，当过官，因为对官场不满而解冠归去。这其中，名气最大的是陶渊明，其隐逸的名气甚至超过其诗名。但陈传席认为在陶渊明归隐之后就变成“真隐”了。
半仕半隐：此类人先是做官，但后来不愿做了，但辞官又无保于生计，于是虽做官，却不问政事，过着实际的隐居生活，虽然不具有隐士的名分，但却有隐逸思想，如唐之王维。
忽仕忽隐：如元明之交的王蒙、明末董其昌，均是先做官，然后又隐居，待朝廷征召或形势有利，又复出仕，之后再归去。陈传席先生评价这种人不果断，拖泥带水，并说王蒙创造了拖泥带水皴，董其昌的画用笔含糊不清，太暗而不明，就和他们的性格有关。
隐于庙堂:这类隐士，虽然做官，但不执着于政事，陈传席评价之为随波逐流，明哲保身，对国家危害最大。
似隐实假:如明代隐士陈继儒，虽不做官，但好和官家打交道，有人写诗讥笑他“翩翩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家”。
名隐实官:如南朝齐梁时陶弘景，人称陶隐士，虽然隐居山中，朝中大事还向他请教，被称为“山中宰相”。这种隐士实际上不具隐士思想，他不做官只是为了更自由而已。
以隐求仕：通过隐逸来博得名声引起朝廷的关注，然后出仕，即所谓的“终南捷径”。如唐代的卢藏用在考中进士后，先去长安南的终南山隐居，等待朝廷征召，后来果然以高士被聘，授官左拾遗，他曾对友人指着终南山说：“此中大有嘉处。”
无奈而隐：此类人实际上最热心于时局，如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黄宗羲等人，他们“隐居”只是为了表示不与清王朝合作，实际上从事最激烈的反清斗争。这一批人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隐士。
真隐而仕：此类隐士在隐居时基本上都是真隐，但当时机来临时就出山，没有时机就隐下去。如殷商时伊尹、元末的刘基，名气最大的是诸葛亮。 ★
(本文根据陈传席先生《隐士和隐士文化问题》整理而成)
专访川大哲学系教授黄玉顺：隐士与后现代
“隐士”这种意识方式也是传承我们的文化传统的一种需要，也是对现代性生活的一种补充，尽管它也会带来一些负面的东西
★ 本刊记者 / 何晓鹏
当今中国的“隐士”们与中国传统的隐士思想和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有着怎样的关联？他们在面对东方圣贤与西方哲人时，对自我是一种怎样的关照？隐逸山林是否真就是消极遁世？在不同时代、不同语境下，我们会得到一种不同的认识。
对此，我们采访了
四川大学哲学系教授黄玉顺先生。
中国新闻周刊：你在什么地方“隐居”呢？(记者笑问)
黄：(笑)我还没有。不过我有时也到朋友那里去玩，在他们乡下的居所。但现在确实有不少大学教师的生活是这样的，尤其是一些艺术学院的教师更是如此，他们喜欢到郊外、到乡下去搞创作，或者与朋友们相聚。
其实不只是高校教师，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有这种倾向。比如说大都市里的白领阶层，也非常典型，你会发现：他们在八小时之内，会规规矩矩地在现代性社会架构下谋求自己的生存发展；但在八小时之外，他们追求一种后现代的生活方式。这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的“隐士”们与中国古代的隐士传统有无相通之处？
黄：有同有异。跟中国古代的隐士相比，他们的共同点是：都是对现行的社会架构的一种回避、拒斥、甚至反抗。其实不只是中国如此，西方国家也是这样。现代的“隐士”们普遍具有一种“后现代”的色彩——自我放逐。
20世纪以来，东西方的知识分子开始对“现代性”进行反思。现代性体现在诸多方面，而表现为一种社会架构，它无所不在、无孔不入。人们生活在其中，会觉得非常辛苦、冷酷，感受到一种压迫感，于是产生逃避、甚至反抗的反应。在思想界，这会产生一种反思；而在个体身上，则会产生一种“隐士”的生活态度。这与古代的、比如魏晋时代的隐者是相似的，都是对现存的某种社会架构的一种拒绝和抵制。从这一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认为古今存在着相通性。
但我们要认识到的是，这毕竟是不同的时代。现在这些“隐者”，这些具有“后现代”自我放逐倾向的知识分子，他们和古代的隐者、比如道家思想影响下的人物是不同的：一个是面对的现代性的架构，一个是面对的前现代的架构。
中国新闻周刊：那么，你认为现在这种“隐士”现象是受西方“后现代”思潮的影响，而不是缘于中国古代的隐士传统？
黄：不是这么简单。一方面，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思想观念本身是在生活方式中产生的。比如今天，我们思考这个问题，要把“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状况”作一个严格的区分：后现代状况是我们的生存方式，在这个生存方式中才产生了这样一种后现代主义的思想。一切都是生活本身给出的。
比如魏晋玄学时代，那些玄学家们有一种隐士倾向，他们对当时的社会架构保持着一种回避、不合作的态度，这是由他们的生活境遇决定的，他们当时所处的生存环境非常险恶。我们今天可能没有那样一种险恶的生存环境，但我们的社会架构有另外一种形式的压迫，比如大家现在觉得每天都非常累，人与人之间非常冷漠，精神上空虚、甚至很痛苦等等。这些是现代性的一种普遍问题，东西方皆然，是由生活方式造成的情绪。
但另外一方面，这种生活方式既是现代性的，同时也是民族性的。因此，当今“隐士”现象也与中国古代隐士传统有关。
但我想说的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不论是古代的隐者，还是今天的具有后现代倾向的知识分子，你会发现，所有那些具有最典型、最强烈的自我放逐倾向的人，往往都是在当时既有社会架构下生存得最成功的人，他们恰恰是完全依赖于这种既有制度而生活的。举例来说，后现代思想的发源地法国，那些思想家都是教授，他们恰恰依赖现代性的制度而生存。现在一些年轻人、“新新人类”之类，他们有一种很“后现代”的生活态度、人生态度，但他们都是依靠父母辈在现代性制度下辛辛苦苦赚来的钱来维持他们那种很“后现代”的生活方式。
所以，我有一个基本结论：后现代状况只是现代性状况的一种必然的伴生现象，而后现代主义的思想态度其实也只是现代性观念的一种补充。选择后现代生存方式的人——当今的隐士，实际上都是依赖于现代性生活方式的社会架构而生存的。就像我们每个人都向往大自然，常会与它亲近，但我们绝不会在大自然里去谋生、去生存，而总是急急忙忙地赶回大都市来。
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它关系到我们中国今天的选择问题。比如说，现代化还是中国目前面临的最大任务，但我们现在还没有现代化，就已经开始出现质疑现代化的声音了，这可能会带来某种危险。
中国新闻周刊：但中国当今的“隐士”在寄情于山水中的时候，可能更多想到的还是陶渊明、李白等人，而不是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
黄：在如我刚才所说，从根本上来讲，这是不分东西的，而是由我们的生活方式决定的，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但另一方面，我们毕竟是处于不同的地域、文化之中，在生活中、在观念上积淀了丰富的民族性的东西。法国人当然不会想到陶渊明，但我就会。比如，我是搞哲学的，那么，我自己的思想认识是生活所给予的，在我的意识层面，既会呈现出一些西方后现代思想家的形象，也会呈现出陶渊明等古代隐者的形象，而他们会融合起来。
而且，说到当今的“隐士”，你会发现，这种现象与影视中流行古装戏有着有趣的联系，就是当今的中国人都在寻求一种东西，那就是：现代性诉求的民族性表达。古装戏所写的其实都是现代人，但那是一种民族性表达。“隐士”这种意识方式也是传承我们的文化传统的一种需要，也是对现代性生活的一种补充，尽管它也会带来一些负面的东西。
中国新闻周刊：这种补充会一直存在下去吗？
黄：我觉得会一直存在下去的。任何时候，人都需要在一种社会架构下生存发展；但同时，我们也会对它产生某种排斥情绪。一个美国未来学家曾说过类似的话，他把在现代性“高技术”架构之外的精神上的追求叫做“高情感”，他说，“高情感”是“高技术”的伴生物，在“高技术”下生存的人一定会有“高情感”。
中国新闻周刊：这种有着“高情感”的当今“隐士”们会对既有的社会架构有影响吗？
黄：他们当然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现代性的社会架构。这是他们无能为力的。但也会有作用。比如20世纪对现代性的反思，就导致了在各个层面上对现代性社会架构的一些修补、修正，使它更加“人性化”。
所以，如果让我来评价后现代主义，我会这样说：那只是现代性社会架构的一种自我调节机制，是现代性的一种自我诊断、自我修正机制，而不能把它看作是现代性的对立面。对于当今中国的“隐士”的评价，也是相似的。在这个意义上，“隐士”思想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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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传席
“隐士”就是隐居不仕之士。首先是“士”，即知识分子，否则就无所谓隐居。不仕，不出名，终身在乡村为农民，或遁迹江湖经商，或居于岩穴砍柴。历代都有无数隐居的人，皆不可称为隐士。《辞海》释“隐士”是“隐居不仕的人”，没有强调“士”，实在是不精确。《南史·隐逸》云：隐士“须含贞养素，文以艺业。不尔，则与夫樵者在山，何殊异也。”而且一般的“士”隐居怕也不足称为“隐士”，须是有名的“士”，即“贤者”，《易》曰：“天地闭，贤人隐。”又曰：“遁世无闷。”又曰：“高尚其事。”……是“贤人隐”而不是一般人隐。质言之，即有才能、有学问、能够做官而不去做官也不作此努力的人，才叫“隐士”。《南史·隐逸》谓其“皆用宇宙而成心，借风云以为气”。因而“隐士”不是一般的人。
《孟子·滕文公下》中所称的“处士”（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也就是隐士，指的是有才有德而隐居不仕的人。但这个“处士”，是指从来未做过官的人。先官后隐如陶渊明也叫隐士，却不能叫“处士”。
旧时认为隐居的人不求官，不求名，不求利。《旧唐书·隐逸》称“所高者独行”，“所重者逃名”。《易·蛊》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隐居求高，即是人品高尚的人，所以“隐士”又叫“高士”。江苏常熟至今尚保存元代大画家隐士黄公望的墓，墓道石碑即刻“黄高士墓”。元代另一位大画家倪云林也被人称为“倪高士”。晋宋时戴逵和他的儿子戴勃、戴颙都是著名的大画家、大雕塑家、大音乐家，他们都隐居不仕，所以《历代名画记》称之“一门隐遁，高风振于晋宋”。戴氏父子是大艺术家，然而传记不列入“文苑”，也不列入“艺术”，却列入“隐逸”，是因其有才艺才被称为“隐士”，因其“隐”，方有“高风”。《史记》中记古人语“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看来隐士是立了“德”，所以正史皆为隐士立传。但德在何处？却是值得研究的。
比如严光，拒绝了汉武帝的亲自征召和封赏，而隐居富春江。范仲淹《严先生祠堂记》中说：“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据说这“风”，原写作“德”。在范眼中，严光之德崇高如山。而南宋诗人杨万里就在《读〈严子陵传〉》一诗中说：“客星何补汉中兴？空有清风冷似冰。早遣阿瞒移汉鼎，人间何处有严陵!”朱元璋说的更是击中要害，他在《严光论》一文中说：“汉之严光，当国家中兴之初，民生凋敝，人才寡少，为君者虑，恐德薄才疏，致民生之受患，礼贤之心甚切，是致严光、周党于朝。何期至而大礼茫然无所知，故纵之，飘然而往。却仍凄岩滨水以为自乐。……假使赤眉、王郎、刘盆子等辈混淆未定之时，则光钓于何处？当时挈家草莽，求食顾命之不暇，安得优游乐钓欤？……朕观当时之罪人，罪人大者莫过严光、周党之徒。”（见《留青日札》卷十一《子陵耕钓处》附)朱元璋虽是大老粗，又是暴君，但他这段话却有值得思考的内容：隐居的人德就高吗？
实际上，从来隐士，大抵可以分为十种：其一是真隐、全隐，如晋宋间的宗炳、元代的吴镇等，从来不去做官，皇帝下令征召也不去，而且也不和官方打交道。其二是先官后隐，如陶渊明。陶是著名隐士，传列《晋书》、《宋书》、《南史》三史中的“隐逸”，其实他不是一个纯粹的隐士，他当过官，因对官场不满才隐居。明代的沈周，一天官未当过，传列入《隐逸》。而他的学生文徵明，只在京城当了一年翰林，然后便安心隐居至死，但其传就未被列入《隐逸》而列入《文苑》。陶渊明也是先官后隐，但其“隐”的名气太大，超过其诗名，不过陶渊明后来是真隐了。像陶渊明这样先官后隐的隐士较多。其三是半官半隐，如王维，开始做官，后来害怕了，但如辞官隐居又没有薪水，生活没有保障，于是虽做官，而不问政事，实际上过着隐居生活。这类人从名分上不能算做隐士，但有隐逸思想。有隐逸思想表现在意识形态上是相同的。其四是忽官忽隐，如元末明初时王蒙、明末董其昌，做了几年官，又去隐居，朝廷征召，或形势有利，又出来做官，做了一阵子官又回去隐居。这种人不果断，拖泥带水，王蒙创造了拖泥带水皴，董其昌的画用笔含糊不清，太暗而不明，就和他们的性格有关。其五是隐于朝。这种人身为官但思想已隐，做官不问政事，“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随波逐流，明哲保身。这种人对国家损害最大。其六是假隐，如明代陈继儒，虽不做官，但好和官家打交道，有人写诗讥笑他“翩翩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家”。其七是名隐实官，如南朝齐梁时陶弘景，人称陶隐士，虽然隐居山中，朝中大事还向他请教，被称为“山中宰相”。这种人身为隐士，实际上不具隐士思想，他不做官只是为了更自由而已。其八是以隐求高官，如唐代的卢藏用。刘肃《大唐新语·隐逸》记，卢藏用考中进士，先去长安南的终南山隐居，等待朝廷征召，后来果然以高士被聘，授官左拾遗。后来，另一隐士司马承祯亦被征召而坚持不仕，欲归山，卢藏用送之，指着终南山云：“此中大有嘉处。”这就是“终南捷径”。用这种隐居手段以求高官者，实非真正的隐士。其九是不得已而隐，实际上从事最热心的政治，如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黄宗羲等，他们“隐居”只是为了表示不与清王朝合作，实际上从事最激烈的反清斗争。石溪也如此，他反清失败后，为了逃避迫害，隐于禅，但他终生都忠于明王朝，终生反清，情绪十分激烈，一直没能静下来。这一批人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隐士。其十是先隐居，基本上是真隐，但等待时机，等到时机就出山，等不到就隐下去。如殷商时伊尹、汉末诸葛亮、元末的刘基等。其次还有一种不得已的隐者，如明末清初的弘仁，早年攻举业，明清易祚之际，他奋起反清，失败后不得已而隐，但后来一变在思想上真的隐了。只要思想上真的隐了，在意识形态上表现出来的都是以“淡”、“柔”、“远”为宗的。
隐士在每一个时代的情况都不同，但总的来说，还有一个时代性的问题。谈起历史，“安史之乱”可以作为封建社会的一个转折点。“安史之乱”前，封建社会蒸蒸日上；之后，每况愈下。时代对知识分子有一定影响，而知识分子对时代的影响更大。因为任何时代，社会的实际领导阶层只能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凝聚起来，一齐为国家着想，国家就有希望，否则便会相反。从群体上看，唐代之前，知识分子都能为国家着想。汉代马援那句名言：“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儿女子手中邪？”（《后汉书·马援传》)激励无数志士仁人为国捐躯。唐代的知识分子们“不求生入塞，只当死报君”，“报君
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要得此生长报国，何需先入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唐朝的君臣们共同努力，拧成一股绳，使国家强大起来。宋朝的知识分子也还是好的，虽然没有唐代知识分子那样报国心切，而且也有一部分人颓废，但大多数知识分子尚能为国忧虑。北宋的知识分子“进亦忧，退亦忧”，“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南宋的知识分子“一身报国有万死”，“位卑未肯忘忧国”。南宋早期有岳飞、陈东为国事努力，中期有陆游、辛弃疾等诗人拼搏于抗金第一线，晚期还有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等为国捐躯。而且厓山、海陵山的抗元军民们是集体牺牲，无一叛降，这是何等的气概，元以后便没有了。
唐以前，是君臣共同努力使国家强大。宋就不同了，臣民为国，而君相却卖国。名义上国家是属于皇帝的，而毁坏国家者，恰恰是皇帝。北宋败于宋徽宗及蔡京、童贯等六贼之手。南宋的支持者是宗泽、岳飞等人，而卖国的恰是高宗赵构和宰相秦桧等。南宋末，国事也正败在宋理宗、宋度宗、丁大全、贾似道等君相手中。当宋朝的臣民抗元正激烈时，皇帝、太后却投降了，而且命令臣子投降。臣之努力正是为了报国报君，而君却如此，所以南宋之后，知识分子都寒了心。
元朝的知识分子则不再过问国事，元曲有“体乾坤姓王的由他姓王，他夺了呵夺汉朝，篡了呵篡汉邦，到与俺闲人每留下醉乡”，“
葫芦今后大家提，想谁别辩个是和非”。元代士人不问国事，终日在勾栏妓院中和妓女优伶一起鬼混，也和元的等级制度有关。元代的士人几乎是集体退隐。明朝的情况又特殊。朱元璋是个天才，他由一个贫苦的农民、叫花子，依靠士人当上了皇帝，但又总是怀疑士人看不起他，因而他大杀了一批士人，还发明了“批颊”即当面打士人的嘴巴，动辄便把士人打死、掼死，这是他自卑心理造成的，从而造成了士人的自卑。一个人只有得到别人尊重时，才能更好地为国为民着想；一个人得不到别人尊重时，他想到的往往只是他个人，甚至会毁坏国家、损害他人。所以，历代的功臣和士人都能尽力维护国家，而太监、佞臣等靠自残或迎逢而深居宫廷，他们得不到别人的尊重，往往就会损害他人、损害国家。明朝的士人不被皇家尊重，在高压政策下，他们不得不为君所用，但也决无发明，仅是虚应故事而已。一旦高压解禁，曾被轻蔑的士人便只考虑个人，而不再考虑国家。当国家危难之时，很少有人挺身而出。明永乐年间预修过《永乐大典》的慧暕和尚说：“洪武间，秀才做官吃多
少辛苦，受多少惊怕，与朝廷出多少心力，到头来小有过犯，轻则充军，重则刑戮，善终者十二三耳。其时士大夫无负国家，国家负天下士大夫多矣。”到了永乐后期，国家尊重知识分子，对士人采取宽松政策，很多知识分子开始还心有余悸，后来胆子大了，一部分知识分子以传播画艺等为名，到国外去定居，在国外搞得好就不回国，搞不好又回到国内来，来去自由。这个时候，慧暕和尚又说：“今日国家无负士大夫，天下士大夫负国家多矣。”（见陆容《菽园杂记》卷二) 朱元璋时代，知识分子虽然无负国家，但因心惊胆战，只能顺着朱元璋的意思去办事，个人的才智都没能很好地发挥。到了永乐年间，高压政策解除，知识分子得以解放，但曾被轻蔑又因失去了对国家的信任，大都为自己着想，很少有人愿为国家献身，所以说“天下士大夫负国家多矣”。但明代早期知识分子尚能知重名节，而中期至后期的知识分子连名节都不要了。《明史·阉党传》上有一段总结云：“明代阉宦之祸酷矣，然非诸党人附丽之，羽翼之，张其势而助之攻，虐焰不若是其烈也。中叶以前，士大夫知重名节，虽以王振、汪直之横，党与未盛。至刘瑾窃权，焦芳以阁臣首与之比，于是列卿争先献媚，而司礼之权居内阁上。迨神宗末年，讹言朋兴，群相敌雠，门户之争固结而不可解。”最后说：“患得患失之鄙夫，其流毒诚无所穷极也。”历代的知识分子对阉人是不屑一顾的，而明中期之后，知识分子为了个人利益，竟附丽于阉人，充其羽翼，而且“列卿争献媚”，何其鄙也。到了这一步，这一批人已失去了知识分子的起码人格。
明末天下大乱，正是知识分子为国尽忠之时，可是朝中知识分子纷纷逃离。李自成打到北京城外时，崇祯帝敲钟召百官议事，竟无一人上朝。崇祯帝临死前写在衣襟上一段话就强调：“皆诸臣误朕。”（《明史·庄烈帝》)“诸臣误朕”实从洪武年间的“朕”不尊重“诸臣”积累而至。明末陈洪绶目睹朝中官员所为，他总结当时官员“皆身谋而不及国”（见《宝纶堂集》)。当年君待臣太狠了，君不把臣看重，臣也就不会把君看重，不为君谋，只好为身谋，也许是臣的素质低下原因之一。
明末清初，身为明朝高官并为一代名人的钱谦益、吴伟业、王时敏、王铎等等一大批文人都投降了清朝，心安理得地为新王朝服务。钱谦益的名诗：“春风自爱闲花草，蛱蝶何曾拣树栖”，正代表这一批知识分子的心态。自古以来，忠臣不事二主，而钱谦益却自比蛱蝶，无须择树择主，真是太没骨气了。
清初，统治者开始整治这批没有骨气的文人。据康乾时王应奎的《柳南续笔》卷二所载《诸生就试》所云：“鼎革初（清初)，诸生（明所遗秀才)有抗节不就试者。后文宗（主试考官)按临，出示：‘山林隐逸，有志进取，一体收录。’诸生乃相率而至。人为诗以嘲之曰：‘一队夷、齐（伯夷、叔齐，周初忠于商朝的隐士)下首阳，几年观望好凄凉。早知薇蕨终难饱，悔杀无端谏武王。’及进院，以桌凳限于额，仍驱之出。人即以前韵为诗曰：‘失节夷、齐下首阳，院门推出更凄凉。从今决意还山去，薇蕨堪嗟已吃光。’闻者无不捧腹。“（按《清朝野史大观》有相同记载，文字略异)清王朝告示隐逸之士，如果出来应试，朝廷便会录用。这些没有骨气的“隐士”便纷纷参加考试，一参加考试，就是想当清朝的官，也便失了节，便不是隐士了。但清朝录用的人数很少，大部分人都被赶回老家，官未当上，隐士也当不上了，好不凄凉啊，虽有怨也无法出于声，只好藏于心。清王朝在明清易祚之际杀了一批抵抗的文人，然后又收买一批有才学之士，隐居之士中有才学之士又一次被收买，对剩下的文人便愚弄一通，一脚踢开。有怨声又能怎么样?无非是咒骂几声。于是清统治者采取第三步措施，大兴文字狱，把一批有怨声的文人抓起来判刑，割去脑袋，脑袋一割，就不能再咒骂了，其他的文人也就老实了。软硬兼施，威恩并济，清统治进一步巩固之时，文人们也被整苦了。
从此，文人们无所适从，只好继续钻到
故纸堆里考证点文字。无所适从之后，便是无不适从。清中期黄易写了一联云：“左壁观图，右壁观史；无酒学fo，有酒学仙。”正是文人们的生活写照。明朝君待臣开始硬，后来软；清朝的政策是一硬二软再硬，这软硬交替用于士人身上，士人们既失去了刚性，又失去了韧性，失去了士人在社会中的领导形象和作用。“无所适从”还反映了他们的苦痛，“无不适从”则自己变自己为无足轻重的小人了。洪亮吉那段名言：“士大夫渐不顾廉耻。有尚书侍郎甘为宰相屈膝者；有大学士七卿之长且年以倍而求拜门生为私人者；有交宰相之僮隶并乐于抗礼者……有人前长跪以求讲官者……士大夫之行为如此，何以责小民之夸大夤缘？辇毂之下如此，何以责四海九州之营私舞弊？”士大夫为什么会如此？因为他们被朱元璋和清统治者整得不再尊贵了。古时候，士大夫有很高地位，很体面的身份，明以前士大夫（臣等)与君议事不用下跪，乃至“刑不上大夫”，现在他们动辄下跪，被打、被抄杀，与小人无异，甚至不如小人自由，身价如此，什么事还干不出来呢？
时代如此，文人如此；文人如此，时代如此，清王朝也就渐渐软弱了。
早期隐士，有自己的追求和志趣。有的确是厌恶官场生活，隐居后，致力于文化建设；有的隐居后，仍然关心国家大事。如商山四皓，如陶弘景隐居山中，从事道、儒、fo的研究，但仍为朝廷谋划大事，被称为“山中宰相”。孔子曰：“隐居以求志。”隐居为求其志，而非消极无所求。
明清时期，朝中的官员都“身谋而不及国”，隐士们隐于山林、隐于市、隐于朝而皆无所追求。他们隐居是无可奈何，因此，明清的隐士隐也无所谓隐，官也无所谓官。只有一批抗清复明的志士在不得不隐的情况下而隐，后来却变成了真隐。
不论早期还是后期，隐者总的说来都是弱者。他们既不能面对现实拍案而起，或奋而反抗，或钻营求进，只好退隐，但却有更多的时间从事文学艺术等创作。他们或过着悠闲的田园生活，或结庐于山林之中，所以中国的田园诗和山水画特盛。而且，隐士们笔下的山水画和田园诗虽然也风格各异，但在大的方面却有一个总的风格，这和隐逸者的性格基本一致有关。如前述隐逸文化总的风格有三：其一是柔（弱)，其二是淡，其三是远。这个问题值得注意。
尽管陶渊明也曾“金刚怒目”，但他隐居后的诗风总的倾向还是“柔”，鲜有刚猛雄浑的气势；王维也如此。“南宗”一系山水画从王维到董源、巨然到黄公望、吴镇、倪云林等画风也都以“柔”为特色。到了明文徵明、董其昌及清“四王”，其画更柔。“柔”是老、庄的境界，特别是庄子的境界。和历史上隐士一样，早期的“柔”和后期的“柔”大有不同。老、庄的“柔”是外柔而内刚。《老子》曰：“柔弱者胜刚强”，“柔之胜刚”，“柔弱处上”，“守柔曰强”，“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因之，老子守柔为了刚强和“处上”，“至柔”为了“至坚”，为了“攻坚强”；“无为”为了“无不为”，庄子同之。庄子的“柔”，更以无限的力量和冲天的气势为内蕴，以俯视宇内为高度，所以《庄子》第一篇谈的是“逍遥游”，其游固逍遥，然“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其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其背“不知其几千里也”，“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这是何等的气势，何等的力量。他还要“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没有十分伟大的内在力量是无法实现的。
老庄之学在六朝时期最盛行，六朝人读老、庄，谈老、庄，学老、庄，外柔而未尝失去内刚。嵇康学老、庄，敢于“非汤武而薄周孔”，敢于嘲弄贵公子锺会至遭杀身之祸而不惜。阮籍学老、庄，敢于装醉酒而拒绝帝王的拉拢，敢于长叹“时无英雄，而使竖子成名”。直到唐代李白学老、庄，仍不失为豪迈气概和傲岸作风，他们的作品都不曾有过软弱柔媚之气。唐人之前的画，线条虽然是柔而圆的，但却内含至大至刚之气，包蕴着蓬勃的生命力量。宋元人学老、庄，外柔已向内渗透，但内在的生命律动仍跃跃欲试。而明清人学老、庄，早已失去了老、庄的内在本质，只见柔媚而不见刚强了，这在董其昌和“四王”的画中皆可见到。正是时代精神使然。
即使不刚强、不反抗，仍然动辄被腰斩、杀头、批颊、掼死，召之即来，驱之又必须即去，叹一口气都有文字狱等待。为了生存，如前所述，士人们既失去了刚性，又失去了韧性，因而形之于“态”（文学艺术作品)，何来刚强？所以，早期的“柔”和后期的“柔”大为不同：早期的“柔”是柔中见刚，后期的“柔”则是柔软无骨而萎靡了。
淡：老、庄的“淡”固然指自然无所饰，也就是“朴”，朴而不能巧，《庄子》云：“吾师乎，吾师乎……覆载天地，刻雕众形，而不为巧。”此外，《庄子》的“淡”还有纯、静、明白之意，《庄子》云：“纯粹而不杂，静一而不变，淡而无为，动而以天行。”“明白入素，无为复朴。”则早期的“淡”都有自然无饰、纯、静、明白之意。金人元好问说陶渊明的诗“老翁岂作诗，真写胸中天”。黄山谷《题子瞻画竹石》云“东坡老人翰林公，醉时吐出胸中墨”。这在早期的文学作品和绘画作品中触目可见。但后期的“淡”虽然看上去似自然无饰，然而刻意追求的“淡”却无法掩饰，完全靠技巧刻画而成。前期的“淡”，犹如大自然中的真山真水；后期的“淡”，却如花园中的假山假水，固然也追求和真山真水相同，而人们在相同中却能看出不同。当然，后者的技巧比前者要高得多。董其昌、“四王”的画技巧皆高于前人，但人们在其画中仅见技巧，而见不到一种特殊的精神状态，如果说后者有精神状态，那只是一种萎靡的精神状态。像恽南田算是真正的隐士了，他的画以“淡”为特色，但却可以看出是高度的技巧而成就的“淡”，非自然而然的淡。
远：逸士之所以成为隐士，是因为他们远离政权，远离官场，他们或不愿爬上高处，或从高处退下来，都立在“远”处，“心远地自偏”，心远，其诗其画也自有“远”的感觉。陶渊明的“悠然见南山”，王维的“开门雪满山”，都给人“远”的感觉。我曾写过《诗有“三远”》一文，说：“陶渊明‘悠然见南山’是平远，李白‘登高壮观天地间’是高远，杜甫‘群山万壑赴荆门’是深远。”而隐士们的“远”只是“平远”，鲜有“高远”和“深远”。具有隐逸思想的画家画山水也只求“平远”一种。元明清的画家甚至视“高远”和“深远”为压抑和险危，几乎所有的山水画都是“平远”之景。黄公望、吴镇、倪云林等尤甚。影响所至，无隐逸思想的画家也都向“平远”方面发展了。其实，“高远”和“深远”更有气势，而隐士们（包括隐于朝、市的“隐士”)“百年心事归平淡”，只在“平淡”上着眼，“平远”更近于“平淡”。他们还要“化刚劲为柔和，变雄浑为潇洒”，连“刚劲”和“雄浑”都要反对，因为这和“平远”、“平淡”不合，平远给人以“冲融”、“冲淡”的感觉，不会给人的精神带来任何压迫和刺激。一般说来，“平远”的用墨较淡，只画中景和远景，鲜画近景，淡而远，平而和，在平和、淡远中把人的情绪思维也引向“远”和“淡”的境界，这更符合隐逸之士的精神状态，也是山水画在艺术上更成熟的境界。
最后还要谈一个问题。历来学者对隐士都是持反对态度的，认为隐士逃避现实，应负国家衰亡之责。当然，隐逸不宜提倡，年轻人隐逸不仅不宜提倡，还应加以反对。但隐逸者所创造出灿烂丰富的文化却不容否定。而且，隐逸的根源在政治浑浊和强权统治，应该鞭挞的正是这一批独夫民贼和卑鄙之徒。《南史·隐逸》有云：“夫独往之人，皆禀偏介之性，不能摧志屈道，借誉期通。若使夫遇见信之主，逢时来之运，岂其放情江海，取逸丘樊？不得已而然故也。”天下事，能努力的，当然应该努力，但有时是努力而无济于事的。苏东坡《大臣论》有云：“天下之势，在于小人，君子之欲击之，不亡其身，则亡其君。”结论曰：“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势然也。”如武则天、慈禧，只一妇人，然天下势在其手，千军万马都不能奈其何，又何况一手无缚鸡之力的士人呢？当然强者可以反抗，虽失败也不要紧。弱者呢？只好退隐，总比同流合污要好。
隐士表面上超脱，在意识形态上也表现出超脱，实则内心都有无穷的痛苦。物不平则鸣，痛苦和不平正是产生优秀文学艺术作品的最好土壤。在这块土壤上产生的文学艺术，有其共性，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文/邢贲思
魏晋文人放浪形骸的生活方式和谈尚玄远的清谈风气的形成，既和当时道家崇高自然的思想影响有关，也和当时战乱频仍特别是门阀氏族之间倾轧争夺的形势有关。知识分子一旦卷入门阀氏族斗争的旋涡，就很难自拔。魏晋以迄南北朝，因卷入这种政治风波而招致杀身之祸的大名士就有：何晏、稽康、张华、潘岳、陆机、陆云、郭璞、谢灵运、鲍照等。所以，当时的知识分子有一种逃避现实的心态，远离政治，避实就虚，探究玄理，乃至隐逸高蹈，就是其表现。这种情况不但赋予魏晋文化以特有的色彩，而且给整个六朝的精神生活打上了深深的印记。
魏晋清谈风气之盛、之烈，后人很难想象。清谈又称“微言”、“清言”、“清议”、“清辩”等。这种清谈经常通宵进行，所谓“微言达旦”；有人耽溺清辩，到了忘食的地步，所谓“左右进食，冷而复暖者数四”；更有甚者，有的名士为了在清谈中应对制胜，竟至彻夜苦思而累病甚至累死的。晋人卫体弱而好清谈，一次在和谢鲲的通宵辩论中发病而亡，大概是死于心脏病发作。这种清谈并不是漫无目标，而是围绕着当时的文人比较感兴趣的问题进行。比如“才性之辩”，就是当时一个热点问题。又比如，由于道家思想流行，对老庄之学感兴趣的人渐增，此外，同样被视为阐发玄学精微的“易”学，也受到人们的重视，于是探讨“老、庄、易”（并称“三玄”)，也成了清谈的重要内容。不少名士，精通“三玄”，不仅在清谈中才思敏捷，侃侃而谈，而且著述有成，成了一代玄学家，如曹魏时的何晏、王弼、稽康、阮籍，魏晋之际的向秀，西晋时期的郭象、裴等。
魏晋风尚对这一时期乃至稍后的南北朝的文化影响很深。例如在当时特殊环境下生成的“隐逸文化”，就是一例。“隐逸文化”的表现是多方面的，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这一批名士遁迹山林，当起隐士，这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尽管儒家创始人孔子说过“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孟子也说过：“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文人得意时仕，失意时隐，自古而然。但六朝隐士之多，恐为历代之冠。“隐逸文化”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出现了对隐居生活由衷赞美和吟咏的“隐逸诗”。有的诗的标题就用了“招隐”二字。比如西晋张载的《招隐诗》有这样的句子：“来去捐时俗，超然辞世伪，得意在丘中，安事愚与智。”因写《三都赋》而洛阳为之纸贵的左思，也写了两首《招隐诗》，其中有句曰：“惠连非吾屈，首阳非吾仁，相与观所向，逍遥撰良辰。”诗中提到的惠连是指柳下惠、鲁少连，曾屈已受禄；首阳的典故则是指不食周禄、宁愿饿死首阳山的伯夷、叔齐。意思是说，无论是惠连的曲意求仕，还是夷齐的舍身全节，都与我无涉，我只知倘佯逍遥，怡然自得。
东晋大诗人陶渊明有“千古隐逸诗人”之称，他虽没有以“招隐”为题的诗篇，但他的诗却达到了“隐逸诗”的巅峰。最有名的当然要数那篇题为《饮酒》第五的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这样的“隐逸诗”，真是到了超凡脱俗的地步。和“隐逸诗”同时，流行起来的还有山水诗，这也是“隐逸文化”的一个表现。
山水诗和“隐逸诗”可说是孪生姐妹。要隐逸，就必然会得意于丘中，倘佯于林泉，这必然会拥抱山川、赞美山川，吟哦之间，形成寄情于景、借景抒情的山水诗。和前朝山水不同的是，六朝的山水诗，更多一分超然物外的意境和逍遥自适的心情，诗风则更加轻灵飘逸，文笔则更加婉约隽永。有人认为，六朝诗风过于浮靡，这如果是指部分诗作，特别是后期的某些所有的诗都归结为浮靡，是失之偏颇的。有人喜欢把六朝的诗同汉赋相比，认为后者气势雄浑，而前者则纤巧有余，凝重不足。这是一个审美取向的问题。犹之听惯了黄钟大吕声响的人，往往会不喜欢丝竹轻音。其实，汉赋也好，六朝诗作也好；黄钟大吕也好，丝竹轻音也好，凡是优秀的，都有其美学价值，而不能用一根尺子来衡量。拿六朝的山水诗来说，就不乏佳作。像左思的诗句“未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谢灵运的诗句“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和“望山白云里，望水平原外”；谢的诗句“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等等，其意境之美，可和盛唐的山水诗相媲美。钟嵘的《诗品》，对谢诗的评价是：“一章之中，自有
玉石”；“奇章秀句，往往警遒”。清代的王夫之在讲到谢的诗时说“‘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隐然一含情凝眺之人，呼之欲出。从此写景，乃为活景，故人胸中无丘壑，眼底无性情，虽读尽天下书，不能道一句。”说得很中肯。当然，六朝的诗作包括山水诗，也有平庸的，也有一味堆砌辞藻而流于浮靡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批评的“鬻声钓世”、“yin丽烦滥”，就是指的这种文风。
总之，一个时代的文风、文韵，受当时的影响很大。六朝是如此，其他时代不也是这样吗？
－－－－－－－－－－－作者：庞进
你若到西安南边的终南山深处走一走，有时会发现，在靠近寺庙、道观，或有水源的地方，有人搭建茅庵而住，也有就便住在山洞崖窟里的。他们都是些刻苦修行的人，有的修fo，有的修道。修行的时间有长有短，成十年甚至数十年者有之，几十天几个月者亦有之。生活当然很简约了，隔上一个月两个月下山一趟，买些米面油盐，菜是山林间生长的野菜树叶，烧的当然不用愁了，枯树干枝多得是。有的还用不着下山，隔一段时间，就有关心他们的居士、香客把需要的东西送上山来。
几年前，我曾在南五台的大茅棚附近见到过一位修行者。是一位女性，三十多岁的样子，穿着fo家的服装，眉目清秀，身材苗条，讲一口标准的“国语”。她的家远在台湾，受过高等教育，还在电台当过记者。她说浮华繁嚣的都市生活令她厌倦，在书上读到“终南隐士”的故事，产生了向往。来到这里后，见环境果然好，风景优美，很清静，适宜修行，就住了下来。至于呆多长时间，就看感觉了。三年，五年，十年，八年，什么时候觉得可以了，再离开。此前刚下过一场大雨，岩土垮落，把她安锅做饭的茅棚砸塌了一半。陪她的一位居士说，明天就下山，叫几个人上来，帮着修一下。
有人统计过，在终南山修行的隐士不少于一千人。这一千多人中，有西安人，有西安之外的陕西境内的人，有外省人，以外省人为多，东北、西北、华东、华南，各地都有；有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以中年人为多。年龄最大的，据说已上百岁，这当然是很个别的了；年龄最小的，只有七八岁。这些孩子多是其父母或患病亡故，或犯案入狱，临别前把娃娃托付给修行者。这些父母大概觉得，相比于社会上的其他人，修行者们更善良，更具慈悲心，也有一定的文化。孩子跟上他们，生活可能会苦些，但至少不会学坏。
和七百万西安人相比，隐居山林的上千名修行者当然算不上多。但是，他们代表着一种信仰，一种追求，一种和常人有别的生活方式。那么，隐士们为什么多选择终南山呢？这和终南山的山水特色、地理位置、人文环境等有关。
终南山有时候专指西安城南的南山，更多的时候是指秦岭山脉西自宝鸡，东至蓝田这一段。因此段连绵八百多里，几乎延揽了秦岭的大部分主要的有名的山脉，于是，有时候人们话语中的终南山，实际上指的就是秦岭。
终南山雄伟险奇，峰高高，岩峻绝，谷深邃，路盘盘。最高处叫牛背梁，高达四千多米，是中国南北地理和气候的天然分界线，长江、黄河两大水系的分水岭，司马迁称其为“天下之阻”。终南山秀美清幽。千峰耸碧，百谷流翠，植被茂盛，空气新鲜。终南山物产富饶。它横跨北亚热带和暖温带两个气侯带，有利于多种生物生存繁衍，是不少珍稀物种的家园，山果野菜取之不尽。终南山寺庙众多，可谓山山有寺庙，
路路通道院。终南山距西安不远，不足百里而已，古人步行，一天可达，今人乘车，两三个小时即到：可谓入市也易，进山也速，方便。
更重要的是，终南山有隐逸的传统，中国古代的不少名人，都做过终南隐士。相传西周的开国元勋姜子牙，涉政前就曾在终南山的磻溪谷中隐居，他用一个无钩之钓，引起了周文王的注意，于是以八十高龄出山，结束了隐逸生涯，协助武王伐纣，成就了一番大业。周康王时，函谷关令尹喜在终南山中结草楼隐居，并迎请西游的老子讲经著书。老子在楼南的高岗上为尹喜讲授《道德经》五千言后，也飘然隐去。秦末汉初，有东园公、夏黄公、绮里季、角里四位先生，年龄皆八旬有余，须眉全白，时称“四皓”，先隐居商山，后隐居终南山；还有功成身退的张良，“辟谷”于终南山南麓的紫柏山。晋时的王嘉，南朝宋时的李和，唐及五代的新罗人金可记，药
王孙思邈，仙家钟离权、吕洞宾、刘海蟾，金元时的全真道创始人王重阳，明清时的江本实等，都曾在终南山隐居。
这里有一个故事：唐朝有一个很有名的道士叫司马承祯，多次被朝廷召用，但他对仕途不感兴趣，总是请求回归他喜欢的浙江天台山。其时，有个叫卢藏用朝官劝他说：你想隐居，终南山不就是个好地方吗，何必千里迢迢回天台山去呢？司马承祯答道：依我看，终南山不过是一条当官的捷径罢了。此话含讥讽之意，因为卢藏用在入朝为官之前，就隐居于终南山。于是，“终南捷径”便成了一句成语，常被用比喻谋取官职名利的最便捷的门径。终南山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功能，是因为它距离京都长安不远，皇帝及重臣常有进山烧香访道之举，于是，隐士们就屡屡被发现，从而蒙召进宫，跨入仕途。
这就有了一个真隐与假隐的问题。大凡隐士，是都可以称作文化人的，尽管文化的程度有深有浅。中国的文化人从小接受儒家思想教育，大都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这样的抱负，只有步入官场、依托朝廷才能实现，而隐居山林，整天和泉石鸟兽树木花草为伍，逻辑上只能离抱负的实现越来越远。然而，与“正逻辑”相对，还有一个“反逻辑”，所谓相反相成。你看，一进山隐居，便博得了“高士”、“贤哲”之名，在人们心目中，高士贤哲都是些学贯古今，满腹经纶，上知天文，下晓地理，精通阴阳变易的不凡之人，于是，皇家请这些人出山，任卿作相，既用其才为朝廷效力，又赢得了求贤重才之名，何乐而不为？古代的一些人物，如姜子牙、卢藏用之流，正是看到了这一层，才选择隐居的。这样的隐，当然不能算作真隐。
还有，在我看来，中国的官场像一个大转盘，有自己的运行规律，文人们上了这个盘子，就得按人家的规律运行，否则就会被甩下来。而文人的追求真善美、恃才傲物、清高不群的心性，又往往同官场的原则发生矛盾。这样，文人团体就会发生分化，一部分人彻底官化，以专制统治者的意志为意志，成为投机钻营、见风使舵、两面三刀的政客或权奸，这当然要以出卖灵魂、泯灭良知为代价；另一部分人既想借朝廷的权力为老百姓做些好事，同时将个人的价值才华展现一番，又想保持住文人的良知，于是就在夹缝中生存。一遇变故，这后一部分人很容易成为政治的牺牲品，从而因失意而选择归隐。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学而优则仕，仕而不得则隐”。
唐代诗人王维就是这种隐士的典型。他开元年间中进士，累官至给事中——大概相当于中央办公厅的副头目吧。安禄山攻陷长安后曾受伪职，乱平后被李唐王朝查处，降职使用。从此，他对政治心灰意冷，开始做终南隐士——到风景秀丽、山水沦涟的辋川修建“别业”，整日写诗作画，“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了。
和古代那些以入仕为目的的假隐者不同，当今终南山中的隐士，都可归入真隐者的行列。他们没有当官的念头，也断绝了发财的愿望——事实上，当今社会已几乎没有了因隐居山林而被赏识，进而做官发财的事情，只想通过修fo或修道的方式，了悟生命和自然的真谛，摆脱世俗的纠缠和污染，获得心灵的纯洁和宁静，使灵魂得到升华。他们无疑是当下这个繁荣浮嚣的社会中的“异类”，尽管其清苦的行为未必值得世人去效法，但其高洁的追求，值得人们尊重。
中国历来有“大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的说法。在西安，“隐于市”、“隐于朝”者亦不乏其人。
隐于市者的年龄多在四十岁以上，而且以男士居多。他们不求闻达，不凑热闹，很少参加什么聚会，除少数亲友外，不和杂七杂八的人交往。报纸上没有他们的名，电视里没有他们的影，电台上也听不到他们的声，他们像古城墙上的一块砖，像大槐树上的一片叶，也像藏在书柜里面的一本书，不接近他们，你就感觉不到他们的存在。他们一般都有稳定的经济收入，或工资，或退休金，或房租等；也有较好或很好的房子住，或祖产，或单位分的单元房，或新购的私房等，总之是不为基本的衣食住行发愁。
这些人因各种情况成为城市隐者，一部分人隐之前曾有过美好、远大的理想，也为之奋斗过、拚搏过，争取入党啊，谋求提拔啊，搞写作、做学问、办企业、跑生意啊，等等，经历了种种风雨荣衰、挫折变故，于是“看破红尘”，由趋动而趋静，回归城市的某个角落，隐了下来。另一部分人压根就不想有什么了不得的作为，生活层面的问题基本解决后，就不再劳神费力地谋求着干什么大事了，而是安下心，静静地阅读，默默地观察，想一些平常而又玄妙的问题。
我认识一个隐者，头发茂密，目光深邃。他早年毕业于大学中文系，在文史方面造诣很深，当年也写文章，不算多，但篇篇有出奇之处；对社会事象有独到的了悟，说人论事，常常一针见血。后来，单位搞改革，他所在的部门调来一位新领导，他对此人印象不好，认为是一个“土匪加流氓”的角色。于是就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先是称病不出，后来干脆办了退休。在家读读书，看看电视，听听音乐，间或搞点字画呀、瓷器呀、旧书呀等艺术品的收藏；还养了两只鸟，每天下午提了笼子到环城公园去遛。有次我去他家闲聊，见他将自己的寓所起名为“观小居”，就问为什么起这样一个名字，他说你看我住的这是三楼吧，厅里这个窗子对着楼下这条路吧，坐在这里，就能看到那些小人们跑出蹿进、奔前忙后的身影。噢，我明白了，原来是“静观小人忙”的意思。
还有一位先生，多年前从郊县一个单位调进城来，他在大学学的是文科，于是被安排到某区政府的办公室。按说这是一个可以接近领导、以图升迁的好位置，然而，此君偏偏对仕途不感兴趣，其所好者，淘书、读书而已。我住的地方，距西安古旧书店不远，所以他每次来，手中多见提着一个印着古旧书店字样的塑料袋，里面少则两三本，多则成十本，一看就是已经去过了书店。我说你有多少钱啊，三天两头买书？他说钱没有多少，但习惯了，见了就想买，不买，就好像对不起这本书似的，再说这书都打了折，也不算贵。他告诉我，每天上班，干清爽摊到头上的那份工作后，就拿出书来读，能读几页就读几页，真有些“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味道。下班回家，或节假日，打理完必做的家务后，就泡一杯清茶，坐在灯下，悠悠然地品读起来，直到困意袭来。他读得细致精到，记性也好，如果问他文史方面的典故逸事，他不但知晓多多，而且能将来龙去脉讲得头头是道。也写点读书札记之类的文章，文字古朴典雅，能发表当然高兴，得点稿费，又去买书或贴补家用，发表不了也无所谓。因他常到我的慧雨庐来，我的夫人就对他有了一个评价，说这年头，活得这么简单、纯粹的人，不多了。
隐于朝者的年龄一般也都在四十岁往上。朝，过去指朝廷，现在指官场。中国的官场，就为国为民干大事、好事而言，一部分人属于想干、能干者，一部分人属于能干则干，干不了拉倒者，还有一部分人属于压根就不想干，“混它个一官半职”而已。这后两部分人中就有所谓的隐者。我认识一位先生，生来聪明俊朗，本质上也淳朴忠厚，一个偶然的机会，得到了某上司的赏识，提拔为某单位的“一把手”，属于处级吧。干了几年，小车坐上了，大房子住上了，工资待遇也都上去了，但他不干了，主动提出换一下，到一个公司去做了个书记。据他讲，那个公司是总经理负责制，他这个党委书记，不过是应应景而已。为什么不当实权在握的“一把手”，而要去做一个应景书记呢？他坦诚地说，人在官场，身不由己，不腐败吧，工作推展不开，而且大家都腐败，你不腐败，就会被孤立起来，太腐败吧，于心不忍。几年下来，觉得自己都不是自己了。考虑再三，还是激流勇退吧。你看，我现在当这么个书记，公司的业务用不着操心，一切由总经理决断，只要不明显违法，我都画圈同意。至于待遇，当然不比原先差了，各种好处一样都不少，还乐得清闲。每周想上班了，就去坐坐，无非是喝喝茶，读读书，看看报，浇浇花，上上网，和员工们聊聊天而已，一些党务方面的杂事，批给下面人去办；不想上班了，打个招呼就可以不去，呆在家中，想干啥就干啥
有关隐匿，近年来还产生了一个新的说法，叫“大隐隐于网”。互联网产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其发展之迅猛，完全可以用“洪流滚滚，势不可当”来形容。正像一位美国学者讲的那样：“无数的人被卷入到这场数字化革命中来，它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有关统计显示，目前我国的网民差不多有一亿人，大约占总人口的十五分之一。以这个比例来算，西安的网民大约有四十多万。当然，随着计算机硬、软件的不断更新和宽带网的普及，这个数字会还不断地增长。西安的大专院校多，科研机构多，文化人多，网民自然也就多。
沉浸于网络中的人们和我们上面谈到的几种隐者，尤其是终南山隐者相比，有近似之处，如独处、隐姓埋名、和少数“高人”交流思想心得等。但仔细考察，两者有明显的不同：前述隐者追求的是一个“静”：环境幽静，生活平静，心灵宁静，在静中净化，在静中升华；网络中人很难摆脱一个“动”：手动眼动，怦然心动，甚至蠢蠢欲动，付之行动，至于心灵能否净化，灵魂能否升华，就万树千花，因人而异了。西安目前上网热聊的网民每天不少于万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四十岁以上的中年人，至于聊天的目的，寻钱觅财者有之，探花问柳者有之，交友征婚者有之，宣泄不满者有之，排遣寂寞者有之……看来，网聊具有“心理按摩”和“精神
鸦片”的双重作用。一些心理学家则忧心忡忡地指出，长期沉迷网络易患心理问题，因为网络具有虚拟性，面对荧屏，手持鼠标，似乎什么都可以做，但回到现实又是另一回事，这容易让人感到失望，产生心理压力，导致一些反常的，甚至极端的行为发生。这便与我们讲的隐，背道而驰，不可同日而语了。
－－－－－－－－－－－作者：山水不系舟
车轻似燕下庐山，江水长天一望间。
纵贯中原京九路，横穿江汉蜀湘船。
风挟牯岭丹霞气，林带杏田羽客烟。
回首香炉云雾处，不知重到是何年？
告别庐山，跃下葱茏四百旋，回望游踪，俯瞰江汉，我写下了这首《飞车下庐山远望》的七言律诗后，似乎还有很多话要说。
中国的名山，粗看起来就像是人的面孔一样，同样有峰有崖有湖有庙有瀑布，但也像看人脸都有眼有鼻有耳有嘴一样，真的能看出不同的内涵和个性却很难。
住在牯岭镇南面山坡上的宾馆里，在窗前向南面的峰顶望去，一缕缕云雾在林间升腾，恍然间想起了庐山古代的隐士们，方悟出，庐山的个性是一个“隐”字。可是，当我向北面小镇望去，一片片红色屋脊的别墅群，是“一袭红尘蒙碧宵”的感觉。究竟是从什么年代开始，庐山失掉了隐者之风？
史料上说，庐山上最早的隐者是一个生活在西周初期的叫匡俗的人，距今已有三千七八百年的历史。传说这匡俗不俗，洞晓地理、天文、人事、玄机。那时中国还没有道教，他却走进庐山潜心修行，其行止被周天子耳闻，屡次派人请他出山相肋。可是这匡氏丝毫不为名利所动，隐居山中不出，并再也没有人能找到他的行踪。因此，人们认为，他已得道成仙，羽化而去脱离了凡尘。于是，人们就称他隐居过的草屋为“匡庐”（姓匡的人住过的房子)，或“神仙之庐”，后来人们就把这处山峰简称为“庐山”或“匡山”、“匡庐”了。因为一个隐者的行迹而命名的名山，在中国或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也许这就是庐山隐士特性的标志吧。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比匡俗还早的隐者也有不少，像直钩垂钓的姜太公、首阳山饿死不食周粟的伯夷和叔齐等。但姜太公毕竟出山助周伐商，难逃人间纷扰；伯夷和叔齐还做过商纣王的臣子，虽然没“助纣为孽”，但却是暴君所用的大臣。并且，饿死首阳山也不是明智之举。真正的隐者应该是不与任何统治者合作，并能在隐处独善其身——身心和身体都得到很好修养。因此，人们认为，这匡俗就是中国名符其实的最早的隐士了。
庐山出了中国最早的隐士，也留下了庐山“隐士渊薮”的美名。
三国时期庐山又来了一个有名的隐者——董奉。他是吴国侯官（今福建福州)人，能集道术与医术为一身，未入山时就能以道术和医术让人起死回生，受到官民信仰，称他为“董神仙”。也许他是厌倦了人们的吹捧和打扰才躲进庐山的。但他到庐山后仍无法看到人民受到疾病的折磨，又行起医来。只是他行医完全是行善，对病人分文不取，仅让患者在治愈后在庐山上种杏树五株。据说“如此数年，计得十万株，郁然成林”——这就是“杏田”和“杏林”的由来。据说这董奉修行的成果斐然，竟致活了二三百岁。在庐山景区，叫“杏田”和“杏林”的地方有多处，处处与董奉有关。更让人称道的是，“杏林”一词还被中国人公认为是中医中药的代名词，这实在是庐山隐者对中国文化的一大贡献。
到了两晋南北朝，庐山又来了两位著名隐者，那就是一释一文的慧远和陶渊明。
慧远和尚，公元355年出生于雁门（今山西代县)。他幼读fo书，20岁皈依fo门，24岁时即登坛讲经。后来由于北方战乱，他准备和师兄慧永同去罗浮山（今广东境内)修行。结果，慧永先期到达庐山，被庐山的山水风光所迷，在庐山建造了西林寺坐禅，再也不思罗浮山之行了。待到慧远也到了庐山，竟也步师兄后尘留在了庐山，增建了东林寺坐起禅来。慧远自公元381年到416年圆寂，在庐山上整整修行了36年。他在东林寺聚众研修fo法fo经，其中包括“寻阳三隐”中的刘遗民和周续之等十余名学者居士，创造并阐发了fo教中“净土宗”理论——即一种简单易行的“心注西方极乐世界，坐定修禅，息心忘知，达到脱离苦海”的境界。据悉，庐山上的主要寺庙如龙池寺、清泉寺、龙泉寺、圆觉寺、大林寺、上崇福寺、上化成寺等，都是慧远及其弟子所建。东林寺后面那百花灿烂万紫千红的锦绣谷，还是慧远在世时种养草药的地方。“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是他为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提供了想象和创作的空间。
陶渊明也是号称“寻阳三隐”之一，他在晋义熙元年（公元405年)被任为彭泽县令，但仅上任80天，就因为不能忍受上级官员的打压勒索愤而辞官，“不为五斗米折腰”隐居庐山。虽然过着“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的清苦生活，但也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快乐。他在山中创作了大量山水田园诗，成为中国古代山水田园诗的鼻祖。
唐代是一个诗人辈出的盛世，做过三年江州（今庐山下的九江市)司马的白居易因为地缘关系随时可上庐山自不待言。就是那些离庐山很远，但却都是发烧友的古代诗人“
驴友”们，如李白、宋之问、沈全期、张九龄、韦应物、孟浩然、颜真卿、柳公权、李德裕、温庭筠等，也都喜登庐山，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李白的“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诗句从一出口，就成了妇孺都经常念叨的名句。他在游五老峰时写的《望五老峰诗》说：“庐山东南五老峰，青天削出金芙蓉。九江秀色可揽结，吾将此地巢云松。”虽有隐居庐山的念头，但他注定不会像陶渊明那样过清贫生活来“巢云松”的，他喜欢的是有酒有肉有美女的花花世界。所以，李白只在庐山留下了足迹、诗篇而没有留下草庐。
与这些游山玩水诗人不同的是，唐代还有几个文人未出仕时就隐居庐山，最有名的是李渤兄弟。并且因为他们兄弟俩，庐山出现了一个书院——白鹿洞书院。传到宋代，使它成为中国最有名的四大书院之一。
贞元年间，18岁的李渤和他的哥哥李涉为了潜心学习，在庐山选了一个僻静之地隐居起来埋头苦读，这一读就是15年（公元785——805年)。史载，李渤在庐山隐居其间养了一头白鹿。这鹿竟通了人性，李渤出行，无论是游山还是访友它都相随左右，有时还能为李渤传递信件和物品，因此，人送李渤为“白鹿先生”。他住过的地方，也被人称为“白鹿洞”了。后来李渤到底还是出山当了官，巧的是长庆元年（827年)他又被任为江州刺史。阔别20多年，李渤没有忘记在庐山度过的他一生中最美好年华的地方，于是进山修葺了他隐居读书的旧居，并广植花树，增置亭榭，蔚然成为庐山的一处名胜。
除李渤兄弟外，唐代在庐山隐居读书的名人不下数十，其中有名的是“山中四友”——杨衡、符载、崔群和宋济。他们出山后都成为名士或高官，崔群后来还当了宰相。
唐末五代时期战乱频繁，各处学堂纷纷关门，学子们便逃到庐山避难、隐居读书，蔚然成为风气。南唐国主因势力导，任国子监李善道为白鹿洞洞主，聘山长辅导生员，在原李渤读书的地方建立书院，取名为“庐山国学”。北宋平定天下后，才改名为白鹿洞书院。
宋代是一个理学盛行的时代，又出现了大儒朱熹等到白鹿洞书院讲学，招来生员数百人之多，从而使白鹿洞成为我国古代为数不多的著名书院之一。这所书院后来虽经元初明末等几次劫难，但经几次大修重修，到清康熙间，计有生员号舍60余间，讲学活动到清末戊戌变法才停止。
当时在庐山北麓的莲花峰还出现了大儒周敦颐创办的濂溪书院。周敦颐原本家住道州，因家乡有一小溪名濂溪，就把书院附近莲花峰的一处溪水也看成了濂溪，可见他对庐山的热爱。
宋代以及明清，官府还给书院划出一定土地称为“学田”，山长（院长)可以像地主招租那样招人耕种收租以供学院正常费用。于是那些失意的文人和下野官僚们，都喜欢到书院过着养尊处优、半讲学半隐居的生活。而他们所教的生员，则大都抱着待价而沽、出仕为官的念头。所以，大约从宋代起，庐山的隐者风气就有些变味了。
元末因为战乱，庐山出了一位传奇隐者名叫周颠。他原本是一个疯和尚，朱元璋与陈友谅大战鄱阳湖时，他在南昌行乞，口唱“太平歌”，称朱元璋当有天下。朱元璋将他招至军中，助其打败陈友谅，后竟辞去归隐庐山不出，庐山上那闻名遐迩的仙人洞就是周颠的隐居处。待到朱元璋平定天下定都南京，使人招其入朝，却听说他已乘白鹿升天，于是朱元璋亲手为他写了一篇《周颠仙人传》。今天，当我们游庐山仙人洞时，可在锦秀峰前看到一座御碑亭，亭中即朱元璋所写的仙人传。这让我想起了出身小吏的刘邦斩白蛇起义，自诩为“白帝之子”的典故，他无非是怕自己登上皇位名不正言顺而编造这一神话罢了。朱元璋和周颠一样都做过乞丐和尚，编出这样的神话也同样是借“仙人”的光。周颠虽真有其人，事情却很虚幻，难免存在朱元璋为自己脸上贴金之嫌。
独处江汉腹地，庐山却像一叶扁舟，虽经历朝战乱的狂风巨浪，但这小舟却如躲进安静的港湾一样，没有受到多大的颠簸，也许这正是隐士们视它为世外桃源、人间乐土的原因。不过到了清末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殖民者闯入中华大地，这片乐土就被洋人破坏了。
最先染指庐山的是俄国商人。光绪十一年（1885年)，俄国商人见庐山北麓龙门山南的九峰寺附近树木葱郁，又有短瀑悬流，气候清凉、风景极佳，就迫使九峰寺僧人汇东和尚租借僧舍园地给他们避暑，为期40年。接着，英国传教士李德立步其后尘，也窜到九峰寺来盗买山场，后来又转上山顶，在牯牛岭一带大肆强租土地占山场，兴建别墅，招各国商人居住，收取丰厚租金。美、法等国牧师、商人看了眼红，也涌上庐山强租土地建房。结果可想而知，到北伐战争前的1925年，牯牛岭竟出现了一座拥有600多栋别墅的山中城市。这些别墅大都是欧式风格，并且很少重样，看起来赏心悦目，使它成为与山东青岛八大关、厦门鼓浪屿并称的中国三大“万国建筑博览园”。
这些外国佬在山上雇用不少保镖、巡警，荷枪实弹来保障他们的安全，对上山的中国人严加盘查，一下子打破了庐山的宁静，更打破了中国的隐士梦，从此庐山就再也见不到隐士了。
1927年1月，北伐军攻占南昌、九江、汉口，工农群众强烈要求收回英租界。到这年8月，经国民政府多方交涉，终于收回了庐山牯岭租借地警署管辖权，但经营权仍在外国人手中。
到这时，牯岭上的别墅就成了中国军阀、政客、官僚、豪富们的避暑胜地。由于蒋介石经常住在庐山，这里就成了除南京以外的中国政府第二个政治中心。他曾在这里组织指挥了对江西红军的多次围剿，一些国民党的军政要员为此云集山上，军警、宪兵把牯岭一带戒备得如临大敌，使庐山从世外桃园一下子变成政治旋涡的中心。西安事变以后一段时间，面对日本人的大举进攻，蒋介石仍留在庐山，是周恩来凭着一腔正气和一张铁嘴多次上庐山，才说动蒋介石终于兑现了他的全面抗战的承诺，发表了著名的“地不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的“庐山谈话”。
今天，当我们游览蒋介石和宋美龄住过的“美庐”，以及林森的公馆，汪精卫、何应钦、宋子文、孔祥熙、孙科等人的别墅时，深深地知道，庐山，你真地永远背离了超凡脱俗的轨道，走上了一条与世俗密不可分的红尘路！
1938年夏，日军攻占南京后沿长江而上直扑庐山，它要毁掉中国第二个政治中心。中国军队决心死守，与日军进行了长达半年的顽抗搏斗，到底还是在1939年4月18日，庐山的牯岭被日军占领。在日军占领的6年当中，庐山牯岭建筑群和寺庙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日军杀死庐山上的中国人3000多人、毁坏别墅等房屋480多座、寺庙50多座。古籍文物也被日本人洗劫一空。可怜的庐山成了人间地狱！这在中国五千年漫长的历史当中，庐山虽然经历了无数次战争和乱世，但也从未遭到如此劫难。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已后，蒋介石回到南京，他没有忘记曾经的庐山，派人加紧修缮。经过一年的抢修大体恢复了牯岭大部分别墅的原状，但一些寺院却永远地消失了。1946年7月14日，蒋介石终于在阔别9年后再上庐山。但他呆在庐山的时间不会太久了，1949年5月18日，庐山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从此，庐山获得了新生。
但是，新生后的庐山还是无法脱离凡尘，它又成了新中国政府要员的避暑胜地，还一度成为中共中央召开重要会议的场所。比较有名的会议有：
1959年8月中共八届八中全会；
1961年8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
1970年8月中共中央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
八届八中全会上，因为大路进暴露出来的虚夸风，彭大
将军在会上放了一炮，惹得毛泽东大动肝为，为此，这位出生入死大半生的大将军从此没有翻过身来。
61年的工作会议上，因为中国在大跃进的阴影下极度贫困，中央决定调整经济工作。毛泽东不得不承认“我们退到了底谷”。
九届二中全会上，则是副统帅纠集一伙人提出要设国家主席，实则他自己想当国家主席。结果，毛泽东说他“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最后导致这位副统帅仓皇出逃，魂断蒙古的温都尔汗。
有意思的是，这三次会议颇具庐山的“隐者之风”有些诡秘，直到会议过后的很多天全国人民才知道。不像今天，国家召开什么会议都提前很多天通告天下，并且还允许中外记者长枪短炮地横扫。
今天，当我们站在庐山大剧院（庐山会议会址)前，不禁想起了彭大将军之冤。怪就怪彭大将军只记住了范仲淹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淮之远则忧其君”良臣美德，而没有领悟陶渊明那“知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的隐士避世思想。如果他当时不放一炮，何至后半生蒙羞？如果看破红尘及早归隐，何至被人当做靶子批来批去？
关于隐士现象和隐士思想，历史上有许多人提出了许多不同见解。有人认为，只有终生躲进深山不出才是大隐者，但有人却说：“小隐隐于山，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能隐于朝的才是大隐。不过认真说起来，做大隐实在很难。在朝中做大官还要当隐者，那恐怕就不是“隐”而是“忍”了，我想，“忍”对一个人的身心也是不好的事情，所以我认为最好还是隐于山。只是中国的现实是封山育林无山可隐，所以还是隐于市吧。
反过来细想一下，如果所有的“臣子”都想“隐”和“忍”，中国的民主进程一定会放慢了速度。正是有了不能“隐”和不能“忍”的一些人，中国才有了今天，中国才有了希望。
所有的往事都如云烟一样过去了。如今的庐山别墅，大都成了旅游者们下榻的地方。不允许人住的几栋别墅，则成了老古董一样的东西留作人们参观了。当代的中国领袖们，因为“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三十多年来，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去庐山开什么会了——庐山，到底还是淡出了政治和市俗的旋涡。
可是，庐山再也不可能是隐士的渊薮了。
－－－－－－－－－－－王维写
辛夷，道是“木末
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寥寥20字道尽尘世寂寞。作为一个隐士探寻者，美国汉学家比尔·波特（Bill·Porter)自然读过唐朝隐者的这首诗，他挑了个与这首诗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词来命名自己的书——《空谷幽兰》。
幽静，高洁，芬芳。这正是对他书中所记述的隐士们的最佳写照。“……有的人什么都不想要，而只想过一种简单的生活：在云中，在松下，在尘廛外，靠着月光、
芋头和大麻过活。除了山之外，他们所需不多：一些泥土，几把茅草，一块瓜田，数株
茶树，一篱
菊花，风雨晦冥之时的片刻小憩。”
这其实也是中国数千年文学上许多流派不约而同推崇的隐者生活状态，但在现如今的主流社会已经几乎被遗忘。借助一个外国人的笔，接触到久违而又熟悉的隐士文化，心绪不免些说不出的复杂。而对波特自己来说，这其实是一次在异邦寻求共鸣的旅行。他自小也喜欢独处凝思，察觉到自己与万物同在。1970年代，他在台湾寺庙里隐居了三年，每日诵经、听钟、素食、读书。随后他抓起行囊，邀约一位摄影师，迈入了他所打听到的隐士聚居地——秦岭的终南山脉。他对那些选择荒野、放弃文明的人，充满了好奇与向往。
修行地·远山
隐士们都在山里。波特从《诗经》、《楚辞》、《山海经》等典籍中多方考证到，终南山是隐士们最初始的隐居地，是他们的宗教起源所在。“终南”二字的词源是“月亮山”，人们希望在终南山，得以接近月亮的神德和它的力量根源。
在终南山，波特遇见很多隐士。他们有fo教徒，也有道教徒；有和尚和道士，也有尼姑和道姑；大部分上了年纪，但也有很多年轻人。“他们都很清贫，但是他们的微笑，使我们觉得自己遇见了中国最幸福、最有智慧的人。”
确实，波特所探访的隐者们并非简单且怡然自得地生活在群山深处，他们有的研fo理、有人修道学，他们的隐居更有一种使命意味：承载中国文化最古老的价值观，探求宗教中返朴归真的智慧。
山是用来割断欲念的利器。隐士们不谙世事，茶饭简单，衣衫褴褛。他们不觉得幸福，但也不觉得苦。他们追求的是修行的过程，追求一种需要发生在尘世外、远山中的彻悟。
大多数隐士都只隐居几个月或几年，当他们认为自己已经有所领悟，就会下山，回到道观或者寺庙里，恢复正常的生活。但也有许多人，长期居住在远山深处，倾其一生在世界最远处思考，和生活，思考本身就是生活。
修行法门·智慧
在古代，隐士就是萨满和神、草药师和外科医生、冥阳之事的行家。他们的世界要比被墙围住了的城市世界大得多。在各种各样的传说里，中国的隐士通常被描绘成救人于苦难的世外高人。
“真的有人更愿意选择荒野，而不是文明。”波特赞叹说。事实上，有的人是自己挑选，有的人则是被选中。波特遇见的一位性空和尚毕业于北大，在美国、加拿大和欧洲从事贸易数年后偶然到一座寺庙参观并留宿，当夜，观世音出现在他梦里传法。天明之后，他把朋友打发回程，自己留了下来。寺庙里的女居士告诉波特，性空是个活fo，他出家后的两年里治好了5000多人的疾病。
但并非所有人都像性空一般幸运，能获得法门真知并弘扬和谐。跟众多隐者交谈之后，波特的结论是，fo、道教或是任何一种事关信仰的东西，其传承与光大更多地需要依赖于生活在山谷茅蓬或岩洞里的比丘或比丘尼。“回顾fo教2500年的历史，我没有发现任何一位大师不是先经过一段隐居生活而开悟的。”
比起在凡尘里诵经度日的同道，隐士们显然更为隐忍、坚持，不
盲目，不依赖，更有清醒的自知——“你是和尚，不意味着你就是fo”。
寻隐者·不遇
在华山这样已被彻底商业化的山谷里，能找到的只剩隐士们的遗踪。莲花峰翠云观里的道士，每天得耗费比修行更大的精力服从道教协会的调派和接待游客。真心修为的道士只能搬离到更偏僻清静的地方去。至于另一旅游胜地少林寺，则被隐居修行的fo学同道们视为贪图享乐的地方。
在修行者们自己看来，修道的人很多，真修道的却非常少，成功的人更是少之又少。那些已经接近真理的修行者们说，“只要你不受欲望的困扰，只要你的心不受妄想左右，那么你是出家人还是在家人，根本没有什么区别。一旦你的心很清静，你就能理解业。”“业”是隐士们那种化机巧为无心的智慧的代称。
数千年至今，终南山始终是亘古不变的隐居热地。“现在这么多出家人仍然来终南山的原因是，这里还很容易找到一个隐居的地方。” 丛林不割下，诚然无法建造繁华。但当城市化倒逼自然，吞噬山野，吞噬森林，逼得隐士们再无处藏身，那可能再也没办法根据野山里的炊烟找到他们。
五台山的老和尚跟波特说，中国当然还有隐士。但是当你遇到他们的时候，你认不出他们；除非他们愿意让你找到，否则你就找不到。也许一个隐士刚刚与你擦肩。在尘廛里，在那些胭脂色的香槟色的触手可及的人间烟火里，追求独立于世的幽兰般的芬芳，未尝不是一种修行。
来源： 浙江在线
－－－－－－－－－－－记者/基宁 伟民
泰让桥下，胥江江水一流两千五百年。吴地文化是由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隐士泰伯建立的。自此苏州便开始了一个一脉相承的隐士传统。千年之后，它隐然成为了这个庞大国家文化构架的一个特力独行的支撑点。拙政园、沧浪亭、狮子林……苏州园林成为了历代隐者“大隐隐于市”的最好佐证。
而在股市全线飘红，房地产凯歌高奏的今天，个人社会财富已经成为对其个人价值，成功定义的通俗标准界定，但总有人在内心之中自问：这是我要的生活吗？也许在繁杂的物质生活中，我们缺少的正是一种隐士态度……
■一代宗师归隐中国“太庙”
“太湖的庙港，简称不就是‘太庙’吗？”
这恐怕是南怀瑾先生关于选择在苏州太湖建造“太湖大学堂”，选择在吴江庙港作为他人生归宿最精妙的解释了。
2007 年5月20日中午，记者从苏州驱车去吴江庙港，去拜访这座还在修建中的中国“太庙”。
车过庙港大桥，远远地便看到几座与众不同的建筑。下桥右拐，不用多久，果然就是太湖大学堂了。记者注意到大门右侧排列的合作单位，人民、复旦……从国内一流大学到国外知名学术机构，的确有中国“太庙”的气派。
在专人引领下，记者步入学堂，一眼望去着实诧异。和庄严沉重的大门形成对比的是，这哪里是个学堂，分明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农家呀？
路边是普通的竹制篱笆，一片桃树林外，一群悠闲的白鹅自在地散着步，远处有星星点点的小水洼，再远处就是太湖大堤了。走在这样的世外桃源里，人的心情立刻舒畅了许多，带路人半开玩笑地说：“这里本就是神仙居住之地，当初建学堂勘探地形的时候，飞机仪器到了这里就失灵了。”
学堂极大，经介绍足有300亩。目前建成的是主楼和讲堂，一片中国风格里似乎还夹杂着法国气息，而楼前的草坪则被修剪成太极的模样。据说所有建筑风格均出自于南怀瑾先生自己的创意。学堂是2000年开始动工的，填土、修路、造桥、种树……足足6年，才构成了今天的风景。
而上个世纪，这里仅仅是一个临近太湖的小水塘。1999年，南老一个在吴江投资的学生邀请他来庙港。在太湖大堤上走了一圈后，老先生突然心生久留之意：如果将来在这里骑着小骡子，读书修行……
让他最终下定决心归隐庙港的，还流传着另一个逸闻，当时的吴江市委书记是汝留根，他拜望南老时，递出的名片让老先生惊呼：你不是要我永远留在这里吗？
在主楼前，南怀瑾先生的秘书马宏达先生接待了我们，并且告诉了我们一个消息：老先生今天恰好不在。
对于这样的结果，我们遗憾而又理解，老先生或许不在，或许清修。但正如一个真正隐士的作派，南怀瑾这个名字大半个世纪鲜有和记者采访联系在一起，老先生也曾明确表示，不接受任何采访。
“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千百年来，寻隐者不遇或者是一个最遗憾但却最有诗意的结局。
■南怀瑾的隐士传奇
有人称他为国学大师、易学大师；有人称他是fo学大师、禅宗大师、密宗上师；甚至有人称他为当代道家、第一流、最高明的江湖术士；更有人称他是“这个虚浮的网络时代里一位人人可以求教的旷世贤师。”但是仅从个人修行和立世原则上，南怀瑾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隐士，比如在山野闭关修行，比如数十年来坚持打坐，甚至他的饮食——每天不吃早餐，中餐和晚餐都是一小碗稀饭，以及90高龄依旧良好的身体状况，都符合人们判别奇人异士的标准。
事实上，在1949年去台湾之前，他的故事完完全全是一个传奇的隐士生涯：
1918 年，出生在浙江温州乐清县的南怀瑾从小接受私塾教育，并且少年习武，精通拳术剑道。
他青年时访求多位高僧隐士，在青城山被禅宗大德盐亭老人袁焕仙收为弟子，为此辞去军校教官职务，到峨眉山闭关3年。
1945 年，他又远走康藏，参访密宗上师，被承认为合格密宗上师。
1947 年返乡，归隐于杭州。后在江西庐山天池寺附近结茅庐清修。
到了台湾以后，先前传奇的隐士生涯，让南怀瑾在口口相传中逐渐被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
不过在大众中，影响力最为深远的，还是因为一本《论语别裁》。其实此书，南怀瑾本人是无心而为。只因为学生中有一个会中文速记的，才促成了该书的问世。
当年在台湾，南怀瑾的《论语别裁》，火爆程度不亚于今天百家讲坛的于丹，报纸连载大卖，盗版也风行。而在90年代该书引进大陆后，同样掀起了一股“南怀瑾”热。
南怀瑾虽然以隐士态度立世，可难得的出世，所做的事却惊天动地。
1997年4月，浙江金华到温州的铁路通车。此前，近80年，金温铁路先后倡修7次，均未成功。
1987年南先生听闻故乡又在构想此事，决定加入，为此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资金，从开工到全线通车，他写给各方面的信函，竟然有百万字之多。
铁路总投资近30亿人民币，其中他个人筹措了资金1200多万美元。铁路修好之后，南老还路于民，一切利益都不染指。
这一点正如南老的一句名言：没有出世的修养，便不能产生入世的功业。
而今，从大陆到台湾、从美国再到香港，跨越了大半个地球的老人最终选择了苏州作为了他人生的最后归宿。对此，朱永新副市长拜访大师后在博客里这样写道：我为苏州能够留驻这样的大师而自豪。
■为中国弟子，德国钢琴家隐居苏州
每天下午三点半，米歇尔都会准时出门上班。路过小区门口时，保安照例对他微笑致意。
出了大门，米歇尔跨上车，一扭电门，电动车——这个苏州人最普通的交通工具迅速将他溶进苏城大街小巷的滚滚车流中，同时也溶入了苏州的生活。
大隐隐于市，中国人的这句老话用在米歇尔身上一点也不为过。这个光头、长相敦厚的老外，平日深居简出，在小区里一住3年多，周围的人只隐约地知道他是个教钢琴的。
但如果能找到一份2003年在开明大戏院举行的钢琴独奏会的演出单，所有人都会为他的身份惊愕不已：米歇尔―拉扎·贝少夫贝尔格先生，德国人，欧洲顶级钢琴演奏和教育家 。1959年生于前苏联的乌克兰， 7岁时被作曲家卡巴列夫斯基推荐到俄国特别天才学校就读，师从杰·奥巴赫，是当今国际乐坛公认为真正能激起人们共鸣的中年钢琴家之一。
那么就这样一位大师，又怎么会落户苏州，隐逸在一个普通的居民小区里呢？
事情还得从2003年8月说起，在一次中德文化交流活动中，米歇尔被邀请到苏州参加钢琴交流活动。
当时非典肆虐刚刚过去，很多外国人并不敢来中国，但米歇尔还是义无反顾地来了，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有私心的。
在此之前，米歇尔曾经遭遇过一次车祸，造成的直接后果是：作为演奏家，他的演奏生涯将无法继续。
于是对他来说，发掘培养一两个成功的弟子，是他事业上的唯一诉求，于是他来到中国，因为听说这里的琴童天分很高。
米歇尔的首次苏州之行非常满意，中国孩子因为汉语的声调有四声，普遍乐感更好。更让他兴奋的是：短段几天内，他发现三个天分极高的孩子，他觉的这些孩子是上天赐予他的。
但当米歇尔提出要带孩子去欧洲学习时，孩子的父母却因为年纪太小而拒绝了。
于是，失望的米歇尔只能空手回到了德国。
回国后，他继续和孩子的父母联系，数次交流以后，他毅然决定：既然孩子去不了欧州，那就自己来苏州吧。
这一来，就是三年多，也许还要更长的时间！
■简单而有禅意的生活
和米歇尔深居简出的性格相符，采访他颇为费力。过年之前就开始约的采访，直到5月上旬才得以实现。
拖了如此之久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只愿意用自己的翻译，害怕自己的话得不到正确的表达，由此可见为人之严谨。
米歇尔如今的苏州生活简单而规律。白天在家里弹琴、听音乐、备课。下午4点他会去一家琴行教琴，一直教到8点钟结束。
走进米歇尔的寓所，听到介绍最多的，最得意的只有两个话题：书房和弟子。
在他的书房里，四壁满满的全是书和碟。当初从德国空运来时，足足装了50多箱，他告诉记者：这几乎是一个小型的钢琴图书馆。
而和记者一起聆听弟子的演奏时，他的骄傲愈发明显，他会不时通过翻译笑着说，这里加入了爵士乐，这里揉入了古筝的技巧……看的出，在这个孩子身上，他花费很多的心思。
三年前，他曾迫切的希望带弟子去欧洲，而今他却告诉记者：他会为这些孩子再留四年。
出发点很简单：希望孩子有更多的时间掌握中国文化。为此，他竟督促父母带孩子去学书法、学太极拳……
采访到了最后，记者问在苏州呆了四年的米歇尔对苏州的印象如何？
米歇尔思索片刻后给出这样一个回答：举一个十全街的例子，比如清晨看到的是小桥流水、郁郁葱葱的十全街，白天则是一个车水马龙的十全街，晚上却是一个灯红酒绿的十全街。苏州也一样，关键是你想看到一个什么样的苏州。
这是一个很有中国禅意的回答。
■小桥流水人家
或许在邻居的眼里，冯小申是个再普通不过的人。“他呀，每天都在家，从来不出去。”冯家所在的二郎巷的一家杂货铺的老太太笑着告诉记者。
现代人往往会有两重身份，一层现实生活，一层网络世界。而冯小申就是个典型，现实生活里他籍籍无名，但网上的化名“种桃道人”，却是如雷贯耳。
“种桃道人”地位有多高？看看网络诗坛仿照梁山好汉排列的座次表就知道了。作为中国最大的文学网站——天涯诗词“比兴”版的创始人，他掀起了网络古体诗创作的热潮，被点为了托塔天王晁盖。
与网络的呼风唤雨不同，现实中的冯小申，生活平静如水，甚至在一般外人看来是“死水一潭”。如今他没有工作，只是用积蓄买了一部出租车租给别人，收些租金；加上妻子的工资，可以保证温饱没有问题。
记者拜访他时，已是中午12点，他还没起床。其实他生活很规律，只是和大多数普通人不同而已：每天中午起床，悠悠荡荡，娱乐娱乐。从晚上9点到第二天的凌晨，才是他自己的诗歌创作时间。
在冯小申的生活里，诗歌看似是全部，但另一方面，他对自己的诗歌的期望值似乎并没有所付出的那么高，“我就是自娱自乐而已，将来临死前自己打印个集子送给几个朋友就成了。”
似乎，诗歌只是一个载体，冯小申更多的是喜爱这种生活方式，用他的话说“很是神仙”。
■古道西风瘦马
“古道西风瘦马，小桥流水人家”。冯小申一直以这两句词自诩为自己量身定做。如果小桥流水人家形容的是如今隐居生活，那么前一句指什么呢？
难道真的是策马独行，穿越了古道西风的豪侠行为？要么大门不出，要么壮游中国？如果不是他亲口所说，记者很难相信两件事会发生在同一人身上。
上世纪80年代，那个属于诗歌的浪漫主义时代。 而冯小申也浪漫的选择了一次“徒劳无功”的壮游，“从陕西临潼买了匹马，并且将马骑回了苏州。”
这类似于“现代牛仔”的荒唐举动缘自一次送行。一个朋友去陕西公干，大家把酒送行。酒正酣处，有人说起陕西马好。“几个人一起哄，决定去买马。”当下大家凑了600块钱，交给冯小申，第二天他就上了去陕西的火车。到了陕西买了马，冯小申发现火车不能托运牲口。有人出了馊主意：骑回苏州得了，最慢两个月也就到家了。
谁知道，马娇贵得很，跑个十分钟就要歇，水土不服，动不动就生病，结果一走就是半年。
不过这次旅程却成就了冯小申的壮游。一路上经过山西、安徽，河南，山东，两次横渡黄河、长江，甚至还浪漫地娶了现在的老婆，“半道没钱了，只好写信向她借钱，回来还不了，就把自己赔出去了。”
买马的经历改变了他的人生，从此以后，他渐渐地选择了隐居的生活。当记者询问二者之间是否有直接联系时，“当年一块写诗的朋友，大多做生意了，还坚持写诗的就剩我一个，我只能在家呆着了。”
的确，能够浪漫到千里买马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深度透视
隐士，是一种生活态度
隐士是一种生活态度。
隐士是一种存在姿态。
泰让桥下，胥江江水依旧滔滔，一流就是两千五百年。并且将来还会继续下去。偌长历史的苏州，就是由一个禅让帝位的，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隐士泰伯建立的。自此苏州便开始了一个一脉相承的隐士传统。千年之后，它隐然成为了这个庞大国家文化构架的一个特力独行的支撑点。拙政园、沧浪亭、狮子林……苏州园林成为了历代隐者“大隐隐于市”的最好佐证。
春秋时期孔门唯一南方学生，孔子最杰出的弟子之一言偃，与师父不同，并不四处奔走谋求位置，而是扎根江南授徒讲学，广播儒学，教化吴地；
北宋著名诗人、石湖居士范成大、明朝“太平宰相”王鏊、民初国学大师章太炎、北洋政府国务总理
李根源……
苏州之所以能够挺立千年经久不衰，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苏州有这样一个“隐”的文化和社会的传统。不为物喜不以己悲，最大程度保持了自身的独立性，又在历史的潮流中卓然前行，不激进，不落后，随时清醒。这种态度一度成为了中国社会的另一种文化存在方式，冷静而务实……
现代社会应当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同样，这其中的众生也应当有各种不同、丰富多样的自我价值实现标准和社会认同标准。
股市全线飘红，房地产凯歌高奏，市场经济的今天，个人社会财富占有量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社会大众对个人价值，成功定义的通俗标准界定。但不可想象的是，一个只有单一标准的社会如何能够承受日益变化的时代的冲击。具体到个人，当股市大蓝指曲线图变成扼住喉咙的心电图，投资的房子比怀中的孩子还重要的时候，我们需要回头审视：这是我们所要的生活吗？
也许我们远远不能成为那些高高在上的“隐者”，但我们不妨在高速飞奔的同时拥有回望沿途风景的情致。抛去过度功利的眼镜，在内心整理出一角清净，用来安放你从前的理想，遮蔽的情感……如此，人人都可以成为隐士。
毕竟，生活不该只有那一种。
延伸阅读
苏州隐士拾遗
泰 伯：春秋吴国（今天苏州、无锡)创始人，周太王古公长子，为禅让弟弟季历奔吴隐居。
言 偃：春秋吴人。孔子学生中唯一南方人，七十二贤之一。在吴不仕，授徒传播儒学。
陆
龟蒙：唐朝文学家、诗人、农学家。苏州人。终生志向以农为业。著《耒耜经》。
苏舜钦：北宋诗人。开封人。“庆历新政”变法失败，流寓苏州，建沧浪亭避世隐居。
范成大：南宋吴郡吴县人。号石湖居士，名臣，诗人，“南宋四家”，因病辞官归隐。
沈 周：明朝苏州府常州县人。画家、诗人，“明四家”之一。不喜仕途，好游历。
王 鏊：明苏州府吴县洞庭东山人。明英武殿大学士，与宦官斗争，愤而去职，回乡归隐。
祝允明：明苏州府长洲县人。书法家。生性傲淡，不喜仕途，辞官赋闲隐居。
唐 寅：明苏州府长洲县人。“明四家”之一，画家、诗人、散曲家。“科场舞弊案”后归隐。
文征明：明苏州府长洲县人。“明四家”之一，画家、诗人。辞官隐居。
冯梦龙：明苏州府长洲县人。通俗文学家、戏曲家、出版家。为官任满归隐。
彭定求：明苏州府长洲县人。理学家。引疾归乡，致力讲学，著述。
俞 樾：清浙江人，后居苏州。学者，经学大师。罢官，讲学、游历、隐居。
章炳麟：号太炎，清末民初浙江人。近代民主革命家，思想家，学者。创办国学讲习所。
程
小青：民国上海人，隐居苏州“茧庐”。现代作家，文学翻译家。中国侦探小说第一人。
朱季海：民国苏州人，师从章炳麟，早年广泛游历，国学学者。现隐居苏州。
来源：苏州广播电视报
－－－－－－－－－－－作 者：仵埂
比尔·波特是个汉学家，美国人，却对中国的隐士文化极为神往。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起，就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他从美国到台北，长期住一座寺庙，研读fo道，久欲往大陆寻访隐士，问之，台湾学者说：现在大陆哪还能有隐士？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革命、战争加运动，隐士早被扫荡殆尽，岂能存活！他不信，非要实地察看。于是，1989年，他就钻进终南山的沟沟壑壑，遍访高人，回去写成一本书，叫《空谷幽兰》，记录了他所见到的许多神秘且让人崇敬的深山隐士。
??隐士，在人们印象里，就是三国诸葛孔明、汉代谋臣张良之类，觉得他们智慧超人，神机妙算，宛若神仙，俗众难望其项背。遥想当年诸葛孔明，手摇
鹅毛团扇，怀揣智慧宝典，却避居静地南阳草庐，笑眯眯地眼观天下大势，如同在看一出历史大戏的演出。他本可以继续看下去，却来了个刘玄德，垂肩而立，诚恳至极，三顾茅庐，非要拉他入伙，图谋天下大业。耐不得此等礼遇，士为知己者死，诸葛就此出山，踏上了辅佐刘氏之路。从此一发而不可收，直到刘备托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出山而未归，死于征战途中。且看入山者张良。张良辅佐刘邦，历尽汗马之劳，战胜霸王项羽，功绩卓著，按理天下方成，该好好享受一番人间荣华，刘邦对张良也一直信任有加，尽管有吕后专权，也尚未危及张良。且张良甚会做人，决不会在人主面前趾高气扬，功大震主。但是，张良却选择了退隐，过起隐士生活，并且退得那样完美，了无痕迹，美名遐迩。在中国历史上，像张良这样的大慧，几无复见。谁能在最好的时候放下，放下世人尊崇渴望的权利、财富、尊贵？
??人生放不下的东西——钱财功名，这是俗世张开的一面大旗，万众尽纳其中。人们用这个标尺来衡量你，评说你，仿fo得到即幸福，失去便不幸。其实真正的幸福体验是在自己内心，别人怎会知晓？张良住在深山，大概没有宫殿舒服，山中须耐得住清苦寂寞。像张良这样的智者，他能没有一个对比和省察？他一定在清修生活里，感受到了涌流充盈的幸福感。假若修持是一种苦差事，自古那些山林高士，便何必入山中吃苦，尘世间的苦就够吃的了。所以，我以为山林高士在简陋的茅舍里，在粗糙的野菜素食中，一定也体验着我们常人难以企及的幸福感受。只是，我们常人无法远离尘世的喧嚣，无法放下俗世的利禄功名，终生奔波其间。只有那些具有高远智慧的人，才能断然避世驾鹤，啸傲山林，让我们发自内心敬仰。
??朋友邢小利君，近日兴致勃发，向我大谈寒山诗僧。寒山生于盛唐，过去人们很少说及这位隐逸大师，邢君说他是美国上世纪六十年代嬉皮士们所推崇的祖师爷呢！寒山也真是奇异，才高八斗，却屡试不中，也有说因相貌丑陋，不为时用，于是毅然入山，大获喜悦。居于浙江天台山中，与诗僧拾得交和酬唱。没想到千年之后，竟流芳至美国，“寒山子”三字被印在美国青年的T恤上，成为时尚。寒山喜欢写五言诗，其诗清奇雅致，富于禅意机锋。三字诗写得明白晓畅，调皮活泼，俊逸洒脱，诗中意蕴深厚，令人难忘：我居山，勿人识。白云中，常寂寂。/寒山深，称我心。纯白石，勿黄金。泉声响，抚伯琴。有子期，辨此音。/重岩中，足清风。扇不摇，凉冷通。明月照，白云笼。独自坐，一老翁。我们仿fo在白云缭绕之中，隐约瞥见一长髯老翁，独坐岩石上，闭目凝神，倾听着泉声和山风。
??独处是隐士的精神丹炉，独处中，体尝山水之美丽，倾听山风之絮语。独处中，更能了解自己，看清世间本相，更多一分智慧。比尔·波特，我开头提到的这位汉学家，他遍访终南山隐士之后，深有感慨：“人从独处中可以变得更有智慧、更为仁慈，这是我遇到中国隐士后让我吃惊的事。他们是我见过的最幸福、最和善的人。在美国，隐士只是那些喜欢自个儿待着的人，往往都有点儿神经质。但是，在中国，我发现隐士往往是社会的精华，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追寻并找到生活中“独处”的乐趣，这不是离群索居，而是为了更深的觉悟和仁慈，与大家更为和谐地相处。
??隐逸文化的传承中，画家是一个方面军，他们隐于山林，朝夕与鸟兽为伴，亦可称其为山林画家，构成了和庙堂画家的有趣映对。终南山里，就有着江文湛、张杲、樊洲等。这些高士，亦昭示着一种精神，一种静默拒绝，在拒绝中，显示别一种价值，开辟别一种空间。这样的空间亦被庙堂权力所挤压。画家的修持亦是憬悟，独向群山，孤影山道，沉入山水，亦当体悟万千世界。当你身历尘世、磨难重重，当你穿过自己的人生迷雾，一步一步开悟生命大道之日，你就会对一株古木、一只小鸟，也充满敬虔，你会在与之凝视中，彻悟天地万物之深远浩渺，获得心灵的解放和精神的抚慰。
－－－－－－－－－－－法学家王小能我确实在电视上看到过，近几年真是没再看到了。天才少年以前也听说过，原来他们都出家了啊！佩服他们为了追求世间真相而所做的努力，fo法正是靠着这些千千万万的人才能得以传承发扬下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