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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战略地位研究总报告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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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贾谦]
[发布时间:20050513]
[来源: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加工整理]
我们课题组经过一年研究，认识到：中医药学符合未来医学的方向，有自己的优势，但50多年来一直处于从属地位；现在必须重新确立中医药的重要战略地位，建立以中医药为主、中西医并重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新型医疗卫生保障体系，造福13亿人民。这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我国医药卫生界的重要体现。
一、从抗击SARS看中医药的比较优势
2003年4月上中旬，课题组到广州调查中医治疗SARS疗效。全球SARS平均病死率11％，中国内地为7％，台湾为27％、香港和新加坡均为17％；中国内地SARS的病死率大大低于其它国家和地区，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有中医药，疗效远优于西医，中西医两条腿走路发挥了特殊作用。
中西医两条腿走路或说中西医配合治疗所起的主要作用是：
（一)降低了死亡率
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一院治疗50余名SARS病人，无一例死亡，医护人员也无一人感染；钟南山院士所在医院到2003年5月共收治117名病人，10人死亡，其中中医介入治疗71人，仅1人死亡；广州中医介入最早，病死率全国最低，不到4％，全国约7%。
（二)降低了治疗成本
西医治疗一个SARS病人的平均费用是5－10万元，而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一院以中医为主治疗SARS病人，费用最高的一例只有5000元。
（三)减少了后遗症
由于大量使用激素等药物，西医治疗的病人患肺部纤维化和骨坏死病的人达1/3以上，以中医为主治疗的病人至今尚未发现特别的后遗症。
中医治疗SARS的特殊作用与意义已被世界卫生组织（WHO)专家认同。在2003年10月召开的“中西医结合治疗SARS国际研讨会”上，专家一致认为，中医药科研与临床人员运用中医药抢救了大量SARS患者的生命；在预防和恢复期治疗方面，迄今西医尚无针对性治疗方法，中医有其独到之处。专家一致建议，要将中医纳入公共突发事件临床救治体系，建立研究网络，制定应急预案和研究预案。
在SARS 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中，中医药之所以能发挥特殊作用，做出巨大贡献，在于中医药的比较优势。与西医对抗疗法不同，中医虽无微生物学理论，但其“戾气”学说自有一套解决病毒性疾病的方法。中医治疗并非与病毒对抗，而是注重调护病人正气，使邪不胜正，给邪以出路。正如家中进了小偷，中医西医处理完全不同。
二、中医药发展面临严重困境
虽然《宪法》第21条写明中西医并重，但长期以来，中央的方针和宪法的精神并未得到认真执行，普遍重西医轻中医，中医地位日益下降，作用日益衰微，目前实际已处于困境。
（一)中医人员与机构发展缓慢，中医力量不断萎缩
全国中医医生1949年27.6万人，2001年33.4万人，比1949年只增长21%。西医医生1949年8.7万人，2001年175.1万人，增长20倍，增长速度为中医的95倍。
1999年，全国综合医院10793家，中医院2449家，二者之比约4:1，而且中医院规模普遍比西医院小得多。
2003年，西医院校与中医院校之比为3:1，且中医院校规模很小。
1995年全国高等医药院校在校生256,003人，其中中医院校在校生仅44,737人，西医与中医在校生之比为5:1。
（二)中医院校按西医模式培养学生，中医教育日益衰退
有人说，中国最大的失误是教育失误，而教育失误中最大的则是中医教育失误。失误之处在于中医教育严重西化，传统中医文化与中医技能被轻视、被遗忘、被丢失。
实际上我国没有一所真正的中医院校，全是中西医“结合”院校。中西医课时几乎相等，理化知识与西医理论学习要求不低，且是必考课程；中医经典著作不深入研读，中国传统哲学与中医理论基本训练严重不足，甚至中医四大经典已经改为选修课，不必考试了。在技能培养上，西医的各种仪器实验不少，中医的望、闻、问、切等临床硬功夫训练不多；毕业时，许多学生缺乏中医思维、更不会用中医思维来看病，一些学生自己就看不起中医；如此培养的中医大学生既不能当中医用，也不能当西医用，只是两个中专生，毕业后，许多人纷纷转行西医，或名行中医实以西医为主。而众所周知，西医院校几乎不学一点中医，更无中医技能训练。所以然者何？就是要改造中医，把中医提高到西医水平。
中医研究院一位教授说，由于考试制度关系，他的21个研究生的外文和计算机水平都很高，但很少在中医上下功夫，甚至连《本草纲目》的《序》都念不懂。这样培养出的很难说是中医高级人才。这些研究生已无多少中医味道了，他们成为教授、博导以后，再教出来的学生还是中医吗？如某一西医硕士考上了中医博士生，做了3年耗子实验，拿到了中医博士学位；工作后又当上了中医学院院长，不断要求中医学生做西医式实验，称之为搞“中医现代化”。这不是在培养中医人才，实际是在西化中医、改造中医、消灭中医。
（三)否定师徒传承的传统培养模式，纯正中医后继乏人
以师带徒、师徒传承是我国中医人才培养的传统模式，几千年来造就了一大批受群众欢迎和爱戴的名医。但现行医疗制度与政策，基本否定了师徒传承模式，甚至使其无容身立足之地。
中国讲究师徒传承。迄今，戏剧、国画、相声、书法、武术等等仍在提倡拜师，为什么中医不能拜师学艺？许多东西“不可言传，只可心授”，故自古师徒如父子，自当尽心传授。西方研究生制度重经济利益轻师生情感，真知绝活难以直接传承。现今的中医教育、职称和执业资格制度，导致真正中医越来越少，今后可能就会像日本那样，不再有真正中医了。解放前留下来的全国著名老中医已所剩无几，且均已70岁以上高龄；50年代以传统方式培养的国内知名中医大夫已为数不多，也已年近古稀；其后主要按西医式教育培养的中医，在传统中医上有真正成就者、知名者甚寡。纯正中医后继乏人已成严重问题。
（四)按西医医院方式管理中医医院，中医已无真正的临床基地
目前全国大小中医院虽有近2500家，但基本上全是中西医“结合”医院，已经没有真正传统的中医医院。一则，查病主要靠西医仪器来检测与化验；二则，断病主要靠化验单的数据来判定；三则，处方主要按西医思维与理论来开方治病，四则，抓药是中药西药并用，中药西药为主互见；五则，验效主要靠西医仪器来检验治疗效果。因此，现行中医医院已经难以称为真正中医临床基地了，也没有多少中医大夫真正能按中医思维看病了。甘肃天水中医院从德国贷款1000多万欧元购买德国医疗设备，还美其名曰“中医现代化”。难怪有人说如今三级甲等的中医院，充其量是一个二流的西医院。
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中医大夫靠卖脑子开处方养活不了自己。所以针灸在国外开花，而在国内衰败。因为针灸大夫赚不到钱，许多医院撤消了针灸科。
（五)以西医标准评判中医，贬低甚至否认中医成果
中医西医本是两个不同的理论与实践体系，其临床方法与评判标准基本无法兼容。但中医得不到现行医疗理念与制度的基本承认，中医的诊病治病与验效，中药新药的开发、评审与推广，大都采用西医标准来判定。将西医作为唯一标准，不承认中医临床“实践标准”，硬要由西医认可中医疗效才算。
如1956年石家庄用中医治疗乙脑，疗效奇佳，且无后遗症，但当时的卫生部不予承认。1957年蒲辅周一人成功治疗乙脑167人，主管部门却以其使用了多达98组中药处方，没有规范的统计学意义，不承认其疗效。近的如刘海若，英国两次宣布其“脑死亡”，回国后，中医辨证论治，采用方药、针灸、按摩等手段综合治疗，效果显著。但对外宣传开始根本不提中医，后迫于压力又说是“中西医结合”的成果。试想，若说中国的西医治好的，外国人相信吗？难道中国的西医比英国的水平还高？
最为典型的是这次抗击SARS。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采用中医药治疗SARS，效果非常显著，但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得不到承认，更得不到及时推广。今年4月，广州中医专家应科技部徐部长之邀，向SARS科技攻关组介绍治疗SARS的经验，一些权威人士说：“你们要拿出一个规范性的东西，和西医进行对比，如果证明确实有疗效，我们再组织推广”，“没有与西医对比，说明不了问题”。这犹如三国时诸位
将军屡败于华雄而仍瞧不起布衣关羽一样。西医虽然明知抗生素、激素等西药杀不死SARS病毒，且副作用极大，却可名正言顺在病人身上进行超大剂量试验，美其名曰是治疗：被西药治好的人，今天近半数已开始出现股骨头坏死。
（六)片面理解中药现代化，中药科研走向废医存药
中药现代化的提法是正确的，但如何现代化却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从中药现代化多年的实施过程来看，基本的思路和做法是要与国际接轨，想按西医的科研思路与标准，搞清中药的化学成分，提取有效物质，制成类似西药的治疗某种病的“新型中药”。这完全是研究开发新西药的方法，若借以从中药中开发出新西药是无可非议的，若将其作为中药现代化的主要甚至唯一途径，其结果不是中药现代化，而是中药西化，必然导致废医存药，最后连中药也将不复存在。
如，中药现代化研究的“王牌”成果“
青蒿素”，通过有效成分提纯后，已不具备中药的四气五味、归经等性能，已不能参与中药处方的配伍了，就是说已不再是中药，与
黄连素、
麻黄素等植物药提取物一样，早已归于西药范畴。其实，国外炒做的
龙胆泻肝丸事件就是中药成分化的结果，是辨病使用中药或将中药当食品长期过量食用的结果。一些人不遵守中医“药之害在医不在药”之理念，
盲目修改《约典》中
龙胆泻肝丸处方，必然导致恶劣影响。
按照现行中药现代化的片面做法，即主要针对西医病名并按西医理论进行实验来开发中药新药，根本就不可能开发出像六味
地黄丸这样的名方成药来。因为
六味地黄丸并不专治某一种病，而是须在中医理论指导下，针对
肾阴虚之证使用，其应用范围很广，疗效也极为显著。据统计，用六味地黄丸治好的病有430多种，但若按西医病名使用，什么病也治不了。所以，中药研究寻找有效成分、走简单模仿西药的道路是走不通的。打个比喻，解放军中谁起的作用最大，毛主席，但仅由毛主席组成解放军是不成的。
三、中医药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
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5000年得以繁衍昌盛的重要基础，是伟大、优秀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中国现存古籍中，1/3是医籍。现今中医药地位低下甚至陷入困境，既有认识问题，有制度问题，也有中医自身问题。
（一)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导致人们普遍轻视中医
1840年
鸦片战争我们失败了，不少国人看到了西方的船坚炮利，看到了西方科学技术的威力，奋起图强，但也有许多人因此产生了民族虚无主义，总觉得我们处处不如人，外国月亮都比中国的圆。
早在清末，许多人就开始贬低和否定中医。国民党时期，受“全盘西化”的影响，曾两次试图取消中医。1914年，教育总长汪大燮提出：“余决意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1929年旧政府卫生部还正式通过了《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但两次均因民众激烈反对而未能真正执行。新中国成立后，仍是常常将“保守”、“不科学”恶名加在中医头上。50年代，中央卫生部副部长王斌提出，中医是封建医，应随封建社会的消灭而消灭。开设了中医进修学校，让中医学习西医，学习解剖学。这些做法受到中央批评，撤了两位副部长的职。但他们的影响始终存在。
20世纪以来，中国学界在相当大程度上将“西学”与“东方传统文化”当作相互矛盾、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从梁启超、孙中山到陈独秀、鲁迅都认为中医能治病，并不否定中医之疗效，但都认为中医不科学，“中医尽可愈病，但无人能以愈病之理愈人”是其中心论点。只有到20世纪后半期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出现并略有进展，人们才认识到中医的科学性，才认识到中医本身就是系统论，是未来医学的发展方向。但20世纪民族精英的一些错误认识造成中医学术界对传统文化的荒疏、淡漠，对中医学理论的轻视、曲解。中医和中医学一直处于被审视、被验证、被质疑、被改造的地位。德国慕尼黑大学波克特教授早在80年代就指出：“中医药在中国至今没有受到文化上的虔诚对待，没有确定其科学传统地位而进行认识论的研究和合理的科学探讨，所受到的是教条式的轻视和文化摧残。这样做的不是外人，而是中国的医务人员。他们不承认在中国本土上的宝藏，为了追求时髦，用西方的术语胡乱消灭和模糊中医的信息”。
（二)医疗卫生的某些法律法规与制度导致在管理上歧视和阻碍中医
1982年，“发展传统医药”写进宪法。但是，中西医从未平等过。
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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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定，必须有４年以上医学院校学历者，方能参加
资格考试。而中医药界大量的医师不具备这种学历，不少人是学徒出身，因此，许多人即使有水平也拿不到行医资格，若行医即属非法。按此说法，邓铁涛、陆广莘等都无资格行医，因为他们都没有中医学院文凭。
资格考试所考内容近一半是考的西医内容，而西医医师资格考试并不考中医内容：这还是认为中医不科学，要把中医改造、“提高”到西医水平。
按现行规定，中医大夫在用中医药急救中若出现死亡，会受法律制裁；而西医按西医方法急救出现死亡，却没有任何责任。这严重限制了中医大夫抢救病人的积极性，也使行之有效的中医急救方法现已消亡殆尽。
另外，中医院校教育制度、中医治疗收费制度、中药价格制度、中医科研评审制度等等，许多方面都是在限制而不是在发展中医药。
（三)中医药界的自身问题导致中医药科研发展缓慢
近百年来，中医药一直是在受指责中生活，疲于应付。中医界为了求生存，提出“中西汇通”论，千方百计用西医方法证明中医的科学性，要“求同存异”，结果弄得中医不像中医，弄得中医丢掉了自己的精髓，弄得中医不敢坚持自己的学说，成天喊叫“结合”，其实是自惭行秽，要西医“拉兄弟一把”。
几十年来，不仅外人轻视中医药文化，就是中医药界自身也不重视中医药基础理论的研究与掌握。现在，除极少数知名中医对传统中医文化有较厚实功底外，绝大多数中医师的纯正中医文化基础严重不足。如此下去，再过20年，传统中医文化将只存在于典籍之中，没有人真正理解和掌握中医了。日本应用中医药1400年。但明治维新否定了中医的合法性，今天法律只允许西医大夫辨病开“中药”，所以就出现了小
柴胡汤事件。日本已经彻底消灭了中医。
再者，被动、简单模仿西医模式进行中医研究，限制了中医药科研。中医缺乏对自身方法论的研究，大多数研究在理念、方法和手段上均简单模仿西医。
第三，中医院西化阻碍了中医临床的发展。我国中医院多为中西医“结合”医院，纯正中医或以纯中医为主的中医院并不多见。诊断大都是中西医方法并行，甚至常以西医方法为主；处方大都是中西药并用；验效则多采用西医手段确认。导致真正的中医临床日益缩小，中医药研究的真正基础日趋薄弱。
四、中国需要建立有自己特色的新型医疗卫生保障体系
（一)中国根本不可能走西方医疗保障模式
2000年，美国医疗卫生支出总额达1.3万亿美元，人均4650美元，占GDP的13%，占全球医疗卫生支出总额的43%。而美国人口才2.8亿，只占世界人口的5%。即使如此，美国尚有15%（即约4000万)人口享受不到基本的医疗卫生保障。在美国，若无政府补贴，多数医疗保险公司根本无法承担迅速上涨的医疗费用，只有关门。美国虽然拥有世界最高级的医师、最先进的医疗设备，却解决不了一般慢性病、老年病及大量疑难杂症，而这些病症大约占人类疾病的70%。
我国若采用美国模式，且不论西医学的局限性和西药的毒副作用，即使要达到美国医疗卫生费用总额水平，我国就需要1.3万亿美元投入，而我国2002年的GDP总额才1.35万亿美元。或要达到美国医疗卫生总费用占GDP 13％的水平，2001年我国就需要投入1.25万亿元人民币，而当年实际只投入5150亿元，占GDP的5.3%。因此，我国根本不可能采用西方医疗卫生保障模式，国情国力也不允许采用这种模式。
（二)中医药学具有不可替代的比较优势
几千年来，中医药发展形成了一套现实与超前兼具、普济与深入兼备、以简便廉验为显著特点的系统的医疗保健体系。
中医学主张防重于治，强调养生。防病养生的方法以心理卫生和心的调摄为首要。而这正是西医过去忽视现在刚开始重视的东西。中医强调上工医未病，即预防疾病产生，小病要及时治，以免变成大病。这正是现代预防医学所要求的。
中医药简便廉验。中医防病，春夏秋冬四季，从食补食疗，到拔罐刮痧，许多民众都从中医中学习了一套预防疾病和对治小患的办法。中医治病，从使用中草药到针灸、推拿，许多中医医生都有一整套对治一般疾病的方法。
中医在防大疫上，也屡建奇功。东汉建安年间
伤寒病大流行，张仲景提出伤寒论，有效制止了伤寒传播。明代末多次大疫，吴又可的温病论和叶天士的“卫气营血”辨证，形成和完善了温病学说，中华民族在制服传染病上又进了一大步。曾是历史上可怕传染病的
天花，北宋年间中国就发明了通过种人痘预防天花，后传入欧洲改进成为
牛痘。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西方那样一死上千万人的传染病，重要原因就是中医发挥了特殊作用。
中医对近几十年的一些重大疾病的防治作用也十分显著。50年代以来我国多次流行乙型脑炎和
麻疹。中医疗效超过世界水平，且无后遗症。20世纪90年代，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CDC)对1988年上海以中医药为主治疗乙肝重叠甲肝与1983－1988年美国本土西医药治疗同类疾病的死亡率进行了统计对比，结果为“0.05%∶11.7%”，亦即中美的死亡对比是“1∶234”。今年的SARS防治，中医作用已为世界卫生组织承认并高度评价。
中国需要建立适合国情的新型医疗卫生保障体系。在70年代，我国曾以世界1％的卫生费用，解决了世界22％人口的医疗保健，公共卫生体系使医疗人口覆盖率高达85%，创造了发展中国家的奇迹，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高度赞扬。一个基本原因是，中医药学和以中医为主、中西医并举的农村合作医疗发挥了重要作用。近20多年来，中国的医疗事业、主要是西医取得了空前发展，但主要的受惠者是城镇、且是城镇中有公费医疗保障条件的部分人，80%左右的农民和城镇低收入居民基本被排除在外。在普遍医疗卫生服务上，现在中国与世界的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为此，中国受到了世界的批评。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对世界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医疗卫生保障公平性进行了评价，中国被排在倒数第4位。
中国要彻底改变这种状况，必须重新思索医学事业发展战略，建立新型的医疗卫生保障体系。这个体系必须是普遍服务的，真正以全体中国人民作为服务对象；必须是公平的，真正让大多数人都能享受最基本的医疗服务；必须是价格合理的，真正让大多数人都能够支付得起基本医疗服务费用；必须是方便有效的，真正让大多数人能够享受方便与快捷、效率与效果兼具的基本医疗服务。总之，这个体系必须是为13亿人服务而不只是主要为2—3亿人服务的。这个新型的医疗卫生保障体系必须以中医药为主、中西医并重。要建立这样的新型体系，必须重建中医药重要战略地位，振兴中医药学，充分发挥中医药的重大作用。
五、重建中医药重要战略地位，实施中医药五大振兴工程
纵观我国各行各业，最有实力、最有优势、最有后劲、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唯有中医药。要解决13亿人民的健康问题，就必须重建中医药的重要战略地位。为此，需要将中医药作为重大专项列入国家目前正在制定的中长期规划之中，彻底改变过去重视西医、不重视中医的做法。
此外，建议国家实施“中医药五大振兴工程”。
（一)中医药政策法规保障工程
长期以来，体制和政策法规对中医药的歧视和排挤，使中医药始终未能与西医药并行发展。
众所周知，政策法规往往决定一个产业的存亡和一个学科的存亡，甚至决定一个民族的存亡。日本明治维新从法律上肯定了西医药是唯一合法的医疗保健体系。日本中医药因之断线近百年，时至今日日本也没有中医。解放前，国民党政府千方百计消灭中医药，始终未能得逞。解放后，尽管中央领导对中医药发展一直给予高度重视和支持，但是在体制、机制以及政策法规体系建设上，往往不利于甚至阻碍中医药的发展，或者从思想上要将中医药改造成为西医药。我们必须看到，中医药的医、研、教各方面的问题，主要是政策法规造成的。如何在法律和体制上保护中医药的发展，是一个根本问题。我国发展传统医学是受宪法保障的，但是并没有得到充分运用。如2003年10月1日实施的《中医药管理条例》，严格讲是不符合宪法规定的，因为它没有按照宪法的规定，把中医与西医放到同等地位，甚至没有一个执法主体。我们必须按照宪法第21条规定制订政策，即按照“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并重的大法来修订所有有关政策法规，改变有关体制，使之有利于中医药发展。
（二)中医药人才工程
我国中医药院校又少又小，培养的中医药人才数量远远满足不了需要，更重要的是培养的人才质量太差，大多数不能用中医思维诊疗疾病，这是由于整个教育从小学就开始西化，传统文化教育很少，古汉语知识缺乏，造成中医古籍能看懂的人已为数不多；中医学院几乎完全按照西医模式教学，要想拿到中医行医证必须考西医课程。这与解放初期中央卫生部要“改造”中医的政策如出一辙。我国现有中医药人员33.4万人，但多数不能按纯中医理论去临床治疗。如果继续按此教育模式培养中医人才，不出20年，中医就会消亡。因此，改革中医教育体制是当务之急，是关系中医药能否生存的大问题。
为此，我们提出能否不要让中医药院校学生学习西医和外语课程，因为他们将来是为中国人看病的，而且是用中医看病的，正如京剧演员无须学习外语和数理化一样。将来工作需要西医知识和外语时，再让他们脱产学习也不迟。如此，可以保存一点“中医的基因”，以免将来想找也找不到了。起码应允许一半中医药院校以纯中医药院校方式存在，七八年后可与今天的中西医“结合”式中医药院校的毕业生进行对比，看看谁的疗效好。同时，应允许师徒传承方式的存在，并给师带徒出身的人以一定的学术地位。
如果国家一定要培养一批兼具中西医知识的人，也应该由西医院校承担此项工作，而不应该由中医院校承担。
（三)中医药科研工程
中医药的科研工作应在中医药理论体系的指导下进行。以中药研究为例，中药是中医大夫长期临床经验的总结与升华，而不是像西药那样盲目筛选出来的。目前大部分中药研究所是按西药研究所的模式建立的，从事中药中有效成分的筛选、分离、提取，这种方法是把植物化学当成了中药现代化。许多中医药科研课题偏离中医理论，是按照“基因组学研究”、“蛋白组学研究”去迎合项目评委，否则就有拿不到经费。但这一类型的研究对中医临床和中医理论发展毫无意义。凡此类研究应列入西医范畴，而保证中医药研究经费与西医药相等并用于真正的中医药研究。更应避免由西医专家按照评审西医药的方法和标准来评审中医药课题。
（四)乡村中医工程
我国曾因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体制使我国医疗卫生覆盖面达85%而闻名于世。由于市场经济的冲击，以赤脚医生为重要方面的农村卫生网几乎不复存在，广大农民缺医少药。建立以中医药为主体、中西医并重的医疗保健体系，为农村提供医疗科技支撑，培养大批乡村医生，才能真正保证13亿人民特别是9亿农民的健康。20年后，我们这种医疗体系将是世界上最人性化的医疗体系，将会成为全世界学习的楷模。
（五)中医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工程
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卫生部几乎一直是西医的一统天下，他们只有西医知识，也只相信西医，只发展西医；他们不懂中医，不相信中医，总认为中医不科学，千方百计要把中医提高到西医水平。因此，中医药之管理，必须脱离卫生部，单独成立中医部，负责中医药之发展弘扬，使中医药造福13亿人民。
人们并不希望将目前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直接升级为中医部。应该选择有民族自信心、热爱中医药事业、愿意为中医药事业奋斗、全心全意为13亿人民健康造福的人到中医部工作。
在中医部设立之初，其下应设立顾问委员会，邀请目前已为数不多的名老中医作顾问。顾问委员会应有相当的决策参政权，以免搞成中西医结合部或中医药现代化部。
六、结束语：给点宽松环境，救救中医
中医历经百年磨难，今天已被改造得没有多少中华民族的特色了。有鉴于此，只能先全面继承，而不是先“科学化”、“现代化”地继续改造了。
中医首先是为13亿人特别是9亿农民健康服务的，中医药是民族特产，不必美国FDA认可，无须要面对美国市场。更谈不上要和国际接轨，因国外无中医药，故也无轨可接；因此，不必优先考虑其国际化问题，20年后，等我国更强大一些，西方会主动到中国来取中医药之真经的，因为中医药是未来医学的发展方向。
对中医药管得松一些，某种程度上说要比管得紧好。对宗教尚且允许存在，何以独对中医药要如此严厉地改造？
从某种意义上看，不少民间中医医术甚高，且保留了中医特色，中医的希望很可能寄托在他们身上，何以不能给他们以行医权，让他们存在下去？
为此建议，选择几个省市试办中医药特区，允许他们在中医药科教研及其发展上有自主权。
给点宽松环境，救救中医药。(完)
－－－－－－－－－－－命门真火先生卓有见识，道出了我等中医特别是基层中医的心声，但愿这种声音有更多的有识之士听见，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