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罗大伦
缪希雍为明代著名医家，常熟人，后迁居宜兴、金坛等地，著有《先醒斋医学广笔记》、《神农本草经疏》等书，缪希雍提出了治气三法、治血三法等理论，对邪气的传入途径、脾胃病的证治等有独到的见解，同时，缪氏精通本草，通过临床实践扩大了一些药物的使用范围，缪氏尤其对温热病的治疗独有心得，并对温病理论的形成有所贡献。同时，因为缪希雍生活在晚明的江南地区，这里是当时各种政治、学术思想非常活跃的地方，而缪希雍身处其中，获得了比其他医生更多的与各类学者的交往机会，这使得缪希雍成为了历代医家中一位具有较为独特经历的医者，我对缪希雍非常喜爱，所以，从江南考察回来后，突然想对缪希雍与东林党人的交往进行分析，来看看缪希雍和东林党人交往，到底会有一些什么变化。东林党是明代晚期形成的一个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政治集团。万历三十二年(1604)，被革职还乡的顾宪成修复宋代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与高攀龙、钱一本及其弟顾允成等人，讲学其中，其言论被称为清议。这种政治性讲学活动，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东南知识分子、在朝在野的各种政治代表人物等，一时都聚集在以东林书院为中心的东林派周围。时人称之为东林党。东林党人提出反对矿监税使掠夺、减轻赋役负担、发展东南地区经济等主张。他们还主张开放言路、实行改良等针砭时政的意见，得到当时社会的广泛支持，同时也遭到宦官及各种依附势力的激烈反对。缪希雍与东林党人的交往，应该始于丁元荐。丁元荐，字长孺，长兴人。举万历十四年进士。曾被选为中书舍人。上书万言，极陈时弊。但是因为过于耿直，因此屡次被贬。丁元荐自己曾记录与缪氏相识的过程，他说：“岁丁亥，交缪仲淳氏，仲淳豪爽自负岐黄之诀……”从此，开始了他们漫长的友谊，当时丁元荐仕途不利，一直居家，因此，他甚至开始向缪希雍请教医学，在二十年后，也就是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丁元荐把缪希雍的一些医案和自己的部分医案合并，由缪希雍亲自裁定出版，名《先醒斋笔记》，这部书就成为了后来《先醒斋医学广笔记》的雏形。在此期间，丁元荐向另一位东林党的著名人物介绍了缪希雍，这个人物就是高攀龙。高攀龙，高攀龙(1562～1626)，明代文学家、政治家。字存之，又字云从、景逸。无锡（今属江苏)人。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授行人。因耿直被贬，又逢亲丧家居，30年不被起用。在此期间,他与顾宪成在家乡东林书院讲学，时人称为"东林党"。高攀龙为首领之一。天启元年(1621)，被召入朝任光禄寺丞，又升少卿。后因上书弹劾太监魏忠贤，被革职返乡。后阉党派锦衣卫缇骑前往逮捕，他投池水自尽，现在在无锡还有高攀龙自尽的遗址，好像叫“高子止水处”，在无锡市的一所中学校园里面。高攀龙擅长诗文，著有《高子遗书》12卷等书。在《高子遗书》的《缪仲淳六十序》中，高攀龙自己叙述了和缪希雍相识的过程，他记载到：“余年二十五而友于丁子长孺，一日，长孺谓予曰：‘今海內有奇士缪仲淳者，子知之乎？’余曰：‘未也。’曰：‘其人孝于亲，信于朋友，尘芥视利，邱山视义，苟义所在，即水火鷙赴之。’余叹曰：‘世有斯人乎？’越三年，忽遇于內弟王兴甫所，欢相持曰：‘此为仲淳矣。’当是时，兴甫得异疾，勺水不下嗌，诸医望而走，一息未绝耳，仲淳为去其胁膈中滞如铁石如拳者二，兴甫立起。肃衣冠，陈酒肴，拜仲淳。余惊曰：‘闻君高义，不闻君良于医如是。’仲淳笑曰：‘吾少也病，而习之颇得古人微处，语世人，世人不解也。’是日，与仲淳酒间谈说古今事，绝不及医，仲淳无所不妙解，而后，益信长孺言，知仲淳果天下奇士也。”文字之间，可见当年豪情。这就是东林党的党魁高攀龙与缪希雍的见面过程，而缪希雍治疗王兴甫一案，在《先醒斋医学广笔记》中也有记载，过程大致相同，可以与高攀龙的记录相印证，而缪希雍在该医案中采用的寻找压痛点的位置，很类似现代医学中诊断胆囊炎的莫菲氏压痛点，但比其早了大约三百年。从见面开始，高攀龙就为缪希雍高超的医术所折服，从此，他们也开始了长期的交往，一直到最后高攀龙被阉党迫害自尽。从相识以后，高攀龙更是将全家的性命托付给了缪希雍。高攀龙后来记录到：“又三年，余以使事至家，得仲儿，日抱弄之，儿忽得异疾，殆矣，一日夜半，余夫妇泪苏苏相语曰：‘是儿非仲淳不活，顾安所旦夕得仲淳？’坐而旦，门者报长孺至，余妄念曰：得无仲淳偕来乎？倒屣出见长孺，果偕仲淳来，果一药而活。是后，余妇、余长儿、余婿、余孙、第遘危疾，皆以仲淳活。于是余邑中不能知仲淳，能知仲淳医，每仲淳过余，客武相接也……以方寸纸授方治之，无弗活，而一时同志家，所活无不如余家者。”那天，我给
厚朴中医学堂讲课，有个学生课间问我：古代这些医生写书，是不是仅仅写自己治好的病例，所以显得特别厉害啊？其实，我们要看看高攀龙前面写的话，就清楚了，“无弗活”意思是没有不救活的，可见疗效之好。关于高攀龙叙述的这些治疗过程，我们从缪希雍的《先醒斋医学广笔记》中可以找到详细的记载，比如高攀龙的妻子、女婿等医案，甚至还有治疗高攀龙家里的仆人、邻居等的医案，可见，当时缪希雍在高攀龙的生活圈中的重要地位。高攀龙对此叙述自己的生活：“不能无疾病之苦、儿女之忧，得仲淳免于二者，余常手额祝曰：天生仲淳为吾辈也！”而高攀龙所言：“一时同志家，所活无不如余家者”也说明当时东林党中很多人都开始找缪希雍诊病，而缪希雍也渐渐成为了他们生活中的一员，很多东林党成员都把缪希雍当做兄长对待。而东林党后期的首领钱谦益，也在这期间成为了缪希雍的好友，在钱谦益的《牧斋初学集》里，收录了钱谦益为《神农本草经疏》写的序，在这篇文章里面，钱谦益详细地记录了与缪希雍交往的一些细节，从这些细节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钱谦益尚在年轻，两人关系密切。而且，从后来的一系列文献我们可以知道，钱谦益后来成为了非常了解缪希雍生活的一个人，比如，关于缪希雍的墓地，一直莫衷一是，一说为葬于破山寺前，但是钱谦益则很确定地说：“葬在阳羡山中”，因为钱谦益非常详尽地描述了缪希雍与于中甫、于润甫兄弟的交往过程，并且讲述了缪希雍去世后于润甫为其营葬的过程：“当诸公结交之日。缪仲淳以布衣称长兄，仲淳殁，润甫经纪其后事，恤其寡嫠，奋身为之。”正是因为钱谦益了解如此多的细节，因此，钱氏所言缪希雍葬于阳羡山中之说较为可靠。从东林党人留下的这些资料中，我们可以较为清晰地了解到缪希雍与东林党人的交往活动，从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出，为其诊病是他的主要内容，但是，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是：既然诊病是一个医生的日常工作，那么，为东林党人诊病，是否有其特殊的意义。对此，一个最容易出现的想法，是东林党人是当时知识分子的主流团体，与其交往可以扩大自己作为一个医生的声誉，我们不能排除缪希雍也有此想法，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思考，我们会发现缪希雍当时已经获得了很高的声誉，患者较多，似乎并不需要以此来扩大业务范围。那么，缪希雍与东林党人交往，还有什么更深层的目的呢？从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出，缪希雍除了给东林党人诊病，还似乎投入了相当多的精力与其探讨政治思想等问题，比如，在与高攀龙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高氏就记载：“与仲淳酒间谈说古今事，绝不及医，仲淳无所不妙解，而后，益信长孺言，知仲淳果天下奇士也”、“吾尝语仲淳以中庸之理，仲淳心洞然，如鼓应桴、谷应响”，可见，高攀龙与缪希雍在交往中是经常探讨学问的。而在与钱谦益交往的过程中，缪希雍也很热衷谈论治国之道，如在一次宴饮中，缪希雍论述治国之策后指着鼻子问钱谦益：“子有医国之责者，今将谓何？”钱谦益自己记载到：“余沉吟不能对”。那么，这事儿我们就该想想了，我们需要弄清楚的是：与当时处于政治思想活动前沿的东林党人进行广泛的思想交流，对缪希雍的学术思想格局的形成有什么作用呢？这，恐怕要从东林党这个学术团体的特性谈起。东林党是一个学术思想非常活跃的团体，东林书院的教学活动，主要采用明代盛行的会讲方式。顾宪成亲自制定了《东林会约》，对会讲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规定。东林书院的会讲实行定期召开的制度，规定每年开一次大会，每月开一次小会，每次会讲的时间是二天，每次公开推举一人主讲一场，主讲人主要是推崇程朱理学的学者，往往是《四书》、《五经》中的一章。但为开阔大家的眼界，东林书院也聘请各领域学有专长的学者来讲学，如首先提倡并研究西方科学技术的李之藻、徐光启、杨廷筠等。正是在他们这种注重社会实际的思想指导下，东林讲学不仅包括儒、释、道、哲学、文学、史学等诸方面著述和思想学说，而且还常常让与会学人就各自关心或感兴趣的各种问题，包括种种社会实际问题开展学习和研讨，听讲者主要是苏吴地区的一些杰出的知识分子，和政治上受排斥的中下层官吏等。演讲时大家虚怀以听，演讲完毕以后，则可以自由辩论，提出不同的见解，有不清楚的地方可以提问。这种会讲，比当时官学的学术思想活跃，既讨论学术问题，又议论国家大事，顾宪成为东林书院题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正是当时这种气氛的真实写照。根据文献记载，我以前一直觉得当时的会讲是大规模的，成百上千的人在听，以主讲者演讲为主，等到了无锡，看到了东林书院的规模，才知道，每次听讲的人并不多，最多几十人，可能是三十多人的规模，这样，是很容易大家进行讨论的，所以才明白为什么当时是主讲和讨论结合的。可见，当时东林书院不仅仅是集中了一些精英知识分子，而且，还建立了一种非常开放的学术交流方式，这使得当时东林书院成为了一个学术思想异常活跃的地方，各种思潮在此汇集，这对启发学者的思维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应该说东林书院是当时学术前沿的代表之一。那么，浸yin在这种气氛之中，对做为一个医家的缪希雍有何种益处呢？我们现在可以得到这样的共识，如果试图在某个领域达到较高的境界，仅仅具有该领域的知识往往是不够的，此时，通常更需要一些方法学的帮助，而这些方法学的内容，很可能不仅仅来自于本领域，其他领域提供的方法学知识，往往具有非常独特的启发作用，在很多时候，这种启发甚至是在本领域所难以获得的，而这些来自其他学科的、角度独特的方法学内容，会为本学科的发展提供难得的养分，在很多情况下甚至会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这也正是为什么很多学科的大师，往往兼通其他学科的缘故。如果从这个角度思考，则缪希雍从东林书院处能得到的收获则很清楚了，正是经常参加东林书院的活动，与诸多的东林党人探讨学术思想，使得缪希雍得以保持与当时全国最前沿的知识分子团体的交流互动，使得自己的学术思维保持活跃状态，也能够从更多的角度思考医学思想的发展，这是其他的医生所难以企及的。当是时，中医理论已经积累到了一定的阶段，温病思想开始萌芽，此时，正是需要进行推陈出新的理论探索，因而，开放的思维方式在这个阶段也显得十分重要，而缪希雍从东林书院鲜活的学术氛围中，所获得的自由的空气也显得弥足珍贵。我们再看看缪希雍的学术思想，他提倡外邪从口鼻而入，提出对热病的治疗需要以清凉之药，倡滋养脾胃之阴的凉润之法等，这些都是对中医理论的发展，而这些发展都需要突破以往的藩篱另辟蹊径，在这种情况下，开放的、创新的思维方式则显得十分的重要。在中医历史上，有若干阶段其他领域学术思想的发展影响到了中医的发展，比如宋代儒家思想活跃，直接导致了金元时期的中医流派的出现；而明末时期各种学术思想的活跃，也直接导致了中医在明、清两代的大发展。我们研究医家的成长轨迹，最大的意义在于为中医的发展提供思路，而明末诸位医家的成长轨迹，无不显示着多学科交叉对本学科的促进作用，比如同时期的张景岳即可与缪希雍相映衬，张氏从排兵布阵中获得了治疗原则的启发，缪氏则从治国安邦的思路中得到了理论发展的启迪。张景岳天文、历法、音律、兵书等等无不精通，我曾经写过，他的学问的底子是十分深厚的，所以才造就了这么一位中医大家。而随后的喻嘉言也具有相似的历程，喻氏更是把“会讲”的方式引入中医，开创了中医课堂教育的先河，这些中医名家的出现，看似偶然，实则具有深刻的人文底蕴。因此，以明末时期医家与文人的交往经历为文本，深入探讨其他学科对医家成长及中医理论发展的促进作用，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多发人深思的启示。现在，中医大师越来越少了，这让大家很头疼，怎么能够出现更多的中医大家呢？从古代中医大师的形成过程中找找，或许会有很多借鉴，当然，我写的只是原因之一，中医成材的原因很多，道德的高尚，临床的历练等，都是原因，我觉得，开阔活跃的学术思路，也是原因之一。今天写的认真了些，其实，各个学科都是一样的，我写的，不仅仅是给中医圈的人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