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玉良坐在简陋的暂住地愁眉不展
去年7月，在京打工的河南小伙郭玉良的妻子因产后大出血死在北医三院，并欠下了53万元医疗费。因无力偿还这笔费用，医院不同意他带走妻子的遗体。医院给郭玉良指了两条路：要么分期付款把医药费补上，要么把死者的遗体捐献给医院用作解剖研究。
遭遇
想领走妻子遗体得还钱或捐遗体
半年前，张桂梅产后病危，在北医三院抢救47天后死亡，留给郭玉良一个6岁的女儿和一个嗷嗷待哺的儿子，还有欠医院的53万元医疗费。因为还不起钱，她的遗体一直被冷冻在北医三院太平间。
春节就要到了，郭玉良最大的愿望就是带着妻子的骨灰回老家。1月18日，他打算再找医院谈一谈，医务处工作人员周利平接待了他。得到的答复是，一是可以分期还款，给医院法律上的保证，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清。
郭玉良说：“医院早就提过这个建议，可我根本还不起。”郭玉良算了算，要还这笔钱，得打工50年。现实是，他还要养活一对儿女和老父亲。
周利平说，还有一个办法，把张桂梅的遗体捐出来，用作医学研究，这样就不用还这笔钱。
“这只是医院的建议，不会强加给你们，考虑一下。”周利平说，遗体捐献后将提供给医科大学，用于医学解剖和制作标本。
郭玉良说，他不敢想象，将自己的妻子送上解剖台。那样做，他一辈子良心都会不安。半年来，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医院太平间外守望冷冻的亡妻。
缘由
选便宜医院妻子产后大出血
郭玉良离开医院，回到清河马房村的暂住地。
他和妻子在这里租了一间七八平方米的小屋，房租每月210元。2006年夏天，29岁的妻子在家待产，郭玉良给一家公司打工运装空调。
2007年6月9日凌晨，郭玉良带着4000元将待产的妻子送到上地医院。因为这家医院生产比较便宜，只要两三千元。
当天凌晨5时43分，张桂梅剖腹产下一个3.3公斤的男婴。张桂梅
产后出血，浸湿了身下的棉垫。上午8时多，医生通知说，产妇需要输血。郭玉良赶紧找老乡借了4000元。输血后，张桂梅的气色好了很多，还吃了一块
西瓜，有说有笑。
但当天下午3时多，她的精神状态急转直下。诊断结果是，产后出血、妊娠期急性
脂肪肝。医生通知说，必须准备4万元转院。郭玉良一听就哭了，他已身无分文，只得向老家求助。亲戚们凑了4万元，汇到他的银行卡上。
2007年6月10日，张桂梅被送至北医三院。
欠医院53万元没能救活妻子
北医三院医生说，必须立即进行开腹探查术和清除止血术。郭玉良交了2万元押金，几小时后，张桂梅被送进ICU。4万多元很快花光了。半月后，欠费到了20多万元。
2007年6月25日，张桂梅转入产科病房，但当天下午她
吐血了，医生说必须马上转回ICU。但她坚持要住在普通病房。
“因为护工告诉她住ICU要花很多钱。她以前问我花了多少钱看病，我都骗她说是一万多元。”郭玉良说，他没能瞒住妻子。张桂梅歇斯底里地哭喊，吐了很多血。几小时后，她精疲力竭，才被送进了ICU。由于胃大面积溃疡，2007年7月2日，全胃被切除。
“弟弟快要崩溃了，医生说什么都听不明白，每次都是医生先告诉我，我再跟他说，让他签字手术。”郭玉良的二姐郭玉娟说，到了2007年7月9日，医院的欠费通知单上已经到了42万元。
2007年7月14日，因持续高热、腹腔血肿等，张桂梅被切除子宫。术后，出现循环衰竭、
呼吸衰竭。2007年7月27日，张桂梅去世。此时，欠费已达53万元。
没钱还债医院给他指了两条路
按照河南老家的风俗，郭玉良想让妻子入土为安，但他没有钱，办不了结算手续。当时，北医三院ICU的朱大夫告诉他，现在没有钱，可以签个还款协议。郭玉良没同意。
郭玉娟说，巨大的打击让弟弟失去正常的行为能力，“不说话也不吃饭，偶尔说话了就语出惊人，说要点炸药，或是自杀。”
郭玉娟想帮郭玉良重新站起来，但靠在美容院打工为生的郭玉娟没有这个能力。她四处奔波，向各个机构、部门求助，都没有结果。
北医三院的周利平对郭玉良的境况非常同情。他说，医院在家属没有交纳预付款的情况下，积极抢救病人。经询问家属得知，死者生前没有任何医疗保险。知道他们并非恶意拖欠，所以医院才提出分期付款或者捐献遗体，或许开明的家庭能够同意。
尾声
郭玉良只能继续留在北京，打工养活一对儿女。
他给近8个月大的儿子取了名字——郭京鑫。郭玉良说，取这个名字是为了让孩子知道，他是在北京出生的，并且花了很多钱。
医院扣留死者遗体抵债续：家属欲分106年还债
京华时报1月25日报道 昨天下午，郭玉良和二姐郭玉娟来到北医三院。在候诊大厅里，郭玉娟执笔，代弟弟写下一份分期还款的申请书。对于多长时间还清债务，姐弟俩一度发生争执。“弟弟还有两个孩子要养活，他一辈子也还不了，但是实在不忍心让孩子也背上这么重的债。”郭玉娟说。
最终，郭玉良劝服了姐姐。他算了一笔账，以他目前做空调装运工的收入，夏天旺季每月能收入2000元，冬天淡季每月能收入600元至900元，除去两个孩子的生活费和学费，以及补贴家用的费用，他每年能还医院5000元，总计用106年还清。“我死了，我儿子孙子来还，用子孙三代来还清。”郭玉良说。
昨天，他们将这份材料交至医务处。医务处的工作人员表示，将上交领导后再行通知。同时，工作人员告知他们，分期付款需要找到担保人。
“欠三五万的，找人担保可能还行，这么多钱，谁能够担保得起啊，谁愿意担保？”郭玉良说，他向老家亲属求助，但亲戚们也无能为力。目前，请谁当担保人成了他的心病。他更难过的是，这笔债务给他的子女带来沉重负担，“我还没有给他幸福，却要他一出生就背上沉重的包袱”。
医院因欠款扣留患者遗体续：家属获赠已将妻火化
去年7月的一天，郭玉良的妻子因产后大出血死在北医三院，并欠下了53万元医疗费。
这个河南来京打工者无力偿还这笔费用。但不偿还费用，医院就不同意他带走妻子的遗体。昨天，郭玉良在好心人的帮助下凑齐费用，将其亡妻火化。当天，他携妻子骨灰踏上回乡路。
昨天上午，郭玉良和亲属来到北医三院，交纳4400元的停尸费和火化费。太平间的工作人员退还了1000元，说医院领导考虑到他的困难情况，予以减免。随后，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郭玉良来到存放其妻张桂梅遗体的262医院，将遗体送往昌平一家殡仪馆火化。
火化后，他花300元钱买下最便宜的骨灰盒，装上妻子的骨灰。郭玉良说，感谢所有帮助过他的人，给了他重新开始生活的希望。当天下午，郭玉良搭老乡的车返回河南老家。
（记者 赵晓路)
来源：《京华时报》
－－－－－－－－－－－西瓜是导火索。医院是帮凶。
－－－－－－－－－－－血淋淋，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要吃这样的苦，中医任重道远！
－－－－－－－－－－－既是刨腹产，大出血，医院应该有责任吧。
－－－－－－－－－－－这就是"科学"的西医!!!!
－－－－－－－－－－－请各位能够理智得看待这类事情，西医和中医不是这样来比拼得，不是相互看笑话的，西医有西医的好处，中医有中医的好处，这只能说是医院某些大夫技术不行或是这个病人身体耐受能力不太好，就算是真的技术不行那也是个人问题，不能完全错怪于西医，因为西医的宗旨也是救人啊。西医的出现的确为世界的一些急诊做出了贡献，但不能因为这些事情作为中西医之间的争端，中医在妇科方面确实不错，但是在产科上面呢！！中医上面也有学艺不精的人，有时候出现问题是这们技术不太成熟，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某些人的技术不太过硬，当然中医也有一些二百五无人性命啊！！在此声明：中医和西医不是相互看笑话的，不是相互抵制的，而是像亲兄弟一样给人们解除痛苦的！！
－－－－－－－－－－－他原本有个普通而温暖的家庭。但突如其来的意外不仅夺走了妻子的生命，还使他欠下医院53万元的巨额债务。医院曾与他商议，让捐献其妻的尸体用做医学实验，从而免去其全部债务。但他犹豫再三，不忍心妻子再受打扰，决定“欠债还钱”。对一个进城打工的农民工来说，53万元债务，不亚于一座大山。而他许下愚公的决心，决心挖山不止。他与医院签下协议，分106年偿还这笔债。他算过，到自己孙子这一辈，就能还完――
1月31日下午3时，郭玉良最后瞥了一眼自己在北京安身的小屋，黯然踏上了归途。
在这之前，尽管行程非常匆忙，门外，老乡的白色两厢轿车早已等候在那里。可他依然细心地一遍遍收拾着衣物。这包括两双旧鞋，几件旧衣服，以及一张四方尼龙纸。当然，最重要的是妻子张桂芳的骨灰盒。
所有在医院见过郭玉良的人众口一辞：他是个特别疼爱妻子的丈夫。妻子的尸体在冰冷的太平间里躺了6个月后，这天上午终于穿上他特意买的新衣服，火化成一捧灰。火葬场出具的收据上写着花费：护灵花20元，骨灰袋5元。
这是他为那个“爱撒娇”的伴侣花掉的最后一笔钱。以前，他顶多只给她买些小零食，或者一把梳子。就在妻子去世前不久，他算计了两个月，终于花140元买回一件黑色羽绒服。这是妻子生前穿过的最贵的一件衣服。
在北京市清河马营村这间租来的8平方米的小屋里，郭玉良和妻子静候着第二个孩子出生。出工回来，看着大腹便便的妻子转身不方便，他总是亲自做好饭，端到她跟前。闲下来，两个人算计着，再打几年工，就回到小村，“踏踏实实过日子”。
如今，这一切都成了泡影。2006年7月27日，因为剖腹产手术后大出血引发的持续高烧、腹腔血肿、
胃溃疡、脾梗塞等症状，经过47天抢救后，结实的妻子死在手术台上。
此刻，面容憔悴的丈夫即将带着妻子的骨灰，搭乘老乡的汽车，汇进返家过年的人流中。结婚7年来，他们俩人一直互相扶持。如今，一个人生走到了终点。她的归处，是村头一片冻土上的小小坟包。因为孩子尚未成人，不能为她举行葬礼。
另一个人的黑暗则刚开始。郭玉良的口袋里，揣着一份106年的还款协议。协议另一方是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由郭家人起草的协议白纸黑字，双方用黑色
墨水签下字据，约定：郭玉良每年偿还北三医院5000元,所有欠款,分106年,由子孙三代还清。
妻子给郭玉良留下两个孩子，5岁的女儿，和一个刚生下来的健康男婴。同时，还留下了53万元手术费欠款。不过，这笔巨款没有换回妻子的性命。
噩耗传出时，一直等在外面的郭玉良，“一下子泄了气”。
以前，再拮据的生活也没把这个28岁的外地农村青年压垮。自2001年，郭玉良离开老家河南正阳县张湾村，来到北京后，一直在同一家公司打工。他的工作，是为这座躁动的城市里的居民安装空调。
而结婚刚半年的妻子，则须回到广东打工，以偿还结婚欠下的钱。从此，小两口聚少离多，郭玉良轻易就能算出他们在一起的日子。2002年，第一个孩子出生时，两人在一起呆了半年，又分头离开家，仍然是一个在北，一个在南，每年春节的十几天，可以聚在一起。
最后一次离家时，郭玉良向妻子许诺，再过几年，赚些钱，就把她送回家，只用看孩子。这个农村青年对生活充满期待。“虽然日子过得很一般，”他说，“但是我们很知足。”
过了不久，妻子从广州来北京探望他。两人决定，再要一个孩子。那是2006年的夏天。妻子很快怀孕了，在每月210元钱换来的爱巢里，两人安心等候孩子出生。每天，郭玉良出外工作，妻子则在家休息。附近住的全是老乡，她喜欢到别人屋子里串门。
邻居记忆中这个面色红润的年轻女人，穿着普通，从不化妆，唯一的护手霜是丈夫姐姐送的。她有一头黑发扎成的长辫子，常用笑话逗得人们放声大笑。而他的丈夫在她面前，总是很殷勤。
接生的医院早就看好了。上地医院在这片打工者聚居区名声很大，从电视里反复播放的广告来看，它是专为低收入的外来务工人员量身定做的好去处：便宜，利民。以前周围有人生孩子，都去那里。
于是，2007年6月9日，郭玉良带着4000元钱，把妻子送到上地医院。他毫不担心，之前的两次B超显示，胎儿很正常。他心里琢磨着，最好这次是个男娃。
凌晨5时43分，妻子剖腹产成功生下一个男孩。郭玉良片刻不离地守护着妻子。不过，手术似乎并不顺利，因为产后出血，把身下的棉垫子都濡湿了。输血之后，郭玉良还看着妻子吃下一块西瓜。
谁知，情况急转直下。一份诊断书记录了当时妻子的情况：“产后出血、妊娠期急性脂肪肝、DIC（
弥散性血管内凝血)”，必须转院。
6月10日凌晨，上地医院的救护车将张桂梅送至北医三院。从这一刻起的47天里，北医三院急诊室外走廊里的椅子，成了郭玉良的栖身之地。除了偶尔到附近的小饭馆里，花3元钱吃碗刀削面，他很少离开这里。
而关于妻子的消息，时好时坏，不断传入他的耳朵。
家里凑了4万元打到他的银行卡上，这些钱在4天以后便花光。“只要能保住妻子，花多少钱也愿意。”他说。
医院没有停止抢救，不过欠款的数字迅速增加。当这个数字是9万元的时候，他一咬牙想，只要妻子健康，两个人还年轻，总能还得上。
很快，这个数字变成了20万。这对郭玉良是一笔算不过来的数目。此前，他最大一笔开销，是花了近3万元，把自己的茅草屋翻成了两层小楼。天方夜谭般的数字让他有些崩溃，而妻子的病危通知书，则一次次交给他。
“要不咱放弃治疗吧。”他跟同样哭个不停的家人商量。毕竟，他还有俩孩子要养活。这个意见遭到医生的反对。他们认为，抢救她的生命很有希望，希望他们不要放弃。
郭玉良把所有可能算计了一遍。等妻子康复了，他回家，找亲戚们凑一凑，再想办法到银行贷点钱，能还多少，全都给医院。
不过，他也知道这肯定不够，干脆，把自己卖给医院得了。“只要医院不嫌弃，我给他们打工还钱。”这时候，他已经有几十天没睡一个囫囵觉了，衣服皱巴巴，头发乱糟糟，满眼红血丝。
其间，妻子病情一度好转。一见到丈夫，她号啕大哭，担心自己的孩子出了问题。为了让她安心，郭玉良借来一台数码相机，拍了几张儿子的
照片给她看。模模糊糊的照片，让这个女人，获得了离世前最后一次开心。但她最终没有见到自己的孩子。
7月27日这天，郭玉良见了妻子最后一面。与死讯同时来的，还有欠款的最新数目：53万元。医院打印出的医药费清单上，清楚记录着47天抢救过程中的每一笔花销。
因为没交钱，妻子被安置在医院的太平间里。后来，这家医院装修，她又被转移到另一家医院的太平间存放。她的丈夫，则被53万元巨额债务绊住，连看她一眼，都开不出证明。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安葬完妻子的郭玉良，已经能平静地解释自己的动机。他觉得北医三院已经“帮了大忙”，毕竟他们在没有交钱的情况下，抢救过自己的妻子。“咱凭良心说，不能因为人没救活，就不承认这个。”
可是，这个连合同都没签的打工仔，想不出自己有任何办法，可以找到这笔钱还账。他曾托家人到最初出事的上地医院“讨个说法”，但对方态度冷淡，爱理不理。
要打官司，找来律师兜头一句话是：不管输赢，先拿两万元。“农村户口，赔不了几个钱，算了。”有人劝他。
绝望之时，媒体介入了。而此时，北医三院也提出两个方案，供郭玉良选择：一是将妻子的遗体捐献出来，做医学实验，便可以抵消欠款，一是分期还款。
农村人郭玉良想都没想，就放弃了第一个选择。他无法忍受活生生的妻子，死后还得不到安息，躺在别人的刀下。
可是，分期还款每年要还多少呢？最开始，这个数字协商的是1万元，他算了一下，自己还不起这么多。
“你总不能说每年还100吧？”说话的人有些着急，郭玉良心里也很忐忑，怕医院不接受。最后，他在协议书上，为自己算了笔账。
空调安装工人在5~7月份是最好时段，每个月可以赚“2000元左右”，这个数字随着月份推移逐渐变成“1000来块钱”，然后是“600到900”。最少的时候，他每月甚至只能拿到“300到400”。
这些钱被如此分配：生病的父亲，每年1500元生活费。女儿上学每月花掉300元，而儿子的奶粉钱则被精确地计算为每月624元。这样算下来，郭玉良写道：每年最多还5000元。
“还一辈子。”他接着写，然后又把这句话划去，改成“子孙三代还完”。
“其实，这对我来说真是太多了。”郭玉良事后有些担忧。他说了句“不好听的话”，万一自己突然死掉，或者没了工作，“能不能还上这笔钱真不好说”。
他情绪很不稳定，声音一会儿变高，一会儿低沉。但是，欠债还钱4个字，总是反复在他嘴里出现。除了医院的钱，他还欠亲戚的8万元钱要还。而自己所在公司的大老板，在关键时刻借了他1万元，他也铭记在心。
“你的事可别牵扯到公司。”对方叮嘱。郭玉良一口答应。在他看来，人家能帮自己，就是一份莫大的恩情。这钱虽然现在没有，但将来，一定要还。
他是个知恩图报的人。老板看他可怜，将一间闲置的房子给他住，他心里愧疚，主动把打扫这片院子的活儿也包揽下来。
而他的妻子，终于也在一名“外地老板”的资助下，缴纳了停放费用，得以火化。
几个月不见，以前面色红润的妻子，如今装在一个发黄的停尸袋里，脸已经变成紫色，眼睛深凹着，“十分吓人”。可是他反复摸着妻子的脸，情绪一下失控。
“他太重感情了。”姐姐略带着埋怨和心疼，评价自己的弟弟。妻子的所有东西，衣服、鞋子，除了有几件送给亲戚外，其余的，他叠得整整齐齐，装到一个箱子里。
一件都不落，甚至连妻子怀孕时吃的奶粉，如今只剩下个盒子，他也仔细收好。他认为，“这些可以留下来，当个纪念”。
那间掉漆的铁房门刚关上，郭玉良又推开进去，翻了半天，找出厚厚一叠报纸。这些报纸上报道了他的故事。他决定，“如果留得住，等孩子长大了，给他们看”。
这些孩子在还没懂事的时候，就背负了一笔巨债。代他们做出决定的父亲，如今已经逐渐找回了勇气。
在一团糟的生活里，他逐渐找到方向。妻子已经下葬，春节结束后，他安顿好孩子，还得来到北京这座城市，希望靠自己的手艺赚钱。而下一回再回到北京的“家”里，就只剩下他一个人了。
到时候，这座现代化都市的忙碌人群中，人们也许还能看到郭玉良的身影。他迈着略有些外八字的大步，背着一生都还不完的巨额债务，慢慢地苦熬。
来源：《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