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命运忧思录
——读《昭雪汉字百年冤案》
彭小明
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中国教育部直属)
http://www。edu。cn/20011113/3009664.shtml
商人、学者安子介
安子介先生是一位香港实业家，既是南联实业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又是汉字现代化研究会名誉会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其他的商业、法学、政治的头衔还有很长的一大排，他是中国语言文字的保卫者和理论家，同时还发明了中文写字机和新的汉字检字方法，懂得八种外国语，中文白话文和文言文的功底都很深厚。
安先生是浙江宁波人，早年在上海求学和供职，翻译过国际贸易方面的书籍，抗战以后在香港经商，成为殷实的商家，同时务实地研究汉字的历史和奥秘。面对中国大陆强大的“废除汉字论”他冷静地研究出了全新的汉字科学体系，终于在八十年代赢得了国内广泛的支持，引起了中国文化界的强烈震撼。
值得指出的是，任何曾经在国内生活的知识分子，都会强烈地感到，数十年来中国大陆的学术空气是何等地政治化，“一言堂”。正是香港的独特地位使得安先生免遭非正常学术批判的厄运，发展了他独到的理论，抚今追昔，不禁为中华民族有此谔谔之士、汉字未遭彻底覆灭，重获理论生机而额手庆幸。
汉语拼音化到此为止
废除汉字，“走世界共同的拼音化道路”，是偶像他老人家的“最高指示”。这条危险的道路已经走了快一百年了。最早的“拉丁化”提倡者是清末民初的思想家钱玄同（
北京大学和北师范大学教授)。三十年代的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左翼作家瞿秋白说：“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茅坑。”（瞿秋白文集二卷六九○页。)鲁迅认为“汉字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是“劳苦大众身上的结核”，“倘不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鲁迅全集六卷一六○页。)苏联对于这种倾向曾经给予支持，西方汉学界著名语言学理论家几乎都一致地认为汉字是落后的语言文字，是残余的象形文字，而拼音文字才是科学的、先进的文字。西方的传教士也早已开始编创中文的拼音系统。从威妥玛式到耶鲁大学式，从赵元任的国语罗马字到台湾的注意字母第二式，从北洋政府的注意符号到中国大陆全面推行的汉语拼音，世界上出现了不下一百种汉语拼音系统。其中由中共元老林伯渠（前国家副主席)、吴玉章（前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国务院文字改革会主任)在
海参崴（一九三一年)草创，瞿秋白（一九三二年)在上海制定，一九五六至五八年在国务院修改通过的《汉语拼音方案》影响最大。当时的意见是先用它来注意，帮助识字，一旦时机成熟废除汉字取而代之，在汉字未被取代之前，先实行汉字简化，并取消异体字，废除繁体字。当时并非没有直言异议之士，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一来，所有持异议者竟被打成右派，降职降薪，劳教、劳改。（其中包括《昭雪汉字百年冤案》作者之一李涛先生。)
经过文革的极左冲击之后，国人已经渐渐冷静下来，废除汉字，改用拼音，同音错字的问题无法解决。电脑利用拼音输入中文的实践更显示出拼音无法取代汉字的必然性。比较客观的看法是，作为汉字识字辅助工具和与西方文字的转写中间环节，汉语拼音简单易学，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西方已有的字母和读音，是比较优秀的方案。中国进入联合以后，联合国（一九七二年)正式接受了这一方案，东西方大多数国家都接受它，作为数学汉语的拼音工具。中国大陆的人名地名一律以汉语拼音拼写式为标准式。同时也到此为止，以拼音废汉字的想法差不多无疾而终。
对汉字的重新解析
长期以来西方治学家从他们的文化的背景出发，认为汉字是落后的象形文字，应该逐步向拼音文字靠拢。从西方留学归来的中国语言学家也认可了这种看法。安子介先生不愿认同：“如果英文二十六个字母能解决问题，美国就没有文
盲了。”他运用自己对世界多种语文的认识，写出了《劈文切字集》、《解开中国文字之谜》等中文、英文著作，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观点。过去的语言学因袭西方式的体系，可是中文没有词尾，没有复数，名词没有性、数、格变化，动词没有人称变化，词类也不确定，很难用西方的理论加以规范。安子介提出汉字记录的不是固定的语音，而是观念。日月目雨这些字是以形表义，不记录语言。方言众多，汉字始终没有改变“书同文”的状态。因此他说，汉字是中国人的第五大发明。
安子介分析了汉字的结构和优点。音形义三个要素，形是非常重要的。不同于西方文字。“形”容易记住，意义集中在字形里面。汉字有很多意义联想的组成部分，不仅有趣，也便于记忆，安，屋顶之下，一个“女”。表现女性柔弱，不宜在外，“宜室宜家”，才是安全的。家，屋顶之下，豕表示猪，代表牲畜，说明农业社会里一个家庭必须有一定的家畜。女和母在古代的甲骨文中这两个字基本形状是一样的：母字比女字多了两个点。表示乳房，象征着同是女性，不同在于生养和哺育孩子。愁字表示生产力低下的社会，秋天里人们为过冬而发愁。这些汉字一以分析之后，往往很难忘怀。他说，“汉字的秘密完全在小篆的学形中，只要将汉字放在一个文明曙光初露的农业社会中去加以理解，就可以豁然而通。”他把五千八百八十八个汉字作了分类，进行深入分析解释。从历史背景出发，通过观念化、哲学化的途径发现，这些解释不仅可以理解，还可以看出文明的积累、构思的巧妙、观念的丰富和形象的生动。他的分析解释，既尊重前人的合理假说，也不排除“望文生义”的“杜撰”。根本目的是方便学习汉字的人去理解和记忆。
汉字组词能力强
汉语的组词能力强。最活跃的基本单位是字。每个字都有特定的含义，语音简单、明确，高度概括抽象，组词能力强。例如车，电车，马车，手推车，汽车，火车，德文、英文多用不同的单词。他们通过统计和筛选发现，报刊文件中只要掌握三千多个常用汉字，几乎就可以读懂平常的绝大部分文章。汉语的词汇实际上主要就是由这些字组合而成的。所以只要攻破了识字大关（三到四千字)，难写难记的问题就不存在了。再加上汉字组词有一定的联想关系，比较容易会意，所以至少并不比其他语文难学。安先生的理论尤其对于扫盲工作有特别的意义。他编写的《安子介千字文》在国内农村试点以后，效果是十分显著的。
汉字落后还是先进？
汉语是先进的语言。信息学有个重要的原理指出，“如果发出许多信息，有一部分信息是重复的；那么这一部分被重复信息的信息量等于零”。德文和一些欧洲语文还有许多原始语言的残留痕迹。也就是说，发出重复信息。汉语已经充分发育，成熟度高，重复信息较少，精练简洁。Ich bin lehrer.我是教师。Ich，已经说过“我”，不必再重复，而bin的意义又强调“（我)是”。三本书，drei Bucher既然说了三本，再强调书的复数，就是重复，就是发出无效信息，就是浪费资源。“的”字的抽象概括的产物，英文of也比较进步，德文dex xxs, der和dessen以及其他性数格重复变化，都属于比较原始的语言表达手段。从信息学的我度来分析，西方的语文才是比较落后的、没有完全成熟的语文。（汉语也部分重复信息，例如量词。)
汉字与脑外科实验
很有意思的是，上海华山医院脑外科医生划助安先生的理论开展实验证明，汉字用脑与拼音文字用脑在部位上有所不同。人们常说：逻辑左脑，艺文右脑。上海的医师发现，失误症患者听不懂语言信息，却还能理解汉字传达的图文信息。发出口头命令，患者不懂，出示汉字命令，患者却懂。这个结果告诉我们，运用和领会汉字是左右脑同时并用。而拼音文字，往往只运用了左脑。也就是说，汉字对于中国儿童的智力开发具有重要作用。不必照搬西方儿童教育上的“开发右脑活动”。日本教育家石井勋的实验也证明，汉字比片假名在表现思想地正确性高，传达速度快。假名或罗马字在阅读上耗费时间。汉字则一目了然。
汉字简化是历史性的大错
安子介理论推翻了文字是语音的记录符号这个西方长期以来的定论，指出了文字，尤其是汉字是文化信息符号的论点。在横向上，操不同方言的中国人，甚至日本人、韩国人都借助汉字传递信息，而与语音很少发生联系。在纵向上，历史上的汉字的含义延续至今，保存的是意义信息，而语音已发生很在的变化，对意义传递影响不大。虽然安先生的书没有说出对简化汉字的批评，（他具有全国政协高级领导人的身份)，国内支持他的学者也仅仅含而不露地提出“识繁认简”的主张。但是阅读过安子介理论的读者，自然很容易得出结论：安子介理论根本动摇了简化政策的基础。汉字是东方的拉丁文。过去中等知识水平的中国人就可以直接阅读古典文献。汉字简化造成了断层。一九九五年一批学者教授上书全国人大，联名提议兴办专门不校，培养专业青少年从事古典研究。表明中国人民与古典文化的纽带已受到严重损伤。
简化汉字无助于扫盲
简化汉字首先是阶级斗争理论的产物：“汉字太繁，简化有助于劳动人民学文化。”台湾海峡两岸和香港的几十年分治，客观上为中国语文政策设置了比较研究的实验分组。台湾五十年代起注重教育，保证教育经费，扶助平民子弟入学，而不是减少汉字笔划，终于为嗣后的经济起飞准备了人才基础。台湾到七十年代已经扫除文盲。
香港长期以来素有“文化沙漠”之称。迟至一九七四年才开始实行义务教育制度。所以早年离港“闯荡”欧洲的华侨教育程度普遍低下。香港经济逐年兴旺，港府推行义务教育之后，文化沙漠景观逐渐淡出，八十年代科学人文活动日益增色。香港的中文教育基本上仍以繁全为正体，但普及教育速度不慢。文化城市的姿色已初露端倪。
中国大陆实行简化四十年，至一九八○年才停止产行所谓的“阶级战线”，即工农、干部子弟优先和限制黑五类子弟接受教育的政策，然而文盲人口仍高达近两亿。半文盲理难以统计。其中大部分仍是工人农民。简化汉字无助于教育普及，已经可见分晓。实际上，关键在于国家的教育投资和社会的安定程度。简化政策不仅没有推助教育，“同音归并”反而增加了社会语文的严重混乱。
简化汉字无助于电脑化
简化汉字原是为了简便求快。简繁阅读速度无异，只是笔写稍微简单一点，可是中国民间早已流行约定俗成的行书字体，实在处不上是简化之功。决定性的结论更在电脑输入成功以后，实践证明繁简输入一样快。不论是中国大陆的拼音输入，还是安子介数字输入，或是台湾的注音字母，以及北京的五毛字型和台湾的仓颉码，都可能达到不亚于英文输入的速度。输入简体信号也可以显示、打印出繁体，键盘命令可以立刻转移简繁。简繁两体反而增加了输入的错字率，出现了世界上几乎任何国家都不存在的两种体系的转换错字麻烦，海外中文杂志，凡是使用中文国标码输入再按繁体排印的，都有一套共通的“电脑错字组合”，令人啼笑皆非。
中国是靠文字统一的国家，简化政策造成了中华民族在“同书同文”两千多年后实际上的不尽同文，简化字成了中国统一道路上的人为障碍。
短期来说，《简化字总表》减少了汉字，从历史文化的长远观点来看，反而增加了大量汉字（简化字)。每个图书馆都必须设置两套检索系统，连美国国会图书馆中文部也不能例外。人力物力的耗费是无法统计的。
偶像及其助手的历史责任
偶像×××决定方向，他的助手×××主持这项工作，已是历史的铁案。当代以后，中国（大陆)人普遍不再能直接阅读历史上一脉相承的汉字文献。中国的历史文化好象被偶像×××砍了一刀。从此出现了一道断痕。几百年后，中国的历史文化将会划分成“今文”（简体)和“古文”（繁体)两大阶段。分水岭就是所谓“文字革命”时代。偶像×××诛杀功臣，迫害作家、艺术家、学者，焚书毁庙之类的政绩可能会被人们逐渐淡忘一些，因为这些言行跟历史上的统治者仍多类似，屡见不鲜。可是草莽愚鲁斫伤中国文化血脉的罪愆却将随着文化历史的延续愈显照著。对于民族整体而言，文化的毁伤当然比杀戮的血债更多痛楚，更多遗恨。
汉字能够恢复繁体系统吗？
简化错了。能否恢复繁体旧制呢，很遗憾，几乎不可能。当今出身中国大陆的青少年，非经特别训练，一般很难阅读繁体字书刊。能正确分辩简繁，并正确书写繁体的青年更是凤毛麟角。全国两千多个县（市)，每个县要寻找一、两位五十岁以下、能规范地书写繁体的知识分子充任培训教师已是难于上于天的事情。全国文盲这么多，如果要恢复旧制，全国大部人中小学教师岂不又成了半文盲？国家靠谁去普及文化教育？能用简体字扫除文盲就是国家民族的幸事了。象英国这样的蕞尔小国，改英制度量衡为公制，所用的投资已近乎天文数字。中国地大人多，又是更改全部文字系统（而非只改度是衡局部)，试想，所有图书馆、印刷出版系统、国家档案、人民身份证件、教科书、辞典、货币……都要改旧换新，耗费更非今天的国力所堪承担。而时间越久，恢复旧制就越显得渺茫。
目前能够注意的是，希望在一九九七年之后，香港的中文教育保持繁体字体系，所幸核查《香港基本法》发现，并没有规定必须按中国大陆制度改变教学体系，甚至连教学语言也未作具体规定（其实应该规定包括普通话)。台湾则更没有必要跟随中国大陆在简化汉字的道路上亦步亦趋。汉语并音比较成熟，而且已经跨出国门，获得广泛承认。是否与中国大陆统一，可以讨论实行。港台的汉字则不宜再搞极左，强行改为简体。好歹为延续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的遗泽留下这两块硕果仅存的汉字净土。港台的人民出门可以免受错字乱飞斯文的扫地之苦，入户可以直接阅读古代典籍，仰承历朝诗文鼻息，将是未来港台知识界的极大方便与福份。
汉字文化圈
虽然安子介理论的拥护者与国务院语文工作委员会领导人之间的辩论仍然激烈，废止汉字论已经破产。安子介理论对于重建自身的语言文字体系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也不必夸大汉字的优越和成熟，认为世界到处都有汉语热。汉字不必自惭形秽，也不必夜郎自大。
日本长期借用汉字，并根据汉字编创了自己的假名文字。汉字在日文中仍然发挥着词义简明准确的作用。但是日本人现在越来越习惯使用假名文字，而尽量避免使用汉字。中日两国文字似乎正在渐行渐远。
朝鲜文字是根据汉字书法笔意编创的拼音文字。北朝鲜建立社会主义政权以后，很快就禁止在公共文字
中使用汉字。韩国也限制使用汉字。但是汉字在字典释词和辩正字义方面仍是重要的文字工具。中韩关系近年来急速进展，韩国出现汉语热（学习简体字)。一些韩国学者呼吁希望继续延续在韩国国民教育中已日渐式微的汉字基础教学（学习繁体字)，正说明汉字基础教育还有待加强。
越南曾长期使用汉字，并根据汉字结构编创了越南字“字喃”。本世纪初越南接受法国殖民者创制拼音文字，废除了方块字。目前确有越南学者发出悔恨的浩叹，越南人非经训练根本无法接近自己的历史文献。但估计这仍然仅仅是限于学术圈内的叹息而已。
目前安子介的理论国内开始认识和宣传，在亚洲汉字文经圈内部有些震动，在西方仍然没有什么影响。汉字本身存在着比较难写的阻碍，而且人们常常猜想得出它的大意，却不“敢”读出它的声音来。汉字结构以拼音字母复杂，入门的确较为困难，也是客观的事实。中国经济改革开放进一步发展，若干年后，汉语走出国界。在汉字文化圈内更多一些被使用，是可能的。但是作为一个大国的语言仍然远远无法与英文法文作为国际的通用语言相抗衡。这种状态在可预见的将来还将持续下去。西方对于汉语汉字历来都只有时起时伏的好奇，从来也没有像对待英语法语那样广泛地“热”（即普及地学习)过。
在对华侨子女、外国人的中文教学中，我们不妨借用安子介理论，仔细探究每个汉字的结构和组成，多给学生提供信息，提高识字速度，减轻同学学习的困难。
《昭雪汉字百年冤案》，李敏生、李涛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很有道理啊！
－－－－－－－－－－－完全正确！
－－－－－－－－－－－折腾吧
自残吧
继续吧
－－－－－－－－－－－简体字是怎么来的
作者:不知道
这网上每隔一段时间就有呆胞、番鬼跳出来攻击简体字，“简体字是共产党的发明”啦、“共产党强迫大家使用简体字”啦、“简体字破坏中国文化啦”、“简体字破坏汉字结构”啦，他们这些贻笑大方的攻击洽洽暴露了他们对简化字、甚至是繁体字的无知。
大家算一算，那些攻击简化字的人共提出了多少可笑的理由？你真以为他们那么有历史使命感，要来保护连他们也不大了然的中华文化（比如那些宣扬“繁体字比简化字符合造字规则”的人，我敢说他们其实对字源一窍不通)？我看其实是一种“吃亏了”的心理在作怪，却拼命要给自己造出一些堂皇的理由。
海外有人把简化汉字当成共产党的专利，未免太抬举了共产党。实际上，汉字简化运动在共产党当政之前就一直在不断发展，即使是国民党政府，当初也试图推行简化字，只是由于没有后来共产党政府的号召力而半途而废。至于后来国民党出于“凡共产党支持的我们就反对”的政治目的，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反对、攻击、毁谤简体字，在台湾及海外遗毒至今，甚至于多年前《世界日报》还长篇登载《简化字就是红卫兵》这种贻笑大方的文章，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共产党对汉字简化的主要功绩，就是把以前主要存在于知识界和民间的汉字简化运动转化为国家政策，积极推行，并取得了完全的成功。
大陆上推出简体字大概是在1956年之后的一段时间。从劳动量上分析，写起信作起文来，写简字的速度确实是比写繁体要快得多。所以简体字在大陆的推而广之，并没有什么人抱怨和抵制。但台湾方面的"正统派"却常常斥简体字为不伦不类，有违祖宗之法而不能接受。对于这一点，我是不以为然的。简体字的始作俑者，正是当年退居东南，后负隅顽抗的国民政府。可惜该自我矮化的政府早已把此事和当年亲自出卖外蒙的事一样，忘得个一干二净。
论起字来，从无"正宗"之说。人人皆知是仓颉造字，那么只有他造的字才能称为正宗。中国文字的创造衍生和发展，是一个相当漫长的年代。比如甲骨文，史书上从未有过记载。直到100年前才有人偶然从中药铺的所谓"
龙骨"上发现。先有王国维后有郭沫若等一大帮人研究考证，这才有今日之甲骨文学问。至于先秦的金石钟鼎和秦代的篆书，如今真正能识的人也不会有太多。大概到汉隶魏碑之后，那字才渐渐能辩。但我读昭和法帖中收有的东汉末年张飞的字，仍是不识的为多。那历史上的张飞，还是个大书法家，字写得比诸葛亮要好得多。那罗贯中聊三国把张飞聊成个燕颌
虎须的鲁莽汉子，实在是罪过，对不住张家后代。当然到了晋朝王羲之的兰亭序，王献之吃中药时写的
鸭头丸帖和拉肚子时写的忽肚痛帖，这几本中国书法史上最有名的字帖，那字体与今日的字形无异了。所以我想今日所说的繁体字的根基，应源于汉晋之交的年代。距今约1500年左右。
但简体字并不是就迟出生了1500年!有80%的简体字是从历代的草书中挑选而出。简体字的主要参考来源是王羲之的正草十七帖。年龄也在1500年左右。也有部分从宋朝徽宗的行草千字文"天地玄皇，宇宙洪荒"中衍出。虽晚了近500年，但于今日来说，也是古董文物得可以。所以实在来说，简体字并非是共产革命的产物，而是我们祖宗的宝贝遗产。我曾有幸与几位来自台湾，国学根底很深的老先生聊过简体字的问题。对于简体字主要源于草书这一点，他们是知道得很清楚。他们认写绝大部分的简体字，也非难事，因为那本身就是正草的写法。但他们疑问的是，是否有必要把正草这样一种很高的艺术来教给工友农夫等大众，替代他们的日常写读之用。如此普及，恐怕也太滥。老先生们的心是好的，但我这个人毕竟受过共党多年的赤化教育。所以记得当时与他们一席聊，我嘴上唯唯诺诺，但肚里就早已大唱起"什么花结什么果，什么立场说什么话"的革命歌曲来了。
但老先生们的话也使我恍然大悟，明白了为什么简体字不能为台湾方面接受的原因。俗话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原来知之者珍为"阳春白雪"但愿和者越寡越好;而不知之者鄙为"下里巴人"、"共产邪物"，不愿与之同歌，怕降了自己的身份。也有可能是因为中央政府(匪)抢先推出了简化字方案，中央政府(岛)不屑与之为伍，就把开发多年，本来形制上已相差无几的一套简化字方案彻底抛弃，如同其在拼音问题上的做法一样。
所以怪来怪去，还是要怪蒋老总统当年搬家搬得太匆忙，少带了几部好帖去台湾。那年民国政府偏安乔迁，最要紧需要搬走的东西有两样:一是北京故宫中的文物宝贝，二是上海人手中的
黄金。北京故宫里的东西好办，装箱运船即是。但上海人手中的黄金，是散在各家各户，要占为己有装入箱子运走却是也不易。好在当时的太子真是聪明绝顶，他深知上海人崇洋也恐洋，贪钱更惜命的心理。于是手书一则告示，大意说:"私藏黄金乃扰乱金融之罪，必须限时限刻去中央银行兑换成法币，愈期不兑，一经用美国最新发明的测金器探出，格杀不论。"几天后，果有报纸大幅登出某街某弄某号某家某人被那测金器查出私藏金条，拖出去枪毙的消息和
照片。上海人想，美国人原子弹也造的出，发明那测金器也不是什么难事。所以纷纷争先恐后去银行兑换纸币，怕去晚了遭杀头。换了纸币后，大家又一窝蜂赶去十六铺(黄浦江码头一带，有许多宁波人开的店专卖咸鱼干货)买干粮食品以备打仗。据说当时十两一根的4s黄鱼(大金条)，换成法币后，仅够买一条咸黄鱼而已。所以上海人手中的黄金，自那时起早已被刮走。。到了十几年后红卫兵再掘地三尺，也仅剩一些女人的耳环戒指而已，大小黄鱼早已游去了台湾。好在文革时的红卫兵信奉中国的土方法，抄出东西来，给事主戴一顶纸糊的高帽子游游街，出出洋相而已，并没有死罪。不象当年的太子政策，抄出黄金的事主，分分钟可被拉出去放枪打靶。所以今后如有人来比较这二段抄黄金的历史，一定会感到，土红卫兵哪里比得上当年的后备共产党员蒋经锅，革命造反的劲头和策略差个十万八千里远!
至于那故宫中的宝物，其实真正运去台湾的也不算多。好多精品早已被那败家的溥仪带到天津，后流入东北。这本正草十七帖真迹，没有被带去台湾，现在还存在沈阳的博物馆里。而其仅存的几本摹本也都流落在大陆各地，解放后才收集起来。其间有人印刷流传，亦有好事者作为蓝本去发明什么简体字。要是这几部好帖当年被带去台湾，也展览在台北的故宫博物院里的话，那今天台湾的大众也不至于大惊小怪，视简字如天书
蝌蚪文。所以这也怪不得他们。正如陶渊明笔下有为避秦乱而入
桃花源的人，陶先生与他们讲有魏晋之朝，如鸡同鸭讲似地讲不通是同样的道理啊。
年前两岸会谈的对手中，焦先生的国学功底，似乎也不甚清楚。那位辜老先生，从"日据时代"起就是一位博学多才的人，文章极其漂亮，还是京戏的绝对热心票友，唱得一口好戏文。想来他读几个草书简字，不会有问题。那李前总统，只知他在康奈尔拿得农学PhD，所以英文料无问题;又知他自称1945年台湾光复前一直以为自己是日本人，至于中文尤其是国学古文功底就无从考了。但好在日本那50个假名的写法，不少也是从王羲之的正草十七帖中盗版剽窃而去，所以想来李次郎认那简字是会认的，只是发出音来，可能就是"啊衣呜唉喔，卡key裤开哭"了。
目前大陆使用的简化字是１９５６年１月２８日审订通过的，以后虽根据使用情况而略有改变，但一直使用到今天，成为中国大陆的用字标准。１９７７年，曾公布《第二批汉字简化方案》，在报刊上试用很短的一段时间后宣布废除。至今台湾、海外一些攻击简化字的文章，所举的例子往往都是这个方案的，他们以为它还在大陆通行，其对简化字之无知，由此可见。最可笑的，莫过于咸片导演李翰祥曾在《世界日报》上登文说，汉字简化后，他的名字就成了“李汗祥”，不由让他汗涔涔下。“翰”何时又曾简化为“汗”来着？李导大概把某位大陆人写的错别字也当成简化字，白出了一身汗。建议简化字的反对者都先去学学简体字，再来发表高论。否则，支持简体字的人大体都懂繁体字，而反对的人却对简体字一窍不通，这架还怎么打？
反对汉字简化的一个理由，是繁体字符合汉字造字规则，虽然难写，却要比简体字容易认。其实汉字演变到楷书，不管繁、简，都已是面目全非了，真想知道一个字的由来，至少也必须懂得小篆甚至甲骨文，而教儿童认字的小学教师，哪会有这样的功力？即使有水平高超的小学老师，能把某个字为何这么写讲得头头是道，又岂是小学生能领会得了的？用繁体字的各位平心静气地想想，自己当初认字时有多少字是通过了解字源才记下的？恐怕绝大部分字都是靠死记硬背记下的吧？既然都是死记硬背，当然是笔划较简单的简体字好记好认好写。
有一些简体字，本来是古字，比繁体字更符合造字规则，我举两个例子。
先说“众”字。简体的写法是三个人叠一块，这是“众”字的最原始的写法，甲骨文就已经这么写了，就是《周语》所谓：“人三为众。”非常地好认好解释。可是繁体字的“众”字，有多少人知道它为什么那么写？原来它的下部，实际上也是三个“人”，只不过变了样了，不说还不容易看出来；而上部呢，根本就是写错了，本来的写法应该是一个横着的“目”，《说文》解释说：“目，众意。”我琢磨它的意思，大概这个“目”应该是“纲举目张”的“目”，也就是网孔。网孔密密麻麻的，确实是“众意”。既然“三人，众意”，“目”也是“众意”，未免重复累赘，去掉这个含义不明显而且写错的上半部，剩下原本的三人，不是很好吗？
再来看“从”字。简体的写法是两个“人”字并在一起，这也是“从”的最古老写法，也见于甲骨文，取“两人相从”之意。繁体的“从”可就不太好解释了，它的右上角，是两个“人”，保留了“从”的最初写法，可是其他部分呢？我们对照小篆，才发现这个字也是写错了，它的双人旁和右下角应该合在一块，成为一个表示行走的偏旁，这大概是在小篆的时候才添上去的，楷书再把它割成两半，可就有点莫名其妙了。
类似这样的简体字还不少，比如“尘”、“礼”、“云”、“电”、“胡”、“须”、“处”等等，不一一解释了。
有反对汉字简化的台湾人声称简体字是郭沫若等人胡写出来的，比如“国”字。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国”字写法的演变。
商金文上的“国”字写作“口戈”，左边的“口”四四方方表示土地，右边的“戈”是武器，也就是说，“国”字的意思是用武器保卫下的土地。甲骨文的写法颠倒过来，成“戈口”。到了周金文，在“口”下面加了一横，成为“或”字了。这一横是什么意思呢？许慎说是“以守一，一地也”，与“口”重复，不太可能，所以有的学者认为这一横表示住在土地上的人。后来在“或”的左边加了波状的一竖，表示“戈”的柄，到后来这一竖向两边扩展，成了“匚”，“或”的最后被完全包围，成为繁体的“国”〔□或〕已是很晚的事了，大概是在李斯制造小篆的时候。
但是这不等于说繁体的“国”是正宗，因为“国”字还有另外一条演变路线。非常早的时候，商金文的“口戈”写法，右边的“戈”就被省略，光用“□”代表“国”了，所以作废的第二批简化字把“国”写作“□”，也是古已有之。但“□”的写法毕竟不容易辨认，所以就往里面填，这就有了“□八土”“□王”“□玉”。如果我们到历史博物馆去，看到太平天国的旗帜，就会发现他们把“太平天国”的“国”写成“□王”，那可绝不是郭沫若之流伪造的文物。武则天造字，也在“国”字上作文章，先是“□武”，后来觉得有自己给困在里面的意思，不吉，改成“□八方”〔上八下方〕。
“国”字可能是汉字中写法最多的一个字，据统计有四十一种之多，最奇怪的一种写法是三个“秦”垒一块，大概是汉初的一种写法，取“三秦”之意。
简化的“国”字绝对不是郭沫若等人的胡诌，而是非常早就在民间通行了，是最通行的写法，而且还流传到了国外，日本、韩国也都这么写，难怪大陆会把它当成标准字。
简化字从来不是某几个人的自创，文字改革委员会在确定简化字时，遵循一条总原则：“述而不作”，即只整理古来或民间的写法，不自创。
一、汉字简化的原则和方法：
汉字简化的原则是：“述而不作”、“约定俗成，稳步前进”，也就是说尽量采用已经在民间长期流行的简体字，只作收集整理和必要的修改，不擅自造字。那种“简体字是共产党发明的”、“简体字是郭沫若等人造出来的”的笑谈，不过是括民党(不是国民党)的宣传。
汉字简化的方法是以钱玄同在１９２２年提出的方法为基础的，共有七种：
１、采用比画简单的古字。如“从”、“众”、“礼”、“无”、“尘”、“云”等等，这些字都见于《说文解字》，比繁体字更符合“六书”，有的繁体字反而是写错了的（参见后续文章)。
２、草书楷化。如“专”、“东”、“汤”、“乐”、“当”、“买”、“农”、“孙”、“为”等。
３、用简单的符号代替复杂的偏旁。如“鸡”、“观”、“戏”、“邓”、“难”、“欢”、“区”、“岁”、“罗”、“刘”、“齐”等。
４、仅保留原字的有特征的部份。如“声”、“习”、“县”、“医”、“务”、“广”、“条”、“凿”等。
５、原来的形声字改换简单的声旁。如“辽”、“迁”、“邮”、“阶”、“运”、“远”、“扰”、“犹”、“惊”、“护”等。
６、保留原字轮廓。比如“
龟”、“虑”、“爱”等。
７、在不引起混淆的情况下，同音字合并为简单的那个字。比如“里程”的“里”和“里面”的“里”合并，“面孔”的“面”和“面条”的“面”合并，“皇后”的“后”和“以后”的“后”合并，“忧郁”的“郁”和“郁郁葱葱”的“郁”合并。这些合并在现代文中不会引起词义的混乱，简化字的使用者从未感到不便，反而是些从未用过简化字的人在那里想当然地杞人忧天。
有几个常用字特别值得一提：“龟”字，繁体近二十笔，简直是一笔一画在画一只龟，难写（我至今不知其正确笔顺、笔画)，难记（经常阅读繁体字书籍的尚且我认得写不得，何况小学生)，简化后保留其轮廓，仅剩七笔。“忧郁”的“郁”，繁体多达二十九笔！写法极其复杂，也很难记（据说有一次汉学会议上有人靠写出这个字赢得一片掌声)，简化后以“葱郁”的“郁”代替，仅八笔。“吁”繁体字多达三十一笔，也极难记住写法，简化后改为“口”形“于”声的形声字，好记得很，且不过六笔。“衅”的繁体字二十六笔，写法也相当古怪，明白了其字源也未必能记得其写法，简化后仅十一笔。这些都是人人必须记得的常用字，想当初学繁体字的小学生光记这几个字就不知花了多少精力，而用简体字的人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它们记住，难怪有人对简体字大为不满－－他当初的心血简直是白费了。繁体字动则十几、二十几笔，而简体字平均七、八笔，不仅书写快速，对于计算机用字也极其方便。要把一大堆二十几笔的字一个个都塞进十六针的字型而又不相混淆恐怕要付出加倍的努力，所以现在大家使用的免费字体，简体是漂亮的宋体，而繁体却什么体也不是，就象小孩描出来的。
二、汉字简化简史
简体字是汉字演变的逻辑结果。汉字从甲骨文、金文变为篆书，再变为隶书、楷书，其总趋势就是从繁到简。隶书是篆书的简化，草书、行书又是隶书的简化，而简体字正是楷书的简化。楷书在魏晋时开始出现，而简体字已见于南北朝（４－６世纪)的碑刻，到隋唐时代简化字逐渐增多，在民间相当普遍，被称为“俗体字”。我们今天使用的许多简化字，在这时候就已经开始出现，例如“营”、“寿”、“尽”、“敌”、“继”、“烛”、“壮”、“齐”、“渊”、“娄”、“顾”、“献”、“变”、“灯”、“坟”、“
驴”，等等。唐代颜元孙著《干禄字书》和王仁［日句］著《刊谬补缺切韵》，都收了极多的俗体字。宋代以后，随着印刷术的发明，简体字由碑刻和手写转到雕版印刷的书籍上，从而扩大了简体字的流行范围，数量大大增多。根据《宋元以来俗字谱》，宋元明清１２种民间刻本中所用的简体字多达６２４０个，合为繁体字共１６０４个，平均每个繁体字有３．９个不同的简化字，与今天使用的简体字完全相同的有“实”、“宝”、“听”、“万”、“礼”、“旧”、“与”、“庄”、“梦”、“虽”、“医”、“阳”、“凤”、“声”、“义”、“乱”、“台”、“党”、“归”、“办”、“辞”、“断”、“罗”、“会”、“怜”、“怀”等等共达３３０多个。
１９０９年，陆费逵在《教育杂志》创刊号上发表论文《普通教育应当采用俗体字》，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公开提倡使用简体字。
１９２２年，陆费逵又发表论文《整理汉字的意见》，建议采用已在民间流行的简体字，并把其他笔画多的字也简化。
１９２２年，钱玄同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上提出《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得到陆基、黎锦熙、杨树达的联署。这是历史上有关简体字的第一个具体方案，主张把过去只在民间流行的简体字作为正体字应用于一切正规的书面语。它提出的八种简化汉字的方法，实际上也就是现行简体字的产生依据，影响深远。
１９２８年，胡怀琛出版《简易字说》，收简体字３００多个。
１９３０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刘复、李家瑞合编的《宋元以来俗字表》，反映了一千年来简体字的发展情况。
１９３２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出版国语筹备委员会编订的《国音常用字汇》，收入不少简体字，并指出：“现在应该把它（简体字)推行，使书写处于约易。”
１９３４年，中国图书馆服务社出版杜定友的《简字标准字表》，收简体字３５３个。徐则敏在《论语半月刊》发表《５５０俗字表》。钱玄同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提出《搜集固有而较适用的简体字案》。
１９３５年，钱玄同主持编成《简体字谱》草稿，收简体字２４００多个。同年８月，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采用这份草稿的一部分，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收字３２４个，虽然在第二年的２月又通令收回，但毕竟是历史上由政府公布的第一个简体字表。也就是在这一年，上海文化界组织“手头字推行会”，发起推行“手头字（即简体字)”运动。
１９３６年１０月，容庚的《简体字典》出版，收字达４４４５，基本上本自草书。同年１１月，陈光尧出版《常用简字表》，收字３１５０个，约一半本自草书，一半来自俗体字。
１９３７年，北平研究所字体研究会发表《简体字表》第一表，收字１７００个。
抗日战争爆发，简体字运动才被迫停顿，而主要在共产党统治区继续发展。共产党夺取政权后，立即着手继续推行简化汉字。
１９５０年，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编制《常用简体字登记表》。
１９５１年，在上表的基础上，根据“述而不作”的原则，拟出《第一批简体字表》，收字５５５个。
１９５２年２月５日，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
１９５４年底，文改委在《第一批简体字表》的基础上，拟出《汉字简化方案〔草案〕》，收字７９８个，简化偏旁５６个，并废除４００个异体字。
１９５５年２月２日，《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发表，把其中的２６１个字分３批在全国５０多种报刊上试用。同年７月１３日，国务院成立汉字简化方案审订委员会。同年１０月，举行全国文字改革会议，讨论通过《汉字简化方案〔修正草案〕》，收字减少为５１５个，简化偏旁减少为５４个。
１９５６年１月２８日，《汉字简化方案》经汉字简化方案审订委员会审订，由国务院全体会议第２３次会议通过，３１日在《人民日报》正式公布，在全国推行。以后这个方案根据使用情况而略有改变，１９６４年５月，文改委出版了《简化字总表》，共分三表：第一表是３５２个不作偏旁用的简化字，第二表是１３２个可作偏旁用的简化字和１４个简化偏旁，第三表是经过偏旁类推而成的１７５４个简化字；共２２３８字（因“签”、“须”两字重见，实际为２２３６字)，这就是今天中国大陆的用字标准。
而在其他使用汉字的国家，同样也在简化汉字。
新加坡：１９６９年公布第一批简体字５０２个，除了６７字（称为“异体简化字”)，均与中国公布的简化字相同。１９７４年，又公布《简体字总表》，收简体字２２４８个，包括了中国公布的所有简化字，以及１０个中国尚未简化的，如“要”、“窗”。１９７６年５月，颁布《简体字总表》修订本，删除这１０个简化字和异体简体字，从而与中国的《简化字总表》完全一致。
马来西亚：１９７２年成立“马来西亚简化汉字委员会”，１９８１年出版《简化汉字总表》，与中国的《简化字总表》完全一致。
泰国：本来规定华文学校一律不准用简体字教学，在联合国以简体字为汉字标准后，宣布取消原来的限制，于１９８３年底同意所有的华文学校都可教学简体字，发行简繁对照表手册，并在小学课本上附加简繁对照表。
日本：日本使用汉字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在民间也长期流行一些简体字。１９４６年日本内阁公布《当用汉字表》，收字１８５０个，其中有１３１个是简体字，与中国简体字相同的有５３个，差不多相同的有９个。
南朝鲜：１９８３年《朝鲜日报》公布第一批简体字９０个，在《朝鲜日报》上使用，与中国相同的有２９个，差不多相同的有４个。
－－－－－－－－－－－所谓的新文化运动的那些干将们历史会评价他们的。包括对中医的侮蔑也是由来已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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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t edited by ylliu on 2006/3/30 at 18:30 ]
－－－－－－－－－－－民间中医 » 护生茶楼 » 汉字命运忧思录
此帖较不易分类，但贴在护生茶楼肯定不妥，权且移到发展讨论区吧。
－－－－－－－－－－－学习理解并应用中医的药性归经和辩证脉理若象理解汉字一样透彻...，想要中医不兴恐怕就是一件难事了！
唉！己我不除，利我不灭，欲我不寂，律我怎明，大我（医)怎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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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t edited by 子浩 on 2006/4/1 at 20:14 ]
－－－－－－－－－－－面对汉字特别是繁体汉字,我们应该有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他山之石，給大家參考：
轉引自：聯合新聞網(台灣) 2006/04/03
http://udn。com/NEWS/WORLD/WOR1/3243857.shtml
(該網址過期可能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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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學者：應同時教授簡體漢字和傳統漢字
中央社首爾三日專電
韓國學者今天在報章上撰文強調，雖然聯合國決定從二零零八年開始只使用簡體漢字製作中文檔案，但基於漢字依然是理解韓國傳統文化的重要因素，且用漢字記錄並繼承的大部分文獻中的漢字，皆為所謂的繁體字型的傳統漢字，因此，韓國應該同時實施簡體漢字和傳統漢字的教育。
韓國國立首爾大學中文學系教授李康齊今天在韓國「朝鮮日報」輿論版，以「應該同時教授簡體漢字和傳統漢字」為標題的專欄中，強調學習中文繁體字對韓國文化傳承的影響。
李康齊指出，當媒體報導聯合國決定從二零零八年開始只用簡體漢字製作中文檔案後，雖然漢字文化圈內的各國，因漢字的字型不同，引發了不少混亂，但中國在國際社會中強大的影響力卻已反映到了文字使用的問題上。簡體漢字是現代中國的官方文字，其正式名稱是包含「簡化文字」意思的「簡體字」。一九六四年，中國政府制定發佈了二千二百三十八個簡體字，如果加上用於偏旁的漢字，大約可以簡化使用一萬七千個漢字。
李康齊強調，韓國曾長期使用漢字，但在嚴格意義上，韓國使用的漢字與作為中文標記手段的漢字並不完全相同。一九九二年，韓國與中國建交之前，韓國一直使用台灣所使用的老字型——繁體字。之後，經過多次爭論，從一九九四年開始，包括中文教科書在內的大部分領域都使用了中國簡體字。
當然，到目前為止，對普通韓國百姓而言，簡體字確實還有些陌生。因此，只學習韓國國內的傳統漢字後，前往中國的民眾，因無法看懂大部分的簡體字而易感到驚慌，而且在韓國與中國的交流過程中，若不懂簡體漢字，就會面臨諸多不便。但是不能因為中國影響力的日益茁壯，就完全放棄韓國一直使用的漢字字型。目前漢字依然是理解韓國傳統文化的重要因素，而且用漢字記錄並繼承的大部分文獻中的漢字字型，與中國簡體字完全不同。
從這個觀點而論，韓國需要採取考慮韓國狀況的漢字教育措施。應該考慮到，如果掌握很多以前使用的傳統漢字──繁體字，學習中國簡體漢字也就不會太難。
同時，將韓國政府指定為「教育用漢字」的一千八百個漢字與中國兩千五百個常用漢字進行比較後，結果不難發現重複的字數，竟達到一千六百一十九個之多。換句話說，在韓國學習一千八百個漢字，其中，百分之八十九點九與中國常用漢字相同。不僅如此，按照漢字字型標準，韓中兩國共用的一千六百一十九個常用漢字中，包括簡體漢字在內，只有五百一十二個字的字型不同，所以只要學習這些不同的簡體漢字，就等於是學習了中國常用漢字的大部分。因此，雖然不少漢字的意思完全不同，但是在文字理解的層次上，只要學習並掌握韓國已曉得的漢字的簡體字字型，就很容易掌握中國文字。
李康齊強調，目前在國際社會上，隨著以韓中日三國為中心的東亞影響力的擴大，正在開創透過漢字進行國際交流的時代，因此，最近越來越多地強調東亞共用文字——漢字的作用和學習。但是如果想掌握真正意義上的共用漢字，就不能只教簡體漢字，應該同時教傳統漢字──繁體漢字。
【2006/04/03 中央社】 ＠ http://ud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