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西医——中医挥之不去的他者
李明 高颖 李敏
摘要：回顾了中西医之间张力的演变，指出在整个过程中“中医”未能摆脱“西医”作为“他者”的注视。最后从后现代医学的角度对这种张力的未来进行展望。
关键词：中西医论争 后现代医学 他者 注视
近代以来，中医与西医之间的张力或紧或弛，绵延至今。经历了“废除旧医”、“废医存药”、“衷中参西”、“中西会通”、“西医学习中医”之后，目前这种张力表现为“中西医结合”、“中医现代化”等形式。有识之士早已指出，与其说这是两种“医学”之间的争夺，不如说是两种文化之间的较量。
中医在用西医这个他者[1]的文化注视[2]自己。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保罗·萨特曾经说“他者是自我的坟墓”。如果中医对这个“他者”没有足够的敏感性和清晰的认识，极有可能出现中医自掘坟墓的尴尬局面。
陆广莘老谈到“中医存在主体性消失的危险”，朱良春老谈到“中医内证能力的薄弱”，分别对目前中医在“他者”的“注视”下失去自身特点与优势的危险进行了拈提。而文化人类学家冯朱娣教授提出“中西医其实都是一种技艺（craft)”，更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证明了目前通过自然观察的方法已经看不到中医与西医的区别，中医在临床上已经濒临被西医同化的——极其危险的境地！中医自然不应为了“独立性”而固步自封，但因为不自觉地迎合西医的范式而丧失自我也有失公平。
从更大的视野中来审视这个危险本身，其实仍然不出“两种”医学之间张力消长的范畴，我们认为对近代中医自我意识的萌生与演变进行回顾和反思有助于更清晰地认识“中医”与“西医”之间的张力。
一、 “西医”第一次注视：中医的诞生
本来，中国和西方各有自己的医学传统，各自的医学传统又各以自己的独特文化作为根基，各自以为是“唯一”的医学，所以不存在“西医”、“中医”的称谓。直到清末，中国医界并不强分中西门户，只有教会团体和报刊才冠以“西”字以示与中医的不同。[3]这种局面被西医的东传和中医的西传两种力量打破，各自有了迥异于己的“他者”作为参照，开始反思自己。
西医的东传经历了两个阶段。19世纪中叶以前（16世纪中叶以后)西医的声音在华土非常微弱。尽管有传教士洪若翰（Fontaney， Jean de 1643～1710)和刘应（Visdelou，Claude de 1656～1737)用金鸡纳霜治好了康熙皇帝的
疟疾，皇帝于“皇城西安门赐广厦一所”[1]但康熙晚年，清政府禁教。耶稣会士“无论于传教或传医，都仅仅是匆匆过客而已。”[2]因此，“中医”和“西医”并没有诞生。
西方的坚船利炮严重挫败了国人的自信，中医作为传统文化的构成部分，惟我独尊的信念自然也会动摇。1871年医学博士德贞被同文馆聘为第一任生理学教习，这是中国官方正式接受西医知识的开端。[3]这标志着“西医”的诞生。“中医”有了可资参照的“他者”，相对而生。皇亲贵族的认可无疑确认了中西医的不同实际上就是“彼优我劣”。可以说，从诞生之日起，中医就处于劣势。
一般认为最早推动西医东传的是早期来华的传教士，但牛喘月先生认为其实最早重视中国的医学的是早期随殖民者来华的西方医生、植物学家和药物学家。直到今天，我们还在使用他们对中医很多概念的翻译名词，比如acupuncture、moxibustion等 [4]。此时中医在西医的眼中还是作为一种是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技艺出现的，中医不但不落后，反而有一些神奇。随着西医学的进步，和中医学的进一步西传，西医对中医的印象慢慢改变。伴随着从不平等条约中获得的文化优越性，传教士们开始认识到中国医学的世界观是他们所无法接受的。于是传教士对中国医学世界观进行批判。可以说最终导致“中医”诞生的还是这些传教士的批判。
可以说“中国传统的医学”是中国文化所采纳的世界观下的“方技”，而“中医”则是在西方医学所采纳的世界观的注视下的一种“医学”。西方医学是在西方传统文化视野中的一门学科和事业，而“西医”是非西方文化成员从自己对西方文化视野的诠释中“看到的”或者说“建构的”一种认识和对待疾病的方式。作为“方技”的中国传统医学与中国的文化一脉相承。与西医相对的“中医”却在世界观上开始支离破碎。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医学传统和西方的医学传统都具有悠久的过去，但是“中医”（包括其他民族医学，但此处单说中医)和“西医”只有短暂的历史。
“中医”诞生于近代“西医”的第一次注视。此时“中医”还没有成为中国传统医学的核心议题，但是“西医”的注视就像一头潜在的猛虎，正在悄悄积攒着力量。这种力量的第一次爆发竟然是由上而下的“废止”“中医”！这已经是第二次注视：注视的主体已经不是西方人，转而成了当时的中国政府！这意味着“中医”的地位已经岌岌可危！
二、“西医”第二次注视：中医惊醒
西医东渐以后，以薛福成、郑观应、梁启超、严复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十分推崇西洋医学[5]。但他们对西医的推崇有些言过其实。其实据《剑桥医学史》记载，在1840年代在欧洲医学中心出现了治疗怀疑论，认为当时的医生根本不能治病。19世纪中叶，一位哈fo的医学教授称“药典中能用的只有
鸦片、白酒和麻醉药，其他的统统应沉入海底”。1892年，一位在英语世界中最有影响力的医生“在教科书里限定只用少数药物，并声称许多疾病根本就无治疗手段”。[6]
但是中国到日本留学的学生却从“西洋医学”的眼光中只看到落后的“中医”，认为这就是中国流传了几千年的医学。怀着科学救国的热忱，他们回国后以政府的声音，作出了令中国传统医学界震惊的决定：废除中医，采纳西医。
首先北洋政府根据从日本译介的西方教育体制制定《任子癸丑学制》，所开列的大学医学科目中完全没有中医药学方面的规定。中国传统医学界对此强烈抗议，结果改口说中医“力起沉疴，活人无数”，但是“讲授专门学科，须以最新学说为衡”[7]。其次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通过余岩（1879～1954)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对中医全盘否定。这激起了全国的震惊，医药界、商界、文化界奋起反抗，最终已经被通过的“废医案”没有得到执行。这自然在情理之中，毕竟此时全中国的西医数量不过千余人，而中医药从业人员至少一百万人[8]。但是经过此劫，中医元气大损。从此，中国传统医学的声音已经弱不可闻，代表它发言的是针对“西医”而形成的“中医”。“中医”的表达是针对“不科学”、“落后”、“理论不通”等“他者”的话语。“中医”此时已经找不到作为“方技”的初始状态——“医道”沦为“医学”。近百年来中国传统医学的力量几乎完全消耗在了“中医”为“自己”辩护上。而这种辩护实际上并不能为“中国传统医学”挽回任何颜面，相反在“中医”与“西医”的对抗中增加了“两种医学”的成见，阻断了中国传统医学智慧和西方医学传统之间进行交流的通路。真正交流不能借助相互之间的争执，只能通过从更高视角上进行的会通。
好在此时很多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可是会通的道路绝非坦途，中医界仍然没有摆脱西医的注视，只不过此时西医注视的眼光已经多了一些狡黠。
三、“西医”第三次注视：中医奋争
恽铁樵指出“西方科学不是学术唯一之途径，东方医学自有立脚点”[4]，强调中医西医各有不同的文化基础。但在文化冲突的洪流中这种高屋建瓴的见解实在无法力挽狂澜。唐宗海、朱沛文、张锡纯诸君无不在中西两种医学的世界观问题上失于偏私。而陆渊雷、谭次仲诸君在“中医科学化”的大潮中更是彻底走上了西医所暗存的现代医学世界观所设定的道路。
新的人民政府重视保存国医。毛主席肯定中医药是一个伟大的宝库。中医学界欢欣鼓舞，反复引用主席的话。但是从政策的反馈上看，中医并没有因此而摆脱西医的注视[5]。此刻承担着注视者的任务的不再是政府导向、权力机构，而成了民众。
现代医学世界观已经深入人心，成为新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政府号召西医离职学习中医，也难以扭转人们在认识论上的基本趋向。此刻西医的注视已经是在通过国人自己的眼睛，文化介入的影子已经很淡很淡。在这种情况下中西医结合似乎成为解决中西两种医学张力的最佳途径。
但是最终证明会通的结果是“会而不通”、结合的结果是“结而不合”、学习的结果是“学而不习”。中医的生存空间日益萎缩。中医的奋争表现了中医自身的活力尚有一息，但是同时也显示了中医的无奈——面对一个看不见的“他者”，政府的支持也无法力挽狂澜。似乎“西医”本身所赖的文化背景本身的颠覆给“中医”提供了一个反思自身的机会——这就是西医学的困境和后现代医学的出现。
四、“西医”第四次注视：中医迷茫
中医尝试着西方医学所穿过的各种新衣，从系统论、生态医学、时间医学、过程论、分子生物学、直到生物信息学，但是几乎每一种包装都只是新鲜一时，最终证明并不是那么合身。西医在试图采用这些新的理论来解释生命现象和疾病现象的时候，总是存在一个一般预设：它可能是错误的。但是中医不然，往往对这些理论尚未深入理解就拿来使用，完全是因为看到西方医学所赋予它们的光环。所以当西医宣布某种理论被证明是错误的的时候，对西医而言是一种成就，而对中医而言则是一种羞辱，因为西医是拿理论来为我所用，而中医则对那些新奇的理论彻头彻尾的认同。所以经常会看到“中医就是某某论、某某科学”之类的言论。这都是缺乏文化自觉的幼稚的表现。这就是中医现代化的基本进程。
西方存在一种“科学”＝“真理”的文化假象。中医界则存在一个“西医”＝“科学”＝“真理”的误区。所以中医的理论必须能够通过西医科研方法的检验才能被采用。这实际上是一种文化认同的直接结果。而这种认同目前正在因为西方医学文化的动荡而松动。
西方医学目前面临着种种挑战：社会的“医学化”问题、重大疾病难以突破问题、初级医疗保健问题、医疗费用过高的问题、医患关系恶化问题、医学伦理问题、医学市场化问题等等，最终导致西医不得不反思医学目的问题。现代医学对人类健康功不可没，但是她所架构的无所不克的安全意象成了空中楼阁。特别是去年的SARS彻底解开了西医学权威的面纱，现代医学对新疾病的恐惧暴露无遗，而禽流感的出现无疑让这种无奈雪上加霜。在这种状况下，近代以来一直追随“西医”的“中医”失去了坚实的“偶像”，结果必然走入迷茫。
五、结束：后现代医学的启发
后现代医学应运而生。这种西方医学观对西医学本身而言就意味着治疗观的革命[6]。戴埃列先生曾撰文指出后现代医学是一种整合医学，以意识范围的扩大、整体论、大自我和意向性为其基本特征，同时指出后现代整合医学的实现不能通过慢慢的积累来完成，而必须通过轰轰烈烈的革命来实现[9]。在“他者”的注视下诞生并日趋消亡的“中医”的视野似乎并没有超出“西医”，其“自我”仍旧以“治病”为中心，其意向不出寻找疾病和健康的原因——其定位不出“西医”他者的注视。而中国传统医学智慧的意识范围囊括宇宙，其整体观统和天人，其自我定位兼容身体、社会，其意向乃是“长生久视”——其定位似乎远远在“西医”视野之外、之上，完全可以和西方医学智慧传统平等对话。
“中医”似乎将因为“他者”的“注视”中止而死亡，在它被埋葬的地方“中国传统医学智慧”将重放光芒。但是目前只是一种征兆，“中医”究竟是不是一种“后现代医学”？“中国传统医学智慧”能否从西方后现现代医学的观念中得到一些启发？我们对此还需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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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他者”是后现代哲学十分重视的一个概念，意指陌生的、非我的一切，此处只中医不能以包容的心态超越西医。
[2] “注视”是法国思想家福柯频繁使用的一个概念，本来是指古代圆形监狱中的犯人因为看不到看守，而看守随时可以看到犯人，久之犯人总是感到有人在注视自己，从而自我监管、自我约束。此处只中医的研究总受假想的西医的限制。
[3] 赵洪钧.近代中西医论争史[M].第1版.合肥:安徽科技出版社1989; 75。
[4] 转引自《中国医学通史》，第182页。
[5] 1954年《中共中央批转中央文委党组关于改进中医工作问题的报告》中指出“政府卫生部门……在很多方面对中医采取了不适当的限制和排挤的政策……社会上存在中西医对立和歧视中医的情况……”。引自《中医药教育法规丛书》，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教司编，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年10月，第3页。
[6]《医学与哲学》从1996年起陆续发表了多篇有关后现代医学的文章，对后现代医学的理解尚有分歧，容待专文另论。
参考文献：
[1]樊国梁.燕京开教略(中篇)[M].北京:北京救世堂,1905. 37.
[2]马伯英等.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M].上海：文汇出版社,1993. 316.
[3]郝先中.晚清中国对西洋医学的社会认同[J].学术月刊，2005.第5期.
[4]牛喘月.早期中医西译者的翻译思路与方法[J].中西医结合学报.2003,11.309～311.
[5]郝先中.晚清中国对西洋医学的社会认同[J].学术月刊.2005,第5期.
[6]罗伊·波特.张大庆等译.剑桥医学史[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 224,230,231.
[7]邓铁涛,程之范.中国医学通史（近代卷)[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0.148.
[8]邓铁涛,程之范.中国医学通史（近代卷)[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0.148.
[9] Dache, Elliott.Towards a postmodern integral medicine[J].The Journal of Alternative and Complementary Medicine, 1996, 2（4)：531～537.
Western Medicine: the Haunting Other for TCM
By Li Ming Gao Ying Li Min
Abstract: The tension between TCM and western medicine is reviewed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s propose that throughout the whole process of medical communication, TCM is under the “gaze” of western medicine as the “other”. In the end, the authors reflected the tension from a perspective of postmodern integral medicine, and sketch a bright vision for TCM. .
Key words: dispute between TCM and western medicine, postmodern medicine , other, gaz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