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争看医学
——再谈商业对医学的异化
轩辕门生 来源：乌有之乡
医学与战争历来都被人们认为是构成人类社会的一对基本矛盾。理论上医学维护了人的健康和生存，战争却带来了死亡、伤残和疾病。但是在现实中，医学也同样有医源性的伤残、疾病和死亡，而战争也可以是为人们带来和平、幸福和解放的猛药。可见，二者的结果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分析其性质和目的。医学和战争到底具有多大的相似性呢？
在战略和战术上，东西方的医学与战争都具有相似的、基本的规律：
1、对战争的动员，宣传战争对国家、个人的利益影响，坚定战争决心，做好战争的物资、人力、外交准备——对病人讲解疾病的大致情况与后果，明确治疗的重要性，达到医患的主动配合及就医准备；
2、熟悉战区的天气地形，全面收集情报——诊查病体症状，了解其生活习惯和生活环境；
3、了解战争的进程——了解前期治疗的情况；
4、（分析战争性质，)筛选、比较、验证最有价值的情报以得出敌人的实力分配、特点、作战目的、优势弱点及内部矛盾等——抛弃繁多而次要的症状的干扰，分析病位、病性、病邪程度、病势深浅、有无兼杂证、病机关键为何；
5、掌握己方的实力、士气、装备情况、己方的优势弱点及与友军的配合——掌握病人体力、正气的情况及药物的性能（包括副作用)；
6、制订最佳战略，布战区的形势、定战役的关键、调配合适的战力、追踪战役进程——抓住病证的主要矛盾选定治疗方向并选用合适的药物，明确治疗的步骤、病势转折的要点；并据敌我、正邪双方的情况判断是速决还是持久；
7、在时间、地利、人和上决定战争的开始——在最佳的季节、时间上治疗的开始；
8、根据实力、正气和战场、病情的情况随机应变，处理突发事件甚至是改变“战略”布置、“战役”重点，根据前期的情况修订指挥和治疗重点，务必使“指挥”符合于实际情况并且兼顾大局，不使局部的胜利带来全局的不利；
9、战役结束，打扫战场、肃清残敌、战后安抚、重建——治疗结束，转为巩固和预防。
可见，医学与战争的内在理路乃至步骤都极为相似，都来源于对抗并具有最大的变数，都依赖于医者或指挥官的智慧、头脑，是对思维的最大限度的运用，同时这种运用还具有明确的功利性：医者需要治愈，武者需要胜利。但是，因为东西方经济——文化模式的不同，东方以其早熟的文化更强调了人，着重于谋略或对人正气的调配。兵家讲究虚实、奇正，“无邀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阵”，强调集中兵力，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医学则强调病机变化和治疗上对正气调配的一虚则一实，一阴则一阳；调动全体之力抗邪外出或使邪化于无形。极大限度的发挥了人的力量和潜能。并且由于资源、地域的丰富广大，以致于文化的培养原因，东方更注重“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气从以顺，各从其欲，皆得所愿”，“美其食、任其服、乐其俗、高下不相慕”，“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的养生保健观；“兵者，凶器也，圣人不得已而用之”的战争观；更有“上兵伐谋，其次伐交”的对非暴力性对抗形态的理想，使得东方把医疗或战争的工具放在了第二位。西方则不然，国小民寡，资源匮乏，非贸易不足以发展，非军事不足以贸易，非多借助工具不足以弥人力之不足、脑力之有限，故于军事即追求体力的强横、武器的霸道；影响于医学，首先是没有过多的精力和闲心来研究人与自然的相应，相反是要对抗恶劣的环境，战胜自然，求取生存（其进取与进攻性促成了文明，但此文明之力亦有时而穷)。其次，医疗并不是国家或君主治国理念的一种，缺少政府支持和人才支持，加上宗教力量的束缚，医学更内在的倾向于寻找可以物化和集体化的治疗方法以解决医生少、疾病多的局面，促使医者探索更单纯（体现对抗性)、更标准、更易推广的医学知识，难以涉及个体化与特殊性。而其科学哲学的理论，以至于影响到疾病观、医疗观，和其以商业为主的生产方式与自然的逐渐背离，与封建制的狭小、混乱、对抗难道就没有关系吗（其文明相对被动的等待物质的完善，起伏比较大；而宗教势力的长期存在也从一个方面表示了现实的苦难)？故而，西方文化的发展使得其医疗重点放到了对工具的追求上，人的潜力和人与自然界的关系被放到了第二位。
到了现代，因为商业的发展和人对物质、工艺的追求，人逐渐异化于人，东方文化的代表－中医学被挤到了世界的边缘，如今要讨论医学与战争的相似性，就只能在作为主流的医学和战争观（手段)之间展开了。我们以伊拉克战争为例：古往今来的战争原因，虽然总以政治来表现，但利益却是第一因素。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资本集团为了攫住经济的命脉，重新梳理世界格局，在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外衣下，延续出了这一次战争。因为商业利益的交织，其中当然也还有军火商们“喜闻乐见”的消费行为和正在排队的地产商的期待。所以，这次战争中，利益是不变的，变的只是武器，更先进、杀伤力更强的武器。从而，意识形态的不和谐因素、萨达姆政府和人民的反抗这些“症状”，包括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恐怖活动等一系列尚未确诊的“传染病”都被同时控制住了。伊拉克“病”似乎被治愈了。但伊拉克政府却需要军事力量（如同药物、医疗
器械)的长期维持，不然就会崩溃。而伊拉克平民的伤亡，财富的流失（好比医疗费用)使伊拉克成了新式武器（新药)的试验场，成了血本甩卖的超市，成了换上了各种进口移植器官的“半人”。国家、民族却一天天在干枯，可国家的病因甚至一点也没有被触碰到。这个病因加上目前的治法只会合力将其更快的导向衰落，不管她再怎么“终身服药”。这与我们的“现代医学”何其相似？依赖药物就如同依赖武器，这种外力干预解决的只是症状，却解决不了症状的前因后果，其健康标准也一如不同的经济、政治模式一样，不可能人人适用，更不用说包藏祸心的推介了。如同对心脏病、
高血压、
糖尿病等的药物干预治疗，没有改变生活方式，改善环境因素、生产方式，没有调节机体内部的功能失调，只是单纯地控制一些指标。而这些所谓的科学指标，只不过是用仪器测出的身体的某种症状（一般症状是通过人体这个灵敏的有机体反应出来，指标却是通过机器反应出来，人再加以规定而已。大家本质上都不过是症状)，可信不可信就在于用不用机器。而指标的前因后果却不怎么考虑，或者说是还属于解决不了的难题。君不见《内科学》中有一半的疾病认为病因机制迄今未明；另一半的疾病除一些感染或遗传因素外，多是些二级、三级病因：如某指标异常导致此病，某病的发生又导致此病等。可某指标为何异常，某病又为何发生却缺少论述。所以，机制不明的治疗只能是症状的控制，而不可能有什么全局的处理，更何况化学药物的一一对应本就不具备全面处理的能力。故而，以上列举的病症其并发症并没有减少，最后该死于什么还是死于什么。医学还远没有发展到尽境，但医学的工具和其工艺理性却封闭和限制了医者的眼睛与智慧，使得医学的理念走到了穷途末路，只有技术的不断改良似乎给人以其尚在进步的假象。与战争不同的是，战争还有人质疑其合理性，医学却因为是科学，众人拾柴火焰高，燃尽了一切的不同声音。
是什么导致了医学和战争的简单化呢？仍以伊战为例。美军的打击能力是勿庸置疑的，但问题在于：①对打击的原因或必要性的判断如何？即是否需要如此的武力解决而不必考虑其它办法？②打击本身是否就能解决一切？即便有必要，打完之后的风险、收益是什么？实际上就如同投资，武力只是成本，而且这个成本越高，自身的风险就越小，周期就越短。最终，风险成了伊拉克的，收益却是美国的，很划算。如果用非武力解决，成本可能更高，周期更长，收益反而下降，资本集团不会做这种赔本买卖。所以，武力的选择正是权衡了风险、收益后作出的最佳结果。而且，即使美国对后果有进一步的估计，但在美国国内的文化政治背景及其面临的经济困境下，在各利益集团的博弈下，是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使得美国政府不得不作出这个选择。在资本的扩张本性面前，似乎任何人都没有了退路。
而医学呢？医学的分科越来越细，减轻了医生的负担与责任；医学检查越来越繁多，做诊断时也减轻了医生的负担与责任；药品说明书也越来越详细，一样减轻了医生的责任。在技术进步和规范程式的表象下是医者思维能力的退化，是风险的分散和利益的增加。至于患者因为一个症状看遍了所有的科室或者做过了大部分的检查，如果诊查出什么了当然是科学的成就；如果诊查不出结果自然也是工具发展有限，无可奈何的事。无非是建议更高级的检查，如猎者“广络原野，冀获一
兔”而已。至于治疗，反正药物的生产也不归医生管，副作用也必须为其辩护，否则用什么呢？如果制药企业不生产出新药，那自然更没办法治了，谈何规范呢？医生就在不断的等待新药的出现和其再次的失效中走完职业人生。人过多依赖工具的结果就是人不再相信人自己。人不能超越工具的发展，则工具范围以外的问题要么束手待毙，要么加以否认掩饰。这与“医病不医命”的江湖托辞有何区别（以命为最终主宰和以工具为最终主宰)？药物、检查、手术这些成本投入使得商人、医生收获了绝对的回报，尤其是商人，医生们已为其抵挡、弥缝了风险。这样的现象在激起了人们的反感后，气却最终撒在了医生身上。而医生不过只是医疗行业利益链中的一个工具、一个零件，只不过是替罪羊，在不断的开检查、药物中为医疗资本赚取更大的财富和名声以获得一点似乎高于别人的反哺回报，这是其职业生存的必须，是以医疗工具为载体的医疗资本对医学异化的必然结果，经常性、习惯性的工作又教医者怎么反思？而病人却在付出同样的成本后还要独立承担风险（包括副作用、化学毒素的累积、医源性疾病、人体自然能力的消磨、迁延不愈及疾病带来的其它工作、家庭、心理问题)。医学当然不是万能的，但这也绝对不是医学理念的主观缺陷和医学商业化的挡箭牌。人类工艺理性的发展和垄断资本主义的结合使一切医学领域的探索都在其阴影下，走向了工具的、割裂的、非自然性的、商业的路径。零敲碎打地医，反反复复地“好”、无可奈何地拖着。国外学者收集、研究了许多这样的医疗现象，可中国的医疗界却缺乏不同的声音（就如同经济、文化、政治学界一样)，成了一言堂，水泼不进，雷打不动，没有人真正愿为生命而反思（从对中医的鄙视和排斥中即可看出来，哪有一丝一毫考虑尊重生命而选择立足于人体本身的医学体系，有的只是市场、利益、权势)。
医患双方在商业原则下的不对等，不是信息的不对等。如果信息对等了，患者也可以当医生了，这是等不了的。这根本是二者所处的地位不同，此地位由利益分属所致，医疗行业是医疗垄断资本的附庸，患者即处在与之对立的位置上，因为患者从属于医生，为医疗提供财富。这种关系是阶级的。可笑的是，医生在医疗领域以外，或支配于消费，或从属于金融投资，也同时是对立于垄断资本的阶级，代理人的身份也未能逃脱被资本的控制和掠夺。只不过对某些工具的垄断、高收入、高消费使其在其他人面前似乎有了很多的优越感，从而丧失了位置而已。在医者把自己从属于商业，社会也以医学为商业的情况下，医学哪里还能有独立性以尽医者的天职呢？一面是垄断资本主义，一面是生产财富，供养资本主义掠夺、消费、投资、扩张的社会各行各业。世界早已是分明的两大块。
被武力占领后的伊拉克人民，在经“现代医学”治疗后的患者，他们到底获得了多少是没人感兴趣的，战争与医学的模式只在乎拿走了多少。人们只不过享受过了一刹那的虚幻：自由了，解放了，换了人间了；症状控制了，或者按医生的标准说我“好”了，医院的服务真好，档次真高，最先进、昂贵的设备（药物)都用了，也值了，我认了…在这几乎是唯一的医疗选择前，还有什么退路呢？
医学做为一种独特的科学，不应该如其它行业一样追逐利益最大化，否则，陷入资本黑洞的她就会丧失独立性，使其对医疗结果的追求打上资本的印迹，变得庸俗而蛮横，沦为资本阶级的附庸，从而背离了医学最初的誓言，就将不再是人民所需要的医学！（2008，6，7)
－－－－－－－－－－－說得太對了，難得的一篇好文章！
是呀，爲了利益，當權者怎麽願意站在人本身的角度來考慮這個問題呢？但別忘了，都是整個生態鏈中的一員，除非那些傢伙不是人。
－－－－－－－－－－－没有硝烟的战争是最可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