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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清源:[转]梁启超的“病”与“死”

梁启超的“病”与“死”

  80年前,1926年3月8日,因尿血症,梁启超入住协和医院。他得病多年,家人屡劝就医,总嫌“费事”,但在入院前一天,忽然怀疑自己得的是癌症,终于同意检查一下。经X光透视,医生见右肾中有一黑点,诊断为瘤。梁启超之弟梁仲策问主治医生:“不一定是癌吧?”医生答:“不一定不是癌。”再问:“怎么治?”再答:“全部割除。”手术后解剖此肾,果见其中有一大如樱的黑点,但却不是癌症。要命的是,病人尿中依然带血,且检查不出病源所在,于是复诊为“无理由之出血症。”此后梁启超于4月12日出院,在医院计35天。以上内容出自梁仲策发表于1926年5月29日《晨报副刊》的《病院笔记》,距梁启超手术后出院,只有一个多月时间。   

  80年后,出版界出了两本书,一是新书,张清平著《林徽因》,二是重印,陈西滢著《西滢闲话》。两书都记有80年前梁启超住院手术之事,并被许多报刊广泛引用。   

  张著的说法是,梁启超死于手术后第三年,原因是手术时主治医生判断失误,“竟将健康的肾切去,而留下坏死的肾。这样,虽然进行了手术,但梁启超却仍然时轻时重地尿血,稍一劳累就会长时间尿潴留。此后,梁启超多次入协和医院治疗,但已无法根治……对这一重大医疗事故,协和医院方面严格保密。事故责任人后来调离医院,到卫生部做了政务次长。直到1949年,医学教学在讲授如何从X光片中辨别左右肾时,才举出这一病例。而梁启超之子、建筑大师梁思成直到1970年因病住进协和医院,才从自己的主治医生那里得知真相。”(转摘自《团结报》)   

  陈著中的说法载于该作者80年前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尽信医不如无医》。文章说,梁启超入院检查后,医生说不出病原,又经过好几个医生的诊视和推断,这才认定病在右肾,说上面有肿物,要是不将右肾取去,肿物势必日益膨胀,将来总有割治的一日。所以开割是早晚难免的事情,虽然四五年内还不要紧。可是晚治总不如早治,至少早治可以免去有变成别种病症的危险。于是,“腹部剖开后,医生们在右肾上并没有发见肿物或何种毛病。但还是把右肾割下了!可是梁先生的尿血症并没有好。他们忽然又发见毛病在牙内,因此一连拔去七个牙。可是尿血症仍没有好。他们又说毛病在饮食。又把病人一连饿了好几天。可是他的尿血症还是没有好!医生们于是说了,他们找不出原因来!他们又说了,这病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为了这没什么要紧的病,割去了一个腰子、拔去了七个牙,饿得精疲力尽,肌瘦目陷,究竟是怎样一回事?并且还得花好几百块钱!”    如果仅仅是一件普通医疗事故,重提这桩陈年旧案,意义不大。但无论当年还是现在,许多人关注此案,显然“醉翁之意不在酒”,其中的关键,都想通过这件“伟人医疗案”,将争执多年的“中医西医孰优孰劣”问题,再付表决。   

一报一刊中医西医开战   

  称梁启超先生为“伟人”,名至实归。梁启超(任公)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其政治或学术著作一经发表,即刻风行当代。他有一支“带情感的笔”,写出的文章说理明晰,所谓情理交融,如时人所称赞,“惊心动魄,一字千金”。那时的梁先生,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他到大学讲演,连“疑古大师”钱玄同教授都来“陪听”。梁先生登上讲台,蓝袍青褂,身材魁伟,有些秃顶,却是红光满面,眼睛奕奕有神,讲演有许多手势,以助表情。引用书文时,并不看原著,便成段诵出,背不下去时,便指叩前额,当当作响,忽然又接着讲下去。那时的国人,上至总统,下至平民,觉得不听梁先生的话,肯定要犯错误。梁先生的弟子杨鸿烈先生曾撰文回忆:1921年,一个奥地利提琴大师来京演出,梁启超便在《晨报》撰文推荐,指出,如果不前去东城真光电影院聆听这位音乐家演奏西洋名曲,便是没有文化水平的野蛮人!于是北京大中学生典当衣物,都去购买售价昂贵的入场券。总统黎元洪也认为自己决不是“野蛮人”,竟在影院包了一厢,携带妻妾眷属,前往捧场,并向西洋音乐家赠送鲜花大提篮。   

  所以,当梁启超先生竟被西医“割错腰子”事件一经传出,社会舆论立刻大哗,而西医立刻成为众矢之的。   

  梁启超之弟梁仲策的《病院笔记》,初看不过陈述兄长在协和医院的诊断治疗经过,细心探究,已是对西医略有微词。原来,梁启超入住协和前,曾经看过中医,诊断说“这病不是急症”,不就是尿里有血吗,“任其流血二三十年,亦无所不可”。而在协和经外科手术割掉一个肾,得出的结论,也是“无理由之出血症”。梁仲策说:梁启超“辛苦数十日,牺牲身体上之一机件,所得之结果,乃仅与中医之论相同耶。中医之理想,虽不足以服病人,然西医之武断,亦岂可以服中医。总而言之,同是幼稚而已。”语有激愤,但还是把西医和中医置于同一水准。   

  陈西滢就没这么厚道了。他对西医的诊治失误嬉笑怒骂后,讲了一件事:“在梁先生初进医院的时候,上海一位懂得中医的朋友,写信给他,说他的病是不用施行手术的,只要饮什么汤就会好。这话不但西医们听了好笑,就是我们也一点都不信。可是这中西不同的推断究竟有多大的分别呢?大家都在暗中摸索,谁能说什么汤一定不能治愈这病症,即使不然,病人所受的损失,也不至于比丢掉一个腰子和七个牙齿再大吧?”那么,中西医的摸索有何不同呢?“中医只知道墨守旧方,西医却有了试验精神。可是我最怀疑的就是这试验精神……我们怎能把我们的同类做试验品……也许科学就是冷酷无情……那么我们至少希望医者在施行手术之先,声明他做的是试验。这样,不愿做试验品的,也有一个拒绝的机会。”拒绝了西医又怎么办呢?陈西滢说:“我们朋友的里面,曾经有过被西医所认为毫无希望,而一经中医医治,不半月便霍然病愈的人,而且不止一二位。”其对中西医的态度泾渭分明。   

  将梁启超在协和做手术,称作被西医用做试验品,陈西滢至少已是在偷换概念。而他的文章一经在《现代评论》刊出,立刻便“附和者众”,其中最有力的支持者,便是大文豪徐志摩。他的文章刊载在当年5月29日的《晨报副刊》,题《我们病了怎么办》。   

  表面上看,徐志摩似乎在贬中赞西:“我们对外国人,尤其是对西医的信仰,是无边际的。中国大夫其实是太难了,开口是玄学,闭口也还是玄学,什么脾气侵肺,肺气侵肝,肝气侵肾,肾气又回侵脾,有谁听得惯这一套废话?冲他们那寸把长乌木镶边的指甲,鸦片烟带牙污的口气,就不能叫你放心,不说信任!同样穿洋服的大夫们够多漂亮,说话够多有把握,什么病就是什么病,该吃黄丸子的就不该吃黑丸子,这够多干脆,单冲他们那身上收拾的干净,脸上表情的镇定与威权,病人就觉得爽气得多!”    实际上,他是在声援陈西滢的“西医就是拿病人当试验品”之说,他嘲讽道,西医所说的所谓“科学精神”,原来是“拿病人当试验品,或当标本看。你去看你的眼,一个大夫或是学生来检看了一下出去了;二一个大夫或是学生又来查看了一下出去了;三一个大夫或是学生再来一次,但究竟谁负责看这病,你得绕大弯儿才找得出来,即使你能的话。他们也许是为他们自己看病来了,但很不像是替病人看病。”西医如此这般“看病”,哪个还敢“看西医”?因此,“假如有理可说的话,我们为协和计,为替梁先生割腰子的大夫计,为社会上一般人对协和乃至西医的态度计,正巧梁先生的医案已经几于尽人皆知,我们即不敢要求,也想望协和当事人能给我们一个相当的解说。让我们外行借此长长见识也是好的!要不然我们此后岂不个个人都得踌躇着:我们病了怎么办?”   

  一报一刊,两篇“声东击西”的文章一经登载,立刻便惹恼了鲁迅先生。当年7月5日,鲁迅开始在北京《世界日报副刊》刊载他的《马上日记》,开篇便将矛头对准陈西滢和徐志摩:“自从西医割掉了梁启超的一个腰子以后,责难之声就风起云涌了,连对于腰子不很有研究的文学家也都‘仗义执言’。同时,‘中医了不得论’也就应运而起;腰子有病,何不服黄蓍欤?什么有病,何不吃鹿茸欤?但西医的病院里确也常有死尸抬出。我曾经忠告过G先生:你要开医院,万不可收留些看来无法挽回的病人;治好了走出,没有人知道,死掉了抬出,就哄动一时了,尤其是死掉的如果是‘名流’。”    鲁迅留学日本,曾专修西医,从专业角度说,他确是比陈西滢和徐志摩更有发言权。他也认为西医到了中国,确实发生了许多问题,但他认定那不是西医的问题,而是“中国人的问题”,是“特别国情”,因为“本国的西医一出手便先学了中医一样的江湖诀……西方的医学在中国还未萌芽,便已近于腐败……这些医院,将病人当作研究品,大概是有的,还有在院里的‘高等华人’,将病人看作下等研究品,大概也是有的。不愿意的,只好上私人所开的医院去,可是诊金药价都很贵。请熟人开了方去买药呢,药水也会先后不同起来。这是人的问题。做事不切实,便什么都可疑。”那么,鲁迅如何看待中医呢?“中医,虽然有人说是玄妙无穷,内科尤为独步,我可总是不相信。”态度也很坚定。但当时舆论,对西医的谴责和攻击,占压倒优势。   

一褒一贬任公献身科学   

  梁启超是西医科学坚定的支持者。戊戌变法前一年,1897年,梁启超在上海成立医学善会,特别撰文,评述西医中医之优劣。   

  梁启超并非要废除中医,他反对的,是已经教条化的“阴阳五行学说”和“以此关乎病人生死的医学”。他说,“询其为学也,则全体部位之勿和,风火燥湿之勿辨,植物性用之勿识,病证名目之勿谙,胸中有坊本歌括数则,笔下有通行药名数十,遂嚣然以医自命。偶值天幸,疗治一二显者获愈,而国手之名,遂噪于时。今之所谓医者,皆此类也。”    他为何弘扬西医?那是因为西医在学术、知识、制度、公共卫生与保健等方面都优于中医。他说:西医“讲求摄生之道,治病之法,而讲全体,讲化学,而讲植物学,而讲道路,而讲居宅,而讲饮食之多寡,而讲衣服寒热之准,而讲工作久暂之刻,而讲产孕,而讲育婴,而讲养老,而讲免疫……学堂通课,皆兼卫生”。   

   如今——梁启超被西医“割错腰子事件”发生后——他身为受害者,还会继续支持西医吗?答案是肯定的。当反对西医科学的声音甚嚣尘上时,梁启超也在《晨报》上发表了《我的病与协和医院》,公开为西医科学辩护。   

  梁启超首先“就事论事”,详述手术经过,并对割去右肾一事,谈了他的看法。他说:“右肾是否一定要割,这是医学上的问题,我们门外汉无从判断。据当时的诊查结果,罪在右肾,断无可疑。后来回想,或者他(它)‘罪不该死’,或者‘罚不当其罪’也未可知,当时是否可以‘刀下留人’,除了专门家,很难知道。但右肾有毛病,大概无可疑,说是医生孟浪,我觉得冤枉。”    他肯定西医的医疗是有效的,说:“出院之后,直到今日,我还是继续吃协和的药,病虽然没有清楚,但是比未受手术之前的确好了许多。想我若是真能抛弃百事,绝对休息,三两个月后,应该完全复原。至于其他的病态,一点都没有。虽然经过很重大的手朮,因为医生的技朮精良,我的体质本来强壮,割治后10天,精神已经如常,现在越发健实了。”    梁启超的这些辩护大有深意。舆论千夫所指:你们不是说西医是科学吗,那么,从西医院里抬出了死人,那就是“科学杀人”。梁启超终生笃信科学,他为西医辩护,便是为科学辩护。对此,他洞若观火。“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即如我这点小小的病,虽然诊查的结果,不如医生所预期,也许不过偶然例外。至于诊病应该用这种严密的检查,不能像中国旧医那些‘阴阳五行’的瞎猜,这是毫无比较的余地的。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这是我发表这篇短文章的微意。”    私下里,梁启超先生对家人说过,“这回手术的确可以不必用”,也曾说过“手术是协和孟浪错误了”,但面对公众舆论,他还是发表了上述为协和、为西医、为科学辩护的文章,因为,他“怕社会上或者因为这件事对于医学或其他科学生出不良的反动观念”。不到3年后的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病后再次住进协和医院,最后在该院病逝。在这个世界上,很少有人能像梁启超先生这样,因自己的“病”与“死”,留给后人许多感慨,许多敬仰。(张建伟) 2006年05月24日 13:03:41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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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等有思想之人尚且执迷不悟,何况现代昏昏耗耗之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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