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命题从六个方面阐述如下：
一、百万大军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民间、个体中医人数不止百万。他们利用祖传或师承的一技之长，为当地百姓解决看病难问题，许多人享有较高声誉，病人来源不仅限于当地。但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按现行的西医化管理政策，没有取得也无法考取职业证书和执业资格，有些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已获得合法行医资格的老中医，最近又被强行取缔，因而一概地按非法医对待而时时遭到抄家、罚款、没收、注销，致使广大患者看病无着，极大挫伤了民间中医的积极性，侵犯了他们的尊严和权利，也大伤了中医的元气，使百姓大惑不解。
在以人为本、重视人才、鼓励创新和兴办私企的政策之下，如果单单对个体中医人才及其独特医术实行限制甚至打击，那么数以百万计的中医药从业人员将流离失所，不仅会斩断中医药的源流、失去中医药的精华，而且会给社会的安定带来负面影响。因此，建议中央政府根据中医药发展规律和历史现实国情，以及中医自古以来就是面对具体病人实行辨证论治的特点，尊重并爱护民间个体中医药人才、重视中医药学术和产业的规范发展，为13亿中国人民生存质量和健康水平计，重新审视现行中医药方针导向及管理政策，制定支持、保护、扶植、鼓励身怀绝技和有一技之长的民间、个体中医的宽松政策，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关于“发展我国传统医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的根本精神（“与中医药有关的评审或鉴定活动，应当体现中医药特色，遵循中医药自身的发展规律”)，在中医队伍中最广大、最有生命力的人群--民间和个体医中体现其尊严，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
二、百万锦方
实践证明，真正能治病、能做到诊治疾病简便廉验、效如桴鼓的，不是各医院几乎千篇一律的方法和千人一剂的某些广告药，而是医院中有祖传、师承根基又具丰富临床经验的老中医，以及世代相传、身经无数奇难杂症痊愈验证的民间个体中医的独特疗法和特效方剂：一粒丹药可通顽固性便秘，可消除腹水，可解除高热和救人于皆厥；二味中药仅20元钱可使已花掉20万元的七岁女孩先天性心脏病获治，使脑炎惊风，全身水肿、慢性肝炎、肺结核、危重痢疾、八年癫狂、长期眩晕、骨髓炎、红斑狼疮、尿潴留、严重风湿症、顽固性头疼等标本兼治；各种经典验方，在他们手中随证加减化裁，可以自如应对人间尚可救药的各种病症。这样的宝贵人才和健康财富，唯我中华民族独有，非我民间名医莫属。将他们置之绝境，无异于断送了民众摆脱病魔之苦的依赖和希望。相信以三个代表为宗旨的党和政府，定会从速修订对待民间和个体中医的现行政策。
据美国对其本土传染性肝炎死亡率与我国上海同时期同类病的死亡率统计，其公布的结果为11.7％与0.05％之比，即234:1。也就是说，以西方疗法干预该病的发达国家如美国，其患肝炎者死亡234个，在中国疗法治疗下的死亡者为1个。这种天地之差异，曾经震惊世界，但不知曾否引起中国的惊异和深思。
由于导向偏颇、政策有误，人们长期以来被带入一个大的医疗误区，许多疾病尚未盖棺就被论定，以医学的霸权主义掩盖医疗的无能为力，既欺己又误人，既是西医学的悲哀，又造成中医学的不幸。实际上，高血压并非必须终生服药，急心梗不一定要支架搭桥，中风偏瘫不是不可康复，糖尿病未必戒醣和终身依赖胰岛素，肾衰和尿毒症透析乃至换肾并不是必须的治法，乳腺瘤难道非得挖去乳房？子宫癌就必须摘除子宫？严重烧烫伤非要植皮不能解决疤结？骨折大可不必置入钢扦，时疫瘟病不是非有疫苗才可防治，一切炎性、病毒性疾患更不应一律滴注抗生素，肢体坏疽、股骨头坏死不截肢完全可以治愈，严重类风湿亦不是“不死的癌症”。至于真真切切的各种癌，也并非必判死刑的绝症，更不是只有手术--放化疗--将人变成“鬼”而后走上鬼门关这样一条单行线，世界为之束手的艾滋病，无论是中国的官医还是民医，按中医阴阳五行理论和有机整体疗法，均已取得临床突破性进展，只是因为不去正视、无人重视而难登大雅之堂。
如此这般，奇法妙药尽在老中医和民间个体中医的锦囊之中，天地造化、世代相传，虽因政策不济不断带去冥冥之中，但五千年血脉流传，遍神州的羲黄后继，是赶也赶不尽，抓也抓不绝的，更何况他们是与众生灵那么生命攸关、与百姓那么息息相通。
据权威估计，目前散在民间和个体中医手中的锦囊妙方号称百万。只要有好政策，哪怕只开发万分之一，那么人间的一切被称作“疑难病症”乃至“绝症”的病，就会释疑解难，就会“绝”而不绝，老百姓看病难的忧愁（医药费昂贵，久诊不决，久治不愈，毒副作用，致残和致药源性、医源性新病等苦难)就会得到缓解，五千年中医药王国仅占世界中药市场3%－5%的可悲状况也会大大改观。
三、百年机遇
人类在健康上趋向传统，回归自然的潮流，治疗各种疑难病症和“绝症”世界看好中医药的趋势，为五千年中医药的振兴和大发展带来百年不遇、千载难逢的机遇。如果不是我们主动地套用西医药的标准和管理办法对待中医药，不是力争与FDA接轨，而是采取重视民族优秀文化、尊重中医人才和成果、按照中医药自身规律特点和具体国情制定方针政策，主动地推广中华中医药这个大品牌，就不会是现在这样的局面，更不会造成自己扼杀中医药的怪诞现实。
回顾建国以来中医药的历程，几乎一直处在西医药的压抑之下扭曲发展，只是由于中医药自身的强大生命力，其疗效的不可抹杀性，才得以保留其“从属”的地位。2003年的非典灾难，中医药得以局部地闪亮登堂，并以其卓著的疗效、极低的死亡率和没有后遗症的优势，赢得世界的瞩目与评价。这应当是上苍不灭中医药的天意警示，也应当成为认真思考中医药管理政策的一个转机。然而，由于顾左右而言他，使中医丢掉了让世人深入了解的机会。更令人困惑的是，在三月份召开的两会上，无论是政府工作报告还是代表议政发言，竟然对最能在世界独树一帜的中医药优秀民族文化、中国经济成分中最具特点潜能、最有发展前景的战略性产业无所论及，对于最能体现以人为本、亲民爱民、最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哲理、最有世界魅力、最能对世界和平、社会和谐、人类健康、生态平衡发挥国际天使作用的中医药无所认识，这不能不说是两会的一大疏漏，这从一个高层侧面反映了人们民族文化意识的淡漠，民族经济观念的迷失，中医药这个被有识学者称为中国第一大发明的民族魂宝，这个被发达国家争相着力研究、极力窃取的无价财富，尚未引起国人的高度重视与深刻反思，而被“现代化”、“中西医结合”、“自主知识产权”这些漂亮而自欺欺人的空话所迷惑。殊不知迄今为止，“现代化”仍不过是“西医化”的替代词，“国际化”还是并轨于FDA，中西医结合便是变相西化，所谓自主知识产权已经和正在被窃取和剥离。久而久之，会不会弄得假作真来真亦假？
如今，当务之急应是：确立中医在中国的主流医学地位，明确中医药的继承挖掘与发展提高方针，以“中医药规范化、民族化、产业化、国际化”取代“中医药现代化”的战略口号。对中医药实行类似“特区”的政策和求真务实的管理办法，真正保护中医药这一优秀民族文化、真正解放中医这一先进的生产力，切实地促进中药成果转化现实生产力。
不要管西医药的标准，不要等待按西医药法则制定的中医药标准。对于医学，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根本标准只有一个，就是有疗效、能治病、达痊愈、保全真、不致残、无毒副作用。更何况我们中医药早就有自己的各种标准。
以医带药，以疗效带开发，高扬疗效旗帜，大树中华品牌，无论是中国百姓、海外华人及各国患者，不论是穷是富，是何国高官，哪方巨贾，也无论其政治观、价值观如何，对健康第一、生命无价的认识都是共通的，对医学的评价标准也都是相同的。疗效奇特、天然无害是中医药的优势，也是招徕世界患者的王牌，来者豁然开朗，期然而愈，而后争相传播，竟相运作，那将给中国带来怎样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给世界造成怎样的魅力和影响力，定将比任何巨额付出的外交形式和外交手段来得自然，富有亲和力、凝聚力、感召力和说服力，在增进国际友好、促进世界和平、维护生态平衡和人类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发挥天使般的示范作用。我们的中医不分种族地普渡众生的人权精神，不分肤色地救人治病的人道主义，将会雄辩地展现，任何对中国人权的污蔑与攻击，都将在这样的事实面前变得苍白无力。
四、百姓依赖
羲黄子孙的繁衍昌盛和聪明才智，一直得益于伏羲始画八卦的易医学、黄帝问医于岐伯所留传的黄帝内经系统中医学、神农氏为解民疾苦亲尝百药日遇七十毒而奠定的中药学、伊尹做汤液的中药制剂学，以及后来历代医圣药王不断承传发展发扬光大的中医理论和临床实践的辉煌成就。五千年的积淀，中医药不仅在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华沃土生根开花结果，而且惠及整个世界。广大民间中医承传的中医疗法精华，保留的祖传特效秘方、整理的民间验方，不仅为世代华夏儿女解除疾苦、维护健康方面做出贡献，而且对提高种族体质乃至文化素质、文明程度上也默默地做出了历史性丰功伟绩。在历朝历代，他们以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志向，或者既为良相也为良医的行动，通过高尚的医德、精湛的医术造福百姓、发展和提高中医药国粹，因而得到公正的评价，受到人们的依赖和拥戴。近百余年，虽然遭到西医药“科学”的冲击，包括我们自己对中医药的自轻自践，中国的老百姓对祖国医药的认同和依赖如故，特别是通过中西医医疗实践的对比，人们这种回归意识更为成熟，不仅表现于感性，更上升到理性：中医药学更符合生命科学，它是人类医学的最高境界。2003年SARS的肆虐环球，西医与中医不同的防治手段和治疗方法，其死亡率最高27％与最低4％之比，向世人昭示了中医药即使对付瘟疫（传染病)，也较西医药具有高超的优势，而且愈后不留后遗症。按中医文化思想，人总是要顺乎天地、应于自然。作为万物之灵，要拯救众生物、和谐众生态，不能动辄对抗，甚至杀戮。中医对于病邪亦采取给出路的政策，只有加以疏导，把它排除，使正气内存，才是治疗疾病之道。数以亿计的百姓和农民与广大民间中医一直血肉相连，唇齿相依。他们视能治病救人扶危济困的医生为神圣、是救星，无论男女老幼大病小灾，完全交付这些郎中去处理，这种依赖和信任的关系是中医的医德和医风、中医药的简便廉验尤其是中医药的神奇疗效凝结形成的，也是中国传统文化铸成的。好的医生，哪怕深居山村，哪怕背着“非法医”的黑名被下入大牢，病人还是要追随他、要延请他。因此，顺应天理人道、国情民心的做法，还是以中医药之道定中医药之法：扶正祛邪、理气活血、调理脏腑以达阴阳平衡。民间中医为百姓健康之依赖，人民政府为百姓幸福之依赖，而百姓又是医生、官员的衣食父母，不给民间医生出路，百姓的疾病就失去依赖，健康就无所保障，再致富也无幸福可言，政府官员也就没有了衣食父母！何况现在许多的农民还处在贫病交加境地，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已成9亿农民和城市贫民的一大突出现实。一进现代化医院，少则几千元，多则数十万元，能否看好病且不说，单就昂贵的医药费有多少人能花得起？因此还是要给民间、个体中医一条生路，解放了他们，就是解放了一大批的生产力，就会有农民和城市贫民的安康乐业，就会有真实而真正的中医药产业和民族经济的繁荣。作为以三个代表为宗旨的党和政府，这决不是小事，这是民族之本，雄立世界之本。
五、百般无奈
然而，长期以来，“中医药不科学”的轻率定论和根本性误导，使国人由上而下陷入了西医“科学”的大误区。按照西医机械唯物论和实证观，把万物之灵的人体等同于机械物件，只要仪器检不出病原物和病灶，就茫然无主，但只要查出来，就不分个体差异，一律地用对抗疗法，同样的抗生素和激素，同样的输液、手术、放化疗，于是同样地导致各种各样不可逆转的后遗症，造成治疗中和治疗后的高致残和高死亡率。对于这种“合法”地杀人、“科学”地害人的疗法和药品，在中国，人们却死而无怨，被当作临床试验品，还要塞红包，医生下来高唱“成功”，患者上去千恩万谢。医学在一个大误区中草菅人命，患者在一个大迷失中任人摆布。中医活人济世的精神哪里去了？他们为什么不挺身而出......
在中医药的发祥地，在有五千年渊源的中国，时至今日，依然没有把中医药的地位摆正，自己民族的优秀文化、博大精深的中医药学术仍被视为异端，斥为“不科学”，继续搬用西医药的法规和管理办法，人为地压抑、限制、改造和扼杀中医人才和中药成果，虽然这些人自己在久诊不决、久治不愈之后也找名老中医诊治。
在非典肆虐、世人束手的日子里，中医们在使命感的驱使下，各守一方，自动地筑起了非典防线并且献策献方。少数人作为配角被迟迟允许介入后，结果是反配为主、一举成功。消息被世卫组织传出，立刻震惊世界，引起极大重视、受到高度评价。然而，与此同时，新中国首任中医局长、时年89岁高龄的吕炳奎老中医积极组织精英人员，主动请缨奔赴抗击非典一线，结果竟被排斥（吕老在挂壶从戎组织抗日游击队之前，在家乡是颇有名气的世家中医，从岗位离休之后，请其治病者从未间断，但也是直到暝目也没有取得卫生部的行医资格证书)。在非典随时威胁百姓生命的紧急时刻，作为悬壶济世的中医，尚需再三主动请战而不被允许，这岂非咄咄怪事！吕老一生为中医振兴呕心沥血、奔走呼号，到头来竟被剥夺为民治病的权利，悲愤交加，郁闷致疾，仅几个月，抱憾而逝。
星移斗转，时过境迁，就在非典刚刚过去，一个可笑不自量的“小诗人”以更为可耻的媚外嘴脸在《南方都市报》上抛出了一篇“中药诗人之恨”的文章，咒骂
“中医是庸医，中药是毒药”、“中医是一种巫术，基本应该抛弃”，同时煽动“对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有些东西的信念”，应当“彻底动摇”。这股邪火，似乎成为一个不祥的信号，接踵而来的是对民间个体中医的大面积围剿，以至新华社记者不得不发表《政府该如何行政》的调查文章，反映浙江某卫生局“把个体医生统统赶上‘山’去”的严峻情况。一段时间以来，被打击的民间和个体名中医比比皆是，仅举数例：
广西一70岁民间中医，在救治了各地不少白血病儿、癌症患者以及河南艾滋病人后，却被以搞“伪科学”为名，抄没所有家产，不经审判程序即下入大牢。（把中医当成“伪科学”来打，是大大小小科技骗子加官晋爵、发家致富的敲门砖和拿手活)
江苏一民间中医，扶困济危、活人无数，忽一日被当地卫生局派人闯入私宅抄家罚款6万余元。
南京一肿瘤专家，使用有制剂号的自制药，竟被罚款86000余元。被逼无奈，状告工商，终经省最高法院裁决无罪。
内蒙古一中蒙医院院长，退休后自办诊所，也遭罚款抄没之厄运。
浙江一治癌专家，执业40年，愈疾无数，无任何医疗事故，近期被剥夺行医资格。人至晚年、身患疾病，苦不堪言。
杭州一名老中医，60至70年代，在祖方基础上研制“疏肝消积散”，治疗肝癌、胰腺癌十分有效。曾自愿赴京为陈敏章治胰腺癌，但被拒之门外。35年成果累累，却一直不给职称，考取的执业资格却又被撤消，呕心沥血研制的“二疏散”制剂，也被打成“非法药”。愈是与时俱进，越是丧失了行医权利。积忧成疾，晚景凄凉。
山东一位中医，多年研制的中药制剂，经国家专利局审批获专利保护后，反被当地医药政打成“非法药品”，处以查封、没收和罚款。
内蒙一基层中医，救死扶伤几十年，至今无执业资格，但百姓十分认可。他愤然指出在对中医的苛政之下竟把行医看病压抑成了偷偷摸摸的行为。
山西一名老中医，几十年如一日，总结临床经验研制出治疗肿瘤的特效药剂。经省卫生厅、科委乃至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专家评议，充分肯定并建议申报新药。历经30多年，个人投入30余万元，最后由于按现代科学方法检测结论为无科学依据而告吹……这就是西医化管理与评审对中医成果的扼杀。
重庆一位西学中的名医，多年对乙肝和艾滋病临床研究并取得重大成果，个人投入50余万元，几经评审并经确切的临床指标证明病毒消除、病人治愈，但此成果报到北京后石沉大海。
广东某地200多个体中医，被注销合法私医执照后，生活无着。
湖南一老中医多年为十里八乡看病，其资格和执照近来被注销并处罚款和没收药品。
宁波三环自然疗法研究所创新的治疗乙肝的三环疗法，被全国十几个省市中西医院认可，十年来治愈乙肝患者无数，至今仍处“非法”地位。发明人裘爱国先生几次上书中央，虽获批复，却无下文。
湖北农村名老中医1993年经当地卫生局批准的个体诊所执照、执业许可证、药品调剂许可证，最近以换证为由被巧取豪夺。卫生当局对他出示的“中华中医药学会”会员证件不屑一顾，并说那都是些“社会团伙”。执行抄、没、罚的人员说：“法律是划直线的，没有资格证就是非法行医”。
毕业于上海中医学院函授班的青岛名老中医，行医35年至今仍无行医资格。
五代名医传人，现在上海部队医院门诊的名老中医，愈病无数、成果累累、多家聘请，却至今无有职称和“合法”执业资格。他大声疾呼：给名老中医和没有职称的世家名医一条生路！照此下去，再过50年名医名药必灭绝。
湖北一民间医，一向为农民义务诊治，行善积德，退休之后，申请个体行医，因无钱、无关系又无执业证，被断然拒绝。
以上挂一漏万的实例说明了什么？在令民间个体中医百般无奈的同时，
党和国家最高决策人若再不过问、不发挥最高决策的威力，各级医药政的官员们将永远地心安理得，一代执法者的导向政策将决定五千年中医药的存亡与兴衰！
六、百弊症结
中国中医药自1840年至今磨难重重，中医人才在压抑、扭曲中上下求索，左冲右突、步履艰难、困惑彷徨。中医药学术在其发祥的国度竟成庶出，其根源到底是什么，其症结究竟在哪里？以事实为据，归纳打击、扼杀中医药的四大“法宝”如下：
第一曰“不科学”。这是用以限制和否定中医药的“紧箍咒”和“杀威棒”，也是整治、扼杀中医药的核心理论。
“科学”一词自新文化运动泊来中国，它是针对18-20世纪西方知识现象而提出的概念，其为自然科学范畴。从字面解其词义，“科学”即一科或各科之学，如物理科学、化学科学、生物科学等等。很显然，“科学”一词未能包括西方思维模式以外的人类知识活动及其成就，不能作为判定真理和判决是非的标准和标准词儿。而只有“道德”即天人之道（规律)，才是人间一切学科和知识活动真伪的检验标准。换言之，是否符合天人之道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总标准。
一科之学的延伸是技术，所以往往将“科学技术”相提并列。科学是技术的前提，人们借技术以达生产物质，创造财富之目的。科学技术为大多数人所用，则可利于环境、造福人类；为少数寡头控制，则要破坏生态、毁灭人类。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科技的炫耀，又有所谓“高科技”或“高新技术”新词登场，即使发达国家早已淘汰的灰色设备，黄色文化乃至黑色垃圾，也都以高科技的身价引入，这对中国民族经济、传统优秀文化和人们身心的毒害是有目共睹的。
德国汉字学家满晰驳博士曾告诫：“中国的学者应该觉醒，要认识到不应不加批判地接受和使用西方殖民主义传教士塞给他们的方法学”，他还指出：“传统中医学是超越西方医学范围的、内容丰富而最有条理、最有成效的一套医学科学，但迄今只有很少一部分治疗潜力被挖掘”。
如果“高科技”这个词诚如人们善意认为的那样，是最先进、最精尖、最美妙的，那么当今世界上，惟中医药学术当之无愧。高科技首先要以人类为本、合于天公地道人伦，不破坏生态、不污染环境、不损害人体、不涂炭芸芸众生。
中医学术从认识宇宙，解释宇宙、适应和驾驭宇宙，到认识人体、解释生命，使人适应自然规律而达和谐生存、健康延年，以及运用自然之法、自然之物调理人体失常失衡的有机整体疗法和辨证论治方法，是古人在中国哲学思想指导下，对天地万物与万物之灵相因相依，相谐相成，发展提高的提炼与升华。因此，作为医学体系，他是超学科、超现代科学的，他所蕴载的人宇宏观真理和具体方法，也是超时代、超时空的。人是世界的主宰，没有人对于世界的正确认识，世界将毫无生气，其道理也无从谈起。社会是人的社会，亦应遵循“天人合一”、“天人相应”的规律，社会的纲法和条律，舍此而标新立异，都将破坏阴阳平衡、损害众生和使人类自己受到惩罚。由此可知，中医学术秉持的天人之道，同样是社会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科学等全部领域及其一切法规必须遵循的法则。基于这种认识，中国科学泰斗钱学森预言：如果把中医药学的奥秘揭示清楚，可能使整个科学发生一次大的革命。
“中医药不科学”这一判定，大抵也是中国人自己发明的。1840年之后，洋枪洋炮加上西洋的文化与价值观，促进了中国的洋务运动、维新变化，唤起了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那时的风云人物如梁启超、孙中山、陈独秀、鲁迅等，拿西医可视的实证和实验指标与中医的四诊八纲对照，都曾按照西方“科学”的标准发表过类似中医不科学的言论。后来别有用心的人，假名人片语，为其崇洋媚外的野心张目。其实他们是阉割了这些革命和文化先驱的本意，把最核心的论点给抹杀了，这就是“中医尽可愈病，但无人能以愈病之理愈人”--“尽可愈病”，这是中医“科学”的本质，“但无人能以愈病之理愈人”--将中医学的深邃道理运用于解决人们思想认识上的问题，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和抗御力。只有对中医活人济世之理深刻理解的先觉者，才能有如此高超的见地并发出如此深切的期望！
由此，“中医不科学”几个字，成了百年来特别是建国以后，西医医政和科技骗子们理直气壮地对中医药加以攻伐的“法宝”和一言以“毙”之的理论。
按照西医药学的“科学”标准评判中医药，说“中医药不科学”是必然的，如果由他们来说“中医药科学”了，那时中医学术也就没有了灵魂、只剩下躯壳了。反观之，中医药的博大内涵、精深道理，又是哪一科之学的“科学”可以评说得了呢！在中国，对中医药的西化管理政策与评审办法，难道还不该自惭孤漏并与中医药风马牛不相及而规避三舍吗？
第二叫作“中西医结合”。这一貌似公允的提法，已被纳入了“中医药条例”，并且正在理论研究、教育教学、医疗机构等领域中下大气力加以推行，从而为成系统成建制地取代中医扫除障碍、铺平道路。善良的人们不加分析地接受了这一口号，以为“结合”可能更有优势、更能解决疾病问题。长期的实践证明，“中西医结合”喊得响亮，做得并不漂亮：把中药按西药方法提取成分制成西剂，或在西药中加入中药成分就叫中西药结合；西医大夫像开西药似地千病一剂地开付中成药，中医大夫像西医大夫那样一上来就开检查化验单，或者检查化验了一通收费不少而未能确诊、治而不效或越治越坏，便推给中医让试试，然后分明是中医中药治好的危难病症，在宣传时却说“中西医结合”的丰硕成果（如凤凰卫视主持刘海若，如某些SARS患者)，这些就叫中西医结合等等。
试想，把原本不能结合的火车与轮船，硬是要并轨结合，那是连小孩子也知道不可以的事情，为什么有些人却乐此不疲，全力支持呢？因为他们的出发点和善良的人们并不一样，他们是把“结合”视作变相消灭中医的巧妙手段与合法途径。
“中医西医”不能结合的道理在于：
道不同。古人云：“道不同不相为谋”。中、西医各自的哲学基础、思维方式、理论学说、规则途径、方法技术等均不相同。鼓吹“结合”者，醉翁之意不在酒也。
尊不同：一个是以人为本，尊重生命，体念上天好生之德；一个是以人为物，重视病源和病灶的直接消除，不考虑人体与自然条件之联系，不顾及为治疗而造成的人体损伤。
法不同：一个基本是自然之法，整体宏观、辨证论治；一个是机械疗法和化学疗法，孤立、静止、片面、表面地诊断，对抗、灭除、肢解、扑杀式的治疗。
药不同：一个是天地之间的自然之物，一个是人工合成的化学之物，孰优孰劣，连不通汉语的老外都懂得，“结合”推行者岂能不知？以中医为幌子，假‘结合’之名达其异化之实也。
效不同：一个通过调理疏通、扶正祛邪、平衡阴阳等方法，调动机体自抗御力、自修复力和自愈力，从而达扶正固本、标本兼治、不留后遗症；一个是用物理化学的如扩张、搭桥、割除、置换、杀灭、化疗、辐射、放射等方法，从而破坏人体的有机功能，致残、致毒、致抗药性及医源、药源性后遗症。
中西医学是东西方两种不同文化背景下产生、发展的两种医学体系，通俗地说是两股道上跑的车，目标虽同，理法方药皆异，因而他们之间绝不是结合的概念，而是如同中央既定的方针：中西医并重、并立、并举而互相配合，长远看并行而不悖、殊途而同归。学术上各行其是，市场中互相竞争，这既符合百花齐放的方针，又合于市场经济的规律，这种千百年顺理成章的事情，为什么非要生硬地搞什么“结合”？美国曾几何时提出过“西中医结合”？
第三叫做“现代化”。这可看作现行医政改变中医药的纲领和口号。中医药现代化的提法听起来似无可厚非，但透过口号看实际，已经发生歧义、产生误导、为人利用、造成后果。
“中医药现代化”的概念，是相类于西方先进的现代工业的一个提法。毛泽东时代提出的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等，既树立了切实远大的奋斗目标，也和“现代化”的含义相吻合，但它是建立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和基本国情基础之上，而不是民族虚无主义，因而是英明的。
“现代化”是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支撑的，把它滥用在中医药头上，是把西方的现代科学嫁接到中医药中，用现代的技术置换中医药技术，这是断不可能的。因为中医药的传统技术与现代科学技术很难搭界，他的战略任务依然是毛泽东提出的：对“伟大宝库”要继承和挖掘，并加以提高。把自身的潜能开发出来，把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中医药人的聪明才智调动起来，把中医药学术及其功能发挥尽致，更好地为现代人服务，这是中医药义不容辞的现代任务。
究竟“现代化”所指为何、到底中医药现代化要“化什么”和“怎样化”，至今尚未见到令人信服的定义。对于中医药“现代化”内容阐述的文字，见之于：搞清中药的化学成分，提取有效物质，制成类似西药的针对某种病症的“新型中药”，培育出两三个符合国际质量标准的中成药，争取二三十个中成药进入国际市场……至于中医的“现代化”，就是依据学历文凭，按照现行职业资格证和执业资格的西医化标准，进行一系列的考试，不合格者一律列为“非法医”，所研制的效验方药、临床制剂、中药专利，亦打入“非法药”……
且不说这一思路如何地荒诞不经，也不用赘述其显而易见的西药化和西医化的本质与目标，单就悠悠五千年文化、洋洋中医药大国，为了让洋人首肯进而进入国际市场，从实验室、研究院中提取植物成分，合成几个中成药，就谓之为现代化，这未免太贻笑大方了。这样的现代化中药，在发达国家，连一个小实验室都可以搞出来，早就有无数类似的洋中药开进并占领中国市场。拿这样的“现代化成果”，愚弄中国百姓也许能奏效一时，但要取得洋人的信服，就太苍白、太不成体统了。
所以，“现代化”不过是一面耀眼眩目的旗号，是一剂长效的麻醉剂。如此这般的结果，必将是对五千年中医药釜底抽薪。
第四是“崇洋媚外”。这一条不是写在纸上的主张，而是深藏骨子里的主义。
崇洋由来已久，也可称之为“国粹”。但建国以后，经总结惨重教训，改为一切立足于民族自己的基点上。周恩来总理说得好：“我们要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但是不要崇洋媚外……不要认为外国的月亮也比中国的月亮圆”。稍有常识的人都会同意：对于中医药这份民族的优秀文化，这个独一无二的医疗体系，根本没有崇洋的理由、媚外的必要，因为西方并没有她的“轨”，也没有她的高新技术……
但是善良的人们忘记了一点：中医药学术是比价值连城的文物国宝还要价值无比的国粹。凡崇洋媚外者，不一定是数典忘祖，而一定是别有企图。对于主张全盘西化的媚外者来说，深知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中医药这个体系是最具生命力、最有完备理论和学术思想、最能体现民族精神和凝聚民族自信、最是百姓生命所系、休戚与共的依赖，也是民族优秀文化和民族特色经济中的最后一个根深蒂固的堡垒，没有一套冠冕堂皇的言辞和与时俱进的手段，要演变中医药谈何容易。堡垒是最怕从内部瓦解的，一旦霸权主义者们把中医药的价值认识到位，用重金收买了我们的中医人才和中药秘方，然后将原汁原味的中药招牌换记，返销中国及打入国际市场，到了那时，再想到开发老中医手中的效验方剂，就已为时晚矣。研究不透中医中药的外商，利用研究透了的中国中医人才去打败五千年中医药，进而垄断世界中医药市场。这种民族的悲剧，倘若现行管理体制和方针政策继续下去，也许明天就会酿成。崇洋媚外者不惜损害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不惜以民族魂宝、中国国粹作为图谋不轨的条件。这个代价实在太大太重了，作为一个中国人、一名中医，继续保持沉默不仅愧对列祖列宗，而且简直就是中华历史的罪人。
综上可见，按现行政策引导中医药的发展，中医药的命运将是一个莫大的问号！
上个世纪80年代，德国慕尼黑大学波克特教授就已指出：“中医药在中国，至今没有受到文化上的虔诚对待，没有为确定其科学传统地位而进行认识论的研究和合理的科学探讨，没有从对全人类的福利出发给予人道主义的关注。所受到的是教条的轻视和文化的摧残。这样做的不是外人，而是中国的医务人员。他们不承认在中国本土上的宝藏，为了追求时髦，用西方的术语胡乱消灭和模糊中医的信息。”这就是百种弊端的症结。这样的犀利分析，只有旁观的国外学者可为洞察并敢于直言。
作者：袁晖尧教授（中国医促会中医药发展研究会
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