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石、乙肝、艾滋、手足口病，每一波重症疾病的危机里，几乎每个家长犹如惊弓之鸟，而其中一些宝宝成为无辜的承当者。健康环境问题的不断曝光，使危机宝宝成为了这年度其中一个最惹人注目的新社会命题。
结石、乙肝、艾滋、手足口病，每一波重症疾病的危机里，几乎每个家长犹如惊弓之鸟，而其中一些宝宝成为无辜的承当者。健康环境问题的不断曝光，使危机宝宝成为了这年度其中一个最惹人注目的新社会命题，在他们身上集中了医学、经济、社会、卫生政策、行政管理等各方矛盾，同时也投射出这个社会的包容度。
南都周刊编辑:潘葱霞 记者 | 炫风 杨猛 醴文 莫忘初 实习生 | 麦桂森
12月10日早上，如平常一样，广州市儿童医院保健科的诊室里挤满了小朋友，以及他们的亲人。每到冬天，流感又成为父母关注的话题。
广州市儿童医院儿童保健科副主任林穗方还记得，9年前的国务院《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01—2010年)》里，提出了婴儿及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在2010年下降到25.8‰和31.8‰的目标。如今踏入2008年，
营养不良、
麻疹、
肺炎等婴幼儿疾病风险也已淡出了都市，但新的危机却接踵而来。
国际儿科专家们普遍认为，6 岁前的健康决定人一生的健康，小儿通常要到6—7岁以后的身体机能才能有效抵抗病毒，但中国孩子在6岁前面临的健康危机，远不是父母们传统的卫生常识所能覆盖。“每一波重症疾病的危机里，几乎每个家长犹如惊弓之鸟。”经历过禽流感、EV71感染潮的台湾成功大学医院儿科主任王世民对记者说。
上个月，有报道重提全国各地乙肝儿童入幼儿园难的问题。几乎所有采访中的家长都对南都周刊记者说，打心底里完全支持广州关于幼儿园隔离乙肝病毒携带儿童的规定，至于那些似乎远在天边的、家长们眼中的绝症宝宝——艾滋儿童，绝大部分还是选择避之则吉。“疾病的风险这么多，谁能打包票我的孩子不受拖累？”某中学校长刘先生对记者说。
如果没有“毒奶粉”、“激素洁肤霜”、重度环境污染等危机的曝光，大都市里的家长们未必能及时采取措施，防范那些超越国家常规儿童（婴幼儿)健康监测与控制系统之外的危险，而艾滋宝宝、结石宝宝、
乙肝宝宝们，因为天然、更因为人为的各种原因，成为了宝宝世界中的弱势群体。
在中国很多地方，医疗体系并不能完全照顾弱势宝宝们当下与未来的医疗需要，同时超额的经济负担也落到了他们的家庭之上。根据卫生部12月初的统计，中国各地因“毒奶粉”而导致泌尿系统出现异常的患儿达到了28.4万人，而其中相当一部分患儿家长还在为落实国家的免费治疗政策而奔波，大量3岁以上的孩子更不在免费治疗的范围之内。
即使治疗费用的问题得到解决，弱势宝宝们还要面临社会歧视的压力。中国有9000多名15岁以下的艾滋儿童，他们是HIV病毒携带者或病人，虽然政府和一些NGO组织已向中国艾滋儿童免费提供抗病毒药物。不过，如同山西临汾传染病院院长郭小平所说的，艾滋儿童除了经常出现发烧、
腹泻等症状外，社会歧视也使他们无法像正常孩子那样生活、就学。而歧视同样发生在乙肝宝宝身上，他们甚至连入幼儿园、托儿所都得不到保障。
在中国，弱势宝宝未来的潜量，还不止艾滋、结石、乙肝等典型人群。有数据指出，中国50%的5岁以下死亡儿童死因与室内空气污染有关，北京、广州、深圳、哈尔滨等大城市的
白血病患儿都有增加趋势，更多潜在的宝宝危机正被医生们发现。“譬如，10岁以下的孩子一旦摄入氯元素过高，就很容易患
急性粒细胞白血病。”重庆市儿童医院李廷玉说。
健康环境危机的不断曝光，使危机宝宝成为了这年度其中一个最惹人注目的新社会命题。这些“万千难题在一身”的娇嫩身躯，这些涵盖了医学、经济、社会、卫生政策、行政管理等各方面矛盾的宝宝，也将在人们复杂的目光中继续艰难成长。
结石宝宝：受难与救赎
记者 | 杨猛 北京 江苏 安徽报道
厄运就如走在大街上被石头砸中，这种原本应该是小概率的事件，却同时降临到近三十万因食用含三聚氰胺奶粉的孩子身上。石头生长在他们的肾脏里。虽然经过治疗，绝大多数孩子的
肾结石已经消失，但部分孩子又继发了
肾积水。石与水之间是否有关联，医生也讳莫如深。对于受难的孩子，这个国家的救赎远未到结束之时。
仍在受难的孩子
在建筑老旧的徐州市儿童医院，一个令人吃惊的、高效的小儿手术项目正在进行。
4楼泌尿科住院处。这里充斥着因为喝了含三聚氰胺奶粉致病的“结石宝宝”。他们的年龄，从半岁到3岁之间不等。他们的肚子上，至少都留有一道长长的手术刀痕。那些阻挡在肾盂中的顽固结石，膨胀到几乎爆炸的肾部积水，以及由此引发的肾衰竭，随时都有可能要了这些孩子的命。
别无选择，医生们只好拿起手术刀。
9月份开始的奶粉事件肾结石筛查以来，徐州市儿童医院的泌尿科，一度人满为患。徐州市儿童医院是国内最早披露毒奶粉导致小儿肾结石病例的医院，因此，吸引了周边及全国各地的众多“结石宝宝”前来就医。
来自江苏新沂的患儿父亲李贵林说：“10月份患儿最多的时候，临时病床一直搭到了走廊和楼梯。”进入12月份，手术仍在密集地进行。记者在徐州市儿童医院当天，12月3日上午，就至少有2台肾积水手术先后进行。毒奶粉带来的伤害，远没有结束。
主刀医生冯东川说：“这里的所有结石手术，都是我做的。”但是他称，目前所做的许多手术已经多为肾积水，“是否和奶粉结石有关，仍需要证据。”
冯表示，不便透露迄今已经做了多少例这样的手术，只是说：“在我20年的从医经历中，从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32岁的杨勇来自杭州。他的13个月大的儿子杨欢，住在这家医院的604病房。在这个窄小的病房里，共有5张病床，最大的孩子1岁半，最小的只有9个月，他们都已经做了肾积水手术，或者即将手术。
12月3日这一天上午，是杨欢动手术的时间。父亲杨勇忧心忡忡地说：“不开刀不行，肾已经损伤了。”
儿子要做的手术，是输尿管置管手术。杨勇介绍，从5月开始，孩子一直发烧，但是一直当
发热治疗，到8月光盐水就吊了40几次。9月份在杭州的筛查中，杨欢CT片子上的强光团，显示出最典型的结石形态，并被确诊为双肾多发结石。经过治疗，结石消失，但是伴发输尿管扩张和严重的肾积水，已经影响到排尿功能。这次徐州的医生，将在小杨欢的腹腔钻一个小眼，将一根8毫米粗的管子通过膀胱埋设进去，代替已经受阻的输尿管工作。
头天晚上，医生送来了麻醉通知单，告知手术有一定危险。直到手术前最后一刻，杨勇才下决心签上自己的名字。他的妻子李小红则很担心：儿子能否活着从手术台出来。
13个月大的杨欢虽然不能说话，但是似乎已经闻到了不安的气味。3日这天早上6点多，当护士进来给他插胃管的时候，他强烈挣扎并痛哭。杨勇和妻子一人一边，按住儿子的头和身子，护士将一根橡胶皮管从鼻腔插到杨欢的胃部。
手术前不能进食进水，小杨欢一天没有吃喝，不停地哭闹。因为身躯剧烈扭动，插入胃管的负压引流器，已经吸出了血丝。杨勇夫妻心疼不已，但是无计可施。
原本上午10点进行的手术，一直拖到下午2点进行。原因是排在他们之前进行肾积水手术的4号病床王思涛，手术进展不利，从早上8点一直进行到中午12点半。1岁半的王思涛，来自江苏邳县，两肾积水。
王思涛的左肾已经挨了两刀。这一次，只是取出上次手术埋设的输尿布管支架管，在充分休养之后，他还会进行第三次开刀手术，为右肾埋设另外一根输尿管支架，算上取管子的一刀，他的肚子上将至少要留下4次刀痕。
王思涛从手术台下来后，仍然处于半昏睡状态，不断发出呻吟，他的奶奶在一旁心疼落泪，不停地说：“孩子遭大罪了！”
这里的家长都称，曾经给孩子进食过已经被查出含三聚氰胺的毒奶粉。他们几乎面临的相似问题是，在肾结石经治疗暂时消失后，发现孩子已经伴有肾积水症状。
小杨欢隔壁病床李贵林的儿子李可晨，只有9个月大，已经动了2次手术。来自江苏新沂的李贵林说，儿子3月份出生后，只喝了几袋伊X奶粉，还有一袋施恩奶粉——这些品牌后来都被检测为含三聚氰胺的不合格奶粉。其间儿子有过几次莫名其妙的发烧，当时奶粉事件没曝光，只做了普通的退热处理。
9月21日筛查，发现儿子左肾结石伴积水，输尿管上段扩张。当时的结石5mm，积水7mm 。后经新沂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5天后，再次B超检查显示左肾积水13mm ，结石2个，最大的一个为6mm，左肾输尿管上段扩张20mm 。后到徐州市儿童医院检查，积水为18mm，结石却消失了。
医生让做CTU检查，结果显示为左肾盂输尿管狭窄。10月份开了一刀做肾盂输尿管成型术，40天后取支架，因膀胱镜下不去，又开了一刀。
26岁的李贵林说，10月12日儿子手术，他在手术室外等了两个小时，“这两个小时是我 20多年以来最难熬的120分钟。孩子手术后转入重症监护室的一天一夜更是惨不忍睹。大大小小的管子布满全身，声音嘶哑，脸就像白纸一样没有血色，30多个小时不让吃不让喝，嘴唇已经干得无法形容，看着儿子因为饥饿一个劲啃
氧气罩，一边用痛苦的眼神看着我，当时真是心如刀绞。”
贫寒的家庭
患儿在病痛中煎熬。他们的家长，还要在高昂的治疗费用前挣扎。多数患者，都来自贫困的农村家庭，或者是城市农民工家庭。
45岁的张祖军居住在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的农村。在这个年纪，他已经做了爷爷。刚刚一岁的孙子张子涵，是毒奶粉事件曝光之前，徐州市儿童医院检查出来的第一例小儿结石患者，当时只有不足6个月大。但是这个“第一”，家长们没觉得有任何荣耀。张子涵幼小的身躯上，已经动了4次手术，开了5个刀口。
张子涵刚出生不久，因为
感冒到医院打针，回家后妈妈就退乳了。家里开始买三鹿奶粉。“饿了就喝，一袋子也就喝4到6天，4个多月大的时候，达到2到3天一袋。”张祖军说。
不久孩子出现了发热的情况，吃药都吐出来。孩子5个多月大的时候去县医院做B超，结果发现双肾结石。医生也惊叹，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小的孩子得结石。
6月19日他们来到徐州市儿童医院，检查确定，张子涵有肾结石，而且伴有肾衰。20日，孩子出现了
抽搐的现象，面临生命危险。“当时孩子不排尿，长达2天2夜的时间，只尿了一次。”张祖军说。
这是医生冯东川接诊的第一例因为奶粉致肾结石的患儿。当时在张子涵的尿中，反复有砖红色泥沙样物质，超声检查提示左肾结石。6月20日当天手术，结石为淡黄色，较为松软，术后大约二十多天复查，结果发现左肾中再次发现结石，患儿仍然排砖红色泥沙样物质。因为当时还没有发现明显原因，患儿出院观察。
七月中下旬，又有一些婴幼儿肾结石患者来徐州儿童医院求医，经过询问大都食用了三鹿奶粉，冯东川想到了此例安徽病人，就电话追问了喂养情况，不幸的是，患儿也是吃三鹿奶粉，甚至就在手术后，张子涵仍然一直在吃同样的奶粉。医院立刻通知家长停止食用，后来孩子排尿中结石明显减少，肾内的结石也变小了。
住院短短38天，小子涵动了4刀。6月20日第一刀，取左肾石头，27日第2刀，取右肾石头。后来安放和取下输尿管支架，又分别开了2刀，另外，还有一刀是取支架时在肚子上开的小孔。
如今小孩的肚子上刀痕累累。那些手术给这个不会说话的孩子造成的阴影显而易见。当有人掀起他的衣服看伤口，他就面露惊恐哭闹不止。奶奶说：“现在他一看见穿白大褂的就哭。”
几刀下来，张家已经为手术和住院花费了将近4万元，如果算上陪护和误工等费用，差不多5万。这些钱，都是向亲戚和乡亲借来的。9月8日，张祖军才听说毒奶粉事件。他们的手术在筛查之前，全部是自费。
为了还钱，张子涵的爸爸张报在儿子还没有痊愈的情况下，就返回了广东东莞打工。他在电话里说：“我一个月工资只有千把块，刨去吃喝，我得想办法把儿子今后的康复治疗费用挣出来。”
在张家大门洞开的家里面，仍然保留着一罐未启封的三鹿奶粉，家里还有当时购买三鹿奶粉时，凭借小票兑换的奖品：三鹿儿童车、三鹿保温杯。此外，这个家庭就一无所有了。
按照相关筛查政策，只要能证明是奶粉引起的、检查出结石的患儿，享受免费治疗。而像杨勇和李贵林这样，虽然之前也检查出结石，但是现在检查结石消失了，后面的就不管了。医院只按照先天性肾积水治疗，所以那些高昂的手术费用，仍然要让家长自掏腰包。
但是有家长认为，肾积水是因为结石导致的。杨勇说：“怎么可能这么巧？得过结石的，都有肾积水？或者，肾积水患儿的比例有这么高吗？”但是他们缺乏足够的医学知识解释这一切。
冯东川医生不愿意解答这个问题，“没有证据证明，积水和结石有直接联系。先有结石，还是先有积水，对于我们专业人员，也是一个问号。”冯东川说，“现在通过筛查，检查出这么多肾积水，说明大家对这个病重视了，是好事。”
漫长的救赎之路
而北京患儿家长赵连海分析，毒奶粉的受害儿童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将肾结石病和“先天性肾积水症”切割，无疑可以“控制受害人群规模”。
居住在北京的赵连海，同样是一个结石宝宝的家长。他称自己的儿子“几乎是三聚氰胺奶粉受害者的浓缩版”。因为3岁半的儿子虽然没有喝过问题奶粉，但是作为一个城里孩子，消费过的奶制品却花样繁多，比如已经被曝光含三聚氰胺的问题产品：米粉、巧克力、大白
兔奶糖，等等。“各种奶制品，孩子从小到大几乎没有断顿。”赵连海说。
在今年9月的筛查中，儿子同样被检测出肾结石。爱子如命的赵连海陷入了愤怒和无助。干过几年报社记者的他，立即想到搜集证据、联合其他受害者家庭，为无辜的孩子们维权。9月25日晚上，他利用自学的网络知识，自己建了一个“结石宝宝”网站，这个网站很快吸引了众多毒奶粉受害儿童家庭。大家在网站上交流治疗经验，上传各地的信息。家长们还创建了**，奶粉事件的受害家长、治疗的医生、律师、还有一部分媒体记者，在这里保持交流。
赵连海的电脑上，好几个**在闪动。“到了晚上全炸了，多的时候有60多个群。”
身在徐州市儿童医院的杨勇，每天通过手机上网了解网站动态和其他奶粉事件受害家庭的情况，和其他人交流治疗的经验，并把儿子治疗过程的图片和视频，上传到网站。
在医院陪护儿子的同时，杨勇还经常上**了解奶粉事件动态。他说：“我们经常在群里交流，其中有些明显是企业的托儿，一直为企业说好话，都被我们踢走了。”这个在杭州工地打工的四川籍农民工，对于人体内的器官和一些专业术语，已经讲得十分清晰。他说：“我现在基本能算半个儿科医生了。”
这些家长已经具备了证据意识，为日后的维权做好准备。在筛查出儿子患有结石不久，杨勇就来到经常购买奶粉的杭州超市，要求超市出具**，超市起初不答应。杨勇有这个超市的会员卡，通过机器终端，终于查询到一笔当时购买三鹿优+奶粉的消费清单。后来在一些热心邻居的现场助威中，超市不得不补开了**，如今这些都作为证据上传到了“结石宝宝”网站。但是杨勇也说，像他这样找齐了关键物证的家长并不多。
与此同时，一个专业的“结石宝宝”律师志愿者团队也行动起来，为这些结石宝宝争得应有的权益，并希望用基金会等形式，为患儿的将来未雨绸缪。这个律师团的总协调人，是当年为孙志刚事件上书全国人大呼吁取消收容制度的许志永律师。
12月8日一早，许志永和“结石宝宝”律师团来到石家庄，此行的主要目的，是代理63名三鹿奶粉的受害者，向河北高院递交诉状。许志永说：“虽然知道诉讼很难启动，但是，我们还是要完成专业化的工作。到目前只有63名三鹿奶粉受害者委托我们，我已经能理解电视上美国律师拎着大箱子进法院的场景了，一些基本证据复印整理出来足有一大箱子了。”
12月2日，媒体发布消息，据卫生部通报，截至11月27日8时，累计报告因食用三鹿牌奶粉和其他个别问题奶粉导致泌尿系统出现异常的患儿29.4万人；累计住院患儿51900人；累计出院51039人。现住院患儿861人，累计收治重症患儿154例。
赵连海说：“问题奶粉的长远危害还难以预测。后续的治疗和康复仍将是一个难题。”
他的儿子在经过治疗后，2毫米的结石已经消失了。短暂的高兴过后，赵连海望着在屋里玩耍的儿子说：“毒奶粉对孩子肾脏和泌尿系统将来的影响，现在还看不出来。我目前担心的是，将来孩子出现了后遗症，我去找谁？如何向孩子交代？”
“
山羊宝宝要上幼儿园”
11月2日，来自全国27个省市、101名乙肝妈妈联名发出求助信，要求取消对乙肝宝宝不得入园入托的歧视性规定，这已经是她们的第三次求助。
南都周刊编辑:潘葱霞 特约记者 | 醴文 北京报道
这个可爱的称呼，是乙肝妈妈们对自己患有乙肝或者携带乙肝病毒孩子的昵称。11月2日，来自全国27个省市、101名乙肝妈妈联名发出求助信，要求取消对乙肝宝宝不得入园入托的歧视性规定，这已经是她们的第三次求助。
联合上书的101名妈妈来自全国27个省市，这个数据本身就说明了这是一个全国普遍的问题。事实上，目前全国不少地方都有明文明确禁止“乙肝宝宝”入园。
●《浙江省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管理办法》规定，儿童体检时发现有乙肝表面抗原阳性兼有e抗原阳性者或谷丙转氨酶增高者暂不予入园、所。
●福建省教育厅、省卫生厅发出的《福建省托幼园所卫生保健管理细则》规定，幼儿入园前须进行肝功能体检，如是“大三阳”，不能入园。
●沈阳市和烟台市亦有相关规定，儿童在上幼儿园之前需要到指定的妇幼保健机构进行体检，乙肝表面抗原阳性者(乙肝病毒携带者)不得入园。
●现行卫生部、国家教委关于《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管理办法》及北京市对于该办法的实施细则(分别颁布于1994年和1995年)，对于乙肝方面的规定，只有“有肝炎接触史的儿童应检疫42天，经体检证实其健康后方能回班”。
“我家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外人进去过。”
12月3日，北京，零下2℃。东直门外一个高档社区内，年轻的妈妈陈
小青（化名)顶着寒风，拒绝记者进家门采访的要求。在她家里，堆着太多孩子的药品和乙肝防治手册。跟大多数乙肝妈妈一样，她们小心地把孩子包裹起来，生活在一个“封闭”的世界中。
2008年10月底，《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作出明确规定：凡是乙肝病原携带者报考国家公务员，经检查排除肝炎的，属于合格。
消息传出，著名乙肝维权论坛“肝胆相照”里一片欢呼，但是陈小青却依然不安，她焦急地在“肝胆相照生儿育女”版里发帖追问：我们的求助信什么时候发出去？
“生儿育女”版聚集着一群“乙肝妈妈”。小青说的“求助信”是一封写给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信。这已经是她们发出的第四封求助信了，要求很简单：山羊宝宝要上幼儿园。
“山羊宝宝”，这个可爱的称呼，是乙肝妈妈们对自己患有乙肝或者携带乙肝病毒孩子的昵称，相比“大三阳”、“小三阳”、或者“乙肝宝宝”这些名称来得温暖得多。陈小青已经想不起这是谁给取的名字，“听上去很可爱，我们的宝宝本来就很可爱。”
他们只能采取这种办法，来美化宝宝们可能遭遇的未来。
我国是
病毒性肝炎的高流行区，全国有乙肝病毒携带者1.2亿多人，30%至50%的病人通过母婴传播而感染，乙肝宝宝群体有多大，没有一个机构做过统计。在这些妈妈中，绝大多数的孩子都是两到三岁之间。这是最要命的年龄，孩子年纪尚小，有不少妈妈还不知情，而年纪大了，过了上幼儿园的年龄，妈妈们也就放弃了。
乙肝妈妈的第四次上书
“我们的孩子感染了乙肝病毒本来已经很不幸了，可是还要受到这种人为的歧视待遇，不能接受正常的学前教育！当宝宝们看到别的孩子高高兴兴地去幼儿园了，牵着妈妈的手，牵着老师的手，牵着小朋友们的手，而他们却只能孤零零地在园外眼巴巴地看着，只能向父母哭泣哀求。这一刻，他们幼小的心灵受到了何等的伤害啊！而这种伤害，对孩子的一生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这种孤立于群体之外对孩子的性格和成长会造成怎样的阻碍？我们实在不敢去想！”
这是来自全国27个省市、101名乙肝妈妈于11月2日联名发出的第三封求助信，收信人是“国务委员刘延东”，因为刘延东是一位女性国务委员。此前，分别在2007年10月、2008年3月，她们把内容几乎一样的信寄给了《中国妇女报》和《中国妇联》，但是均无下文。
这一次，她们寄予了厚望，北京媒体进行了一番报道，更让她们看到希望的是，在特快专递的网站上查询到了她们寄出的邮件反馈“收信人签收”，激动的陈小青把这个网页的截图发到了论坛上鼓励大家，耐心等待。
1个月的时间过去了，忧心如焚的妈妈们一直没有等到任何回音。“是不是101个人的数量太小了？”陈小青这样分析没有回音的原因。
在论坛和**焦灼的讨论中，有人提出一些激烈的方式，比如一起到北京去上访、游行等，但是极端的方案很快被否决了，一位妈妈想到了新的办法，直接给温家宝写信，“这也是一个爱孩子的人啊！”在方法上她们也进行了改变，她们通过网络把邮件发送给全国各地的乙肝妈妈，然后约定大家在同一个日子同时将邮件寄出。
“想想到了我们约定的日子，反映同一个问题的信从全国各地雪片一样飞到温总理的办公室，他一定不会不管。”对于这个办法，她们觉得多少跟过去的效果会不同。而目前，有200多名乙肝妈妈作出回应。
在乙肝母亲连续四次上书之前，乙肝宝宝们上幼儿园的问题在全国各地多年来就一直存在，仅仅从媒体报道上来看，涉及广东、江苏、福建、浙江、山东、四川、重庆、河南、辽宁、陕西、湖北、北京等十多个省市。这些报道中孩子的经历一样、幼儿园的说法一样、医学专家的说法也一样。能够找到最早的报道是2002年10月17日《南方都市报》的“乙肝病毒儿童上幼儿园被拒”。
除了媒体，这几年，社会其他力量呼吁关注乙肝宝宝的声音也没有停过。2004年9月，全国9个乙肝网站曾联合致信教育部，要求教育部制定保护性政策，纠正各地对感染乙肝病毒儿童的歧视。2008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政协委员严琦、张礼慧、何永智联名递交提案，建议保障乙肝宝宝的入园机会。
“我儿子会不会也成刘德华？”
从医学上判断乙肝宝宝上幼儿园的可行性，其实并不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
卫生部2006年9月2日颁布的《预防控制乙肝宣传教育知识要点》明确指出：“乙肝通过血液、母婴和性接触三种途径传播”。而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常委、北京佑安医院副院长段钟平说，从医学上，乙肝宝宝入园，对别的孩子完全没有传染的危险。
据段钟平介绍，乙肝传播有三个途径，一是母婴传播，二是修脚、穿耳等产生的血液传播，三是性传播，但幼儿园都不可能有这样的情况。
此外，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将
乙肝疫苗纳入计划免疫，所有新生儿都免费接种乙肝疫苗。因此现在适龄的新入园的儿童对乙肝几乎都有免疫力，不再会轻易感染乙肝病毒，因而乙肝病原携带者儿童在幼儿园就读对其他小朋友已经不再构成威胁。
然而，2007年，陈小青跑了10余所幼儿园，既有社区幼儿园，也有机关幼儿园，以及民营幼儿园，得到的说法一律是“不收”。陈小青听说有一家幼儿园的创办人是全国人大代表，满怀希望地找过去，得到的说法是“我们按照规定办”，“这已经是最温柔的拒绝了”。
每名乙肝宝宝被感染的经历，对于妈妈来说都是一个痛苦而漫长的过程。
陈小青家在北京，为了生一个健康的宝宝，费尽了心思。
她住进了国内母婴阻断技术最好的医院之一——“北京佑安医院”，采用了最先进的阻隔技术和药物，在妊娠28周起每四周注射一次乙肝免疫球蛋白，即怀孕第7、8、9个月各注射一针直至分娩，同时对新生儿进行全程免疫。一切的阻断措施都是在科学和经济的保障下进行的。
然而，这项技术的成功率是95%，刚出生的第一年，每次检查儿子小天都是健康的，到了1岁半的时候，却意外地呈现阳性。
儿子小天是医学上的5%，是小青全家不幸的100%。
陈小青没有把宝宝带到楼下来，对于儿子她只用了一句话形容，“他和别的孩子没有任何不同。”
在陈小青家附近公车站的广告牌，1年前曾刊登过刘德华的公益广告。那时候，陈小青最喜欢带着儿子到这里来玩。她说，“我的儿子长大了会不会像刘德华那样，把自己的病坦然地说出来？”
2006年，香港影视明星刘德华受卫生部的邀请，担任防治乙肝的形象大使，并拍摄了“共抗乙肝、一路有我”的公益广告，给乙肝患者最多鼓舞的是，刘德华公开宣布了自己也是一名乙肝病毒携带者。
那时候，陈小青会故意抱着小天在这里等公交车，其实只是想听听乘客们的议论。有个小姑娘说，“刘德华真行啊，敢说他是乙肝”，另一个姑娘说，“嗨，那是因为他是刘德华。”还有一个大爷说，“刘德华也得了乙肝，怎么没人歧视他啊？”
陈小青听到了很多这些话。和刘德华的广告同时而来的是，从2006年开始，关于反对歧视乙肝的一系列宣传和利好政策不断传出。当时的陈小青觉得，感染乙肝病毒似乎也不是那么可怕，自己帅气的儿子长大了说不定也会成为一个刘德华。
但是，过了三个月，到了小天入托的时候，陈小青才体会到孩子无幼儿园可上的现实。
“不知道刘德华有没有上过幼儿园？” 陈小青苦笑着说。
302医院里的山羊宝宝们
北京302医院是著名的肝病治疗医院，住院部的一层，是这所医院的肝病儿科病房，长年住着40多名来自全国的患有乙肝的婴幼儿。
从青岛带着孩子赶来治病的李李梅，这几天一直在琢磨同病房一位北京妈妈说的写信事情，“我也想参加写信，就是不知道怎么写？”
在提及“幼儿园”三个字时，李李梅换成了“小学校”的说法，“这三个字提不得，一提这娃就会大哭，哄不住。”
李梅的儿子咚咚3岁，他用手扶了一下栏杆，妈妈李梅赶紧蹲下去打他的小手，“让你别摸别摸，有细菌。”
李梅几乎不让咚咚摸任何东西，因为孩子喜欢和家附近的小朋友玩，李梅都不知道因为这个打了多少次孩子，“怕真传染给人家的孩子，那咋办？”
为了哄儿子，李梅说，“来，给阿姨数个数。”
“5、6、7、8、9。”
“唉，这孩子永远都是从后面开始数，怎么教也不改。”李梅又叹了一口气。
在病房里，咚咚没有玩具，也没有图画书，他的启蒙读物是“
艾滋病防治手册”，这是医院免费赠送的。在手册的第一页上为了形象说明母婴传播，画了一个小朋友的卡通头像，咚咚每次翻到这一页，都会开心地指着头像喊他自己的名字——“咚咚”。
这个时候，李梅心里是最难过的。“哎，他怎么会想当这个宝宝啊？”
听说记者采访乙肝宝宝上幼儿园的事情，坐在床边的另一位家长迟疑了一下，然后吐出一句话，“我的孩子不是这个病”。
事实上，在这里住院的孩子全都是乙肝患者。家长的心态只不过是一种本能的保护。这几乎成了他们生命里需要保守的最高机密。
就是这样化身于在一个有着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李梅依然有着强烈的不安全感。在记者已经离开病区后，李梅放下孩子奔了出来，说：“能不能不要写我是来自青岛？”
同样地，陈小青最后还是拒绝了记者去家里看看小天的要求。让一个外人知道家里的真实状况，对陈小青而言，同样是一种潜在的伤害。
受煎熬的母亲
上不了幼儿园，本身并不是天大的事情，但是这给孩子妈妈一个潜在的恐惧：孩子的起点上就不一样，他的一生还要遭遇多少歧视和不公？
2003年4月3日,
浙江大学应届毕业生周一超在报考公务员时，因为患有乙肝“小三阳”，体检不合格，刺杀嘉兴市秀洲区人事劳动局大楼两位科长，一死一伤。2006年3月，新疆大学92名大学生因携带乙肝病毒被休学回家。求职、上学路上，乙肝患者以及乙肝病毒携带者所遭遇的不公待遇，这些孩子母亲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不能上幼儿园，对于宝宝来说意味着学前教育的缺失，这个损失是终身难以弥补的。事实上，乙肝妈妈们一遍遍寄出求助信，既是救孩子，同时也是这些母亲的自我救赎。不管怎样，是自己将病毒传染给孩子，这是她们生活最大的阴影，甚至带来巨大的变化。
就在11月初，“肝胆相照”的论坛上有人发帖，“一位乙肝妈妈因为无法忍受痛苦，带着自己的孩子跳楼自杀”。尽管这个帖子里时间地点人物没有具体写明，这个消息还是引起论坛里乙肝妈妈们震惊。
一位网友留言：“我们都曾有过这种想法，心想或许带着孩子跳下去,一切就都结束了,可是最终没那个勇气，更何况，我有一个还算能理解我的丈夫,还有我的父母,他们也为我和孩子操碎了心??”
来自山东聊城的乙肝妈妈丁丽（化名)从不在论坛上发言，觉得“说什么都没有用。”看到这条留言后，她长叹一口气，“我身边怎么就看不到理解和爱？”对她来讲，自己和孩子的病几乎让她看不到痛苦的尽头，“安眠药”就藏在大衣柜深处，她常常和自己斗争。
丁丽的宝宝已经六岁多，不能上幼儿园，除了对成长不利外，更可怕的是会暴露孩子的病情。丁丽最害怕的就是听到邻居、同事问，“你家孩子为什么不上幼儿园？”她不知道如何回答，于是干脆不带孩子出门。
丁丽并非没有想过办法，她给山东省卫生厅打过电话，卫生厅让她找山东省教育厅，教育厅让她找卫生厅，“要不就是这个部门让找那个部门，推来推去，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一来二去，孩子也快过了上幼儿园的年龄了。
在孩子刚出生时，有一次，一个同事见丁丽不给孩子喂母乳，丁丽的丈夫无意中说漏了嘴，从此丁丽觉得这个同事的态度变了。但是具体说起来，却说不出什么细节来，“大概就不直接接触我。”“歧视”两个字已经入了丁丽的心，从她一双被歧视的眼睛里望出去的，别人的行为举止似乎怎么都不善意。
乙肝也导致丁丽与婆婆的关系很紧张。本来一家人讲好对外统一说，宝宝不上幼儿园的原因是“婆婆心疼孩子，要自己带。”谁知道婆婆总是有意无意地把真实的原因放出去。“她这是在逼我离婚。”丁丽说。
太多的压力让原本还算体贴的丈夫有些绝望了，现在，她的丈夫已经提出了离婚。“他就一句话，这辈子不想活得这么累。”
看着论坛里的姐妹们还在热切地期待第四封求救信，“我的孩子已经错过了”，丁丽觉得这已经跟她没有什么关系了，反倒是大衣柜里面的小药瓶离她越来越近。
是不是火葬场也要给我们单独修啊？
其实，在这些山羊宝宝还没有出生时，有的就已经被区别对待。
2008年7月3日，山西省太原市卫生局下发《关于加强乙（丙)肝病毒携带者孕产妇归口管理的通知》，指定太原市传染病医院为乙（丙)肝病毒携带者和乙肝孕产妇定点收治医院，同时，在太原市四县（市)分别确定一所县级综合医院或妇幼保健院负责急产孕妇的生产，全市其余医疗保健机构不得收治患有乙（丙)型肝炎和病毒携带者的孕产妇，开展产科接生工作。
“是不是火葬场也要给我们单独修啊？”这是陈小青看到这条新闻的第一反应。
和公开的歧视相对应的是轻视。河北廊坊的刘晓娟在生产前入住了当地的一家还算不错的医院，医院和她都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一名乙肝病毒携带者，但是医院没有告诉她任何可以采取的阻断措施，只是说没有问题。“可能是他们技术水平不够，又不想失去我这个客源。”晓娟这样猜测。
等到孩子生下来，新生儿体检一切正常，长到三岁准备送进幼儿园的时候，在体检时才发现孩子感染上了乙肝，而且已经处于发病状态，痛苦的晓娟甚至想状告这家医院，但单单是“公开身份”这一点，晓娟就不敢去想，只好放弃。晓娟甚至不愿意说出这家医院的名字，越多的细节，似乎意味着她自己和儿子的状况也会暴露出来，这样的结果，似乎比病情本身还要可怕。
在“肝胆相照”的论坛上，有一个跨度长达三年的长帖，是关于全国各地医院收治乙肝妈妈生产的情况，结果是每个地方、各个医院的情况都各不相同、五花八门。
“应该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我们不希望被隔离、区别对待，也不能完全被漠视。”陈小青说，她们最大的希望是把问题恢复到医学本身上，而她们最基本的诉求是，所有具备一定条件，比如二级医院以上，对患有乙肝的孕妇能进行科学、有效的阻断治疗。
赌博
李梅现在在进行一场赌博。
儿子咚咚喜欢和同龄孩子玩，每次看到跟他差不多的孩子，咚咚都会要求妈妈也去抱抱这个孩子。对于这样一个简单的要求，李梅都满足不了。
相比病情，李梅更关心孩子的心理。“他以后肯定要出心理问题。”这个初中没有毕业，几乎从来没有参加过工作的农村妇女，已经跳越了眼前的困境，去担心孩子的未来。
事实上，比孩子10年后的心理状况更火烧眉毛的是她自己的病。因为从小到大从没有参加过体检，到孩子生下来，她才知道，自己原来是一名乙肝病人，并且是大三阳。她坚持了一年多吃药，大三阳已经转成小三阳。但是在放弃治疗半年之后，她的病情再度转成大三阳。“只能赌一把了，她笑了笑。她的治疗费用每个月400多元，为了节约这笔看上去并不算天文数字的费用，这个赌合算吗？
李梅的回答是，我的钱是按照“一元一元”地来算的。“给咚咚买过的唯一玩具就是一个两元钱的小皮球。”
咚咚在302医院30天强化治疗的费用是1万元，而这两年多，两个人的治疗费用就是5万多元。李梅没有工作，她丈夫一个月的工资收入是1600元，这里面包含了全家人的开销和治疗费用。每个月400多元的药钱，足够一家人的伙食费了。
如果她赌输了，可能是10年之内降临的
肝硬化，甚至是
肝癌。
另一个妈妈刘晓娟也想赌一把。
等到孩子的病情稳定了，无论如何，她都要把孩子送进幼儿园。她那坚定的眼神流露出不甘心的恨意，“我肯定有办法，我的体检可以做假，我还可以给院长送钱，我的孩子一定要上幼儿园。”
如果真的让孩子以这样的形式进了幼儿园，承担代价的可能就不仅仅是这个山羊宝宝了。
艾滋宝宝：“第二代”成长之痛
他们是艾滋宝宝，他们的母亲在赋予其生命的同时，也让他们委身于艾滋这个恶魔。这是艾滋病中最残酷的遗留问题。
南都周刊编辑:潘葱霞 特约记者 | 莫忘初 台北报道
2008年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20周年纪念日，在之前举行的世界艾滋病大会上，救助艾滋宝宝成为焦点。12岁的家家在台湾，9岁的美丽在河南，他们都是“关爱之家”救助者，却面临着不同的处境。在他们的身后，有着9000多名中国艾滋宝宝。
高雄 ，入夜。只有家家(化名)的哭声，回荡在他居住的小区里。
上一次被揍，是在爸爸行窃时“望风”失败；这次挨打，是因祖父酗酒被扯破耳朵。瘦弱的家家，总是无法抵御肢残父亲与酒瘾祖父的拳脚伺候，而曾祖父太老了，保护不了他一手带大的家家，左邻右舍的耳语流传着，家家是“惯窃”家族的孩子，父母经常泡在毒品中不省人事。
年纪小、可塑性高，大人不容易对家家产生戒心，是父母随身携带“望风”的好帮手，在人潮较多的便利商店、大卖场、闹区四处行窃，得手时可以得点心奖励，失风了就再领几道皮肉伤，新旧伤疤如同树木年轮，记录着家家的成长轨迹。
终于，家家发烧了，这一天，父亲拽起家家的耳朵举起来就往墙上摔，摘掉了他耳廓旁的一块肉，流血、哭闹、送医急救后，2005年夏天，医师诊断出家家艾滋病发，而同时赋予他生命与艾滋病毒的母亲，则不知去向。
河南郑州，深秋。
9岁的美丽（化名)，依偎在妈妈身边。2001年，他们一家三口相继被筛检出感染艾滋，卖过血的母亲因为艾滋病发丧失视力，而同样卖过血的父亲早在2002年就已过世。镜头前，漂亮的美丽，双眼无神，她已不懂得笑了。
美丽的妈妈陈氏，这个纯朴的河南妇女，没想到自己会卖血感染艾滋病，还把这个病传给了女儿。母婴传播是艾滋病三种传播途径之一，HIV的母婴传播有三个渠道：宫内、分娩与母乳喂养。台大医院小儿部感染科医师吕俊毅表示，在不进行干预的情况下，HIV母婴传播发生率通常在30%至40%之间波动。
一个数据显示，全球每年有240万感染HIV的妇女生育孩子，造成每年约80万个新生儿感染HIV，HIV感染使得全球新生儿死亡率增加75%。去年全球约有37万名儿童被诊断为艾滋病毒感染者，而在中国，约有9000名15岁以下的艾滋儿童。
最新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艾滋病感染者中女性所占的比例从7.1%上升为35%，10年间翻了5倍，其中近九成为育龄女性。在台湾，1988年，台湾首度发现母子垂直感染的爱滋宝宝个案，到了2005年，注射毒品者感染艾滋的人数呈现爆炸性成长，开始涌现母婴垂直感染的疑似艾滋宝宝的婴儿潮。台湾“卫生署”统计显示，到2008年10月底，台湾9岁以下的艾滋宝宝累积人数已达39人。
重生
耳朵缺少了一小块肉，身体里多了艾滋病毒之后，家家终于被台湾“社会局”看见了。他被带离南台湾的家乡，开始过新生活。
碍于法令，育幼院无法收容艾滋儿童，家家被“社会局”转送到专门收容艾滋感染者的“台湾关爱之家协会”，他开始喊“关爱之家”创办人杨捷为“咪咪”。
20年前，杨捷安置了台湾第一个遭排挤无法返家的艾滋病患田启元(已病逝)之后，于2003年成立台湾“关爱之家”协会，接收艾滋孕妇生下的弃婴，3年来共安置了53个疑似艾滋宝宝。这里有80岁的艾滋爷爷、65岁的艾滋奶奶、40多岁的艾滋叔叔、30多岁的艾滋阿姨照顾他，家家每天早上6点半起床，学会哄一两岁的弟弟妹妹们，开始了稳定的上学生活。
一下子拥有太多关心，从小被打到大的家家，突然在爱中迷路了。
“我没有想到当艾滋宝宝这么好，这么多人爱我。”家家服用抗病毒药物治疗病况日趋稳定后，开始故态复萌，偷拿“咪咪”和护士的钱，跑到网吧打游戏。“我是艾滋宝宝。”家家还天真地告诉同学，以为别人会给他更多“爱”，没想到恐慌却开始蔓延。
2005年底，家家因感冒引发肺部感染，被医院列为“疑似
肺结核”病例通报，事后证明家家并未罹患肺结核，“家家是艾滋宝宝”的消息却曝光了。
“让家家上学是前所未有的危机。”学校家长群起抗议造成校方的强大压力，2005年12月，家家被迫辍学，在“关爱之家”等了好几个月，“教育局”答应派来为他“在家教育”的老师，始终不曾出现。
眼泪
2006年2月，艾滋宝宝家家辍学的消息经媒体报道，引起一位国小校长的关注.家家好不容易又背起书包和课本，回到学校上课。
下午放学后，家家把书包扔在计算机桌上开始做作业，计算机桌后方的六张病床上，躺着4位长期卧床的艾滋病患。晚上6点半，家家需要和着白开水吞下一把抗病毒药物。
“你再不乖，妈妈在天上都会难过得流泪”，工作人员教育着刚犯错的家家。上周六，家家离家2天，没吃药，因免疫力下降，嘴角出现了好几处溃疡，被送到急诊室就医。
家家很爱妈妈，他打开小皮包，安静地望着妈妈的
照片，眼泪“咕噜咕噜“地滑过脸颊。去年家家两度返回高雄老家，一次是参加曾祖父的丧礼，另一次则是为病逝的母亲奔丧，这是他生平首度深刻感受到生离死别的伤痛，只有上网打游戏时，才会偶尔微笑着。
“你再不吃药，就没有药可以换了”，医生提醒着正在服用二线抗病毒药物的家家，但正值叛逆期的他丝毫不在意。
家家没有同龄的玩伴，“关爱之家”除了大人之外，就是疑似艾滋宝宝的小小孩。
“我大便”，已确认感染艾滋的两岁半小女孩湾湾(化名)正在呀呀学语，她拿起一片尿布，忙着找大人帮她更换。湾湾的父母因注射毒品感染艾滋后不知去向，她被安置到“关爱之家”。
台湾的药瘾艾滋孕妇大多使用安非他命、海洛因等毒品，宝宝一出生就必须忍受打喷涕、打呵欠、流泪、躁动不安、过度哭泣、抽搐等“新生儿药物戒断症候群”，有些宝宝成了心脏瓣膜闭锁不全、语言学习缓慢等发展迟缓的“慢飞天使”。三个月时被确诊感染艾滋后，抗病毒药物和奶瓶就成了湾湾的生命食粮。
12月1日的世界艾滋病日，台湾艺人林依晨抱起湾湾在媒体前嘴对嘴亲吻了十秒钟，证明只要没有伤口和艾滋宝宝亲吻、握手等一般接触并不会感染。隔日的媒体曝光度，比马英九夫人周美青拥抱艾滋宝宝的版面还大。
2005年到2008年，3年间，共有53个毒瘾艾滋孕妇生下的疑似艾滋宝宝，如同不发芽的种子涌入“关爱之家”，光是喂奶、换尿布、就医追踪、洗澡等例行工作，让社工、护士、保姆们疲于奔命。与此同时，台湾另一个爱慈基金会设立的宝宝中心，近3年来也安置了25名疑似爱滋宝宝，经确诊未感染艾滋却又无法返回原生家庭的孩子们，又面临了找人领养或转送至育幼院的难题。
“3岁男生喜喜去年被美国一家庭收养了，但同样未感染艾滋的4岁男童盼盼，到现在还没人认养。我们现在只能‘养’却不能‘教’，已确诊的艾滋宝宝回不了家，长大后也不知道该何去何从？”关爱之家企划专员郭立凯说。
除了家家之外，令杨捷挂念的，还有从2003年就资助的河南驻马店市9岁女孩美丽。
“台湾的艾滋宝宝可享有免费医疗，但是大陆的艾滋宝宝人数更多、范围更广，他们陷入失亲、失学、疾病与贫困的艰难环境，也缺乏基础的医疗与药物治疗。”杨捷说，中国大陆的艾滋宝宝，更需要各界的关心与援助。
告别
当死亡变得如呼吸般平常，而空气中却闻不到一点儿人情味的时候，河南驻马店的9岁女孩美丽与失明的母亲，告别了家乡农田小土堆连成的一片坟海，来到郑州开始新生活。
1990年初，正当中原大地的农民们纷纷挽起衣袖，跳进“想要奔小康，就去卖血浆”的献血大潮时，艾滋病毒也找到了一条康庄大道。老杨(化名)和妻子陈氏(化名)在河南农村种地，每年收成的麦子只够自己吃，卖掉玉米也只能挣得几百元，为了还债，夫妻俩在1993年一起卖血。
“我一天卖一次，或三四天卖一次，一次抽800CC，可以卖50元，挂号扣5块钱，一个月卖10多次，94年查出有丙肝，就不给卖了。”1999年，陈氏生下美丽；2001年，政府大普查，老杨、陈氏和美丽都确诊感染了艾滋，次年，40岁的老杨发病去世。
2003年，台湾“关爱之家”创办人杨捷，将照护艾滋宝宝的触角扩及中国大陆河南、广州、云南等地，美丽是当年接受资助的第一批艾滋遗孤，每个月有130元(人民币)的补助款。“两个月领一次，每次发260元，但美丽却只拿到200元，后面60元的零头却不见了。”“关爱之家”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其中有些问题，后来都解决了。”
疾病最大的副作用是贫穷；活着就是一种抗争。
美丽居住在驻马店市一个小村庄，那里原本有50多人，1990年初迄今，农地里多出了20多个小土堆，还有30多人活着，等着和死神握手。
整整5年，母女俩就靠补助款生活，“我踩着三轮车出门买东西，美丽就坐在前面，扶着把手帮我看路，实在过不下去了，就到乡政府去要点面条。”3年前，升上小学二年级的美丽开始发烧、吞不下东西，发病后在家休养了两年。
新问题
今年2月，中国经历了数十年来最严重的一场雪灾，美丽和妈妈在老家的日子过得像一只破了口的麻布袋，装不满希望。3月底，9岁的美丽和母亲被接到了位于郑州的“关爱之家”，回到小学上二年级。
从福利院转送到关爱之家的8岁艾滋孤儿小巧(化名)，有了美丽作伴当姐妹，一起睡觉、吃饭、上学、做功课，陈氏则陪在美丽身旁，“我有空就扫扫地、抹抹桌子，现在日子过得挺好”。但对未来，这位母亲并没有设想过。
今年暑假开始，一名还在大学念书的女孩来到关爱之家担任家教，负责指导美丽与小巧的课业，她是香港智行基金会拨款资助就学的河南艾滋遗孤，和美丽有着类似的成长过程。艾滋病带走了她们的亲人，受到民间团体的资助继续求学，却也因此离开农村，在城市相遇。
在中国河南，关爱之家的工作人员为美丽的成绩而
雀跃，“美丽每次考试都是班上前三名喔。”听到有人夸赞，美丽微笑的嘴角弯成一条倒悬的彩虹。9岁的美丽，难得过上几个月的安稳生活，但是还有更多隐而未现的“美丽”，正面临失亲、贫穷与疾病的考验，他们大多生活在贫困地区，除了承受失去父母的痛苦外，还面临生活困窘甚至辍学的困境。他们过早地体会了孤独，亲人疏离，朋友缺少，同学躲避??
家家在题为《勇于认错》作文里第一段写着，“做错事要勇敢面对，遇到困难的事，不可以逃避。”前台湾“卫生署”署长、现任立法委员涂醒哲痛批，“台北市政府和校方拒绝家家入学的做法错误、离谱而且粗暴。”1994年，台湾离岛澎湖有一名8岁学童，因车祸住院输血感染艾滋上学遭拒，14年后，台湾艾滋宝宝的就学权仍未获改善。而同样的就学权问题存在于中国大陆。
在台湾，12岁的家家正在填写新字；在河南，9岁的美丽还在努力演算数学习题。他们是不幸的，同时也是幸运的，至少他们解决了目前就医、上学问题。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统计，平均每一分钟就有1名儿童因艾滋病死亡，而其中仅有少于5%的艾滋儿童可接受医疗。
“我们这些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孩子也有梦想，我们和其他同龄人一样，每天都盼望着自己快快长大，和心爱的人结婚，拥有自己的家庭和孩子。”2008年8月，第17届世界艾滋病大会上，12岁的洪
都拉斯女孩卡伦·达纳韦，代表全世界3300万名艾滋感染者发表演说：“我们拒绝眼泪，我们不会放弃。”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艾滋项目负责人吉米·库克说，“这次大会第一次把儿童的问题提到了议程。”他特别提及，“第二代”艾滋遗孤问题仍需要更多的关注，那些艾滋病毒抗体呈阳性、却不知道自己已经感染了艾滋病毒、也不知道自己正处在传播病毒的危险中的青少年，带来了一整套我们从未处理过的新问题。
来源:南都周刊
－－－－－－－－－－－
台湾彭医生
《中医之钥》把相关的问题，讲的很透彻！
批评西医，批的也彻底。只是那样赤裸裸的批判，恐怕目前很难在大陆公开出版。
本站有下载。
包括 疫苗 的危害！！ 为什么中国的乙肝发病率高……
中医自身也有问题，目前好中医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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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walking 于 2008/12/17 19:59 编辑 ]
－－－－－－－－－－－人啊，社会啊，无语
－－－－－－－－－－－北京"糖丸"致病患儿治疗遇难题 相关部门将补偿
8日，唐瑞春再次来到北京市卫生局，为孩子的治疗寻求帮助。今年8月，在丰台卢沟桥乡一社区卫生所，他的女儿小美兰服下一粒
脊髓灰质炎(小儿麻痹症)疫苗(俗称糖丸)后下肢麻痹
瘫痪，高额医药费让他无力支撑。除了两年之后的补偿，相关部门对孩子的治疗不能提供帮助。但他们最需要的是治疗。
服“糖丸”致病
为了防止右腿变形，刚6个月大的小美兰睡觉前，都要戴上冰冷的支具。
唐瑞春从河北来京打工。今年8月12日，小美兰在丰台卢沟桥乡万泉寺村社区卫生所服糖丸，一星期后，孩子开始发烧、腹泻，在儿童医院治疗后，孩子发烧腹泻的症状虽有所减轻，但右腿却不能动了。
夫妇俩带着孩子来到北京博爱医院，检查发现孩子患上了小儿麻痹症。这让夫妇俩大吃一惊，“孩子已经吃了糖丸，怎么还会得这个病呢？”唐瑞春说，他们随后咨询才知道，吃糖丸会出现一定比例的异常反应，会导致孩子患上小儿麻痹症。他的孩子不幸成为其中之一。
同样的情况出现在河北来京打工的刁瑞东身上。去年10月，他的儿子小志盺出生在北京，今年1月15日，小志盺在卢沟桥乡服用糖丸，之后发热、腹泻，到2月4日，小志盺双下肢均出现急性弛缓性麻痹，经检查得了小儿麻痹症。
在儿童医院给孩子治疗时，两名家长碰面。后来丰台区卫生局给孩子做鉴定。由北京市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诊断小组出具的鉴定显示，两个孩子“诊断为服苗者疫苗相关麻痹型
脊髓灰质炎疑似病例，鉴定为预防接种异常反应。”
巨额医疗费
唐瑞春一家租住在丰台区卢沟桥乡鹅凤营村，一家四口挤在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平房内，睡床用木板架在砖头上搭成。
唐瑞春说，他还有一个大女儿，目前在东管头小学就读，妻子无业，一家四口只靠他在汽修厂每月1500多元的工资过活。此前，一家人日子虽过得清贫，但很快乐。大女儿学习成绩很好，经常带回来奖状。晚上，一家人会围在一起哄着小美兰。
但一切都改变了。自从小美兰得了病，每天他和妻子都要带着孩子，奔波于儿童医院和博爱医院之间，针灸、水疗、打针。唐瑞春说，孩子每天治疗费就要300多元，家里的积蓄很快花光，目前只能靠借钱维持孩子的治疗。
同样因为没钱，刁瑞东已经无法继续给孩子治疗，他将孩子放在了河北老家。刁瑞东说，一天朋友告诉他，映山红的根泡水，能有效缓解孩子的麻痹症。从那天开始，他几乎天天上山挖映山红的根。他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到了这些根上。
唐瑞春说，今年7月份，对于糖丸致病患儿，北京市卫生局出台了补偿试行政策，像他们这种情况，可以在两年后进行伤残鉴定，再申请补偿，听说最高可拿到24万元的补偿。
但唐瑞春说，他宁可不要补偿，也想由政府部门现在给孩子治疗，因为越早治疗，效果越好。如果不治，孩子可能永远都站不起来了。“我再也拿不出钱了，我只能等着孩子残疾，然后拿孩子的残疾去换钱。”唐瑞春说。
要治疗还是要补偿
唐瑞春所说的补偿试行政策，名为《北京市疫苗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相关麻痹型脊髓灰质炎病例补偿办法(试行)》，由北京市卫生局于今年7月28日印发。
通知中称，当事人应在出现症状满2年后的1年内，向北京市医学会提出伤残等级鉴定申请。对于补偿费用实行一次性结算，由市财政部门在预防接种工作经费中安排。记者看到，伤残等级越高，获得的补偿就越多。
唐瑞春说，吃糖丸是为了保障更多孩子的安全，他理解，他可以作出牺牲，但卫生部门应当为出现问题的孩子提供治疗，而不是两年后的补偿。他说，他为孩子治病散尽家财，得不到相关部门的帮助，如果孩子治好了，补偿到时候拿得少，如果不治，反而到时可以多拿些补偿，这让他很困惑。
北京市卫生局一名负责人告诉记者，孩子吃糖丸的发病率是二百万到三百万分之一，但是不吃，发病率将会极高。为了保障更多孩子的健康安全，卫生部门只能强制所有的孩子都吃糖丸。对于补偿的两年期限，他表示，因为孩子发病后的两年内，病情还处在一个不稳定期，这期间，有些孩子可能会自行恢复。他表示，目前北京市对于这方面的补偿最高可达24万元。
对于家长提出的希望提供治疗的问题，他称能理解家长的心情，但他们也只能根据卫生部的指示文件精神办事。
这名负责人所说的指示文件，是今年7月17日由卫生部等5部委联合下发，名为《关于做好脊髓灰质炎疫苗相关病例鉴定及善后处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其中提及要“积极开展对脊灰疫苗相关病例的医疗救治工作”，但除了规定各省和地级市卫生部门应指定1-2家医疗机构作为定点医疗机构外，对于此病如何治疗并无其他实施细则。
还有与唐瑞春和刁瑞东不同的这么一群人：他们的孩子在2008年之前服用糖丸致病。其中的李新涛称，自从孩子在2004年9月份服药发病以来，他给孩子治病已花费了近40万元，目前北京市卫生局已答应给予他24万元的补偿。
李新涛说，24万元的补偿虽然不少，但对于他已经投入的和即将投入的来说，只是一个小数目。他能理解卫生部门的难处，但他希望卫生部门更多地考虑一下孩子的治疗和在社会上生存的问题，比如受教育和工作，对于家长而言，这些才是关键。
（记者 肖岳)
来源：《京华时报》
－－－－－－－－－－－“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孩子就去了。我们等待了10个月的时间才看到他，没想到这么快就离开了。”12月22日服用糖丸后夭折的两岁男婴之父痛心疾首。相信所有的父母听了这句话都会感到辛酸。
糖丸难道不应该吃吗？很显然不是的。糖丸其实就是预防脊髓灰质炎的疫苗。脊髓灰质炎还有一个俗名，就是小儿麻痹症。在这种有效的疫苗诞生之前，小儿麻痹症曾使无数孩子下肢畸形或瘫痪，而现在这种病例已经很少见——这都是拜疫苗所赐。
糖丸不应该被当成夺命的罪魁祸首。虽然它保护了很多的孩子不受病毒侵害，但这种疫苗并非适合所有婴幼儿。有两种情况服用后可能会导致婴儿死亡，分别是婴儿对蛋白过敏或本身有免疫缺陷。这些在知情同意书中有明确提示。
这起疑似疫苗不良反应事件还未盖棺论定。假设糖丸是导致孩子死亡的直接原因，从媒体报道中我们不难发现，至少有两个环节有机会降低悲剧发生的几率：卫生院工作人员善尽提醒义务，细心观察孩子，并具体询问有无禁忌证，而不是简单地递给孩子妈妈一张纸；孩子的母亲拿到《接种
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糖丸知情同意书》，仔细阅读并与孩子情况对照，而不是匆匆提笔在六个禁忌证后的“否”栏里，都划了对钩。遗憾的是，这两个环节都被忽略了——一切都流于形式。
其实，这样的场景很常见：在社区保健科的疫苗接种区域，护士一眼都不瞅孩子，只是忙于派发知情同意书，嘴里念念有词：看看没有就划上钩；排队的家长更是无心细读，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作业”，签上大名交给护士。
就是这些草率的举动，扼杀了襁褓中的天使。
众所周知，做手术前需要家属签署《术前知情同意书》，里面往往列举几十项的手术意外和并发症，看起来很吓人，但多数家属除了签字根本没有别的选择。因此，很多家长对于接种疫苗需要签署的《知情同意书》也抱着一种走过场的态度，不认真阅读便大笔一挥签了字。事实上，《知情同意书》是保障孩子接种安全最关键的一道关卡。
也许，相关部门和媒体也该从这几次的疫苗不良反应事件中吸取一些教训：千篇一律的宣教都是在说接种疫苗如何好，如何能有效防病，却很少听到冷静地告诫：是药三分毒，疫苗本身就是病毒，当然也有禁忌证和副反应。
记者:刘元星 来源：《京华时报》
－－－－－－－－－－－自从了解这些以后，就决定不再给小孩打疫苗了，
现在担心的是将来能不能顺利上幼儿园，上学。
不是艾滋宝宝，山羊宝宝被歧视，
健康的宝宝也一样啊！
－－－－－－－－－－－前天，罗山县人民法院对我省首例服用“糖丸”(即儿童口服脊髓灰质炎疫苗)致害案作出一审判决，原告因证据不足，最终被法院驳回了诉讼请求。审判员解释说:政府免费疫苗接种致死、致残，应由政府予以补偿。
小宝宝接种疫苗中了“招”
2001年10月2日，刚出生不到3个月的冯宝宝(化名)由其母亲和外婆抱着来到罗山县卫生防疫站计划免疫门诊接种“糖丸”疫苗，后出现发热、右上肢及左下肢不能活动等症状。10月23日，经郑州市儿童医院诊断为:急性弛缓性瘫痪；脊髓灰质炎临床符合。冯宝宝病例标本被送至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国家脊髓灰质炎实验室进行鉴定，结果为:脊髓灰质炎病毒Ⅱ型疫苗相关株。这就意味着:冯宝宝的瘫痪系脊髓灰质炎引起，之所以患上此病，直接原因是接种“糖丸”。
受害人索赔188万
根据国家实验室结果，冯宝宝的父母向罗山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原罗山县卫生防疫站)等方面索赔。2002年10月，因多次协商未果，冯宝宝的父母将罗山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糖丸”的生产商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告上法庭，后又申请追加中国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作为本案被告，要求赔偿损失共计188.3万余元。2007年11月，案件被省高级法院认定为应当作为民事案件予以受理，指令罗山县法院进行实体审理。
随后，罗山县法院委托郑州华美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对冯宝宝的伤残等级、护理依赖程度及冯宝宝伤残与口服“糖丸”是否有因果关系进行鉴定。鉴定结论为:冯宝宝损伤程度为二级伤残，需终身护理；脊髓灰质炎事实存在，所患病例为Ⅱ型疫苗相关株。
疫苗生产商、接种单位不担责
法庭上，罗山县疾控中心辩称:中心在依法发放“糖丸”过程中，主观上不存在过错，接种所致病例发生率极低，在国内发生几率为百万分之一到五百万分之一，但无法完全避免，这仍是目前医学科学难题。法院在审理中查明:该中心在给冯宝宝服用“糖丸”过程中，没有详细询问病史，没有详细告知服用“糖丸”的风险，医患沟通不足。
法院另查明，北京天坛公司、中科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具有生产和供应疫苗的相关资质，其生产并发往信阳的“糖丸”疫苗，检定为合格。
法院审理后认为，原告冯宝宝服用“糖丸”后，所患疾病经鉴定为疫苗相关病例，应予认定。但原告未能证明其损害是被告的过错造成的，司法鉴定也显示被告主观上不存在过错，接种所致病例发生率极低，但无法完全避免，故原告要求被告罗山县疾控中心承担赔偿责任，证据不足。因“糖丸”的生产和供应单位具有疫苗生产的相关资质，其已提供证据证明其产品经过严格的生产和检验程序，质量合格，故原告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证据亦不足。
据此，原告应当向有关政府部门申请一次性补偿。法院遂作出了上述判决。
一审宣判后，原告法定代理人当庭表示上诉。
(来源：大河报 记者：何正权 董王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