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本清源:[转贴] 中医现代化批判——刘力红博士访谈之(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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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力红博士访谈之四

丁丁：在谈到阳明经的时候，您说它既是载宝的地方，也是藏污纳垢的地方，是精华与污秽同在的地方。因此，如何让上述这个宝对机体发挥最大的作用，如何使上述这个秽的有害影响降低到最低的程度，就成了一个关键。您甚至说，“对胡万林也应该一分为二来看”。请您利用这个机会，同大家谈谈您的看法，好吗？

刘力红（以下简称刘)：好的。
阳明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一个通降上。我们从很直观的角度看这个通降，通降就体现在对肠道内容物、对粪便的排泄上。因此，保持大便通畅，对于维系机体健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阳明这个通降的特性，使我们很容易想到，毛病要是在阳明这个系统里，就可以通过清扫的方法，很容易地把它祛除掉。所谓清扫就是下法，就是三承气所包含的治法。疾病只要在阳明这个系统里，都有可能用上面的方法来“一泻了之”。因此，下法的前提是它必须在阳明这个系统里，必须形成阳明的局面，必须有阳明病的格局。如果没有这样的局面，没有形成这样的格局，你也使用这个治法，那就叫做“妄下”。“妄下”就会出问题。我想胡万林就是一个最典型不过的例子。但是，对胡万林也应该一分为二来看，不能一刀切，不能一棍子打死。他使用下法的这样一种精神和勇气，以及他众多的成功病例，是值得我们很好地思索与借鉴的。只是这个度他没有很好地把握，这个前提他没能很好地把握。
上面这个前提非常重要，如果疾病不在阳明这个系统里，在其它的地方，我们可不可以通过一定的方法把它引导到阳明这个系统里来？我们可不可以通过一定的方法来帮助形成阳明这个格局？然后再一泻了之。我想从理论上应该完全可能。而且不少的古代医家，像张子和这样的医家已经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探索和实践。借助这些探索，借助这些经验，上述这个引导过程的技术是可以形成和完善的。在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在我们作出这样一个思考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我们虽然还是在谈论一个很传统的问题，很经典的问题，但是，我们已经不是在原来的那个点上来讨论它，我们已经跨越了两个千年。我们利用现代的思维对传统的问题进行新视点、新角度的思考，这样一个过程算不算中医现代化呢？我想这个问题很值得大家思考，尤其是中医的主管部门、行政部门更不应该轻视这个问题。现在一提到现代化，大家很自然地都把目光聚焦在现代化的手段和现代化的仪器设备上，以为非要实验研究，非要进入现代化的实验室，非要把中医放在分子生物学甚至基因片断上来研究，这才是现代化。一句话，非要小白鼠、小白兔点头这才算现代化。现在你要申报课题，如果没有这些内容，你是很难获得通过的。当然，上面这些工作必须要人去做，但这仅仅是一个方面。如果我们把全部的精力，把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这个方面，那就难免会犯错误。
我们现在来谈现代化，就像我们上面谈下法，它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如我们跟台湾谈判，一个中国就是一个前提，有这个前提什么都能说，什么都能谈。如果没有这个前提，什么都不能谈。中医的现代化也是这样，中医就是一个根本的前提。我所在的广西中医学院院长王乃平教授曾多次强调：“离开中医这个前提去搞现代化，其结果将会是现代化的程度越高，中医死得越快。”王院长的这个论断不但具有很深的战略意义，同时也有很深的哲学意义。这使我再次想到《庄子•应帝王》中的一则寓言：“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儵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儵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中医要搞现代化，中医不能老是这副土里土气的样子。搞现代化的目的是为了让中医更好地适应现代，更好地服务现代。但是，如果这个现代化搞不好，中医会像浑沌一样死在我们手中，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保持和发扬传统特色，走现代化道路。这是两全其美的事，这是非常值得赞叹的事。但，弄不好这又是一厢情愿的事。传统和现代化有些时候就像一个悖论，你抓住了这头就会失去那头，你抓了那头就会失去这头。不信大家往现实中看一看，有几个人能一头钻进实验室里，而另一头又埋在《内经》里？有几个人一手抓生物学，一手又抓《黄帝内经》？像现在的两个文明一样，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一点。极大多数的人是抓了分子生物学就丢了《黄帝内经》。曾经提到过，在博士这个群体里，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不再光顾《内经》？不再光顾《伤寒论》？可见“此事两难全”。就像我一样，一头埋在《内经》、《伤寒》了，就再腾不出另一头放到实验室里。不过，我对现代是非常关注的，也在不时地运用现代思维来思考传统的问题。经过长期的关注与思考，使我得出了两个基本的看法：第一个看法，中医的现代化首先是思想上的现代化，思维上的现代化，表述上的现代化，应该急于进行思维上的现代化实验，而不宜急于小白鼠的实验；第二个看法，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应该是传统精英与现代精英的结合，只有这样的结合才能有成效，才会出硕果。过去这些年里我们把这个路子合起来了，想在一个人身上同时打造出两个精英，然后实现两个精英的自然结合。现在看来，这是欲速而不达。这个路子必须分开来走。对于现代精英的造就并不困难，因为现在整个世界，整个时代都在致力这个精英的培养。而要培养一个传统精英，却是困难重重。因此，要实现传统与现代的结合，要实现中医的现代化，我们应该把很大的一部分精力放在传统上，放在传统精英的打造上。我想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前提。中医能不能用现代的这些手段，能不能用CT、核磁共振，当然能用。现代的一切手段我想中医都能用，但是，大家不要误以为这就是中医的现代化。如果你把这些当作中医现代化，那从内涵上和逻辑上都是讲不通的。从目前的情况看，运用现代化的这些手段，不能叫中医现代化，充其量只能算中医用现代化。中医不必老是长袍马褂，中医也可以穿西装革履，但并不意味穿上西装这个中医就改变了，中医没有改变，中医还是那个中医。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希望大家能够分清楚。
－－－－－－－－－－－中医现代化批判
——刘力红博士访谈之五

丁丁：您曾经谈到，中庸是讲王道，而非臣将之道。如果做学问、做中医专家也搞中庸之道，那就注定是平庸之辈，那就什么也搞不出来。请您深入地谈谈这些看法好吗？

刘力红（以下简称刘)：可以。
凤凰卫视曾经播发了杨振宁教授的一个重要演讲，演讲的题目是：美与物理。在这个演讲中，杨振宁教授提到了20世纪物理学的两个重要人物：一个是狄拉克，一个是海森堡。从狄拉克与海森堡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两种不可调和的路数与风格，他们所研究的在当时看来几乎都是异端，尤其是狄拉克方程发表后，他的研究遭到了当时相当多的大物理学家的讥讽和嘲笑，可是事实证明了，他们的“异端”研究在最大限度上发展和影响了20世纪的物理学。专家也好，学者也好，你必须有一个方向，方向设定以后，你就得一直走下去，这样一个走向其实就是“攻端”，就是“执端”。你不执端，你徘徊了，你犹豫了，那你还能搞出什么成就？你注定要半途而废！所以，做学问、做中医专家，或者是要搞成其它什么，你都必须专注，专注了就要执著于一端。就像现在搞中医它无外乎就是两条路，要么你专注于现代，专注于分子生物学，一切从现代出发，从现代中认识中医，改造中医，发展中医；要么你专注于传统，专注于经典，一切从传统出发，传统搞得深了，也许你会发现她与现代并不相违，稍加调整她就可以适应现代，甚至指点现代。当然，专注传统并不妨碍你关注现代，你也必须关注现代，而专注现代你亦应该关注传统。关注与专注这两个概念不同，现代与传统是两端，你只能执其一端，你不可能既是传统的高手，又是大物理学家。像杨振宁教授，他专注的是现代物理学，更具体地说他专注的是理论物理学的某个分支。但是，杨振宁教授又非常关注中国的传统文化，关注传统的中医。以杨教授这个极高的天赋，他可不可既做一个大物理学家，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同时又做一个中医专家呢？这一点不可能！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可是作为领导者，作为政策的制定者，情况就完全不同了，鱼和熊掌你还必须兼得，你还必须执其两端。执其两端而用中，这便是中庸的境界，这便是成就王道的境界。作领导的，制定政策的你不这样，你还像专家那样只执一端，只允许中医搞现代化，不允许中医搞传统化，我看这个中医很快就会完蛋。大家想一想，当前中医界的情况是不是这么回事。我们可以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过去中医晋升职称，在语言方面你可以考外语也可以考医古文，这两门是任你选择的。这样有个好处，你传统钻得深，你无暇顾及外语，你可以考古文。反过来呢？你的现代化专注得好，你的外文当然很棒，那你就考外语吧。这样一个政策就很有一些中庸的味道，你乐意搞传统，你乐意深入经藏，好！那你就专心搞你的传统。传统的这条路是绿灯，你不会担心搞传统就上了贼船，丢了职称。你喜欢搞现代吗，好！那你就专心搞你的现代化。这里更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我想干领导的，制定政策的，你必须换一个角度，从前你是专家，现在你不能再是专家，你需要做的就是设法营造出这么一个环境，让搞现代的有奔头，让搞传统的也有奔头，科研经费不要光撒在现代这条道上，也要分一些到传统这条道上来。如果能真正形成这么一个环境，这么一个氛围，那无疑就是为中医的生存，为中医走出困境创造了最好的条件。可现在的情况不同了，中医考古文不再作数，你要想晋升职称必须考外语，否则，即使你的中医再棒，你也别想升主任、升教授。写这一段，倒不是说搞中医的不需要懂外语，而是这样一个政策的改变，它向我们传递了一个重要的信息，传统这条道上的绿灯越来越少了。
中医现代化是大势所趋，是人心所向，是历史的潮流不可阻挡。在开始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还存有非分之想，可现在孔夫子把我教聪明了。在中医这个行业，搞中医现代化的必定是大多数，而搞中医传统化的只能是一小撮。像我读博士时的许多同学，要么去了广州、深圳，要么去了北京、上海，有的甚至出了国，都奔现代化去了，只有我这个山野村夫回到了落后的广西。我想从我的同学和我的身上，你也就能很清楚地看到现在的中医状况。现在大家都向往现代化，北京、上海还过瘾，还要纽约、伦敦。可是一旦放长假，你看都往哪儿奔？都往黄山、泰山、九寨沟奔，都往山区、农村奔。现代与传统其实就是这么一回事。所以，在这里我要为专注传统的同志们鼓鼓劲，你们既不要希望所有的中医同仁都来搞传统，你们也不用担心无人问津。如果我们将城市和农村比作现代和传统的两极，那么必然会有物极必反的一天。北大英语系教授辜正坤作过一个“网络与中西文化”的演讲，在演讲的结尾辜教授谈到，网络时代真正到来之时，“城市向乡村的反向运行可能会发生。其时，城市存在的惟一用途便是作为一片废墟和遗迹让后人观看，让他们知道落后的前人曾在一个怎样的受到污染的环境中生存”。我想辜教授的这个结尾也许会成为日后回归传统的一个预言。当然，我所指的这个回归并不是指的物质上的回归，而是指的一种精神上的回归，思想上的回归。
－－－－－－－－－－－中医现代化批判
——刘力红博士访谈之六

丁丁：在研究中医学的过程中，你一再谈到道与器的区别，“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那么，这二者之间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

刘力红（以下简称刘)：除了上面这个有形无形、向上向下的区别外，还有一个很内在、很本质的区别：是器它就有生化，它就有升降出入。所以，《素问•六微旨大论》云：“是以升降出入，无器不有。故器者生化之宇，器散则分之，生化息矣。”有器就有生化，有生化就必有不生化：有器就有升降出入，有升降出入就必有升降息、出入废，这是非常辩证的一对关系。既然有器形成，那自然就有器散的时候，“器散则分之，生化息矣”。有生化就有不生化，而从fo门的观点说就是有生必有灭，生灭相随。那么，这个生化与不生化以及这个生灭的根源在哪里呢？很显然与这个器有关，与这个形而下有关。所以，器世界的东西，形而下的东西都是有生化的，都是生灭相随。有生化，有生灭，这就有变动，《易》也好，医也好，都强调一个“成败倚伏生乎动”。因此，这个变动生起来，成败、兴衰就生起来，轮转漂流就生起来。你要想获得永恒，在器世界这个层次，这形而下这个层次，那是万万不可能。因为你有生化，有生灭。要想获得永恒，那怎么办呢？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设法不生不化。无有生灭，无有生化，自然就无有变动，如如不动那还有什么成败，还有什么兴衰，这就永恒了。对这样一个问题的可能性，黄帝也十分关切，于是便有“帝曰：善。有不生不化乎？歧伯曰：悉乎哉问也！与道合同，惟真人也。帝曰：善”的这样一段对话。可见不生不化是完全有可能的条件就是“与道合同”，与“形而上”合同。因为在形而上这个层次，在道这个层次，在心这个层次，它不具器，不具器，那就不会有生化，没有生化，所以它能“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不垢不净”。因此，fo家也好，道家也好，她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她的理想目标，其实就在形而上这个范围里。《老子》云：“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损什么呢？就是损这个器世界的东西，就是损这个形而下的东西。你对器世界的执著越来越少，你对形而下的执著越来越少，那当然就趋向形而上了，这就是“与道合同”的过程。fo家讲“看破，放下，随缘，自在”，看破什么？放下什么？就是要看破、放下这个器世界，这个形而下。在形而下里，在器世界里，到处是束缚，到处是障碍，你怎么可能获得自在？所以，你要想真正地大自在，那就必须“看破、放下”。
fo家修炼讲“明心见性”，道家修炼讲“修心养性”，可见都在形而上这个圈子里。因此，形面上与形而下不仅将道器区分出来，也将圣凡区分出来，也将中西文化的差别区分出来。你要搞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如果你不把着眼点放在这个上面，你能比较出一个什么来？中医学谈火分君相，也要着眼到这个上面来。既然心火属形而上这个层次，位居君主，不具形器，那它怎么跟器世界的其余藏府打成一片？作为火它怎么腐熟水谷？它怎么蒸腾津液？它怎么熏肤、充身、泽毛？那就只好由相火来，让相火来履行这个“凡火”的职责。因此，相火概念的产生正是基于这样一个理性思考和实际需要的前提。所以，从形而上与形而下来讲，君火属形而上，相火属形而下。形而上，故君火以明；形而下，故相火以位。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易•系辞》曰“神无方”，神无方，故以相火为方，以相火为位。神用没有方位可言，她只随缘显现，而在器世界这个层次又不能没有方位，因此，建立相火以为方位。
前面我们曾经谈到人与其他动物最大差别这个问题，这里我们提出“主动用火”亦是一个最大的差别。迄今为止，在所有的动物中，只有人类是主动用火的，而在这个主动用火的现象背后存在一个更具实义的差别，就是人类独特的思维。心火主神明，故火与思维有密切的关系。火与思维相关，思维由火所主。而现在火作了君相的划分，作了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划分，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思维是否也有君相的差别？在思维这个领域，在意识这个领域，哪些属于形而上？哪些属于形而下？潜意识、无意识，以及思维中的直觉，是否就属于形而上的范围？而逻辑思维是否就属于形而下的范畴？思维和意识问题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尤其是对那些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重大发现后面的这些思维和意识过程，这些过程中所显现的和谐和惊世骇俗，令人们惊讶不已并深受感动。历代的科学家们都在探讨这个过程，想使之“真相大白”。心灵深处的这些东西是怎么爆发出来的？心灵深处所唤醒的东西来自何处？对此，柏拉图在《斐德罗》中表述道：“这些被唤醒的东西并不是从外部输入的，而是一直潜藏在无意识领域的深处。”
行星运动定律的发现者开普勒为他的这一发现所显示的和谐深深感动，在《世界的和谐》一书中，他写道：“人们可以追问，灵魂既不参加概念思维，又不可能预先知道和谐关系，它怎么有能力认识外部世界已有的那些关系？……对于这个问题我的看法是，所有纯粹的理念，或如我们所说的和谐原型，是那些能领悟它们的人本身固有的。它们不是通过概念过程被接纳，相反，它们产生于一种先天性直觉。”
著名物理学家泡利对开普勒的这一思想进行了更为精确的表述：“从最初无序的经验材料通向理念的桥梁，是某种早就存在于灵魂中的原始意象（images)——开普勒的原型。这些原始的意象并不处于意识中，或者说，它们不与某种特定的、可以合理形式化的观念相联系。相反，它们存在于人类灵魂无意识领域里，是一些具有强烈感情色彩的意象。它们不是被思考出来的，而是像图形一样被感知到的。发现新知识时所感到的欢欣，正是来自这早就存在的意象与外部客体行为的协调一致。
一个创造，一个光辉的思想，一个激动人心的理论，它们来自于某种早就存在于灵魂中的原始意象。这个原始意象不来自于外部，不存在于意识这个层面，它来自于无意识；这个原始意象“不是被思考出来，而是像图形一样被感知到的”。这使我们想到了孔子在《易•系辞》中的一段名言：“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由上述这个原始意象产生出来的思想可以不同，由上述这个原始意象产生出来的创造可以不同，但是，对这个原始意象存在的认识和描述却是这样惊人的相似。这使我们由衷地感到：古圣今圣，其揆一也；中圣西圣，其揆一也。我们不禁要问：《易》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儒家为什么要将《易》立为群经之首？《易》是否就是要专门探讨原始意象那个层面的东西？
“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山也还是那座山哪，梁也还是那道梁。”人类科学迄今为止所发明的这些伟大理论，它们所揭示的，它们要说明的，不过就是自然界这奇异的均衡关系，不过就是自然界各部分之间以及各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固有的和谐。科学并没有在自然之外创造什么，科学也没有在自然之内减少什么。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科学只是充分地利用了自然给出的这个均衡与和谐。谈到这里，我们惊奇地发现，中医不正是这样一门科学，她在揭示人与自然的和谐方面，她在利用人与自然和谐方面，做到了尽善尽美，无以复加！

丁丁：你反复地讲过，道只有一个，中医的道也好，儒、释、道的道也好，都只有一个。但是，见到它、证到它却可以有许多的方法。请你仔细地谈谈这个问题好吗？

刘：好的。fo教有八万四千法门，也就是有八万四千种方法，八万四千个切入点。从这些切入点切入，你都能够最终认识宇宙人生的根本。我们这样来看历史上中医的许多流派，那就不足为怪了。张仲景他从三阴三阳切入，李东垣他从脾胃切入，叶天士他从卫气营血切入，吴鞠通他从三焦切入。只要从这些点上真正地深入进去了，最后都到了“北京”，都见到道了。那么，这些法门，这些切入点就应该都是可取的。所谓法门无高下，见道即为真。既然法门无有高下，那我们为什么总是强调经典呢？明眼人应该可以看到，经典是什么呢？其实经典就是“北京”！后世那么多有成就的医家，建立了那么多不同的流派，不同的学科。有的医家成就很大，眼界也很高，几乎目空一切了。但是，为什么他们都强调经典，都认为自己流派的出处是来自经典。这恐怕不完全是沽名钓誉，一定要找一个圣贤为依托。而是一门深入以后，当深入到相当的程度时，当他们豁然开朗时，都会不约而同地发现：原来这就是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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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力红博士访谈之七

丁丁：您曾经说过：“学中医的人对中国古代的河图、洛书这两个图要记得很清楚，这两个图很关键，传统的数学就包含在这两图之中。”在您看来，了解一点河图数图、洛图数图知识，对学中医的人很重要吗？

刘力红（以下简称刘)：是的，确实很有益处。孙思邈曾说过：“不知医不足以为大医。” 现代科学如果没有数学，那就称不上科学。没有数学语言的表述，怎么能登大雅之堂？其实中医也是这样，中医同样需要数学，所以也就离不了上述这两图。《内经》也好，《伤寒》也好，都用到这两个图。因此，我们且不要说知易，了解一点是很有必要的。

丁丁：那么，您能不能结合《伤寒论》的用药特点，谈一谈它与数的关系？

刘：可以，我们就从小柴胡汤的七味药的药谈起吧。小柴胡汤用药七味，第一味就是柴胡。我们看《伤寒论》的方应该注意它药物排列的次第，谁先谁后，这个是很有讲究的，随便不得。排第一位的往往就是君药，第二的往往是臣药，排后面的当然就是佐使药。现在开方往往不管这些，先记哪味就先写哪味。开一个小柴胡汤他可能把人参写第一、生姜写第一，这就乱套了。“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你这样来处一个方，不用说人家就知道你的家底。
柴胡位属第一，是当然的君药，黄芩位于第二，是为臣药。我们看君药臣药的用量是多少呢？柴胡用八两，黄芩用三两。一个三、一个八，正好是东方之数，正好是寅卯辰之数。单就一个君臣药的用量，就把整个少阳的性用烘托出来，就把少阳病的欲解时相烘托出来。可见张仲景的东西是非常严谨的。不是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如果开一个小柴胡汤，柴胡不用八两，黄芩不用三两，它还是小柴胡汤吗？它已然不是小柴胡汤了。再用它作为少阳病的主方，那就会出问题。又如桂枝汤，如果把桂枝的用量加上去，由原来的三两变成五两，这个就不再是桂枝汤。它变成了治奔豚的桂枝加桂汤。这一变就由群方之祖，由至尊之位，沦为草民了。所以，中医的用量重不重要呢？确实很重要！当然这个量更重要的是在数的方面。
天津南郊有一位盲医，善治多种疑难病证，远近的许多人都慕名去求医。既然是盲医，当然就不能望而知之，他主要靠问诊和切诊来诊断疾病。疾病诊断出来以后，开什么“药”呢？他开的“药”来来去去都是用我们日用的食品。像绿豆、红豆、葡萄干、黄花菜等。不管你什么病，他都用这些东西。惟一的区别就在这个数上。张三的病，他用二十颗绿豆，二十颗葡萄干，李四的病，他用二十一颗绿豆，二十一颗葡萄干。按照现代人的理解，二十颗绿豆与二十一颗绿豆有什么区别呢？熬出来的不都是绿豆汤吗？要是按照现在的成分来分析，它确实没有什么差别。而且如果不严格计较绿豆的大小，二十一颗绿豆与二十颗绿豆的重量也可能完全相同。但，为什么在中医这里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这就要联系到我们从前提到过的象数这门学问了。
上述这位盲医善于用数来治病，而我们循流探源地追溯上去，张仲景才真正是中医用数的鼻祖。大家单看《伤寒论》中大枣的用量就很有意思。桂枝汤大枣用十二枚，小柴胡汤大枣也用十二枚，十枣汤大枣用十枚，炙甘草汤大枣用三十枚，当归四逆汤大枣用二十五枚。前面的十二枚，十枚好像还容易理解。到了炙甘草汤和当归四逆汤，大枣为什么要用三十枚和二十五枚呢？三十枚大枣代表着什么？二十五枚大枣又代表着什么？这个问题提出来，即使你不回答，恐怕也能够感受到它的不寻常。
炙甘草汤是太阳篇的煞尾方，用于治疗“脉结代，心动悸”。80年代初，《上海中医药》杂志曾连载柯雪帆教授所著的《医林辍英》。后来，《医林辍英》出了单行本。该书是采用章回小说的形式写就的，既有医理医案，也有故事情节。其中有一章就专门谈到炙甘草汤的运用。炙甘草汤是一张治疗心律失常的良方，特别是一些顽固性的心律失常，像房颤这一类心律失常，用之得当，往往都可以将失常的心律转复正常。这个得当包括两方面，第一方面当然是辨证得当，你要搞清楚炙甘草汤适应哪一类证，我们姑且不论它什么心律失常，你得先从阴阳去分，看看它适应阴证还是阳证。更具体一些，适应阴虚证还是阳虚证。我们一分析方剂的组成，《伤寒论》中的养阴药几乎都集中在这一方中。因此，它适应于阴虚证应该没有疑问。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在《伤寒论》中集养阴之大成的方子，它还是要加进桂枝、生姜、清酒这些阳的成分。我们去看太极阴阳的画面时，你很能感受出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来。而我们回过来看炙甘草汤，阴阳的这层涵义亦活脱脱地呈现出来。
炙甘草汤适用于阴虚类的心律失常，这个是辨证得当，但是仅仅有这个条件还不够，还必须用量得当。这一点是柯教授专门谈到的问题。你看这个房颤，各方面的条件都符合炙甘草汤证，可是用下去就是没有应验。问题出在哪呢？就出在用量上。道门炼丹有一句行话，叫做“传药不传火”。药可以告诉你，可是火候不轻易告诉你。为什么呢？因为它太重要了。一炉丹能不能炼成，有时就看这个火候的把握。中医的方子可以告诉你，可是量却不轻传。为什么呢？量者火候也！火候才是成败的关键，那当然不能轻传。可是张仲景不同，他是医界的孔圣，既是孔圣，那就应该“吾无隐乎尔！”所以，张仲景不但传方、传药，而且连用量也和盘托出。
讨论《伤寒论》的用量，应该注意两个问题，一个是重量，一个是数量。这两个问题有联系，但在本质上又有差别。重量不同，量变了会发生质变；而数不同，同样的也可以发生质变。对于第一个质变，我们容易理解，现代用药的剂量就是这个涵义。而对于第二个质变，由数而引起的质变，我们往往不容易理解，也不容易相信。
有关《伤寒论》的用药重量，现在的教科书都以3克算一两，而药典所规定的剂量也与这个差不多。但是，柯雪帆等根据大量出土的秦汉铜铁权及现存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东汉“光和大司农铜权“的实测结果，东汉时期的一两应析合为现在的15.625克。一两合3克与一两合15.625克，这个差别太大了，直差五倍有余。像炙甘草汤中的生地黄用量为一斤，如果照一两3克算，只是48克，若按东汉铜权的实测结果，则应是250克。正好相当于现在的半斤。
《伤寒伤》成书于东汉末年，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既然是东汉的著作，那这个用量理所当然地应该按东汉时的重量来折合。可是这一折合，问题就弄大了。生地黄可以用半斤，麻黄可以用93.75克（按大青龙汤麻黄用六两来折合)，这就大大超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所规定的用量。你按东汉的剂量治好一千个人没你的事，但只要有一个人出了问题，那你就吃不了兜着走。你就要变胡万林。为什么呢？因为药典不支持你，你没有法律依据。所以，柯老先生尽管知道《伤寒论》的剂量就应该是东汉时的那个剂量（这个“知道”不但有考古的依据，而且还有临床实践的依据。何以见得？因为炙甘草汤你按照现在一两3克的常规用量，这个房颤就是转不过来。而一旦你用回东汉时的剂量，生地用250克了，炙甘草汤还是这个炙甘草汤，剂量一变，火候不同，房颤很快就转复成正常的心律)，可是，柯老先生还是强调一句：“应以中国药典所规定的用量与中药学教科书所规定的常用为依据。”不强调这一句，出问题打官司，10个柯老也不济事。
剂量问题是一个大问题，如果这个问题含糊了，那《伤寒论》的半壁江山就有可能会丢失。你的证辩得再准，你的方药用得再准，可是量没有用准，火候没有用准，这个疗效能不打折扣吗？而最后怪罪下来，还是中医不好，还是中医没疗效。对剂量的问题我是有很深体会的，记得1990年暑期，我的爱人赵琳怀孕40天时，突发宫外孕破裂出血。当时由于诸多因素，我们选择了中医保守治疗。并立即将情况电话告知南宁的师父李阳波先生。师父于电话中口述一方，并嘱立刻购用，即藏红花10克，水煎服。师言藏红花治疗内出血，诚天下第一药也。次日，师父亲临桂林。诊脉后，处方如下：白芍180克、yin羊藿30克、枳实15克，水煎服，每日一剂。经用上述两方，至第三日B超复查，不但出血停止，腹腔原有出血大部分吸收，且意外发现宫内还有一个胎儿。先师所用第二方，药皆平平，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看来奥妙就在这个用量上。我们平常用白芍，也就10来克、20克，至多也不过30—50克。用到180克，真有些惊世骇俗。但是，不用这个量就解决不了问题。因此，用量的问题确实是一个关系至大的问题，值得大家来认真地思考与研究，尤其应该由国家来组织攻关。
接下来我们谈谈引起质变的第二个因素，即数变到质变。由数的变化而致质的变化，在上述这两个方剂中表现得尤其充分。我们看炙甘草汤，炙甘草汤上面已经敲定了，是一个养阴的方剂。方中大枣用量是三十枚。三十是一个什么数呢？三十是一个“群阴会”。我们将十个基数中的阴数也就是偶数二、四、六、八、十相加，会得到一个什么数呢？正好是三十。十基数中的阴数总和就是三十，所以我们把它叫“群阴会”。既然是这样一个数，那当然就有养阴的作用。这个数用在炙甘草汤中，就正好与它的主治相符。另外一个方，就是当归四逆汤。当归四逆汤是厥阴篇的一张方，用治“手足阙寒，脉细欲绝”之证。从当归四逆汤的方，从当归四逆汤的证，可以肯定它是一张温养阳气的方。是方大枣用二十五枚。二十五又是一个什么数？是一个“群阳会”。我们将十基数中的阳数一、三、五、七、九相加，就正好是这个数。这就与当归四逆汤的主治功用相应了。
一个是“群阴相会”，一个是“群阳相会”，张仲景为什么不把它颠倒过来，炙甘草汤用二十五枚，当归四逆汤用三十枚呢？可见数是不容含糊的。数变，象也就变。象变了，阴阳变不变呢？当然要变！阴阳一变，全盘皆变。所以，数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小问题，它与前面那个重量问题同等的重要。
数在传统中医里，它不是一个纯粹抽象的数，它是数中有象，象中有数，象数合一。数变则象变，象变则阴阳变。为什么呢？因为阴阳是以象起用的。所以，《素问》专门立有一篇“阴阳应象大论”。这篇大论以“应象”为名，就是要从“象”上明阴阳的理，从“象”上现阴阳的用。当然，象数的问题不容易使人轻信。我们总会觉得三十颗大枣与二十五颗大枣会有什么区别呢？我们总觉得有疑问。既然有疑问，那又何防一试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那我们就用实践来检验它。
大家可以找一些相应的病例，当然不要太重的，最好是调养阶段的心脏病。如果病例多，可以分作两组，一组是心阳虚，一组是心阴虚。心阳虚的我们每天以二十五枚大枣煎汤服，心阴虚的我们以三十枚大枣煎汤服。看看有没有效应。有效应了，效应稳定了，我们再颠倒过来。阳虚的一组换成三十枚，阴虚的一组换成二十五枚，看看会不会有变化。如果有变化，那你就知道象数的学问确实不是虚设，数里面确实包含着东西。数量面包含的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是信息，还是光色？这个我们可以做研究。
－－－－－－－－－－－中医现代化批判
——刘力红博士访谈之八

丁丁：上一次，你以小柴胡汤为例，说从小柴胡汤的用量，看出了中医的一点门道。这一次，你能不能接着上次的问题，再往深处谈一谈呢？

刘力红（以下简称刘)：好的。数的问题我们必须把它归到象上来讨论，象虽然有实义，毋庸置疑，可总还嫌它虚无飘渺。因此，我们还是讨论一些实实在在的东西，也就是物这个层面上的东西。我们研究现代科学与传统中医，如果将两者放在象、数、物这三个层面来界定，那么，中医与现代科学都在研究物的这个层面，这是共同的。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应该肯定，现代科学要比中医走得远，走得好。她对物的认识更为微细，更为具体，手段更多。但是，现代科学的研究有没有伸展到象的层面、数的层面？或者说现代科学所采用的唯物的研究手段，是否扩展到了唯象和唯数的层面呢？从传统的象数涵义来说，她好像还没有。而在这两个层面，也就是在用唯象和唯数的手段认识世界的方面，传统中医已经走得很深、很远了。
这样一界定，我们就可以看出，现代科学与传统中医是各有千秋，各有长短。在象数的方面是我们的长处，可是在物的方面我们要差一点。为什么呢？那个时候的“物”的确太贪乏。大家想一想，两千多年前我们有多少物呀？而物这个东西，你要打开它，认识它，那还必须靠物，这叫做以物识物。大家看现代科学的研究过程就非常清楚。你要认识这个物质，你要找到物质的基本结构，你需要什么呢？你首先需要精密的仪器，需要高速度、大能量的粒子碰撞机。没有这些东西，微细的粒子就没办法打开，你也就没办法看到物质结构的真面目。所以，以物识物的格局一旦形成，它就仿fo进入到一怪圈，进入到一个拧不断的循环。你越想认识物，你就越要依赖物，认识的程度越高，这个依赖也就越大。随着这样一个循环的不断深入，心的作用就自然被淡化了。
现代人以物知物，而古人是以心知物。以心知物，所以要“格物”而致知；所以要“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虚，虚而后能得”。得到最后，便成“心物一元”了。这些就是传统和现代在认识方法和认识手段上的差别。我们研究现代科学和传统中医，如果把她们放在文化的高度，思想的高度，那就必须认识到这些差别。
传统在“物”这个层次上所做的工作是比较薄弱的，这一方面我们可以吸收现代的东西，其实这也是中医现代化的主体工程。大家可以思考这个道理，传统的东西，中医的东西有什么值得现代呢？那只有“物”这个层面的东西值得现代，或者说只有“物”这个层面的东西可以考虑现代。除此以外，“数”这个层次，“象”这个层次，怎么现代呢？这些方面刚好反过来，是要现代来老老实实地做学生，是现代来传统化。不光是现代来化传统，传统也可以化现代！
我们做这样一种思考和联系有什么好处呢？或许有助于现代科学突破一些固有的模式和僵化的思想。现代科学在某些领域已经步入了怪圈，比如基本粒子这个领域，现在已经搞到夸克。夸克意味着什么呢？再往下去不容易了。夸克的平方已然这样艰难，那么，夸克的平方再往下走呢，所以，在物质这个层面，在“有”这个层面，在一定的阶段里，你可以细分，微分，毫微分。可是分到一定的时候，你分不下去了。再分，“有”就会骤然变成“无”。这个时候如果再想往下走，那就必须思想领域的根本变革，我想这个时候就非常需要传统了。也只有到这个时候，传统在象数这个领域、在形而上这个领域、在“无”这个领域的东西才会得到真正的认可。
我经常在想，搞中医的人应该炼点内功，应该耐着性子，不要看到这个世界什么都现代化了，我也非现代化不可。你甭急！中医不在于现代化了没有，而在于你学好了没有。学好了，你不担可以走四方，还可以做现代的导师。孔子在“里仁”这一篇里说：“不患无位，患所以立。”孔子的这句话我们学中医的值得很好地参照。“不患无位”，你不用担心将来中医有没有位置，有没有地位。用现代的话来说，你不用担心中医的市场份额，不用担心搞中医能不能捞上饭吃。这些问题你不要去操心，你不用去“患”它。而真正应该操心的是什么呢？“患所以立”也。中医靠什么来立？传统靠什么来立？显然不是靠现代来立。因此，只要你真正学好了中医，真正搞清了传统，那你就不患无位。
对象数这个层面的认识和把握相对要困难一些，我们可以先来看“物”的这个层面。从物这个层次讲，小柴胡汤的君药是柴胡。柴胡气味苦平，它的主治功效《神农本草经》中讲得很清楚。另外，就是清代名医周岩写的一本书叫《本草思辨录》，这本书把柴胡的性用讲得很地道、很形象。他说柴胡的作用就是“从阴出阳”。从阴出阳怎么理解呢？大家一看寅卯辰就知道了。阴阳我们可以从南北来分，从冬夏来分，从水火来分。冬为阴，夏为阳，而位于冬夏之间的这个“寅卯辰”，不就正好是从阴出阳吗？所以，柴胡这个“从阴出阳”的性用正好是与寅卯辰相应的。与寅卯辰相应，当然就与少阳相应，当然就与少阳病的欲解时相应，当然就与少阳的治方大义相应。所以，周岩讲柴胡的这个功用讲得很地道。

丁丁：你在研究中医学的过程中，非常重视时间概念，你甚至说，开处方就是开时间，请您深入地谈谈这个问题，好吗？

刘：好的，我就谈谈选择服药的时间问题。在讲太阳和阳明欲解时的时候，我们没有强调服药的地间，其实这个问题也应该引起高度重视。一个疾病你诊断出来，而且开了相应的药方，比如你开了小柴胡汤。方子开出后，写上水煎服，日三次。这样当然也可以。但是，对于少阳病而言，乃至推及到其他的六经病，有没有一个最佳的服药时间？而在这个最佳的服药时间服药，往往能够收到事半功倍的疗效。现代医学在这方面已经有所关注，比如洋地黄类强心药，服用的时间不同，药效截然不同。在凌晨4时左右服用，其效价要远远高于其他时间服用。而降糖类药物也有类似的特点。同样一个药物，只因在不同的时间服用，就会带来如此大的效价差异。可见研究服药的时间，确实是一件投入小而获益大的事情。而中医在这些方面应该大有文章可做。一个是传统的文章，即挖掘经典在这方面的内涵；一个是现代的文章，这就是寻找与现代的契合点。
传统方面，《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的“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已然从阴阳这个根上将它包揽了。你从这里一口咬定，一门深入下去，必能打成一片。浅近一些讲，养阳的药该什么时候服用？养阴的药该什么时候服用？这已经很清楚了。在这样一个时候服用，就好比我们给植物浇水，一下就浇到根子上，那当然就事半功倍啦。但是，也要提醒大家，中医的问题死板不得。如果养阳的药一定等到春夏才服，养阴的药一定等到秋冬才服，那岂不惨了。一日之中又何尝没有四时呢？养阳的药开出来不必等到春夏，一旦之中的寅卯辰可服，巳午未也可服；养阴的药开出来，也不必等到秋冬，申酉戌不就是秋？亥子丑不就是冬吗？
上述的问题稍作延伸，就又回到了欲解时上来。少阳为什么欲解于寅卯辰？太阳为什么欲解于巳午未？阳明为什么欲解于申酉戌？一样的是“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只不过这个“养阳”和“养阴”是老天帮你完成的。这样一联系，你就知道，六经的欲解时，其实也就是六经病服药的正时。比如太阳的麻黄汤、桂枝汤就应该在巳午未服用，这个时候服用是应时的服用，是“以从其根”的服用，自然也是事半功倍的服用。而其余时间则视方便而定。
现代方面，我们可以根据现代研究的一些苗头，与传统进行有效的链接，以便互相启迪，共同提高。比如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强心药和降糖药，如果经过更进一步的研究确证了这两类药的最佳服用时间就在凌晨4时左右（寅时)，那么，糖尿病、心脏病也就很自然地与厥阴病、少阴病、少阳病建立了一种内在联系。因为寅时是上述三病共有的欲解时。寅时不仅三病共有，而且占两阴一阳，这在六经时相中是绝无仅有的。因此，寅这个特殊的时相，不但值得我们从传统的角度去挖掘研究，也很值得我们从现代的角度去发现，去思考。比如糖尿病与厥阴病的内在联系你思考清楚了，那我包管你在治疗上会有新的思路、新的突破。中西医为什么不能结合呢？当然能结合！但要看你如何结合。工作到家了，敌都可以化而为友，更何况是中医西医。
－－－－－－－－－－－中医现代化批判
——刘力红博士访谈之九

丁丁：你在讨论太阴病的时候，曾经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即中医的主干思维不能丢掉。请你再谈谈这个问题，好吗？

刘力红（以下简称刘)：好的。我曾经说过，太阴主要属坤土，而易曰：“坤也，至柔。”那在我们人身当中，这个至柔的地方在哪里呢？很显然，这个至柔的地方是在腹部。人身的其他地方都不像腹部这么柔软，其他的地方都有坚硬的骨头，惟独腹部没有。所以，人身的坤位，人身的太阴位，就是这个腹部。《易•说卦》曰“坤为腹”即是证明。而太阴发生病变当然就会首先影响到它的专位，故太阴病机条文首言“腹满”，再言“腹痛”。这是太阴病的定位问题。
其次，太阴坤性还有什么特征呢？坤者，厚也。故《易•彖》曰：“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太阴的许多特性都与这个“坤厚”有关。首先《说文》及《尔雅释诂》皆云：“腹，厚也。”这就与前面讲的定位相应了。腹部确实是反映太阴特征及太阴病的重要场所，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所以，凡是腹部的病变，都要考虑到它与太阴的相关性。
另外，太阴篇主要是讲坤土，主要是讲脾胃，而《素问•灵兰秘典论》曰：“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言仓廪之官，言五味出焉，这就牵涉到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仓廪者，言其载物也。载物则必以厚。故曰：坤厚载物。所以，我们观察坤土、观察太阴、观察脾胃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看它的厚薄。厚是它的本性，说明它能载物，能为仓廪之官。若是薄了，那就难以载物，难为仓廪了。
看厚薄主要从太阴的位上看，也就是从腹部看。要是腹部太薄，甚至成舟状腹了，那这个太阴的本性肯定有问题，脾胃肯定虚弱。坤薄就没有坤性，怎么载物，怎么为仓廪呢？看腹的厚薄还需注意一个问题，特别是看小孩。厚薄是指肉的厚薄，有的小孩肚子很大，肉却很薄，只是一层皮包裹着，这个不能作厚看。另外一个看厚薄的重要地方就是肚脐，肚脐的浅深、厚薄甚能反映太阴的强弱、脾胃的强弱，这是我们观察太阴脾胃的一个很方便而直观的法门。当然，太阴坤土宜厚，薄则有失坤性而为不及，然太厚亦不宜。太厚则变生肥胖，在《素问》则云敦阜，这是要生亢害的。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易》坤彖所云：“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这其实就是《素问•灵兰秘典论》所说的“五味出焉”的问题。在自然界，坤元资生万物，在人体呢？就是这个“五味出焉”。五味的问题相当重要，我们在《素问》里可以看到这样的原文：“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讲实在的，我们要维持生命，靠的是什么呢？一要靠这个天气，因为我们不能没有呼吸，一时一刻没有呼吸都不行。这个呼吸之气就是天给人的五气。剩下的就要靠地的五味，所以，我们除呼吸之外，不能不吃东西。我们吃进的这些东西，就是地给我们的五味。
现代医学对我们进食的各种食物主要是从营养的角度去考虑，像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各类维生素及微量元素等。可是中医呢，它就用两个字，就是“五味”。我们除了要食天气，要呼吸以外，其他的一切营养都可以用这两个字来形容，都可以用这两个字来思考。不管是蛋白质还是脂肪，不管是维生素还是矿物质，都叫做五味。西医看一个皮肤干燥，认为是缺乏某种维生素，看你头发脱落，认为是缺钙，所以，要补充这些维生素和钙。要是作一个中医你也这样去思考，西医认为缺钙你就加一些龙骨、牡蛎，那这个思维就成问题。
搞中医的人不是不可以借鉴其他的东西，借鉴和吸收都是可以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嘛。但得有个主干思维，不能反奴为主。这样不但对中医没有好处，对其他学科也不见得是一件好事。最近，拜访了云南著名老中医吴佩衡的嫡传长孙吴荣祖先生，吴先生谈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就是当前我们搞结合要设法搞1+1大于1的结合，而不能搞1+1小于1的结合。为什么有这个提法呢？因为吴先生眼里看到的中西医结合大多是这类小于1的结合。比如，炎症用青霉素治疗已经绰绰有余，但是为了搞结合再加上一些清热解毒的中药，这样反而降低了青霉素的效力。没有增加药的效力，反而增加了医用成本，现在许多中医院的病房就是搞的这一套。谈起这些，吴先生流露出无奈和痛心。
什么是中医的主干思维呢？以上面讲的营养话题为例，如果你也跟着喊维生素、矿物质，要补充这个维生素，补充那个矿物质，那你就没有主干思维。作为中医你要思考这个五味。五味有外五味和内五味，外五味就是坤卦里说的“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也就是大宇宙的坤地所生出的五味。内五味呢？就是《素问•灵兰秘典论》所讲的“仓廪之官，五味出焉”的这个五味。是由人身这个小天地的脾胃坤土所化生的五味。我们临床上看到很多病人，在饮食摄入的质和量上都相差无几，也就是这个外五味的摄入上没什么差别。同吃一锅饭，同吃一样的菜。为什么就你缺乏维生素，而别人不缺维生素呢？很显然，这个缺乏不是出在外五味上，外五味并不缺乏。缺乏的是内五味。你的太阴，你的脾胃，你的仓廪之官不能很好地“五味出焉”，那这个内生五味自然就缺乏了。这个时候你去补他的外五味能起多少作用呢？起作用也是一时的作用，也是权宜之计，不是根本的方法。你应该着眼于他的太阴，他的脾胃，他的内坤元。让这部分厚壮起来，正常起来。这部分能够“万物资生”，能够“五味出焉”，那这个维生素的缺乏、矿物质的缺乏就从根本上得到了解决。这就是运用主干思维。中医的这个主干思维任何时候都不能丢。

丁丁：太阴的许多病变都与藏寒有极大的关系。在中医理论中，太阴就是脾胃，就是后天，所以，你认为藏寒的问题放到太阴篇末讨论是有特殊意义的。是这样吗？

刘：是的。比如说，有些人嗜食寒冻，这就是后天的因素，这一点非常重要，特别是我们南方人。南方人，像是南宁人，动不动就讲上火，你看10个病人，有9个都说火气大。这个也热气，那个也热气，都不能吃。能吃什么呢？就能吃寒凉的东西、清火的东西。而现在要吃寒凉非常方便，打开冰箱就是了。所以，我说冰箱造出来有一半的功，一半的过。我们好不容易养就这一团阳气，让这个寒凉的、冰冷的东西下去就给糟蹋了。我在门诊看病，对上述的问题体会很深。病人只要是本地人，有80%—90%平常在喝凉茶。有的病人已经虚寒得很厉害了，用附子尚恐不及，可病人还在喝凉茶，医生还在清热。看到这样的情况，真是十分痛心。
造成上述的局面，很显然是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病人的医学知识太贫乏，这方面我们应该加强医学知识的普及；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医生，医生根本弄不清阴阳，也跟着病人凑热闹。病人说热，他就跟着清热，也不管脉证是否真的有热。是热是寒、是实是虚这是要有实据的。不能光听病人的一面之词。现在确实有很多人稍吃一点煎炒就咽喉痛，就鼻出血，这是不是真的有火热呢？这个也还得看舌脉，看是否真的有火热的证据。我曾经举过一个例子，久旱的土地本身很干，很需要水，可是我们把水淋下去以后它却不吸收，水又从旁边流走了。看起来好像是土里面的水太多了，满出来了，可实际上干得很，一点水都没有渗下去。为什么呢？土地太板结了，土一点也不松动，所以它不吸水。对这一点农民非常有经验，对久旱的土地，对板结的土地，要淋水前必须先松土。先把土的“经络”疏通，“经络”疏通了，再一淋水，它就全部吸收了，再也不漫溢出来。
人的情况也是这样，你吃一点油炸的东西就上火，甚至闻到一些油炸的东西也上火，是不是你体内的火太多了？阳气太旺了？实际往往不是这么回事。是你的经络堵了，气血不通了。经络不通，这就像上面的淋水一样，稍微淋一点，它就会漫出来。所以，稍微吃一点油炸你就咽喉痛。咽喉痛了，病人认为热，医生也当成热，青霉素下去，经络只会越来越堵，越来越不通。就这样三五年，七八年，甚至十余年，寒凉的药还在用，可是这个“火”照“上”不误。真是苦海无边，迷不知返啊！
我们看临床上的这类“上火”病人，有几个见得到火热的真凭实据呢？大多数没有！舌脉上反映的多是一派虚寒景象。这个时候你给他用温药，附子、干姜、肉桂放胆用去。温热药下去，经络的凝滞温通了，松动了，再多的“火”它也能吸纳。加上真水不寒，汞火不飞。再去吃油炸，再去打火锅，怎么就没事了呢？
清末名医郑钦安云：“医学一途，不难于用药，而难于识症。亦不难于识症，而难于识阴阳。”因此，作中医的应该在阴阳寒热的辨识上下功夫。如果阴阳识不清，寒热辨不准，没有热你去清热，结果受害的是什么呢？当然是阳气。阳气的功用大家应该知道，特别是《素问•生气通天论》讲的“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如果为了一个咽喉痛把阳气损伤了，这个代价就太惨重了。
现在有不少的人喜欢中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认为中医药没有副作用。而做中医的本身也这样认为。我们坚决反对这种认识的，我以为中医的副作用可能比西医还大。何以见得？因为西医的副作用很容易识别，每一药物有什么副作用它会清楚地告诉你。青霉素容易导致过敏，它提醒你必须做皮试。利福平容易引起肝肾功能损害，这就告诉你要定期做肝肾检查，以便对有可能出现的肝肾功能损害作及时的处理。可中医呢？中医披着一层没有副作用的外衣，什么都可以用，什么人都可以吃，其实这是草菅人命。如要把阳气耗损了，这个副作用就不仅仅是肝肾损害的问题，而是要折寿的问题。中医治病是以偏救弊，用寒去治热，用热去治寒。热者寒之，前提是真正有热，你才用寒。如要没有热，你也用寒，那结果会怎样呢？这就是《内经》说的“外而气增，夭之由也”。所以，诸位能说中医没有副作用吗？中医的副作用太可怕了！要不然古人怎么会说“庸医杀人不用刀”呢。你要想做中医，尤其想做一个好的中医，这个问题千万不能含糊。这是由寒凉引出的一段话，这个问题不但患者要注意，医生尤其要注意。
－－－－－－－－－－－中医现代化批判
——刘力红博士访谈之十

丁丁：你在谈到厥阴病的时候说过，厥阴病很主要的一个证是消渴，而现代糖尿病很主要的一个证也是消渴。那么，消渴是不是就是糖尿病呢？请你谈谈这个问题，好吗？

刘力红（以下简称刘)：好的。谈到消渴，大家会很自然地想到一个现代的病名，就是糖尿病。从文献记载来看，实际早在隋末的时候就已经把消渴病当作糖尿病了。那么，厥阴提纲条文中提到的这个消渴与隋唐以后的消渴病，亦即与现代的糖尿病有什么联系呢？记得上大学的时候，在讲到厥阴提纲证时，老师还会专门强调不要将厥阴的消渴当成现代的消渴（糖尿病)，教材的释义也这样明文规定。厥阴病很主要的一个证是消渴，而现代糖尿病很主要的一个证也是消渴。虽然厥阴提纲证的消渴不一定就是糖尿病，但是，糖尿病与厥阴病会不会就没有关系呢？
我们知道，糖尿病很直观的一个情况就是血糖升高，当血糖升高到一定时，超过了肾的糖阀值，这时就会连带出现尿糖。所以，古人对糖尿病的诊断就主要通过对尿糖的观察。尿糖怎么观察呢？那个时候又没有尿糖试纸，这就要靠蚂蚁帮忙。蚂蚁嗅觉很灵，尤其对于糖更是灵敏，一般的尿拉到地上是不招蚂蚁的，蚂蚁也怕这个臊味，可是糖尿病人的尿拉到地上，很快就会招来许多蚂蚁。古人就通过这个方法来诊断糖尿病。
糖在身体的作用主要是为身体的组织器官提供能量，那么，现在血糖为什么会升高呢？现代的说法主要是胰岛素的不足，所以，过去治疗糖尿病的惟一方法，便是设法补充胰岛素，或是设法刺激胰岛细胞的分泌。但是，最新的研究表明，胰岛素的不足仅仅是一个方面，而更主要的原因是机体组织细胞对糖的利用发生障碍。所以，看起来好像是血糖很高，好像是糖多了。而真实的情况是什么呢？真实的情况却是机体组织细胞内处于缺糖的状态。正是因为机体组织内处于这样一种糖缺乏的状态，所以，你不足我就得补足你。怎么补足呢？当然就需要机体启动各式各样的方法，其中一个我们能够直接感受到的方法就是易饥，就是多食。糖尿病人的易饥多食其实就是由此而来。而在生化上的一个集中表现，便是血糖升高。因此，对于糖尿病我们应该有这样一个宏观的认识。它不是糖太多，而是糖不足。因而，糖尿病的关键问题是要没法解决糖的利用问题。扫除了糖利用过程中的障碍，糖尿病的诸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以上我们从现代的角度对糖尿病作了一个大致剖析，那么，从中医的角度，尤其是从伤寒六经的角度，我们怎样去看待这个问题呢？糖尿病属于糖的代谢利用障碍，糖在中医它属于哪一类的东西呢？糖是甘味的东西，而甘味于五行属土，所以，很显然，糖应归到土这一类。因此，糖的代谢、利用障碍，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就应该是土系统的障碍。土系统怎么障碍呢？从上述直观的角度我们知道，糖尿病就是血中的糖太多了，糖太多当然也就是土太多，而血于中医、于自然它可以与什么类比呢？它可以与江河类比。故古人云：人之有血脉，如大地之有江河。所以，把血中的糖分过多的这样一个病理情况放到自然里，实际就是水中的土太多了，江河中的土太多了。
过去，我们沿着长江往西走，江中的水是碧绿碧绿的，再加上两岸青山的依衬，真是青山绿水，美不胜收。可是现在我们再去长江看一看，原来的青山不在了，绿水也变得黄浊。绿水为什么会黄浊呢？水中的土太多了。土本来应该呆在它的本位上，不应该到河流里，可现在为什么会跑到河流里来呢？这个原因我们在太阴篇里已经讨论过，就是土的流失。由于树木砍伐，植被减少，所以，土就很难安住在本位上，几度风雨就把它带到河流里了。由此可见，水中的土太多，使河流变得浑浊，其根本的原因还是木少了，植被少了。看上去好像是土的问题，土不安分，跑到水里来滋事，使我们看不到从前的绿水，可是追溯它的根子，却是在木上面。
我们遵循老子的“道法自然”，将上述糖尿病的过程放到自然里，就知道糖尿病虽然是土系统的毛病，可是它的病根却在木系统上，却在厥阴上。厥阴的提纲证为什么首言消渴呢？这里的消渴与后世的消渴病（糖尿病)是不是没有关系呢？这个问题就很清楚了。很显然，我们将糖尿病放到厥阴病里来思考，这便从根本上突破了原有的三消学说，使我们得以从真正的源头上来设立对治的方法。这便将糖尿病的论治，糖尿病的研究提升到了一个很高的自然境界。迄今为止，现代医学还是认为糖尿病是不可治愈性疾病，必须终身服药。而我们从厥阴的角度，能不能找到一个治愈的方法呢？对此我是满怀信心的。我们通过思考，利用中医的方法治愈了现代医学认为不能治愈的疾病，这个算不算现代化呢？这个不但是现代化，而且应该是超现代化。作为人类，我想他更希望中医以这样的方式来出奇制胜地为现代提供服务。用现代的仪器设备将中医武装起来，甚至武装到牙齿，不是没有用处，但，我们应该清楚地意识到这不是惟一的方法。我们应该更多地开动脑筋，用中医的思想来武装中医，只有这样，中医的路才可能走得长远。

丁丁：厥阴病的诸多问题实际上都是由厥阴的本性失用所致，而厥阴病的治疗及厥阴病的最后解除当然就是围绕厥阴本性的恢复。讲到厥阴病，就不能不讲乌梅丸，它是厥阴病的主方。请你谈谈这个问题，好吗？

刘：好。乌梅丸，在《伤寒论》第338条。这是不是一个巧合呢？我看不是。这样一个条文序号，我们就应该看出古人真是煞费苦心，连一个序号也不会浪费，也要借此向我们传递一个信息。什么信息呢？就是三八的信息，就是风木的信息。由乌梅丸在这样一个特殊条文中出现，已然知道它绝非厥阴篇的寻常之方。
接下来我们看乌梅丸在用药的寒温之气上有什么特征，乌梅丸从总体来说，由寒温两组药构成。其中温热药为乌梅、细辛、干姜、当归、附子、蜀椒、桂枝，共七味；寒凉药黄连、黄柏、人参（人参于《神农本草经》为甘、微寒。)共三味。合之，温热为七，寒凉为三，温热比例远大于寒凉，正与前述厥阴之立方原则相符。
紧接着我们看第三个问题，这个方的名字叫乌梅丸，那肯定是以乌梅为君的。为什么要以乌梅为君呢？以东方生风，风生木，木生酸也。以厥阴之味酸也。既然是厥阴的主方，那当然就应该用酸。而酸味药中还有什么能过于乌梅呢？因此，乌梅理所当然的应该成为厥阴主方的主药。在乌梅丸中，乌梅用的是300枚，干吗不用200枚呢？可见这个数又一次体现了厥阴的方时特性。乌梅丸在用乌梅的基础上，再以苦酒渍乌梅一宿。苦酒既酸醋，这便酸上加酸了。在《伤寒论》中，用酸味药虽不只是乌梅丸，可是以用酸的程度而言，乌梅丸却是无以复加的。从乌梅丸的上述三个方面，一个气，一个味，一个数，都与厥阴的时方，都与厥阴的本性甚相符合，因此，乌梅丸作为厥阴病的主方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在讨论完乌梅丸的上述三个方面以后，也许大家会提出一个问题来，厥阴为阴尽阳生，厥阴为风木，因此，厥阴最主要的一个本性就应该是升发。而以我们过去的经验，像乌梅、苦酒这样一类酸性的药具有很强的收敛作用。既然厥阴要升发，为什么又要以酸收酸敛为君呢？这便形成了一个很大的矛盾，这个矛盾如果不解决，即便乌梅丸的上述问题好像谈清了，可是对乌梅丸乃至整个厥阴的治方我们还是很难落到实处。落不到实处，对于乌梅丸的运用当然就谈不上左右逢源。
木性升发，酸性收敛，升发为什么要用酸敛呢？这个道理在《老子•三十六章》中隐约可见，其曰：“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我们将《老子》的这样一个“微明”引申到厥阴里，引申到乌梅丸里，便是：“将欲升发之，必固酸敛之。”
为什么要这样呢？大家看乌梅丸的组成，乌梅丸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里面的温热药特别多，一共七味，这是整个《伤寒论》用温热药最多的一个方子，再没有任何一个方的温热药能够超过它。
乌梅丸的温热药既多且杂，川椒、当归可以说是温厥阴的，细辛则温太阳少阴，干姜、附子虽三阴皆温，然干姜偏于太阴，附子偏于少阴，桂枝则是太阳厥阴之药。因此，乌梅丸中的这些温热药实际上是很杂乱的，可以说它是四面八方的温热药。既然是四面八方的温热药，那它们当然就要温四面八方。可是现在我们有个限定，有个固定的目标，我们不需要它温四面八方，我们只需要它温厥阴一方。这怎么办呢？张仲景在这里告诉了我们一个很巧妙的方法。就是重用乌梅、重用酸味药。乌梅就好像是一面旗帜，这面旗帜一树起来，原来杂乱无章的散兵游勇就统统地归拢到这面旗帜下，在这面旗帜的指引下，力往一处使，劲往一处发，都来温这个厥阴。所以，乌梅丸之用乌梅，这个意义实在太深刻了。
由乌梅丸我们看到了经方的鬼斧神工，由乌梅丸我们看到了张仲景的立方用药之巧，确实令人拍案叫绝。乌梅丸有了乌梅这面旗帜，就能将分散的力量集中起来，聚于厥阴，就能够帮助厥阴之气突破阴的束缚，从而承阴启阳。这样才能真正地实现升发，实现阴阳的顺接。此非“将欲升发之，必固酸敛之”乎。
从整个厥阴及乌梅丸的意义而言，厥阴之气之所以不能升发，之所以不能顺接阴阳，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受到阴寒的束缚，而在束缚的过程中就必然会产生郁遏，郁遏即会生热。为什么乌梅丸在大量温热药里要配上二味苦寒呢？目的就是要消除这个郁遏所生热。最后一味药是人参，人参有扶正的作用，可以加强上述的力量。另外，张仲景用人参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生津止渴。厥阴提纲条文的首证不就是消渴吗？用人参正好起到止渴的作用。再者，乌梅丸除人参的止渴作用外，大家还应该记得《三国演义》望梅止渴的故事，望梅即能止渴，况服梅乎。因此，乌梅丸治消渴于事于理皆相符。此为乌梅丸之大义也。
综之，乌梅丸是临床极重要极常用的一个方剂，不但可以治338条所述的蛔厥、久利及消渴，尚可用于巅顶头痛、睾丸肿痛等疾。于生殖系其他病变，亦可参乌梅丸意治之。总之，只要我们对乌梅丸的理真正弄通了，临证运用何愁不左右逢源，信手拈来。我想不但乌梅丸如此，《伤寒论》的112方皆如此，只要理上贯通了，事上的圆融只不过是迟早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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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谈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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