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新京报
世界记忆遗产（Memory of the World)，又称“世界记忆工程”或“世界档案遗产”，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2年启动的一个文献保护项目。媒体曾误传韩国此次将韩医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而确切情况应是韩国将其古
医书《东医宝鉴》申报世界记忆遗产。世界记忆遗产是世界文化遗产项目的延续，关注手稿、档案文件、口述记录等文献遗产。
《东医宝鉴》是朝鲜杰出医家许浚编纂的医书，曾在我国播出的热门韩剧《医道》讲述的就是许浚的故事。《东医宝鉴》初版于1611年，分内经、外形、杂病、汤药、针灸五部分，摘引了《内经》等多部中国古医书，并用中文分类汇编而成。此书不但被看作是朝鲜最佳医籍，传入中日等国后，对东亚地区的传统医学均有重要影响。
借“韩医申遗”这一新闻，本报采访了多位熟悉韩医的学者，解析这一韩国传统医学的源流与现状，揭开韩医面纱。
身土不二
中韩传统医学的源流关系
韩国古代名医许浚在《东医宝鉴》中提出“身土不二”，意思是“身”和“土”不能分离，每个人与生养自己的故乡水土无法断绝联系。这一理念与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一脉相承。从历史流变的状况来看，韩医与中医也存在一种类似“身土不二”的渊源关系。
源与流的关系
“中医与韩医是源与流的关系。”《中国中医药报》总编助理毛嘉陵说。他认为，今天的韩医，其根在中国的中医。韩医和中医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可以说是一脉相承，从医学观、医学理论、临床诊疗方式等方面来看基本上都是一致的。
一千多年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医药传入朝鲜半岛。到了唐代，中医药最著名的经典《
黄帝内经·素问》、《
伤寒论》等就成为了朝鲜医学生的教材，他们效仿唐朝的政府管理制度，设立了医学学科。北宋时期，全面反映当时医学发展水平的《太平圣惠方》成为了高丽国医药临床中重要的指导性读本，接着，高丽国又刊印了《伤寒论》、《肘后方》等一大批中医药著作，使中医药学在该国得到了广泛传播，高丽国还仿学宋朝设立了“惠民局”、“典药局”等医药机构。
北京中医药大学国际交流与合作处处长、博士生导师傅延龄也表示，直到明清时期，韩国始终与中医保持着交流。“比较多的是中医传入韩医，也有不少韩医元素融入中医。”韩医一直以来都将中医称之为“东医”，一直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出于民族自尊的原因，才将名字改成“韩医”。目前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仍然使用“东医”一名。
相比之下，日本的情况有类似又不太一样。在日本，中医习惯被称为“汉医”、“汉方医学”或“东洋医学”。但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实施“脱亚入欧”的政策，否定一切传统的文化与技艺，也自然停止了对中医的学习。因此，日本的“汉医”在明治维新后陷入了低谷。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傅延龄认为，“因此现在中医在日本的法律地位不如在韩国的情况。”
也许从中国的角度看更能了解韩医与中医的关系。对于中国来说，韩医被称为“朝鲜医”，属于民族医学的一部分。从事民族医学研究的中国民族医药学会会长诸国本介绍，中国的传统医学分成作为主要代表的中医学、各民族传统医学和民间医学三大类。其中第二类包括了二三十个民族的传统医学，有十多个比较活跃，朝鲜医和藏医、维吾尔医等并列其中。
“19世纪一部分韩国人移民入吉林延边一带居住。他们的移居引入了一些新的移民文化。他们所掌握的传统医学原先叫‘高丽医学’，后来改称为‘朝鲜医学’。”诸国本表示，“民族医学是传统医学的一部分，和中医学的地位是并列的，它不等于地方化民族化。”
儒家思想引出“四象医学”
庆熙大学医科大学是韩国最著名的传统医学院校，该校国际关系教育研究院院长高炳熙认为，中医和韩医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哲学理念上的不同：“中医主要立足道家思想，侧重人类生活的平衡。而韩医则主要立足儒家思想，试图尽量去适应环境，探求如何更好地生活。”他认为，从这点上来看，韩医比中医更为实际。
不过，中国学者并不认同他的这种看法。诸国本认为，尽管中医的《内经》具有淡泊名利等虚无的思想，较接近道家理论，但中医随后的发展中，还是受到很多儒家和fo家思想的影响。如汉代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受到这一时代重儒思想的极大影响，而包括白内障的针拨术等在内的一部分中医眼科技术，则来源于印度，受到fo教影响。
高炳熙认为，哲学理念的不同导致中医和韩医之间理论框架上的不同。他认为，儒家思想导致了“四象医学”的产生。“四象医学”是韩国特有的理论体系，它注重人体在行为、生理特征和适应性方面的个性。不同于中医阴阳五行学说，该学说根据人体的气、体形和生理心理特征，归入太阳、太阴、少阳和少阴四个象。因为其极其注重个体的特性，高炳熙形象地将这一理论称为“裁缝医学”，也就是说，医生和裁缝一样，会给病人“量身”诊断，开处方。“这就是‘消费者是上帝’。”
不过，说四象医学就是韩医的理论基础并不确切。傅延龄表示，“四象理论”和中医“阴阳五行”的理论和“四象”理论并没有根本的不同，何况“四象医学绝不代表韩医学，它只是比较出名的学术”。
同时，四象本身就是中国古代自然哲学中的一个概念，它来源于《周易》。《周易·系辞上》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诸国本认为，中医的《内经》、《灵枢经》中也都提到了“四象”的概念，“它把疾病和人体体质相结合起来，按此诊断，而开的方子还是中医的方子。”因此，他也认为“四象医学”只能算是韩国医学的特色理论。
韩医框架并无独创性
无疑，作为中医主流分支出去的韩国医学，在自身基础上有着创新和发展。和中医广泛吸收外来精华一样，韩医也在初创时期吸收过印度、阿拉伯等地的医学传统。到了宋元交替之际，尽管在理论上依旧沿袭中医基础，当时的东医还是创造出一些独有的医药工艺，并出现了大量的东医医学书。在长久的历史过程中，韩医的发展立足于中医的理论基础，又结合了自身的草药实践。“韩医学是朝鲜古典医学与中医学的结合”诸国本如此定义韩医。
除“四象”医学之外，韩医与中医也存在一些流派上的差异。比如韩医将内科按脏器细分。此外，有观点认为，韩国不存在“温病学派”。这点在学者处得到了否认。“古人看不到病源微生物等物质，因此用很综合性的‘气’代替，包括了正常和非正常的热气，”傅延龄介绍，“‘寒’不是狭义的寒冷。中医将所有非人体所有，包括气象因素在内的外界导致的病都并入伤寒之列。”明清后，科学意识出现，人们发现有些疾病不是寒引起的，而是温和热造成了对人体的伤害，因此才产生了不同的治疗方式。由此产生了“温病学派”。明清是“温病学”的成熟期，这个学说对疾病的认识较成熟，它和“伤寒学说”相辅相成，成为中医治疗外感热病的两大学说。但因为15世纪以后，韩国依旧和中医有着交流，中医科学成果继续传入韩国，也对韩医学产生了影响，只是韩医教育中，不设专门的温病学课程。
“看差别关键看在医学观念和学术理论体系上有没有差别。”毛嘉陵表示，韩医与中医的差别甚至不如藏医或者维医与中医的区别大——这两种民族医学与中医有截然不同的一套理论。相对而言，韩医与中医相比，整体框架没有特别大的独创性。
■新知补丁
韩国“医圣”与《东医宝鉴》
《东医宝鉴》由朝鲜太医许浚编撰而成。当时的朝鲜国王光海君说：“东垣为北医，丹溪为南医，宗厚为西医，许浚为朝鲜之医，谓之东医。”朝鲜“东医”因此得名，许浚也因而在韩国享有“医圣”之名。韩国大使馆食药官韩容燮介绍说，许浚还是第一个进行人体解剖的韩国人。
韩容燮对《东医宝鉴》一书评价很高，他认为许浚将此前传到韩国的中国古代医书分门别类，重新整理，并有很多独创性的见解，成为了一部医学百科全书，“这是韩医的基础所在”。
毛嘉陵介绍说，在《东医宝鉴》诞生之前，韩国医士就通过对中医书进行分类整理，编成医药学巨著《医方类聚》，保存了中国历史上已经失传的医书30余种，堪称中国明以前医方著作的集大成者，这也是韩国为中医药所做出的一大贡献。
《东医寿世保元》
韩国传统医学的基本经典之一。医学家李济马于公元1894年撰写完成。全书4卷，分为性命论、四端论、扩充论、脏腑论、医源论、广济论、四象人辨证论等七编，记载625条论述，153个方剂，约6万字，初刊于1901年。该书的基础理论部分论述了作者首创的以体质为诊疗依据的“四象医学”学说，阐述了“天、人、性、命”整体观、阴阳学说、四象人论、四象脏腑论、四象病因病理学、四象诊断学和药物方剂学。
该学说是东医学的重要理论体系。同时也为东方传统医学增添了体质医学的新内容。 （采写 记者 金煜)
化古入今
现代压力下的传统转型
现状1 基本地位不如西医
1945年以后，韩国从政策上制定了同时认定西医学与韩医学的二元制医疗法。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韩医学都未受到足够重视。从事韩医学教育的学校，仅庆熙大学校一所，每年毕业生仅40名。“一些容易定性的病，韩国会选择西医。”中国中医药大学教师金海花曾在韩国留居过两年，她所认识的韩国人大都会做出如此选择，“由于受到现代医学的冲击，在二元格局下，西医地位要高。这与中国的情况并无多大区别。”在韩国，在公立医疗机构中的工作者主要是西医，韩医只在非政府医疗机构或私人诊所供职。更有资料称，韩医必须经过考试才能担任卫生管理工作，而西医则只需经协商即可担任中级卫生官员。
韩医也十分重视西医基础课的学习，在教学中，有中韩皆具的趋势。“但是在韩国，韩医师无权开西药处方和使用西医诊断
器械，但西医的主要课程却几乎都要学习。”所以，在韩国，即使是女性韩医师也不可以作必须的常规妇科检查。而若须用抗生素或激素等治疗，就得让患者去西医院开药。
当然这种现代与传统的界限也并非仅针对韩医而言，西医也有自己的雷区。类似西医师在韩国则不能像韩医师那样使用中药、针灸等方法进行治疗。取得双学位的医师除外。不过在临床上，这种限制对韩医影响较大。金海花经常会接待一些到中医药大学进行短期培训的韩医师。她印象中，来访的韩医师大都羡慕这边的中医也可以开西药。
这20多年来，韩医师的职业一直被看好。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权基永的印象中，上世纪80年代以后，韩医便越来越受到重视。这种热潮一直延续到现在。对此，金海花认为，韩国医生待遇本来就好，这也是吸引学生报考韩医院校的一个原因。更为重要的是，其实韩医在保健方面起巨大作用，是一个较为被社会认同的观念。“当然这不能说韩医只是用于保健，一些患者也会去韩医师那看病。有时会既看西医，又看韩医。”
现状2 保健功能略胜一筹
维持健康、长期保养，在韩国家庭的观念中，这是他们与韩医长期打交道的主要原因。“韩国的保健意识很强，大多家庭一年都要吃两三次补药。”金海花耳濡目染了韩医在日常生活中的功用。
“就一般人的实际生活而言，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时候，就可以感受到大家对西医和汉医的态度是，生病了就去医院，但是进补的时令到了，大家又会去抓韩药来吃一吃。”台湾出版人郝明义在韩国生活了十多年。他认为“韩国人普遍注重保养”，“不吝花钱到药局买各种药品及补养品。每天早上，经常可以看到上班族在药房门外排队买各种药品的情景。”
“有了保健这一屏障，就能保证韩医的收入。”金海花指出保健韩医所用药材都较为名贵，比如
人参。韩医师会有专门途径获得，因此成本较低，然而收益却很不错。从这个角度看，“韩医师的角色有点类似商人。”
也有一些医学理论研究者认为，韩国人注重保健、保养的特点，与韩医的“四象理论”有关。目前在韩国，日常生活或养生保健中，应用“四象体质理论”者逐渐增多。由于四象医学可在日常生活中指导不具备医学知识的普通人调理自身健康，并且易于掌握，因此应用范围逐渐扩大。四象医学认为，患者的体质不同，其病理特征亦有差异。治疗保健活动中，应根据体质的差异，使用不同的方法。
现状3 现代技术磨砺其器
庆熙大学教授高炳熙指出，只有最好的学生才有资格申请学习韩医。韩医专业是六年制的，基础课程有内经、本草、伤寒论、诊断、方剂及具有韩国特色的四象医学教育。其中伤寒论在本科2学年及4学年学习二次。另外还把法医学、保健医学、神经精神科学也列入正规的教学计划，使学生能具备较完整的知识结构。神经精神科学是单独设置的，这主要是韩医教学中重视精神、心理因素等致病作用的考虑。
韩医师的临床经验在韩国也很受重视。他们专门设置了实践能力培养的一环，那便是毕业后的修炼医制度。获得韩医师资格证的毕业生，大都需要在规模大、技术较强的韩方医院当三年修炼师。而且进入之前要经过专门的考试。
在现代生活扮演重要角色的韩医，并没有忽略其传统技艺与现代技术的结合。随着现代医学的冲击，诊断的有效性和准确性越来越被患者看重。为此，韩医师在诊断时会配合使用把脉仪，并通过仪器获得相关数据，增强韩医诊断过程的透明度。
如果说诊断仪器是韩医学改进的一大方面，那么，药材的管理与栽培也是韩医学界不断在打磨的一种器具。在药物标准方面，韩国分别制订有《韩国药典》（KPA)及《天然药物标准》（NDS)两个标准，对共计589种天然药物进行了质量规范。草药设有国家标准的10个方面内容，包括基源及名称、性状、成分鉴定、纯度、总灰分、酸不溶灰分（限定最低含量)、干燥失重（不超过一定百分量)、挥发油含量（达到一定克/毫升量)、提取物含量、药质量等级等。
韩国生产药材中最有名的是高丽参。韩国一直实行原科栽种加工定点生产，种植人参在指定的区域内并规定生长年限和采挖年限，有专门技术指导，统一收购后，由政府规定在惟一的红参加工厂按标准进行加工再出售。
■争议
现代化，这是一个问题
中药必须经过西方标准衡量，这就是争议了多年的“西药审批制度”。国家中药管理局国际合作司司长沈志祥认为，这个制度客观上是保证质量的。“比如古方几种成药，它质量好不好，是否有毒，加工过程会不会产生毒害，这些都可以用科学的方法来测量。”这里就涉及到一个传统医学的现代化问题。
对此，因
雷公藤红素抗癌机制研究成果蜚声学界的中科院武汉植物园研究员袁晓指出，“科学的进步会揭示中医药的科学内涵，同时，会扬弃不够科学的部分。”傅延龄也认为，中医肯定可以现代化。他指出，“传统的炮制、蒸、煮过程，用传统的理论解释不清楚。”比如，
当归具有通便的作用，但它可能会使部分
便秘者产生轻微的
腹泻，这点在把当归炒一下后就不会发生了。传统医学认为“炒一下”能缓和药性。而现在我们知道其实是“炒”去了当归里的挥发油。
然而，传统医学界对“现代化”的看法并不统一。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医药战略研究课题组组长贾谦研究员指出，传统医学有其产生的理论学科背景，其发展不能用西药的标准。中医和西医是完全不同的医药体系，中药必须由中医大夫辨证使用，如果离开中医理论，中药就发挥不出其效用。“而我们要发展中医，必须尊重中医的理论体系，要给中医立法，同时要培养大量的中医。”
在这一问题上，韩医的一些做法似乎值得借鉴。事实上，在运用现代研究、实验研究等种种手段，韩国的研究人员想要证明的不是韩医的科学性，而是其应用上的有效性。韩医学界较重视实用层面的问题，而并非一味地争论是否是科学的。只要韩医在保健、保养，甚或在疾病治疗上能得到承认，其诊所有患者光顾就足够了。
“汉方医学”在日本的研究情况也是如此。日本医学界专门成立“医学教育大纲研究开发事业委员会”，指出现代医学在16世纪以来，医学各基础学科都发展很快，研究越来越深入，研究对象也越来越细。以分析见长的现代医学现在应该回归到“全人的医疗思想”。此外，日医学界报告的汉方医学临床研究结果改变了个案总结的做法，较多采用随机、对照、
盲法等规范的研究方法，以验证汉方医学的疗效，增加了实验结果的可信度。 （采写/本报记者 李健亚 金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