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演者：杜维明 （哈fo大学哲学历史学教授 美国人文与科学学院院士)
讲演地点：华中理工大学
今天，我非常高兴能在华中理工大学的讲台上，同大家一起探讨一下人文精神与全球伦理的问题。
人文精神、人文传统、人文关怀、人文主义及人道主义等都是近十年来海内外学术界、知识界所共同关注的问题。这些问题也属于我所研究的范围。特别是对于文化中国，近年来研究得比较多一些。
所谓文化中国，不仅包括中国内地和台湾地区、港澳地区等第一个意义世界池要包括散布于世界各地的华人社会。华人是遍布世界各地的。同时，文化中国还包括一批与中国既无血缘、又无婚姻关系的外籍人士，包括美国人、英国人、日本人、韩国人等。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如果说文化是要通过创造、自觉奋斗方能获得的而不是与生俱来的资源，那么一个外国人士是可以对某国的一些现象通过长期努力而获得一些该国学者所难以获得的资源。如研究法国大革命，最突出的学者当中就有英国人；研究美国种族冲突，特别突出的是一位瑞典学者；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特别突出的是英国剑桥学者李约瑟先生。因此，外国的一些人士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形成与中国血肉相联的关系。他们也因此成为文化中国的一部分。
从文化中国的角度看，人文学有特殊意义。为什么呢？我们有一个深刻的感觉，在广义的文化中国，面对ZI世纪，精神资源比较薄弱，特别是在知识分子群，而且价值的领域比较狭小，也是在知识分子群。究竟是什么原因，这是我们长期考虑的一个问题。在现阶段，世界上有两股大潮流，这两股大潮流不管在世界什么地方，发达的工业国家和发展中的国家和不发达的国家，都会遇到。它们互相冲突矛盾，但又同时并存：一股是全球化潮流——我们通过信息、金融、旅游、环保、甚至疾病等，都可以了解到，全球化趋势非常明显；另一股潮流是本土化、地域化潮流——以前从事现代化理论研究的学者并未注意到这一点，而现在却对此越来越重视。那么什么叫本土化、地域化呢？具体分析，我想至少包括以下几个问题：如族群、语言、性别、地域、阶级（贫富不均)、年龄和宗教。下面，我们简单地分析一下不同的种族对同一问题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甚至会发生种族冲突的问题。美国若不能处理好种族关系问题，特别是白人与黑人的关系问题，美国将来能否成为United States（联合政府)，就可能成为问题。美国有学者认为，若不能处理好种族问题，就会导致美国的分裂。语言问题，许多人认为这一问题在印度比较突出。在印度，有16种政府规定的合法语言。在加拿大，法语地区和英语地区的关系处理不好，也会导致矛盾冲突。在比利时，两种语言的冲突，甚至导致了欧洲著名的卢旺（音)大学一分为二，两校互不往来。性别的问题就是女性主义问题，这是一股重要的潮流。在美国，近二、三十年来，各种人际关系、权力运作关系、职业分工关系，甚至一般的生活家庭关系，都因为女性主义而发生冲突。这个重组过程对社会会带来许多新的可能性，也会提出许多新的挑战。另外，地域问题常和主权问题交织在一起，如在夏威夷，美国印第安人就有主权的斗争。阶级问题就是南北问题、贫富不均的问题，以前认为南北问题是国家之间的贫富不均，现在则发现在同一个国家，同一个地区也存在这一问题。年龄，以前认为30年为一代，现在看来，每隔十年就会有很大的不同。如大学一年级与大学四年级的学生就差异很大，不一定有共同的语言。对于宗教，以前我们担心宗教之间的冲突，而现在所担心的却往往是同一宗教内部之间的冲突。于是我们看到：全球化潮流使得世界越来越小，大家休戚相关，希望出现新的整合。而本土化根源性的突出使得世界虽然有地球村的说法，而这地球显现的并不完全是整合和谐，还有矛盾和冲突、斗争乃至歧视。面对这样一个复杂的文明现象，面对21世纪，任何现代社会必须要掌握很多不同的资源，才能面对这样的挑战。这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不是只走全球化，而把根源性的问题取消；也不是回到根源性的原初性的联系而不顾及全球化。这两方面必须兼顾。西方学者已经意识到把这两方面兼顾起来的困难性。假如我们要现代化、全球化，把本身所具有的文化资源特别是本民族所具有的文化资源一下子抛弃进人一个国际社会。这是空想、梦想，是不可能实现的。
为什么在这种背景下我说文化中国的精神资源比较薄弱？因为文化中国的极大多数知识分子深受一种特殊心态的影响，我叫做“启蒙心态”的影响。需要说明的是，我这里讲启蒙心态与近十年来的辩论没有任何直接关系，也不是指一种历史现象，即在西方17、18 世纪出现的“启蒙运动”，同时与西方许多学者，如哈贝玛斯提出的“启蒙计划”也不一样。这个“启蒙计划”认为，“启蒙运动”给人类文明带来的许多价值至今尚未全面落实。我讲的跟这些观点也没有多少关系。我所讲的是指一种心态。一种心灵结构、一种价值取向、一种人生观和世界观。这种心态，不管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基本上都接受。这种心态有几个特别的价值动向：例如人类中心主义。以人类为中心面对世界，这是从西方启蒙思想发展出来的非常重要的思想渊源，即西方的启蒙心态反对神权，要求人类征服自然，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冲突的，所以这种人类中心主义是和西方启蒙运动紧密联系的。再例如，它突出工具理性，其理性是和工具性连在一起的。所有的事情有没有价值，就看它有没有用，而有没有用，往往是和富、强联系在一起的。若不能使我们富、使我们强，它就是没有用的，从工具理性来看，它就没有价值。因此，它并不注重目的理性。另外，它还是强烈的物质主义、实用主义和科学主义。它们基本上接受达尔文的观点，即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在竞争的模式下来了解世界，这种心态是西方启蒙运动中的一种很重要的潮流。当然，西方启蒙运动还有其他的潮流。如西方启蒙运动至少有两种，一种是法国的启蒙，一种是英国的启蒙。法国的启蒙突出大革命，反对神学，同时特别突出反传统，要重新再造世界；英国的启蒙突出经验主义、渐进主义、怀疑主义，对宗教问题不太重视。法国的启蒙和英国的启蒙是不同的。中国从五四以来所接受的启蒙基本上是法国模式。那为什么说有这些属性的启蒙心态与文化中国的精神资源比较薄弱有关系呢？这正是我所要论证的问题。因为它所体现的人文精神是反宗教的，征服自然，突出人类中心主义。物质性的东西比精神性东西重要，实用性东西比无用的东西重要。科学——不是科学家所研究的科学，而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科学，我称之为科学主义——的力量十分突出，进而导致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出现。这类意识形态使很多应该在现代文明中能够充分发挥作用的精神资源被边缘化，甚至被削减。面对族群、语言、性别、地域、阶级、年龄、宗教等各种不同的挑战，甚至面对全球化的挑战，把许多其他资源削减，只突出人类中心主义、工具理性、物质主义、科学主义及实用主义，这是不够的。这种人文精神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为人类发展创造了巨大的动力，创造了非常多的价值领域。现在世界上很多重要的价值领域都是这种力量所开拓出来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企业组织，法律、医疗组织等，还有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如自由、民主、人权、平等、人的尊严等价值观，也是由这种力量发展出来的。那么，这么重要的人文精神，我们学习都来不及，为什么还要说这种心态反而对文化中国的文化精神资源有边缘化的负面作用呢？
要想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说明，面对21世纪的现代社会，我们面临下面的几种考验：其一，除了经济资本外，我们必须要培养社会资本。什么叫社会资本？我理解的社会资本有特别含义，即通过沟通理性，通过谈天、讨论、辩难而发展出来的虽看不见但明显感觉得到的一种重要资源。举几个例子说明一下。在任何一个大学，假如系与系、院与院之间，除专业外，没有任何有关理想、价值等文化价值方面的沟通，这个学校肯定是一个不很活跃的学校。美国很多大学，之所以在学术上很有发展动力，就是因为有很多的讲座、讨论和辩难，有很多的横向沟通。这些沟通可能与你的专业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它本身就不是为了实用，不是为了获得某种狭隘的技能，并不是为你将来谋取职业而提供某种信息，而是为了培养人。如果沟通不够，就会破坏社会资本。哈fo大学有一位教授专门研究意大利社会。他发现，意大利社会民主化程度不一，有好有坏。而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并不在于科技水平，或其他的什么技能，而与社会资源的状况有关系。在意大利，他发现，男声合唱团多的地方，社会资源也多，反之则较少。说起来好笑，实际上却很有意思。参
加合唱团的唯一条件是要嗓音好，只要你声音好，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穷人，富人；工人，农民，道德高尚的人，还是道德低下的人，都可以参加。合唱团每周活动两次，除唱歌外，自然会产生许多横向联系，它使有不同政治观点、道德理念的人得以沟通。在印度，有个叫“格拉格”（音)的地方，近二三十年来从未发生过任何种族冲突（大家知道，印度的种族冲突是很严重的)。其经济水平、科技水平与职业分布与其他地方也一样，但为何这个地方不出现种族冲突呢？原来这里有一个古老的传统一一沟通。不同宗教的领袖每周都要聚集在一起喝茶、谈天，不为其他目的，就是单纯的喝茶、谈天，各界人士都可以参加类似活动，而且社会鼓励大家参与谈话，沟通。这样，即使出现暴力，他们也很容易化解。这就是社会资本在发挥作用。现在我们要问，我们所积累的这种社会资本到底够不够？或者是不是因为商业大潮的发展，使原本很雄厚的社会资本变得薄弱了呢？
其二，在发展科技能力时，还必须发展文化能力。文化能力的发展不能通过工具理性，因为工具理性让你的手段和目的能够很清楚地联系起来。比如说，为了完成别人交给我的任务，我来到图书馆，就去找那本能够回答我的问题的书，而不会去找其他的书。而我们搞人文社会科学的，上图书馆，逛书店，常常是无目的的，就是去浏览，去参观。但常常就是浏览、参观，你就知道了你应该知道的，而且是按照工具理性，你永远也无法知道的领域。文化能力的培养，如果用传统观念来说，就是体验致知，我称为“体知”。在中文里，这个“体”字很有价值，如体味、体察、体觉、体证，均说明要把你的身心性命投人才能吸取。一位音乐家不通过体知，不可能变成第一流的钢琴家；一个画家，不经过“体知”，不理解自然，他就不可能成为第一流的画家。这种认知只能靠自己亲身经历，这种亲身经历所掌握的资源就是文化资源。无任何捷径可寻。你的资讯系统再完备，如果没有你自己的体认，你就不可能增长你自己的智慧。就像你骑自行车，尽管你了解了很多关于自行车的知识，如果你不上去反复地亲身体验，一上车你还是会摔下来。这是一种“内化”的技术。但我们这里讲的还不是技术，而是讲人的智慧，讲你对自己的理解，讲帮助你认识人和做事的能力。而这些，现代西方意义下的大学不会教你，这不是大学正课的任务。所以，一定要通过课外活动来实现这些。假如一个大学不能为同学们提供很多的课外活动，各种不同的讲座，不同的讨论，关于音乐的，关于文化的……那你就无法发展文化能力。假若一个社会所有的力量都集中在可以简单地归结为“富、强”这二个标准的活动上，其他问题都没有价值，完全通过技术官僚的方式来处理一切问题，那么，它绝对没有办法来发展文化能力。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另外，我们很突出“智商”，现在美国许多学者都在谈论emotional intellegence（有学生说：“情商”)“情商”？这个说法，在很多情况下，是不通的。但是，ethical intellegence，伦理意义上的智商，而不是高科技意义上的智商，是我们今天这个复杂的社会所必须拥有的社会资源。假如社会的伦理机制被破坏了，那将是很危险的。在传统社会，真正储聚这种能力，不是通过知识分子的道德说教，不是皇帝发的谕令，也不是乡村学校、政府的国子监通过一些经典的阅读来传达的。许多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作过研究，发现在传统中国，上一代的价值观念传到下一代，最重要的角色是母亲，即母亲的身教。在知识界，有一个很大的误解，就是认为一个人的文化高低与他的识字能力是联系在一起的，比如说，一个人，不识字就会被视为没文化。但是不要忘了，人们可以通过口传身教，来传递深刻的道德理念和文化价值。传统社会有一大批没有文字能力的母亲，成为中国民族传统的文化价值和伦理道德代代相传的传递者。17世纪中国有位儒者，在年幼时，他的母亲就告诉他，希望他要向历史上的两个无父之子学习，一个是孔子，孔子3岁丧父；另一个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孟子。从宋明儒学的传统来看，几乎所有重要的思想家，无一例外的是受到母亲的身教影响，这种累积的资源在一个有深厚文化传统的社会常宝贵的，但这些宝贵的文化资源累积是非常困难的，而要破坏却是很容易的。
再者，除了创造物质条件外，还必须发展精神价值，否则社会本身就无法储备足够的精神资源以面对复杂的21世纪的挑战，特别是面对全球化和各种原初联系和根源联系所带来的挑战。
最近，李慎之先生在一篇纪念原
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先生的文章中提出三个观点，与我的观点比较接近。他说中华民族是一个有5000 年渊源流长历史的民族，而为什么现代中国人的历史“记忆”如此薄弱，也就是近100 年来，中华民族都发生一种“集体
健忘症”：一方面是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却只有短暂的“历史记忆”。这就造成一种严重的冲突。举个例子：1998 年是
北京大学建校100 周年纪念，北大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与五四时期的北大是不同的；五四时期的北大与北洋军间割据时期的北大是不同的；军阀割据时期的北大与国民政府时期的北大是不同的；解放后的北大与解放前的北大是不同的；“文革”时期的北大与改革开放后的北大也是不同的。如果你在北大想要了解其历史，要把“文革”时期的资料找出来就非常困难。所以北大的现代“记忆”是相当短暂的，尽管有100年的历史。而100年的历史，在现代文明看来，是非常年轻的大学。比贝克莱大学还要年轻。哈fo大学是1636年建立的，相当于中国的明代。中国的近代史，从1840年
鸦片战争开始，中间经过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洋军阀政府，国共对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期间，10年一大变。而从1949年到1979 年，每5年一大变。这些变化使得中国的历史“记忆”变得非常短暂。哈fo大学有300多年的历史，差不多每年、每月、每日发生的事情都有完整的记录。上次北京大学的汤一介先生到哈fo访问、想了解他的父亲汤用彤先生在哈fo念书的情况。我们不仅找到了汤先生从1915年到1920年在哈fo念书的时间，他的成绩单，也找到了所有给他讲过课的老师的名字。同时，还找到了材料，表明他是从美国中部的一个小学校转学而来的。在这个小学校，我们还得知，汤先生来美留学的介绍人、原因以及前后经过。甚至来美的交通工具。尽管汤先生后来是北京大学的校长，但在中国，这段历史已很难找到，已经荡然无存。相反，在美国却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
第二，中华民族最突出价值观中有天人合一，强调人和自然的和谐。但是看看近几十年。几百年来，人和自然的关系是天人合一吗？是人与自然能够神交、神会？还是说把自然看作一种可以随意歪曲、控制、改造的完全没有任何价值意义的物质世界？这是值得注意的课题。我还记得1972年（“文革”中)世界第一次环保大会在瑞典召开，主持环保大会的主席是被称之为“环保之父“的莫维·思托（现在还是主席)。会议上经过讨论，认为生态环境对人类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个全球的共识，不要让生态环境再遭破坏了。为了形成这个共识，签署了《世界环保的基本宣言》。因为罗马俱乐部已经指出了人类的发展是有限制的、科学技术是有限制的，这些内容写入大宪章。唯一拒绝签字的就是中国代表。中国代表拒绝有两个理由：一、资源是无限的，发展是无限的，只要努力，人定胜天，我们可以一直发展下去，绝对不会有问题。二、科学是万能的，怎么能说“科技有限”？当然，中国当时处于一个很不正常的时代，但这个很不正常的时代所体现的基本的、狭隘的科学主义，事实上是根深蒂固的。
另外，李慎之先生也提到“仁道”’是非常重要的传统价值。“仁道”有一个基本的精神，就是由“不忍”到“仁”，这是“仁道”。不忍的意思就是说我的父亲、孩子受饥、受冻、受饿而我觉得不忍，这个“不忍”叫做恻隐之心，这是最珍贵的人类感情。从这个“不忍”慢慢推广开来，把对父亲、母亲、孩子的感情逐步推广，推到人、自然、动物乃至世界，这是“仁”。从“己所利而利人”、“己欲达而达人”推广出去，这是儒家的基本信念。可是，从五四以来，在中国文化世界中出现的意识形态，受到启蒙心态的影响，是一种从“不忍”到“忍”的一种意识形态。怎么叫“忍”呢？你要摧毁你的敌人，你一定要“忍”，要“狠”，叫狠打落水狗，大家都知道这句话出自鲁迅时代，假如不这样的话，“温情主义”将会造成很大的麻烦。但是，对于你所熟悉的人，如果他不能够真正为一个崇高的理想而奋斗，你也要“忍”，跟他们划清界线。再如很亲近的人，如父母、孩子，如果他们的观念、意识形态有偏差，你也要“忍”。所以从开始“忍”一直到你不能“忍”，你还要“忍”。这个潮流的发展与传统中国儒家所谓从“忍”化解为“不忍”（人的仁爱和恻隐之心的向外扩张)是绝对不同的两种心态。这问题值得我们考虑。
这样说来，一个有5000 年文化历史的民族，现在的“记忆”那么短暂；一个对自然—直保持和谐，不仅是道家、儒家、甚至荀子都提倡的精神，在现在有很大的改变。正因为有这样大的改变，所以我认为有很多非常丰富的资源被边缘化，被消失殆尽。所以我觉得要发展人文精神，最重要的课题之一是重新发扬传统文化的精神资源。这些精神资源的发掘是非常困难的。
我们现在面临的局势是非常严峻的。因为五四以来最杰出的知识分子所得到的一个信念：中国文化的传统中间真正能够符合西方科学的不多，所以要向西方学习。中国有“民本”思想，有许多可以促进民主的思想，但是没有西方现在发展出来的民主制度所具有的那种结构，那种理念和人生观。中国有各种科学技术的先进发展，但是从17、18 世纪以来西方的科技发展是遥遥领先于中国。所以，科学和民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薄弱环节。这一点上，我们应该要向西方学习。我们如果用这两个薄弱环节对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资源进行一个判断，当然糟粕何其多，精华何其少。什么传统的资源是精华呢？譬如说对伦理学、对美学、对宗教哲学、对人的充分自我发展的一些精神价值、修身哲学，在道家、法家、儒家各种学派中所提出的经世致用之学……有很多很多的资源。这些资源不一定是完全符合民主或者科学，但它是资源，它可以培养人的文化能力，可以培养伦理的智商，可以培养我们的人文价值，可以培养我们的精神价值，可以培养我们人格的素养。培养了之后，不仅不会反对民主，反对科学，反而使民主与科学的发展，有非常丰富的文化资源做为后盾。但是我们用非常狭隘的、来自西方的一些价值――启蒙心态的价值来对传统文化作整体的批判，结果是使我们文化中间的很多资源边缘化。
最后我想提这样一点，即从1993年开始，在世界各地，都在讨论全球伦理的问题。为什么讨论这个问题呢？就是“地球村”出现之后，不仅不是一个整合的形象，它还有矛盾冲突。这个矛盾和冲突跟我们刚才提到的各种根源意识――族群的、语言的、性别的、地域的、年龄的、宗教的――都有很密切的关系。但是正因为如此，我们要考虑有没有一种能够符合全球任何人都应该遵循的原则，使它能够真正地在全球得以体现。
在1993年，召开了第一次世界宗教议会，基督教、回教、fo教和各种不同的民间宗教。乃至日本的神道，各方面都参加了。这个会议有一个工作小组，就是讨论人类和平共存的基本原则。最后得到了两个原则。这两个原则我把它归结为儒家原则，也就是说，可以用儒家的语言来概括。第一个原则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不是“己所欲，施于人”。第二个原则叫人道原则，就是把人当人，即使是敌人，即使是完全的他者，即使是完全认为他没有价值，即使他是属于落后的社会形态，你还是以“人”待他。这个原则如果翻译成儒家的语言，就是“己欲利而利人，己欲达而达人”。第一个是“恕道”原则，第二个是“仁道”原则，这是两个基本原则。
经过1972年的世界环保大会的大讨论．以及随后的几次有关环保的大讨论，有一大批学者正在筹划签署一个《地球大宪章》。他们讨论的是人与地球应该是怎样的关系的问题，由此而提出了一个“深度生态学”的概念。也就是说，不是通过科学技术来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如空气污染，水源污染等等，而是要通过人的基本态度的改变来重新建构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关系，以此来解决生态问题。其中，有一位杰出的神学家，他的名字叫汤姆斯·多利。这位先生对宋明理学下的功夫多一些，他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就是两个原则——一个是“差等的爱”，一个是“一体之仁”——如何能配合的观点。差等的爱，不是兼爱博爱。所谓差等的爱就是我特别爱我的父母亲；爱我的孩子，但这并不表示我不让其他人爱他们的父母亲、爱他们的孩子，这也不表示因为我爱自己的父母亲、爱自己的孩子，我不能把那爱心慢慢扩展。这就叫“差等的爱”。如果一个人完全自私自利，但他还能爱自己的家庭、父母，这种人总比那些不爱自己的家庭、父母的人好。儒家伦理就是从个人扩展到家庭，由家庭扩展到社会，这就是一个同心圆。但常常是这个同心圆不能扩展开来，到了家庭就停止了。另外一个重要原则是，“仁者与自然天地万物为一体”，叫做“一体之仁”。这是两个不同的原则，表面上看起来，它们是矛盾冲突的。如何使这两个原则统一起来，是现在讨论生态环境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另外，现在世界上还有许多政治领袖在讨论签署《责任宣言》的问题。这些人当中有德国的前总理施密特，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还有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等等。他们讨论的原则，实际上也是我刚才提到的“仁道原则’与“恕道原则”。
最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在讨论“世界文明”，也就是普遍文明、普适文明的问题。他们最近开了两次会，一次在巴黎，一次是在那波里。在会上有很多讨论，就是关于如何把我们刚刚谈的那两个基本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利而利人，己欲达而达人”——在各种不同宗教传统中落实，如何在基督教的传统，在犹太教的传统，在回教的传统……在其他各个方面的落实。
所有的这一切发展，都促使我们现在考虑，我们不应该回到启蒙心态所代表狭隘的人文精神，工具理性的、物质主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人文精神，而是要走向更宽广的人文精神。宽广的人文精神至少有四个侧面必须注意：一个是个人，一个是群体，一个是自然，一个是天道。怎样让个人和群体，包括人与人之间、家庭、社会各个群体之间，如何能取得一个健康互动；如何使得人类和自然有新的和谐；如何使得人心和天道能够互相并重。我们中国是天生人诚，这些观念怎样得到落实？在这个背景下，人文就是四方面都展开了人文精神，就是不反精神文明的。同时不要对自然进行掠夺，而是要跟自然保持和谐。这种人文精神和人文学、历史学、哲学、宗教学所要谈的课题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不管属于哪一个专业，假如我们要有人文关怀，就要有一种人文价值的取向，这些课题我们是不能不顾及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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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t edited by 王世伯 on 2006/10/28 at 11:2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