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重重 中医不“中”
中医药的伟大历史作用和重要现实意义不容否认，西医的科学性和普效性已成公认，两者各具比较优势。正因如此，中国政府提出了“中西医并重”和中西医“长期并存，共同发展”的方针，并将“发展传统医药”写入了《宪法》。但长期以来，政府的方针和宪法精神并未得到很好贯彻。在具体的法律政策、行政管理、国家投资、科研发展和医疗实践等各个方面，普遍重西医轻中医，中医地位不断下降，发展面临困境。最大困境是，中医日益西医化,日益不姓“中”了。这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
1．中医后继乏人。据统计，全国中医医生1949年27.6万人，到2002年还是27万余人，53年没有增长；同期西医医生为8.7万和157万人，增长17倍；现全国共有医务工作人员520万人，中医药工作人员约50万人，不足1/10。尤其可怕的是，许多中医基本上不会用中医思路看病，只会看化验单。中医后继乏人。
2．中医教育日益衰退。近些年中医教育严重西医化。语言上，外语要求不低，中文要求不高，古汉语训练缺乏，许多学生基本不看、也看不懂中医古籍；课程安排上，中西医课时几乎相等；西医理论学习要求不低，中医理论训练严重不足，甚至《
黄帝内经》等经典也不研读；技能培养上，西医实验不少，中医望闻问切等训练不多。毕业后，学生普遍不会用中医思维看病，多半转行西医，或名行中医实以西医为主。上研究生深造者，大都不是在中医理论及临床上提高，而是遵循西医教育方法，要求硕士做到细胞水平、博士做到分子水平才能毕业。不少中医硕士、博士不会用中医理论与技能临床看病，难以称为真正中医。
3．否定师徒传承。师徒传承是我国中医人才培养的传统方式，几千年来造就了一批批中医大夫。中医的精髓和技能往往“只可心授、不可言传”，故自古师徒如父子，自当尽心传授。但现行医疗制度，基本否定师徒传承，使其无立足之地。纯正中医后继乏人，这已成中医发展的极严重问题。现在，解放前留下来的全国著名老中医已所剩无几，均已达耄耋之年；50年代主要按传统方式培养的国内知名中医已为数不多，均已年逾古稀；其后主要按西医式教育培养的中医，在真正中医上有成就者甚少。据统计，全国名老中医目前已不足300人。基本能用中医思路看病的中医不过几万名。
我国不少师徒传承的民间中医，水平高、收费低、效果好，深受群众欢迎，但大都得不到正式承认。现行执业中医师考试制度要求考西医知识，民间医生大都因西医知识不足过不了考试关。现行行医执照制也限制正常民间行医，民间医生多因无法领到执照不能公开行医，若行医即属非法。现行医疗执法监督制度阻碍正常民间行医，民间行医出了哪怕是正常的事故，因无行医执照，若被提起诉讼，必受法律制裁。医疗制度的这些限制，迫使许多真正的民间医生只得地下行医、“非法”行医。但老百姓对民间中医的需求巨大，于是，三教九流混迹其中，良莠不齐，民间中医市场十分混乱。
4．中医院变成二流西医院，中医已无真正的临床基地。目前全国有2800多家等级中医院，但没有一家是真正的传统中医医院，几乎都是中西医“结合”医院。查病，主要*西医仪器来检测与化验；断病，主要*化验单数据来判定；处方，主要按西医思维与理论来开方治病；抓药，则是中药西药并用、中药西药为主互见；验效，主要*西医仪器来检验治疗效果。据统计，2001年全国等级中医医院的药品收入中，中药只占40%，西药则占60%，甚至是
三七开。可以说,目前多数中医院已经不姓“中”了，已不具真正中医临床基地性质了。其原因，一方面，60年代后期以来培养的多数中医已不大会望闻问切和辨证论治了，必须像西医一样借助仪器化验辨病。另一方面，医院为了生存，大量购买西药与医疗设备。西药进出价差大，检测化验收费高，医生创收、医院盈利、医院评等级均要*它。中医药虽然简便廉验，若*它收费，医院难以存活，医生只有受穷。
5．以西医标准评判中医，贬低甚至否认中医成果。中西医本是两个不同的理论和实践体系，各自有一套临床方法与评判标准，两者基本无法兼容。但在现行医疗理念与制度下，中医的诊病、治病与验效，新中药的开发、评审与推广，基本采用西医标准来判定。贬低甚至根本就不承认中医临床“实践标准”，中医疗效和科研成果必须经西医或按西医方法认可，这在医学界早已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了。
早的如1956年石家庄用中医治疗乙脑，疗效奇佳，且无后遗症，但卫生部不予承认。著名中医大夫蒲辅周一人成功治疗乙脑167人，卫生部门却以其使用了98组中药处方，不具统计学意义，不承认其疗效。近的如去年广州采用中医药治疗SARS，效果显著，但开始一段时间得不到承认。中医认为SARS是一种瘟病，有法对治，但要经过多方呼吁后才让介入治疗。西医认为SARS是全新疾病，无治疗先例，无可*药物，但西医一开始就可全面进入治疗过程。一些对温病确有疗效的中医药方剂，必须经过白鼠实验证明能够“杀死”SARS病毒才允许进入临床。西医明知抗生素等西药既杀不死SARS病毒且副作用极大，却无须讨论即可大剂量试验。
6．片面理解中药现代化。从中药现代化多年实践来看，基本思路是按西医科研途径，主要采取数量化、客观化办法，通过动物实验与数据统计，搞清中药的化学成分，提取有效物质，制成类似西药的专治“某种病”的“新型中药”。采用这种方法，若是借以从中药中开发出新西药，无可非议；但若将其作为中药现代化的主要甚至唯一途径，其结果不是中药现代化，而是中药的西药化。
如被称为中药现代化 “王牌”成果的“
青蒿素”，虽提取自中药青蒿，但提取出的“
青蒿素”已不具备中药的药性，不能参与中药处方的配伍，已不再是中药，属西药范畴。又如，1992年比利时一诊所开出减肥“中药”“苗条丸”，患者服用一年多，一半人出现严重肾病，经研究发现是药中所含马
兜铃酸成分所致。这被西方舆论大肆宣扬为所谓中药“
马兜铃酸肾病”事件，使中药形象大为受损。其实，这是中药成分化并将中药当作保健食品长期食用的结果，它恰恰违背了中医辨证论治的根本要求。
按照目前中药现代化的片面做法，根本不可能开发出像六味
地黄丸那样的名方成药来。
六味地黄丸并非专为治疗某一种疾病而设，可治之病达400多种,但须在中医理论指导下，针对
肾阴虚证型辨证施治才有效。中药现代化走简单模仿西药研制道路，导致中药研究日益脱离自身理体系，使中药科研走向异化。其结果，中药不仅赶不上西药，而且将重蹈日本“废医存药”覆辙。日本已废除中医，中药由西医视病使用，疗效普遍很差。
妄自菲薄 制约发展
中医药陷入困境，既有观念问题，也有制度问题，还有中医自身问题。根本问题是怀疑中医药的科学性。
1．民族虚无主义导致人们普遍轻视中医。西医随枪炮进入中国后，不少国人以民族虚无主义态度对待中医文化，贬低、怀疑甚至否定中医。清末维新运动时，就有人开始否定中医。国民党政府曾两次要消灭中医。解放后，中央卫生部王斌等提出，中医是封建医，应随封建社会的消灭而消灭。毛泽东对此进行了批评，撤了两位副部长的职，指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尽管国内再无人敢公开否定中医，但50多年来，中医始终处于被质疑、被验证、被改造的境地。一些怀疑中医的权威人士，总是借“中西医结合”、“中医药科学化现代化”之名，试图将中医“提高”到西医水平。
对东方文化颇有研究的德国慕尼黑大学东亚系波克特教授早在80年代就指出：“中医药在中国至今没有受到文化上的虔诚对待，没有确定其科学传统地位而进行认识论的研究和合理的科学探讨，没有从对人类的福利出发给予人道主义的关注，所受到的是教条式的轻视和文化摧残。这样做的不是外人，而是中国的医务人员。他们不承认在中国本土上的宝藏，为了追求时髦，用西方的术语胡乱消灭和模糊中医的信息”。
2．两法一条例阻碍中医药发展。“发展传统医学”虽然被庄严地写进宪法，但在一些具体法律法规和医疗管理制度上，实际上一直在歧视、歪曲和限制中医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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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定，须有4年以上医学院校学历方能参加资格考试，且考试内容近一半是西医知识。导致学徒出身、未受过正规西医教育的民间中医拿不到行医资格。临床自制丸散膏丹是中医师的一项基本技能，民间秘方均是自制药，但《药品管理法》严格限制使用自制配药，否则，将以非法制售药物之名受到制裁。正在起草的医疗机构制剂审批管理办法规定：“医疗机构的制剂可以在指定的医疗机构之间调剂使用”；但“中药制剂一般不得调剂使用”。《中医药管理条例》也在诸多方面限制了中医药发展。
3．中医药界的自身问题。突出的是中医药界在许多方面丢失传统、自贬身价、屈就西医。
一是中医传统文化继承严重不足。中医药理论博大精深，发展中医药首先是要学习与继承，否则就成无源之水。但几十年来，不仅业外人士轻视中医文化，中医界自身也不重视中医药基础理论的学习与掌握。除极少数知名中医有较厚实的中医文化功底外，大多数中医的中医文化基础严重不足。
二是中医研究被动模仿西医模式。在中医界，不少人用西医理论来修正中医理论，以为这就是创新；用植物化学方法研究中药，以为就是中药现代化；用西医理化统计指标来衡量中医临床效果，以为就是规范化。正因如此，我国中医重大理论与药方研究没有多大进展。
三是中医医院严重西化。我国中医院基本上全是中西医“结合”医院。从看病诊断、处方用药、住院治疗到疗效检验，都是以西医为主。
最后，中医个性化治疗虽然代表着未来医学方向，但与占领市场份额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市场经济要求不相符合。受现实利益驱使，人们往往看重西医，看轻中医。
尊重国情 谋求振兴
充分保障13亿人民生命健康，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前提，也是一个最基本目标。但我国85%的人口（90%以上的农民、50%左右的城镇居民)无缘享受国家公共卫生保障。目标与现实的差距非常之大。解决的途径，或学习西方，继续在中国建立西式医疗卫生保健体系，但实践表明，此路难以持续走下去，只有从中国实际出发，充分发挥中医药“简便廉验”比较优势，逐步建立起真正中国特色的医疗卫生保健体系，这才是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1．中国根本不可能走西方医疗保障模式道路。西方医学成就之伟大不言而喻，但西医费用之昂贵也有目共睹。西医越现代化，投资就越大，收费就越高，政府和百姓就越难承受。10多年来，发达国家卫生保健体系普遍发生了支付危机。80年代以来，美国医疗费用逐年大幅上升。2000年医疗卫生支出总额达1.3万亿美元，占GDP的13%，占全球医疗卫生支出总额的43%。即使如此，美国仍有15%人口享受不到基本医疗卫生保障。若无政府补贴，美国多数医疗保险公司无法承担迅速上涨的医疗费用，只有关门。
不仅如此，美国虽然拥有世界最发达的医学和最健全的医疗体系，却根本无法解决西医的两个重大局限。一是高误诊率、西药滥用、西药毒副作用和耐药性问题。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估计，美国50%以上的抗生素使用不当，正在导致严重的公众健康危机。美国每年有100万住院病人因药物不良反应而受害，其中18万人死亡，是车祸死亡人数的4倍。二是西医解决不了慢性病、老年病及大量疑难杂症，而这些病症占人类疾病的70%。面对现实，美国等西方国家一方面着手改革现行卫生保障体系，以降低成本，扩大公民受益范围。另一方面，重新审视西医发展方向，逐步用生物-社会-心理医学模式替代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在这种背景下，过去被否认和禁止的针灸、中医等传统医学方法，开始得到承认和重视，被逐步纳入西方各国医疗卫生保障体系。
我国若继续走西医为主道路，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没有能力支付日益增大的医疗卫生成本。我国卫生费用既不可能达到美国1.3万亿美元的水平（超过我国2001年的GDP总额)，也不可能达其占GDP的13％水平（这需要1.25万亿元人民币，2001年实际为5150亿元，占GDP的5.3%，相差约60%)。更严重的是，中国卫生总费用中政府支出的比例不到40％，是世界最低国家之一，而发达国家是70％以上，发展中国家也达60％。再有，中国医疗价格上涨之快十分惊人，已成为严重社会问题。据统计，90年代我国综合医院门诊病医疗费用每年递增20%，住院病人住院费用每年递增17%以上，成倍地高于GDP和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由国情国力决定，我国不应也根本不可能采用西方医疗卫生保障模式。
同时，西医的局限在中国也有同样表现，许多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据统计，1999年我国西医临床诊断误诊率达27.8％，其中恶性肿瘤误诊率40％以上。我国抗生素占西药消费总量的31%，住院患者抗生素使用率高达80％，世界平均为30％。
2．中医药学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几千年来，中医药发展形成了一套现实与超前兼具、普济与深入兼备、以“简便廉验”为特点的医疗卫生办法与经验，且中医代表了未来医学发展方向。只要认真加以学习、继承和发展，完全可以在当今社会发扬光大，真正与西医并驾齐驱。
中医在防大疫上作用巨大。从始于战国成于西汉的《黄帝内经》，到东汉张仲景的《
伤寒论》，再到明清吴又可、叶天士的温病说，中医制服了一次次瘟疫，挽救了无数人生命。近几十年，中医药对一些重大传染病的防治作用也十分显著。1956年石家庄流行乙型脑炎，师仲景法用
白虎汤，疗效超过世界水平；1958年广州流行乙型脑炎，邓铁涛教授当年参与救治，统计中医之疗效达90%，且无后遗症。1990年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对1988年上海以中医药为主治疗乙肝重叠甲肝与1983－1988年美国本土以西医药治疗同类疾病的死亡率进行了统计对比，中美死亡率比例为1∶234。抗击SARS，中医药作用得到了国内外医学界的高度评价。中医药在防治
艾滋病方面也已开始发挥作用。
正是中医的比较优势，使得相当大部分中国人仍然钟情于中医。尽管中医机构和力量远小于西医，但我国每年中医门诊量仍占全国医院门诊总量的¼，民间诊所更高达63%。
3．中国需要建立适合国情的新型医疗卫生保障体系。70年代，我国以世界1%的卫生费用使公共卫生体系的人口覆盖率达85%，创造了发展中国家的奇迹，受到了世界高度赞扬。一个基本原因是，中医药学和中医为主、中西医并举的农村合作医疗发挥了重大作用。
20多年来，中国医疗事业、主要是西医取得了空前发展，但受惠者主要是城镇中享受公费医疗保障的2亿
多居民。在普遍卫生服务和人均卫生经费支出上，中国与世界的差距明显拉大了。世界卫生组织2000年对191个国家和地区的医疗卫生保障公平性进行了评价，中国被排在倒数第4位，为世界最不公平国家之一。世界银行统计，2000年中国人均卫生经费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20，排在最落后国家之列。中国卫生总费用中，政府与个人负担比例是39.4∶60.6，世界平均是61.8∶38.2，最不发达国家是59.3∶40.7。为此，中国受到了国际强烈批评。
中国要彻底改变这种状况，必须重新思索医学事业发展战略，建立中国特色的新型医疗卫生保健体系。这个体系必须是普遍服务的，真正将全体中国人民作为服务对象；必须是公平公正的，真正让大多数人都能享受最基本医疗服务；必须是价格合理的，真正让大多数人都能支付得起基本医疗服务费用；必须是方便有效的，真正让大多数人能享受到方便与快捷、效率与效果兼具的基本医疗服务；必须是预防为主的，真正把“修养身心”和“治未病”放在首要位置；必须是可持续发展的，真正能够适应经济发展、政府财力、居民收入的未来变化趋势。
中国特色新型医疗卫生保健体系应采取的基本框架是：以预防为主，城市中西医并重，农村中医为主、中西医并行。就是说，通过国家投入和政策扶持，大力发展中医药事业，逐步使中医在城市能够与西医真正并驾齐驱，在农村则要发挥主体作用。只有这样的体系框架，才可能实现疾病控制“重点下移战略”（面向农村面向基层)和“重点前移战略”（疾病预防和早期治疗)要求，才能够全面提升中国人民健康水平，实现“2020人人健康”的目标。要建立这样的新型体系，必须全面振兴中医药。
4、实施六大工程，全面振兴中医药。重建中医药重大战略地位，以“预防为主，城市中西医并重，农村以中医药为主、中西医并行”为基本框架，是建立中国特色新型医疗卫生保健体系的最佳选择。因此，全面振兴中医药，应当实施六大振兴工程。
中医药人才工程：解决中医药人才问题，最根本办法是真正按中医药自身规律特点培养人才。必须办真正的中医药院校。招生考试，应有严格的古汉语等传统文化知识要求；课程设置，以中医理论和经典为主；临床培训，以望闻问切技能的掌握为主；研究生深造，当以深研中医经典名著，继承和熟练掌握某方面中医传统技能为主。只有如此，学生毕业时，才具有真正的中医思维，掌握真正的中医技能，成为真正的中医师。
此外，承认师徒传承培养方式。使有真本事的民间中医公开化、正常化、合法化。同时，必须改革中医药教育体制和人才评价制度，改革中医药师资格审查制度，增加财政对中医药教育的投入，为造就千百万中医药人才创造体制和物质条件。
中医药科研工程：中医药科研必须在传统中医药理论指导下进行，彻底改变长期以来主要遵循西医思路和方法进行中医药科研的做法。要重新确立中医药现代化战略方向。中医药学是集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于一身的综合性知识体系，非单纯的医学。中医药现代化的方向不应再遵循西医科研路线,而是要在继承传统中医药基本理论、方法和经验的基础上，充分吸收现代科学成果，加以完善和发展，建立真正独立的中医辨证论治体系和科研体系。
此外，在传统中医药理论指导下开发新中药。在总结普效性中药配方的基础上开发新中成药。把以化学生物方法为主的草药成分研究列入西药范畴。要建立中药系列标准规范，使之逐步成为中药国际标准。同时，建立独立的中医药科研评价体系。建立真正的中医科研与临床基地。
中药产业发展工程：近年来世界草药市场销售额年均增长10―20%。我国中药产业也发展迅速，正在成为一大新兴产业。
一要发展中药材和中药饮片生产；二要扶持中成药生产。三是拓展中医药国际市场，扩大中医药的国际影响，重树我中药大国声威。
乡村中医药工程：一要像过去培养赤脚医生一样，为农村大量培养初级中级中医药人才。二要在规范的基础上鼓励在农村开办中医诊所。三要在政策上扶持乡镇卫生院，逐步提高其医疗技术与服务水平。四要组织中医讲师团，到农村普及以中医药为主的初级医学知识。五要建立一项制度，医学院校毕业生到大中型医院和医疗科研机构工作之前，必须先到农村服务一年。
中医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工程：中医药从基本思维、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到临床实践等各个主要方面，均与西医有很大差别，其行政管理方式方法也与西医药明显不同。长期以来中医日益西医化，一个基本原因就是实行中西医统一的行政管理体制，并基本按西医管理方式来管理中医。这种体制必须改革。改革的主要指导思想是，充分尊重中医药发展客观规律，完全按中医药自身特点确立行政管理方式和体制；改革的主要途径是，将中医药行政管理独立出来，从上到下建立自成系统的中医药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
同时，要增加国家对中医药发展的经费投入。既要提高国家卫生行政经费在财政支出中的比例，更要提高中医药行政事业经费在整个卫生行政事业经费中的比例。否则难以体现中西医并重的宪法精神。这是真正振兴中医药事业的条件保障。
中医药政策法规保障工程：政策法规往往决定一个产业或学科的存亡。日本明治维新后从法律上否定了中医,时至今日，日本已没有中医。这是个大教训。我国虽将“发展传统医药”列入《宪法》，但要在具体的法律政策和行政管理上落实宪法，还须下大功夫。
一要组织中医药专家和法律、经济及行政管理专家，对涉及中医药的所有医疗卫生法律法规、政策规章，进行重新审视和研究，凡有碍中医药正常发展之规定，或是修订，或是废止。二要加快中医药立法步伐，尽快制定中医药法。三要研究制定保护特种中医药的专门政策法规，像保护珍贵文化遗产和知识产权一样，保护中医药典籍、传统配方验方、中医秘术秘方和新中医药成果。四要在医疗卫生新法律政策制定中，在贯彻中西医地位平等、一视同仁原则的同时，在一些方面应体现对中医药的鼓励和扶持。
今年2月，全国100多名著名中医师，联名上书党中央及国务院，建议将“中医药的可持续发展”作为重大科技专项列入国家科技发展中长期规划。呼吁书指出，中医药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会出了不可磨来的贡献，是解决我国13亿人口特别是9亿农民医疗保健问题的关健。唯有以中医为主、中西医并重的卫生保健体系，才可能解决中国特别是农民和城市贫困人口的医疗保健问题，并成为全世界医疗模式的典范。如果无所作为，中医药如此发展下去，要不了20年，真正的中医将不复存在，如果中医药消亡在我们这代人手中，我们将成为千古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