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仰慕者、研究者和传播者，比尔·波特来到中国探访隐士，寻道问禅并描绘自己的唐诗地图。
这次，在青城山，波特再次说起了隐士的话题，他说：隐士文化不是绝对消极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现在的人生存压力大，其实只要抽出一点时间休息默想，而不是非得跑去风景区，你就能逐渐获得清净中的觉悟。
嘉宾
比尔·波特，美国当代作家、翻译家和著名汉学家。1943年生于美国洛杉矶，曾攻读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博士。以笔名“赤松”翻译出版了《寒山诗集》《石屋山居诗集》和《菩提达摩禅法》等英文著作。从1972年起一直生活在中国的台湾和香港，也经常在内地旅行，撰写了《空谷幽兰》等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的书籍，在欧美引起了极大反响。
对话
翻译，就是我的“道”
几次偶然改变了我一生
记者（以下简称记)：是什么原因促使你改行研习中国文化？
比尔·波特（以下简称波特)：1970年，我还在加州大学学人类学，偶然看到一本书，是艾伦·瓦茨的《禅宗之道》。他是日本禅学大师铃木大拙的学生，也是诗人盖瑞·施耐德的好友。他在书中写道：儒教、道教和禅宗所表达的一种精神境界，它本身同整个宇宙是完全适合的，把人看作环境的一个组成部分。我读后十分感动，电光火石之间，我产生了学习中文的念头。但我很穷，除非申请到奖学金，否则根本无法实现这一想法。
我去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所读博士时，要填写一个申请表，如果选择一门语言，就有获得奖学金的机会。当时我刚刚看过《禅宗之道》，就很随意很好玩地写了几个汉字。过了两个月，哥伦比亚大学通知我去读博士，学中文，并给我奖学金。
这样，1970年我去了哥伦比亚大学。那时我并不知道fo教是什么。又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纽约唐人街认识了一位来自中国的老和尚——寿冶老和尚。1949年前他在五台山，花了4年时间用自己的血写了一部《华严经》。我认识他后，跟着他修行。我们之间没有说过很多话，他不会说英文，除了watermelon（
西瓜)，因为他喜欢西瓜。
记：是否就此改变了你的一生？
波特：是的。寿冶老和尚那时在纽约郊外一个小庙里，经常组织禅修，我每个月都去，逐渐对人类学不感兴趣了，兴趣转移到fo学，而且觉得在大学看书写论文，就不是fo教了。我停止了博士学习。这里又有一个机缘。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朋友去过台湾，在fo光山住过，他同意我去那里。父亲送我到洛杉矶的机场，掏出200美元，加上我仅有的13美元，就是我到中国的全部旅费。我在fo光山星云法师那里住了一年……fo光山很热闹，有很多信徒，他们看到我这个老外，总是来打扰我，我觉得此地不适合我修行，就去了另外一座寺庙，悟明法师的道场，我在那里跟他学禅两年半，后来就在那里做居士。再后来我住在山民的房子里，一住14年。
我不是合格的隐士，因为我最难放下的是妻子，我们已有30年的婚姻。
记：人们怎么看待你的转变？
波特：我来中国时，人们都认为我发疯了，为什么要离开很有前途的哥伦比亚大学，而去修行。但美国人并不这样看。在美国有很多人钦佩我，他们知道我所做的事，认为很有意义，我没有压力。我喜欢在家里工作，翻译fo经、写作。记得我在大学里面演讲的时候，有很多年轻人来听，他们对fo教和中国隐士文化都很感兴趣。
翻译唐诗如同古人跳舞
记：你翻译了唐朝诗人寒山的诗集，也翻译了不少经书，当初是想成为翻译家吗？
波特：后来我回到美国最西北部的西雅图海边一个小村，买了一栋旧房子，修缮后把我在台湾的儿子、女儿和妻子接过去。最近十几年都住在美国。差不多25年来，我一直没有离开fo经和唐诗。说实话，我的翻译是为了我自己，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修行。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就看完一部经，但如果要把它们翻译出来，就得花一年时间才能很好地理解和翻译。我发现中国人不只是读经，也会看一些注解。我把经文翻译成英文时，也配上了一些翻译的注解。因为外国人看这些fo经一定会迷糊。
我很喜欢寒山的诗，因为老朋友盖瑞·施耐德也喜欢寒山诗。我试着翻译寒山的作品，目的是用来提高我的中文。所以我最初的翻译并不是为了出版，也不是把翻译作为事业。以后我又翻译了《金刚经》《心经》《六祖坛经》等，也翻译了《楞伽经》，这是汉语经书里我以为最好的一部。盖瑞·施耐德认识一家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小出版社，推荐了我的书，一些作品就这样出版了。书的印数可以达到四五千册，三年以后大体可以卖完。
我生活在朴素的环境中，没有什么豪华的生活，我不需要很多钱，可以用那些出版fo经的稿费来糊口。每年来中国考察、搜集资料，然后写自己的书。
记：国内有人认为你把寒山神化了，你认为还有比寒山更好的中国诗人吗？
波特：当然有。也许你们都未必清楚，石屋清珙是中国元代著名禅僧，在禅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的诗非常杰出，我会翻译他的诗。
记：你的名片上标明你的另外一个名字“赤松译者”。临济宗里，有位大师就叫赤松。
波特：我取这个名字，符合隐者的向往。赤松是我中文名，译者是我的身份。翻译固然是我的一种谋生手段，也是我最钟爱的工作：翻译就是我的“道”。翻译是一门艺术，就像和古人跳舞。目前，我正在翻译韦应物的诗，“翻译他的诗，就像和他在跳华尔兹。李白的诗比较飞扬，翻译他就像在对练拳脚。翻译fo经则是和祖师坐在一起……”
隐者是最快乐的人
记：你三次去终南山寻访当代隐士而写成《空谷幽兰》，你最深的感受是什么？
波特：快乐。他们是最快乐的人。那种快乐，是完全发自内心的，就像寒山诗《乐道歌》所表现的一样。终南山和华山是当代隐士比较集中的地方，有些隐士已经50年不下山了，一个比丘尼，种了7株核
桃树，一年的收成足够养活自己了。
中国的隐士文化源远流长，精进修行，参透无常，获得内心的自由。在我看来，当一个人的道德与现实发生冲突时，隐士就产生了。而从个人修行来看，一个人修行到了一定程度，如果他还希望继续前进，那他就必须找一个清净的地方修行。我打个比喻，修行是在读“硕士生”，但你必须继续，成为毕业的“博士”。
每个人的机缘不同，觉悟千差万别。每一秒我们的念头都不同。有的人一辈子住在茅棚或寺庙里，可是一辈子也没有开悟。人在世上走，路途难免患得患失，心里的负重日复一日，在这漫漫长路中，有些包袱却在一念之间就能放下。
记：在你未去终南山之前，那里不是旅游热点。《空谷幽兰》出版后，去那里的人渐渐多了……
波特：这大概算是我给那些隐士带来的麻烦。估计他们会往深山里面搬家，好在隐士只需要一个小窝棚安身，不算太麻烦。
记：中国的俗话说：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林。写《瓦尔登湖》的梭罗算是隐士吗？
波特：哦，他呀——不算——对不起，大概算吧。我与青峰书院的何洁女士一样，属于“中隐”。我和朋友们在一起就要喝酒。我不喜欢戒律，但喜欢方便，如果我一味守戒，会给别人带来妨碍。
记：你觉得隐士文化与经济飞速发展的当今社会有什么关联？
波特：隐士文化不是绝对消极的，也不是一成不变，隐士并不只生活在遥远的古代。中国人现在很忙碌，生存压力大。其实只要你抽出一点时间来静处，在一个清净的地方休息默想几天，而不是非要利用仅有的几天假期跑到风景区去受罪，那么，你就能逐渐获得一种清净中的觉悟。
行走就是我的写作
记：《空谷幽兰》之后，你又出版了《禅的行囊》，你的文体细腻，细节准确而生动，完全是大地散文风格。你受过系统写作训练吗？
波特：我已经出版了14本书，但没有受过系统写作训练，平时也很少阅读文学作品。我想，这恐怕得益于我在香港当广播电台主持人的那几年，一是训练了我的简练，一是我必须一次性成功。别人拿给你一篇上千字的文稿，播出时间只有一分钟，我必须把文稿里最精华的部分剥离出来。播音不是写文章，可以反复修改，必须一次性成功，这让我非常重视作品“产出”的过程，不能拖泥带水。
记：你在书里有很多过程描绘，“访隐者不遇”就有不少段落，这对气氛的烘托、对传主的层层进入很有好处。这个方法是你想出来的吗？
波特：不是。我熟读过《徐霞客游记》，那里面有很多类似的描写。我甚至去过他的故乡江阴，去感知他的心境……
记：你目前有什么写作打算？
波特：我正在准备写《诗的行囊》，这是一本追忆唐代诗人的散文。我考察中国古代隐士尤其是唐朝诗人，我总是必须去探访传主生前某一个十分重要的地点，在那个时空交汇点上去体会传主的复杂心态。我知道“自古诗人皆入蜀”，四川有很多唐朝诗人的痕迹，薛涛的望江楼，杜甫的草堂，安岳还有贾岛墓，射洪有陈子昂的读书台……李白等诗人在剑门有很多可以查考的踪迹。
记：你的写作方法给我们很多启示。你把不断展开的地点，成为那些飘摇于路口、码头、山道、巷道间情愫的驿站，写诗人们的童年、少年、暮年，那些被你标举的地点构成了你的唐诗地图。
波特：谢谢夸奖。花开过，凋谢，还会盛放，但毕竟，“一次属于是那么重要”。
采访手记
2010年10月19日
早在今年5月，青峰书院主人何洁就告诉我，经过青峰书院邀请，美国汉学家比尔·波特将到成都参加青峰书院举办的公益讲学活动。我早读过他的《空谷幽兰》，见微知著的文笔以及探访中国隐士的治学路径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比尔·波特一行的到达时间一再更改，10月18日他们终于到达青峰书院，19日一早登青城山，据说20日就要离开，我和作家白郎等人急忙于19日下午赶往青峰书院。
在书院宽敞的廊道里，来自成都的文化界人士很多，我看见一个留着大白胡子的人，侧面极像美国作家海明威，他左手端着一杯红酒，目送一缕缕从青峰山飞流而下的云气，不知是在品酒，还是在“吞气餐霞”。
稍作介绍后，我们在书院的凉亭坐定。这是比尔·波特第二次来到青城山。尽管距离他1993年第一次来成都才过去十几年，但他承认：“已完全不认识成都了。成都已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城市，让我很惊讶。我最喜欢成都的公园，望江楼公园、活水公园，真是太漂亮了……”乍一看，他身上完全没有那种学院派文人的矜持，一件圆领体恤，衣服上有不少酒渍痕迹，裤子皱巴巴的，也许是由于常年大地旅行的原因。那种不拘一格的随意透露出了几分率真。这与我所熟悉的美国“垮掉一代”诗人群的印象十分接近。我试探着问他是否知道诗人艾伦·金斯伯格、杰克·凯鲁亚克以及盖瑞·施耐德，因为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喜欢中国文化。
波特笑得一脸灿烂：“我很熟悉他们。诗人庞德对东方文学具有浓厚兴趣，1915年就发表了英译中国古诗集《华夏》。我就是读了这本诗集才激发了对中国古典诗歌的最初兴趣……”在谈及硕果仅存的“垮掉派”诗人盖瑞·施耐德时，波特的手臂在半空划了一道弧：“我们是相识25年的朋友了。他对唐朝诗人寒山颇有研究，出版了很多作品。我之所以也翻译寒山的诗集，也是出于对中国隐士文化的着迷啊。”
有人以为“垮掉派”诗人余韵早已消散。这些依靠朗诵、旅行写作、翻译、出任电台主持人、修行而生活的群体，其实并没有退出历史的视野。波特的经历几乎就是这一生活模式的翻版，不同之处在于，他现在“客串”起了导游的角色：“因为我到过中国很多地方，熟悉当地历史，因此我每年会充当一次私人旅行团的导游，赚6000美元，够我一年基本生活就行了。这点钱可以让我静下心来从事翻译和写作。”波特先生神色淡定，喝了一大杯他最喜欢的中国绿茶。
这就是一个美国作家的真实生活。这比起我们身边那些动辄向社会撒娇的文人来说，颇有南辕北辙之叹。
晚宴上，波特喝了很多白酒，却了无醉意。一轮圆月斜挂在青峰山的森林上空，他提议大家在庭院里散步。披着一层淡淡的雾霭，一行人默默地体会着清风明月、空谷幽兰的流韵。他说，我要回去休息了。我问：“是做晚课吗？”他笑笑：Yes。
来源： 成都日报
－－－－－－－－－－－汉学家比尔·波特的“行囊”
比尔·波特和普通中国人最大的区别是他的长相：
白皮肤、棕色眼珠、一头卷发和一圈浓密的络腮胡。除此外，我找不到更多的证据表明他是一位美国人，因为他说着一口流利的中文、背着明黄色的僧侣布袋、穿布鞋，能背出很多中国人都背不出来的禅诗。作为散文家，他写了很多在中国的游记，但又不仅是“游记”，因为这些有关他足迹的文字包含了对道家思想、禅宗思想的回顾。
作为翻译家、汉学家，比尔已经将《寒山诗集》、《石屋山居诗集》、《菩提达摩禅法》译成英文，现在他着手翻译的是《楞严经》。
2006年，比尔走遍了大半个中国，追寻6位禅宗祖师的足迹，拜访由他们开创的6个禅宗道场，由此完成了新书《禅的行囊》。这本书中，比尔将历史背景、与禅宗大师的访谈实录及有关禅宗最早的记录和自己的经历结合起来，描述了中国宗教中心发生的各种变化以及在世事变迁中保留下来的宗教遗产。
“我们每个人都从自己生命的起点一路跋涉而来，途中难免患得患失，背上的行囊也一日重似一日，令我们无法看清前面的方向。在这场漫长的旅行之中，有些包袱一念之间便可放下，有些则或许背负经年，更有些竟至令人终其一生无法割舍。但所有这些，都不过是我们自己捏造出来的幻象罢了。”在比尔手里，他的鼓鼓囊囊的明黄色布袋其实很轻很轻。
“我和寿冶老和尚在纽约相遇，他不会说英文，我不会说中文。他只是教我打坐，彼此间没什么言语交流。当时是1970年-1972年，我在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比尔回忆起最早对自己有影响的禅宗老师。谁知此后一发不可收拾。比尔不仅开始接触fo、道的经典，感受其中的微言大义，学中文，他甚至搬到台湾，在寺庙里过起晨钟暮鼓的生活。在台湾fo光山住了一年后，他在台湾文化大学开始学习哲学，认识了日后的太太。在太太的介绍下，研读憨山德清的《庄子注解》。
在比尔的人生中，憨山德清是他的第二位禅宗老师。1980年代末，他的第3位老师虚云和尚出现了。“我没见过虚云和尚本人，也没读过他的著作。但是我认识了他的弟子，比如净慧法师和香港意昭法师，他们都非常了不起。既然弟子如此，他们的师父就应该更了不起了。1989年，净慧法师介绍我去终南山寻访隐士。”比尔回忆道。这段寻访隐士的经历便是日后我们看到的《空谷幽兰》，其英文版曾在欧美各国掀起了一股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潮。
当比尔与他生命中的三位老师都相遇后，他正式由一位西方军校的学生转而走上了禅之道。
《周末画报》×比尔·波特MW=《周末画报》 BP=比尔·波特
MW：年轻一辈的隐士和老一辈的隐士有什么不同？BP：年轻一辈的隐士通常是知识分子，老一辈的隐士很多不识字。现在，你不能随便到山里修行，去山里修行相当于进宗教研究所。这好比读大学是在寺庙里，要读博士，就得进山修行，进山写论文，而这个论文是写在心里。通过修行，把从师父那里学到的消化。一个人说的师父说过的话和从自己心里出来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前者只是知识，后者是体悟。无论看人论事，经过修行的人会看得很清楚。在寺庙里，要讲很多道理，而修行人无需讲太多。
MW：禅修在美国的现状如何？BP：修禅的不多。美国禅宗大多是日本禅。最初，我在美国的师父是日本人。今天，禅师大都是美国人，日本人的美国弟子。日本禅和中国禅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日本禅可以结婚，它不需要守戒。而中国禅，男女分开，修禅者需严格守戒。
MW：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和《达摩流浪者》多次提到禅，你觉得“垮掉的一代”对禅的理解是不是有偏差？BP：凯鲁亚克写了一本书叫《Some of Dharma》，是写给艾伦·金斯堡的，向他介绍fo法。凯鲁亚克的出版商恰好也是我的出版商，我读过这本书，非常美，也已在美国出版了。凯鲁亚克不理解禅，但他理解fo教。禅是直指人心的，fo教还有其他一些渐修渐悟的方法。凯鲁亚克喜欢修行，但他做不到遵守修行所需要的戒律。他每日打坐，但他也喝酒，玩女人。
MW：东方隐士和西方隐士有什么区别？BP：东方隐士是社会的一部分，西方隐士是厌世的，和社会关联不大。东方隐士不会一辈子做隐士，他们隐居是为了增强力量，先自助，后助人。而西方隐士如果离世了，一般就不回来了。
MW：你是西方隐士还是东方隐士？
BP：我不是隐士，我是陶渊明式的。他一脚踏在山里，一脚踩在乡村，高兴时就写诗。我不写诗，我翻译诗。我也喜欢朋友，但不能有太多朋友，否则很累。我不算隐士，只是喜欢过简单生活的人。
MW：你在书中提到翻译是你的修行方式。BP：是的。我翻译的时候，就好像在和这些作者聊天。他们的智慧渗透我的身心，我也就是在修行了。翻译过程中，语言是最大的困难。比如，现在我翻译的《楞严经》就对照了3个中文的版本，还有梵文版和英文版。我也读很多《楞严经》的注解，比如印顺法师、太虚法师的注解，还有南怀瑾的注解。有问题时，很多人会给我帮助。前不久我刚把译文发给一位哈fo大学的美国唯识学权威和一位斯坦福大学的印度哲学权威阅读，他们都主动提供帮忙。
MW：现在你已经能翻译如此高深的经书，看来没什么你不能翻译的。BP：如果我可以翻译《楞严经》，那么任何中文书都可以翻译。但我的原则是要看和这些书有没有缘分。每年都会有人和我联系，想给我钱让我翻译一些东西，我每次都是拒绝，因为我觉得自己和它们没缘分。我只是在给自己做翻译，即使这样做没有钱。
MW：美国读者对你翻译的《寒山诗集》、《石屋山居诗集》、《菩提达摩禅法》……有什么反馈？BP：很多读者写信给我，说自己把我的译作当作枕边书，每日临睡前读。这些作品影响了他们的生活。
MW：下一部旅行主题的书会有赞助吗？古根海姆基金会已经拒绝了你7次申请。BP：一周前是第8次申请。不过这次有一个美国有名的诗人给我做推荐，相信会比较有希望。不过就算没有，我也可以靠自己，三四千美元，就可以在中国做两个月的旅游。当然，如果有赞助更好。
采访/撰文 钟蓓 摄影 黎晓亮来源：『周末画报』－－－－－－－－－－－比尔·波特：打定主意要在台湾寺庙出家
比尔·波特说，终南山和华山是隐士比较集中的地方，有些隐士已经50年不下山了，说到"毛泽东"也全然不知。隐士们过的也是一种"群"的生活，而隐士之间划定各自的生活范围,开垦土地种植蔬菜，或采集可食用的野果、草药换钱，购买粮食
"隐士"在现代近乎一个文学词汇，那种隐逸山野、落拓不羁、怡然忘怀、齐同万物的生活大概只能到武侠小说和动画片里寻找。莽莽山野间，隐士何在？
1987年，便是带着这样一个疑问，当时定居中国台湾的美国汉学家、翻译家比尔·波特开始了到中国大陆寻访隐士的旅程。从北京出发，一路向南至终南山、武夷山一带，探访现代隐士的生活状况。一路所见所闻结合历史掌故写入一本名为《空谷幽兰》的书里。2006年，比尔再次出发，此番路程，为着他即将翻译的《楞伽经》作准备，又从北京向南，到广州华林寺、法性寺，转至香港竹林禅院，沿禅宗六祖开创的道场一路南行，只为经由舟楫劳顿的苦，体悟中国古代禅师的心路，一如他所精研的《楞伽经》，必须透过繁复、难解的经文，启开简单的道理--"修行原本是简单的事，随时随地问问你的心，管好你的心。"比尔始终带着温和的笑，言谈率性。
2010年9月底，一场秋雨过后，北京城天空高远，比尔挎着和尚用的禅囊走过湿漉漉的小路。在北京短暂停留之后，将去台北，比尔说，自己和几个外国朋友打算在台湾买地盖茅棚，"我的一个德国朋友是很好的木匠，我们相约每年去台湾小住修行。"
"茅蓬"是比尔嘴边经常出现的字眼，仿fo只要一个"茅蓬"人就能栖身，而理想的隐逸生活，无非只需一个栖身之地和维系生命的基本物质即可，但比尔说自己不是合格的隐士，"因为我最难放下的是配偶，我们有30年的婚姻。"他说着笑了。
现代隐士的生活
1987年，比尔在台湾为一个美国电台做事，做记者，当时翻译过《寒山诗集》、《石屋山居诗集》和《菩提达摩禅法》等书的他，早已有了到大陆寻访隐士的念头。比尔在台湾的记者生涯采访的最后一位人物是马英九，当比尔告诉马英九自己有意到大陆寻找隐士，马英九对他说：别浪费时间了，那里现在连一个和尚也没有，怎么会有隐士？
好在台湾首富之子王文洋资助了比尔寻找隐士的计划，给了他几千块钱。第一站是北京，此后，再不知该向何处寻。好在在广济寺遇净慧法师，净慧指点他：去终南山。
比尔知道终南山是老子讲《道德经》的地方，早已心生向往。只是路难行，当时去往县级以下的路常常只是马车、拖拉机走的盘石路，路面坑洼不平，一天只能走30里，"但那次却是很好玩的旅行"，比尔鹤发童颜，每聊到路途上的事，处处是随遇而安的欢快之感。
隐士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每一天做什么？
比尔说，终南山和华山是隐士比较集中的地方，有些隐士已经50年不下山了，说到"毛泽东"也全然不知。隐士们过的也是一种"群"的生活，有一个圈子，因为生活需要彼此照应。通常住在离最小的村庄至少一小时路程的山里，而隐士之间通过估算自己生活领地里所能从自然中获得的食物多少，划定各自的生活范围--彼此之间，通常有20到30分钟路程的距离。一定范围内开垦的土地，将够长出一年生活之需的食物，比如蔬菜、可食用的野果、草药收来换钱，购买粮食。
一年里，冬天没法食用新鲜的食物，于是需要腌制、储存。除了能从自然中获取的食物，生活所需的盐、大米或面粉、一点点布料--用以修补残破的衣裳或棉被，食用油和煤油则需要外界供给，通常来自周边村子里的农妇或亲朋好友、弟子的布施。
而比尔认识的一个比丘尼，种得7株
核桃树，一年的收成足够供养自己的生活。
山林里的野生动物常来抢食，这是隐士们常常面对的生存威胁，因此，种土豆来得保险一些。比尔说，在终南山的西观音寺碰到的圣林和尚告诉他，西观音寺一带是终南山最好的修行场所，这里土壤好，阳光和雨水充足，长
苹果、梨和
柿子。有一次，一只熊把圣林和其他和尚赶到屋里，吃掉了寺庙柿子树一半的收成--那些柿子在院子里晾着。
若能接受艰苦、清简的生活，山林里的生活便是自得其乐的。每一天在天籁里醒来，风吹竹林，小和尚下厨房打理早餐，炉膛里的火苗声呼呼，间或有鸟鸣，还有人在斋堂外敲一根裂了缝的木头。清晨，劈柴、种地、采药，下午拜访邻近的隐士，老的隐士会教新来的隐士在山中生活的经验，或者道教的隐士教其他门类的隐士练气功，健身强体，抵御寒冬，晨昏则是打坐和读经，读得最普遍的是《地藏经》和《
莲花经》。总之，不羁于是fo教徒、道教徒，来隐居者，多半发愿离开尘世纷扰，精进修行，参透无常，得心内的自由。
最后的路，你要一个人走
如今，定居西雅图的比尔每两三年会到大陆看望他的隐士朋友，再去台湾买书和
茶叶。但隐士的行踪常常飘忽不定，为了看望某位旧交，比尔总得费尽周折。终南山的圆照比丘尼是比尔经常记挂的尼师，圆照年近90岁了，六世行医的她16岁出家，到终南山，圆照说，"我觉得它是一个死的好地方"，于是住下。比尔曾拿纸笔，求教圆照："fo家修行的本质是什么？"圆照接过纸，放到一边，再无言语。两个月后，比尔回到台湾，收到圆照寄回的那一张纸，上面写着四个字"慈、悲、喜、舍"。比尔说："她的书法清晰有力，像她的心一样。"
在比尔看来，每个人的缘分不同，修行的路由此千差万别，"每一秒我们的念头和意见都不同，我们每个人的缘分也不一样，万物都有因果，有的人一辈子住在茅棚或寺庙里，可是一辈子也没有开悟。"比尔说，人在世上走，路途难免患得患失，心里的负重日复一日增添，而在这漫长的旅途中，有些包袱却是一念之间可以放下的。
比尔觉得，大千世界，山野才是他精神上的原乡，每次来到山林，听蝉鸣或松涛似乎就接通了他少年时代在群山和荒野中生活的信息，而由中国返回西雅图家里的时候，他又会想起第一次离开美国到台湾的情形。仿fo时间一旦拉到一辈子的长度，就能让人看到因和果。
是1972年的旧事了，那年，比尔的父亲送他到洛杉矶的伯班克机场，掏出口袋里的200美元，加上比尔自己的13美元，就是他到中国的全部资产。当时，曾家财万贯的父亲已经破产，父亲的钱全耗在与母亲离婚官司的律师费上了。
比尔想，反正自己是打定主意要在台湾的寺庙出家的，"反正早已看破红尘，钱是麻烦事。"
比尔的父亲曾因抢劫银行与警察枪战，同伙都当场毙命，唯独父亲被打残膝盖，送到监狱坐大牢。
父亲出狱后，承包酒店经营，生意越做越大。在《禅的行囊》里，比尔回忆："那个时候，父亲的钱多得就像大风刮来的。我曾经一度以为那些钱都是他自己印的。"生活景况的大起大落，早已让比尔厌倦，"这一切看上去很虚伪，每个人不得不被权力、财富、强大的自我紧紧包裹着，太空洞了。"
少年时代最难忘的经历是11岁时，比尔的父亲把家搬到爱达华州，因为父亲常出差，雇了个叫威廉姆斯的人做助手，少年比尔认为此人是个无所不能的人，常常陪父亲在群山里打猎。"那时候，乔治·威廉姆斯就是我的禅师，而美国西北的群山就是我的禅堂，这也许不能算是一种宗教经历……不管怎样，是他把我带进了荒野，让我习惯了长时间独处的生活。二者都令我着迷。"比尔如是说。
最早对中国文化产生兴趣，是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人类学博士学位时，接触了中国的fo道经典，无端觉得亲切，且其中的话说得很深刻，于是开始苦读中文，比尔说："中国人喜欢讲前世渊源，我最早学习中文时，学白话文时觉得有点困难，但学文言文却感觉很容易，一看就明白什么意思了。"
而中国，比尔最喜欢的地方是江西，"因为禅宗从这里开始。为什么禅到四祖时忽然发展起来？我有一个发现--是因为"地方"，江西到处是高山间的盆地，四祖把房子盖在山间平地，有大房子，有大块田地，可以种菜养很多的人，四祖有了500个弟子。重要的是，江西在南部，北方民族不会来迫害，而唐朝很多做官的人被发配到南部，在那里修行，禅宗在那时发展了，他们变成了一个社会趋势，他们修行的方法不是在脑子里，而是在日常生活里。"
比尔透露，下一次旅行将会写作《诗的行囊》。结束大陆和台湾的行程，比尔又将回到在西雅图附近一个小村庄里的家，"我不是在中国，就是在家里"，比尔说，每天的生活以1小时的冥想开始，以一集"辛普森"电视剧结束，白天通常会到海边散步、喝茶、做饭。房子周围环绕着竹林，"我最喜欢的中国诗人是陶渊明，我的生活跟他有点像，不在山里，也不在城市里。"
对话比尔·波特--修行，从自己的心开始
第一财经日报：你有一个观点"道德和政治的矛盾"是中国隐士传统的核心。在你看来中国的隐士和西方的隐士所追求的事物有何不同？
比尔·波特：屈原是很好的例子，中国的隐士是社会很重要的部分，而西方的隐士与社会断然隔离，中国的隐士非常喜欢别人，他们修行为的是帮忙别人。
古代中国，儒家哲学就是走仕途的人的宗教，你要治理这个国家，首先得管好自己的心。今天的大学在古代是书院，是儒家修行的地方，他们相信要帮助国家，必须先帮助自己，"隐世"和"治世"在中国的修行者看来，是统一的。中国的隐士与梭罗所写的《瓦尔登湖》中的生活不同，他们不是因为厌世而避世，而是为了入世而出世。他们隐居在高山里，只是为了悟道，不得不经过的一个过程，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人。而西方的隐士，离开这个世界，是为了彻底地离开社会、离开别人。
日报：什么样的人可以称为"隐士"？隐士除了离开社会，还应该有哪些行为和心性方面的修持。
比尔·波特：中国隐士的传统从5000年前开始，最早的隐士是"萨满"，他们住到山里，找吃的，找草药，也打坐，他们离开社会，想要看破红尘，去山上寻求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无论道家、fo家还是儒家都有这样的人，但隐士又不一定是宗教方面的人，也可以是艺术家。他们必须去到一个安静的地方，让自己的心静下来，才能够更好地了解心。
我的一个教授朋友不愿意承认道家和儒家的人是隐士，只承认儒家的修行才是隐士。原因我也不知道。
也有人去山上住一晚、一星期，或者很短的一段时间，就回来了，我听一个隐士说：如果不在山里过一个冬天，你不会看懂自己的心。所以，隐士不好当，不可以随便当隐士。他们离开社会一段时间，心里有另外的目的地，他们要了解自己的心。
日报：用禅来解释世界或者解释自己，跟用别的哲学解释有什么不同？
比尔·波特：禅不是解释世界，而是你自己的心。禅不承认有一个外面、有一个里面，禅的全部都是心，管的是你自己的心，外面的世界只是一个梦想。你之所以知道有一个外面的世界，就是因为你的心让你看到一个外面的世界。我们弄错了。
日报：20世纪以来，西方渐渐流行禅修，这种流行基于一种什么样的文化背景？
比尔·波特：外国人，现在也包括一些中国人，都认为物质主义很重要。他们承认一个外面的世界。所以，我觉得有些外国人修禅就是浪费时间，他们把它弄成一种思想，把外面的部分看得很重要，比如修些花园，喝茶，也打坐，但是外国人，现在也包括一些中国人修行最大的问题是，他们不习惯重视心，这是物质主义思想在作祟，他们把外部世界放在前面，而不是自己的心。
日报：面对世界种种不好的状况，在你看来是像怒目金刚那样火热地投入，还是低眉菩萨一样闭眼不看，哪个更有益？
比尔·波特：很多外国人的想法是这样的：哪里有地震他们就捐钱，可是他们的邻居生病没有钱看病，他们也未必会帮助，他们宁可寄钱到更远的地方，大部分人把他们的眼睛闭起来，如果他们打开眼睛，或许会发现邻居没有钱看病，需要帮忙。
一个修行人无法帮助整个世界，只能从帮助自己开始，一定是从自己的心开始，不一定说fo教、道教的修行是修行，无论你信什么，首先从你自己的心开始。
日报：在修行的路上，你对生命本相最重要的发现是什么？
比尔·波特：发现心是非常简单又非常复杂的东西，这二者是在一起的，它们会同时出来，你要不停地选择那个简单的，而复杂的心是个幻觉。
记者：苏娅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看过他写的《空谷幽兰》，很感叹，在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社会，竟然还有隐士！
－－－－－－－－－－－他现在好像又出了一部《禅的行囊》。
－－－－－－－－－－－《空谷幽兰》影响广泛，只是未曾拜读。在探索人性本源的道路上，东西方并无差别。
－－－－－－－－－－－看他的面相，阴虚阳旺，不适合修行，只可以做个行者，悟不了道的。
－－－－－－－－－－－
葱宝 发表于 2010/11/12 19:49 .gif)
他现在好像又出了一部《禅的行囊》。
是的，《禅的行囊》一书已经出版发行了。是一本不错的书。
－－－－－－－－－－－禅的行囊见地一般
－－－－－－－－－－－《空谷幽兰》非常不错，正在购《禅的行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