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求意见稿 品味中医 何足道 德生 著
2008年8月
何足道自题小传
何足道,原名德生,丁亥年生,生肖属猪。从医之后自号“足道”,取所学(择)专业“弥足称道”之意;与“何”姓偶合,更有谦虚谨慎、勤勉好学之心。嗣后自立为“足道斋”斋主,泛舟学海,浪迹海角天涯。
出身家境贫寒,自幼勤奋好学。78年考入
湖南中医学院;毕业后进入常德四医院,恭拜地方名医谭俊臣为师,在院连续工作20年,历任医师、
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中医科主任、联合医院院长。因不满医界“创收第一”与“经济指标”重压,不屑随波逐流、同腐共败,遂于2002年7月15日毅然辞去公职,由官办医转为民间中医自由人。膝下有一女,
北京大学硕士;美国神经生理学博士(专业自择)。
平生与中医结下不解之缘。时遇中医危难之秋,遂成为献身中医的时代斗士;以“振兴中医,造福人类”为己任。
其人济世济人,忧国忧民;愤世嫉俗,刚正不阿;屡败屡战,不屈不挠。学医孜孜不倦,行医勤勤恳恳。
临床屡为患者带来健康,带来生的希望;带来诚信,带来实惠;救回能救的,送走该走的。挽回生命最好,不能也要减轻痛苦、减少耗费。
置身商品社会,信奉“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务求万世名”,鄙弃“孜孜汲汲,唯名利是务”的利己主义和“一不为名,二不为利”的虚伪说教。
交朋接友遵从“平等互利”原则,宁可人负我,决不我负人。追求国家、医家、商家、病家四赢。认病友为衣食父母,不能同生共死,亦必同苦共甘。
纲 要
目录 2
内容简介 6
自序 7
题签 8
正文 12
第一篇 李约瑟的论断与中医问题症结 12
第二篇 中西医学研究对象异同论 13
第三篇 关于中医发展战略若干认识问题 17
第四篇 中西医学融合难——建国以来中医理论研究严重失误
及其经验教训 28
第五篇 试论中西医学方法论的根本分歧——兼论中医未来学
的方法论问题 40
第六篇 中西医学根本分歧探源 73
第七篇 中医特色和优势及其保持与发扬 84
第八篇 中西医学关系论争史略 164
第九篇 东方文化和中医学的重新崛起 201
第十篇 世界中医热与中医国际化 217
第十一篇 中医劝学篇——补证“学中医难” 243
第十二篇 临证医案医话 260
第十三篇 医政管理杂谈 284
第十四篇 诊余随笔 289
第十五篇 杏林飞鸿 314
结束语 从幻想与空谈中挣脱出来 340
附: 主要参考文献 345
目录
题签
1、 吕炳奎/中医存亡
2、 崔月犁/自信自豪
3、 崔月犁/总结发扬
4、 黄培生/源头潮头
5、 李约瑟/人类遗产
6、 莫斐特/存入期望
7、 谭克陶/静候佳音
8、 刘炳凡/洪钟巨响
9、 刘炳凡/自其口出
10、 李 可/第一炮
11、 曾绍裘/中流砥柱
12、 肇恒达/拍案叫绝
13、 干祖望/藏头七律
14、 黄志成/原韵奉和
15、 巫祯来/藏头对联
16、 朱佑武/俊秀新枝
17、 朱佑武/力挽狂澜
18、 李肇夷/见解可贵
19、 邓铁涛/议论深刻
20、 李致重/炽烈呼声
21、 陈抽艺/相见恨晚
22、 谢锡亮/不朽之作
23、 冯爱华/十分精辟
24、 彭碧岳/很有道理
25、 江东进/道出心声
26、 吉文辉/两相维系
27、 张德英/卫道佳作
28、 小 尹/他乡故知
29、 鲁国良/获益匪浅
自序
正文细目
1、李约瑟的论断与中医问题症结
2、石破天惊医学雄论——中西医学研究对象异同论
3、关于中医发展战略若干认识问题——一篇屡遭压制的医学论文
按语
提要
3-1钱氏设想与“中医科学化”
3-2钱氏设想的战略目标、思想路线与组织路线
3-2-1发展中医还是取消中医?
3-2-1-1学习继承还是“动改丢”?
3-2-1-2唯象论是对传统中医学的否定
3-2-2中医现代化靠谁来实现?
3-2-2-1南辕北辙
3-2-2-2将帅玩偶
3-2-2-3电脑小议
3-2-2-4关于“多学科研究”
3-2-2-5所谓“生命力”问题
3-2-2-6有感于“纳入”
3-2-3主观臆想代替客观现实
3-2-3-1祝氏经络研究不足取
3-2-3-2系统论与中医学
3-2-3-3美妙幻想与“中西结合”
3-2-3-4中医光复希望所在
3-2-3-5应当让贤
结语
后记
附件:1、湖南省中医学会、谭克陶指导修改函
2、李致重先生来函
3、《北京中医》录稿通知
4、《中医杂志》专函
5、《健康报》载“钱氏设想”
4、中西医学融合难——建国以来中医理论研究的严重失误及其经验教训
引言
4-1中西医学“结合点”的寻觅
4-1-1接触点——生物全息律
4-1-2类似点——应激学说
4-1-3起始点、结合点——生物膜理论
4-2融合中西医基本理论与概念
4-2-1三定:定量、定性、定位
4-2-2解剖分析
4-2-3动物实验研究
4-2-4“证”的实验研究
4-2-5经络实验研究
4-2-6中药药理研究
4-3融合中西医临床思维与诊疗
结语
5、论中西医学方法论的根本分歧——兼论中医未来学的方法论问题
引论
5-1从相马术、相
西瓜说到“以象之谓”
5-2中医学内部的方法论之争及其转变与定型
5-3中西医学哲学方法论的不相容性
5-4也谈中国解剖“落后”于西方的原因
5-5从“烹调”看东西方文化及中西医学术的根本分歧
5-6、“还原论与辩证法并行不悖”根据何在?
5-7、中医理论是现代自然科学的先导
结语
6、中西医学根本分歧探源
引言
6-1林中鹏“历史源流”说
6-2罗道凡“三段二变”论
6-3聂精保“中西分道”观
6-4张慰丰“纵横辨析”议
结语
7、中医特色和优势及其保持与发扬
引言
7-1特色和优势
7-2保持与发扬
7-3恭请“纯中医”出山
7-4把“中医诊疗所”建到乡村
7-5驳在中医特色与优势问题上的几种错误论调
7-5-1“扬长补短”析
7-5-2小议“吸收科技新成果”
7-5-3中医学“可重复性很小”吗?
7-5-4评“挑战说”
7-5-5驳所谓“中国医学落后论”
7-5-6“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新典型
7-5-7变则死绝,不变犹存——评蔡何“鼓动中医哗变论”
结语
8、中西医学关系论争史略
引言
8-1近现代中医问题的四次提起
8-2中医发展战略问题上的主要流派
8-2-1中西汇通论与反难汇通论
8-2-2中医改进论与中医科学化
8-2-3中西结合论与中医自主说
8-2-4中医现代化与中医独立论
8-3“复古”“崇洋”新论
8-4苏联教训发人深省
小结
附:中西医学关系论争史略图示
9、东方文化和中医学的重新崛起
9-1人类“回归自然”的强烈呼声
9-2世界科学发展总趋向及其不谐潮流
9-2-1总趋向
9-2-2不谐潮流
9-2-2-1鼓吹历史虚无主义
9-2-2-2散布“归并”幻想
9-2-2-3幻想“长生不老术”(药)
9-3关于东方文化和中医学的重新认识与评价
9-3-1罗勃特的“学术王国”
9-3-2爱因斯坦的“惊奇”
9-3-3李约瑟的“灵感”
9-3-4洋人的“阴阳论”
9-3-5卡普勒“整体医学中最有力的实例”
9-3-6沃诺fo“善于观察的真理”
9-3-7恩树德“差别未被人们充分认识”
9-3-8满晰博“现代和将来的科学”
9-3-9家本诚一“现代依旧适用”
9-3-10洋人“针灸学家的圣经”
9-3-11高木健太郎“针灸是一种可期待的医术”
9-3-12洋人“试图吸收这种一元化的方法”
9-3-13任应秋、华国凡、金观涛“科学史上的奇迹”
9-3-14孟庆云“唯一保留最完整的学问”
9-3-15王琦“宝贵的借鉴”
9-3-16唐民皓“中国医学的力量”
9-3-17郑群“凝聚中华民族的天然功能”
9-3-18李惠治“迎接人们的将是中医理论体系”
9-4从“孔明借东风”到“严新降喜雨”
小结
10、世界中医热与中医国际化
10-1世界中医热的产生、现状及其趋势
10-1-1现状和趋势
10-1-2背景和根源
10-1-3两条路线、两种方法、两样结局
10-2中医国际化战略问题初探
10-2-1各国政府和人民的迫切需要
10-2-2输出中医不是输出“世界语”
10-2-3再创造而非照搬
10-2-4战略目标和行动步
10-2-5汉语国际化是前提
10-2-6翻译问题至关重要
11、中医劝学篇——补证“学中医难”
11-1 难学之最?
11-2 难自何来?
11-3 迎难而上
11-3-1 跟师学习,学医攻文
11-3-2 中医大家的成功经验
11-3-3 “西学中”如此方见成效
11-3-4不畏中医学难的“洋中医”
11-3-4-1满晰博
11-3-4-2乔治。赛瑞
11-3-4-3
泽泻久敬
11-3-4-4库莫尔
11-3-4-5做学问的楷模——李约瑟
11-4 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
小结
12、临证医案医话
12-1话说“
感冒神汤”
12-2留胆治结石,中医是首选
12-3
腹痛灵验案
12-4经方自有回天力,休言西方月亮圆
12-5
胃癌治验
12-6印尼悬壶实验录
12-7濒危脑癌重获新生,中医中药花开椰城
13、医政管理杂谈
13-1就中医战略问题致中央党政领导
13-2就“八老上书”致朱容基总理
13-3就“中医条例”致温家宝总理
13-4“西医管控中医”局面亟待扭转
13-5复兴中医必须面对的严酷现实
13-6中医快要亡矣,中医已成绝学
13-7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肩负历史重任
13-8挑战流感瘟疫中医文告(1、2号)
13-9巨星产业——“中医之家”策划书
13-10创建“东南亚
白血病、癌瘤中医救治中心”设想
13-11敦促卫生部长辞职
13-12讨“药品回扣”檄
13-13讨X护院檄
14、诊余随笔
14-1 试论中医临床学的寒热分流
14-2 我对干老“病名看法”的看法
14-3 为中医药无端遭谤鸣冤叫屈
14-4 中医大智慧
14-5 光复中医宣言书
14-6 读《思考中医》
14-7 休将国宝抛脑后
14-8 莫把我放火锅上煎
14-9
当归补血汤方义初探
14-10方歌研究导论
14-11论汪昂汤头歌诀的历史贡献
14-12修园医方歌括赏析
14-13方歌趣编
14-15向古医籍校勘者进一言
15、杏林飞鸿
15-1致李约瑟
15-2致崔月犁
15-3致崔桓寿
15-4致李 枝
15-5致青年中医
15-6致永庆学兄
15-7致女儿女婿
15-8致张晓彤
15-9致朱文锋
15-1窘答黄三问
15-1唱和李今庸
15-1悼念吕炳奎
15-1复时乐同学
15-14复陈伟先生
15-15致周然宓教授
15-16致中医杂志编辑部
结束语——从幻想与空谈中挣脱出来
1我们正处于历史转折关头
2更需要哲学的睿智与沉思
3年轻科学家的首要任务
4魔鬼的诱惑和永动机的梦幻
5过去、现在与未来
附:主要参考文献
内容简介
本书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自然辩证法观点,依据英国李约瑟、德国满晰博、日本泽泻久敬暨中国崔月犁、吕炳奎、任应秋、付景华等知名科技史家、汉学家和医学理论家的研究成果,总结了近代尤其是近50年来中医发展正反两面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对中医未来发展的总体战略和方向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和科学预测,回答了国内外学术思想界迫切关心的东西方文化和中西医学术关系问题。
这是一部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跨世纪振兴中医的宣言书,是20世纪90年代“舌战群儒”的新篇章,是拯救中医学术的力挽狂澜之作。它既是医务人员学术生涯的益友良俦,又是各界朋友寻医问药的忠实向导。全书50万字,行文摆阖自如,说理透彻有据,医文史哲并茂,三教九流兼蓄,胆识俱壮,观点新颖,极富创见,论证方式不拘一格。
本书拟为世界卫生组织和各国卫生官员进行宏观决策提供咨询;亦可作各界人士洞察中外医学概貌暨卫生保健指南;尤为中医药院校师生和中医药从业人员进行专业思想教育及自修的案头首备之书。
除外医学价值,该书语言酣畅、文笔犀利,可读性极强;尚具有相当语言学、教育学、美学价值,是一部现代论说文样本。书中立论、驳论——驳论点、驳论据、驳论证、驳结论、驳推论以及举一反三、触类旁通诸手法一应俱全。
《品味中医》自序
中医,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稀世瑰宝。它和华夏文化唇齿相依,它与中华民族患难与共、同生共死。
中医,具有世人难以认知的文化、医学、科学以及美学上的极高品位,值得品味。
在西医传入中国之前,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品味中医,品尝中药,借以养生保健,繁衍生息。
从西医传入中国之后,仍有不少华夏子孙矢志不渝、固守传统,世世代代品味中医,品尝中药,借以救亡图存,并以之抵御外侮。
品味中医,品尝中药,不但能够增进健康、延年益寿,还能砥砺您的民族气节、提高您的文化品位。
一代枭雄张功耀虽然张狂无比,但无功可耀。他蛊惑“告别中医”,也就同时背弃了华夏文化,背弃了中华民族。他就从思想体系到身体发肤彻里彻外、彻头彻尾改换门庭,投靠了异族他帮。
我幼时乃一“医
盲”,不具备丝毫医学鉴赏力。前半生也曾因此屡受西药毒害。仅是因为
青霉素过敏差点要了我的小命,我才警醒,开始对西法、西药有所戒备。
而立之年,命运之神把我抛到湖南中医学院,我得遇良机开始品味中医,随后开始品尝中药,借以自保,并以之济世活人。后半生品尝中药的心得,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酸苦甘辛咸淡,六味俱全,其味无穷”;后半生品味中医的结果,归结起来只有一个字:“值”。
兹将自己在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等各个层面上品味中医的心路历程和点滴体会公诸于众。作为“一家之言”,希望它能对民族、对人类乃至子孙后代有所裨益;毕竟只是极为有限的个人半生经历,比不得那些世代相传的前辈大家,遗漏错讹在所难免,还望海内外行家不吝教正。
何足道谨识
2008年8月18日于足道斋
题签(撮要)
1、吕炳奎/中医存亡 (见改版图文15)
2、崔月犁/自信自豪 (见改版图文 )
3、崔月犁/总结发扬 (见改版图文 )
4、李约瑟/人类遗产 (英)(见改版图文 )
5、莫斐特/存入期望 (英)(见改版图文 )
6、黄培生/源头潮头 (美)(见改版图文3 )
7、谭克陶/静候佳音 (见改版图文19-1)
8、刘炳凡/洪钟巨响 (见改版图文8)
9、刘炳凡/自其口出
刘炳凡先生专函
何足道同志:您好!
大著《中医存亡论》已通篇敬读,其观点明确,文笔犀利,诚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重点反复读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大著引李约瑟论断:“中西医在技术上结合比较容易,但要使两种医学哲学取得统一,恐怕是极为困难的。”这是高屋建瓴,指出了问题的实质。大著引用相关资料90篇,从多途径、多角度、多层次论证了这个问题的焦点,亦即中医“整体调节”,西医“分析归纳”的差异所在。
然而,功底浅薄的中医,不能扬长避短,在临床上常“被炎症牵着鼻子走”(湖南已故名医夏度衡教授语),正如宋代文学家苏东坡题西林壁名句:“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一写照借以揭示了“中医向何处去”的真谛(自注:造诣不深者,“不知”自我违反了中医本身规律,几乎被异化而非同化,此心所谓危,而不是杞人忧天,我有同感!!!)。
现实说明,由于全球疾病谱的转变,导致医学模式从“生物医学”向生物-心理-社会(自然)医学模式转变,亦说明西方医学所追求的方向,恰恰是中医固有的特点。人类将真正开始对东方文化及中医学的重新认识,从而最终导致古代东方文明的回归,以及药物向大自然的回归。这就是时代要求的中医中医要按照自身规律发展,显示其特点特色以提高临床疗效——这是中医的生命力。要建立民族自信,科学自信,理论体系,价值观念,以立于世界医学之林。
至于什么是现代化?“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张仲景、金元四大家、叶天士等,他们革故鼎新的成就,就是当时的中医现代化,使得中医学与其同时代的需要同步发展……”(郭子光语,见《中国中医药报》1996、5、13)
目前,发展中医药是国家卫生工作三大战略之一。中医向何处去?不是单纯的学术问题,事关民族兴衰,“滋苗者必溉其根,伐下者必枯其上”,根深者叶茂,源远者流长。“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以为然否!此复
敬礼
刘炳凡
1996年5月18日
注: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研究员、学术顾问刘炳凡先生,通篇审读送审稿,撰成此篇,并赋六言贺诗,且代为校勘错别字,勉励作者:“人有奇才先敛抑,天降大任必艰辛”。时年86岁。
10、李 可/第一炮
李可先生来信
足道老弟:
上午接读大作,心潮澎湃,大有“于无声处听惊雷”的震撼!胸中几十年郁结的闷气,豁然开朗。欢喜
雀跃,不能自已,泪飞顿作倾盆雨!你的出世,预示着国运将兴,中医气运将兴!大作的问世,中医群英战非典的胜利,以及稍后的《思考》问世,标志着21世纪中医生死存亡大决战打响了第一炮!你是冒着粉身碎骨的危险,冲锋在前的大无畏勇士!仅向你致以崇高的敬礼!
我疾长你14岁,而学识、经验十分浅薄,不过是60年代赤脚医生出身的一名老中医而已,何足道哉!但中医兴亡,匹夫有责。如果我的点滴经验对中医复兴大业还有一点作用,同意您摘入大作。
我的经历告诉后人,一个60年代初中未能毕业的赤脚医生能做到的事当代青年中医,只要具有中国人的骨气和民族自信心与豪情,走出误区,拨乱反正,回到经典的路子上来,刻苦努力,以济世救人为己任,便人人可以做到,而且比我做得更好!
李可
丙戌年三月廿三日 灯下病榻
11、曾绍裘/中流砥柱(见改版图文21-1,2)
12、肇恒达/拍案叫绝
肇恒达先生来函
何足道先生:您好!
近日得阅您的大作《中医存亡论》,我一边阅读一边不由得想给您写信取得联系。现全书我已读完,不由得拍案叫绝。我可以说这是我读到的有关对现在(目前)中医评论的最正确最完美最合时的书。中医学是人类宝贵的文化(不仅是遗产),而且是超前的特异科学,确实是远超世界水平的。
我是中医师。既是“土大夫”,也是曾经“名扬四海”的医生(亚运捐资之最,全国多次报道)。我今年60多岁,手中经历的许多事,北京以至外国大专家名医院宣布必死的病例,我按“纯中医”辨证简明干脆爽快利落的“手到病除”的病例很多。从这经历中,我深悟中医的伟大价值。而且深深体验到人类至今没有从主要方面肯定和认定“中医学”,任其自生自灭地消亡下去的原因,可能是人类进步发展中的一种悲凉。如同自然环境日趋恶化一样,发展到一定程度,就要引发出“从量变到质变”的“爆发与飞跃”。另一种令人气愤的现象是很多不懂中医的人在长篇大论地“指导”中医,实质上是在毁灭中医。
我想“道不同”无法谈通,“道相同”不难沟通。
对于千万生灵存有爱心的话,人们就会关心中医学,不能眼看着很多人被“非中医”的“合理”地残伤,……。
望进一步联系。
祝
好!
肇恒达
1997、6、7
12、干祖望/藏头七律(见改版图文4)
13、黄志成/原韵奉和
黄老志成奉和干老
次韵奉和干老为何足道道长
《中医存亡论》题诗原玉
何时杞士枉忧虑?
足见心波不起谰。
道贯古今忘岁月,
中华天地达生观。
医家自持痌瘝志,
存者岂宜心血干。
亡祖歧黄传世久,
论文宇宙任严寒。
福建永春街尾227-229号
杏安堂诊疗所 黄志成
(自谓干祖望教授门生)
丁丑年八月
14、巫祯来/藏头对联 (见改版图文5)
15、朱佑武/俊秀新枝 (见改版图文28)
16、朱佑武/力挽狂澜 (见改版图文 )
17、李肇夷/见解可贵
18、邓铁涛/议论深刻 (见改版图文7-1,2)
19、李致重/炽烈呼声 (见改版图文 )
20、陈抽艺/相见恨晚 (台湾)(见改版图文6)
21、谢锡亮/不朽之作 (见改版图文20)
22、冯爱华/十分精辟 (美) (见改版图文9)
23、彭碧岳/很有道理 (美) (见改版图文16)
24、江东进/道出心声 (见改版图文12)
25、吉文辉/竭力推荐
吉文辉教授来函
何足道先生 :您好!
……
我十分同意您有关中医药学方面的论述和见解,也十分感佩您的执着的精神和精湛的医技。祝愿您能在中医理论和临床上取得更大的成就,以向世人和政府展现中医药巨大的生命力。
中医药的命运一直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运维系在一起。近现代以来一直遭受西方文化中心论的冲击。造成
中医如此危机与坎坷,其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政府行政的过度干预,模式化管理;二是现代科学思维方法与传统的隔离;三是现代人生活方式造成的与中医学宗旨有违的医学价值观。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不是被丑化了的传统文化)的命运,则可明白中医学目前的命运。读书人当有陈寅恪式的执着精神,尽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天职而已。文化的演变当以数百年为一计程,非当代人所能预料。
以上所论仅供参考。
请再寄《中医存亡论》二十册来,书到后即汇款……。我将竭力推荐大作。
今寄上近作一篇及提案、杂感各一则,敬请指正。
由于工作关系,我有时很难及时复信,敬请原谅。希望不要影响您来信!
顺致
新年愉快!
吉文辉
1999、12、30
26、张德英/佳作上品
张德英先生函
何先生足道:
真乃三生有幸,您我得会于京城!相似的经历,共同的志趣,使我们一见如故,心心相印。回石后拜读大作,聊解耳之寂寥。观其文,如其人,语言诙谐而幽默,笔锋犀利而干练,旗帜鲜明,内透豪气。言吾之欲诉,道吾之心声,诚中医卫道之佳作,实扶正祛邪之上品。愿君再接再厉,早出新作,再造辉煌。
先生在京有言,似存山野之志,悬壶于农村,救济于民众。诚善良之心,慈悲之怀,众医当取也。但余窃有异议焉:以先生之才,
当更图进取,未可归隐,中医卫道乏其志士,中医传道少其人才,吾侪当做园丁,育万千中医之佳禾;吾侪应如药石,于医林奏扶正达邪之功。至于隐林泉,乐山野,应俟之以老年,它日事也。
大会之所得,余已初步整理,近日始将给众学子分头做几次学术报告,以冀启其悟,助其成,为我中医之后继。君之大作,随之宣传。浅陋之见,未知然否?
此致
祝事业有成,诸事顺利!
愚弟 张德英
97、11、26
27、小 尹/他乡故知
民间中医 »正本清源»建议何足道先生出<<医案集>>
蛋炒饭1981
新手上路
UID 15218
来自 湖南长沙状态 离线
他乡遇故知!
何足道前辈:
进入湖南中医药大学读书的第二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图书馆拜读了您的专著《中医存亡论》,真是心潮澎湃,感概万千,书中的众多犀利的观点至今深深地影响者(着)我,感动者(着)我,我经常和同学,学生评价该书的问世打响了近代中医复兴的第一炮!您也是开启为中医事业复兴大炮的第一人!书中很多病案我至今记忆犹新,经常作为教学病案引用!您的《新编方歌》更是我学习方剂的得力助手,我记忆方剂学中大部分的方剂都是用您的方歌,或者稍加该(改)造,现在很多方剂歌决(诀)都能脱口而出!现在能在临床用中医治病,得力于方剂的娴熟,也得力于前辈该书的帮助!饮水不忘挖井人,一直未能如愿,今天在民间中医这里看到你的帖子,真是他乡遇故知啊!
不知道前辈最近是否安康?据图书馆的杨老师说您去年层(曾)回过母校,但匆匆而去!听他说您去了国外?
总之,后生祝愿您好人一生平安!
后生:小尹
丙戍年霜降前后于长沙杏林学府研究生楼
28、鲁国良
获益匪浅
几年前我结识了一位同业朋友,……名曰何足道先生。此君学问渊博,精通中西医学理论及其辨治之利弊。近十余年来,他为了弘扬中医药的学术理论,保护中华民族的国粹,付出了不少的艰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他的大作《中医存亡论》一书,论点鲜明,论据确凿,颇有独到之见解,读后使我获益匪浅。
《 逰踪絮语·常德忆故》
正文
第一篇 李约瑟的论断与中医问题症结
20世纪80年代,中国传统医学为举世所瞩目。中西医学关系成为学术思想界最热门的话题。继“核弹热”、“电脑热”之后,世界上居然冒出一个经久不息的“中医热”。在西方科(医)学日新月异并势不可挡地推向全球的今天,历经数千年的古老中医学非但未被淘汰、被消灭,反而以其盖世无双的雄姿伟态招来百凤求凰。这场旷日持久的世界性“中医热”,把不少一流学者乃至科学巨匠也卷了进来。著名英国学者、汉学家李约瑟即是其中之一。
在探讨中国传统医学与西方现代医学的相互关系这个当代引人入胜的医学理论课题时,已故英中了解协会会长、英国皇家图书馆馆长、剑桥大学冈维尔和凯厄斯学院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作者李约瑟(Joseph.Needham)博士,于1984年在日本东京第17届世界内科学学术讨论会上,重申了他多年来形成的一个最重要观点,即:中医和西医在技术上结合比较容易,但要使两种医学哲学取得统一,恐怕是极为困难的。
这是一个值得世界医学界和世界卫生组织,首先是中国医学界特别珍视的重要科学论断。它对热衷于“中西结合创立中国新医学”30余年而欲罢不能、进退两难的中国医学界尤为重要。李氏论断之所以科学而宝贵,绝不仅仅在于它的提出者是一位赫赫有名的世界科技史学权威,是一位在中国科技史方面有极深造诣的汉学家,是一位真正称得上“中西兼通”的学者——毫无疑问,这是该论断由以产生的坚实基础和强大后盾,更主要的,在于它高度概括和深刻总结了中国乃至世界近代以来所进行的“中西汇通”和“中西结合”的经验教训,从科学技术史和哲学方法论角度对中西两大医学体系的“不相容性”作了深刻揭示和科学预测。虽然李约瑟博士还不能被称为临床医学家,但他的重要论断却极其深刻地反映了中医、西医和中西结合医在当代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所作的临床实践与理论探索过程,进而提出了十分中肯的指导性、决策性意见。
因此,尽管在东京会议上当场就有日本学者提出异议,声称在一位医师的头脑中同时引进两种医学,由一个人的思想去思考,用一个人的行动来实践,则还是有可能实现真正意义的中、西医学合作的。其后中国亦不乏冒失者撰文批驳,扬言“中医学和西医学的理论结合是完全可能的”。然而这些反调却像“先天不足”复加“久病大亏”“脉微欲绝”,显得如此苍白而软弱无力,肤浅而缺乏功底,以致虽然针锋麦芒,但却无损于李氏雄论一根毫毛。
李氏论断之所以应当受到特别珍视,是因为它不但对于拯救支离破碎、濒临失传的中医学术如同及时春雨,对于改革开放中的中国卫生大政方针决策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而且对于世界医学乃至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导向均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李氏论断推迟采纳一分钟,给中国和世界造成的损失都是难以估算的。
遗憾的是,李氏论断至少已被闲置了十年。其原因不外是,它对于国内外相当一部分学者和当权者说来,无异于凉水一瓢、当头棒喝,是颇难承受的“逆耳之言”。这些人多年来在与李氏论断相悖的轨道上运行,尽管离既定目标日益遥远,仍急速下滑而不能制动。他们何曾想到:李氏论断对于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可谓金玉良言、无价之宝!它不应当被束之高阁或拒之于千里之外。
历史的经验教训值得吸取。“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要善于听取和容纳逆耳的真知灼见。
回溯中国50年来即连国内一流的专家也感到有点走不下去了因而“苦恼”的“中西结合”已经给我们留下了一笔无法算清的糊涂账。若认真算起来,恐怕不下几百亿人民币;尤其是耽误了一批数量不小的医学科学工作者,认真算起来,恐怕不少于几十万人。如果我们坚决采纳李约瑟的意见,在医学界来个拨乱反正,那么中医药学术将获得拯救与弘扬,而且中国西医也将获得稳步发展。反之,若将李氏金玉良言拒之门外,甚至接过“中医现代化”的时髦口号,继续按“中医科学化”(西医化)的老路滑下去,中华民族在数千年中用智慧和生命铸就的中医瑰宝,便将活活断送在我们这一代手中!其对中医事业乃至祖国建设将要造成的巨大危害,就绝不会是几百亿人民币和几十万人的问题了。李氏论断不是一道强迫我们接受的“圣旨”,拒绝接受断无杀身之祸与蹲牛棚之苦。唯其如此,才更应当受到为强人所难的“圣旨”所无法获得的必要的尊重。作为一位足踏东方文化实地的杰出的科学家和中国人民的挚友,李约瑟博士的真知灼见理应促使我们认真反省一下中国中医的发展历程,从中引出可资借鉴的惨痛历史教训。
只要稍稍具备一点面对现实的科学态度和革命勇气,就不难发现和提出:50年来的“中医政策”,在1978年以前,基本上不是重视、关心和发展中医,而是在重视、关心和发展中西医结合,一厢情愿地在创建超脱于现存中西医学之上的所谓“中国新医药学”。只是到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一状况才有了一些转变。转机一经出现,中医事业和学术便一反萎缩局面,如雨后春笋,一派勃勃生机。
由此我们和某些人看法迥异:所谓“中医问题的症结”,绝对不是什么“中医理论不科学”(前科学、潜科学),更不是毛泽东、周恩来生前关于“伟大宝库”、“宝贵财富”的指示错了,国家对中医、西医、中西结合医“三支力量并存”的方针错了,更不是宪法“要发展传统医学”的规定错了。
那么,中医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里呢?为什么“中医政策”(以“中西结合”为基本出发点,以西方近现代科医学理论改造中医为单一途径,以创建“中国新医学”为终极目标)贯彻50年,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亲自过问,下的功夫不可谓不大,抓的时间不可谓不长,投入的人、财、物不可谓不多,何以那个拟议中的“中国新医学”不但没有建立起来,反而导致中医事业和中医学术日渐消亡了呢?
关键在于,以往的“中医政策”名不副实。它由名义上“扶持中医”,蜕变为实质上消灭中医。它应该改称为“新医政策”。它关心的并非实实在在的中医,而是子虚乌有的“新医”。这就是中医问题的“症结”所在。
第二篇 中西医学“研究对象”异同论提要:本文从世界医学史角度,论述中西医学研究对象的形同实异;深刻触及了医学发展战略的根本课题,得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石破天惊的结论。 千百年来,医学“研究对象”问题一直困扰医学界但鲜为人察。它是医学进退原点,关乎既往医学评价和未来医学发展。对此轻忽以待,导致多少才华卓绝的医学志士误入迷津,酿成研究方向上的重大战略失误;同时导致不计其数的无辜患者误投医门,招致终身残疾甚至枉失健康与生命。 众所周知,迄今为止的一切科学门类,均以其研究对象界定其研究领域或范畴。诸如:社会科学以人类社会现象为其观察研究对象,并以此区别于自然科学;后者则以自然现象为其观察研究对象,并以此区别于前者。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均以特定现象为对象,并互相区别。以此类推,人类医学理应以人类疾病为观察研究对象,并与前列诸般科学门类相区别,同时也与医学大类中的“牲畜医学”相区别。作为名实相符的“人类医学”,中医学自始至终以人类疾病为观察研究对象。其理论无一不是从人类疾病临证观察研究中得来,又回到人类疾病的临床诊疗中。恰如医坛新秀聂菁葆所言:“中医学的起点和归宿都是活生生的、与整个生态环境息息相关的有机个体。”西医学是否恪守这一准则?很少有人质疑。认真考察一下西方医学的“研究对象”问题,是当代一个引火焚身但引人入胜的天大理论课题。从学术发展史上看,西医学可分为希波克拉底(古典医学)时代和盖仑(解剖试验医学)时代。《希波克拉底文集》表明,古典西医和中医相似,均以人类及其疾病为对象,二者同属人类医学领域的竞争理论。尽管《希波克拉底文集》和《黄帝内经》都曾提及“尸体解剖”,然而均谈不上有何重大进展,更未成为主攻方向。进入盖仑时代,西医发生巨变。首要、根本的改变,即将研究对象由人体(活体)改换为“尸体”(或辅之以动物)。研究场所也随之由临床转移到实验室。研究方法也就自然而然由“大忌动刀”转而随心所欲地“挥舞利刃”。其后所得概念、术语、结论、效果及其评价标准,均发生一系列改变。盖仑不可谓不聪明。但他在“医学研究对象”这个关系医学前途与命运的最关键问题上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在尸体与活体、动物与人类、实验室与临床之间划了等号。其后西方医学的精英们即迷而忘返,乐此不疲;年复一年,将从尸体解剖和动物实验中得到的认识,从实验室和试管中得到的结论,移行到临床上,应用于活人诊疗。现代西医已分化为“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两大部份。前者以“非人”为研究对象,后者才以人类疾病为对象。很可惜,以人类疾病为诊治对象的西医临床医学却受制于以“非人”为理论研究对象的西医基础医学。西医基础研究通常并不以人体和临床现象为观察研究对象。其条分屡析的“科学结论”,并非直接从人体和临证中总结得出,而是在实验室和试管中先行造好,再拿到临床上实证应用;纵然偶尔从临床猎取一些人类疾病现象( 更多是在人工精养的动物身上“仿制”人类疾病现象),但在置入实验室和试管过程中,又将其人为变换成与世隔绝的孤立、片断和僵死之物,割断其与周围生态环境的密切联系,抽掉其作为生命特质的活的灵魂,很难说它符合人类疾病规律。但它却规定、控制、指导西医几乎一切临床诊疗活动。与其说它在给人治病,毋宁说它在“把人当机器,运用数理生化定律和手段重塑人类”——用手术利器毁坏其经亿万年进化形成的天然结构与生活习性;用化学毒品摧残其与天地时运相谐的固有生存与防护本能。质言之,正是某些中国学者竭力推崇的“尸体解剖”和“实验方法”一举改变了古典西医研究对象,神鬼不觉地将其引向脱离人类医学的歧途。西方医学与其说“在方法论上走进了死巷”(德国满晰博语),毋宁说它“尚未走进人类医学殿堂”;或更确切地说它“刚由希氏迈进第一步,随后便由盖仑拉向邪道”。张机与盖仑不同,他并不为《内径》尤其《难经》的解剖记载和人死后可“解剖而视之”的经文所动,而是将人死(阴阳离绝)前后相区别,将人与牲畜相区别,稳稳抓住活体和临证不放,对尸体解剖和动物实验毫不问津,从而牢牢把住了人类医学研究对象这个大舵。足见在“研究对象”这个关系医学全局的根本问题上,张机“技高一筹”。在调控抢救实际疾病的能力和有效性方面,盖仑与张机相比,更是“望尘莫及”!在攻占人类医学发展的“战略制高点”上,中国则“捷足先登”!不是我要存心贬盖仑。他当时基本上不会也不能看病——他因弄不清人体结构而不得不忙于解剖探索;生理、病理、微生物、细胞学、遗传、免疫、基因等等全是一抹黑,等待配套;更加所用西药缺如,亟待后人研制;抗生素在其千年之后才有。如此情境,任谁看病,也是说多难有多难。不是我要刻意褒张机。仲景虽然对物理、化学、生物学等等一无所知,更不懂英语,但他头顶蓝天,脚踏实地,背靠青山绿水,胸怀华夏传统,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草木皆为我用,金石化为神奇;有如神兵天降,跃马横枪,驰骋沙场,救死扶伤,纵横捭阖,挥洒倜傥。即使今日,中外何人能比?! 因此,张机荣膺“医中之圣”人类医学桂冠,无人能与之争雄。中国中医世代以张仲景为楷模,事亲济人,活人无算;衍化出一个繁荣昌盛、盖世无双的中华民族。若非不肖子孙争相毁弃,中国早已成为举世膜拜的“医学圣地”;中医早就畅行世界、繁衍人类啦! 盖仑因为在医学发展战略和方法论问题上栽了一个大跟头,“一失足成千古恨”。其小聪明、大糊涂,误己误人,贻害无穷。时至今日,小起感冒等常见病多发病,大至癌症、白血病等疑难重病,尽管已有西医仁人志士良心发现做出临床效价反省评估,但其迷失方向的豪华医学战舰已经撞向冰山而欲罢不能(总有一天要推倒重来);全世界仍然无时无刻不见“抗生素”泛滥成灾、“手术刀”寒光迸射、“放化疗”(镭钴化学剧毒品)横行无忌。医界内外已经麻木不仁、见怪不怪。本已陷入绝境的癌症、白血病患者,又遭西方“高科技”无情追杀——难怪善良的网民网上惊呼:“西医杀人无过,中医救人无功!”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是互相关联、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研究对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所应(能)采取的研究方法。张机紧扣人类医学研究对象只能选定两相适应的辨证论治(整体调控)方法。盖仑撇开不可移易的人类医学固有对象所精心设计的解剖试验(还原分析)方法,一举改变了西医理论研究对象;导致中西医学自此分道扬镳,走上了完全不同的学术道路;致使中西医学成为“两个迥然异趣的世界”,并具备“不可通约性”而绝难融合。 由于以《内经》为代表的中医学高瞻远瞩,自始至终扣住活人及其疾病为其整体观察与调控对象,故其以活脱的概念和语言所阐明的医学基本原理,较之世界任何其他医学流派,都更加切合人类疾病发展变化规律。以之指导临床,在很多方面和场合常能达到西医难以企及和不可思议的神奇疗效。与此形成鲜明对照,在实验室产生的“应激学说”无论达到怎样“精确”的程度,在长达50年中始终“找”不到“适应性疾病”;无论“生物导弹”在试管中杀灭癌细胞具有怎样的“魔力”以及在动物实验中获得如何“满意的进展”,在历经半个世纪后仍无法在人身上取得突破;不少化学毒品勉强用于临床,又由于效果欠佳或毒副作用太大而被淘汰……。之所以如此,就因为他们不是从人类疾病本身得出的结论。由此不难理解,西方医学不少学说何以经受不住临床检验而短命夭折;西医诊疗方法和药物何以“日新月异”而更替不迭。与此形成鲜明对照,“中医经典”何以能饱受磨难而垂范千古;“中医经方”何以能历经千年而其效不衰。中西医学的所有巨大差异都是从“实际研究对象不同”这个根本分歧点派生而来;因之最终导致二者“貌合”而“神离”。它与东西方社会、地理、人文因素等等并无直接因果关系。前述各项不能据以解释差异产生的根源。因为上述诸方面无论怎样不同,类似西医的解剖和实验方法在中国古代并非没有而且至今犹存;而类似中医的传统(整体调控)在古代西方亦曾发生;其后不但没有绝迹,而且当代再现“东山再起”的趋势(东方回归)。所谓“中国缺乏产生解剖学的土壤”云云并无根据。解剖实验方法在东方文化和中医学中僻处一隅,乃是中国先贤在权衡利弊后的主动放弃。中西医学在研究对象问题上的根本分歧业已彰明:中医世代坚持认定人类疾病规律只能从其本身直接观察研究中取得,只能从临床实践中获得,舍此别无它途。因此,它坚定不移地始终以人类疾病为观控对象。盖仑错误以为人类疾病的诊疗规律可以从尸体和动物身上取得,因此他放弃了对人类疾病的临床直接观察,一跟头栽进实验室,换以尸兽为其理论研究对象,把人类疾病降格为纯粹“应用对象”,从而取消了它作为人类医学“不容替换的固有对象”和“唯一理论源泉”的资格。由此可见,中医并不像某些“权威”或政要(外行)渲染的那样“原始”和“落后”。被人贬得一文不值以至于非彻底摒弃不可的中医学,是尔等极难识别的“旷世瑰宝”。她历经数千年的积累,已经“缓慢”(实为“稳步”)发展到如此境界:在西医看来必须手术治疗的病人,至少有一半以上可以采用中医中药治疗,免受刀下之苦而保存完体;其康复程度反而比手术更高,费用更省。而人类种类繁多的常见病、多发病乃至不少疑难怪病,服用天然生药,比化学药物效果更好、毒副作用更小。因此,在决定手术和服用化学毒品之前,先请有真才实学的中医(已成稀世珍宝寥若晨星。伪劣假冒者太多)瞧瞧,也许是绝对必要和十分有益的。相比之下,中医学才真正忠实于自己的研究对象,数千年如一日,千百代竞相传承,在人类医学领域艰难但却极富成效地探索着。她集以往人类医学大成,已获得相当可观的理论与实践成就。明乎此,才不会对医学理论界流传的“中医学代表着人类医学未来发展方向”一语感到惊愕。据此,美国医学界将中医等列为“替代医学”的提法(这一开明提法较前排斥中医于医学之外的霸主态度有所进步且使传统医学界人士受宠若惊),纯属“喧宾夺主、本末倒置”。医学乃关系全人类健康寿夭。它需要最大限度的民主,容不得半点“霸道”。当然我们也不能“得理不饶人”;不能完全否定“权宜之计”的合理性及其在医学界的存在价值。这是因为人类医学将永远面对一时难以弄清机理而又急待处理的新的病人和病种,因而无法彻底摆脱束手无策的窘境。作为权宜之计和必要补充(换以通俗的话说,“没有办法的办法”),现代西医尽管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人类医学”,但却已被实践证明是最接近于人类医学的、迫不得已时可以借(愿)用而可供选择的“非医科学”——与经典的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等同出一辙(拼合而成)、同属一类。所以,它仍然是绝对需要和不可或缺的——无论西方或东方,无论现在或将来(尤其在中医尚未被世人正确认识和普遍接受的情况下)。不管融合或取消其中任何一方或两方,都会使世人深感惋惜或不能适应。因此,笔者虽不无偏激地认为医学大是大非不容混淆而在所必争(不争不明),但对“中医西化”和西医“东方回归”(即中国官方倡导的所谓“中西结合的社会主义新医学”)均持保留意见和谨慎态度。笔者坚持认为,“中西医学平等”“两样货色齐备”也许是中国乃至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现实的最佳选择。结论:让中西医学比翼齐飞,以共襄人类健康大业。注:本文于1993年3月首次发表在作者母校《 湖南中医学院学报 》第13卷第1期;同年5月送展英国李约瑟研究所东亚科学史图书馆。1994年4月在“首届世界传统医学研讨会”(北戴河)大会宣读。后收入作者专著《中医存亡论》,北京华夏出版社1996年10月第一版。本次重新发表有重大修改。第三篇 关于中医发展战略若干认识问题
——与钱学森教授商榷
(一篇屡遭压制的医学论文)
按语
提要
1、钱氏设想与“中医科学化”
2、钱氏设想的战略目标、思想路线与组织路线
结语
附件
按语:
“关于中医发展战略若干认识问题--与钱学森教授商榷”( 原题“就中医发展战略问题致钱学森同志的信” )一文, 是作者潜心中医发战略问题的研究和思考凡八年 , 历时一月撰成。该文经湖南省中医学会指导修改并审阅通过 ,转呈“全国中医发展战略研讨会”( 1986.11.成都 ) ,因“观点可取,方式不当,火药味太浓”而落选。次年3月在湖南省中医学会年会( 长沙 ) 大会宣读,在全体代表中引起强烈反响和共鸣。同年被“全国第二届青年中医学术研讨会”( 1987.10.北京 )录取,并被通知在《北京中医》杂志发表。作者作为正式代表被邀请参会。但会上风云突变,该论文横遭扣压;京志刊登事亦随之取消。此举激起与会代表和工作人员强烈不满,并引发“激惹效应”,反使本篇成为此次大会最“抢手”的论文。时值中共十三大召开。作者有所顾忌没有采取抗争行动。但在大会秘书处的巧妙安排下,代表们仍通过不同渠道拿到论文并争相传阅。会中, 身为出版社编辑的两代表会见并约请作者将其扩充为专著,遂有《中医向何处去--关于中医发展战略若干认识问题》书稿问世,原文列为第三章。十年后更名为《中医存亡论》,由崔月犁、吕炳奎题签,北京华夏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受到行业内外专家名宿和广大读者赞赏,被誉为“医学洪钟”“不可多得之佳作”。当然也遭到中国科学院某“院士”诅咒: “……一天到晚中医存亡论,沉思论”( 难道这也叫“院士”的评论或批判?!“沉思论”实为《中医沉思录》,由前卫生部长崔月犁主编)。但在审稿过程中, 作为本书基础和骨架的第三章又被强行删除。此前这段文字曾由《医学与哲学》以《关于建立唯象中医学的认识》为题摘要发表在1990年第7期,并由《窗友》(内刊)全文登载。
该文讨论中西医学关系,涉及医政管理大要。 究竟犯下什么过错或是违犯了何种天条? “ 双百方针 ” 何在?“人权 ” 何在?相关责任人的行径是否侵犯了传统医药学的生存发展权以及宪法赋予作者(公民 )的人格尊严和民主权利? 作者至今投诉无门不得其解。今特于网上发布,以就教大方;一正作者言行,二遏政界、学坛少数权贵的违法行径,以期发扬民主,广开言路,强国利民。
提要
本文采取书信方式对钱学森教授所提“中医现代化战略设想”提出商榷,揭示出钱氏设想系历史上所谓 “中医科学化”主张的重提和深化;尖锐指出该设想将把中医发展导入歧途。
中国科技协会主席
尊敬的钱学森教授:
您是深孚众望的著名学者,更是我向来崇拜的大科学家。您在增强我国国防力量,提高我国国际地位和维护中华民族尊严方面建立了卓越功勋, 与中国“三钱”一道,使几乎所有热血青年倾倒。 我是一名青年中医。出于对专业的热爱和自身命运的关心,我仔细拜读了《健康报》所刊您提出的“中医现代化战略设想”。作为众望所归的世界著名科学家、新任全国科协主席,您对中医现代化的良好愿望和满腔热情,以及设想本身的高度概括性、条理性,给中医界和整个学术界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您如此重视中医使我和同道受宠若惊, 也因此更感到肩负的使命重大。 无论其本身正确与否,您的设想都将载入中医史册。研读之余 ,我想就您的设想谈谈我的一些不成熟的想法。
近读德国诗人、政论家海涅一句名言: “尊敬伟大人物的最好的方法, 莫过于把他的缺点就象他的美德一样仔细认真地揭示出来”。我想您不会反对。因此,凡持异议者,我便直言不讳。对的盼您笑纳,错了还望海涵。
下面,恳请您不妨来个“金
蝉脱壳”,跳出“钱氏设想”圈子,站到它的对面或旁边,客观、冷静地听听一位普通中医对您的设想的开诚布公的评论。
钱学森教授在其关于中医现代化的战略设想中提出了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影响中医学术发展方向,关系国计民生和中医药人员的前途与命运, 决定中医事业的生死存亡.对其进行独立思考和深入研讨, 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3-1钱氏设想与“中医科学化”
设想提出: 建立唯象中医学;认真总结名老中医经验并输入电脑;同现代科技结合进行多学科研究。钱老在此提出了中医现代化的近期目标、途径和方法。总体上看, 钱氏设想乃是历史上所谓“中医科学化”主张的重提和深化。
所谓“中医科学化”主张,乃著名医学家陆渊雷首倡于民国时期。其要点是:
1,中医不科学,所以亟需科学化以救亡图存;
2,中医治疗方法有效,且有突过西医之处。因为它从经验累积得来。其药效多真确,而学说反多臆想;
3,欧西传来之解剖生理以及他种相关之科学,皆出于精密之观察、巧妙之试验,取而讨索古方所以得效之故,可以得真理;
4,方法是以西医理论解释中医。能解释者取代之,不能解释者否定之;
5,必须通晓国医与现代科学两者,方能进行此项工作。
陆氏主张貌似有理,实则大谬。不难看出,它的哲学基础是西方二元论。其典型表现是将中医经验与中医理论人为割裂,企图攫取中医经验与疗效,而废弃中医理论与经典。其思想根源在于不明中西医学的本质差异,抱定“只有精确性研究才算科学”的偏见。其前提是中医不科学;而其核心则是一切以西医和现代科学为真理标准,不懂得临床实践才是检验医学理论的唯一标准,力倡中医西医化--从研究方法直至术语表达。因此,它的实质是使中医的宝贵经验与卓越疗效隶属于西医理论框架之下,将中医学融化于西医之中。显然这是一个吞噬中医使之走向灭亡的主张。
试将钱氏设想与陆氏主张稍加比较,即可发现二者不谋而合、一脉相承:
1,同样重视中医经验和实效,鄙弃中医理论和经典;
2,同样推崇西医及相关科学的研究方法,鄙弃中医独特方法;
3,同样强调现代科学(含西医)对中医的改建。
其差别在于:
1,倡导者由“中西兼通”的医学家换成了“全能”科学家;
2,陆氏对于国医根底与普通科学二者并重,钱氏更偏重现代科技(声光电)而轻视国医根底;
3,陆将引起废止中医之危机的罪责归之于《内》《难》等中医经典,钱则将影响中医发展的原因归之于“现在的中医理论”;
4,增加了一些新词句和新内容。如陆的中医科学化是西医化的代名词。钱则给中医科学化挂上了“现代化”的招牌,并戴上“尖端科学”、“科技革命”的桂冠。其内容由近代西医扩展为现代科技,其标志由解剖等换成电脑。一个将中医融化于西医之中,谓不如此便“不足以救亡图存”;一个则将被西医化、科技化的中医变种标称为“唯象中医学”,谓不如此中医学便会“丧失生命力”。可见二者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大同而小异。然而“中医不科学”的前提丝毫未变。
因此,后者较前者更时髦、更具理论性、权威性和诱惑力。如果说,陆氏还只是部分抛弃中医,那么钱氏设想则将导致中医的全盘西化即彻底毁灭。
(对陆氏主张的系统分析请见本书第40页“中医科学化”一节,或参见拙作《略论“中医科学化”极其危害》,载《湖南中医通讯》1986年第4期。在那里我把人们司空见惯的五种现象归纳为“五大危害”,提请读者审议。)
3-2、钱氏设想的战略目标、思想路线、组织路线
下面,请允许我从战略目标、组织路线、思想路线等三个方面对钱氏设想进行剖析。
3-2-1.发展中医还是取消中医
3-2-1-1 应当学习继承, 还是“动改丢”
设想谓:“中医的确是个伟大宝库,是祖先给我们留下的丰富遗产。但在科学日新月异情况下,总不能说古人研究的东西一点不能动”。既然承认中医是宝库、是遗产,即使在“科学日新月异的情况下”还没有完全变成腐朽的垃圾和糟粕,那么理当首先强调学习与继承,尤其是在中医学术濒临失传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设想非但只字不提,反用“但”辞急转,爆出一个“动”字, 将两个不存在必然联系的概念强扭在一起:既是宝库遗产,就不存在动改丢;既要动改丢,就决非宝库遗产,而是谬误、糟粕、垃圾。从后文看,此“动”恰恰通“改”,且含“丢”。 众所周知, 在中医学领域, 所谓“古人研究的东西”,无非对象、方法、成果。其对像是人体及其疾病,万万不可改;其方法整体观、调控理论等无比先进, 即现代方法论亦当汲取,谈何更改?其成果有二:理论成果指导临床卓有成效,许多方面为西医所不及;实践成果即今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想改也改不了啦! 从根本上说,中医理论体系无须大改,改了便非中医。即使小动小改,除外看准了的,愚以为暂时不动为妥。理由:一是中医精华、特色不能动;二是没有学懂弄通,岂可轻举妄动?!
可叹百几十年来特别是十年动乱中,盲动主义已经象鬼魂附体一样驱使人们把瑰丽国宝当“封建迷信”抛弃殆尽,误将名医奇才作“牛鬼蛇神”扫地出门——关进“牛棚”,真可谓把个中医学弄得“体无完肤”。这种貌似“革命”的“左”的政策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损失还少吗?经济损失可以弥补,人才丧失无可挽回啊!对于这一惨痛的教训,何人不是痛定思痛?!我想钱老您也不该例外。对于奄奄一息、所剩无几的中医学术,怎么可以抱定“左”的路线不放,仍然“动”字当头呢?
3-2-1-2. 唯象论是对传统中医学的否定
设想谓:“要科学地描述一件事情,第一步只能是唯象的,即把观察到和实践到的东西老老实实地总结出规律。……中医也要走这一步”。此言差矣!稍具中医常识者便知,中医早就走了这一步。 仅此而言,唯象中医学便已无事可干。设想本意不限于此 ,进而提出“现在的中医理论虽然在经典医著里有了大量总结,但多不是现代科学语言”、 “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作指导,把中医积累的经验用现代科学语言表达出来,就是唯象中医学。”可见它与传统中医学迥然不同。设想在此将中国古代卓有成效的一元论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主张改用“现代科学语言”对中医经验加以表达和重新整理,将现有的中医理论加以抛弃,学起来大约就很容易了。何其美哉! 其实不然。所谓“现代科学语言”如果可析为“现代语言”和“现代科学”,则用现代语言诠释中医使其通俗化,这是医林一代宗匠恽铁樵的主张。 然而恽氏与钱老提法不同。他说:“中国医学是平正的,非玄妙的,是近情着理人人可解的,非艰深难晓不可思议的。” 为捍卫中医, 他力倡“将古书晦涩之医理,诠释明白,使尽人可喻。换言之, 非设法使中医民众化不可”。和设想不同, 此为中医“民众化”,而非“科学化”;属于科教(普)工作,经诠释者仍是原来意义上的中医。但用所谓“现代科学概念”偷换则大异。严格说来,非中医专业术语不能与中医术语等同代换,牵强附会只能曲解。由此建立的 “唯象中医学”只能是对传统中医学的否定和篡改。
3-2-2. 中医现代化靠谁来实现
作为战略设想,理应回答“依靠谁”的问题。设想避而不谈,但有明显倾向性。即中医现代化似乎只有依靠精通西医和声光电的外行来搞方能实现。
3-2-2-1. 南辕北辙
设想突出强调“认真总结名老中医经验并输入电脑”和“同现代科技结合进行多学科研究”。小生不敢苟同。发展中医不能局限于总结几位名老的部分经验,而应当对中医历史和现状从整体、宏观、系统的角度作通盘的综合考察与研究,尤其要重视中医文献的学习整理与全体中医的临床实践。这远非少数名老、更非电脑所能包办代替。撇开30万青壮年中医,脱离临床实践,片面强调电脑与现代科技,发展中医只能是南辕北辙,痴人说梦!
3-2-2-2将帅与玩偶。
在近百年极不利于中医独立发展的社会氛围中,由于卫生当局歧视排挤,中医事业发展缓慢,中医队伍受到严重侵蚀。精通并保持中医特色的名老中医所剩无几。随波逐流、人云亦云者居多。个别中医教授变得惊人肤浅近于胡涂。在“名老”面前也存在一个是否有“真才实学”的问题。“长白胡须”不等于“名老中医”。然而,名副其实的中医名老乃祖国医学栋梁、中医发展的帅座和主将。他们不应当仅仅作为“总结对象”被揿入电脑而成为“玩偶”。诚然,他们不懂西医,不谙声光电,或知亦不多。这丝毫不防碍其运用中医理法方药辨证施治起沉疴大疾。若按钱氏主张,中西兼学以中为主的方药中教授亦只能靠边站;“秦内经”及诸多内经大师、针灸大师、
伤寒大师、温病大师、中药大师等等都只能望洋兴叹!请听方老自述:“我是科班出身的中医,也是医学院毕业的西医。人家说我中西皆通,……人贵有自知之明,……人生经历有限,不能中西医同时并取,……我只能从中医方面来要求自己,……用现代科学(包括现代医学)来研究中医,我还不具备这个条件”。敢问当代中医,超过或能赶上方老这样系统学过西医的中医名老能有几位?如此说来,整个中医界惟有统统靠边站喽!
3-2-2-3. 电脑小议
电脑永远需要人来调控。从这个意义上说,电脑永远无法超出人脑。事实表明,电脑仅能储存名老中医部分经验, 无法代替其整个聪慧大脑和正反两方面的毕生经验。在特定场合,教训比经验更可贵。对此,电脑无法尽录。在不确定场合处理不确定信息,电脑更是无能为力。医学临床思维经常是在极不确定场合处理极不确定信息,最需要精明的中医头脑而非电脑。从某种意义上说, 历代无数中医的临床实践, 古今千万种文献, 都在协力塑造一个最高级的 “中医头脑”。这是任何电脑所不可企及的。
3-2-2-4. 关于多学科研究
片面强调 “多学科研究” 势必喧宾夺主,排斥和贬低道地中医科研项目。所有体现中医特色和自身规律的科研提案都将因之黯然失色而被打入冷宫。赶时髦、趋热门的不良风气充斥学术界,原中医研究院大量课题混同西医即为明证。设想言过其实地把中医现代化夸大为下个世纪要实现的“科技革命”,极不恰当地把当今世界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兴起或尚在酝酿之中的众多边缘学科 (很难预料都能成器)统统纳入中医现代化范畴,显然背离了实事求是的科学原则。坚持这一观点,只能使中医科研战线无限延伸,使本来可为中医办几件实事的有限资金被哄抢挥霍而不敷使用,近期社会、经济效益更无从谈起。据此,笔者认为: 现有条件下的中医界只能担负起她所能担负的任务。大话、空话以及任何 “左”的倾向都在必须反对之列。不急之务能缓则缓, 两可之议当废即废。否则中医现代化虽无限膨胀、热极一时,然终将化为泡影。一哄而起又一哄而散,到头来吃亏的是我中医界。她将落得两手空空、一无所获,甚至还可能赔上老本!
3-2-2-5. 所谓“生命力”问题
设想提及“生命力”问题, 作为对中医非“动”不可的理论依据。在某些人看来,中医几千年无甚发展,至今基本上还是内经、伤寒那一套,按说早该消亡。奇怪的是,正是这样一个中医学,在科学日新月异的今天,不但没有被消灭、被淘汰,反而显示出异乎寻常且远远超出自身范围的顽强活力而为世界瞩目。堪称现代博学家的刘亚光氏著有《现代自然科学与中医理论》一书,以50万字篇幅,从一些侧面,在一定程度上(仅限于此)阐明了中医理论的科学性。更确切地说,古老中医学为现代新学科提供了深刻启示和强劲论据。如现代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中许多“新观念”竟与两千年前中医老观点惊人相似和高度吻合。这在那些持“只有精确性研究才算科学”的顽固偏见者不可思议。他们对中医科学性与生命力充耳不闻、熟视无睹。数千年来中医在无任何“现代科学”证明的情况下, 凡尊重实际并略具头脑者都不否认其科学性与生命力。即使现在水平上(也许距历史最高水平相差甚远)的中医 ,哪怕是一点不掺进西医和现代科技的内容也不会失去效力即生命力。反之 ,若人为地强制推行“中医西医化”或加上“科技化”,中医特有且行之有效的临床思维、诊疗方式就会蜕化,中医将变成供人赏玩的古董而名存实亡。
这里涉及衡量标准问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理,检验医学理论的唯一标准只能是临床实践,而不是西医或科技化程度。西医同样需要接受临床检验。若将衡量标准偷换成西医,则中医学有如千年老妪丑陋不堪;若恒以临床为镜,则中医科学性昭如日月,中医学宛然万古寿星!
3-2-2-6. 有感于“纳入”
设想谓“唯象中医学建立以后, 就要向深度发展。这就要把中医、气功、特异功能纳入现代科技体系,创立人体科学。” 这一“纳入”本来出于一番美意, 但结果适得其反,实有伤中医感情。中医学从来属于历代科技体系。未曾见到有哪位历史学家把中医学排斥在历代科技体系之外。和别的体系相比,她还是一个保存最久、发展最完善、最成熟、生命力最强的科技体系,属于一般人尚不甚明了的“软科学”(高科技)范畴。刘氏证明她确是现代科学技术中较高级部分, 虽说 “古老”,但在诸多方面遥遥领先。和历史虚无主义者看法相反,中医学早已成为迄今为止世界上最高级的关于人体的科学--当然远未终极又鲜为人知。 某些人之所以固执地把中医排斥在现代科技体系之外, 完全出于无知与偏见,是抽象肯定、具体否定中医科学性的典型表现。尊敬的钱老,您作为“世界级”科学家,怎能趋附此言?可叹钱氏“纳入”据说“现在还不具备条件”,预计至少尚须几十年。看来我这个青年中医也只能在九泉之下接受钱老恩典。呜呼,何其哀哉!我想所有中医都会有此同感。
3-2-3. 主观臆想代替客观现实
设想作者由于对中医历史和现状缺乏起码的了解 (本属行外人士,不应苛求),故设想中难免以主观臆想代替客观现实,进而在科学范畴和逻辑概念上限入混乱,因此在中医发展问题上唱出了和中医行家完全相反的论调。
3-2-3-1. 祝氏经络研究不足取
设想极力推崇“祝总骧用生物物理,也就是声光电等研究经络”。“声光电”不等于中医学。第一 ,即使没有祝氏证明,经络几千年一直客观存在并有效指导临床。国内外愈来愈多的西医尚且坚信不疑且乐于习用, 并不因某些隔行的权威学者不理解、不承认就不复存在。第二, 祝氏研究虽与经络相关,却已超出中医范畴,属“生物--物理”即边缘学科。他的研究也许有可能揭示经络的某种物理特性, 但对中医临床并无实际意义。过分夸大其作用,还有可能将经络理论引入迷津,进而使经络理论及其针灸手法等归于灭亡。
让我们从理论上深入分析一下。祝氏研究号称 “第一次用生物物理方法定量地揭示出经络系统的客观存在。” 这是十足的伪科学。首先,作为中医概念的“经络系统”属于模糊理论范畴,带有极大的模糊性质,根本不可能定量精确表达。其次,经络的客观存在只能也只须由医学临床实践给出证明,从“针砭某穴位,治愈某疾病”的对应关系中获得证实。如果悍然否定这种来自实践的检验是“科学的证明”,代之以所谓 “生物物理”方法,那么“经络系统”这一概念本身就是不科学的。于是祝氏的“科学证明”实际上是在证明一个本来就不科学、本来就不能成立的概念,因而这一证明本身就是反科学的。
至于“他们于1983年在脱离了中枢神经系统和血液循环系统的离开躯体的断肢上测试,同样发现了隐性循经感传的低阻抗特性”,并近而得出了“经络系统是离开神经系统和循环系统而独立存在的”离奇结论,这更是荒谬绝伦。在中医学概念中,经络和脏腑一样,是一个基于实体的综合性概念,不能脱离整体和活体而孤立存在。他根本不懂:中医从来不离开整体、活体谈经络。这是因为:一则死尸已无疾病可言,也就无所谓对疾病有相应治疗作用的经络感应系统;二则作为“气血运行的通道”,经络从来不曾离开气血单独存在。换言之,没有整体、没有活体、没有气血及其运行与濡养,也就没有经络。因此,没有人能够象西医的“血管和血液”那样,将中医的“经络”和整体、活体、气和血分割开来和孤立起来加以研究。
由此可见,祝氏研究不但没有对经络概念提供“科学根据”,反而不无狂妄地把医学实践对于医学理论的唯一科学验证毫无道理地否定掉了,把中医的整体观、联系观、动态观等统统阉割和肢解掉了。因此,祝氏研究即使在实验室能够重复,那也绝非“中医的经络系统”,充其量不过是受到中医启发的“祝氏新发现”或别的什么——君不见该项研究完全是在蹈袭中医经络循行路线,是以承认经络的存在为前提的,根本不是什么对经络客观存在的“首次科学证明”。您果真相信,数千年前古人的凡胎肉眼窥测与心灵的揣摩、经验的积淀等等和现代高级精密仪器的电器感应竟然耦合得如此天衣无缝么?然而现实是,祝氏经络研究居然迅速打入了“科技超市”。这和某些人既不动手更不用脑、单凭想象和主观臆断显然有着直接关系。
3-2-3-2. 系统论与中医学
同样,“系统论者”不等于中医学家。“用系统科学的观点来研究中医辨证论治的‘证’”,其结果充实了系统学的内容, 也可望从另一个角度(方法论)促进(非代替)中医发展。但毕竟分属不同学科范畴。源于医学实践再回到临床, 如此循环往复以至于无穷, 一次比一次更深刻、更高级。这才是作为医学理论的辨证论治学说不断深化发展的最主要途径。从系统科学角度提出的启示和补充是否适合于医学 ,也仍须经由临床验证。这才是中医本行。二者岂能混淆?!
3-2-3-3. 美妙幻想与“中西结合”
设想对西医热门和美国科学家的观点颇为赞赏,誉为“当然不错”;同时在西医还原论和中医整体观等两相对立的观点上加以折中调和,谓“我们将来的科学革命(特指中医现代化)要把微观到整体、到宏观,甚至到宇宙,都连起来。” 这一主张超然于现存中西医学之上,实则不过是美好愿望与飘渺幻想。设想似乎要创建一种完美无缺的医学新体系。这显然是那个空唤了几十年的“建立中国新医药学”口号的现代新提法(老提法从“阶级性”上划分:中医--封建主义医,西医--资本主义医,新医--社会主义医)。与中西汇通思潮一脉相承的“中西结合”口号,可谓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在毛泽东生前亲自倡导和政府大力推行之下,历时30余年,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其结果,除了给我们留下一本无法算清的胡涂账之外,即中医事业和学术的滞缓与消融。以至于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新医学不但没有建立起来,反而不得不面对现实,开始放弃这一理想主义的目标,代之以“振兴(抢救)中医”的口号。中国医学界的这一重大转折是中共11届3中全会路线的伟大成果之一。然而报刊宣传并未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对于这一左的激进口号的公开批评很少看到。纵有也是欲言又止。例如《中医杂志》1980年第7期《追记一次严肃认真的中医会诊》一文即是如此。试问这对学术发展和国计民生究有何益?科学史表明: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己或多或少不能解释的现象和不可解决的难题。科学界称之为“逆事例”。换用中医行话讲, 即:包治百病的万应灵丹是永远不会有的。刘亚光氏依据量子力学中的海森堡测不准原理(在复杂体系中研究体系的复杂性与数学的精确表达两者之间不兼容),预感到现阶段上中西医学理论的不兼容性,为中西医学理论“汇而不通”的历史事实提供了理论依据,更为今天仍孜孜于中西医结合的志士仁人提供了不容轻视、不可违拗的重要参考。方药中教授指出:“只有高水平的中医和高水平的西医结合才能产生高水平的中西医结合成果。”这话虽然不敢直言反对“中西结合”的大政方针,但显然不赞成在中西水平都不高尤其中医不景气的情况下奢谈结合,必有其道理。退一万步说,为什么不能首先让中、西医各自都有了大的发展 ,待二者均达一定高水平时再提结合呢?
说到底,即使钱氏设想能够实现,也不会有人承认是中医现代化。因为历史和现实的中医与这种完备的理想主义的全新医学体系悬殊太大 、面目全非。现实中医别说包罗万象、包打天下,在目前即连担负国内主要医疗任务亦不能胜任--我们决不应对此讳莫如深。
总而言之,我们既反对西医吞噬中医,也不赞成借 “中医现代化”之名融化西医。
3-2-3-4.中医光复希望所在
中医专家、教授和近百万中医药从业人员,是中医光复的主力军,应该砍掉自卑感、废除妄自菲薄、挺直腰杆。不必因为有人攻击“中医不科学”、坚持传统特色就是“尊经复古”以及“看不懂西医化验单” “不懂声光电”等等就自暴自弃、踌躇动摇。你们学中医、干中医、懂中医、爱中医,有的从事中医几十年、几代。你们与中医学息息相关、休戚与共。你们最有发言权;有责任理直气壮提设想、提方案、提建议。尤其中医名老更应该当仁不让,站稳学术立场,不负时代与事业重托、不负世界人民希望。只有中医界本身首先振作起来,全体动员,中医学才能振兴,中医发展才能步入正轨,中医国际化才有希望。尊敬的钱老,您如果真能取代“中医部长”崔月犁和“中医司令”吕炳奎(他已竭尽全力、年迈离休), 运用您的崇高威望和巨大影响把他们调动起来,那该多好啊! 历经坎坷的中医学正面临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她从未得到今天这样有利于自身独立发展的大好时机,但也从未遇到如此深重的危机--在惑乱人心的“中医科学化”的鼓噪声中,中医发展已经步入歧途。一蹶不振的中医界已经不任折腾--无论右的或“左”的。若再沉迷幻想空谈,蹉跎
黄金岁月,耽延绝好时机,悔之晚矣!中医发展迫切期待产生和涌现大批自己的理论家、宣传家和组织家,尤其需要具备历史和哲学眼光的“战略家”挽狂澜于既倒。毫无疑问,钱老是这样的“战略家”的理想人选之一。然而您无论如何不应该在科学日新月异、“三论”已经建立的今天,反而重弹“中医科学化、西医化、现代化”的老调,把中医发展引入歧途。
尊敬的 “中医部长” 崔月犁已经注意到在医学界肃清“左”的影响、拨乱反正问题。可惜他还没有抓到点子上。专家学者说话多所顾忌。何足道哉的医学狂论无处发表,他很难看到。也许只有您才能扶助他。 尊敬的钱老,您如果能在这个关系中国医学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上, 放弃比之毛泽东更“左”的主张,收回另立山头、另组“指挥部”的成命,那将使中医发展少走多少弯路、将给中国乃至世界卫生事业带来多大的实惠啊!
3-2-3-5. 应当让贤
诚然,要完全否定“中西医结合”的可能性并将这一概念从人们头脑中驱除是极端困难的事--如同 “永动机”虽一再被否定却仍然有人幻想“第二代永动机”一样。但我们至少可以这样认为: 该项工作应当交由少数醉心于此的西医去探索,因为只有他们精通“现代医学”,且其 “声光电”要比中医强百倍。若真能闯出一条路子 ,那是好事;若闯进死胡同,也应当允许他们失败。这总比驱动整个科学界盲目去闯,损失要小得多。笔者建议: 最好把“下个世纪要实现的一次科学革命”这一“尖端科学”让给别的能人和部门去做,或干脆留给下一代去做--如同方药中教授宣称的那样。我们还是本着已故任应秋教授“绝不能让悠久的历史文化在我们这一代失传”的遗嘱,脚踏实地走自己的路。我们是中医。单中医一项,一辈子学不完。对西医和所有其它学科都可以涉猎, 但毕竟难以兼通。既然人生精力有限,就大可不必勉为其难。西医学自有数倍于中医的西医去干,声光电就让给生物物理学家或有志边缘学科者去干。作为中医,只要我们矢志不渝、立足临床,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我们就可望造就一颗任何电脑也不能代替的“中医头脑”,成为新一代名中医,为人类健康事业作出独到贡献--须知中医有其“独到之处”必有“不到之处”。若丢弃后者,前者亦将消失。对我们自身而言,无所失便无所得,无须也不可能面面俱到。因此,无论从中医队伍自身素质,亦或现代科技眼下所达水平,象赵绍琴教授等那样首先强调学习继承以逐步改变中医后继乏人、乏术、乏药的局面,是十分正确和必要的。笔者与诸多中医同仁认定 ,这是中医图存的当务之急,是中医发展的必由之路。
结语
中国医学史、科技史、学术思想发展史很可能写上:公元1986年6月21日,《健康报》在头版头条显赫位置将这样一个“中医现代化战略设想”推到中医界和整个学术思想界面前--该设想无视中医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对中医学抽象肯定、具体否定、求全责备, 与中医专家任应秋等大唱反调。它闭口不谈对传统中医的学习继承, 闭口不谈医学临床实践, 只字不提名老中医的挂帅作用;更撇开近百万中医药从业人员,冒然提出 “建立唯象中医学”以取代传统中医学的错误主张;同时以“和现代科技结合”诱使中医药人员离开中医本行,放弃中医特色;以所谓“多学科研究”创立边缘新学科冒充、瓦解、牵制中医发展,力主中医科学化、西医化、现代化。
这样一个挂着“钱氏”头衔的战略设想将把中医发展引向何方? 万望钱老深入中医界广泛听取意见,三思而后定持否。
为此, 恳请您的真身不要再回附“钱氏设想”, 就让它留在《健康报》上;将这“金蝉之壳”留给我们入药, 去救治中医界和学术思想界交相染易的“疫疠”,以促使百孔千疮的中医肌体康复吧。不知尊意以为然否?
尊敬的钱学森教授:为着中医事业,笔者不得已向您进此逆耳忠言;尤其在您荣任第三届全国科协主席之际,自知不识时务;更加笔锋指处诸多偏激,实话真言不善委婉;尚祈您以科学巨子之广博胸怀,姑念我中医千古基业之毁存,容我之不能容。
武陵 何足道 德生
1986年7月20日敬上
(2006年7月20日修订)
附件一:湖南省中医学会指导修改函何德生同志:
你好。你以何足道哉的笔名撰写的《旮旯中医评钱氏设想》的讨论稿收到。我们对于你敢于与名人进行学术争论的精神表示赞赏,这是符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为了更有利于开展学术讨论,特提出如下建议,仅供参考。一,学术争鸣是一件很严肃的事,宜取庄重、友好的态度,坚持以理服人。建议对文中与上述要求不尽相符之处,作某些调整。例如文章标题是否可以略去 “旮旯中医”四字,直书“评钱氏《设想》”。署名删除“哉”字,取笔名“何足道”,或径用真名“何德生”亦无不可。如此等等。二,除了评论钱氏的不是之外,是否可以提出自己的主张,应该怎么做才好。这样,可以使讨论深入一步。以上建议不知以为然否?随函附退原稿一件,请收。
顺致礼
全国中医学会湖南分会 (公章)
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五日
谭克陶先生来函何德生同志:
九月三日来信及大作均收到。大作已于今日转寄全国中医学会,请释念。大作经拜读一过,颇受教益。作为学术争鸣,不失为一家之言。钱老虽属科技界巨子,但在学术讨论上应该是平等的,不必担心“会受到惩罚”,请放心。大作录用与否,请静候佳音。先此布闻,即颂大安
谭克陶 9。16。附:谭克陶亲笔(见改版图文19-1,2)附件二: 《北京中医》杂志编辑部
通 知何同志:
您为“第二届全国青年中医学术研讨会”撰写的论文:关于中医发展战略若干认识问题 已被录选参加大会,并将此文推荐《北京中医》杂志刊用,现正在审阅。您是否同意,请在1987年8月25日前回信告之。
致礼
《北京中医》编辑部
1987.8、7
附:京志来函(见改版图文3)附件三:
《健康报》刊登“钱学森提出中医现代化战略设想”(何氏圈点影印件) (见改版图文2)
附件四:李致重先生专函
(见改版图文14-1,2)
附件五:《中医杂志》专函
(见改版图文26-1,2,3)
第四篇中西医学融合难——建国以来中医理论研究的
严重失误及其经验教训
引论
4-1中西医学“结合点”的寻觅
4-1-1接触点——生物全息律
4-1-2类似点——应激学说
4-1-3起始点、结合点——生物膜理论
4-2融合中西医基本理论与概念
4-2-1三定:定量、定性、定位
4-2-2解剖分析
4-2-3动物实验研究
4-2-4“证”的实验研究
4-2-5经络实验研究
4-2-6中药药理研究
4-3融合中西医临床思维与诊疗
结语
附:湘志约稿(见改版图表27)
引论
中华民国时期,以“中医理论不科学”为前提、以“中医西医化”为特征的陆渊雷“中医科学化”主张,迎合国民党政府废止中医的政令提出,颇不得人心。它非但未被当时的中医界接受,也没有受到国民党当局的青睐,处于两头受嫌的尴尬境地。新中国建立以后,陆氏主张却被全盘采纳,明定为“中西结合”的卫生大政方针。
1956年8月,毛泽东正式提出:“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
其后,相当数量的医学科学工作者(主要是西医)趋之若鹜,“积极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奋不顾身地投身中西医结合研究工作,为调和中西医学的巨大分歧作出了种种艰苦卓绝的努力。
德国满晰博教授指出:“在中国对人类知识宝库最光辉的贡献中,中医是一个主要的组成部分。然而由于缺乏前后一贯的方法论观念,虽然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于50年代以来执行了各项明智和鼓舞人心的政策,但中医目前的不平衡状态仍是值得注意的。……这主要是由于将现代科学所特有的某些错误和粗疏,不经意地用于中国传统科学的评价和解释造成的。”
他还指出:“西方科学技术大量传入中国和日本,逐渐使包括医学在内的所有的传统知识受到轻视、排斥。在这种形势下,传统医学的医生和拥护者就着手采取了力求用西医术语解释中医的方法。他们认为这种方法能使人们相信传统技术的价值。但是,这些动机善良、想要保卫本国医学遗产的人,实际上是在抛弃和毁灭他们打算维护的东西。”
这是国外中医行家对“毛泽东领导下”仍然存在的“中医不平衡状态”以及人们所作的中医西化努力提出的谨慎而又尖锐的批评。
联系中国的现实状况,我们看到:以“中西医理论融合”为目标的“中西汇通”继以“中西结合”已历三百年,但至今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当今医学界,中西医药诊疗仍旧各行其是,中西医药理论依然泾渭分明。唯一可资称道者,不过是搞了一点“中法+西法”、“中药+西药”
的“技术性结合”而已。中医和西医何时能归于一统?超然于中西医学之上的“中国新医学”何时能建立?无人能说“指日可待”。任何头脑清醒的医学工作者和医政管理者都不能不面对这一严峻现实。
尽管中、西医学之间的分歧显而易见而又随处可见,尽管近百年来国内外学者致力于调和这种种分歧的艰苦努力收效甚微,但近期仍有不少学者无视历史的教训,在继续寻找中西医学的所谓“结合点”。通观这种种研究工作,基本上不是从临床实践出发,而是从主观愿望出发,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意图和上级行政命令出发。其课题概念混乱,命题矛盾或似是而非。它们仍然表现为“将现代科学所特有的某些错误和粗疏,不经意(即不加思考——笔者注)地用于中国传统科学的评价和解释”。和以往那些“动机善良、想要保卫本国医学遗产的人”一样,“实际上”他们仍然“是在抛弃和毁灭他们打算维护的东西”。
因此,深入探讨建国以来中医理论研究的这一严重战略性失误并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就成为中医理论界头等重要的任务。
4-1、寻觅中西医学的“结合点”
经过近三百年中西汇通与中西结合,今天仍停留在寻觅“结合点”的地步。这一事实本身,即是对所谓“中西结合”的莫大讽刺。
我们毫不费力地即可在近期报刊上收集到如下的“结合点”:
“生物全息律的发现为这种结合提供了一个接触点”;
“祖国医学原则与应激概念也有类似的地方”;
“中医理论和现代分子生物学理论结合可能在思想体系上更容易合拍”;
“阴阳实质与分子生物学的生物膜理论之间的关系,将可能是进行这一研究工作的一个较为理想的起始点或结合点”;
“Goldbeng认为cAMP与cGMP是机体内两种对立的调节系统,可能是‘东方’医学理论的物质基础”;
“使中医和西医结合时,丘脑下部和垂体后叶系统是两者之间的重要结合点”;
“中西医学的结合点——体热流自动控制机理”;
……
上列“结合点”、“接触点”“起始点”,既有国内学者提出的,也有国外学者提出的。相对说来,国外学者对于中医理论知之甚少,尤其缺乏实际应用的临床感受,故其结合论漏洞百出,洋相毕现,甚至令人啼笑皆非。而国内学者所提则似是而非,较难分辨。所以下面重点讨论国内学者所提。
4-1-1、接触点——生物全息律
陈氏论列了中西医学内的所谓“全息思想”。其引录的西方有关全息观的论述似乎比中医更完备而“先进”。按陈氏意见,这种中西皆有的全息思想自然成了中西医学的“接触点”。
遗憾的是现代西医并不存在系统的全息观,更未形成完整的诊疗体系。提到西医临床,除所谓“虹膜诊断法”等可供列为“生动的例子”(实际接受并应用此法的西医师数量极少)之外,几成空白。——连陈氏自己也感到在处理法国学者(根本不是中医)发明的“耳廓胚胎倒影式分布图”的学术归属时似乎放在中医学内更合适。然而中医学从来没有也不可能产生这种图——单从胚胎脏器名称看,即属西医解剖范畴,与中医脏腑概念迥异。将其塞入中医体系,大有以西乱中之嫌。
在全息观上西医之所以产生这种似有实无的奇怪现象,是因为自从西医祖师盖伦钻进解剖和实验医学中,沿着分崩离析的形而上学轨道下滑,将医学研究对象由人体改变为尸体之后,西医便抛弃了希波克拉底思想,并与始终坚持整(活)体联系观的中医学分道扬镳了。恰如背弃中医传统方法大行“脏腑改错”的王清任在中医学内成不了气候一样,实践并证实希氏名言的虹膜学大师在西医学中也难以被宽容。因为他(连同其祖师)的杰出发现实在难以被解剖学证实,亦无所谓“科学基础与实质”可言,更达不到“量化”与“精确度”。
显然,若强使现代西医接受全息观并建立全息诊疗体系,无异于强求西医放弃解剖实验等现(固)有方法论体系,重返古典西医或转向中医方面。
中医学更没有全系观。诚然,真正的中医临床无时不在出色的应用着整(活)体联系观。可谓离开察言观色、望面辨舌、切肤号脉等等,中医的诊疗活动便寸步难行,就像西医离开解剖和仪器检诊寸步难行一样。然而中医的“联系观”不同于“全系观”。在中医看来,组成人体的各个局部紧密联系不可分割,人又与其生存的自然环境紧密联系不可分离。例如手和躯干连为一体,它一旦被割下,就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手”。但手和躯干不能混同,或互相包容。中医的联系观和完整的诊疗体系浑然一体,既有自己的经验又有自己的理论(阴阳、脏腑、经络既五行生克乘侮),二者密不可分,根本无须引入西方生物学理论作为“指导”——全系观目前基本上属于西方生物学范畴,在它作为假说未被完全证实和广泛应用于医学临床而取效之前,是不能称之为“医学理论”的。
假如西医存在“先进”的全系观及诊疗体系,则中医学将因为“落后”而被无情淘汰;假如西医没有而希望建立类似于中医学的诊疗体系,那就只剩下“回归”。总之,无论何种情况,都不存在二者“结合”的问题。
由此可见,所谓“接触点——全息律”纯属幻觉。
4-1-2类似点——应激学说
戴氏论及西医应激学说对中医研究的所谓“启发和推动作用”。他说:“在垂体、肾上腺皮质的化学、生理和临床研究有很大进展的前提下,加拿大
病理生理学家Hans Selye在1936年以后提出并发展了应激学说,它使现代理论医学的辩证综合研究进入了又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据说,这种基于实验室的发现而与临床现象几乎无关的“应激学说对丰富学术思想、充实
内分泌学内容方面有很大意义。在指导临床实践方面,适应性疾病的概念为解决若干找不到特异病源的疾病,如
风湿热、其它胶原性疾病等的发病机制指出了一条途径。它也为临床上应用适应性激素作为治疗手段奠定了理论基础”。然而他同时又诚实地提到:“目前,应激学说在很大程度上还未离开理论医学范畴,在一般临床中,要作为一个能直接指导并具体加以应用的医学理论来说,它还相差甚远。Selye勉强地把结节性动脉周围炎、风湿热、
类风湿性关节炎、
高血压症、醛固酮增多症、肾炎肾病期列入他所说的‘适应性疾病’之列,但是,应用激素疗法却不能完全治好这些疾病。实际上,他未能找到真正的适应性疾病。因此,广大临床工作者对这一学说的热情逐渐冷落下来。目前,对于应激学说的研究暂时处于一个低潮阶段。”
戴氏在医学理论的归宿——临床应用实效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轻描淡写、闪烁其词。应用激素疗法岂止是“不能完全治好这些疾病”?简直是贻害无穷,加速病人衰亡!很多用过激素的重症患者及其家属对此深有体会,觉悟了的聪明人已经拒绝医生使用;不少老中医对于用过激素的重症患者继发新的医源性疾病,因为使本来危重的病情更趋复杂难以救药拒绝接收!尽管如此,上段文字已足以说明:所谓“应激学说”虽然有着“实验室的发现”作为理论依据,但它至少在目前还是一个空洞的理论,无效的理论,治不好病的理论,缺乏医学生命力、严格说来还不能称为“医学理论”的“理论”。前文所提“新阶段”,实际处于“低潮”;所谓“有很大意义”,至此已经荡然无存。
戴氏接着提到中医的“证”,并与应激学说的适应综合征含义作了对比,然后借马泰氏言:“祖国医学原则与应激概念也有类似的地方。”他进而提出:“在总结和发扬中医关于疾病认识及临床治疗的特点时,熟悉并充分利用应激的有关概念和研究工作是有极其重要意义的,它必将启发和推动中西医结合理论研究工作的进行。”
戴氏显然想为一个即使在西医临床上也已无法立足的空头理论在广阔的中医学领域寻找出路。但他原意不是变无用为有用,而是要凌驾于中医理论之上,或是把曾经并正在指导中医临床的十分实用的中医原有理论排挤掉。其根据是“祖国医学原则与应激概念也有类似的地方”。
对此,我们至少可以举出两点带根本性的理由证明戴论难以成立。一是中医“证”完全“基于临床现象的总结”,应激学说则出发于“实验室的发现”,两者基础完全不同。二是中医“证”指导临床卓有实效,应激学说则远不能“作为一个能直接指导并具体加以应用的医学理论”,且在长达50年中“未能找到真正的适应性疾病”。试问离开基本出发点(理论源头)和临床指导作用(理论归宿)两条,还有何“类似”可言?连对西医药也不能起指导作用的空头理论,能用来指导中医药的应用吗?由此不难断定,所有的“类似” 之处都不过是人为攀附而已。
对于这样一种基于“实验室的发现”,条分缕析但却不能解决临床实际问题的空头理论,注重实效的中医药学有何必要去加以“熟悉并充分利用”呢?更何况还得以毁掉自身体系、抛弃自己的优良传统为代价!
4-1-3、起始点、结合点——生物膜理论
祁氏一方面责难说:“多年来用近代医学的基础理论和实验方法去研究中医,往往忽视中医理论的特色,易使人感到中医缺乏科学性,对中医产生鄙视的态度。”此言非常符合实际。另一方面他又宣称:“中医理论和现代分子生物学理论结合可能在思想体系上更容易合拍。”“阴阳实质与分子生物学的生物膜理论之间的关系,将可能是进行这一研究工作的一个较为理想的起始点和结合点。”
祁氏之所以既否定人家用近代医学的基础理论和实验方法研究中医,而自己又坚持把中医与分子生物学生物膜理论牵强附会硬凑到一起,是因为他不明白后者仍然没有脱离实验方法论范畴。
主张拾取西方弃物的戴氏又用一句话对祁氏作出了十分可贵的带根本性的否定:“系统生理学认为,生命不是各种分子组成的属性,而是一种系统的特征。”
这是来自现代系统论的批判。就揭示生命规律而言,显然系统生理学比分子生物学的生物膜理论技高一筹,因为它更接近生命本体;尽管它目前尚未将生命的系统特征完全揭示出来。
上面我们选析了几个所谓“结合点”。这里只是想提供一种观点和方法,无意也无法穷尽对这些“结合点”“接触点”的分析。因为在中医现代化的混混洪流中,新一轮寻觅所谓“结合点”的工作刚刚开始和展开。
不难看出,参与寻觅结合点的人们,多数通晓西方科学与医学,而对中医理论概念和临床实践则缺乏确切理解和深刻体会,其中不少还可说是一片空白。因此只要我们不轻易放弃中医立场,就不难发现有关结合点的论述中概念混淆、命题矛盾,乃至互相否定的情况。尽管我们中医不可能个个“学贯中西”,但在课题性质上,同样可以作出中医方面的鉴别。当然这种鉴别,不是要挫伤人们对中医研究的兴趣和热情,而是要分辨其中非(伪)科学的成分,使真正的科学免受压抑和排斥,并把人们的兴趣和热情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4-2、融合中西医基本理论与概念
综观融合中西医学理论的研究,大致集中在以下六个方面:
4-2-1、三定:定量、定性、定位
在融合中西医基本理论与概念的努力中,一个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定量、定性、定位。人们总在力图使无法确定的临床现象定量化、定性化、定位化,使变幻莫测的病情固定化、统一化、规范化,使难趋整齐划一的临床诊疗简单化、机械化、电脑(程序)化,进而使互不相容的两大医学体系标准化、理想化、一元化。
傅景华指出:定位、定性、定量的研究方法,是经典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的共同特征,它来源于实体论范畴的机械论世界观。以非生命内容来解释生命内容,从局部变化来解释整体变化,以生物学和生物物理学来解释生理活动和病理机制,而且这些解释又必须以经验事实的实验证实为唯一前提。这就是实证论和还原论的科学研究方法。
但是仍然有人主张把上述机械论世界观和还原论方法引进以辩证思维为基本特征的中医学领域,把所谓“三定”列为中医科研课题。人类赖以休养生息的大自然远非凭主观意愿人为设置的实验室,它处于永恒的动变之中而几乎没有精确三定的位置,却似乎有点偏爱“模糊”。
廖子哲专论深刻揭示了西方医学精确三定的虚假性,帮助我们窥见了西医临床检验并不“精确和确定”的真实面貌。所谓“同病异征”、“异病同征”,疾病阶段性不同检验结果各异及其假阳性,实验设备、人员和条件的不一致等等,均使所谓“精确三定”成为空头说教和缺乏实际意义,因而在中医看来“诚不足取”。
加拿大萨克特教授论述了检验正常值的本质。他的讲学同样揭示出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什么精确的定性、定量与定位。西医检验值和诊断标准的“日新月异”即永无休止的修定(但永远也“定” 不下来),充分反映出“三定”的不确定性。
所谓“精确三定”,即使在西医那里,其临床意义也是颇为含糊和极其有限的。—旦面临整体、联系、恒动的“活人”,其实际意义几乎丧失殆尽。因此,中医学若将作为自身固有特征之一的“模糊性”莫名其妙地加以鄙弃,进而改取西医所谓的“精确三定”,那么它就丢掉了自己的重要特色而由此坠入灭亡的深渊。
4-2-2解剖分析
融合论者大加倡言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解剖分析。这是一个带根本性质的问题。它是中西医学方法论分道扬镳的始点标志,是两种医学的分水岭。
日本泽泻久敬在“汉方医学管见”一文中对生物解剖分析的方法论意义有精辟的阐述。对此,笔者拟在“中西医学根本分歧探源”“试论中医未来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兼论中西医学方法论的根本分歧”两篇中详加论证。这里扼要指出:生物不能像机器那样“解剖分析再加综合”,活体也不能与僵尸混同,人体须臾不能与其赖以生存的自然和社会分离。对于这一自然常识的漠然置之,导致医学史上多少才华卓绝的医学研究者在哲学方法论上陷入沼泽,且至今不能自觉与自拔。
4-2-3动物试验研究
主张让中医学从对临床现象的直接观察和研究倒退到西医动物试验研究中去,这是融合论的重要内容之一。他们无视人类和动物在医学问题上的重大差别,把后者看得比前者更先进、更高明。其实,中医也有自己的“动物研究”。不过那也与西医动物试验研究截然不同,也是“对临床现象的直接观察与研究”。它构成了中医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中兽医学。《元亨疗马集》是其优秀传世代表作。中兽医早在周代即作为专科列出。二者研究对象不同,但方法论同出一辙;所据药用本草大致相同,但遣方用药及辨证诊疗区别甚大。中兽医之所以自成门类,而不像西医那样僅僅作为人类医学附庸,主要是因为人畜有别。
刘亚光论证了人比动物高级。他强调了人与兽的重大差别,尤其是情志致病问题。这是人们司空见惯而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
再观中外历史上的解剖学者(包括盖伦在内),都是倾向于尽可能找(偷)人尸,不得已时才代之以动物。但今日的融合论者把动物的解剖试验研究作用夸大到了不适当的程度,由于标本易得又可随心所欲任意处置,大有喧宾夺主之势。
在有关利用动物制造中医疾病模型的著述中,最值得一读的莫过于李培旭的专论。他力倡动物实验,并进而探讨了中医开展动物实验的“若干问题”。恰恰是他自己归纳出的“四大问题”,为其论敌提供了击毁其主张的重量级炮弹——笔者尚未发现另外有人制作得如此精巧。它为李约瑟中西医学理论统一“极端困难”论提供了重要论据。如能从中吸取教训,它足以帮助倡言者放弃原有主张,并能为中医科研的迷路之舟扳转航向。遗憾的是,李氏疑及采取的方法,疑及使用的仪器,疑及努力的程度,却不肯跳出“中西结合”的神定框框,登上战略的高度,,审视一下选择的方向和所走的道路。他丝毫不曾想到,“中西结合”主张也和所有其它观念形态一样,必须经受医学实践的检验和取舍。真理已经碰到了他的鼻尖,。然而,毛氏“神”定戒条却鬼使神差般地驱使他离真理而去。
4-2―4、“证”的实验研究
中医“证”的实验研究,是融合论的热门课题之一。实际情况表明,该项研究已经陷入一个恶性循环:碰壁—反思-再碰壁。
陈氏等已通过亲身实践得出结论说,“复制病理舌象动物模型的难度很大”。
于氏一面批评诸如肝郁证模型“由于其实验设计完全脱离了中医肝郁证的病因病机理论”,“缺乏准确性和可行性”,一面又提出“依据中医理论设计造模因素”的主张。然而他却没有躬身自问,他自己的做法能否完全“符合”中医病因病机理论,是否有可能具备“准确性和可行性”?
吕氏等对中医证的实验研究作了认真的反思,已认识到其“很难为中医界完全接受的原因”,在于“思维方法与中医学理论不完全符合”,并强调“尤其要重视实用化”。本来他们由此很容易从倡言者转变为取消论者。道理非常简单:第一,中医临床不需要也不适用。中医完全可以直截了当地依据从临床获得的“证”有效指导诊疗。把它再拿到实验室或动物身上去“实验”一番,纯属画蛇添足、多此一举。更何况经过实验加工的证的“动物模型”,已经远远离开、歪曲了临床实际和临床得来的证,已不再能够作为中医诊疗依据。第二,从根本上看,证的实验研究本身就思维方式说已与中医理论完全不符,无论怎样深入也无法符合,而且越深入越糟糕。
直接从临床产生又回到临床(根本无须中间环节)并已历千百年亿万人次反复效验(失败难免)的中医理论永远不会也不应该离开临床而进入与之渺不相涉的实验室或试管中。
梁氏对于运用“现代科学来研究中医学”的一些根本问题所提出的尖锐批评,诸如:“肤浅印证和盲目套用”等等,正好用来批判他自己所进行的所谓“血瘀证的实验研究”。令人惊讶的是他对此竟然毫无觉察。
4-2-5、经络实验研究
融合论者最时髦的研究课题莫甚于经络实验研究。
和爱因斯坦关于根据原始文献追踪理论形成过程以便取得对于“实质”确切理解的主张背道而驰,在世界上持续数十年的针灸热中,大多数洋学者期望凭借自己最拿手的西方科医学理论和技术手段,通过完全不适用于中医的实证分析即解剖实验等等方法,彻底弄清中医经络实质并把经络的实体人为“独立”出来。国内不少中医和西医乃至非医人士竞相追逐,完全照搬西方的一套方法,同样不愿意认真学习原始文献,进而去临床实践体会,而是热衷于蹲在实验室里和仪器堆中,掀起一阵又一阵经络实质研究热,把一个在中国本来“不成问题的问题”弄得是非混淆,甚至玄而又玄,把极其严肃的医学科学研究变成了“医学俱乐部”。尽管符友丰等发表了很好的意见,仍然未能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经络实验研究依然我行我素,耗费国家资财,诋毁中医学原理的真谛。这一研究反过来又影响到国外,极大地歪曲了中医经络学说的形象。
4-2-6、中药药理研究
多年来中药的西化研究也许是走得最远的。若不是有《本草纲目》等多本中医本草著作垫底,中医学也许早就被釜底抽薪了。实际情况表明,中药研究工作,严重存在按西药理论及其实证分析方法进行研究的倾向。不少行家已深切感到:“这种情况必须改变。”
中药西化研究的主要方式是提取有效成分。刘懋生等在提取牡荆油“有效成分”的实验研究中陷入困境。但他们总结出了很好的经验教训,写出了很有说服力的材料。应当说他们的态度是诚实的、认真的。他们正视实验室和临床验证的客观事实,大胆承认了自己的失误。他们使失败的研究获取了意外的价值——但这并不表明他们已经迷途知返。
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现在只有科学最讲认真。如果中国医学界敢动真格,那么,诸如“国优产品
天麻甙”之类的伪科学“重大科技成果”将一个接一个被揭穿。
上文从六个方面论列了中西医学理论融合研究的历史、现状和趋势。所录大部分材料均为从事该项研究的专家学者提供。由于根深蒂固的先入之见和思想盲从,他们未能对方向性问题进行反思,总以为是手段欠高明,仪器欠先进。他们已经挥霍了巨额中医药科研经费却还总在那里埋怨国家投入太少。实践已经并正在证明,融合中西医理论之路,是一条毫无成功希望的绝路。本文坦诚直言,旨在敦促有关方面及医界同仁依据历史和实践的启迪,调整自己的科研方针,以使中医理论研究工作返回到以“发展中医”(而不是创立“新医”)为目标,并按中医自身规律发展的正确轨道上来。
4-3、融合中西医临床思维与诊疗
当世界著名学者李约瑟在东京第17届世界内科学会议上重申他多年来形成的那个最重要观点——中西医学在医学哲学上的统一极端困难之时,日本大冢恭男起而发难。大冢恭男认为:如果“在一位医师的头脑中同时引进两种医学,由一个人的思想去思考,用一个人的行动来实践”,则有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中西医学合作”。
这是可能的吗?这是有益的吗?否!临床实践证明,这是不可能的,这是有害无益的,至少在中国是这样。对两种医学钻研得越深,就越不可能。
郑家贵依据“思维负迁移”的教育心理学最新理论,对此作了深入探讨。
郑云:“中医、西医是两个各自独立的医学体系。中医的临床思维,是运用中医的信息;西医的临床思维,则是运用西医的信息。但在现代的中医临床实践中,中医、西医的信息常交织在一起。”
“不少的心理学家用实验证实,在人的感觉、知觉、记忆、技能、能力乃至思维方面,都存在着迁移现象,而在形式相似、本质实异的场合,将产生很大的负迁移。”
郑氏指出:“中医、西医都是研究人的生命与疾病这同一现象,所以在许多方面和环节上粗看相似,但实则大异。在临床思维上,从病人身上获得信息的手段、所需要的信息、信息的处理方法、信息的处理理论,某些地方貌似相同,但更多的是相差悬殊。这样,在临床思维时,掺入了西医的信息,在一定的条件下,会发生很大的负迁移作用。”
郑氏凭据一个误诊误治加速致死的典型案例:
患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的一女青年,持续高热三天,体温40-41°C,经西医抢救,高热不退。会诊:
A中医:体温40-41°C,高热为主,面潮红,大汗出,脉浮数大,口渴,酷似
人参白虎汤证;四肢拘急、抽动,属阳热过盛、引动肝风之候,唇淡、舌淡,血色素6.5克,为血亏。证属:阳明热极引动肝风,气虚血亏,本虚标实,病情重笃。急则治标,治宜寒药急清之,佐以益气补血熄风。方拟:人参白虎汤合
当归补血汤加
羚羊角、
银花,其中生
石膏用100克。
B中医:面虽红但如妆,脉虽浮大应指似有力,但按之空空然,口虽渴但不欲饮,汗出不止,扪之湿凉,为漏汗,时利下清水,躁动,四肢手足厥冷,虽体温40-41°C但无实热之象。辨证为孤阳上越,阴竭阳脱危症。治宜热药急温之,先回阳救逆,阳回再以救阴,药用通脉
四逆汤加
猪胆汁增损。
持续高热危及生命,岂敢再放胆使用热药“火上加油”!终于采用A方,急浓煎。下午三时会诊,五时后频频少量灌服。药后证情急转直下,四肢厥逆过膝,,面色晄白如蜡纸,两目直视失神,于夜半病殆。实践证明,药用寒凉,实属雪上加霜,命门微阳,如蜡烛残光,泼水即灭。此之古人所谓,生石膏用于
亡阳之证,“下咽则毙”。
事后,A中医苦苦思索,与B中医共同讨论分析,恍然大悟:在西医环境包围之中由于没有形成正确的、牢固的中医诊治思路,西医知识干扰了中医的辨证论治在头脑里的正常运行,实属临床思维的失误。
郑氏据此进而全面分析了西医对中医临床思维的负迁移常见的几种情况,字字中的,弹无虚发:
1、中医的概念被偷换;
2、中医诊断注意的范围被局限;
3、中医的临床思路被阻断;
4、中医的诊断技术被干扰;
5、中医的论治被简化。
郑氏最后指出:从教育心理学角度看,在一定条件下,西医对中医临床思维的负迁移,正是影响中医临床思维的一个原因,从而使中医临床疗效降低或使之无效乃至误辨误治。
笔者按:
郑家贵所撰“西医对中医临床思维的负迁移”一文,是当地极为罕见的一篇立足中西医学比较学角度,讨论中医独特临床思维方式和特点的佳作。它以鲜明的观点、精深的中医专业功底、洒脱的笔调、严谨的治学态度,毫不含糊地触及了当代医学界一个最为敏感的问题:在中西医互相交错渗透的形势之下,在西医的重重包围之中,中医学要不要保持学术思想的独立性和纯洁性、专一性?要不要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以及怎样才能做到抵制外来干扰?它依据一个血的教训,雄辩地证明了一个真理:在医学科学上,主观唯心主义真是“害死人”。它可以使治病救人的医学科学顷刻间蜕变为致人于死地的手段!谁也无法否认,在郑氏所举典型病案中,A中医是“中西结合”的标准模特儿。冤死其手的女病人自然是“中西结合”的可怜牺牲品。而“中西结合”论长期熏染的氛围,便是导致A中医诊断错误并得逞的温床。“纯中医”的活人之术,在这里受到不应有的排斥和压抑。只要还有一点点对屈死病人的同情心和起码的医德,就会深感教训的惨痛。
实践出真知。郑氏依据教育心理学的最新理论,并从临床实践出发,说明了“在一定条件下,西医对中医临床思维的负迁移,正是影响中医临床思维的一个重要原因,从而使中医临床疗效降低或使之无效乃至误辨误治”,以致酿成误诊加速病人死亡的严重恶果。它表明,所谓“真正意义的中西医学合作”——“在一位医师的头脑中同时引进两种医学,由一个人的思想去思考,用一个人的行动来实践”,不但是极其困难的,而且是相当危险的;无论对病人还是对医生抑或对医学本身的发展,都是没有好结果的;纵然可以蒙混、取宠于一时之权贵,但经受不起实践和历史的检验,因而是不可能长久的。
结语
踪前所述,统治中国医学界长达50年之久的中西结合方针,无论是在理论或临床上,迄今为止谈不上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大话、空话、假话充斥于报刊杂志上歌功颂德的总结性篇章。历史是不讲情面的。它表明,正是所谓“中西结合”导致了中医学发展战略的严重失误。它已经并正在把一部卓绝的活人之术逐步变成乏效甚至误人的“古玩”和“花架子”。它同时还“使两三代人都陷入了不中不西、没有深度的文化沙漠”(彭培根语)。更为可悲的是,其中不少本属“时代牺牲品”的人还俨然以“中西结合的高级医师”自居。
令人担忧的是,对于中西结合方针的原则性错误,虽然国内外不少有识之士已经深刻察觉,但至今没有进行历史的科学的评价。而且即使多数人认识到了它的错误本质,要彻底清除其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也还远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
毛泽东生前说过:“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假如这段话出于真心而非骗人(诸如“引蛇出洞”之类),那么笔者坚信,:倘若毛泽东在天有灵,也一定会接纳一位中华赤子的逆耳忠言,为了全民族、全人类以及子孙后代的切身利益,敢于正视现实,认真吸取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在医学发展战略问题上,迷途知返、拨乱反正,努力开创中国医学发展的新局面。
注:本文于1991年10月在“湖南省第二届青年中医药学术会”大会全文宣读;此前曾收入《首届全国中医未来学研讨会论文集》(1989年10月北京);此后改以“中西结合理论模式初探”被收入《首届全国中西医学比较研究学术会论文集》(1992年4月广州);承蒙执行主编朱佑武先生垂青,本文首次全文公开发表在《湖南中医杂志》1992年第二期。
第五篇 中西医学方法论的根本分歧
——兼论中医未来学的方法论问题
引论
5-1从相马术、相西瓜说到“以象之谓”
5-2中医学内部的方法论之争及其转变与定型
5-3中西医学哲学方法论的不相容性
5-4也谈中国解剖“落后”于西方的原因
5-5从“烹调”看东西方文化及中西医学术的根本分歧
5-6、“还原论与辩证法并行不悖”根据何在?
5-7、中医理论是现代自然科学的先导
结语
引论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中国在求索,世界在求索,无国不在求索,无人不在求索。人大约从睁眼见到现实世界时就开始了永无止境的求索。人类在上下求索一番之后,已经开始重新认识世界,同时重新认识自我。在这一“重新认识”的过程中,最富效益因而最受重视的莫过于哲学方法论问题。
唐民皓正确指出:“科学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采取的研究方法。巴甫洛夫说过:‘科学是随着研究方法所获得的成就前进的。’”
据此我们不难导出:中医药学作为一门历史悠久的医学,其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所采取的独特研究方法。其辉煌成就(卓越的理论体系及其确凿的临床疗效)正是依靠自己(绝非西医)的独特研究方法所获得的,并将随着这一研究方法的继续保持和发扬稳步地向前挺进。
那么中医学赖以产生、存在和延续至今的那个“独特研究方法”究竟是什么?
5-1、从相马术、相西瓜说到“以象之谓”
5-1-1、相良马术
中国古代有精湛的“相良马术”流传至今。
《元亨疗马集.相良马论》对此作了精彩的总结性记载:“马有驽骥,善相者乃能别其类;相有能否,善学者乃能造其微。是以冀北固多马矣,伯乐一过,其马群遂空者,非无马也,无良马也。今夫或黄或赤,或黑或苍,蚁聚虫集,旅走丛立,四散惝怳,
开合万状。而善相者,掉手飞縻,指毛命物。其质之可取者,牧畜政教殆无遗质。自非由外以知内,粗以及精,又安能始于形器之近,终遂臻于天机之妙哉!”
郭光纪等释云:“马有优劣,只有善于相马的人才能分辨出来。相马的技术有高有低,只有善于学习的人才能掌握其中的精深道理。因此,冀北地区本来产马很多,善于相马的伯乐从那里经过,挑选了一批马,马群就没有马了,不是没有马,只是没有好马。马有赤色、黄色、黑色、灰白色等,成群结队,或走或立,或散或合,变化万状。善于相马的人,甩手飞绳,根据马的外貌(含运动形态——笔者加)立即指出哪个是好马,哪个是劣马。这种相马技术,在指导发展畜牧生产与畜牧教育方面,是非常重要和全面的。假如不是从外貌而察知体内,从粗浅联系到精细,怎能从观看外貌开始而达到掌握内在活动规律的奥妙呢?”
这里,“善相”、“善学”者用以“别类”、“造微”的方法,乃是“由外而知内,粗以及精”。
这种,显然不同于现代“体检”术,即某些国人所崇尚、诸多洋人最拿手的“由外而进内,精以到粗”的方法,亦即人们用以排斥和否定传统方法的“解剖”、“实验分析”或再加“综合”的方法,或曰从“宏观”到“微观”再加“反向综合”的方法。传统方法所能抵达的境界,即“能始于形器之近,终遂臻于天机之妙”。而后一方法,在相马问题上,显然望尘莫及,甚至无能为力!
《元亨疗马集》在具体相法上,尚列有相头、相眼、相耳、相鼻、相口、相形骨、相蹄、相超逸、相寿夭等九法,集中了“伯乐”相马的丰富经验与理论。
兹录“相头法”一节以窥一斑:
原文:“马头欲得高峻如削成,又欲得方而重,宜少肉,如剥
兔头。寿骨欲得大,如棉絮包圭石。嗣骨欲得廉而阔,又欲长。额欲方而平,八肉欲大而明。易骨欲直,元中欲深,颊欲开,鞅欲方。”
郭氏释文:“马头需要高而陡,像用刀削成的一样,还需要方正坚实。肉应当少,像剥了皮的兔头那样清秀。顶骨需要丰满,像
棉花包裹着圭石的形状。颧骨脊要棱边明显而宽阔,又要稍长。额骨要方而平,耳下肌肉要丰满。泪骨要平直,耳下至牙齿的距离要深,两颊要开阔,颊前的肌肉轮廓要显明方正。”
笔者按:这“相头法”中,以三个“如”字打头,提示“相”——“像”相通,是“取类比象”或“援物比象”法。“高而陡”者,能援三角板、量角器精确测量(定量)吗?不能。“剥了皮的兔头”怎能与活马的头相提并论呢?更其不能。但却活灵活现、淋漓尽致、入木三分。能否取一架电子显微镜来,从马头上取一点组织做成切片,看看其细胞、亚细胞结构,以此来定马的优劣呢?或以进口的高精尖仪器,设法找出马跑千里的“物质基础”或“特异结构”?
单相马头,不足以定良马;相了五官局部,还要相超逸即整体气质——局部与整体和谐统一。“头”是整体、活体的头,不能割下研究;“额”是整体、活体的额,剖开亦无所谓良马,纵是良马也会因之死去或致残。
单念此书、通此文,不足以通相良马术,尚须跟师学艺,反复实践,反复体会,方能心领神会、通权达变,适成伯乐。
若观此相马经文,要领未得,甚至字句未通,便诬之“落后”、“原始”、“不科学”,抖以
爱克斯光机、CT、电脑之威风阔气,岂不笑煞世人哉!
5-1-2、相西瓜法
中国民间又有神奇的“相西瓜法”应用极广。
王国武撰文:西瓜成熟度的鉴别,主要采用“看、模、掂、听”四法。
看:看形状、皮色。瓜身周正,头尾相称,瓜脐、
瓜蒂凹进,瓜蒂绒毛脱净,皮色光滑透亮,花纹长开为熟瓜。尾大头小、脐蒂凸出、瓜蒂带有绒毛,皮色嫩的大部分是生瓜。
摸:用手摸瓜皮软硬度。皮硬的是薄皮西瓜,瓤脆沙,口甜;皮软的是厚皮瓜,瓤绵口淡。
掂:掂重量。不飘不坠,略有弹性的熟瓜;坠手的是生瓜;轻飘的是老瓜。
听:用手敲,听声音,发出嘣嘣声伴有颤动感觉的是熟瓜,发出噔噔声的是生瓜,发出水声的是倒瓤瓜。
笔者按:这里,首先是西瓜“成熟度”,是指成熟的程度,不是等级,带很大模糊性,没有精确的标准。一级?二级?三级?说不清;用仪器更没法测,电脑亦枉然,但很有实践性,人人可行,随处可行。其效果切开一尝便知。其次是这看、摸、掂、听四法,颇像“视、触、叩、听”四诊,然而大异其趣!一个全凭人的头脑感官,其妙无穷;一个离了仪器不行,貌似精深细致,实则难得要领一个因瓜而异、因时而异、因人而异,全无固定、统一标准;一个有等有级、有标有尺,不问春夏秋冬,不分男女老幼;一个不许“打开”,一个长须“剖开”。
中国不能不令人惊叹,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中华民族不能不令世界折服:炎黄之邦是那样善于思考,善于总结,很早以前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拥有自己的“科学”;大如天文历法,小至吃喝拉撒,连“相马”“相瓜”活动也充满了在“老外”看来“高深莫测”的学问,独特无比的学问,不同于“西方科学”的学问。更何况直接关系“人” 健康寿夭的医学呢!
5-2-3、“以象之谓”
中医学方法和上述“相良马术”、“相西瓜法”如出一辙。一个“象” (相)字把它们贯穿在一起,形成了东方文化迥异于西方的独特方法论。这个独特方法论的名字,姑且叫作“以象之谓”。
王庆其对于中医学“以象之谓”这一独特方法精笔浓墨,作了专题独到的阐发。
王氏写道:《素问.五运行大论》载:“夫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天地阴阳者,不以数推,以象之谓也。”吴昆注:“此言天地之阴阳,推之无穷,不以数求,以象求之可也。”
张介宾也说:“此天地之阴阳无穷,诚有不可以限数推言者,故当因象求之,则无不有理存焉。”可见,“以象之谓”是《内经》认识问题和探求自然界变化规律即“治学”的重要方法。
所谓“象”,有征象、形象、象征等的意思。“太虚寥廓”,宇宙苍茫,人们要认识其中的奥秘谈何容易。但是我们二千年前的祖先,通过长期的“仰观天象、俯察地理”(还应加上“探究人生”——笔者加)的实践活动,懂得通过表露在外的征象来认识大自然复杂的变化规律,并用“象”加以概括和归纳(甚至以“象”的文字和符号来描记——笔者加)。一部《周易》就是用卦爻等符号来象征自然变化和人事休咎。如《易.系辞下》云:“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孔颖达疏:“谓卦为万物象者,法象万物,犹若乾卦之象法象于天也。”
王氏指出:“《内经》提出‘以象之谓’的说法,不仅为了说明天地阴阳的运转变化,更重要的是为了说明人的生理病理现象。因此,‘以象之谓’实际上也是祖国医学重要的方法论。”
笔者按:“以象之谓”的方法可以说贯穿于整个中医理论体系,并对与之相反的方法予以排斥。它的顽强使别的方法根本无法渗入由它所形成的理论(含概念体系)中。又由于它所深蕴的临床有效性,亦使人们根本无法否定它、推翻它。
王氏继以它在脏象学说、病因学说以及辨证论治理论中的贯彻应用,深入具体地阐述了它的内在涵义。例如在“病因学说”一节中,王氏以“六yin”中“寒邪”为例:“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内经》作者通过医疗实践观察到,人感受了寒邪,可引起
发热的症候,于是认为:“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即从发热的症状,推测由于伤寒的缘故。但“寒”的概念不止于此,凡因脏腑亏损、阳气虚衰、功能衰退而出现的畏寒、四肢不温、面色晄白、皮肤寒栗、便溏腹痛、小便清长、苔白脉迟等一系列的症候,皆属于“寒”的范畴。这里的“寒”已与外感寒邪没有直接联系;它以肌体的整体反应为基准,是这些寒性症候的象征。实际上它成了一个病机概念,包含了病因、病理、病位及临床表现等内容。如果要追究这个“寒”是什么致病实体,恐怕是很困难的。
笔者按:可见,中医学中“寒”这个一言难尽的概念,如不紧密结合中医临床实践,运用“以象之谓”的认识研究方法,便无以识其真谛。若以“37°C以上为热,以下为寒”来套解中医学的寒热概念,显然荒谬绝伦。以其指导用药,其后果将不堪设想。
王氏总结道:“以象之谓”是中医学认识人体……的重要方法。这种方法肇端于当时人们对大自然的认识。《素问.五运行大论》说:“地者,所载生成之形类也;虚者,所以列应天之精气也。形精之动,犹根本之与枝叶也。仰观其象,虽远可知也。”……天地之阴阳无穷,不可以数推,唯“以象”来求之;人体脏腑气血变化莫测(此“莫测”者,谓千变万化,变动不居,不可精确测量,不能使其固定,更非“不可知”也——笔者加),也可以“象”来标示(此即“可知”之谓——笔者加)。
南京吉文辉教授把“以象之谓”提到了“决定理论体系的特色”“处于学科理论体系中核心地位”的高度:“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最大的特色是象思维,即通常所言的观物取象、比类取象、比物立象等。”“传统中医学,从生理、病理、药理到诊断、治疗,几乎都在运用象的概念,如脏象、气象(气血之象)、病象、证象(证侯)、脉象、舌象、药象等。离开了这些象也就很难形成一个完整的中医理论体系了。”
其实,古人在观察、分析和认识事物中,大量运用象的概念,又岂止是医学。举凡对天、地、万物、社会、人生等诸方面的认识都离不开象。诸如气象上观物候以知季节变化;农业上观气象、物象以授农时;哲学上“立象以尽意”;文学上“古诗之妙,专求意象”;识人方面:“刚柔、明畅、贞固之征,著乎形容,见乎声色,发乎情味,各如其象”。甚至作为传统文化最基本的单元,——汉字的建构,也是以象形为主:“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则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言孽乳而寝多也(段玉裁《说文解字.卷末附录》,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其他如天文、地理、格物、政治、军事、人事、伦理、文学、艺术、占卜、命等等,都可以找到大量的象思维的运用和论述。清代大哲学家王夫之对此作了高度的概括:“盈天下皆象矣。《诗》之比兴,《书》之政事,《春秋》之名分,《礼》之仪,《乐》之律,莫非象也。而《易》该会其理”。象实际上是古人认识客观世界的重要媒介和必然途径。
吉氏认定:“不弄清象的概念和由此形成的象思维,是很难理解和掌握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中医基础理论研究之所以存在着极大的困惑和纷争,其症结和关键就在于对象的忽视和曲解。这一形势如果得不到扭转,很可能会关闭通向传统中医药学的大门。”
傅立勤等论及中医学的研究对象时也曾扼要提到:中医学研究对象的特点,植根于阴阳五行的“象术”之说。中国古代诸多学术,都是在此范畴内发展起来的,如天文学、物候学、气象学等,都集中研究自然之象。
总而言之,从研究对象、方法到成果的表述与记载,东方文化和中医学累积历代经验和智慧结晶,创造出一个“象”的完整体系。这个体系为近现代西方文化所不知而不容,但不能为其所取代。
5-3、中医学内部的方法论之争及其转变与定型
东西方两大医学体系在哲学方法论上的分歧、对立和斗争,并非象以往医史学家所描述的那样,僅存于中西医学之间。它们也发生(渗透)在中西医学各自的内部。这就是说,在以所谓“以象之谓”法为方法论主体的中医学体系内,与“解剖-分析法”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也无时不在进行着;同样,在以“解剖-分析法”为方法论主体的西医学内部,希氏“整体观”也在潜行着,无时无刻不在对抗和否定着现行西医方法。囿于知识面的局限,本文着重探讨中国医学内部的方法论之争及其转变与定型问题。
真理总是同谬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这确实是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中医学独特方法论的形成自在其中,适成佐证。
史实表明,对于西医所采取的“解剖-分析法”,中医先贤并非全然不知,在中国更不是没有产生过。比之早若干世纪,中医学就已经接触到,其后并有不断延续的历史遗迹可寻。
聂精保指出:“有人认为中医学根本没有解剖知识,这种认识显然错误,且不值一驳。假如从这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中国古代解剖很发达,中医也有自己的解剖学,那同样不正确。
“《灵枢.经水篇》第一次提到‘解剖’二字,公开宣布人死后可以‘解剖而视之’。《内经》对脏腑器官、体表皮肤、骨骼肌肉均有一定的认识。”
聂氏注意到,《难经》有较多解剖记述,也比盖仑早。但其内容在质和量上都不及盖仑。
笔者按:比较《内经》和《难经》,一个略解剖,一个重解剖。至少在这一点上,《难经》似有在方法论上向《内经》发难之意。
聂文提到:中国东汉末年,王莽也曾让医生将罪犯挎剥和度量;《南史.顾恺之传。中也有或许算得最早的病理解剖活动的记述;宋代还有《欧西范五脏图》、《存真图》这样的解剖著作;特别是清代王清任……往返荒冢剖验尸儿,等等。
甑志亚等也提到:“科学实验的萌芽,在中国古代早就有了。中医也不例外。”并举出了“《墨经》中就有光学实验的有趣记载”;“从解剖中探求人体的生理病理”,“唐代已用小便浸白帛来观察黄染程度而知
黄疸的实验诊断方法”等例证。
笔者按:诸如此类的例证还可以收集到不少。上述材料表明,中国科(医)学界内部,自古至今有人在使用和提倡“解剖-分析”方法,始终不曾间断。然而,它毕竟不成系统,未能成为东方科学文化和中医方法论的主流。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依笔者陋见,其原因在于中医奠基之作《内经》对于前人创立的种种方法(归纳起来不外两种),高屋建瓴地进行了总结、对比、分析和批判,并从中选取了一种在当时被认为最佳的方法。这就是说,中医学比现代西方理论医学(非西医临床学)足足早两千年,即已完成了医学方法论向“整体观”的大转变。历史和现实已经证明,这一转变是极其光辉、伟大而无比先进。
关于这个方法论转变的问题,当今中医界本身并未给与普遍的充分的注意。前面提到的王庆其氏也不过就事论事、随文释义,没有把它提到足够的理论高度,充分挖掘其方法论意义。
该问题倒是被一位对中医理论颇有兴趣的“行外”人士先行察觉并给与了相当重视——刘亚光钻研《内经》看来比我们中医业内人士还要认真。
刘氏指出:“正如《素问.五运行大论篇》中说:‘夫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天地阴阳者,不以数推,以象之谓也。’这段含义很重要。……虽然阴阳的方法可以由十推百,由千推万,然而对于天地辽阔宇宙,这样的类推法是不适用的,而应该观察宇宙之象来总结规律(刘氏将“数推”二字简单释为“类推”似欠妥笔者加)。
“‘天地阴阳者,不以数推,以象之谓’是古人做学问的基本方式之一。它说明两点:一是古人把宇宙……万物、人以及疾病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研究;二是古人应用控制论方法(只能说“类似于当今控制论的方法”笔者按)观察天体运动规律之外部表现印象。因此,虽不了解宇宙天体运动的原因,也一样可以从外部的 ‘象’观察总结出合乎自然的变化法则。”
笔者按:说得多好!这就是说,对于无限可分的宇宙万物,由十而百、由千而万地细分下去是根本无法穷尽的,因而这种细分式的研究方法是不足取的。这既是《内经》作者对前人经验的概括,也是对自身经历的总结——《内经》本身就有解剖分析实践。今天看来,这种无限细分的方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当然条件是可以改变和创造的。于是我们的先贤不再钻
牛角尖,而是猛醒回头,干脆“不以数推,以象之谓”(“数推”者,“分析研究”含精确测定之谓也),根据“有其内必形诸外”的理论,转而采取观察事物外在征象的办法来认识事物和发现、总结规律。因此,虽不完全了解,有时甚至完全不了解事物的内部结构(如今之所谓分子、原子、质子、夸克之类。这里不宜说成是“不了解原因”,中医“以象之谓”法同样是在探求事物发展变化的原因),同样可以从形诸于外的“象”观察总结出合乎自然的变化法则,较之逐层深入的解剖分析法更为有效而便捷,更能切合自然对象的本来面目,进而摸索出相应的调控方法。这就是类似于当今称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模糊理论”、“反逻辑方法”、“黑箱”等等的方法。
刘亚光的贡献在于,他首次从方法论矛盾对立的高度,把“以象之谓”看作“古人做学问的基本方式之一”并给予论证与强调。显然,由十而百、由千而万地“数推”也可说是“古人做学问的基本方式之二”。刘氏以“不适用”三字毫不含糊地揭示出《内经》对后一种方法论的批判和扬弃。
“不以数推,以象之谓”——《内经》先于我们二千年所作的这一批判和扬弃,语气十分肯定,毫不含糊。没有“两可”之议,没有回旋余地,没有折中,不容调和。诸如“数推”+“以象之谓”云云。这表明,在“古人做学问”的两个尖锐对立、互不相容的“基本方式之一”中,《内经》选定了一个。“以象之谓”成为《内经》做学问的唯一的基本方式,不再是“之一”,也不再是王庆其所谓“重要方法”——还另有非重要方法或其它方法兼容。所以我们说,刘亚光比王庆其在提法上要略胜一筹,算是说到了点子上。
《内经》这一转变之所以光辉、伟大,在于它果断、彻底,尤其卓有成效。据唐民皓言,《内经》不过是当时“医经七家之一”,但后世医家偏偏选中了《内经》一家,或曰没有任何一家能与之争雄,关键即在于它所选定的方法论卓有实效。除此之外,不可能有任何其它解释可以立足。什么“封建论”、“小农经济论”、“皇权论”、“儒学影响论”等等,统统站不住脚。中医学根本不吃这一套。中医某些个体可以俯就于皇帝,屈从于权势、名利,这不但在封建社会如此,今天或今后还会如此。可是看起病、用起药来,只要是真正的中医,一定离不开自己的独特方法。疗效不允许其离开自己的学术——病治不好,同样要丢饭碗、要砸招牌,甚至要掉脑袋的。
傅景华正确指出:“就像黑暗的中世纪埋葬了西方科学文化一样,中国的科学思想在当时也难以取得现实的巨大成就,反而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甚至被披上了迷信的外衣。唯有中医学执戈前驱、遇乱而兴,并在实际应用中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这一自然原理,建立了自己完整而独特的理论体系。”
傅氏又说:“然而,古代的东方,特别是中国的先秦哲学家们,大都注重自然过程的横向研究,摆出了推倒一世、包罗万象的雄浑态势。他们比较轻视具体的实物分析,对细微末节的深入钻研漠然置之。……尽管其时也有像墨子为代表的学派,在实体分析和逻辑学等方面曾经达到同时代最高水平,但由于社会历史等方面的原因,不可能在当时发展这一领域的理论性建设,而把这一无尚光荣的历史性任务留给了近代的西方。”
真是文笔优雅、文辞幽默而饶有诗意!
笔者对傅氏大论十分钦佩。唯一有所保留之处,即他将实体分析和普通逻辑在中国文化科技中的萎废归结为“由于社会历史等方面的原因”这一含糊其辞的流行说法,而不肯明确指出其深刻的内在原因乃是两种尖锐对立而互不相容的方法论长期论争和互相排斥的必然结果。
从对《内经》上述原文的反复探讨中可以得知,所谓哲学方法论问题并非自《内经》始,人类对自然界和人本身的探索并非自《内经》始;当然也就更其不宜把西方近代科学的起步作为人类科学活动的起点。这也就是我们不赞成林中鹏等将《内经》时代定为“科学启蒙阶段”的根据;也就是我们为何要把《内经》时代如实地视为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一个中间阶段,把《内经》视为人类医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的主要理由。
从以上分析还可以看出,中医学的所谓“超稳定性”,乃是其二千年来始终坚持自己独特的、正确的方法论的必然结果。它之所以拒绝近现代西方科医学的所谓“先进的”(实际上是“幼稚的”)“分析-归纳”的还原论方法,有着极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内经。的先贤们是正确的。爱因斯坦的无比惊奇、普里戈津的彻底转变、李约瑟的崭新发现、满晰博的百般推崇……无不表明西方一类名流对东方文化、对中医学及其方法论的肯定和赞赏。西方科医学的东方回归更是强有力的佐证。从方法论角度言,中医学没有任何理由倒退到《内经》以前的时代去;没有任何理由改弦易辙,重取“僅适用于科学幼年时期”的方法;没有任何理由倒向西方自己也已经准备撤离的旧轨道。在《内经》中已被定型的方法论,任谁也无法改变。
当然人们有权力弃而不用,或束之高阁,而强行代之以西医方法。但这样一来,本来意义上的、历史上客观存在的那个“中医药学”,也就宣告隐退、宣告绝灭、宣告消亡。任何人再打“中医”旗号,都只能够被视为自欺欺人、欺世盗名。——此即科学哲学家库恩所谓“成熟的科学”的“至死不悟”和“墨守成规”!
5-4、中西医学哲学方法论的不相容性
上文说明,中西医学在其历史发展进程中,在哲学方法论问题上产生了带根本性质的分歧。正是由于这种方法论上的根本分歧,导致了两种各具特色的现存中西医学体系的形成。我们还看到,这种分歧的对立和斗争还渗透到中西医学各自的内部,无时不在摇撼着已有的两大医学体系的根基,促使它们向着各自相反的方向转化:中国政要强制推行的“中西结合”和“中医现代化”群众运动正在强使中医西医化,导致中医原有体系消亡;希波克拉底精神犹存,并与西方现代系统论等一拍即合,形成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正迫使西方医学再度实现方法论的大转变,即所谓的“东方回归”。
上述局面形成的内在根据是什么?这就是本节所要探讨的问题。
5-4-1、从所谓“兼容并包”论谈起
有人提出:“现代理论医学已逐步注意到实验和理论并重,归纳和演绎并用,开展生理系统中同级组织水平和多极组织水平间的调节与控制问题的研究。它既进行分析性的还原研究,向微观世界进一步深入,例如分子、量子生物学方向的研究;又重视综汇整合的研究。遗传工程、神经递质、免疫等领域的重大进展都是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成果。这就是现代理论医学的辩证综合研究方向的概况。”
还有人更具体地提出:“作为横向新兴学科之一的现代系统论,事实上也兼容并包了元气论和原子论的长处,摈弃了各自的不足。系统论有两个核心认识:其一,对象是普遍联系的,具有整体性和功能性,并在物质的各个层次上都是如此,这些与原子论的间断性、个体性、结构性和简单的分解组合等观念显然是格格不入的,而与元气论有相通之处。其二,对象是一个多质、多变量、多层次的结构,其整体功能是由元素的相互联系而成的,要认识事物的性质就必须了解它的结构。这里,表现为笼统的整体观念的和直观思辨方法的元气论就无济于事了,而原子论却恰恰以此见长。
东西方在医学上的汇通,不仅完全可能,而且十分必要,它有可能导致整个医学科学的改观。”
上述“辩证综合研究方向”和“兼容并包论”都试图通过调和中西医学方法论的根本分歧,填平东西方文化的历史鸿沟来“最终揭示生命科学的全部奥秘”,为“中西医理论结合9汇通)”制造新的理论根据,旨在创立所谓的“中国新医药学(派)理论体系”。
这种“”兼容并包论是否真有道理?是否真有实现的可能?回答是否定的。如果仅仅作为“理想主义”的目标,口头上“理论”理论,未尝不可——真理需要谬误陪伴,否则不能显示其真理性。可是作为医学发展的实际道路,却是完全行不通的。
道理其实很简单:既要坚持整体观念,就绝对不允许解剖分割。分割了哪还有整体呢?在两个截然相反的方法中,如果其中一个导致成功,与之相反的另一个必然导致失败。这难道是难以理解的吗?可是对此要从理论上进行论证,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这里我们先讨论一下“兼容并包”论。
第一,现代系统论作为“横向新兴学科之一”,刚诞生不久,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在中医看来,“系统的框架仍然没有(也不可能)离开实体论的范畴,因此也不应该要求它容纳千变万化的自然过程。科学整体的革命性变革,还要等待历史的召唤。”(傅景华语)换言之,系统论带有它所由脱胎出来的那个科学背景的印记。只要它还有“分析-归纳”法的痕迹,就不能说它已经成熟。
第二,让我们仔细推敲一下“兼容并包”论者是怎样使现代系统论吸收了元气论和原子论这样两种截然相反的方法论的长处,又是怎样摈弃了两者的不足。
且看引文列出的系统论的“两个核心认识”。其一,据说“与原子论的间断性、个体性、结构性和简单的分解组合等观念显然是格格不入的,而与元气论有相通之处。”显然,这里兼并了“元气论”的长处,而摈弃了“”原子论的短处。孤立看来,似乎句句在理。其二,据说“对象是一个多质、多变量、多层次的结构,其整体功能是由元素的相互联系而成的,要认识事物的性质就必须了解它的结构。这里,表现为笼统的整体观念和直观思辨方法的元气论就无济于事了,而原子论却恰恰以此见长。”孤立看来,似乎更是振振有词。
“兼容并包”论者倒霉就倒在他的对面还站着一个不甘沉沦的中医学。中医学又总是反对“孤立”看问题而主张“联系”。只要把兼容并包论者曲解系统论的“两个核心认识”通贯联系起来,其立刻就露了马脚。“其二”和“其一”中的“对象”是否是同一个呢?既然“其一”中的对象与元气论有相通之处,那么“其二”中的对象是否就不存在“相通之处”了呢?难道“元气论”的对象不是一个“多质、多变量、多层次的结构”,而是一个“少质、少变量、少层次的结构”了吗?“其整体功能”难道不是“由元素的相互联系而成”,而是“由元素的相互割裂而成”的吗?或者在“其一”中是前者,在“其二”中又变成后者了吗?若果真如此,那么“元气论的长处”何在?“原子论的短处”又何在?此其一。
“要认识事物的性质就必须了解它的结构”,“而原子论却恰恰以此见长”。试问原子论的“结构”是相互联系而成的,还是分割与孤立的呢?“其一”中的所谓“原子论的间断性、个体性、结构性和简单的分解组合等观念”是否在“”其二中全都突然消失了呢?或者说原子论在“其一”中的“短处”到了“其二”中又摇身一变而成为“长处”了呢?此其二。
不联系便罢。这一联系,嗬!在“其一”中被兼容并包的元气论的长处,在“其二”中眨眼之间又“无济于事”而被摈弃;在“其一”中属于“格格不入”而被摈弃的原子论的“概念”(短处),在“其二”中又竟然“以此见长”而重新被“兼容并包”!
尽管我们这些中医对于现代系统论尚不甚了了或知之不多,仍然不难发现,此处的“兼容并包”不过是耍了一个花招而已。如果现代系统论真能被解释为这样一种玩弄手腕的魔术和戏法,那实在是太可悲了。试问,怎么可以把这样一个似是而非的幻影继续作为“中西汇通”的根据和哲学方法呢?实际上,近三百年来的中西汇通、中西结合、中医科学化乃至中医现代化,不就是在这种“兼容并包”论思想支配下进行的吗?然而进展又如何呢?还要在这种扑朔迷离的幻影中“汇通”几个三百年才能见到一点眉目呢?
5-4-2、揭示互不相容性的诸“测不准”原理
近几十年来,西方自然科学界在实现方法论大转变的过程中,在人类认识由简单到复杂、由静态到动态、由部分到整体、由无机到有机、由低级到高级过渡和转变的过程中,发现了一系列“测不准”、“不相容”原理。这些原理,深刻揭示了东西方文化之间长期以来实际存在的“鸿沟”之所以产生、形成和填而不平的内在原因,从本质上揭示出两种对立的方法论的互不相容性,当然也同时揭示出中西医学术根本分歧产生的根源。它们是中西结合论者不可逾越的天然屏障。
5-4-2―1、海森堡“测不准”原理
1927年,海森堡以量子力学的普遍规律推导出“测不准原理”:对粒子的位置和动量不可能同时测准。测不准关系不仅包含粒子的位置和速度,而且也包含它的总能量和时间的关系。
测不准原理是海森堡根据布罗意的关系式和一些理论分析导出的,后来波思根据波函数的统计原理进行了严格的证明。
该测不准原理总结了同时测量相关的成对可观察量如位置和动量、能量和时间间隔的测量精确度的理论极限,既说明经典物理学在认识微观世界中的局限性,也表明采用研究静止状态的办法来研究运动状态(变化)行不通。
5-4-2-2、数学中的不相容原理
同样,在数学中也有类似情况。经典数学具有精确性的特点,而复杂系统具有模糊性。当研究复杂大系统时,这种具有精确性特点的经典数学显现出很大的局限性。于是在复杂性和精确性之间发生矛盾。体系越复杂,在数学上表现出精确性越差,而模糊性愈大。不相容原理说明了这一对矛盾:“一个系统的复杂性增大时,我们使它精确的能力必将减少,在达到一定的阈值以上时,复杂性和精确性将互相排斥。”
因此,复杂大系统中的复杂性与精确性两者也不能同时测准。这与量子力学中的“海森堡测不准原理”极为相似。
传统数学起源于毕达哥拉斯公说。此公说断言所有事物的存在是和数学的和谐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认识某事物必然要求以数学语言来表达,也就是要求以精确和精炼的概念来简化现象。这样的数学被称为“精密数学”。
精密数学在物理学、化学、统计生物学等自然科学及工程技术等应用科学中取得了辉煌成就。有人把上述科学称为“硬科学”。但在像生命科学以及心理学、经济学等复杂多变的社会科学领域中,经典数学的应用并不很成功。有人称后者为“软科学”。在软科学中,有时在演绎推理时,人为的精确性和逻辑相容性常被认为仅仅是一种人为的“逻辑虚构”。
经典数学是建立在集论和二值逻辑基础上的。用经典数学研究复杂自动控制体系时,特别是研究生命过程如生物学、医学时显示出极大的局限性,而应用它去研究更复杂体系如生态系统和具有判断、理智、感情的人的大脑时,简直无能为力。
1965年,柴德开始建立模糊数学,用它来解决体系的复杂性与精确性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可以表述为:在复杂体系中,研究体系的复杂性与其数学的精确表达之间存在不相容性。
刘亚光指出:“遗憾的是,目前这种‘模糊数学’仍然是采取精确数学手段模糊化,因此亟需改进方法学。”
数学中的不相容原理表明:将生命视为机械运动和化学反应等来作所谓“定性、定量、定位“处理这是一种地地道道的人为虚构。作为生命科学的医学问题,不可能”精确定量、定位、定性“表达。人类疾病的极其复杂的发生和演变规律与其精确度数学表达之间不相容。
5-4―2-3、爱因斯坦与牛顿不相容
标题中的人名是其所创立的科学理论体系(学派)的代称。爱因斯坦力学相对论与牛顿的经典力学不相容。这在当今世界科技界仍然是少数人但却是十分杰出的观点。它已经为科学哲学家库恩首肯并予以证明。
库恩写道:“按照本文的观点,这两种理论(引注:指现代的爱因斯坦力学和牛顿的经典力学原理)在由哥白尼和托勒密天文学的关系所说明的那种意义上是根本上互不相容的:只有承认牛顿的理论是错误的,爱因斯坦的理论才能被接受。今天,这仍然是少数人的观点。因而,我们必须考察最流行的反对它的意见。
这些反对意见的要点如下:相对论力学不能证明牛顿力学是错误的,因为牛顿力学仍然被大多数工程师极为成功地运用着并且被许多物理学家有选择地应用着。……爱因斯坦的理论能用来证明,来自牛顿方程的预言,同我们满足于少数限制性条件中应用的测量工具一样好。例如,牛顿理论要提供一个良好的近似解,被考察的物体的相对速度同光速比较必须是小的。在受这种条件和其它少数条件支配下,牛顿理论好像是可以从爱因斯坦理论中推导出来的,因而,它是爱因斯坦理论的一个特殊情况。
……
然而这种推导至少在这一点上是不合逻辑的。……这些受爱因斯坦学说的概念的物理参照系同那些牛顿学说的有同样名称的概念绝不是相等的(笔者加:至少牛顿学说的质量是守衡的——既不变的;爱因斯坦学说的质量同能量是可以转化的,也即变动不居的。原注:只有相对速度较低时,两者才能以同样的方式去测量,而且即使那是它们也一定不能被设想为是相同的)。除非我们改变……变量的定义,否则我们导出的陈述就不是牛顿学说的。而一旦我们真的改变它们,我们就不能严格地说,至少不是现在普遍公认的‘导出’的意义上说导出了牛顿定律。”
库恩上述发现与证明体现出他与众不同的独到见解和严谨缜密的科学态度。他使在科学概念上持“好像”或游移态度的权威学者相形见绌。爱因斯坦和牛顿关系上的这种不相容性很能说明中西医学两大体系之间的不相容性。在中西两大医学体系中,几乎没有一个“有同样名称” 的概念的涵义是相通(同)的。——这话也许只能和库恩那样的持“严格”态度的学者说;对于持“好像”态度的所谓“专家”就无异于对牛弹琴了。
显而易见,想做当代中医理论家和战略家的人面临着一个和库恩同样棘手但却无论如何也回避不了的问题。即:中西医学理论体系在由库恩所阐明的、由爱因斯坦和牛顿的关系所体现的那种意义上说,是根本互不相容的——只有证明西方近代的“分析-归纳法”在生命科学的研究中是不适用的,中医学的独特方法论才有可能被真正理解和接受。因此,那些想成为当代中医理论家的人与时髦的流行观点的对立和格格不入就是不可避免的,他们的思想和观点受到程度不同的压抑就是理所当然的。然而这是一条走向成功的必由之路,也是一条布满荆棘的坎坷道路。反之,人云亦云,随和潮流的人则只能顺利地滑向既定目标的相反方向,离真理、离科学愈来愈远。
5-4-2-4、理论生物物理中的“测不准”关系
前面我们引录了诸如海森堡测不准原理、数学中的不相容原理、爱因斯坦和牛顿力学原理的不相容性等等。毋庸讳言,作为一名中医,我们无法精通量子力学,无法精通经典数学、模糊数学以及牛顿经典力学原理,更谈不上精通数论尤其是爱因斯坦相对论。若要精通上述中的任何一种,也许完全抛开中医理论不学,抛开中医临床不干,也还嫌时间与精力不支呢。
然而前面的初步肤浅涉猎已经足以帮助我们了解,现代西方科学在由人为的虚构、简化和孤立、静止地进行研究,转向尊重研究客体的本来面目,改而进行动态的、联系的、整体即全方位的研究的过程中,已经深刻察觉原有的经典力学、经典数学等的“分析-归纳”的方法在把握现实世界的发展变化规律上无能为力或受到局限。换言之,现代西方科学在发展过程中深刻感到原有的方法论观念遇到了不可逾越的障碍。科学要继续发展,必须首先更新方法。这就是今天哲学方法论问题何以受到特别重视的缘故。此时重温爱因斯坦关于“适用于科学幼年时代”的归纳法“让位于探索性的演绎法”的大论,就不会视而不见、抄而不察,或感到莫名其妙,或竟要加以曲解了。
也许会有人向我们提出:前面所论无论正确与否,归结起来不过仍限于物理数学方面,医学领域也许不尽然吧?
其实只要我们留心,就不难发现,前面的数学不相容原理中,经典数学与模糊数学的分化与对立,就已经涉及医学中的“精确量度”问题。它已经将生命科学中以往作为“科学标准”(几乎是唯一标准)的“精确定量”问题进行了历史的再颠倒。
然而这毕竟还只是间接的。在作为西医理论医学基础之一的生物物理学的研究中,,今天也已经发现了“测不准”关系:理论生物物理学在研究生物的信息论时指出,结构(静态)信息与功能(动态)信息之间存在着“测不准”关系。其中因为在观测到动态功能时才去探究产生这一功能的网络状态,由于非单值性和受到反馈回路的扰动,就使得从功能来推测结构成为测不准了,亦即是不确定性。这就是说,在西医理论基础医学的研究中,同样存在着生命活信息和肌体结构不可能同时测准的矛盾,与前诸“测不准“”“不相容”原理极其相似。
这使我们很自然地联想到医学科学研究中是否也存在着“测不准关系”和“不相容原理”,并由此推导出“医学测不准原理”。实际上,在近三百年来特别是近五十年来的中西汇通、中西结合的研究中,诸如上述“测不准”“不相容”的情况比比皆是。这些情况即使在“中西结合论”独揽天下的时期仍可见到不少报道——不过是从“寻找突破口”的角度作出的。其中虽然不乏认真的检讨,但这些罕见的检讨也多半停留在战术角度而鲜有上升到战略高度的。遗憾的是,这些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尚无人进行系统的收集和整理,并把它们升华为医学“测不准”原理和医学方法论中的“不相容”原理。本书将在后面的章节中对此做些初步的奠基性工作。
5-4-2-5、“中医不精确——不科学”辩
在世俗偏见中,长期以来存在着以“精确(确定)”与否作为衡量是否属于科学的唯一标准的情况。数百年来直至现在,中医学因之而被某些人排斥于现代科学体系之外。这种偏见,严重阻碍着科学变革的历史进程,更直接危害着中医的生存、振兴与发展。
如前所述,我们所处的客观世界本身处于永恒动变之中,不能确定,也不能精确定量。致力于真实反映客观世界及其变化规律的东方文化及其优秀代表中医学,也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个对研究对象不予精确、不予确定,反而以“模糊处理”为主要方法和基本特征的理论体系。这本来充分显示了主客观的一致性与和谐性,是无可非议的。但近世以来,中医学一直屡屡因此而遭受攻击,蒙冤受屈。其理论科学性由于“不精确、不确定”而被彻底否定,其确凿的临床疗效——对于医学科学至为宝贵的部分被贬得一文不值或屡遭劫难。
这种对于中医理论科学性的非难,可拟作“三段论”表述于下:
大前提:凡科学必精确。
小前提:中医不精确。
推 论:中医不科学。
应当指出,这种逻辑推理的“小前提”是正确的(这里的“精确”一词,是借用流行的概念),但“大前提”错误,因而导致“推论”错误。我们依据诸“测不准”“不相容”原理,仿其意而用之,可以提出一个崭新的完全相反的三段论以供读者思辨选择:
大前提:“只有精确(确定)性研究才算科学”是偏见(刘亚光语)。
小前提:中医学既不精确也不确定,正属“‘模糊理论范畴,更切合自然客体。
推 论:中医学是科学的。它不但不应被排斥在现代科学体系之外,而且比现在被称为“精密科学”的“科学”更加科学。中医学不但是古典科学,而且是现代科学,尤其还是最有坚实基础、最富生命活力、最具希望魅力的未来科学(满晰博意)。即使人们可以依据各自不同的标准从它身上挑剔出成千上万的缺点和错误,但仍然不能否定它是千百年来稳步走向完美科学的科学。与之反对的所谓“科学”尽管可以红极一时、时髦一世、风行全球,但在真理(临床实践的检验)面前毕竟不能长久,必须“日新月异”而更替不迭,乃至最终走进方法论的死巷(满晰博语)。
在这两个针锋相对而互不相容的三段论中,我们之所以提出并倾向于后者,是因为:我们在研究人(非尸体或动物所能等同替代)这个高级、复杂、恒动的“大系统”时,根本无法同时做到既把握处于永恒变化着的极为复杂的人的生理、病理过程,又能采用精密数学予以确定的、精确的表达。不言而喻,上述海森堡等一系列现代西方科学前沿所发现的“测不准”“不相容”原理,为中医学独特而卓越的方法论提供了强有力的反证,宣告中西医学方法论乃至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历史鸿沟不可逾越。诚然,中医学在描述人的生命活动规律时,的确从来不曾使用过精密数学和确定性语言。这完全是因于被研究的自然客体本身无法精确、无法确定的缘故。因此,所谓“不精确——不科学”的非议和责难,应当被引为至高无上的嘉奖,实在不宜被认可为“耻辱”和“过错”抑或“不足”而自暴自弃。这恰恰是我们岐黄子孙和杏林后学应当继承发扬而不应当抛弃或作为“短处”加以“弥补”,以致使其湮没不彰的中医学重大特色和优势之一。
5-4-3、中西医学互不相容的种种表现
前面我们分析了中医与西医根本分歧由以产生的内在原因。下面叙述中西两大医学体系尖锐对立、互不相容的种种表现。
5-4-3-1、总体轮廓与特征
傅景华谓:由于中西医学在研究对象和认识方法等方面的根本分歧,导致了二者不同的科学发现和概念、理论体系。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中医发现了脏象、经络等生命活动方式,六yin、七情等致病方式,以及病态过程中互相抗衡的“正”“邪”两种力量的存在。还发现了通过四诊所收集到的在中医理论思维中有意义的症、脉、舌象等,以及具有虚实、寒热、表里等不同态势和趋向的“证”。通过对“证”的辨析,进一步确立了以过程调控为主要倾向的各种治则和治法,并证实了在上述思想指导下,运用天然药物及其组成的方剂与非药物疗法的针灸、按摩、气功、养生等对于医疗保健的卓越的有效性。与此同时,中医学引入了中国古代哲学中“气”和“阴阳”、“五行”等概念,并与上述概念密切结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概念、理论体系,进一步采取以文寓象的方法,从而使自己的认识论方法、思想体系和临证实践过程等等能够借语言、文字、符号表现出来,通过师承授受得以保存和流传、继承与发展。
早在古希腊时期,,西方即力图在有形的实体中寻找世界和生命的本原,从而出现了与古代中医学完全不同的古代西医学体系。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描述的“整体”、“直观”、“臆测”等,就是指的这一阶段。近代以来,西医学在实验分析的基础上,发现了组成人体结构形状的系统、器官、细胞、亚细胞、生物大分子,以及蛋白质、糖、脂肪、维生素、电解质等代谢物质的存在;还发现了病原微生物及其它非生物致病因素的存在,并用体格检查、实验室观察和其它特异性的检验手段收集到了既能定位、又能定量的、在西医理论思维中有意义的症状、体征、化验指标及其它各种图像和数据。通过对这些材料的分析,可以确定疾病在实体结构和功能方面的变化,从而需要采取针对实体病因和病理的治疗方法,因此又发现了化学药物及物理疗法等的有效性。与此同时,西医大量引入化学、物理学和生物学等的概念和成就,建立了与现代自然科学相联系的概念、理论体系(在把人视为“机械”这一点上其方法论相同因而蔚然一体——笔者加)。
傅氏大论提纲挈领地为我们勾画出了中西医学两大体系的总体轮廓及其特征。
从总体上说,中医学及其方法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充分凭靠自然伟力和人体的自我调节能力以达到治疗疾病、延年益寿的目的,因而主要采用天然药物进行治疗。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医学是“自然主义”的医学,与自然界和谐统一。
与此相反,西方医学存在着明显的欲凌驾于自然规律之上、想要支配自然界的倾向,近期甚至提出了“改造生命、提高生命、发展生命”的口号。其所依据的检测手段和治疗药物,与中医学取诸自然大相径庭,主要采取人工制造或合成的工具、药物。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称之为“理想主义”的医学。其与中医学相比,所获成果及发展速度似乎要显赫得多,但它与自然界和自然规律之间,也就免不了要产生许多碰撞、摩擦,甚至格格不入。
从总体上说,中医学是把对疾病的治疗作为重心的学问。日本泽泻久敬指出:医学并非把疾病的智慧性理解作为目的,而是把疾病的治疗作为目标的学问。把医学看作是生命之学,不能认为是错误的。医学毕竟是医疗的学问,而且不单纯是医疗的学问,还不能忘记是医疗之术。不过,把医学考虑为医疗技术时,会出现这样的质问:“只是治疗吗?”对这样的质问也有这样的反驳:“一种理论不管怎样有条理,可是不治病的学问,不能叫作医学。”有的汉医也果断地主张“医学只是药方”(理法方药均凝聚其中——笔者加)。也有的医史学家提出中国医学的特色是经验主义。那么,汉方医学是只注重经验,轻视理论,没有理论吗?在临床中担任医疗的汉方医师面对患者的疾病,是有使用哪种药方或针灸术的问题,单从这点来看一般的汉方医是有不想深究医疗基础理论的倾向(这也许僅限于部分日本汉方医。中国中医却没法离开中医药学的基本理论——笔者加),这只是他们的缺点。但是这种医生比起那种只关心抽象理论的单纯理论家来说,不能不算是优秀的医生(由此可窥泽泻久敬的头脑中很有的“实践第一”的倾向——笔者按)。
从整体上说,中医学是理论与实践、思想与经验高度和谐与统一的医学体系,和西医把基础与临床截然分为两摊子判然有别。
泽泻氏回答“汉方医学只是经验医学而没有理论”的责难说:“本来,不是一有阴阳学说便有汉方医学,而是因为阴阳五行学说的论点和汉方医学的生命观、自然观、人类观相一致,故汉方医学采用了这种哲学。或者至少不是一方以另一方作为基础,而是二者相互依存,是经验保证理论,理论保证经验。只有这样,才叫真正的学问,所以汉方医学是有其学术性的。……目前我们认为汉方的哲学绝非是抽象的思辨理论而是具体的指导医疗实践的理论。基于这一观点,汉方医学比起解剖学更重视生理学,比起生理学更重视病理学,比起病理学更重视治疗学,比起治疗学更重视治疗技术。为了进行治疗必须有治疗学,为此还必须有病理学、生理学、解剖学作为基础,这是西方医学的思维方法(足见二者相逆反——笔者加)。然而汉方医学认为,只有治疗才是医生的使命,从治疗的观点出发,形成了独特的学说。”
笔者按:泽泻氏此处的所谓“治疗的观点”,显然可以理解为“实践第一”的观点,其中充满了唯物辩证法。“从治疗的观点出发”,显然是在强调“从临床实践出发”。这和首先从“头脑”出发,先在实验室造好“理论”,再拿到临床上去寻找“适应性疾病”的思路,显然有着天壤之别。从经验推导出理论,把多次的经验上升为理论,再拿到经验中去反复加以验证;与从空洞、抽象的假设(假说)出发,在实验室、在动物身上制造理论,再移就于人类的临床实践,这二者究竟谁符合医学临床实际、谁有效谁乏效、谁科学谁不科学,不言而喻。
5-4-3―2、理论概念与方法
5-4-3-2-1、辩证思维与形而上学的对立
辩证唯物主义与形而上学是两种截然相反的思维方法,二者在认识论上存在着互不相容性。它们是不能通过人为地调和而纳入所谓“辩证综合研究方向”的。
恩格斯在论及对人的整体性的认识时指出:“任何部分”都“不能看作从整体中分出来的部分”,“部分和整体已经是有机界中愈来愈不够的范畴……。只有尸体中才有部分。”
恩格斯引黑格尔的话说:“不应当把动物的四肢和各种器官只看作动物体的各个部分,因为四肢和各种器官只有在它们的统一体中才是四肢和各种器官,它们绝不是和它们的统一体毫无关系的。四肢和各种器官只是在解剖学家的手下才变成单纯的部分。但这个解剖学家这时所处理的已不是活的躯体,而是尸体。”
这是多么浅显、明晰而又深刻、伟大的发现!恩格斯连同黑格尔一起,在这里强调了整体的、动态的、联系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批判了分割的、静止的、孤立的形而上学观点。两种截然相反的哲学方法论鲜明的存在于中西两大医学体系中。
维里(weily)指出:中医认为人体是一个动态的相互作用系统,而不是各个解剖单位的综合整体。有两种动态的相互作用:一是外部的即人体及周围环境以及宇宙的相互作用;二是内部的即人体各个不同部位之间的相互作用。中医把人体作为一个科学工程系统来对待,认为人体的健康是这个科学工程系统协调和谐的表现。这与西医的方法论完全不同。西医着重对人体单位结构作详细、精确的描述,并研究它所具有的功能。
维里写道:中医和西医在研究方法论上的差别,与经典力学和量子力学在方法论上的差别非常相似。众所周知,经典力学所依赖的是“确定性”,而量子力学常用的语言却是概率甚至是不确定性。在一个组织有序的系统中,如在原子、分子、结晶体等系统中,微粒间的相互作用使量子活动具有概率或不确定性。当这个系统是复杂的而相互作用又不清楚时,要获得某种认识,一种比较聪明的方法是采用模型法。原子物理和核子物理或许是可以见到的最好的模型,使人体会到制定模型好处的最好领域。中医很早以前就这样做了,而且做得很多。“阴阳”是一种二级模型,“五行”是一种元素模型,“经络”是一种网络模型。对一个科学工作者来说,听到这些模型,肯定不会比听到其它科学模型更为惊讶。
林中鹏等这样描述“分析-归纳法”说:这种分析-归纳的做法“把自然界的事物和现象孤立起来,撇开广泛的联系去进行考察”,“看到了一个一个的事物,忘记了它们相互间的联系;看到了它们的存在,忘记了它们的产生和消失;看到了它们的静止,忘记了它们的运动。因为它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随着科学技术的日益发展,这种局限性越来越明显,人们开始感到汪洋大海之上几座基础学科的星星之岛,不足以反映完整、统一的客观世界了”。罗道凡等则将还原论方法直呼为“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其特征即“拆整体为部分,化复杂为简单,变动态为静止,深入分析物质系统的微观机制”。
足见中西医学在各个方面所表现出的格格不入,本质上哲学方法论上的原则分歧的表现,是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屡屡见到人们喋喋不休地称中医学方法含有“朴素的、原始的……辩证法思想”,但从来不曾见到他们同时提及西方的“分析还原方法”含有什么思想,这种方法及其思想是否与辩证法思想占得上边?退而言之,即使是带有“朴素辩证法思想”的中医学及其方法,在“马克思主义者”麇集的中国也应当受到珍惜和保护,而不应当受到攻击和排斥,或抽象肯定具体否定——非得改换以“分析还原”的形而上学方法便不配称“科学”。若非如此,那些所谓“马克思主义者”的真实性就理所当然地应当受到怀疑。
5-4-3-2-2、中医“气、阴阳、五行”等为西方概念所不容
傅景华指出:“气”是概念引入了医学,贯穿于中医学理论的各个领域,是中医学自然观和方法论中最重要的理论范畴之一。“气”绝不是某种具体的东西(但又离不开某种具体的东西——笔者加),也不是抽象的物质概念。无论是用空气、精微物质、粒子、波、射线、场,还是用功能、能量等所作的解释,都是以实体论的观点认识中医所导致的结果。盈天地间皆一气,气无时不在,无器不有,其小无内,其大无外,它不可能指有形的实体,而像是无限运动与无限存在的总和。而狭义的气,则往往指不同方式的过程,脏腑之气、经络之气、宗气、营气、卫气等,分别为不同方式的生命过程。
阴阳作为相反概念,用以概括自然过程中相互作用的双方,并可分别从气、象、性等不同方面,反映过程的属性及其相互关系。两仪阴阳是指形气阴阳,此即“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以有形和无形为象的两种方式是自然过程的基本方式之一。气为阳,形为阴,阳化气,阴成形,“气始而生化,气散而有形,气布而蕃育,气终而象变,其致一也”。形气阴阳深入中医脏象、经络、病因、病机、辨证、论治、方药、针灸、气功、养生等各个理论领域,是中医学的理论支架。形气运动的基本方式是升降出入、消长变化,形气过程的基本关系是相反互补。生命过程中正气阴阳相反互补,但正气阴阳与邪气阴阳相反互限。五行不是五种“物质”或“物质元素”,而是又一序列的五种相互作用的方式。王安石解《洪范》时指出:“往来乎天地之间而不穷者也,是故谓之行。”这一认识显然是指无限的运动和无限的存在……。五行生克制化是过程间的相互作用规律,是该序列所特有的相干关系。五行学说进入医学领域,与阴阳相贯,用以揭示生命过程的基本规律。以五脏为例,分别反映了生命过程的五种不同方式及其相互关系。用内脏解释脏象,以组织器官或功能翻译五藏,从根本上背离了中医学方法论原理,是导致中医学理论混乱的重要原因之一。
日本家本诚一专题研究并论及阴阳:物质的运动存在一定的规律与模式,而利用三才、五行对自然界的万物进行分类的五行配属,就是对于这些规律与模式的说明。因此可以认为阴阳、五行、三才是划分世界万物的基准。《素问》就是从这一基点出发对医学内容加以整理,从而建立了便于掌握、便于应用的医学体系。
阴阳、五行、三才三者在中国医学中的应用并非杂乱无章。三才和五行的组合,主要用来阐述病因;根据五行的分类原理,可使脏腑组织系统化;运用五行的相生相克的动力学原理,则又说明了疾病的发展变化与预后。而阴阳是指导整个中国医学的最基本的原理。
某些“西学中”人士最感
头痛,最感玄奥无比、变幻莫测而难于理解和把握的中医学基本概念中,莫过于“气”一元论与阴阳、五行。中医理论中,遭受攻击最集中、最厉害的学说,亦莫过于“气”一元论与阴阳、五行。由此亦可佐证:中医的气、阴阳、五行等概念为西方医学所不容。
德国满晰博谓:“在我们这个时代,,即使是十分成熟的科学,也会受历史条件影响而被压抑或迟迟得不到传播,中医学大概就是突出的例子。由于未能对阴阳、五行作出正确评价,因而对中医科学的本质争论不休。”
这场争论正在激烈进行肯定还要持续下去,不管人们乐意与否。当着傅景华引入恩格斯的“过程论”,将气、阴阳、五行解释为“过程”的时候,从研究尸体出发而产生的“定性、定量、定位”等等僵化、固定的观念便遭到了彻底的否定。如果坚持“三定”等等机械唯物论观念,势必抛弃中医学的辩证唯物论的活的灵魂,这难道是难于理解的吗?!
5-4-3-2-3、“宇宙代数”为经典数学所不容
傅景华以充满激情的笔调写道:“‘自然界的规律是由数学语言写就的’(伽利略语)。各种不同方式、不同序列、不同层次的过程及其相互关系的总和构成了千变万化的自然。0、1、2、3、4、5、……等,分别为这一变化最基本的序列。无极、太极、阴阳(两仪、四象、八卦、六十四卦)、三阴三阳(三元、六气、九宫)、五行等,就像简单和谐而又神奇莫测的‘宇宙代数’,揭示了自然过程中不同方式相互作用的基本规律。因此(它们)也可作为生命过程的数学模型和理论范式。中医学正是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自己完整而独特的理论框架,展现了中华民族绝异于西方世界的智慧之光。”
显而易见,以所谓“简单和谐而又神奇莫测的‘宇宙代数’”高屋建瓴地“作为生命过程的数学模型和理论范式”的独特中医学理论体系,与采用精密数学的西医学体系绝对不可能加以调和而兼容并包,它们只能“相反互补”。
5-4-3-2-4中医脏象与西医解剖互不相容
洪梦浒提出:“有明显形态学边界”与“无边界”互不相容。他说:“中医的脏无明显形态学边界,中医对人体生理、病理的论述,就建立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我把这种认识称为无边界结构理论。西方实体论则不然,它首先着眼于事物的物理界限,认为不同实体应包含不同的质。因此,不同的器官或组织,就有自身特定的象。这样研究人体的象自然就受着实体界限的约束(这种“实体界限”不是天生的而是人为的,可谓“作茧自缚”——笔者加)。我把这种人体理论称为有边界结构理论。”
和洪氏上述“无边界结构理论”类似的思想,早在一百年前即已由恩格斯提出。恩格斯在《辩证法》一文中写道:
“Hard and fast lines〖绝对分明的和固定不变的界限〗是和进化论不相容的——甚至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之间的界限也不再是固定不变的了,……‘非此即彼!’是愈来愈不够了。……旧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就不再够了。辩证法不知道什么绝对分明和固定不变的界限,不知道什么无条件的普遍有效的‘非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学的差异互相过渡,除了‘非此即彼’又在适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辩证法是唯一的、最高度的适合于自然观的这一发展阶段的思维方法。自然,对于日常应用,对于科学的小买卖,形而上学的范畴仍然是有效的。”
显而易见,洪氏的“无边界结构理论”与恩格斯的界限论有着一脉相承的联系。
洪氏提出的“无边界”新论无疑有他的道理。但他仍然是从中医“脏”的原始的、基本的涵义上立论。中医脏象的涵义已经远远超出这一范围并获得了更广泛的意义。
恽铁樵更进一步提出了“四时五脏”说:“《内经》以肝属之春,以心属之夏,脾属之长夏,肺属之秋,肾属之冬,则肝当授气于心,心当授气于脾,脾当授气于肺,肺当授气于肾,肾当授气于肝。古人《内经之五脏非血肉之五脏,乃四时之五脏。不明此理,则触处荆棘,《内经》无一语可通矣。”
姜典华等评曰:“恽氏‘四时之五脏’一语揭示了中医基本理论特别是脏象理论奥秘;站在近代高度,提出了中西医学的方法论大不相同。
脏象学说中的脏腑仅是假设的模型,故不能用西医的解剖生理来印证脏象学说。
恽氏的‘四时五脏’说捍卫了中医体系的完整性,阐明了中医基本理论的科学性,指出那些企图用近代自然科学理论完全否定中医的人,根本不懂得中医理论体系的特点,所以完全是无的放矢。”
恽氏的“四时五脏说”和傅氏的“生命过程论”均揭示出中医的脏象与西医的解剖完全不相容。
报载河北某西医学院有人号称“经过近两年的努力,应用B型超声波探讨小
柴胡汤归经,证实了该方剂的利胆作用及功能归属”,并声称“从1984年开始,首先探讨了
小柴胡汤证胸胁苦满的客观指征,然后对比观测患者服用小柴胡汤前后的胆道声像图,客观的评价方剂疗效。”
这里显然不是有意否定而是所谓“证实”中医,其实在“不懂得中医理论特点”、混淆中西概念一点上并无二致。此处即将中医的“胆腑”与西医的“胆囊”、中医“胆经”与西医的“胆道”混为一谈。中医的胆经要过耳后上脑,西医的胆道呢?将二者混为一谈,岂非天大笑话!因此,这种“证实”和“否定”同样是“无的放矢”,同样在歪曲中医理论,而且更容易使“不经意者”放松警惕;对于中医来说,同样是“嗟来之食”,吃下去肚子是要疼的。
满晰博对西医解剖和中医藏象做了杰出的的对比:“解剖学无疑是现代(西方)医学的一根主要支柱。那么,‘解剖学是治疗病人必须具备的’这一说法有没有错误呢?中医过去已经并且将来还要治疗病人,为什么它可以不考虑解剖学的概念呢?我很早就注意到,中国医生在讲英语时,很少讲到‘中国的解剖学’,有时还抱歉地说‘它是很初步的’。其实,在他用中国话谈论中医时,他完全可以不用从西语来的‘解剖学’一词,因为在他们的语言里有一个不同的词——藏象,人们出于习惯或协定(很多情况下是误解——笔者加)始终用它来称呼‘中国的解剖学’”。
满晰博独具慧眼地发现:“《难经》是唯一的例外。”他说:“在两千多年中,除了指出某些脏在横膈膜之上,某些在它下面之外,没有任何一本中国自己的有影响的医学著作曾经提供过任何可以勉强称得上是‘解剖学资料’的东西。”那么,几乎每一本书中论述脏的简明的章节是干什么的呢?现代以专家自命的人告诉我们:‘它们多是不着边际的臆测和没有多少内容的理论’。
我们难道可以象现代诽谤和诋毁中医的人那样,抱歉(疑为“抱怨“之误——笔者加)地说,当中国的医生有机会检查这些脏时,他们极为马虎,仅仅看到了肠子,或者说,他们都是些非常粗心、非常愚蠢的人,没有描绘展现在他们眼前的东西的能力吗?唯一能符合认识论的基本事实和合理的解释是:由于他们的感应的和综合的观察方法,以致他们根本就没有去看这些脏。只有当我们极大地低估了知觉模式(即感应的和因果的)的决定性的影响,才会因为中国医生始终对身体主要器官的肉眼形象视而不见感到吃惊。知觉的不同模式完全自然和必然地使处于经验描述水平上的现实产生了两极对立。因为,为了使图像完整,西方的医生直到今天仍然几乎完全无视大量极有意义的功能性变化,这些变化是他们在自己和病人肌体内无须借助于仪器就能随时清楚地觉察到的。
假如我们考察一下中医藏象学说的内容,就会明白,几乎所有的表述建立在重叠和相倚的活动的功能上,建立在循环的功能模式上。……无论在哪一方面对中医理论的复杂性有进一步的了解,都会使我们更加相信选择这一种模式来说明功能及其变化是巧妙而合适的。……从前论述藏象理论的医学家们没有描绘过他们在解剖学领域内所观察到的东西。这样做的唯一目的,就是要使读者更牢地记住由对功能的确定性观察所得的综合结果。
……中文中的‘藏’是对人类明显的功能变化这一连贯链条所作的实际观察的一个逻辑组成部分。而且,不管它如何命名,如心或脾,这同同名的解剖学器官实际上几乎没有什么关系。传统中医在处理脾的功能失常和在处理心的功能失常时,对脉搏同样重视。相反,西医所精心描述的那些器官的功能是符合这些器官的解剖学定义的。假如找不到一个器官来解释既定的功能活动,,西方的医学家就感到惊慌失措;假如不能把新观察到的功能同前人积累的对功能的观察结果恰当地联结起来,中国的医学家才会烦恼。人们可以联想到,后者正是从古到今的天文学家所持的态度。”
显然,甭说“以专家自命的人”,即使名实相符的中医专家,也很少见到有人在中医藏象和西医解剖二者之间的不相容性方面,像满晰博这位洋中医理论家认识得如此深刻而明晰——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在于满教授真正而非肤浅的“学贯中西”;在于他坚持站在方法论“两相对立”的视角上,虚怀若谷地学习和研究中医和西医,而不是从某位“首脑”创建“新医学”的意图出发,杜撰出一套自欺欺人的所谓“理论”,把“中西结合”强加给中医和西医。
5-4-3-2-5、中医“辨证论治”与西医“辨病诊治”互不相容
傅景华谓:正如中医藏象学说横观生命过程,西医器官系统纵观实体生理一样,中医学的“证”,也应当理解为病态过程,而“症”是病态表现。“证”绝不是“一组症状”,也不是“病人的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表现”。西医学中没有以过程为内涵的“证”的概念,就像中医学中没有以实体病理命名的“病”的概念一样。二者完全交叉,而又完全不同。前者横观病态过程,后者纵观实体病理。它们相反互补,各自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疾病变化的规律,既不能互相取代,又不能互相包容。值得指出的是,“证”绝对不会有什么“形态”和“功能”。用还原论的方法,特别是实验室里的“生化指标”来描述“证”的实质和“发生机理”,似乎也是万分艰难的。
辨证论治是在中医方法论的范畴内确立的诊疗大法。理法方药的一贯性反映了过程的连续性。八纲、脏腑、经络、六因、伤寒六经、温病三焦、卫气营血等辨证,分别反映了病态过程的不同方式、不同序列、不同层次、不同阶段及其相互关系。中医的“辨证论治”与西医的“辨病诊治”风马牛不相及。我们知道,西医的病是对疾病的片段的、静止的、孤立的描述。中医的“证”乃是特定的医者对特定的患者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空间依据特定的症、因、脉等生命体征(活信息)所发现的主客观诸方面、诸因素及其相互关系、发展过程和态势(含有形与无形、可见与不可见、能言与不能言、已知与未知)等等的总体揆度与把握,或曰对人体阴阳失衡的分寸与趋势的总体揆度与把握,并进而依据“服药参机变”(即诊断性治疗的信息反馈)加以不断修正和调整,使之臻于完善(丝丝入扣)。中医的证与西医的病二者之间根本不存在一一对应或一几对应关系。把中医学的证隶属于西医学的病之下,即流行的“辨病与辨证相结合”,是对辨证论治科学精神的阉割和对中医学术体系的粗暴践踏。
然而,“中医辨证”与“西医辨病”的所谓“结合”历来被视为“中西结合”的“最好形式”,不少所谓“中医名家”亦浪迹其中。对它的否定无疑将动摇“中西结合”的根基。如同许多盛极一时的糊涂说教一样,“纵观新医药学”这一自诩为超越现有两种医学之上的“新医学体系”,并未因拥有权势之重和名人之多而成为真理。相反,它像一个“”摩登女郎,以极大的诱惑力吸引了不少医学科学工作者,扰乱了现阶段上医学科学的主攻方向,严重危害着中医的生存、独立、振兴与发展,也同样危害着中国西医的发展。也就是说,对中西医两者都起着牵制和瓦解作用。不彻底打破这一迷信,只能延缓中医发展的历史进程。
陆广莘先生以“跨世纪的反思”为题,首次把证与病之辨列为“近代中西医学之争”的焦点,把“证从属于病”归结为近代中医学的“主要”失误,并作了深入考察和论证。陆氏写道:
这来源于中医在近代被指为“不科学”。从此,关于“中医向何处去?”就成为近代中医的主题。百年来,先后为此开过不少处方:
从中西汇通,到中西医合流!
从衷中参西,到中医科学化!
从研究中医,到中西医结合!
从中医研究,到中医现代化!
陆认定:过去“中医科学化”的努力,仅仅是从日本学过来的向疾病分类学(依据和仿照西医诊断标准和规范)靠拢的“科学化”。陆对纷纭复杂的中医近代史作了深刻分析:
近代史上,为什么说中医“不科学”?其根据是“西医能说出他得的什么病,虽然治不好,但西医是科学的;中医能治好他的病,就是(因为)说不清楚得的什么病,所以中医不科学”(胡适)。而梁启超指责:“阴阳五行说为二千年来迷信的大本营。”
于是就有了:北洋政府把中医排除出教育系统,南京政府通过了所谓的“废止旧医案”。于是就有了:余岩的“废医存药论”:“阴阳五行、三部九候之谬,足以废中医理论而有余;治病必求本,用药如用兵二语,足以废中医之治疗而有余;研究国药、试用成方,足以发扬国产药物而有余。”
于是就有了:国医馆的“统一病名”之建议。
于是就有了:认为医学的对象只能是疾病,及其以“邪为本”的消极疾病观的诊断认识要求,以“工为本”的直接对抗和补充的替代性疗法,作为“科学的”医学榜样的“中医科学化”。于是就有了:“”证因病生的皮毛论,认为:“证”也是反映疾病的本质,“辨证”诊断也是辨病因、病理、病位。而“证”只是反映某一阶段的疾病本质,“病”则是反映疾病全过程的本质;因此,“证”只能从属于“病”,只能是疾病分类学下面的一种证型。
把证从属于病,把“辨证求本”认为也是求疾病的本质,于是中医的辨证论治,只能是作为西医学主题的一种低劣的变奏。伟大的宝库,也只能是作为西医“辨病论治”下面的一种辅助疗法;这份“珍贵的遗产”,也仅仅是充当为新药研制和发现有效单体提供经验资料而已。
陆借助杨、岳、恽、章诸公大论,表明了他自己的观点:
杨则民指出:“中医重辨证,西医重辨病;但识病之目的在明病所,西医遂以能识病压倒中医。”他认为中医学应:“自建所信之思想方法,自树其基本之理论。”不然,“纵能举古人之书,,尽以近代科学释之,亦不过为科学洗炼之中医而已。何也?根本即废,枝叶虽茂,还同死灭!一门学术不能自树其基本理论,犹沙土之塔耳。”
对于证从属于病,一病一方和辨证分型,以及对辨证论治的依附于病的丧失自信,岳美中指出:
“东医虽亦学南阳,一病终归是一方;
哪晓论治凭辨证,此中精义耐思量。”
告诫我们:
“力从辨证求吾是,弗去分型相尔由;
山媚川辉蕴珍玉,只看我辈识耶不?!
恽铁樵认为:“故求吸收化合,当先求知己知彼。”章次公则进一步强调:“欲求融合,必先求我之卓然自立。”为此,必先自知,方有自信;唯有自立,方能自强。走自己的路,取诸家之长;只有重建传统,方能融合中西。
陆氏自感意犹未尽,又在“中医学的责任”一节中,从战略高度,对“证从属于病”作了更为猛烈的抨击,谓其为“不知标本”的“妄行”:
……
近代“证从属于病”,却导致中医学主体价值体系的离散。“器散则分之,生化息矣”。是谓“邯郸学步,反失其故”。
它丢掉了“天人之际的健病之变”的对象领域传统特色,只剩下以疾病为对象。
它丢掉了“上工治未病”的健康医学本色,降格为只是医已病之病的“下医”。
它丢失了辨证求本的“养生知本和治病求本”的内涵特色,曲解和认同于“识病求本或辨病求本”的求疾病的本质。
它丢失了“正为本,上守神”的自我健康能力和自稳调节的目标对象,认同于“邪为本和上守形”的消极疾病观和微观实体本质论。它丢失了“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自我稳定的生态平衡的健康目标模式的特色。
它丢失了“阴阳自和”稳态调节目标动力系统的“养生治病求本”的依靠对象的特色。
它丢失了通变合和,助其自组,因势利导,“扶正祛邪”的动态的动员医学特色。
它丢失了界面医学和前体医学的间接动员和调节的方法学特色。
……
既然证与病各有自己的研究领域,又何必一定要把“证从属于病”呢?中医要恢复自信,必先自知中医学主体价值体系的特色;中医学欲求自强,必先自立中医学特色的主体价值体系。这就是务本论道中的标本观念:
“知标本者,万举万当,
不知标本,是谓妄行。”
李惠治一语破的,深刻揭示了中西医结合貌合神离、互不相容的真象:
“在某一具体病例上,用两套方法同时治疗,可望收到双倍的疗效(但也免不了互相碰撞——笔者加),但这种成功的经验往往没有‘繁殖能力’,一旦病情有变(病情总在变化——笔者加),双方仍须重新配合,各自按照自己的理论重新制定治疗措施,再行一次新的合作。因此这种结合只是一种形式,根本谈不上‘融为一体,形成一种新的体系’。”
恩师刘炳凡在1996年4月15日应邀赴深圳讲学时曾这样谈到辨病辨证中西异同,为李约瑟医学雄论提供了最好的临床注脚:
西医辨病,从实验到临床都是以病为对象的;中医辨证,是以人为对象的。因为两者的学术思想体系不同,我们不能满足于辨病与辨证机械地结合。正如清·俞曲园云:“不同学科的认识,只能沟通,不能替代。”《中国科学技术史》作者李约瑟博士亦指出:“中医和西医在技术上结合比较容易,但要使两种医学哲学取得统一,恐怕是极为困难的。”我很同意两家的论断。西医辨病以现代科学明确病的症结所在,但中医辨证绝不能“亦步亦趋”,所谓“炎则消炎,菌则抗菌”,而是要按照中医自身规律,治病治人,整体调节。
兹引验案二例,以窥一斑。
例一、西医辨病:“血栓性血小板减少出血性紫癜”,中医辨证:“脾虚气弱湿遏热伏,
紫斑昏厥”。
李XX,女,46岁。有家族出血病史,近因劳累受热卧地淋水而诱发高烧,全身出现斑点而住入衡阳市立医院。确诊为“血栓性血小板减少出血性紫癜”。先后输血2100毫升,并配合使用血浆蛋白、激素等。仍全血下降,血色素5克%,血小板9000/立方毫米,白细胞5000/立方毫米,网织红细胞14·6%,黄疸指数28个单位,尿蛋白++,
尿素氮正常,
二氧化碳结合率23容积%。因为病情危急,市卫生局邀余会诊。
初诊:证见发热(38·9°C),胸背手足紫斑,新旧相间,散在出现,巩膜及皮肤黄染。其夫代诉:头部
眩晕重胀,胸闷不饥,恶心作呕,不能进食已一星期,口苦不欲饮水,出汗见于上身,齐颈而还,腹胀肢重,午后发热,傍晚神志昏糊,,甚至昏厥,大便微溏,小便黄短,舌质淡胖,苔黄白相间而腻,脉濡带数。据脉证分析,属湿重于热的
湿温证发斑、发黄。治宜清宣温化、渗湿除黄、解毒化斑。
处方:白
参须5克、
苍术10克、土
茯苓15克、
法夏5克、广
陈皮5克、
藿香10克、
薏苡仁15克白
豆蔻5克、
杏仁10克、棉
茵陈30克、苏
丹参20克、牛角片50克(先煎1小时)、北
山楂10克、
鸡内金5克,服2剂体温下降(37·8°C),呕止进食。服7剂热全退,未再出现新的紫斑,黄疸下降到10个单位,汗止尿利,腹胀亦消,神志清醒,语言正常,查:血色素7·5克%,血小板12·8万/立方毫米,脉仍带数。
复诊:以原方加炙
远志3克、丹参15克,服7剂。
三诊:由该院主任医师以电话代诉:体温正常,黄疸已退,紫癜完全消失,且未再出现,眠食及二便均正常,尿蛋白(-),但仍口苦,血色素11·5克%,血小板16·8万/立方毫米,白细胞8000/立方毫米,中性粒细胞76%,网织细胞1·3%。据其所述,断为湿去热退后气阴两虚,电话处方:
太子参15克、
沙参10克、丹参15克、
白术10克、茯苓2克、法夏5克、广陈皮5克、
白芍15克、
女贞子15克、北山楂10克、鸡内金5克。服此方10剂,带药出院。
第四次亲来面诊:面色红润,紫癜消退未再出现,眠食俱佳,活动如常。查化验报告单(略)。予益气养血、健脾助
化药善其后。一个月后反映,血色素等化验结果正常。
原按:何廉臣《湿温时疫治疗法》云:“昏厥一症最为急候。”本例西医诊断是“血栓性血小板减少出血性紫癜”,中医辨证是“湿重于热的湿温证发斑、发黄”。按《温病条辨》辨证为“湿遏热伏”,用清宣温化法,不斤斤计较于治病的现象——紫癜,而是遵《内经》“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即抓住病的矛盾主要方面——湿温。这就是清代温病学家流传下来的宝贵经验。
例二、西医辨病“系统性
红斑狼疮?”中医辨证“气阴两虚湿遏热伏,发斑、昏厥”。潘XX,女,27岁,深圳某公司职工。因吃海鲜过敏,1995年2月上旬忽患恶寒发热,眼眶下及胸部出现红色斑点,并发指关节疼痛,入住福田人民医院,化验检查:
系统性红斑狼疮血检阳性,但未培养出狼疮细胞。用
雷公藤片、激素及输液、抗感染等治疗,红斑虽消,两个月晨低晚高常烧不退,有时热甚出现昏厥。转湖南医科大学附属二院,仍未查出狼疮细胞,因肺部感染抗感染治疗后,亦用
雷公藤片、激素(40毫克/ 日)及输液治疗,住院一个月,发热仍反复发作。5月13日乃转诊我院。证见发热出汗,午后体温开始上升,晚上39·5°C,夜半出汗逐渐退烧,次晨降至低热,形成规律,呈满月脸有油光,头晕沉重,胸闷不饥,口干不欲饮,大便不畅,小便黄臊舌尖边红,苔黄白相兼带腻,少气懒言,昏沉
嗜睡,有时出现昏厥,脉濡细带数。西医辨病属“系统性红斑狼疮?”中医辨证属“气阴两虚、湿遏热伏(似与持久输液有关)。《伤寒论·太阳篇》云:“病在阳,应以汗解之,反以冷水噀之,若灌之,其热被劫不得去,弥更益烦……”(宋本141条),即人为的“湿遏热伏”。治宜益气清营、清宣温化,方用
西洋参3克、
水牛角50克(先煎1小时)、
生地15克、
丹皮12克、
赤芍12克、苍术12克、
土茯苓15克、苡仁15克、杏仁12克、
白豆蔻4克、藿香10克、西茵陈15克、建
菖蒲15克、晚蚕砂12克、炒
桑枝15克、鸡内金5克,每日一剂,7剂。
5月22日复诊,服上方3剂后,汗出粘手,大便通畅,小便转清,热即下降,指
关节痛缓解;服完7剂,神清语出,胃纳亦开,唯汗出口干疲乏无力,夜卧不宁,。此湿遏热伏虽解,气阴两虚明显。易方西洋参5克、沙参12克、丹参12克、北
黄芪18克、淮
山药15克、苡仁15克、白芍12克、炙
甘草5克、炙远志3克、炒
枣仁15克、
浮小麦12克、冬
桑叶10克,10剂。
5月31日三诊,热退后未再反复,
自汗、
盗汗均止,眠食均可,已能步行就诊,但脱发仍多。嘱令渐减雷公藤及激素,给
归脾汤加减,连服50剂,满月脸消失,秀发重生,体重增加5公斤。仍以原方加减间服。12月底复查,血、尿检查无特殊,疗效巩固。
原按:治湿温证易养阴则资湿,燥湿则伤阴,因忆清代徐灵胎《医学源流论》云:“盖药之性,各尽其能,攻者必攻强,补者必补弱,……如
大黄人参同用,大黄自能逐实,人参自能补虚。”此亦流行坎止之义。故本案用西洋参、
犀角地黄汤,养其气阴而寓清营通降之法,三仁合
甘露消毒丹加减,清宣温化以解其湿遏热伏之邪,养阴与化湿并行不悖所以速效。但患者临床治愈8个月后放心不下又去西医院检查,其它血象正常,培养仍无狼疮细胞,而血检狼疮仍阳性。患者乃郁郁不乐,思想顾虑重重引起血压升高,竟以脑血管病变垂危(病理检查,狼疮细胞阴性)。——迷信西医检验,实在可怜。引者加。病者家属感于前段中药功绩,赠湘绣条幅以酬劳,余惋惜而恳切辞之。兹录之以为治病治人不治思想者戒。
刘老总结道:以上二例,均高烧、发斑,有时出现昏厥。西医辨病而治,针对病原,对症处理,输液抗感染等,;中医辨证而治。按中医观点,此二例的病因、病机及临床表现虽同为“湿遏热伏”,但前者属脾虚气弱,后者属气阴两虚,此病同而人的素质不同。按西医辨病则异病同治,按中医辨证则又是同病异治。然而技术上取长补短的有机结合,不等于学术思想体系的结合而产生新的一代。西医重实验,中医重临床。但中医本身不能满足于提高疗效,而应是“中医学的前途”及中医本身学术思想的融会贯通。本文所述俞曲园、李约瑟二氏之精辟论断,是信而有征的,值得中西医结合专家们参考。
笔者按:刘老在上二案中均引录了西医病名诊断。但他在进行中医辨证诊疗过程中则将其“三下五去二”,并未去探求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的对应关系,执意反对二者“机械结合”。试问:取一个西医病名诊断高高在上,底下仍然需要由中医根据具体病人的各种病情,依据中医理论制定具体治疗方案,并不断根据病情变化加以调整。这种“西医辨病+中医辨证”的主张和做法除了对中医临床思维产生“负迁移”作用之外,在理论和实践上有何实际意义呢?
5-4-3-2-6、中药药性与西药药理互不相容
湖南中医学院西药药理教研室有位兰老师,深深留在学生我的记忆中。她大逆不道地宣称:西药药理对于你们中医,毕业以后根本用不上,考试就出两个简单的题目应付算了。“应付”一词从这位平时教学特别认真的老师口中吐出,使我们惊讶而感激。兰老师的话,隐含着中药药性与西药药理决不相同和不能(也不必)兼容并包的真知灼见,因而使她也许出自违心的“消极怠工”反而变成了对于中医药学术的“积极扶助”。
再看看傅氏大论,就知道兰老师的举动并非不可思议。傅景华指出:“中药和方剂在中医理论范式中,作为各种不同方式、不同序列的阶段性过程,与生命过程及病态过程互补、互限,可用以调控和改变过程的发展。虽然它们也不可能不直接作用于实体病理,但这一作用是以过程调控为主导的。离开四气五味、升降浮沉、辨证论治、过程调控等基本原理的‘植物药’或单体化合物、‘有效成分’等,已非中医药体系所能兼容。”
中药炮炙原则上是在减免药物的毒副作用,而不是像西药化工厂那样提取“有效成分”。中药植物的根、茎、叶、果、壳、实……,几乎全都可以入药,几乎所有的“成分”全都参加作用,共演“协奏曲”,起着各种各样的效能,简直没法分清何种结构有效,何种结构无效。中药研究(含采摘)要紧密结合天时、地利,和西药在实验室与试管内(人为与世隔绝,没有春夏秋冬更替,没有天南地北位移,没有寒热温凉变化,更没有“整体”“ 联系”可言)的实验研究截然不同。不少人随心所欲地把中药拿到实验室去提取“有效成分”,剔除了“无效成分”者,临床疗效反而降低,能保持原有疗效者就算不错。而其综合效应优于中药原药的真实报道则极难见到。
高晓山说:“在历史的进程中,中药和中药理论紧紧围绕疗效,从来不是排他的,不是闭锁的。”这显然是在强调中药学的“开放性”。但是我们本应丢掉了中药学固有的“原则性”。诚然,中药学不但收载了产自中国的天然药物,而且也广搜博采产自世界各地的天然药物。但对于从实验室或试管中来的化学药品,无论其产自西域或是中土,原则上却不予收容。中药学这种“开放性”与“原则性”的和谐统一,是它独立于世界医学之林并享誉全球的基本特征之一。
中西药之间的天然沟壑,任谁也无法抹杀和填平。
5-4-3-2-7、中医养生调理为西医所不及
傅景华指出:“气功、导引、精神情志调摄、饮食起居调理等养生方法,都是立足于生命过程的自我调控。……气功等养生术所产生的特殊疗效和‘特异功能’等,是人体摒除外界干扰,潜心内视,激发自身调控能力,并抑制自我意识,活跃潜在意识,忘记感觉,唤醒直觉所出现的非凡意境和最佳有序状态。以机械运动来解释气功,以‘营养成分’来分析食疗,就像把中药分解为无机化合物,在物理、化学实验过程中寻找经络实质一样,是典型的实证论和还原论的研究方法。”
笔者孤陋寡闻,从未见到实证论和还原论提出过哪怕是类似于“经络”、“气功”等的概念。
窃以为该研究方法与气功、经络无缘。可是近世不少实证论、还原论者煞有介事地大搞起“东方气功”研究来。结果如何,说不清楚。但下面两点可以坚信不疑:一是还原论可以把整体拆散、把活人整死,自然具有把气功从有变无的巨大潜能;二是无论怎样变化,气功都没能从有变无。同样,其煞有介事所作的所谓“证实”,是气功学不可能也不应该接受的。
5-4-3-2-8、人体、整体、活体和动物、肢体、尸体互不相容
泽泻久敬论及“人体和时间的关系”时指出:“只有时间才是构成生命体的因素,失去了时间的机体不是生物体而是尸体,因而无论如何研究尸体也不能全部掌握生物体的构造和机能。……尸体并不是生物体。医学的目的是对有生命的病人使其保持生存。人类的生理和病理,无论如何必须是在活着的人体上阐明。在这里也必须指出人类和动物的不同,人类的医学应该是建立在人类的生理和病理之上的,不论怎样研究土拨鼠,也不能作为人类特征来理解。当然,人类的病理和生理,必须在活着的人类中弄清楚。如果这样,人类的活体解剖(说滑了嘴)、活体实验(在所难免)是有必要的。”
泽泻氏进而谈到“人类的活体试验”:作为解释人体的医学基础,尸体解剖是不充分的,动物实验也是不充分的,最理想的应该是人类的活体实验(严格说,对于张三的活体所作的实验,不能代替李四所患疾病的诊疗;而对于李四患病前期活体所作的实验,也不能完全作为对于李四疾病后期进行诊疗的依据——笔者加)。可是,从道德观上这是被否定的。为了研究生命体,用活体作为实验材料,在医学上也是不允许的(这种规定,即使在西方医学伦理学及其实践中,也是很虚伪的。举例说,在某种从小白鼠等动物试验中发现的新药首次应用到人身上时,是否在拿人的活体做试验呢?人们在注射青霉素之前,是否首先拿自己的活体在做试验呢?对臣民所作的试验结果是否可以代替对于国王所作的试验呢?——笔者加)。然而从治疗的立场出发,为了治疗病人而投药,结果,不当的处方也可能有的,但这和为了试验一种新药的效果而对患者使用的做法却是完全不同的。在这里所应该具有的只能是解救病人痛苦的诚意,其好心带来的结果可能是正确的处方也可能是错误的处方,但这里不存在活体试验的问题。而且这样作的医师总是重视积累经验,这不是试验而是经验。汉方医学不是试验医学而是经验医学,而且这个经验医学是有独特理论的实践医学。这还不是对生命认识的实践科学,而是作为治疗学的实践科学。把汉方医学看作是抽象的医学、哲学性的医学是不合适的。
笔者按:泽泻大论深刻揭示了中西医学在具体研究对象上的互不相容性,深刻揭示出中医学极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他的论述深入浅出,已经不需要再做任何解释。
然而泽泻氏花了不少笔墨辩解说中医“不存在活体实验”的问题,“汉方医学不是试验医学而是经验医学”。这其实大可不必。对此,笔者予以保留。这是引者对泽泻氏已知观点中目前唯一有所保留之处。依笔者陋见,没有医学试(实)验,便没有医学经验,更没有医学理论与医学科学。经验即试验(或实验),或曰多次的试(实)验。这种实验,通常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进行,反过来又补充、修正、完善中医理论,首先是该医生的学术水平。这种活体实验是完全必要和必不可免的。中医学就正是始终建立在这种活体试验的基础上。
人类为了与疾病作斗争,就需要医学。要创立并发展人类的医学,就必须从自身开始进行试(实)验,以便获得经验与教训,进而上升为医学理论。人类所需要的医学不能在别的星球上试验好了再拿到地球上推广应用;也不能从动物身上试验好了再拿到人体上推广使用;严格说,还不能先在别人身上试验好了再在自己身上使用,而必须在地球上、在人体上、在自个身上进行试验探索。“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即言此。因此,任何一个人除非他终身不患病(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否则在他获得医疗权力与福利的同时,他就必须同时接受为医学发展提供试验活体的神圣义务。谁也甭想只享受医学提供的好处,而拒绝承担应尽的义务。这样,医生、医学才能积累经验与教训。因此,医学既包含医学家、医生的贡献,也同时包含了病家的贡献;离开医家固然没有医学,离开病家,同样无所谓医学。离开病人,甚至也就没了医生。在中医临床上,病人之所以乐于(如今是“穷于”)找“老中医”,就是因为相对于青年中医来说,有真才实学的老中医具有丰富的经验与教训,进行“活体试验”的准确率和成功率相对说来要高一些。但即使在老中医处,无论如何,病人总还是在接受治疗、享受医疗福利的同时,提供着“活体试验”。一般老成持重、勇于探索的中医有一句口头禅:“让我试试看。”“试”,就是准备做“活体试验”。你可千万不要因为这句大实话而小觑他甚至离开他。。真正的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来不得半点虚假,应当实事求是。中医学既然是真正的科学,也就没有必要对此讳莫如深。
常识表明,要学会游泳,就必须下水;站在沙滩上无论怎样动作,也是没有办法学会游泳的。中西医学本质上都是以“试(实)验”作为基础的。两者不同之处在于,中医学是直接在临床上、直接在人的整体与活体上针对具体的、真实而非人造的疾病进行试(实)验;西医学的试验,是间接的,主要是在远离临床的实验室或试管中进行,在动物身上进行,在尸体上进行,在模拟的“疾病模型”上进行,但最终还是得无一例外地移行到人的活体上。这也就决定了,尽管中医临床无法避免失败,但总的说来却要实际得多、有效得多,因而也就宝贵得多。
如果有人据此攻击“中医直接拿人做试验”,那么任何其它医学同样不可幸免。如果有人拒绝为医学提供活体试验,那么他也就同时放弃了享受人类医学既有成果的权利,失去可能被治愈的一线生机——医学中的权利与义务,就是这样一个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整体。
5-4-3-3、临床思维与诊疗
5-4-3-3-1、临床思维互相干扰
中西医临床思维方法截然不同,大有“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之概。
此前我们已经在“中西医学融合难”一章中,列述了郑家贵依据一个误诊误治加速病人致死的典型案例作出的西医概念对中医临床思维产生“负迁移”的分析。李顺民在更广泛的层面上提及中医拘泥于西医名词术语而导致辨证失误的情况:
“一种基于西医名词术语和检查结果,忽视中医基本理论的诊治思维方法也在形成。一些医生临诊时,往往希望先弄清西医是什么病,检查结果如何,然后再进行中医辨证。
“不能用西医的理论指标来套用中医的理法方药。如‘体温高,苦寒清热’;‘冠心病,行气活血’;‘血色素低,补血生血’。这种诊治思维,把两种不同理论的医学体系混为一谈,难免是要失败的。因为发热可用清热法,但也可用补中益气法、疏肝解郁法、滋阴法、活血法等等。还有发热恶寒是表证,往来寒热是半表半里证。更有壮热、潮热、骨蒸劳热之分,潮热又有阳明腑实与湿热之别。中医讲的发热有着丰富的内涵,单凭体温计是说明不了的。
“临床上,有的医生见到西医讲的什么‘炎’,就自然想到了中医的火热证。‘炎’字虽有两个‘火’,但与中医所指的火并无必然联系。有时西医讲的什么‘炎’,恰巧是中医的寒证。”
由此可见,中西医概念在临床思维中具体应用时,其内涵截然不同甚至完全相反。若不加以区别而混为一谈,势必干扰中医临床思维过程而导致诊断错误、疗效下降或全然无效,甚至酿成重大事故。
5-4-3-3-2、病名诊断各有所执
泽泻久敬谓:“症状除了随时间变化以外,还根据症状的部位、性质、强度而不同。因而,只根据病名去治疗疾病是不够的,这不仅不够,而且对疾病命名不是掌握疾病的最好方法。这是因为病名是固定的,固定是属于空间化的范畴。生命的本质存在于时间性之中,对生命现象之一的疾病进行命名,是把时间空间化了,是把生命作为非生命来把握。为了正确地、实事求是地掌握病情,对疾病的命名应该慎重。当然,我们也充分认识到,对一种事物或现象给与命名,就人类的智慧而言,具有一定的意义。可是,……对运动的物质进行命名,则把运动固定化(即人为地静止化,亦即取消了运动本身——笔者加),这样就不可能把握运动的本身,因而对疾病的治疗是不完全的。没有病名也可能治病。加之,即使同一种病名的疾病,由于病人的体质不同,药方也应该变化,反之亦然。”
我们知道,西医十分重视“病名”诊断及其鉴别诊断。“病名”一经确定,诊断便成立,治疗几乎是千篇一律、普天同治。中医学重证不重病。病名诊断在中医学里可有可无。有人可能依据《伤寒杂病论》有病名而反对此说。但仔细体察一下,《伤寒论》之“六经病”实质上仍是“六经辨证”,和后世的“卫气营血辨证”属同一类型,不是实体论范畴的病名。中医的病证虽有典型者可据以参酌为纲以执简驭繁,但其实质乃是千变万化、不拘一格的。真可谓“不变中有万变”,“以不变应万变”,“唯变所适”,“随机应变”。如此更符合临床实际,更符合疾病本质。所以治疗上也就不可能有统一的、固定的方药。证之临床,有的名医行医数十年,胸中积累了成百上千的方剂;有的名医数十年间仅凭几个基本方剂加减变化,两者都能取得满意疗效,其中自有其科学道理。按焦树德的说法,他们是“既有方又有药”。不过前者侧重于“方剂辨证”,后者则熟谙药性。但无论是谁,都不能举一药而治百病,持一方而愈千人。所谓“知犯何逆,以法治之”,“方随证转”,“ 证同治亦同,证异治亦异”,“病在动中,治亦在动中”等等说法,都深刻揭示了中医临床思维的特点和精髓。这和西医适成鲜明对照。人们之所以能把西医病名和中医辨证生拉硬凑在一起,钻的就是“中医病名可有可无”这个空子。“西医辨病+中医辨证”的做法除把中医科学降格为西医学的附属品,混淆两大医学体系的原则区别,取消中医学的独立性、自主性,对中医临床思维产生“负迁移”作用等等之外,其实二者毫无相通之处,因而根本谈不上有任何理论和实践意义。
5-4-3-3-3、中医以“问诊”为依据,西医以“主诉”为线索
众所周知,西医以动物试验或尸体解剖为基础和前提,故此项技术无法获得而阙如。
一般说来,畜生不能说人话,人畜之间难以沟通,临床上更谈不上深度和广度。是故获取医学临床即时活信息的“问诊”西医难以获得,此项技术在西医理论体系中几成空白。或虽列“”主诉,亦可有可无。在西医那里,不管您是腰缠万贯的,还是一贫如洗的穷人,抑或权倾朝野的显贵,您实际所处的地位,不过是一个任尔摆布的“高级动物”或一架可供拆卸的机器仪表。不需要您张口说话,也不欢迎您和医生互动。有时征求您和家属意见,那也多半是为了规避医学风险。这不能责怪医生本人,而是学术体系本身局限性使然。医患关系紧张与冷酷,乃西医固有特征。
泽泻久敬论及:“就医疗而言,更重要的不是决定病名,而是正确地把握症状,为此不能轻视病人的主诉。疾病的诊断中,他觉的、客观的认识是重要的,主诉只不过是客观诊断的辅助材料。这种意见不完全是错误的。可是,如果医学是以治疗病人为目的,忽视为疾病所苦恼的病人主诉症状,而重视既成的智慧体系,没有进入该体系的就不算疾病,或说成‘心理作用’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是可以的吗?不是有理论才有疾病,而是有疾病才有理论。听取病人的主诉,除去其痛苦,才是医疗的使命。医生总是应该认真倾听患者的主诉,像肩凝、足冷、体倦、总觉得对工作缺乏热情、淡漠等,看起来没有什么大问题的症状,甚至连疾病也涉及不到的症状中,往往隐藏着使病人远离健康的根源。”
泽泻氏批评西医忽视病人主诉,甚至当成“心理作用”置之不顾是“不负责任的态度”。有其道理。西医临床医师获得一个简单的主诉之后,立刻便是一系列的仪器检诊。虽然病历表上首列主诉,但实际上仅仅将其作为仪器检诊的“线索”,并不作为诊断治疗的主要依据,将主诉视为“主观”的感觉,而偏重于“他觉的、客观的”检验指标,甚至不惜将患者的主诉作为纯主观的内容予以抛弃.
中医学截然相反。作为“四诊”之一,中医学将问诊视为病人病情产生、变化的活信息,作为诊断的重要依据,甚至列为治疗的主要目标.即如泽泻氏所说,把“听取病人的主诉,除去其痛苦”作为医疗的神圣“使命”。凡是这样做了的中医,都是很得人心的。“中医中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有真才实学的名老中医门前的”车水马龙”,大体上即由此而来.
5-4-3-3-4、整体调控与对症疗法的对立
仍引泽泻氏大论:“企图根据病名掌握疾病的空间医学,把疾病局限化,在治疗上则容易导致局部疗法、对症疗法。而且这样的对症疗法,因为对每个病都要治疗,而病人是一个人,要接受每个病的治疗,还要接受令人苦恼的检查和服药。真正的医学不是局部医学,而是全身医学,不单纯是为了治疗疾病的医学,而必须是治疗病人的医学.这样的局部的对症医学是丧失人性的医学.还有一个缺点是,对症疗法是只解除病人当前痛苦的暂时性治疗方法,然而治疗中更为重要的,不仅是解除当前的症状,而且要防止症状的复发,不是一时性治疗.只有从根本上治疗,才是医疗所应采取的态度.这个问题还涉及到病因和治疗.如果病因为外因,特别是细菌感染时,除掉病因也就是排除了疾病。不过,外因即使被排除,所产生的某些症状并不因此而消失.在这里随证治疗也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由于内因引起的疾病必须除去内因。在治感冒时,不仅要消除发烧、头痛,更重要的是建立不引起感冒的体质;患肩凝症时,不仅要用膏药或按摩消除肩凝,更重要的是建立不患肩凝的体质。医学本身的使命是‘治未病’,这一点必须铭记。”
由此可知,中医学立足于整体、立足于根本,上病下取、下病上取、外病内治、内病外治、冬病夏治、夏病冬治等等整体调控,与西医学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部处理、对症疗法的对立,也是显而易见的。
5-4-3-3-5、临床用药各有千秋
中西医临床用药的重大差
别表现在使用药品种类、质地、用法、用量、与医师用药原则、用药风格等等各个方面。
中医临床用药以使用天然植物、动物、矿物药为主,绝大多数场合采用复方或复合成分,取药物的复合作用。凡中药均不乏偏性、毒性,但可利用炮炙或配伍加以消除或减轻。在中医药学里,药性、偏性和毒性三者之间没有明显界限,紧密联系而不可分离。药物的偏性、毒性在内行的中医手中如使用得法,便成为其效如神的药性,如
马钱子、
黄连;若使用或炮炙不当,良药亦可变毒药杀人,如人参、石膏、大黄。用药总原则是以药物阴阳调整人体阴阳,同时因人、因时、因地制宜。其个体性显著,综合性很强。
西医临床以使用化学药品为主,主要采用单体或有效成分,取药物的专一作用。西药毒副作用显著,同样与药物的有效作用紧密相连,不可分离。特点是二者常相伴而行,难以消除。某些药物成瘾性强,亦无法自行消除。其用药总原则是损有余补不足,,对症治疗为主。凡病名诊断相同,不问男女老幼、体质强弱、春夏秋冬、天南地北,一概通治。其特征是群体性显著,针对性、规范性很强。
中医用药如用兵,风格独特。“随心所欲”,随机应变,甚至灵活到可以随手调配。药方自组,药量自定,灵活性、模糊性极强。
西医用药颇机械,对号入座、千篇一律。药品、药量均有规定或约定。要求严格,确定性、精确性极强。
二者孰优孰劣,当以临床疗效(含近期与长远)为准,不以权势或自夸认定。
上面我们阐述了中西医学哲学方法论根本分歧产生的内在根据,并从理论概念和临床诊疗各个方面,分条对比,列述了二者根本分歧的种种表现,揭示了二者的不相容性。
中西医学在哲学方法论上的根本分歧及其不相容性,便是我们不赞成中西结合的理论依据。融合论者断言东西方文化、中西医学术之间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或曰二者之间历史形成的鸿沟是可以填平的。显然持此观点的人们要想否认或改变客观事实而站住脚,并不比我们更轻松。他们必须从理论到实践否定中西医学术体系在哲学方法论上的根本分歧及其不相容性;必须逐个推翻诸“测不准”“不相容”原理;然后还得拿出一整套“新医药学”的系统理论并在临床上取得实效而获得证实。所有这一切,难道是一句空话,一个无比响亮的口号或单凭想象与推测就可以搪塞得了的吗?!
5-5、也谈中国解剖“落后于西方”的原因
明确了中医学独特方法论与西医学的根本分歧及其历史渊源,中国解剖比之西方“落后”的原因即不言自明。但深入分析一下学者们对这个问题的探讨,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中西医学方法论根本分歧的认识。因为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解剖问题是中西医学彻底分道扬镳的最初始也是最基本、最重要的标志。它几乎成为中西医学方法论的界碑和分水岭。
对中国古代解剖长期不发达的历史事实及其原因作了最全面、最深刻、最卓越的分析的学者当中,首推医坛新秀聂精保。因此,我们的讨论,即以他的专论为中心。
聂氏在中国解剖发展问题上反对两个极端:一是认为中医学根本没有人体解剖知识;一是认为中国古代解剖很发达,中国也有自己的解剖学。显然,这一观点在总体上恰如其分地把握了中国解剖发展的历史事实。
聂明确指出:“比较中西医学的发展史,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古代虽然不乏解剖活动的记载以及解剖知识的论述,但基本上是零散的,还谈不上有系统、科学的人体解剖学。”
聂继而不无惋惜地写道:“虽然这一切(按:指中国历代的解剖活动及其所谓“成就”)的确可以使我们引以自豪、感到骄傲。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我国古代的解剖极为幼稚,长期处于不发达的境况,一直未形成严格科学意义上的人体解剖学。”
笔者按:尽管不值得惋惜,更不值得“自豪”与“骄傲”,然而,我们仍然可以不无理由地认为,聂氏是在以婉转的笔调,引出他的“中国解剖幼稚论”。
对于可怜的、幼稚的中国解剖,“引以自豪、感到骄傲”者大有人在。这些人还往往有“恨铁不成钢”之概。依笔者陋见,真正值得“自豪”和“骄傲”的,不是中医学中混有一支很不像样的解剖学方面的杂牌军(游兵散勇),恰恰是中医学的主体(正宗)“走上了一条独具特色的道路”。否则,也许今天就不可能有各具风采的中西两大医学流派巍然对峙的壮观局面了,也就更谈不上“中医”还能“为未来医学发展提供蓝图和方法论武器”了。
随后,聂氏即在“爱因斯坦的惊奇”的启示下悟出:“只要冷静思考,就会发现:令人奇怪的不是在于中国古代没有发达的人体解剖,而在于我们的祖先何以能在没有科学的解剖学的情况下,却创造了仍令当今世界学者惊叹不已、理论完整、疗效肯定、与现代医学大异其趣的医学科学体系。”
“爱因斯坦的惊奇”针对东方文化与哲学,聂精保的“奇怪”针对中医学,二者构成一个“奇”字系列,同样发人深省。
聂氏援引侯宝璋《中国解剖史》云:“以整个解剖言之,实极幼稚(聂氏“中国解剖幼稚论”即源于此——笔者加)。推其缘故,乃因有人倡导,无人继承,虽有创建,不能发展。盖科学非一人一代之事,必须多人之研究,始能抵于大成也。两汉以来,吾国医学完全操在儒生之手,其他虽有杰出之士(历史被颠倒。在侯氏笔下,成就中医学之大成者,全是“非杰出之士”——笔者加),或因不能著书立说,或因儒生所摈弃,以致其道不传者,当不在少。儒生之弊,又在‘述而不作’,墨守旧说,且又谓医乃仁术,不宜挎剥人体,以供实验,于是乃承讹袭谬,不事实验。两千年间,解剖学终无成立之可能焉。”
聂氏批道:“此段论述,甚为精辟。”联系聂氏后文,依笔者陋解,似在以褒代贬,欲擒先纵。在笔者眼里,那“精”字变成了“尽”,那“辟”字通“屁”;“精辟”实为“尽屁”。
请看聂氏之剖析:“然把我国无解剖学的原因归于‘无人继承’‘其道不传’,……所列的均是不发达的现象,并非不发达的‘缘故’。至于从儒学的束缚中寻找原因,这是最流行的观点,几乎所有的医史著述均如是说,人们的探索也每每停留于此。不错,儒家思想、封建伦理道德、封建制度等不能不说是妨碍中国古代解剖发展的重要原因(但也不至于“封建”到连战俘、死囚、动物之尸也不准挎剥的程度,不至于“封建”到外国有人会偷尸、中国却无人能偷尸作研究的程度啊!——笔者加),但很显然,这些因素都不是最根本的。因为西方封建制度和基督教教义、教会对人体解剖研究的禁止、压制、迫害比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如发现血液小循环的塞尔维特被加尔文新教徒活活烧死,维萨留斯受到教会的残酷迫害,50岁就客死于被迫前往圣地耶路撒冷忏悔的归途中。为什么西方的解剖学能够冲破各种束缚和压制发展起来,而中国则不能呢?无疑,还有更深刻、更内在的原因未被揭示出来。”
聂氏终于在东西方医学对比研究中发现了一个前无古人、今无他人可与之相争的医学至理。聂文即循此将医学作为整个人类文化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小系统,作为时代和历史的产物来看待,从广泛的社会背景及其联系上加以考察,深刻指出:
(1)中医学的方法论特点决定了它的发展不必依赖解剖知识的进步。
中医理论体系形成之初,人体的大体解剖知识是不可或缺的,没有解剖就没有中医的脏腑经络学说。所以,《内经》的解剖论述并不比《希氏文集》逊色。然而,《内经》奠定的“取类比象”、“由表知里”的所谓朴素系统论的方法论特点决定了中医其后的发展不再依赖解剖知识的积累和进步,以整体观念和阴阳五行学说为基础的理论大厦一旦完成,对解剖知识的需要就终止了。《内经》固然有一定的元素分析方法,但主要的还是系统方法,即直接对活生生的人体进行整体、动态的考察。……如果整个医学失去了对人体解剖知识的依赖,那么,推动解剖学进步的最直接、最强大的动力便丧失了。
中国古代对体表解剖(说滑嘴了。体表何须解剖?——笔者诘)、骨骼的认识比较详尽正确,后世较《内经》有长足进步,这是因为针灸学、骨伤科、法医学的发展离不开这些知识。这从另一侧面证明了中医不需要精细的人体解剖是我国古代没有科学的解剖学的根本原因之一。
笔者按:聂氏显然把“体表解剖”、对“骨骼的认识”以及“针灸学、骨伤科、法医学的发展离不开的”那些知识归于“粗略”的人体解剖了。这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只要仔细研究一下便知,其中绝大部分均限于在活体上凭医生感官的直观、直觉;所谓体表部位的划分亦并无明显界限,它们紧密关联,既不能分“解”更不需要动手术刀“剖”割。
聂氏继而论述了另外的六大原因:
(2)强调神韵的中国艺术不需要艺术解剖学;
(3)以功利和实用为目的的中国古代科技体系难以萌生并发展
动物解剖学;
(4)长于综合、短于分析的民族性格使人们对了解人体构造没有热情;
(5)中国古代医学教育不利于解剖学的成长;
(6)祖先崇拜、封建制度、封建伦理观的阻碍;
(7)尊经崇古思想的影响。
笔者按:聂氏分析“中国解剖落后”的历史现象与事实,发掘出七大原因。总的看来,亦如聂氏批评人家的那样,所列不少“是不发达的现象,并非不发达的‘缘故’”。例如第(5)条,没有解剖学哪来“解剖教育”?当然“结果”反过来也会成为“原因”,但却不是直接的、根本的原因。又如第(4)条,既然没有需要,又何来“热情”?这是“表现”而非“原因”。但有几点还是十分精彩和深刻的,可谓旁征博引、入木三分。尤其第(1)点,更是抓住了根本,足补前人所未逮。但聂文所提第(6)(7)两条却又落入俗套,与其主旨大相径庭、互相抵牾。第94)条中,所谓“长于综合、短于分析的民族性格则本末倒置,把结果认作了原因。又谓”中华民族的基本性格是长于综合、短于分析,很容易使科学理论停留于‘言其所当然,而不复强求其所以然’,很
难产生结构与功能统一的科学精神。反映在医学领域就是不注重分析人体的细节、探索各部分的结构与功能,而追求并满足于对整体、对‘纯功能’进行抽象、思辨、笼统地描述“云云,反映出聂氏对中医方法论尚缺乏确切理解和具体感受,不明其实为结构与功能不可分的“一元论”,片面地曲解为“纯功能”论,功能与结构割裂论,显然大错特错,导致了自我否定。实质上,中国古代学者所追求并满足的,不是什么“描述”,而是“疗效”——既然不必依赖于解剖同样可以取效,那么解剖也就没有必要。很遗憾,临床疗效问题恰恰是医学理论最基本、最核心的东西,而“实践”乃是理论最权威而且是唯一的检验标准。在(6)中,聂又谓“在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里,要对死者进行尸解几乎不可能”,且举出刘宋时期唐赐之妻儿遵照死者遗嘱剖验尸体终遭处死、“最大胆的王清任也只能观察犬食之余的小儿尸体,对女囚尸体却因‘非男子’而不忍近前”等极个别现象作为证据。诚然,动员死者亲属献尸体供解剖,即使今日也同样会受到中华民族的传统观念特别是人伦亲情的羁绊。然而,“几乎不可能”却并无根据。第一,为要治好奴隶主、皇帝或达官贵人的病,若宫廷御医提出剖杀奴隶,解剖死囚之尸,或在古战场上摄取几具乃至千百具战尸,难道是不可能的吗?解剖人尸不可能,杀几只鸡、羊、猪乃至几头牛或者几匹马,总还是可以的吧?第二,王清任对女尸“不忍近前”,只能说明这位憋足的中国“大解剖家”思想意识太“封建”,说得摩登一点:太不开化!先其数百年的宋代《洗冤集录》尚且能公开示人“凡验妇人,不可避羞”。观此,何足为据!
在第(7)条中,聂谓“尊经崇古是统治中国古代学术最顽固的思潮,中医自不例外。从《内经》开始的汗牛充栋的中医古籍,极少有摆脱了此思潮影响者。中医史上,除王清任等个别医家外,几乎没有人怀疑《内经》的简朴的解剖论述,更正《内经》等书的解剖错误。每每以为‘圣训昭然’,不敢也不许悖侮,常常循文释义,或曲为辩解,或宁付阙如。”
笔者按:简直不可理解,聂氏何以也会附和人家而把一个在哲学方法论问题上简直未能入得中医学大门的人捧作了独一无二的反潮流英雄!聂此段文字之华丽,议论之“精辟”,较之侯宝璋有过之而无不及!所谓“尊经崇古”、“顽固”云云,笔者另撰“崇洋复古新论”,专候聂氏反驳。所谓王清任在中国解剖史上的大出风头,权观唐民皓评断:“清代王清任致力于人体解剖,竟……闹出了‘心脏无血’之类的大笑话”,终成医界千古笑柄。其所谓“怀疑……更正《内经》等书的解剖错误”,更有娄底谢林氏“《医林改错》与错改”专论以正视听。所谓“圣训昭然”者,前已申明;所谓“不敢也不许悖侮”者,聂本人当不在其中。但看聂文洋洋数千言大观,虽非“循文释义”,又岂能避“曲为辩解”之嫌?既承认中医理论大厦对“精密解剖”本无需要,又何来“宁付阙如”?!
观此诸点,实为沾染尘土泥浆,颇多掩玉之弊,大煞风景——欲摆脱流行观点束缚诚属不易,故本书断然删除。至此,聂氏大论便只剩第(1)条可取,即:“中医学的方法论特点决定了它的发展不必依赖解剖知识的进步。”
聂文最后总结道:“中国古代解剖长期不发达的原因,……总的说来不外两个方面,一是需要的缺乏,二是环境的压抑。”并进而发挥说:“‘人的需要’是科学发生、发展的根本动力,社会一旦有了对解剖学的需要,则比十所大学,比数十个伟大医学家的提倡更能把它推向前进,且没有力量能阻止。中国古代并非不具备发育成系统、科学的解剖学的种子,只是因为一直缺乏强大的社会物质和精神的需要没有能够萌发,有几次几乎要萌发了,又因为‘土壤’的不适宜和‘气候’的恶劣终究没有能破土而出、健康地成长起来。”
笔者按:聂援引恩格斯关于“人的需要”乃科学产生发展动力的论点并据以发挥很有说服力,雄辩地驳斥了不少学者在中国解剖落后问题上的荒谬见解,其中就包括“尊经崇古思想的影响”,“祖先崇拜、封建制度、封建伦理观的阻碍”云云。既肯定是前者,就无所谓后者:一旦有了需要,则无论什么也影响不了,无论谁也阻碍不了。因此,恩格斯的“需要观”是聂氏大论前4条尤其第一条得以成立的坚强支柱。
然而聂氏“两个方面”论却在和稀泥。道理很简单:既然“缺乏需要”,便不存在“环境的压抑”。没有作用力,何来反作用力?更何况世界历来数中国人口第一多,尸体也多,动物更不算少;不怕死、不信邪的学者、英雄亦不比西方少。纵然有了需要,随之有了产生和发展,也不存在环境能够压抑得住的问题。既然西方无比黑暗的中世纪统治也未能压抑住解剖学的发展,中国长期相对稳定发展的封建社会又怎能压抑得住呢?
解剖学(尸体)对医学临床究竟有多大实际意义?唐民皓提到解剖学对西医临床的医疗实践“无大助益”(显然外科应当除外)以及西医大师贝格里维的抨击:“应当承认,限于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解剖生理的研究不可能从根本上揭示人体,对临床的医疗实践也无大助益。无怪十七世纪物理学派大师贝格里维(Gri-orgio Baglivi)说:‘只有经验在指导我,而那乏味的假设和空洞的方法实际上毫无用处。’”
笔者按:假定唐论对于当时能够成立,那么它可以很自然地推移到今天和未来。因为今天和未来的科技水平同样会受到限制。解剖生理的研究,乃是一项永远也无法穷尽的研究。而按照西医方法论原有的思路看来,如果不彻底弄清所有细节和微细结构,那是无法把握人体规律的。今天人们又从系统论角度提出了新的质疑:即使人们弄清了所有的细节,能否从根本上把握具有整体和系统特征的人体规律?
这就难怪贝格里维还要说:“我希望作为医师的人,几时能从深睡中觉醒过来,领悟到从前伟大医学和现代思辨的无着落的医学的差异。”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导出:中国在解剖分析问题上的“落后”,几乎成为中国医学在哲学方法论上遥遥领先的必要前提。显而易见,如果没有对解剖分析方法的扬弃,就不可能有历史和现实的中医学。不是中国不具备产生和发展“解剖学”的种子和土壤,也不是中国缺乏创立解剖学的人才和英雄,而是中国医学缺乏对解剖学的需要。中医学需要活生生的人和天然药物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和诊疗工具。如果没有活体病人(非尸体)让医生诊治,经验便不可得,药物将不能显示其效能,经络穴位将不能显现其客观存在;医生将不成其为医生,医学更谈不上产生和发展。在中医学里,尸体及其结构无足轻重,甚则无济于事。主张重新拾起“解剖分析方法”、放弃中医整体独特方法的人们不管其承认与否,也不问其打着什么旗号,无疑都是在扭转中医学自身固有的发展方向,促使中医学走向消亡;而绝对不是如某些所谓“专家”和“学者”所标榜的那样,是“为了更好地振兴和发展中医”,是为了使中医学“获得新生”。
总而言之,中医学在解剖方面确比西医落后。应当承认落后,不能采取不承认主义;更不能以有一点可怜的解剖萌芽而“自豪与骄傲”。同时还应当看到,这种所谓“落后”,不是中国学者不杰出,更不是中华民族无知懒惰、随心所欲或贪生怕死所造成。恰恰相反,是中国先贤们在充分认识到其局限性和不适用性前提下的主动放弃。质言之,中国解剖的落后恰恰是中医学的“高明”和“先进”之处。这才是中国人真正可以引为自豪和骄傲的地方。明乎此,就不会强迫中医学接受西医解剖学并以此为中医的“科学化”、“现代化”了;就不会让中医本科学生在中医基本观念尚未建立的情况下,以先入为主的方式花大量时间和精力去研习那些对自己的专业不但无益反而有害的东西了;就不会用西方实体论填塞中医学生的头脑,使其对中医学独特方法论处于格格不入的状态了。
5-6、从“烹调”看东西方文化及中西医学术的根本分歧
中西医截然不同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反映了东西方文化在思维形式、认识方法等方面的根本分歧。这一分歧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它是人类精神所固有的双重性特征,是潜在意识与自我意识、直觉与感觉、悟性与理性的具体体现,也是自然过程本身于人类精神的再现(傅景华语)。
对于中西医学乃至东西方文化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根本分歧和历史鸿沟,要进行分辨其实并不困难。中国的不少老百姓对于什么是中医和西医、什么是中药和西药,以及二者的长短和优劣,尽管理论上说不出什么,大体上也还不致弄错。可是在我们的某些学者甚至名流中,关于这个问题的认识反而是非不辨、甚至本末倒置。
为了不厌其烦地阐明这个问题,现在我们换个角度:从烹调看中西文化。
苗凡卒撰文:“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文化最终决定于哲学,烹调亦不例外。
“在中世纪以后,西方文化就开始渐次完成了哲学指导思想的形而上学层次的突破,这给西方文化带来了生机,使之在自然科学上、心理学上、方法论上实现了飞速的发展。但在另一方面,这种突破又大大的起了阻碍的作用,如烹调,就不可避免地落后了,到处打上了方法论上的形而上学的痕迹。在宴席上,可以讲究餐具,讲究用料,讲究服务,但不管怎么豪华高级,从洛杉矶到纽约,牛排都只有一种味道,毫无艺术可言。而且,作为菜肴,鸡就是鸡,牛排就是牛排,纵然在炸牛排旁边放两块
山芋也绝不是牛排烧山芋,而只是分别烧好后放到一起而已。而作为东方哲学代表的中国哲学,其显著特点是宏观、模糊、不可捉摸。这给中国烹调的指导意义是非同一般的。中国菜的制作方法是调和鼎鼐,它的原料可以是一种或多种,它的调料可以是一样或多样,它的步骤可以是一步或多步,最终是要调和出一种美好的滋味。这一切讲究的就是分寸,就是整体的配合,它包含了中国哲学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一切以菜的色香味形触的美好、谐调为度,度以内的千变万化就决定了中国菜的丰富和富于变化,决定了中国菜的菜系的特点乃至每位厨师的特点。在中国烹调的体系中,不仅讲究菜肴的整体性,而且餐具、餐厅、摆台、上菜顺序,乃至天气、政治形势、食客……的不同,婚宴、丧宴、寿宴……的区别,都能纳入烹调的整体考虑之中。可以说,这种对客观事物整体性的把握就是中国哲学的一大特点,像中国文化中的中医药学(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中医药学能够作为中国文化的典型代表而与无比美好的中国烹调艺术相提并论,实在是值得我们引以自豪的幸事——笔者加),那种君臣佐使,随机应变,就与烹调有着及其相似之处(想不到中国烹调也会拿中国医学来“取类比象——笔者加)。
“这种哲学思想的不
同使西方烹调倾向于科学,中国烹调倾向于艺术。
“西方烹调倾向于科学性,这种倾向使其日趋机械、规范。中国烹调倾向于艺术性,它的特点就是随意性。比如同一道菜,冬天和夏天,煤火和炭火,铝锅和铁锅,一个优秀的厨师就要根据这些情况随机而化,这是操作的随意性。再说原料,西方的菜肴是充饥的,而中国的菜肴是‘吃味’的(这是在‘充饥’基础上的升级。请放心好了,它绝对不会离开充饥——笔者加),所以中国烹调在用料上也显出极大的随意性。许多西方视为弃物的东西在中国都是极好的原料。西方人不吃动物内脏,这在中国是难以理解的;西方人因鸡脚食之无肉,故将其与鸡骨、鸡毛视为同类而弃之。而中国,鸡脚列为鸡身上相当贵重地部位。西方人发现了西红柿,但真正把西红柿发挥得淋漓尽致的还是中国人。如此种种,皆为原料的随意性。再如技巧,一个优秀的厨师,固然要能做复杂繁琐的大菜,但就是面对简单的原料和佐料也往往能信手制出可口的美味,这就是技巧的随意性。”
笔者按:
(1)这是一篇从哲学方法论高度俯瞰中国烹调的佳作。一方面,它以深刻的哲理揭示出中国烹调的艺术特色;另一方面,它又以中国烹调艺术作为实例映证了中国哲学的丰富内涵。真可谓一石二鸟。
(2)苗文表明,中国古代的一元论哲学不但武装了中医,而且已经渗透到包括“吃文化”在内的中华民族的精神与物质生活的各个领域和角落。
(3)苗氏“西方烹调落后论”,大煞“月亮西方圆”的风景。这也许是那些把中药煎剂亦归于“落后”,对行之有效的中医的口服给药途径也要鼓吹“改革”的人们所不能接受的。在他们看来,所有这一切与现代“快节奏”的西方生活方式简直太不协调了。按照他们的逻辑,中国人吃饭的方式似乎也要改一改,改成西方那样。可是对于人类的大多数,(假如牵连到自身,也许这些“现代派”人物同样会加入这个行列)来说,在《摩登时代》中以无声电影的艺术形象猛烈抨击了西方社会畸形发展对人性的摧残的卓别林大师也许是永远令人难以忘怀的。不了解这一点,也就无法理解当今西方世界何以会出现“返回大自然”的澎湃浪潮。
(4)就烹调而言,苗文谓西方“倾向于科学”,中国“倾向于艺术”。如果这一说法能够成立,如果“科学”限指“日趋机械、规范”的西方烹调之类,那么这种所谓的“科学”在中国绝大多数人看来,就不值得追求,更不值得趋附,可取而不宜放弃的倒是我们自己的烹调艺术传统。谁若狂妄到想革除中国几千年形成的作为“人生经验中极为重要的部分”的烹调艺术和混食方式,恐怕是不够明智和徒劳无功的。那么,对于同样“倾向于艺术”的中医药学又该怎样?
(5)显而易见,中医药学和中国烹调艺术的哲学方法论如出一辙。苗文中关于中国烹调的所谓“随意性”特点,与中医药学中的“辨证施治”和“随证治之”极为神似。然烹调的随意性易于为人们理解和接受,而中医药学原理则需要我们的中医药行家积极作出宣传解释,否则就难免被人误解和攻击为“落后”、“不精确”、“不确定”、“不规范”、“不科学”等等而加以“摈弃”。
5-7、“还原论与辩证法并行不悖”根据何在?
在论及中医未来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时,我们显然无法回避于书亭所倡言的“还原论于辩证法并行不悖”的观点。这一观点为中西结合提供了哲学依据。下面我们来探求二者“并行不悖”的根据究竟何在?
于氏从生物学还原论在昔日苏联的回生谈起,忆及还原论在苏联长期被批判的情况:
1925年前后,一批苏联科学家,公开地自称为“机械论者”。他们主张高级现象可以归结为低级现象。斯捷诺夫认为:“要了解任何有机现象,这在近代科学看来,就意味着把它还原为相对简单的化学的和物理的过程。”他还想把人的精神活动,也归结为物理的和化学的过程。机械论的支持者甚至还认为,社会现象也可以“用化学的、物理学的、生物学的方法施以定量的分析”。在当时,机械论的思潮占据统治地位。就连其学说被奉为辩证唯物主义的体现的生理学家巴甫洛夫,也时常表现出一些机械论的倾向。如他把一个病人描述为:“机器,……只是机器,没有别的。一个仪器,一个毁坏了的仪器。”除上述观点之外,机械论者还主张抛开哲学,鼓吹自发论、平衡论等等。很自然,这些观点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形成了尖锐对立。首先起来批判机械论的是哲学家德波林,接着还有米丁和尤金。他们指出机械论的错误在于,否定了高级现象对于低级现象具有质的特殊性。如德波林在其《辩证法与自然科学》一书中指出:“朴素的机械论现象,以为意识和生命的现象是简单地起源于死物质式的‘存在’。但是,这样一来,这些现象的特殊性,如特殊的‘关节点’和‘范畴’,都完全置而不论了。生物,就其起源而论,乃从无生物而来;但是,就其特殊形式而言,则不能渊源于无机物。”
于氏指出:“这场争论到了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就已定论,结果以机械论的失败而告终。至此为止,应该说苏联哲学界批判机械论是对的。因为机械论者的主张的确没有道理,有机体本来就具有不同于无机物的特点。”
于氏在“然而”一词之后,道出了他的保留意见(与前述自相矛盾):“苏联哲学界……进而把批判机械论、还原论变成了苏联哲学的一个突出的传统和特点。在其后发表的一些著述中,必须照例批判一通还原论。……如亚历山大罗夫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一书中写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就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不同,它认为:物质的运动形式具有质的特殊性,不能把一种形式归结为另一种形式。’又如康斯坦丁诺夫说:‘承认每种运动形式具有质的特殊性,承认不能把它们归结为比较简单的运动形式,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运动观不同于机械唯物主义的主要特征之一。’这样,事情就走向了它的反面。真理跨越界限,就变成了错误。”
笔者按:
请仔细看看,上引亚历山大罗夫和康斯坦丁诺夫的论述不过是重复强调了于氏自己在前面摆出的观点。我们逐字逐句仔细推敲,除了“照例批判一通”(显然于氏对此有些反感)之外,看不出增加了任何新东西,或是作出了任何相反的更改;也弄不清于氏给定的真理“界限”究竟是什么,当然也就更加不明白亚、康是如何“跨越”于氏真理界限“走向反面”、“成了错误”的。若按于氏逻辑,真理只要“照例批判一通”就能“走向反面”,那么谎言只须“重复千遍”也就能变成“事实”了。
于氏继续写道:“这些表述实际上没有给用低级运动形式的规律来解释高级运动形式的规律留下如何余地。它把任何的用理化的还原解释,都当成机械论批判了。”
引按:原来如此:切肉连皮。那么“用低级运动形式的规律”能够“解释高级运动形式的规律”吗?这里有两个可能的答案:一是不能。那又哪来的什么“余地‘可以留下呢?不留余地又有何错误呢?二是能够。那么“高级运动形式的规律”(特殊性)也就不复存在、无须探求了。因为只要掌握了“低级运动形式的规律”,便能对“高级运动形式”作出解释。这样,高级运动形式实际上就被降格为“低级运动形式”;“高级”与“低级”的本质差别就被人为取消。这里同样没有任何余地可以留下。质言之,如果亚、康等给机械-还原论留下了余地,他们就把自己取消了,不再有任何余地可以立足。两种情况中的任何一种,都是如此不可调和。既然如此,不留余地又错在何处呢?
同理,如果承认“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命题是真理,那么“生搬硬套”的教条主义就一定错误。反之亦然。质言之,在“”还原论与“辩证法”这两个尖锐对立、互不相容的哲学方法论之间,不存在调和与折中即所谓“并行不悖”的“余地”。二者并行但“相悖”(相反相成)。
这显然就是我们前面屡次提到的“互不相容”性。它已经得到海森堡测不准原理、数学不相容原理等的佐证。
对此,于氏引用的伏肯斯坦的论述,比我们表述得更其简明。伏认为:生物学中的科学思想只有两种可能,要么认为不可能用精确的自然科学的即物理学和化学的一般原理来解释生命现象;要么认为这是可能的,而且一定能做到。第三种可能是没有的。
这与于氏的“并行不悖”论大相径庭。奇怪的是,于氏居然对此没有提出反驳。他竟然没有发现伏氏在帮他的倒忙。和亚、康等的表述一样,伏氏同样在“实际上没有给用低级运动形式的规律来解释高级运动形式的规律留下任何余地”,完全否定了“第三种可能”即“并行不悖”的可能性。于氏重复引用恩格尔哈特的论述支持自己的观点,表露出他的脑子里还是一个还原论的王国:“还原论的合理性不需要作什么辩护或证明。这些证据就是现代生物学研究的全部总和,这些研究实际上就是还原论原则的胜利行程。”
但是我们知道,恩氏言论只有在下面的前提下才能被认可,即“现代生物学研究的全部总和”,充其量只能说取得了一系列“低级运动形式的规律”,它离真正的生命运动规律还十分遥远,甚至愈来愈远。
于氏还借助于凯德洛夫的反水:“在六十年代初,当DNA分子及其化学行为是生物遗传的本质已为人们所公认时,凯德洛夫还模仿恩格斯的语式在那里反对说:‘为了揭示遗传性这一现象的本质,必须把它当作生物学的现象来考察。’即使有一天‘我们通过实验的途径把遗传性’归结为‘分子的和化学的结构,但是难道这就能代表遗传性的本质的全部吗?’可是,到了七十年代,在大量的事实面前,他不得不改变自己的观点说:‘就研究生命形式的过程而言,还原论不仅是容许的,而且简直是必须的。’”
引按:诚然,凯德洛夫在所谓的“事实”面前承认“还原论不仅是容许的,而且简直是必须的”,从而放弃了原来所持的批判态度和立场。可惜,这一承认也仅仅是改变了他个人对待还原论的立场和态度,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他过去所持的“观点”的正确性,从而证明“通过实验的途径把遗传性‘归结为’物理的和化学的运动,以及分子的和化学的结构”,就“能够代表遗传性的本质的全部。不能代表仍然不能代表,并没有因为凯氏说了一句立场不坚定的话就能代表。“为了揭示遗传性这一现象的本质”,仍然“必须把它当作生物学的现象来考察“,否则就不能发现(掌握)生物遗传的真正规律并进而实现理想的调控——DNA已经发现很长时日,但至今未能对生物遗传实现理想的调控。“态度”可以随意甚至违心改变,“观点”却需要给出严格的证明。二者可以一致,也可能不一致,不可混淆。
于氏提出:还原论在逻辑认识论方面的根据,首先表现在科学要求以已知的来解释未知的,把复杂的加以简化和局限化,如格里戈里耶夫认为:用析出客观实在的多样性中的主要的、稳定的、相似的东西的方法以及用较少的已知的规律所解释所研究的客体的方法,来企图简化、缩小客观实在的多样性,乃是一切科学都具有的。可以断言,不采取这种方法,就不可能有科学知识。对初始的纷繁的多样性范围加以限制,就可以使科学把注意力集中于现实的完全确定的方面,而免去可能产生的不明确思想。其次,表现在科学的发展趋向于精确化、定量化。再次,表现在现代生物学的各种认识方法要求综合的趋势,需要找到不变量。而寻找不变量是与把复杂的归结为简单的分析过程相联系的。因此,在“生物学中,确定不变量及其认识作用,是以解决还原论问题为前提(原文末句表达有误,语意不明。似宜改为:是解决还原论问题的前提)。”
引按:于氏这段引文的精彩之处在于清晰地表述了还原论的思路。引文中的“科学”一词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而是时行的“科学”,或曰狭义的“科学”。不难看出,在这种时行科学的研究中,几乎处处都以“主观主义”的作法为前提——处处让客体来适应主观的意愿和需要,处处反对和排斥辩证唯物主义强调“主观必须符合客观”的要求。它总是需要“把复杂的加以简化和局限化”,它总在“企图简化、缩小客观实在的多样性”、“对初始的纷繁的多样性范围加以局限”,总是“把注意力集中于现实的完全确定的方面”。质言之,这种研究并不忠实于自然客体,其研究对象远非严格意义上的“客观存在‘。或者说其实际研究客体已因于研究者主观的意愿和需要而失去其固有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因此,尽管其研究所得结果“精确化、定量化”,然而一经返回到真实的“自然客体”上,就绝难使二者吻合。例如,格氏“科学”总是“把注意力集中于现实的完全确定的方面”。而生物学领域的“现实”是:几乎没有一个方面是“完全确定的”——“生长壮老已”变化不息;“风霜雨雪、天灾人祸”欲避不能。这所有不“完全确定的方面”是否会因为我们不把注意力集中于其上而悄然逝去或不起作用呢?
所谓“现代生物学的各种认识方法要求综合的趋势”一语,表明还原论的辉煌成就没有也不可能具备这种“综合的趋势”;而人们希望得到的那个“综合”,远非还原论者所能提供的那个“简单加和”所能满足。它不是分割简化的结构性能的拼合与相加,或者另外再加上一点什么。
所谓“需要找到不变量。而寻找不变量是与把复杂的归结为简单的分析过程相联系的”。所言极是。然而在生物学领域,“不变量”是不存在的,永远也找不到——不存在的东西上哪儿去找?在尸体中所能找到的,已超出生物学领域。因此,作为“解决还原论问题的前提”的“不变量”根本不存在,以致还原论问题的解决毫无希望。采用人工的办法制造“不变量”,即“把复杂的归结为简单的分析过程”,这不是在寻找“不变量”,而是在“伪造”不变量;。由此创立的所谓“科学”已经称不上严格意义上的“科学”,乃是“伪科学”,或曰有违“科学”之初衷。
格氏把“用析出……的方法,来企图简化、缩小客观实在的多样性”,说成“乃是一切科学都具有的”。这种说法未免过于武断,表明他视野狭窄、孤陋寡闻。他仅仅知道有采用还原论方法的西方科学,并将它扩(冒)充为“一切科学”;他压根儿不知道世界上还另有大异其趣的东方科学,比他心目中的所谓“科学”更成熟。
再看于氏所谓“还原论在本体论方面的根据”,据说“是世界的统一性,即有机界和无机界是统一的。‘还原论之所以获得成功,是因为生物学规律性和物理化学规律性表现出辩证的统一,是因为它们在生命发生过程中就是相互联系的。’任何一种生物学规律实质上都不能没有物理-化学效应的‘支持’,都不能没有对它们的适应。”
引按:在我们看来,导致还原论在生命科学领域地位下降的关键,正在于“世界的统一性”,正在于研究对象表现出的“辩证的统一性”,即“它们在生命发生过程中”“相互联系”而不可分割、不可还原、无法确定、无法静止。在中医看来,生命体与时空相谐,生、长、壮、老、已生生不息。而还原论却偏要将生命活体加以分割,活体上无法分割就在尸体上分割,活体无法静止就改用尸体,然后又用来解释和处置活体。血管里无法确定就把血抽出来放进试管里;进而又像对待无机物那样还原成分子(细胞),再分别归结为物理、化学的效应,并自诩为“精密科学”。
普朗克点穿了这种科学的本质:“科学是内在的整体。它被分解为单独的部门(物理的、化学的、数学的等等)不是取决于事物的本质,而是取决于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
于氏把还原论分解为“单值决定论”和“辩证决定论”,试图把人们对还原论的批判火力转移到“单值决定论”身上,好让还原论在所谓“辩证决定论”的幌子下逃窜。于氏言不由衷地写道:“有机体是个由多种元素组成的复杂系统,它不能直接分解为部分,是一种‘超相加性的东西’。它的因果关系不是单值的拉普拉斯决定论,而是多值的、多变的,具有统计性、或然性的辩证决定论。它表现为不可预测的、不确定的特性。有些绝对的还原论者没有看到这一点,错误地想把复杂客体的不可预测的或具有统计性质的因果关系,单值地还原为复杂客体的组成部分的性质。这当然是不会成功的。”
引按:于氏大概不致否认,无论是“单值”或是“多值”(辩证),只要是还原论,它就总在那里“还原”;“把复杂的加以简化和局限化”,“析出”、“缩小”、“精确化”、“定量化”等等。这和上面所说复杂客体“不可预测的、不确定的特性”总是相悖的罢?因此,于氏无论如何无法把所谓的“绝对的还原论”从还原论中剔除。所以,于氏的上述批判,无异于“丢卒保车”。
在苏联,意识形态领域官方硬性规定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任何观点如果不披上马列主义外衣都很难立足藏身。还原论也是如此。于氏列述了苏联学者为了证明还原论与辩证法并行不悖的主张,在所谓“重新理解”的幌子下曲解恩格斯。
于文写道:“凯德洛夫指出,恩格斯曾强调:生命现象的阐明,‘是随着力学、物理学和化学的进步而前进的’。恩格斯还指出:‘正如化学的作用不能没有温度的变化和电的变化一样,有机生命不能没有机械的、分子的、化学的、热的、电的等等变化。但是,这些次要形式的存在并不能把每一次的主要形式的本质包括无遗。’”
对恩格斯的话究竟应该怎样理解?首先,恩格斯是针对黑暗的中世纪结束之后,还原论方法在西方自然科学发展中上升为统治地位的情况说的。科学研究代替宗教神学,这当然是了不起的进步。头一句话是在肯定这一进步;后一句话则道出了恩格斯的“不满”,表明了他在科学方法论问题上与众不同的先知先觉。他在肯定“生命不能没有机械的、分子的……等等变化”的基础上,用“但是”一词急转,把前述内容统统归入所谓“次要形式”,并进而指出它们“不能把每一次的主要形式的本质包括无遗”。这是“不满”、是批评,而非颂扬。任谁巧言善辩,也无法将其曲解为是对还原论的颂扬。注意,这是在还原论处于上升时期,很少有人发现其弊病时提出的异议,不是恭维。它正是苏联那些批判还原论的表述得以产生的总根源。试将凯德洛夫“模仿恩格斯的语式”对还原论所作的批判加以比较,即可发现如出一辙。后者是对恩格斯观点的具体化,完全正确!可惜,凯德洛夫发现了还原论的缺陷,却拿不出与之可以抗衡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或许他原来就深受还原论的影响,因此后来他又放弃了自己的正确观点而倒向了还原论一边。这其实并不奇怪,革命队伍中有人反水是常有的事。绝不能据此断言,由于出现了不坚定分子或叛徒,“革命”即走向反面。
中医学方法鲜为苏俄所知。但中医学是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非常杰出的辩证法,是以整体的、联系的、发展的、运动的、多变的观点从事研究。研究人就是活生生的人,决不以尸体或动物取代,决不凭主观意愿“把复杂的加以简化和局限化”,人为地“缩小客观实在的多样性”,决不去苦苦“寻找”甚至在实验室精心伪造那在生命活体上永远也无法找到的“不变量”,决不把统一的生命体和连贯的生命过程人为割裂成物理的、化学的、数学的结构与功能,决不强使复杂多变、根本无法精确测定的对象精确化、确定化、定量化。显而易见,中医学方法与孤立、分割、片面、静止、主观的形而上学方法针锋相对、水火难容。可惜我们的苏联朋友未能熟悉和掌握这一套方法,否则他们就不会骑墙或反水了。
其次,恩格斯批判时采用的手法是“欲擒先纵”。还原论者曲解恩格斯原意便专在这“纵”字上做文章,给人以假象,似乎恩格斯只“纵”不“擒”:
“很明显,在恩格斯看来,这丝毫不意味着,不应当指出生命过程的物理化学基础,或者在生物学的研究中应该拒绝数学方法的运用,而只局限于纯生物学方法的范围。因为,在有机体内部,力学、物理学和化学是不能分离的结合在一起的。”
引按:上面的阐发似是而非,表面看来无可非议。然而会读书的人只会凑恩格斯“但是”一词后十分可贵的“挑剔”中受到启发。既然力学、物理学和化学等等“这些次要形式的存在并不能把每一次的主要形式的本质包括无遗”,那么,是否存在某种更好的方法论,能更真实、更确切、更完善地反映复杂客体的内在规律呢?我们是否应该尽力摆脱对以往成就的满足与陶醉,去寻求一种更好的方法,从而将科学推进一步,作出新的发现与创造呢?
诚如恩格斯所言,力学、物理学和化学等等既然是从生命过程中“抽出来”的,当然就包含在原有过程中。于氏等抓住这一点,无非是坚持还原论方法。然而,据此能将恩格斯之“不能包括无遗”的批评抵消吗?既然“在有机体内部,力学、物理学和化学是不能分离地结合在一起的”,而在实际上,还原论者不正是强行把它们分离成力学、物理学和化学的规律了吗?在已经进行了人为的“分离”之后,又来奢谈“不能分离地结合”,岂非滑天下之大稽?!
于文写道:“同时真正唯物主义的、科学的观点曾被毫无根据地认为是唯心主义、神秘主义和形而上学,其实这种评价倒非常可能适合于上述观点的批判者。”
在于氏颠三倒四的笔下,还原论观点竟然一跃而成为“真正唯物主义的、科学的观点”,而对其提出怀疑和批判的恩格斯等反倒变成了“唯心主义、神秘主义和形而上学”!纵然如此,二者之间又怎样“并行不悖”呢?!
这种“倒打一耙”的伎俩还值得一驳吗?
由此可见,受到批判的还原论者对于恩格斯的所谓“重新理解”把是非完全弄颠倒了。尽管他们不愿意承认,可是恩格斯的“但是”实在是“反对用理化方法来研究生命现象的还原论”。苏联学者引证恩格斯的论述来批判还原论,大方向是对的,不能斥之为“历史的误会”。
还原论者不肯认输。尽管怀疑方法在生物学研究中节节败退,但它总在变换手法,力图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于文表述了这一动向:“随着科学的发展,科学方法本身也在发展。过去由于分析的方法在科学中占据统治地位,还原论被认为是可以垄断一切领域的方法。今天,随着科学整体化的趋势日益增强,各种科学方法互相作用和渗透(确切说,应是“交替”和“混杂”——引加),还原方法在整个科学方法中的地位也越来越明确了(明确?这岂不是说,过去分析方法在科学中“占据统治地位”,还原论被认为是可以“垄断一切领域”这一“地位”不够“明确”?显然这是于氏巧言讳饰所用遁词。确切地说,“越来越明确”一语宜改为“地位日渐降低”或“每况愈下”——引加)。第一,它只是各种互相联系的方法中的一种,已不再是排他的、垄断生物学领域的方法了;第二,它只是研究生物体的一个单向分析过程,而并不排斥和代替与之相对的综合过程。至于以前那种意义上的还原方法(含糊其辞——引按),今天看来也是错误的、应该批判的。苏联科学院院士恩格尔哈特等专门研究了这一问题。他认为,今天,‘归结性问题’应该转向它的相反方向,即整体论。‘整体论不是别的,是从还原论出发向相反方向上的运动’。如果说还原论是从生物体的复杂结构‘向下’归结,以致深入到它的原子、电子水平,那么,整体论就是从还原论达到的最低层次出发,‘向上’综合,最后达到对生物体的整体的认识。”
引按:几句话凸显了这位“院士”的研究水平。显然这完全是从还原论立场出发对“整体论”所作的随心所欲地解释。至于恩格尔哈特这里提出的“还原论+整体论(“向下”+“向上”,或“分析”+“综合”)的方法论模式,本书已不止一次进行过讨论,此处毋庸赘言。但笔者还要指出,于氏若赞同恩格尔哈特的提法,那么还原论作为整体论的基础和出发点,就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既然如此,于氏又怎样对他自己前面所说“至于以前那种意义上的还原方法,今天看也是错误的、应该批判的”一语自圆其说呢?
关于这个问题,颜青山等在“分子生物学向何处去”一文中的“强整体走向”一节中作了明晰地阐发:“生物学还原论的危机祸起萧墙。分子生物学家首先意识到其局限。60年代末,G.S.stent就宣称分子生物学正在死亡;最近,著名的Nature主编J.Maddox发出了另一种感慨:分子生物学还是一门科学吗?”
“毫无疑问,分子生物学应该走向整体性,问题是如何走法。J.Maddox主张数学化,而Mayr则认为生物学的历史是概念的积累而不是数学化。Mayr有其充分的理由:还原论路线得以确立的方法基础就是自然的数学化,因此数学意味着还原,整体化的数学至多是整体的还原。”
颜等论列了整体论的生物学迟迟不能成功,主要有两个原因:
其一是以还原论条件下确立的认识论原则来理解整体论科学,如实在性、符合(误差)、预测、可重复性等。整体论应该摈弃这些陈旧的原则,用建构代替实在,用模式代替符合,用阈值代替误差,用演化性代替可重复性,没有理论预测的概念,随机把握世界。整体论需要崭新的认识论。
其二是数学化方式,仍然以还原论条件下的严格量化的数学观来要求(这是理论预测和观察重复的必要条件)。既然整体论没有预测和重复,那就不要求严格量化的数学,而倾向于规则逻辑演算而呈现的演化过程。
这是现代博学家登临战略高度对于生物学发展史的深刻自省,应视为向新境界突破的成熟化标志。
综上所述,我们从于文看到,发生在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官方意识形态主导思想的昔日苏联的这场还原论与辩证法的大论战,并没有以辩证法的真正胜利告终,结果是打成“平局”,甚至让改头换面的还原论——或更确切地说,让以还原论作为基础和出发点(向下)的“整体论”(向上)冒充辩证法——占了上风。于氏折衷调和式的命题“并行不悖”即由此而来。究其因,乃是苏联学术思想界仅仅从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受到了一些哲学思想的启发,其本身未能形成长期进行辩证思维的牢固的根基和完整的体系;苏联学者未能形成系统的巩固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体系和相应的不同于还原论的全套研究方法,即连在生物学研究中取得了杰出成就的巴甫洛夫也是如此。因此,他们没法批到点子上,更无力将这场斗争坚持到底。以至于一些批判还原论的勇士们最后又出尔反尔、反水倒戈。这只能表明这些“勇士”不够坚定和彻底,不能据此证明恩格斯错了,更不能证明用理化方法来研究生命现象的还原论能够“把每一次的主要形式的本质包括无遗”而获得成功。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苏联大多数学者为何不能跳出还原论的圈子,不难理解苏联学者为何还要“从研究对象上,把还原论分为本体论的还原、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还原”,“从哲学倾向上,分为绝对的还原和辩证的还原”等等。因为拿不出比分析-还原更好的方法,所以就只好在还原论里面兜圈子,翻过来,复过去,就总在那里还原。楞把个还原论发挥得淋漓尽致。扔掉它,又不得不重新拣起来。最后,以为只要在还原论之前冠以“辩证”二字,形而上学的还原论就摇身一变而成为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就可以“重新理解”恩格斯并借以为据击倒对方。殊不知辩证唯物主义不容许割断事物本身的联系,不容许孤立、静止地进行研究,不容许把复杂事物人为地简化,也就是容不得还原。在无机界取得了辉煌成就的还原论,也仅仅适用于无机界。它在有机界必然遭到与之对立的方法论的排斥,没有也不可能占据什么地位。
颇带戏剧性的是,在并不硬性规定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主导思想的西方科技界,大约是出于对还原论方法及其弊病理解的更为透彻的缘故,不少有识之士对机械-还原论作出了尖锐的批判。他们在这一自省和批判过程中终于天才地发现,在具有悠久历史和杰出文化传统的中国这个“学术王国”,的确存在着一种与还原论截然不同的“有机自然观”和方法论——中医学方法。这种方法根本不考虑所谓力学的、物理的、化学的以及解剖分析等等还原论的法则,还有与之配套的普通逻辑,完全另搞一套。但在人类这个最高级生物的整体调控和疾病诊治方面,较之还原论更加卓有实效。这种一度令人不可思议的方法完完全全把“人”当人看待(不容许当“机器”),是变动不居就变动不居,决不让他静止;是深不可测就深不可测,决不强求“定量”;是模糊不清就模糊不清,决不自欺欺人,搞什么“精确化”。西方先进分子已经意识到,西方科学技术惯常使用的分析-还原方法,在生物学领域是不可行的,它已经走进了方法论的“死巷”;中医学方法足以帮助他们摆脱困境,进入生命科学的新天地。
此情此景,正可谓: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笔者斗胆狂言:假如还原论与辩证法的方法论大论战一旦在中国全面爆发,那“戏”就要比昔日苏联的场景壮观百倍!
至此,所谓“还原论与辩证法并行不悖”(尤其是在生命科学领域)的根据究竟何在,已经不言自明。
5-8、中医理论是现代自然科学的先导
——读刘亚光《现代自然科学与中医理论》
传统中医理论是现代自然科学的先导。这是刘亚光在《现代自然科学与中医理论》一书中阐明的观点。刘亚光氏在参阅古今中外数百种科技文献,特别是大量最新资料的基础上,依据十多门现代新兴学科的研究成果,综合论证了中医理论的科学性。尤为重要的是,他同时证明了自然科学发展的总趋势正越来越接近于中医理论体系。他列举充分的材料证明,现代自然科学的许多新观点总是与两千年前的中医老观点不谋而合。许多思想新成果对于中医来说,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做到了。读来令人耳目一新,茅塞顿开。当然,这本书也反映出作者思想的不彻底性和受流行观点的束缚。但是,正像黑格尔的形而上学外衣裹着辩证法的合理内核一样,其不足之处仍然掩盖不了它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光辉,显示出作者在“舆论一律”中进行科学思辨的超群水平。这对科学发展和变革是极其宝贵的。目前医学界仍有不少人以轻蔑的态度对待中医理论,近期报刊上某些文章反映出这种倾向,与振兴中医的基本方针唱反或抵触。这对中医的发展客观上起着极大的干扰、牵制和瓦解作用。刘氏新观点无疑将有助于改变这种不合理状况,引导人们以科学的眼光重新审视现存的一切。
刘氏指出:人类认识史和科学史已进入一种新时期。即从以分析为主的确定性研究时期进入以整体性为主,进行具体的不确定性研究时期。不少人把前者称为硬科学,把后者称为软科学。使用以确定性为特征的数学和逻辑工具来研究软科学有很大困难。实际上确定性是对不确定性的某种简化、抽象,是一种低级模型。在科学研究和日常生活中,大量的情况是处理不确定性对象。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只有确定性研究才算科学。这是一种偏见。
科学界公认,整个科学正处于生物科学革命的前夕。分子生物学发展已近三十年,近几年进入到系统分析,正向整体生物和代谢调节规律前进。而整体观和调整理论正是中医理论的精华。因此,中医理论必将指引未来的生物学革命。生物学革命也必将进一步证明中医理论的正确性。世界已进入系统论时代。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合称“三论”。其方法学有许多重要特征,如整体观、最优观、动态复杂系统的有效观、信息观等等。这一系列观点与中医理论不谋而合。近二十年来,这些横向科学的出现,雄辩地证明了中医基本观点的科学性。近年出现的科学学启示我们:医学发展到今天,必然产生新的医学理论体系。不可思议的是,这样的新体系竟与传统中医的基本观点惊人的一致。
二十世纪以来,随着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在各个领域中都日益明显地暴露出自然科学中以分析为主的方法的致命弱点。经典数学、理化、生物学等的分析为主的方法论,已不能胜任生命科学发展的要求。以往的科学着重研究静态简单系统,经常把动态复杂系统简化为静态简单系统看待。这种简化是人为的、失真的,生物系统都是动态复杂系统,上述简化办法已不适用。
西方学术界高度重视中医理论包含的哲学思想,认为现代科学基础理论的发展更符合我国古代哲学。同时,由于西医药发展的局限性,尤其西药的明显副作用和西医对大部分慢性病治疗的局限性,使西方医药界更重视中医药,从而形成了世界“中医药热”。
刘氏指出:欧洲的实验科学是建立在二元论的哲学体系上的,中国古代是一元论。二元论一直统治着西方科学包括西医的发展,使西医把精神与肉体截然分开,一方面只注意理化等检验指标,忽视病人和医生的直观感觉,另一方面则认为某些隐性疾患单纯用心理或催眠方法即可治愈。这两个倾向都是极端的。由于原子物理学的发展,已有否定二元论,重新反向中国一元论的趋势。
刘氏写道:遗憾的是,模糊数学、模糊控制学等新学科本身尚不成熟。目前模糊数学还是用精确数学手段模糊化,因此需要发展、改进方法学。但从模糊控制、模糊逻辑、模糊数学、模糊语言等角度研究中医理论,更容易体会到中医理论的科学性。因此,在应用模糊控制研究中医理论的(这不是中医界本身的任务——引加)过程中,本身又可发展模糊控制学。
刘氏提到:中西医学的区别,如同量子力学与经典力学在方法论上的差别。当一个被研究系统是复杂的、内部各因素相互作用又不清楚时,比较合理的研究方法是模型法。在核子物理中经常使用模型法。而中医学早在两千年前就这样做了。阴阳是一个二级模型,五行是一种元素模型,经络是一个网络模型。
刘氏列举:美国著名医生弗洛伊尔是最早发明脉搏计数作为西医诊法的,并因此闻名于世。他申明自己直接受中国脉学影响。然而,中国脉诊要比脉搏计数高明得多。中国的营养观正被广泛接受,并逐步改变以热量计算的西医营养观。1977年美国国家营养评定委员会发表的一项生理营养议案,即根据阴阳学说提出。
刘氏特别提及:现代气象学在运用人造卫星、电脑,并拥有庞大气象网的情况下,其长期天气预报效果仍极差。目前要做出十天以上预报就很困难,要预报更长时期的天气趋势根本不可能。然而,依据中医运气学说,在两千年前预报黄河中下游地区现代的天气总趋势,准确率高达80%。可见其多么了不起!但它是至今尚不被人们重视的天文-气象-医学理论。运气学说之所以如此神通广大,是因为它准确掌握了天体运动,特别是太阳系运动对地球气象影响的关键性因素。在《内经》中有丰富的天文、气象与医学关系的知识,这部分重要内容在西医中阙如。
刘氏原著50万字,诸如此类的例证不胜枚举。无怪乎世界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赞同说:“中国古代和中古代的医生……的本领,比大多数汉学家愿意承认的强得多。”
令人痛心的是,传统中医理论在其发祥地中国,长时期以来也一直被视为“落后”、“不精确”、“不科学”,甚至被当作“封建糟粕”丢弃殆尽;不少世代笃志中医的杏林高手则一度被视为“牛鬼蛇神”扫地出门。从整体上说,当今中医队伍在中医技能方面的实际水平远未达到古代中医已经达到的历史高度。
综上所述,从刘氏所阐明的现代自然科学发展总趋势中,从科学方法论以及中西医学基本特征的比较中,不难看出,随着西方自然科学向微、宏观化深入发展,随着研究对象从理想化、简单化转变为实际化、复杂化,中医理论的科学性正得到日益深刻地彰明。更为重要的是,自然科学正向整体观、调整观方向前进,亦即正向古老的传统中医理论所启迪和指引的方向前进。用刘氏自己的话来说,即“现代自然科学发展的总趋势正越来越接近于中医理论体系”。至此,作为本文篇名的命题,刘氏虽然不曾明说,但已是呼之欲出。
最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刘亚光在论述以上观点的时候,是把东方文化和中医学的历史的和现实的客观存在,完全排除在“人类认识史和科学史” 以及“现代自然科学”之外的。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却是尊重历史事实并稍具民族气节的中国学者不能苟同的。该书中的“人类认识史和科学史”一语只能理解为“限指西方”。
注:本文曾于1986年12月在“常德地区中医学会年会”大会宣读并获优秀论文三(末)等奖,后载于湖南涟源《窗友》杂志(内刊)1987年第一期。
5-9、结语
和某些人把“未来”从事物发展过程中分离出来,与“过去”和“现在”断然分开或截然对立起来的观点不同,我们的“未来”是和“现在”与“过去”一脉相承、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或连续过程。在我们看来,中医学的“未来”即包含在它的“过去”和“现在”之中。了解了中医学的过去和现在,也就把握了它的未来。
至此,关于中医未来学的方法论问题,已经不言自明。
最后,再让我们看一看国外中医行家的论述,也许可以从中受到某些启发。尊敬的满晰博教授曾经这样谈到中医的“不远的将来”并给与中医极其崇高的评估——其高度连中国狂妄自大的“夜郎”也望尘莫及:
“目前,中国人对中医的看法同所有经济和科学高度发达国家的人——特别是欧洲人和美国人对它抱有的期望和认为它可能担负的任务之间,有着很大的分歧。在中国,中医被看成是一个经实践证实了的、非常实用的医疗保健手段。人们还未想到它是否提供了世界上任何其它文化都无法企及的东西。
在不远的将来,中医在中国所起的作用将不再是今天所起的作用。我想提出的问题是世界其他国家是否可以帮助中国不再重复现代医学在他们自己国家已经经历过的根本危机——西方医学由于相信因果分析是唯一有助于达到目的的方法而走进了方法论的死巷?或者说,目前显而易见的迹象和证据是否已足以唤起这些国家的有识之士,使他们从失败中重新振作起来,对中医表现出兄弟般的关切?”
引按:笔者噙着热泪衷心感谢满晰博教授发自内心并基于理性的对于中医学,也是对于全人类健康事业的这种“兄弟般的关切”!他忧心忡忡于中国正在拼命重复现代西医在它们自己国家已经经历过的根本危机,亦步亦趋地跟着钻入“方法论的死巷”。他显然在发出这样的感叹:在对待中西医学的根本认识上,东方睡狮已经长眠了上百年,已经到了需要西方注入兴奋剂和强心剂的地步,它何时才能幡然悔悟,重振华夏雄风?!
第六篇 中西医学根本分歧探源
引言
先于我们之前,已有不少学者试图从世界范围医学发展史的角度,探讨中西医两大医学体系根本分歧的由来,并从中窥测未来医学的发展方向,这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从我们收集到的材料看,其中不少闪耀着智慧的火花,但鲜有能彻底摆脱传统偏见与流行观点束缚者。因此我们在阅读这些材料时,常常有不能自圆其说和使人无所适从之感。然而它们毕竟凝聚着撰写人的心血。我们就从学习这些材料入手,撩开其主观主义的外衣,剥取其唯物主义的内核;有时还不得不“以其之矛,攻其之盾”,刨根究底,以便得出我们自己的结论。
6-1、林中鹏“历史源流”说
林等谓:“中西医理论上的鸿沟,根源于孕育、产生它们的时代的科学和哲学背景。若按方法论的特征来划分科学史,则可粗略地分为三个阶段:启蒙阶段、近代阶段和现代阶段。
科学的启蒙阶段在中国发达于春秋-秦汉之际,在西方则于希腊、罗马时代为极盛。这一时期的特点是:人们通过直接观察,运用直觉的综合-演绎的思辨,从物质世界的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上,从事物的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中,考察物质运动的共同规律,获得对于物质世界的总体认识,形成了包罗万象的自然哲学。其水平虽然不高,各部分的细节也不清楚,但它们之间的联系却很紧密,正确地把握了现象总画面的一般性质。……因而当时的经典著作,无论是《周易》、诸子,还是《黄帝内经》,都带有百科全书的特色。……同时,《周易》中的阴阳学说和‘精’‘气’‘神’的概念又是中医学的理论基础。……中医学说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因而它具有那个时代的鲜明特色。虽然它对人体各组织、器官构造、功能所知不多,但借助于思辨的力量,却从整体上把握了人的生命的本质,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整套诊断、防治和用药的理论,形成一个以综合-演绎为其逻辑特征的完整的医学体系。”
引按:
上文叙述了所谓世界科学的“启蒙阶段”,中医学完整体系的产生、形成过程和背景。有下列几点可商:
1、把中国的春秋-秦汉之际和西方的希腊-罗马时代一口咬定为“科学启蒙阶段”是否合适?此前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是否有科学产生、存在和发展?单就《黄帝内经》而言,其辉煌成就是一朝所成,还是积累了此前千百代的积极成果?是将其视为中国医学发展的起点,还是把它视为整个历史过程的中间阶段或“里程碑”更为合适?
2、中国在科学“启蒙阶段”即形成了完整的中医学体系。这是否褒扬得有点言过其实?
3、段首提到中国,又同时提到西方。但后来在列举“经典著作”时,却只列出《周易》、《内经》等。这是否会造成某种错觉,使人误以为中国的经典是“科学启蒙阶段”的世界代表,同样“启”了西方科学之“蒙”呢?对西医学的鼻祖和经典避而不谈,西医会作何感想?显然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绝对不应有的疏忽。
4、所谓科学“启蒙阶段”形成的包罗万象的自然哲学的“水平不高”,显然不是相对于过去,而是相对于“现代科学”而言。可否相对于“现代科学”对于物质世界的“总体认识”而言呢?显然不能。或者甚至还只能说“刚刚起步”。因此充其量只能责备中医学对“各部分的细节还不清楚”,“它对人体各组织、器官的构造、功能所知不多”。难道可以片面地据此断言“其水平不高”吗?假如可以这样认为,那么如此精细、水平如此之高的现代科学,为何至今未能获得对于“物质世界的总体认识”呢?
正是这种脱离历史现实的带主观片面性的“求全责备”,导致林等脱离中国和中医界的历史和现实,最后走上了离弃根本、鼓吹“多学科研究”的“贪大求洋”的学术歧途。
5、东方文化和中医学居然没有经过对所有“细节”全部弄清即已达到在一定程度上“从整体上把握了人的生命的本质”,即已“获得对于物质世界的总体认识”,而“现代西方科学”至今也还没有“弄清”所有“细节”,而且何时能全部弄清谁也说不上,当然更谈不上“把握本质”,“获得总体认识”。西方人自己已经发现,按其原有思路和方法做下去,永远也无法穷尽对所有细节的认识;即使西方近现代科学,也只不过是把对“细节”的研究,作为获得“总体认识”的中间步骤,并未将其作为终极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讲,究竟谁捷足先登?谁的方法论水平高呢?
林等谓:启蒙阶段关于物质世界的认识,虽然把握了现象的总画面的一般性质,但正如恩格斯所说:“却不足以说明构成这幅总画面的各个细节,而我们要是不知道这些细节,就看不清总画面。为了认识这些细节,我们不得不从自然的或历史的联系中抽出来,从它们的特性、它们的特殊的原因和结果等两方面来逐个加以研究。”(恩格斯在此忠实地描述了西方科学方法论的思路。他在把细节“从自然的或历史的联系中抽出来”一语之前,加上了“不得不”三个字,暗示了这一作法的不合理性,以及持此方法者的被迫性——笔者加)。从十五世纪下半叶开始,科学的发展(以欧洲为中心)进入了近代阶段,实验代替了直觉观察,分析-归纳代替了综合-演绎,成为认识世界的主要方法。这个阶段的特点是“把自然界分解成为各个部分,把自然界的各种过程和事物分成一定的门类”,科学出现了大分化。……西方医学就是在这个背景上发展起来的。丰萨利的解剖学、魏尔啸的细胞学、哈维的生理学等奠定了西方医学的基础。而后,它又沿着分析-归纳的认识论轨道,从不断发展的近代科学吸取营养,使人类对自身的认识越来越深入,由个体而组织、而器官、而细胞,由RNA、DNA而基因片断……,对揭示人的生命规律作出了伟大贡献。
但是,这种分析-归纳的作法也给我们留下一种习惯,即“把自然界的事物和现象孤立起来,撇开广泛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因而,“造成了最近几个世纪所特有的局限性”,“看到了一个一个的事物,忘记了它们相互间的联系;看到了它们的存在,忘记了它们的产生和消失;看到了它们的静止,忘记了它们的运动。因为它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此言秒极!——引加)。随着科学技术的日益发展,这种局限性越来越明显,人们开始感到汪洋大海上几座基础学科的星星之岛,不足以反映完整、统一的客观世界了。科学进入了现代阶段。
引按:
1、揣林等初衷,乃将医学方法论放在世界医学史基础上加以考察。不期林等笔下的世界医学史,却有些叫人啼笑皆非。如同在“启蒙阶段”中将西医经典弃之不顾一样,在“近代”、“现代”阶段中,林等又将一个对于中国人说来无论如何不应忘记的重要历史事实——中医学的持续发展齐颈砍断、一笔抹杀。“从十五世纪下半叶开始”,在林等笔下,《内经》的发展消失了;中医学销声匿迹,中医方法也被“代替”了。“分析-归纳代替了综合-演绎(后者在启蒙阶段主要被用来指代中医学方法——笔者加),成为认识世界的主要方法”,仿fo西医学从那时起就成了世界东西方唯一的医学。然而事实是,林等笔下所有这一切,不过是发生在西方。在东方,在中国,十五世纪正处于金元四大家热烈争鸣之后,温病学派崛起的前夜。中医学依然在《内经》等中医经典及其创立的方法论指导下,手执经、时二方,发展、充实、完善着自己的医学体系。
林等随心所欲地剪裁历史,还表现在,世界科学的“启蒙阶段”,“在西方则于希腊、罗马时代为极盛”,可是西方医学却成了空白,没有“启”出“蒙”来。只是到了“十五世纪下半叶”,“科学出现了大分化”之时,西方医学才突然从天而降,并且一举占领了全世界。
2、如果把恩格斯作为“导师”而非“偶像”,那就应当允许对他的论断进行研究和推敲,尤其应当允许将其初期的朦胧思想和后期的成熟观点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和对待。上文所引恩格斯关于“细节”问题的论述,不过是在客观的描述人类某种自然科学思想流派产生发展的过程。单从这段文字本身尚不足以明了恩格斯的观点究竟如何。借以宣扬西方方法论并对中医方法论求全责备,这显然是林等的意图。众所周知,恩格斯是将一度在西方近代占据主导地位的方法论当作“形而上学”批判的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
3、林等对分析-归纳法的认识和提法是自相矛盾的,使人莫衷一是。他们既肯定其“对揭示人的生命规律作出了伟大贡献”,又不得不同时指出它的“孤立、静止、片面”即形而上学的弊端。林等没有意识到,采用这样的方法论不是“不足以反映完整、统一的客观世界”,而是它所反映的那个所谓“清晰的画面”是失真的,带上主观色彩的,经过了刀劈斧凿的。从根本上说,自然界的事物及其各个细节是不应该也不可能从自然的或历史的联系中“抽”出来逐个加以研究的。
4、被粗暴地齐颈砍断的东方科医学不仅在人口数量居世界第一位的中国继续顽强地、一如既往地发展着、补充着、修正着,在自己所属的科学领域里完善着,而且对钟情于它的西方科学巨子们产生了深刻影响。。现代科学引为骄傲的莱布尼兹等,其伟大发现与东方科学有密切关系。周士一等指出:“一系列第一手的原始材料表明:在欧洲十七世纪的伟大思想家中,莱布尼兹是对中国思想最感兴趣的一个,从二十岁起到逝世为止,终身都爱好钻研中国的学术。在他对中国的研究和发现中,有关于《易经》图像的数学翻译,即二进位制的翻译。”
我们要不无情绪地指责说,林等在撰写世界医学发展史、人类思想史时使用的这种“春秋笔法”,是对东方科医学在世界科学史、人类认识史上的客观存在及其重要地位和卓越贡献予以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典型表现。此事发生在洋人身上情有可原,他们可以诿为不知。可是发生在中国学者身上,着实令人遗憾。
相对而言,要毁灭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甚至整个地球,也许是容易的,可以不管
三七二十一,轰隆一声巨响,一切宣告完蛋,破坏者获得成功。可是,要繁衍一个民族、建设一个国家、创造一个美好的世界,就不那么简单。为要获得成功,有志者常常要辛辛苦苦、默默无闻地干上几年、几十年、几代,甚至数千年。美国原子弹的爆炸使西方及其科学大出风头,并使东方及全世界震惊。然而其巨大威力毕竟是“过眼烟云”,并没有赢得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敬仰与尊崇。而延续数千年直至今天竟被排除在世界近现代科学群落之外得不到承认的中医药学,终将有一天会被全人类视为无价之宝而流芳千古!
林等谓:现代阶段科学发展的特点是:各门学科之间的……密切联系,已经开始……重新为人们所认识。现代阶段科学发展的另一个特点是:综合-演绎的思辨方法在新的高度上再一次显示它的巨大威力。爱因斯坦认为“没有一种归纳法能够导致物理学的基本概念。对这个事实不了解,,铸成了十九世纪多少研究者在哲学上的错误”。他预言,“适用于科学幼年时代以归纳为主的方法,让位于探索性的演绎法。”
综言之,在继续深化、分化的同时,各学科之间互相渗透,综合统一;在分析-归纳的基础上,进行更高度的综合-演绎,这是科学发展的历史必然。这种必然性正把生命科学推向整个科学的前沿,成为带头的学科领域,这是由生命运动的固有特性所规定的。而中医理论体系的作用在于:(1)为创立新的人类生命科学提供一幅从整体上正确反映人的生命运动本质的蓝图;(2)为创立新的人类生命科学提供方法论武器。
引按:
实在令人震惊,林等居然引用了爱因斯坦的科学论断。他们丝毫没有察觉,爱因斯坦是在针锋相对地批判他们。
1、爱因斯坦在尖锐批评近代西方科学方法论的致命弱点:“没有一种归纳法能够导致物理学的基本概念”。注意,“没有一种”,简直是全盘否定,毫无回旋余地。他同时指出,其巨大危害在于:“铸成了十九世纪多少研究者在哲学上的错误”。注意,是“铸成错误”,不是“作出伟大贡献”。“哲学上的错误”≠“伟大贡献”!还请注意,是十九世纪(西方)的研究者,不是“启蒙阶段”的中国《内经》作者!
2、“归纳法”“让位于探索性的演绎法”。在两者之间丝毫不存在顺次连接与自然过渡,而是“让位”,是革命!让位≠过渡,让位≠顺延,让位≠发展!根本不是什么“在分析-归纳的基础上,进行更高度的综合-演绎”。林等所谓的“历史的必然”,仅仅存在于林等的头脑和良好的愿望之中,来自于纯主观臆断,与爱因斯坦的论断水火不容。
3、某些中国学者对西方的“分析-归纳法”崇拜得五体投地。但爱因斯坦偏偏说它仅仅“适用于科学幼年时代”,而且铸成了“十九世纪多少研究者在哲学上的错误”。这就难怪历经数千年而趋于成熟的中医学不愿意采纳了。
4、对于从《内经》开始(实际上在中国比这更早)即采取“探索性的演绎法”的东方文化复合体——中医学来说,是被学习、被理解、被承认,是在世界科学领域的重新崛起。若非如此,在林等笔下消失达5个世纪之久的中医学突然从地底下冒出来,并“为新的人类生命科学提供……蓝图”,“为创立新的人类生命科学提供方法论武器云云是绝对不可思议的。人们当然要问: “蓝图”和“方法论武器”为什么不由所谓“科学的”、“先进的”、“水平更高的”西方科医学提供?
在林等头脑中,固执地存在着方法论“延续”的观点,坚持认为“综合-演绎”必须在“分析-归纳”基础上进行,不甘心放弃“分析-归纳”这一在现实自然界和生命科学领域捉襟见肘的方法,更不愿意承认早在《内经》中即已抛弃了“分析-归纳法”的中医学(前有详论)所采用的“探索性的演绎法”才是成功的方法。在人体生命科学领域只要采用“探索性的演绎法”,就势必回归到中医学中来,回归到中医的蓝图和方法论上来,不管人们愿意与否。这里不需要也不可能以与之相反的“分析-归纳法”作为基础。
6-2、罗道凡“三段二变”论
从总的观点和思想倾向来看,罗等“三段二变论”与林等的“历史源流说”并未二致。但罗等提法稍有不同,尤其“两次大转变”论比林等来得爽快。
罗等试图从医学方法论的演化史和医学研究对象的本身性质两个方面,对系统论将成为现代医学方法论的主要特点的必然性作出论证和评价,是很有见地的。
罗等“把整个医学方法论的演化史大致分为三大阶段和两次转变。第一个阶段是古典医学的原始整体论,即依靠天才的直觉和初步的逻辑方法来获得知识。中医古籍《内经》就是医学体系的一个范本。在古典医学成果的基础上,分门别类地深入研究那些关于生理和疾病总画面的细节部分和宏观现象的微观机制,就成为近代医学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必然趋势。顺应科学发展的这种变化,带来了古希腊的另一种恰恰与整体方法论相反的原子论思想的兴起。美国科学哲学史家约翰·洛西认为,原子论的‘根据在更基本的组织层次上所发生的过程,可解释观察到的变化’这一思想,对近代几个世纪以来的科学方法论观点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不难看出,这正是近代还原论分析法的思想根源。15世纪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兴起,社会技术基础的建立和罗杰斯·培根实验精神和方法的倡导,为实现还原论的拆整体为部分、化复杂为简单、变动态为静止,深入分析物质系统的具体微观机制的思想提供了现实的可能。随着这一方法论的运用,带来了解剖学、生理学、细胞病理学、微生物学、免疫学、遗传学、化疗学等一系列丰硕的成果。医学进入近代的实验医学的还原论的分析阶段,实现了方法论的第一次大转变。”
引按:
1、和林等一样,罗等把中医学纳入了“整个医学”的“第一阶段”,“中医古籍《内经》”荣幸地被列为“古典医学的原始整体论”的“一个范本”。后来呢?后来可就不客气了。和林等一样,罗等在所谓“方法论的第一次大转变”(自然是“整个医学”)中将中医学一笔抹杀,将中医方法加以革除,把仅仅发生在西方的,仅仅是近代西医学对于古典西医学在方法论上的叛离,既不恰当地夸大为“整个医学”实现了方法论的第一次“大转变”——假如罗等不把《内经》作为“范本”拉入“整个医学”,我们就没有必要打这场笔墨官司而加以申辩。
2、和林等稍有不同,罗等在提到“近代还原论分析法的思想起源”时,不是引用恩格斯和爱因斯坦的话,而是引录美国科学哲学史家约翰·洛西的原子论评语,这比林等在论证上更明智、准确和贴切。
罗等对于还原论方法特征的表述比林等更为明晰:“拆整体为部分,化复杂为简单,变动态为静止,深入分析物质系统的具体微观机制”。
这一“拆”、一“化”、一“变”可谓妙极!
第一,这一“拆、化、变”,完全不是自然物即研究对象本身所具有的,而是地地道道出于人为地对于研究对象的破坏(或曰偷换)。
第二,要承认,“还原论方法”的合理性与科学性,就必须承认这一“拆、化、变”的合理性,就必须进一步承认,部分之和“全等于”整体、简单“全等于”复杂、静止“全等于”运动。这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来说,在自然界尤其在生命科学领域是绝对不可能的。具体到医学领域,拆人体为肢节、化复杂为简单、变活体为尸体,由人体而组织、而器官、而细胞……,上述过程,在生命研究中是可逆的吗?诚然,“”拆起来很容易,举刀便成;“变”起来也不难,尸体可偷、可讨、可买;“化”起来更简单,只需把不想见到的部分屏蔽于视野之外即可,或干脆闭上眼睛任凭猜测亦可。然而能将拆开的肢体、器官整合如初吗?能令尸体复活吗?能用简单的细胞及其功能代替复杂的人体吗?能以“不屑一顾”来使多因素变得单一吗?天方夜谭!这就难怪爱因斯坦要毫不客气而且不无偏激地说:“没有一种归纳法能够导致物理学的基本概念”,“以归纳为主的方法”应当“让位于探索性的演绎法”了。
由此可见,这个被恭奉为“方法论的第一次大转变”,实质上是近代西方科医学对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叛离,是在方法论上陷入了囹圄,是在认识史上误入了迷途(抑或走了回头路?)。当然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合情合理”的,是人类认识史上难以避免的;当然也不是全无根据、全无作用的;而且其作用还是独特的、为其对立面所不具备的。从(也只能从)这个意义上说,谓之“丰硕的成果”乃至“伟大贡献”便无不可;作为某种补充亦确属必要。诚如恩格斯所说:“辩证法是唯一、最高度地适合于自然观的这一发展阶段的思维方法。自然,对于日常应用,对于科学的小买卖,形而上学的范畴仍然是有效的。”
尽管如此,“分析归纳法”(即还原论方法)不可能也不应该成为人类认识客观世界尤其生物界的唯一的或主要的方法。它在东方文化和中医学中僻处一隅理所当然;它在西方科学文化中的“让位”也已经势不可免、指日可待。
罗等谓:“然而,随着这种转变,几个世纪过去了,还原论和近代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一方面使我们对生命体及疾病现象的各个部分和细节的原因了解得更加深入和准确;但另一方面对于整体的系统性认识变得支离破碎了。我们已从古典医学的‘对于整体系统性认识要比对这个现象的任何部分知道得多’的知识状况,转变成‘对于各个部分的原因要比对整体的原因知道更多’的状况。
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出现了研究整体现象的数学统计方法、能量守衡和转化定律、比较解剖学、比较生理学和生物进化论等一系列新兴横向学科,反映了整个自然科学战略、方法论的转变。在生物学领域,这种整个自然科学战略和方法论的转变带来的影响,主要反映在旧的整体论和还原论、机械论和活力论长期论争的基础上产生了现代的机械系统论。……系统论的出现是适应现代综合研究生物整体的需要。不少学者认为,系统论的出现是继相对论、量子力学以后,又一次改变世界科学图景和当代科学家思维方式的方法论革命!是西方科学技术革命的主要特征之一。
当代医学就正是面临着这种从还原论到系统论的变更时期。”
最后,罗等总结说:
“由以上分析,我们看到了方法论和医学发展相适合到不相适合,再到新的基础上的相适合,即一个从整体-部分-整体,从综合-分析-分析综合的统一,从感性具体-抽象-理性具体返回到自然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认识过程。这也就是医学方法论历史演化的规律。”
引按:
林等对爱因斯坦是尊崇的,但对其思想却莫名其妙且表现出格格不入。罗等因受机体系统论的影响,已经认识到当代医学正“面临着这种从还原论到系统论的变更时期”,认识到“整个自然科学研究战略、方法论的转变”。这似乎比林等的“历史必然论”进了一步。但罗等同样为研究“微观机制”的“丰硕成果”所拖累,把整体方法和分析方法的原则区别肤浅地归纳为“整体”和“部分”的研究,不知道“”原始整体论和“机体系统论”所研究的整体本身已经包含着局部——没有局部何来整体?而分析归纳法所研究的部分已然脱离了整体、破坏了整体。因此两种方法论之争就不再是什么侧重研究整体(宏观)和侧重研究部分(微观)之争。否则,二者就是对等的,无所谓“转变”、“让位”乃至“革命”,叠加起来即成。如是林等“在分析-归纳的基础上进行更高度的综合-演绎”之论便宣告成立;罗等“从综合-分析-分析综合的统一”模式便至高无上。
罗等似乎看到了“方法论和医学发展相适合到不相适合,再到新的基础上的相适合的情况,但是他们并没有弄清楚,这仅仅是西方的情况,不是”整个医学方法论“的情况。他们恰恰把它误认为后者。因此,他们和林等一样,虽然身为华人,且身居中国,但对自《周易》、《内经》以降,中国科医学的发展与其方法论始终相适合(尽管受到干扰)的情况,似乎是一无所知。
人们肯定会问:在中国,既然科医学的发展与其方法论始终相适应,那么为什么没有取得如同西方那样“丰硕的成果”和“伟大的贡献”呢?我们在“数量之富”和“速度之快”两点上应当承认差距,但在“质量之优”和“贡献之伟”两点上必须保留。理由是,首先,“畸形发展”和“稳步发展”必然造成数量和速度两点上的差别悬殊——但观市面上劣质品比优质品要多出千百倍便知。这没有什么值得拼命追求的。其次,即使这种数量和速度上的悬殊,也不应归咎于中国的独特方法论原始、陈旧、落后,而应该归咎于中国学者对于自己祖先的伟大创造与发明不予重视的人太多,不畏艰辛去涉猎的人太少。诚如彭培根先生言:“我们现在不行,只表示今人愧对祖先。”如果不是这样,中国传统医学就不会进入“没有深度的文化沙漠”,被强行“结合”成现在这种不中不西、不伦不类的穷
酸模样。
罗等比林等虽有进步,但立场并未根本转变。其口头上跟着嚷嚷“方法论革命”,骨子里仍然是“方法论调和”。所谓“医学方法论历史演化的规律”,仍然不过是大杂烩。他们和林等一样,仍然把系统论对于还原论、演绎法对于归纳法的“革命”、“转变”、“变更”、 “让位”等等视为“一个从整体-部分-整体,从综合-分析-分析综合的统一”,并把它称为“从感性具体-抽象-理性具体返回到自然的否定之否定辩证认识过程”。
这里,我们只须问一声:罗等自己提到的那个“还原论和近代自然哲学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到哪儿去了呢?事情便真相大白。原来它被塞进“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认识过程”中去了。试问:“辩证认识过程”能容纳“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吗?
应当指出,导致不少人在当前方法论交替转变过程中产生将两种互不相容的方法调和归并的思想倾向,与机体系统论等“新方法‘本身尚不成熟、不完善,或多或少还没有摆脱其对立面的影响有关;也与中医学方法论的总结宣传及普及程度不够有关。这也许是不宜过多责备林罗等的地方。
6-3、聂精保“中西分道”观
这是一位医坛新秀在辛勤耕耘中发现的闪耀着珠光宝气的科学创见。和林罗等完全不同,聂文才真正是立足于世界“整个医学”立论。尽管他的观点并不完全可取,但他没有随意践踏历史事实。
聂氏写道:“公元二世纪,东西两半球上几乎同时降生了两个医学巨人——盖伦(公元130-200年)和张仲景(公元150-219)。以他们为标志(似宜“起点”——引加),中西医学彻底分道,解剖学方面的差距也逐渐拉大。”
当盖伦大量大部头的解剖学专著问世之时,“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以其辨证论治的原则确立了中医临床医学发展的范式,几乎没有提到人体解剖,显然走上了另外一条独具特色的道路”。
“当维萨留斯正从刑场上偷盗尸体从事解剖研究,对盖伦的错误进行大胆批评时,中国的医学……”——却毫不理会地沿着《内经》、《伤寒杂病论》所开辟的康庄大道,昂首阔步、义无反顾地大踏步前进了!——引补。
引按:
1、前已指出,将《内经》作为“整个医学”“启蒙(第一)阶段”(假如这一提法能够成立)单方面的“代表(范本)”是不适宜的。迄今为止尚未发现有迹象表明在《内经》或古希腊罗马时代东西方存在医学交流的情况,当然更谈不上《内经》“启”西方古典医学之“蒙”。然而只要我们设身处地地想一想,也不难体会到林罗等的为难之处。既要列述原始的、古老的“整体方法”,只有《内经》中才有,既完整又系统且杰出。《希波克拉底文集》(本书它处简作《希氏文集》或《希集》以和《黄帝内经》、《内经》相提并论)虽然不乏杰出的医学整体观,却并未形成整体方法论,难与《内经》匹敌。于是只好移花接木,东冠西戴了。然而历史不能任人随意摆布。《内经》水平无论怎样高,有没有资格和权利取代《希集》作为古典西医开山祖师的神圣地位。
此处聂氏提到了公元二世纪,同样不见东西方文化有直接交往的迹象。中西医学的分道扬镳,基本上是在互不通气情况下的各行其是。
聂氏在此捉住了一个最重要的事实,即中西医学的彻底分道,是以解剖学方面的差距拉大作为标志的。一方面,盖伦醉心于解剖研究,产生了大量大部头的解剖专著。另一方面,张仲景对人体解剖毫不问津,照样看病,其疗效还了不得。这种历史的巧合固然极具“偶然性”,但却是人类思想史和中西医学发展的必然结果。它充分表明,中西医学至此在哲学方法论上断然分离。
2、引者在聂氏原文之末,即“中国医学”之后,用了“……”,并补上了自己的话。被省略的原文是:“中国的医学却笼罩在尊经崇古的阴影中,医家们正在高唱‘理必内经,法必仲景’”。此句行文在引者看来,与聂氏自云“显然走上了一条独具特色的道路”一句气氛是何等的大相径庭而自相矛盾!因有其使聂氏重大发现再度蒙尘的危险,我们不得不作了也许有违聂氏原意的“篡改”。明人不做暗事,在此特予申明。
6-4、张慰丰“纵横辨析”议
如果说前面的研讨有助于了解世界医学发展史及其方法论演化史的梗概,那么张氏的“纵横辨析”则能帮助我们对中西医学根本分歧的历史渊源有较为全面的深入了解。
张将《黄帝内经》与《希氏文集》视为“代表中西医学两大体系的奠基性著作”,并从这两部医学巨著入手,对比分析了《内经》与《希集》、仲景与盖伦、定性与定量、分析与综合、黑箱与白箱等的异同。张氏宏议,比林罗等的“代表说”、“范本论”更为客观而少有主观片面性。此处因限于篇幅,引文从略。
引按:
张氏作了扎实的工作,他帮助并引导我们接触了中西医学哲学与方法论深刻分歧的一些主要方面。尤其是对于西医方法论的类似于“自省”式的文字,帮助我们这些无法系统学习西医学的纯中医打破了对西医方法论的无知与盲目崇拜。张氏对于中西医学两者都是下了功夫的。作为一个西医(西学中医?)能做到这一步实在难能可贵。我们看到,张氏已经从西医方法论陷入不可解脱的危机这一点出发,在相当程度上看到了中医方法论的优越性和光明前途。
6-5、结语
综前所述,中西医学方法论的根本分歧,产生于公元二世纪,以盖伦创立西医解剖实验方法,仲景奠定中医辨证论治原则为起点,以人体(动物)解剖的差距急剧拉大为标志,中西医学在方法论上自此彻底分道扬镳,终至今日形成两大各具特色、互不相容的医学体系。
此前,我们从《内经》和《希集》的比较中可以看到,中西医学虽然天各一方,信息不通,所获成就亦不无悬殊,然其作为主体(各自均有其对立面存在)的方法论,却极其接近或相似。嗣后,仲景继承和发展了《内经》的方法论,创立辨证论治体系。后世的中国医家,便奉《内经。《伤寒》二书为圭也圭臬,遵循“以象之谓”的方法论原则,,继承、补充、发展、完善着前人创立的基业,一如既往,齐心协力,历时数千年,建造起令当今世界刮目相看的中医学术大厦。设若盖伦不恃其聪明而离经叛道,继续遵从希氏遗训,那么中西医学必是齐头并进、等量齐观;那么西方医学何至于滑向“第一次方法论的大转变”,继而又被迫实行“第二次大转变”,从而形成西医学术发展史上一个巨大的历史大回环;何至于导致未来医学发展的蓝图和方法论武器,竟然要由一向被人瞧不起的传统中医学单方面提供;何至于被中国某些学者至今奉若神明的西医解剖实验方法,在它自己的发源地几乎陷入如果不实行医学模式的“第二次大转折”,便会众叛亲离的困境?!
如果我们并非依据“一家之言”和“一己之见”综合引出的上述结论能够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和学者们的推敲,那么,不管以往的医史权威们乐意与否,中西医学哲学方法论的发展演变史就应当以此为纲重新改写。至少,中国传统医学自《内经》奠定方法论基础以来便坚定不移、一往直前发展的雄辩历史事实应当补入而不容抹杀——如果医史专家们尊重历史、尊重事实,愿意为历史负责,为人类负责,为子孙后代负责,为医学的未来发展负责,同时也为他们自己的医史著述负责的话。
注:本文由何德生、李凤珍联合署名,曾被收入《首届全国中医未来学研讨会论文集》(1989年10月);1992年4月在广州“首届全国中西医学比较研究学术会”上由李凤珍大会宣读并被收入《论文集》。
第七篇 中医特色和优势及其保持与发扬
引言
中国国家中医管理局前局长胡熙明在“第四十届世界卫生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一个国家实现世界卫生组织战略目标的过程,应该是结合本国国情,充分发挥自己优势去实现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各项规划的过程。中国的特点和优势之一就是传统医学。”
胡熙明在此将“传统医学”作为“中国的特点和优势之一”提出,无疑是十分正确的。世界不少国家都曾经产生过传统医学而且至今仍有遗迹可寻,但没有一个国家的传统医学能像中国的中医这样以其系统、连贯、缜密的理论体系和卓越的临床疗效保存至今且著称于世。毋庸置疑,中医失传、中医萎缩、中医西化、中医变种,都将意味着中国在卫生事业方面的特点和优势丧失。于是,正确认识中医学的特色和优势并加以保持和发扬,就成为紧迫问题而提上议事日程。其重要性在于,中医学能否保持和发扬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将关系到中医学是否具有独立存在和发展价值,从而决定中医学的存亡。
傅景华等正确指出:“中医学能否自立于世界科学之林,其关键在于能否正确地认识自己,从而保存和发展自己。以此,充分认识中医学的特色和优势,分析中医学术发展的现状和问题,是振兴中医的前提,是制定中医总体战略的基础。”
在本书中,关于中医学术的特色和优势问题,是解决其它一系列认识问题的基础和出发点。
7-1、特色和优势
7-1-1、概念和意义
目前学术理论界谈论中医学特色和优势的无章不少,但人们对于“特色”和“优势”两个概念理解各不相同。笔者认为傅景华氏给出的定义相对说来比较合理。
“所谓‘特色’就是区别于参照物或参照对象的特点……我们所讨论的特色是指中医学的本质性特征。”
“所谓‘优势’是指在一定的前提下,较之参照物或参照对象更为优越和领先的特点。”
“特色和优势是在比较中存在的。”
赵季仁氏对中医学的特色和优势作了原则性与概括性的说明:
“中医学在对人体生命过程的探索中,由于与西医学在研究层次、思维方式、认识方法及时代背景、科学基础方面的不同,导致了中、西医学各自不同的特色和优势。中医学动态的、整体水平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与阴阳五行、脏象经络、辨证论治等理论,以及中药、针灸、气功、按摩、养生等治疗手段,都在科学研究和医疗实践上具有明显的优势。”
傅景华则将中医学的特色和优势与近代以来的历史状况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具有更深刻的理论指导意义与针对性:
“传统的东方文化是中医学术的渊源,在这一背景下形成的中医学思维方式、研究方法、概念体系、理论范式、实践内容和诊疗技术等,与西医学异峰突起、双水分流,各具不同的特色和优势。但近代以来,中医学术界的一些人却改弦易辙,力图向西方科学哲学及其医学体系靠拢,以寻觅其理论归宿,一再从良好的愿望出发而误入歧途。”
本书将中医学的特色和优势及其保持与发扬作为专章列出,正是基于人们旷日持久、日甚一日地将中医特色和优势作为“落后”、“不科学”、“短处”等等加以鄙弃和排斥。殊不知恰恰就是某些人极力加以革除的这些“特色和优势”,体现了中医学的真正科学价值,乃是中医学的精华。正是它们决定着中医学的独立存在与发展。
7-1-2、反映与体现
傅氏不但明确给出了关于“特色和优势”的概念和含义,而且还和傅立勤等一起对中医学术的特色和优势作了纲要性的阐发。本书以傅氏纲要为基本线索对本章主题作进一步的说明。笔者认为,有比较才有鉴别。对于中医学特色和优势应当着力去发现,有多少就应该揭示多少。
由于医学理论不能脱离临床实践,而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最大特色之一就是理论与实践、思想于经验的高度结合。所以本节还随手摘取了一些临床材料(挂一漏万,也许在杏林高手看来并不典型或杰出),作为必要的实证和补充。在笔者看来,这些临床材料对于说明中医学术的临床特色和优势尤其重要。而临床材料的有无以及对其重视的程度又是鉴别“空头理论”及其理论家的试金石。
7-1-2-1、关于中医理论方法的特色和优势
(1)中医学的自然观
中医学以阴阳五行为指导去认识世界,形成了有机的整体自然观。它认为整个宇宙都是由形和气两种基本物质形态构成,每一具体的物体,都是形气相互转化的生存之宇。阴阳二气的对立互根,三阴三阳的离合运动,五类形质元素及其相应状态之间的生克制化,形气两大类物质的互相转化,是宇宙乃至人体物质运动的基本形式。亦是万物之间辩证统一关系之所在。
这是一种物质因素和事物关系统一的理论。它的深刻意义,尚未被大多数学者所认识。这也就是李约瑟所提到的为中国文化所独有的“有机的自然观”(其正在为西方现代自然科学所“被迫采纳”)。
在现代西方科学和哲学领域内,物质元素和事物关系被严格区分为两大范畴,表现为自然科学和哲学的分工。而当代物理学以及系统论的研究成果表明,将元素和关系划分为两大范畴是不合理的。中医学这种物质理论和哲学理论的统一,是一种按照客观世界本来面目来认识它的先进理论的雏形。
中医学的阴阳五行形气学说,内涵着时间空间、物质元素、运动规律,以及质量、能量、信息、形象、相互关系等一系列客观存在的统一。如《素问·天元纪大论》曾生动地描述了中医学对宇宙自然总联系的认识:“太虚寥廓,肇基化元,万物资始,五运终天,布气真灵,总统坤元,九星悬朗,七曜周旋曰阴曰阳,曰柔曰刚,幽显既位,寒暑弛张,生生化化,品物咸章。”文中将太虚、宇宙、万物、生命描述为一个环环相扣生化不息的有机整体。无涯的宇宙,充满了生化的大气,万物由此而孳生。太虚总统天地,天气统摄地气,天地又主宰着形类。恒星、行星无不影响着自然界的阴阳刚柔,从而影响着物类和生命的进化繁衍。由太虚元气所化的时间、空间以及恒星、行星、昼夜、四季、万物与生命,构成了一个严格的系统的整体,一个有生命的宇宙。这一自然观认为,人与宇宙同源,是物质运动的一种表现形式。因此,有一个既包括宇宙又包括一切生命现象在内的统一的但不能人为简化的客观规律。
与上述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整体、联系、运动)迥然不同,在近代西方世界,随着十六世纪新的自然科学理论的诞生和机器的发明,自然界被看成是庞大的“机器”,各部分之间的有机联系被忽略,不再有人理会“整体大于部分之和”这一古希腊的至理名言。十九世纪中叶,达尔文进化论出现后,自然界不再被看作是一部机器,而是被看成不断发展的过程。但是人们又认为进化是生命和环境对立的产物,有机体与自然界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中医学则不仅认为宇宙处于不断的发展之中,并认为生命的进化与宇宙的进化是协调一致的。
中医学上述自然观直接继承和发展了《周易》的学术思想。中医理论的阴阳五行学说与《周易》有密切关系。
明·张景岳深刻揭示了“医易同源”的关系,显示出中医学术体系“医哲一体”的本质特征。其《类经附翼·医易义》云:“宾尝闻之孙真人曰: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每窃疑焉。以谓易之为书,在开物成务,知来藏往;而易之为道则调元赞化,起死回生,其义似殊,其用似异。且医有《内经》,何借用于《易》?舍近求远,奚必其然?而今也年逾不惑,茅塞稍开,学到知羞,方克渐悟,乃知天地之道,以阴阳二气而造万物;人生之理以阴阳二气而长养百骸。易者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合阴阳消长之机。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阴阳也;医易同源者,同此变化也。”
任应秋亦认为“医通于易”。他借助于恽氏大论作了如下阐释:医通于易,自来医家都有这样一种说法。但究竟如何相通,很少有明白晓畅的解释,甚至有的把《易经》看作是不可思议的神秘典籍,因而把医学理论也弄得很神秘。恽树珏(即恽铁樵)则认为《内经》与《易经》有共同的基础,故其理论,不仅可以互通,而且有密切的关系;不仅并不神秘,而且完全可以理解。他说:“《内经。常言‘少壮老病已,生长化收藏’,此十字即《易》之精义。含生之伦,无论动植,莫不有少壮老病已,生长化收藏。而尤妙者在生则必长,少则必壮,壮则必老,老则必已。已者自已,生者自生,万汇纷纭,绝无一刻停息。毕竟孰为之?孰令致此?则时序为之也。夏暖秋必凉,冬寒春必温。假使无温凉寒暑之变化,则无生老病死之变化。自今日言之,南北极终年冰雪,动植不生,殆近于无变化者。古人虽不知有南北极,然早已洞明此理,故《内经》全书言四时,其著者明如‘彼春之暖,为夏之暑,彼秋之忿,为冬之怒’。如敷和、升明、备化、审平、静顺各纪之类。《易经》则曰:‘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知万事万物无不变化。故书名曰《易》。知万事万物之变化由于四时寒暑,四时寒暑之变化由于日月运行。欲万物不变,非四时不行不可,欲四时不行,非日月不运不可。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乾坤毁,则易不可见矣。’四时为基础,《内经》与《易经》,同建筑于此基础之上者也。”
山西赵炎琐如此强调中医学的本质特征,自有其道理:“……特色乃由本质特征所决定。西医属现代医学,也搞整体系统研究,也讲预防为主和重视正气。那么,中医和西医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呢?愚以为区别就在于整体恒动这一根本观念上。
人的生命是在永恒变化着的自然界里生长壮老已,生命的过程是人体内外物质的不停顿地交换,‘非出入则神机不化,升降息则气立孤危’(《六微旨大论》),‘故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这些经文看似简单、浅显,在中医文献中到处被引用,可谓“俯拾皆是”。也难怪行外的涉猎者见此颇生腻烦。可是要在具有西方科学技术头脑的人生思想上牢固树立起这样的观念——或者换一句话说,这些基本概念要打进他们那根深蒂固的“实体论”的头脑,又谈何容易!然而正是以这种极其简单、极其浅显、极为普遍而又极易为人们所忽略,但却无人可以移易或推翻的观念作为牢固的基础和出发点,古老的中医学得以建立起自己久经考验的理论大厦。此大厦与天地同体。除非天地毁、四时不运,春温、暑热、秋燥、冬寒等消失,中医理论大厦才会坍塌——笔者插)。健康是这种运动的适度稳态,疾病是这种稳态的‘失调’,治疗是对‘失调’的调整——生命在运动中,病亦在运动中,治还在运动中。这是中医用‘动’的观点辩证地、发展地看问题的角度。《内经》‘人与天地相应’,‘成败倚伏生乎动’,‘变化相移,以观其妙,以知其要’,就是这种观念的具体论述,只不过未提出这样一个概念而已。况且‘上穷天纪,下极地理,远取诸物,近取诸身’的以类比象法成了历代医家之宗,他们以无数直观的事实进行类比、概括,从整体上把握生命与疾病的运动,又从运动中考虑人体内部以及人与自然界的联系,才得以避免那种割断联系的、静态的认识和分析方法上的缺陷,指出人体内部物质运动的矛盾和发展规律,揭示整体水平上的‘超功能’部分的特异性,强调高层次对低层次的支配控制作用,而著书立说,造就了中医学的人体观、疾病观、治疗观。
整体恒动观既强调人体内部的协调完整性和人与自然社会的统一性,又注重在此基础上的运动变化及其内在矛盾的根源和规律。这种把自然、社会、心理三方面统一于说明病理、归纳症候、诊断治疗、制方定法、量药达幽等等的整个过程,这种把自然现象(宜改为“规律”——引加)贯注于生命观、疾病观、治疗观之中的思想和四诊合参、全面分析、综合判断,局部与整体有机联系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和理论,较比西欧之医,自有珍贵之处。”
引按:和上论相反,某些人把在相反自然科学的东方回归中,现代西医理论医学受到系统论影响所搞的一点点还不成熟的“整体系统研究”——这种研究根本不是近代西医所具备,且远未为现代西医临床所普遍接受——看得比中医经过几千年反复锤锻的整体恒动观还要“先进”,还要“科学‘,并进而鼓动中医学向西医学看齐,声称非如此中医学便不能生存。这真叫人啼笑皆非。和赵氏大论相比,这种论调显得多么肤浅和荒唐!
赵氏总结性指出:“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归根结底是保持这一核心观念,只有在整体恒动观念指导下,才能深刻理解和发掘只有的理论,才能正确继承只有的学术理论,达到历史的最高水平。”
(2)中医学的方法论
现代西方医学的主要方法是“实证分析法”,即按照结构层次逐级深入地对人的实体进行还原性分析、解剖,将整体还原为微末的组成部分,以此来说明整体的功能和变化。中医学恰恰与此相反,主要采用“模式综合法”,即以自然界的生化模式,类比人体的生命过程,以自然之常类拟人体之常,以自然之变喻人体之变。通过辩证思维,建立效法自然的抽象生理、病理模型,作为生命实在的“神似物”,如脏象学说、经络学说、伤寒六经辨证、温病卫气营血辨证等,都是经过思维再创的抽象模型,而不是对具体实在过程的机械描述。它追求的是本质特征和变化规律的“神似”,而略于形迹的逼真。
模式综合法与实证分析法各有利弊,但不能简单地视为“半斤八两”,或随心所欲地合而为一。就前者而论,它抓住未知物与已知物的相似性,能够从本质上把未知物的特征简要地描述出来。因而在利用药物、针灸、气功、摄生等方法的整体综合效应,对生命活体进行整体综合调控方面,显示出一定的优越性。实证分析法仅仅适合于对无机物和机械进行研究,或将生物有机体降格为无机物或机械进行研究。我们看到,即使对于无机物的研究,现代物理学也开始大量使用模式综合法,如卢瑟夫原子结构模型,就是基于与太阳系类比的抽象思维产物。自从量子论和相对论诞生后,人们认识到,对微观世界越来越难以进行实证研究了。理论物理学也被迫越来越多的采用这一方法。因此,绝不能以中医学的脏象、病机等学说与西医解剖、化验对不上号,而轻率地否定这一独特方法论的科学价值。我们之所以反对对于实证分析法即解剖分析、仪器检诊等等的顶礼膜拜,道理就在这里。
西方现代科学的前沿已经证明,即使是对于无机物的研究,实证分析法也不是最佳方法。这是因为无机物同样处于“变化”和“联系”的世界之中。只不过其自身的变化较之有机物缓慢微小而不易在短期内为常人或肉眼所察觉罢了。
(3)中医学的思维方式
目前科学界认为,人类的思维方式可以分成三类,一是抽象(逻辑)思维,二是形象(直感)思维,三是灵感(顿悟)思维。当代的思维科学,仅对抽象思维有一定的研究,出现了有一定理论和概念体系的逻辑学。它是近现代自然科学的主要思维方式。形象思维和灵感思维尚未被认真研究,但它们恰恰是创造性科学的重要思维方式。
中医学的思维方式是形象思维,而且倾向于整体形象。中医学史上的所谓“上工”或“神医”,则是形象与灵感思维的结合。形象思维的方法在中医学里称为“取类比象”。英国斯巴克斯不久前讲:“这是一种不同于简单科学归纳的思维,而是复杂的、多途径的、多回路的思维。”
欧阳錡曾论及中医学的理论思维特征。他写道:“……辩证的思维方法,不是把本来联系在一起的各个环节隔离开来考察,而是在客观运动各层次上、不同广度和深度上揭示客观形式彼此间的辩证关系。中医对待临床上的各种复杂现象,也从其彼此间的相互关系研究其内在联系,研究其转化关系,从而不断地把认识引向深入,揭示各种疾病的特殊本质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这正是中医长期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原因。”
凌立坤提出并坚持的所谓“反逻辑方法”即“模式思维”说,可以从中医学获得强有力的论据,并可视为是对中医思维方式的很好说明。
他写道:新发现的方法仍然可以称为“反逻辑方法”。思维科学中有逻辑方法与反逻辑方法的出现。思维中出现了模糊,人们反映这一模糊状况就不单用概念,而且用模型、反映模糊、表现为模式以及模式的变换。这些都说明它比普通逻辑思维前进了一步,而且比辩证思维有新的发展。构成模式思维的方法步骤是:1、根据思维对客观对象的形式的和辩证的反映,加上对未知事物、规律的猜测、假说,通过思维的加工而构成模式;2、通过模型而对客观形象的模拟得到对象整体的模糊认识;3、通过思维的弹动——接近反映对象真实面目或理想面貌的反复优选活动(它内涵实际活动的因素)而认识对象。可见,模型、模拟、模糊、模式,构成模式思维的特点和因素,它是思维指导实践的必经步骤。
“这一模式思维方法,把它同以往的方法相比,就可以知道,以往人们认识对象采取概念、判断、推理的形式;人们从静态方面去研究这些形式出现普通逻辑体系,而从动态方面去研究这些形式就出现辩证逻辑体系。那么模式思维则认为,思维的起点不仅是概念,而且是模型;对事物的判定不仅是判断,而且是模拟;对事物求取新知的方法,不仅是推理,而且是模式。它是用一般概念和辩证概念去构成模型综合运用各种判断并模拟反映判断包含不了的东西,甚至反映客观上根本不存在的东西(此句表述似欠妥。“客观上不存在的东西”,岂不是纯主观的东西?似宜改为:“无形可征的规律性一类的东西”。“规律性”等虽无形可征但同样是客观存在而非莫须有。——引加)。所以,模拟要比判断的内容丰富、充实。而模式既包括以往推理结论,又有模式事物弹动的特性,使人们得到更多更新的知识(俗语云“举一反三”“见多识广”似乎也是讲这种模式思维——引加)”。
引按:凌氏的“反逻辑方法”大论正在受到锤锻。从中医特点看来,其表述是很有道理的。例如中医临床对所谓“柴胡证(少阳证)”的认识,就是一种较为典型的模式思维。“但见一证便是,不必悉具”,即言中医在诊疗中只要见到被诊病人的主症和经验过的柴胡证的必见症之一,即可以认定为此证而与小柴胡汤治疗,并不要求前后两病人的症状及体征乃至体质完全相同(实际上也是不可能完全相同的)。其取效虽有程度上的差异但绝少出现无效甚至反效的情况。笔者由于对思维科学领域涉足不深,尽管联系中医临床思维过程操作某种“心有灵犀一点通”之感,但还不敢贸然下结论说:中医的临床思维特征之一就是“反逻辑方法”。然而有一点却是肯定的,即与这种“反逻辑方法”为常规逻辑方法不容一样,中医的相当成功的独特思维方法同样为常规逻辑所不容。我们现在至少可以从凌氏大论中获得如下教益和启示:即在常规的经典的逻辑体系之外还另有一个新的天地;截至目前为止的逻辑学的成就还远没有终止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以及对于人类自身思维规律的认识。
带着这个观点再来看看李某对于中医运气学说的责难:运气学说“不具备科学理论的严密的逻辑证明,没有借助逻辑证明来说明其真理性,揭示自然界气候变迁及其与人之间的必然的逻辑联系。”
这里的所谓“逻辑”,显然是传统的、经典的、常规的逻辑。如果仅限于此,则李某论断确澡无误,中医的运气学说确实没有也不可能为现有的常规逻辑所证明。但这并不足以否定运气学说是科学理论。因为李某所论还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常规的逻辑是否已经达到能证明或阐述运气学说科学性的境界?常规逻辑远非万能,更没有穷尽真理。运气学说乃至整个中医理论的所有学说极富奇特性、独创性,几乎全为常规逻辑所不容。它们也许只有待诸来日,依据凌立坤提出的“具有模糊性、偶然性、瞬时性和创新性特征”的反逻辑方法(即形象思维、灵感思维等等)才能加以理解和说明(请特别注意:是“说明”而非“证明”。请千万别忘了,用以证明或判定医学理论科学性的唯一标准只能是临床实践)。
关于思维的特征尤其是医学思维,姜兆候也有深入思考。他指出:形象思维作为与抽象思维不同的一种思维方式,总是普遍地被运用着,两者相辅相成,互相渗透,共同为医学科学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有时形象思维还是取得杰出成就的诱因。
姜氏指出:形象思维是客观存在的基本思维形式。它是指“用形象来思维”,“用形象来思考”,就是大脑通过大量的个体形象的记忆进行综合地再现。
形象思维也具有思维共有的特征,即有理性功能和能揭示事物的本质,它不像抽象思维那样通过创造概念,进行判断、推理来认识事物的本质,而是创造形象来认识事物的本质。这种创造是通过主客观形象资料的联系对记忆中的各种形象加以比较、概括和综合,通过把分散的感性材料构成一个典型的总体形象来认识事物本质的。
既然形象思维也是认识客观世界本质的一种思维方式,那就不只是艺术家和和文学家才特有的思维方法。对探索、认识疾病本质的医学家来说,形象思维也妙用无穷,以至必不可少。
姜氏正确指出:医学科学是生命科学中最复杂、易变、多样,而且是有声有色、形象万千的学科。英国学者贝弗里奇在《科学研究的艺术》一书中精辟地指出:很多人发现:把思想具体化,在脑海中构成形象,能激发想象力。古代医学朦胧的、朴素的、闪烁着智慧火花的见解往往与当时的哲学思想、宗教意识糅合在一起,混融于某种形象之中。
提到“形象”,极易与中医相通。举个常见的例子:一眼看去目黄身黄,一问尿黄,中医即可迅速确诊为“黄疸”,因为此证已在有经验的中医头脑中构成了形象。不若西医同道硬要等到化验结果出来才能确诊。其治疗效果又还远不如中医药理想。此化验在中医看来无异于画蛇添足、劳民伤财。
和形象思维密切相关,宋知行氏深入探讨了中医思维的艺术性特色。宋氏写道:
意象是一种概括性的形象,而见诸文字,必须使其具有鲜明生动性和直观可感性,然后才能使别人获得印象。于是,一连串的艺术手法(如比喻和夸张之类就是最常见的),不可避免地被引入到中医学里。另一种情况,如脉象、面诊、指纹、舌诊等,在其动势、图像、形状、色彩等的表述上,与真实情况都有距离,也可以认为是由于对意象进行描绘的结果。
然而,以语言描述意象,有其短处。那就是语言尚不足以完美表达意象,因而在文字上势难避免模糊和近似。这样,当以文字所描述的意象在重新诱发他人的想象时,又要求他人对于意象的复现作出补充和调整。这时复(发)现的意象与原文的意象未必等同。由此可以说明,学习中医随师诊治的关键,不只是在于获得语言文字上的传授,更需要得到在病机、用药上的“”意象
形成上的一致,而这正是目前我们在培养中医人才上有待加强的方面。
总之,由于中医之疏于形态解剖、药理机转,致使中医在论说生理、病理和方药作用时,广泛采用对意象的描述。诚然,以艺术方式来表达人们心目中的意象,是文艺创作的基本规律,但现代科学尽管其主要认识方法是抽象的、逻辑的,仍不乏意象的表达。诸如原子结构的日心模型、有机化合物主体的构型等,就是明显的例子。然而像中医那样运用语言文字描述众多的意象群体,实属惊人。故尔可以认为,这是中医学认识论中的重要艺术方式之一。
引按:显然,以上正是中医学与众不同之处,神奇之处,玄妙之处,难学之处。因之中医人才也不可能像西医那样用一个模子浇铸。聂精保提出:“中医学更像讲求神韵的艺术。”这一新论有着极强的生命力。
宋文提到中医认识论的另一重要艺术方式:典型化。
例如:脏腑的各具个性,就是极明显的;对六yin性能的归纳,也是很突出的。这都是中医理论中的基本认识。更复杂的典型是,在确定“证”时,一系列的症候与一定的病因、病位、病势、病性相结合,从而形成一种相对固定的证型,并有相应的治疗方药。《伤寒杂病论》中的汤证,后世各家创立的方证等,在临床上对辨证施治有指导意义,因而流传不衰,应该说是与这些证所具有的典型性有关系。方剂学中的各种成方,方中各药君臣佐使缜密组合,包含着对病因、病机、证候、体征的解决,是临床处方作为借鉴的规范,也是一些典型。这些证型、成方的产生,所经历的认识过程,无可否认,是由于对大量症状和药物的提取和组合,因而当属于典型化的原则和方法的运用。而中医在临证时对大多数病症的辨证,都是以某一典型证型作为准绳来进行的;在处方时也很少单用某一成方,每须根据情况加减化裁(这是由于患者具体证情不肯俯就诊疗规范的缘故——引加)。这类认识和处理方法,与现代医学差距甚大,亦与一般精密科学不同。
与此相联系的是,在中医的各家医案中和临床诊治上,都可看到这样的现象,即辨证是相当灵活的。在某个范围里,症状、体征和脉舌可以允许有一个质或量上的参差不齐,但都可辨证为同属一个基本证型,而治用同一基本方剂。有的时候,其证候上的表现甚至可以出现较大的差异。譬如,《伤寒论》对
桂枝加
附子汤的认证是:“太阳病,发汗,遂漏不止,其人恶风,小便难,四肢微急难以屈伸者,
桂枝加附子汤主之。”其证当为卫阳虚弱。在证候表现有所不同时,仍有以此认证的。近代即有这样的医案:一岁半小儿,于
伤风汗后,目珠上瞪,四肢抽掣,虽为邪束而痉,却因误汗伤卫,仍以该方主之而愈(《谢映庐医案》)。于此可以看出,症状表现上的变形,不足以妨碍它们属于同一证型。这就启发我们,中医的相当一部分灵变巧思,就来源于这种证的辨认。所以,在证的辨认中的形象思维,乃是中医认识论的艺术的表现。
宋氏最后总结道:中医认识中蕴含的艺术性是多维度的、立体化的。作为实践和经验的医学活动,势必经历了长期的严峻的筛选和淘汰,凡是那些不符合客观规律的意识,都被无情的剔除出去,缘此之故,才使现在还保存在中医理论和经验中的那些艺术认识,在一定程度上还能“切中”客体。这才是中医认识论中的“艺术掌握现实的方式”的奥秘所在。
引按:文中“筛选”显然是指筛去那些被临床实践证明无效的部分。这里只能以临床实践为唯一标准,不能以所谓“精密科学”为标准。若以号称“精密科学”的现代西方医学为标准,就会连那些卓有实效的部分也会全部被筛掉。
宋氏还专题深入论证了中医学思维的语义型特征。这对于帮助我们深刻认识和正确评估中医特有的认识方式很有价值。
宋文作出:中医学思维在大多数情况下均具语义型特征(自开展人工智能研究以来,思维科学将思维模式分为符号型与语义型两类)。中医药学的语言文字的含义,往往具有多维多元性。这种多维的不确定性,在语意上可以呈现以下的性质:
多义性。中医经典及著作,被誉为:“其文简,其意博,其理奥,其趣深。”尤其是一系列名言警句,一字一音都可以有多重含义。阴阳精气之类自不待说,五行、标本概念也是够复杂的。
模糊性。不少文字,不确定性很大。其原因在于解释上的或此或彼、亦此亦彼,具有模糊而不清晰的特点。“诸痛痒疮,皆属于心。”前句究竟指几个症几个病,就很含糊;后句“心”又可改作“火”。语意上的模糊,使思路在有所侧重的同时,并不排斥相对立相补充的含义,由此增加中医思维的灵活性。
秘藏性。许多文句,在其表现字词的后面,经过领会,可以理解其深刻的内在含义。例如,论五色之顺逆:“赤欲如白裹朱,不欲如赭;白欲如鹅羽,不欲如盐……。”历代注家和临床观察可体会,色之顺者多含蓄内在,说明脏气充实;色之逆者为枯槁浮露,反映脏气已败。对经文来说,后面的意义显然是秘藏于文句之中的,而于经文中未见诸字词,需要通过领会、理解,然后才能提炼得到。以经典为学术渊源加以发挥的各种学说,故不乏创见,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经文内在含义的揭示和阐述。
在学习中医的过程中,领会和理解典籍文句的多层次的含义,一贯被认为是中医治学的基本方法。存在于字里行间的“弦外之音”,应该说都是相对于表层含义的深层密义,需要通过融会贯通始能有所领悟。对于古籍文句的深入体会,均可因人而异,取决于各人的素养、经验和悟性。这种既从有字处又从无字处着眼的治学方法,从反面证明了中医典籍文句所含有的语义型特性。只要还有中医实践,那么随着临床经验的累积,对典籍文句的歧义还会增多,而这些歧义往往既不能完全证实,也不能完全否定。这正是语义型思维在验证上无法穷尽的缘故。
由于中医思维的语义型特征,故而历代前贤反复强调学习中医重在多读善思。罗天益所谓“医之病,病在不思”即是一例。前辈名家往往一面临床实践,一面研读经籍,以求参透和领悟文句中的多义、模糊和秘藏之类的深意。大匠诲人以规矩,而不能使之巧,但若达到灵变、巧思,即臻于化境,善于举一反三,引彼例此,匠心独运了。正因为如此,熟谙古文和哲学对于学习中医是有积极意义的。谚云:“医术一担,儒书一头”;“秀才学医,罩中捉鸡”。此皆可以认为是由于培养了语义型思维从而有利于掌握中医知识。
宋氏指出:语义型思维还决定了中医史上对经典、方剂等的无数注释、诠解、发微、索隐,以致有的含义已经远远超出其本意。这些文句的一再引申和发挥,已经可以把《内经》原文编出新书,而中医之道可谓尽在其中。这种仍旧使用同样的语言符号,而包含着多层次的认识结构,表明了语义型思维特征在中医药学中的重要地位。
论及中医学与悟性思维的关系,宋文写道:语义型思维所包含的多维性、秘藏性等,以悟性思维作为基础。当中医调动亲身的体验和感受,融入到理法知识之中去,新旧经验和意识内外的多种信息处于活跃状态,在心理高能动力作用下,突然融会贯通,使位于心理结构各个部分的体验、积淀重新组合,产生了渐悟和顿悟。语义型思维中的多维多元内容,往往需要借助于这类悟性思维而产生。没有语言的思维(包括潜隐意识和经验积淀等)乃是语义型思维的必要基石。
在谈到中医学与认识学说的关系时,宋氏写道:中医的语义型思维有不少需要倚重意象表达和动作表达的地方。观察每个中医学习、运用中医知识的过程,不难发现,无论是望、闻、切、按,还是中药的嗅味知道,都离不开中医个体自身的感受——机动体验,而使有关的思维较依赖于意象表达方式。尤其是切脉这种动作感受,从“指下难明”到真正掌握;辨证用药这种设想思路,从比较茫然到“图像清晰”,都必须经历较长时间的动作和意象表达的锻炼。只有经过大量的重复和累积,才能使与动作、意象直接联系的非语言的思维,储存在脑的不同层次,然后才能有意识内外的思维信息的活跃,从而使渐悟和顿悟成为可能。
宋氏最后指出:鉴于中医学思维介于文学艺术和科学哲学之间,故非语言型思维(包括感觉-机动和意象、图形等)在中医学中占有重要地位,除比较成熟的证型以外的临床和理论中,“词不达意”“难于言传”等现象将会经常存在。因此无论理论探讨和对疑难病症的诊治都不能期望有十分清晰的表述。
关于认识中的模糊性问题,模糊数学家汪培庄说:不能将“模糊”二字看成纯粹消极的贬义词。过分的精确反倒模糊,适当的模糊反而精确。在许多控制过程中,模糊的手段常常可以达到精确的目的。显然,汪论充满了辩证法。
黄延庭指出:“临床医学的种类繁多,变幻莫测,病人又是具有丰富心理活动的多层次和开放性实体,疾病的很多规律对医生说来还是未知数。临床医生在认识疾病和处理病人时,很难有绝对把握判定决策和预见治疗的结局,也不能对疾病的判断和处理完全准确无误,因此使用模糊语言是不可避免的。”
为常规逻辑和以“严格”“确定”标称的精密科学所绝对不相容的某些“悖论”语言,如“死马当活马医”、“治病治不了命”等等,在中医临床上用得很普遍。黄氏指出:“与一般不负责任的诡辩不能等同。”
刘亚娴具体论及:“模糊性是形象思维的表现形式,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中医临床思维的模糊性是它的一个重要方法。”“模糊性……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中医的长处。”
综上所述,现代认识论的新进展,已经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对中医学独特的思维方法做出了日益深刻的发掘。其成果充分说明了中医认识方法的合理性、科学性与先进性。这一发掘工作远未终结。从已经发掘出的情况看,中医思维过程很难简单地归结为上述哪一种方法,倒像是“形象思维”“灵感思维”“意象表达”“模糊性”等等所有这些方法的综合,甚至还包括上述方法尚未涉及到的更为丰富的内容。只要我们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基本的常识,依据临床的有效性将中医思维方法作为成功的经验对待,而不是莫名其妙地强以西医为标准而加以鄙弃,我们的发掘工作就会卓有成效而且永无止境。
中医理论与临床思维的特色,忠实地反映了客观规律。它们是常规逻辑和一般思维科学鞭长莫及之处。因此,我们决不能像某些抱有顽固偏见的人那样,把所谓“模糊粗糙的直观性与经验性”作为“中医学思维方式的缺陷”而加以“革除”和“转换”。
(4)中医学的研究对象
表面看来,中西医学的研究对象都是人体及其疾病,但仔细揣摩,实际上它们聚焦的侧重面却有重大差异。西医学侧重于孤立地研究作为生物体的人,始终把对僵尸的解剖分割研究作为自己的基础,亦常常借助于动物研究以代替对活人的研究。中医学侧重于研究自然、社会与身心一体化的人——这是具体而非泛化、整体而非可以肢解剖割、活灵而非僵尸的人。中医学对僵尸几乎不感兴趣。这是与西医学重大的也是最基本的原则区别之一。中医学也有“借助”,但不是僵尸或动物,而是借助于“平人”或医生自己:先尝药味药性,先针先灸自己,或以己之常察病人之变等等。西医学侧重于研究质,即研究人体内部不同层次的实体结构及实体过程。中医学侧重于研究象,即生命活动的整体气象及其与自然的整体联系。中医的脉象、舌象和脏象学说等等,就反映了这一特点。
中医学认为,整体的灵活而多变的生命气象,反映着整体的活的生命结构及其功能状态,同时亦反映着自然界的变化。如舌、脉之象,不仅仅反映着五脏、六腑的功能状态,还反映着自然界气运交变。“脉应四时”即其例。中医学研究对象的特点,植根于阴阳五行的“象术”之说。中国古代诸多学术,都是在此范畴内发展起来的,如天文学、物候学、气象学等等,都集中研究自然之象。《淮南子·天文训》载:“文者,象也。”(甚则“字”者,亦象也)——中国古代的光辉成就,证明象的研究是可以获得客观真理的。
我国古代早在《周易》中即有“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著名论述。自《内经》以降,中医学一直重道轻器、重气轻形。虽然《灵枢》中亦有“八尺之士,解剖而视之”的论述,但中医学在这一方面的成就与现代西医学实在是无法比拟的。要保持中医的特色和优势,如果不在与众不同的另一研究领域内开辟道路,而只是沿着西方科医学的思路和方法来解释和验证中医学已有的结论,那是绝对不会有出息的。
总而言之,中西医学在研究对象上是似同实异。笔者通过对比,发现并形成如下的意象:中医学:天→人→地,三位一体,以人为核心。西医学:人→尸(动物)→人,以尸,其研究对象的中间(基础)环节显然离开了活人。在西医界理所当然地产生出如下不成文的观念和标准:那一家医院病尸解剖最富,其医学水平就最高。西医学不但借助于尸体或动物,有时还借助于机器最后将实验室研究所获,小心翼翼地移行到临床上,移行到人的活体上。
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中西医学二者谁更严格地限定在人类医学范畴内,从其研究对象上一比便知:二者的实际研究对象竟在阴阳两个世界!
(5)中医学的物质工具
中医学的物质工具取材于大自然。如保健养生注重饮食、精神调摄和内气、形体的锻炼;诊断疾病利用人自身的智慧与感官,称之为“医之神”;药物取用于植物、动物、矿物。中医学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虽然没有条件(当然可以创造)借助于仪器设备,却因之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和辩证思维的力量,磨砺和锐化了医生大脑和感官的功能。在中医学领域中,掌握了辨证论治理论与实践经验的医生的智慧,具有见微知著、出神入化的作用,故能把握人体疾病发生、发展及其转化的规律。对中医学说来,医生个人的学术理论与实践造诣比西医显得更加重要;而西医临床医师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实验(基础)医学的成就,一般说来其本身很难有独创性。
事实表明,现代自然科学的许多重大突破,如相对论、量子论、统一场论、大爆炸宇宙学说、耗散结构理论以及协同论、控制论、信息论、突变论、系统论等,都应主要归功于辩证思维的伟大力量。人类的智能是迄今为止已知的大自然最完美的物质之花。人类思维活动的许多特征及辨别模糊图像的能力,现代最高级的电子仪器尚不能模拟。
(6)中医学的价值标准
有人认为:“中医诊断缺乏客观化、标准化的指标。”这实质上是用西医学的价值标准来衡量、要求中医学。他们没有想一想,千差万别、瞬息万变的人类疾病能否达到诊断的所谓“客观化、标准化指标”?
中医学有自己的价值标准。在中医看来,患者的各种正常与异常的感觉和整体气象,都是凭借人的灵敏感觉能够感知的客观存在,故以之作为诊断的客观化依据。在此基础上,又以抽象的辨证模型作为具体标准(参照物或曰神似物),以辨别归纳“证”的性质与类型。如八纲辨证、六经辨证、病因辨证、方剂辨证等等,都是这种思维模型。它们互相区别、互相补充、互相渗透、纵横交错,形成一个捕捉疾病本质及传变规律的网络。这个恢恢天网正在以临床的实际疗效为最高标准,日益趋于密集化并臻于完善。辨证论治是中医临证诊疗的指导性原则,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桥梁。辨证论治的理论与方法是中医学的重大特色之一。
(7)中医学的教育传统
中医学采用阴阳五行学说和整体运动的观点来认识生命及其与宇宙的关系,因而《内经》要求每一个医生要“上穷天纪,下及地理,远取诸物,近取诸身”,具有博大精深的学术造诣。古代名医注重“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培养自己深邃敏锐的哲学思辨和触类旁通的医学灵感。他们所反映的中医学人才的知识结构是以“文医史哲四位一体”为特征的。张仲景“博览群书,广采众方”,孙思邈“弱冠善读庄老及百家之书”,张景岳深究先秦诸子及宋明理学,通晓天文历法、数术、吕律,主张学医必先知《易》。他们都是通过消化大量的百科知识(这些知识几乎全部属于东方文化范畴,非西方近现代科学知识所能取代),达到了医学科学的一个又一个历史的高峰。
传统的中医教育,存在着区别于现代教育方式的不同特点。
崔月犁老部长深刻揭示了中医的这一特色。他说:“中医这门科学要求严细,实践性强,辨证论治灵活多变,尤其是某些专科,一技之长的绝招、不同流派的医疗经验及手法等,很难从书本学到,更适于口传心授,手把手地教。据1985年统计,全国解放后培养的中医学徒约有7万人,相当于中医学院毕业生的总数。……这批中医的特点是基本功比较扎实,实际临床能力比较强,学习上有个性、有深度、有细节、有诀窍,既有一定的理论性,又有独到的实践性。不少好的手法技巧,无不出自名师的点化。”
传统中医教育所独具的“个性化”特色,绝非如某些人所说是什么“中国长期封建社会的小生产方式的产物”,它是由中医学独具的、与“群体”相对的个体医学特征所决定的。我们只要联系前面提到的宋知行氏关于中医学思维方式的艺术性特色和语义型特征等论述,就不难理解,疾病的个体化-诊疗的个体化-医学认识和理论的个体化-医学教育的个体化,这是一个谁也无法斩断的一脉相承的系统链条。中医人才教育的“师承授受”传统和西医极为规范的“科班教学”体制判然有别。
(8)中医学的临床特征
1、中医疾病观
王大鹏谓:“中医疾病观是中医学认识疾病本质、研究疾病发生的原因、掌握疾病发展规律的理论基础,它充满辩证法思想。特别是对立统一观点、整体联系观点、运动变化观点,形成了鲜明特点。这一特色不仅是中医学的精华,而且对于发展现代中医学也有深刻的启示。”
王氏还分列三个专题进行了深入论证:一是平衡失调、邪犯虚体的发病观;二是内外并重、系统直观的病因观;三是整体联系、恒动变化的病理观。(原文从略)
2、个体医学
日本有地滋谓:“现代医学是以脏器病理诊断学为主体。治疗鉴别诊断学的成就仅限于感染性疾病,因为是根据菌种确定抗菌素的抗菌谱,所以使用恰当的抗菌素即可,无效时再查耐药性。感染症之外,现代医学在治疗鉴别诊断学方面是贫乏的(如果将此归咎于现代西医学本身,也许是冤枉的。感染症的鉴别诊断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是因为所感染的菌种有明显的分界线。而人类的疾病错综复杂,症状繁复重叠相互间很难找到截然的分界线以供鉴别诊断——引按)。但是,现在迫切需要治疗的是感染症以外的疾患,即免疫遗传疾病、遗传代谢疾病。感染性疾患是群体医学,不考虑个体差别,只要感染菌种相同,就可以给同一种抗菌素。但是,现在多数疾病是属于个体医学。个体医学是汉方医学的本质(特征),其核心是‘证’。”
3、以治疗为中心
日本泽泻久敬谓:“汉方医学的最大特点是一切研究都是以治疗作为核心而开展的。汉方医学比起解剖学更重视生理学,比起生理学更重视病理学,比起病理学更重视治疗学,比起治疗学更重视治疗技术。为了进行治疗必须有治疗学,为此还必须有病理学、生理学、解剖学作为基础,这是西洋医学的思维方法。然而,汉方医学认为,只有治疗才是医生的使命。从治疗的观点出发,形成了独特的系统。汉方医学的特色总是以治疗为中心。因此汉方医学具有独特的治疗方法:一是使用复合生药的内科治疗,一是针灸。”
4、理论与临床融为一体
中医学的自然观(人天观、整体观、动变观等等)及其阴阳、五行学说通过辨证论治与临床诊疗紧密结合在一起,渗透于诊察、立法、处方、用药等各个环节,根本无法分离。历来的中医大家几乎全是集理论家、临床家、教育家于一身,鲜有脱离临床单凭书本而在中医学上真正有所建树者(少数典籍整理者除外),更没有闻及从西医实验室里产生出中医药学家的。这种理论与临床、思想与经验的高度一致性与和谐统一,乃是中医学的高度科学性与顽强生命力的坚实基础。
西医学与此截然不同。权威的《希氏内科学·两种医学模式之争》提到:西医“临床医学的进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基础性生物科学的发展。医学科学的很多进展,都来自基础研究;基础科学家们为了本身研究的需要,在探索真理的过程中取得成果,最后由他人应用到医学中。”
可见,在西医那里,基础(理论)医学与临床医学是完全分开的,在二者之间很难实现反馈。基础科学家们的选题立项往往出发于其“本身研究的需要”,很少顾及医学临床面临的大量实际问题。而临床医学又必须依赖于生物科学提供理论依据、治疗手段和药物;除了应用推广他人的理论研究成果,自身很难有独创性和突破性成果。
上述情况决定了中、西医师老来的命运和结局。一般说来,从事中医者在经历了几十年磨砺之后,耳聪目明,学验俱富,认证用药,得心应手,疗效与日俱增,成为“老辣
生姜”,门庭若市者众。我们的西医同道,则必须在青壮年时期加倍努力,穷于适应“日新月异”的知识换代和标准更新,老来多有今不如昔、力不从心之感;积几十年之辛苦劳累,在医学理论上难有建树。纵有硕果累累,亦多归属于从事基础理论研究的科学家名下。基础方面一经确定,临床即难于更改;基础方面没有突破,临床是不敢擅作主张的。
5、中医分科不分家
中医分科,远自西周即见诸史料。据《周礼·天官》载,当时宫廷中即已设有“医师、食医、疾医、疡医、兽医”等。春秋战国时期分科发展为8科,另增了
带下医、小儿医、耳目痹医。在医学发达的唐代,医学分科回缩至“四部”:医师、针师、按摩师和咒禁师。至宋代又发展为9科,金、元、明分13科,清代又缩为9科。
由此可见,中医临床分科自古以来十分笼统,虽有所侧重,但其间并无清晰界限。近现代虽然受到西医临床模式影响,挂起了内、外、妇、儿、骨伤、皮肤、五官、
痔瘘、针灸、按摩推拿以及肿瘤、肝病、肾病、心血管病等等西式招牌,但一个真正的中医,在按照中医理论施行诊治时总是习惯于将突出的局部症状置于全身的整体状况之上加以考察和对待,并常常获得较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强得多的疗效。正宗中医,如同秦越人身兼“带下医”、“耳目痹医”、“小儿医”等数职一样,常常是针熨酒药,针灸、方药、手法兼备,内外妇儿五官一专多能。在传统中医那里,很难遇到在精细分科的现代西医医院中某些病人和病种被当作皮球踢来踢去的窘况。
殷氏列举了“
糖尿病”可因突出性临床症状不同而分投9科的情况:
糖尿病常有以视网膜
动脉瘤破裂、眼底出血而以一时性失明就诊于眼科;有因闭塞性脉管炎而下肢缺血性坏死,首次就诊于普外科;或为截肢收入骨科病房;有因脑血栓-栓塞首次就诊于心血管病专科;或以肺浸润咯血就诊于呼吸科;有因膀胱尿潴留首次就诊于泌尿外科;也有以酮症
酸中毒出现急腹症而就诊于外科急诊;女性常以外阴瘙痒首次急诊于妇科。
精细分科的弊端在此可谓得到充分表现。它把一个整体联系的疾病和病人在实际上肢解了。由于各科原则上只对自己所属范围的病情负责,所以要将它们整合起来在实际上是相当困难的。由于单科治疗的困难和疗效有限,就不可避免地出现拒收而患者被“合理”(合乎规范)地推来推去的情况。
传统中医就不是这样。传统中医对于几乎每一个局部症状,原则上都是从整体上着眼进行辨证论治和调理治疗。其治疗方式和疗效高低则仰仗于经治医师的理论水平和实际经验。
6、中药源丰效彰
中药源于动物、植物、矿物,取材于大自然,种类繁多,药源丰富;不像西医药那样需要精密的生产试验仪器设备和装备精良的化工厂。中药药性直接来源于对药物生长习性的观察和临床实际运用的长期经验积累和理论升华,有些甚至是中医药学家亲试亲尝所得,若辨证准确、使用得法,则效验卓著;且历来医药一体,医者识药,药者明医,虽有侧重,并不分家,不若今日我们这些所谓“中西结合的高级中医师”,中医不能精,中药不能识,岂不惭愧!
泽泻久敬曾这样论及中医的用药特色:
汉方医学的原则是使用生药。生药是植物、动物等自然物质按原样用作药物。这种方法即使在西洋医学也不是不能用。故生药就是汉方药的想法是不确切的。汉方药这一词,是针对西洋现代医学以使用化学物质及人工合成品为主的。汉方药的特点却在于使用生药。可是汉方医学更重要的特色是在用药时几乎不用单味药而以复合药为主。这是因为这种用法可以使药效互相加强。当然,根据分析的方法发现的要素的综合是可能的,分析的方法“应该”是为了使自身的综合成为可能的分析。可是汉方医学很注重复合药物相须性,致力于发现具有这种可能的复合药。当然,把这种复合药进行分析综合、合成是可能的,这不仅可能,而且是应该的,其中有科学的神圣使命。可是对治疗说来,更为重要的首先是找出像那样的复合药(显然这才是我们中医的当务之急和神圣职责——引加)。在分析综合前,首先要有被分析的东西,即应该被综合的东西。
引按:泽泻氏揭示出一个真理,即汉方医药学遥遥领先,并将永远走在前面。由于人工合成在今天尤其在中国还不是一件容易事,故把精力放在天然药物的人工合成上是不合算、不明智的,而且距离成功遥遥无期。因此中药西化的化学分析合成研究只能远远跟在中医屁股后头。既然田野山川自有出产,就大可不必耗费巨资兴建化工厂。假如我是一个中药西化研究者,读到上面这段文字,我会感到泽泻氏是在艺术地嘲讽或婉转地挑明中药西化研究的落后性和迂腐气。在善听逆耳忠言者那里,这显然只能被视为忠告。
泽泻氏继而写道:汉方药还有另一特点,即不仅使复合药有互相加强的作用,而且还有互相减低的相杀性。……这样一来,毒药也变为无毒了。在这里的药物,不只是用其对人体的一个方面的作用,而且在药与药的关系方面起复合作用。
汉方药另一特定是不固定使用同一药物,是由病证决定药方。因为病证时时刻刻在发生变化,药方也就在不断地变化,在这里充分显示了汉方医学的时间特性。另外,汉方药的效果一般说来是缓慢的(这个结论表明泽泻氏是十分尊重和了解临床实际的。在日本,运用中医药治疗急危重症的情况也许并不很多。但在中国,中医药特效速效的情况,即“一剂知、二剂已”的情况并不鲜见——当然即使在今日的中国,充分发挥中医药特效速效效能的潜力也还是非常不够的——引加),这是因为汉方医学不是对症的局部治疗,而是注重全身的彻底治疗。引按:泽泻氏在谈到中药的“相杀性”时提到中药的毒副作用,实为可贵。在中医学地位处于上升时期,很容易把中医药吹捧(理解)地过头,把中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正确使用时相当于西药毒副作用小误解为中药本身“没有毒副作用”或者极小。其实某些中药如使用或炮制不当,其误人的作用并不亚于西药。金世元撰文专题列举了1971年以来各地由于使用不当,引起中毒或死亡的案例多达10余起。因此,我们对于中药的毒副作用不可掉以轻心。
正确看法应是:遵循中医药理论,剧毒变良药;违背中医药理论,无毒变有毒。这需要给出证明。限于篇幅,正反各举一例。
华东煤炭医学院附院报道使用民间验方治腰腿痛220余例,效果甚佳。方中主药马钱子用量极重。凡懂中医者便知,此药毒性极大,小剂量就能致人于死。其中毒剂量与有效剂量相邻近,反映越大效果越佳,但稍一不慎就能危及生命。临床很难把握,需要医患两者大胆谨慎。笔者推广使用该方,治愈病例中有一例被西医判为不治的“
坐骨神经痛”,因擅自加大剂量差点出了问题,但效果确实极佳。这是剧毒变良药的实例。
再看反例。凡学过中医者便知,
桂枝汤、
大承气汤是由几味极普通的中药组成,单味看来,可说没有一味有毒副作用,组成复方使用也很长久和普遍,但在辨证失误的情况下,却能使人迅速致死。所谓“桂枝下咽,阳盛则毙”、“承气入胃,阴盛则亡”的古训,即忠实记录了临床血的教训。这种“教训”虽然在马克思主义的教科书中不曾见到,但在中医临床实践中不乏其例。已故老中医易阳生就提供了“承气入胃,反泻含冤”的惨痛教训。
至于中医药缓效的问题,泽泻氏从整体治疗角度立言是有道理的是否在所有场合都缓?我们放到后面再议。在那里我们将会看到,病有缓急,疗效亦有缓急。该缓则缓,能急则急;既有缓又有急,各得其所,这才是中医本色。谁以为在医学问题上可以任凭主观意愿而随心所欲,那他只能欲速不达甚或适得其反。
现在权借岳氏大论说明中医药在治疗病种上的特色和优势:
现代危害人类健康而又无理想西药的疾病如肿瘤、心血管疾病、慢性细菌感染性疾病等,中医药在很多情况下具有一定的功效。如心血管疾患,近年来发现(也许把时间说得太晚了一点)较多中药具一定功效。更有些疾病如虚寒证的
泄泻,都能取得较满意的疗效。当然,并不是说中药可以包治百病,但却可以说,起码有相当多无较好西药治疗的疾患,都可能寄希望于中药。
引按:像上文这样敢于大胆揭示中药在治疗病种上的特色和优势的总结性论述尚不多见,惜乎过于简略。事实上,“有相当多无较好西药治疗的疾患”,早已不是“有可能”,而是历史地、现实地被中医药治愈了。这样的临床例证还少么?!
关于中西医药临床疗效比较问题,日本汉方界曾有人设想过西学中医惯常使用的“设对照组”的评价方法。如间中喜雄就提出:这种相扑(即对口较量)的编组,有中医各流派之间、酒剂与针灸、中医学与西医学、外科与内科(手术疗法与保守疗法)等等,不胜枚举,还可分成几个组,例如酒剂加针灸与西药加理疗进行对比等。
引按:这一设想是周密的,不但涉及中西医学之间,而且深入到中医各流派内部。这样的设想理应由中国首先提出,但由于中国缺乏平等竞争意识,更由于中国中医界长期以来在中西医学关系中以无原则退让求生存,故而反倒让日本朋友占了鳌头。
间中氏接着指出:“像医学这种实践科学,为确实判断两种方法中的哪一种为好,对某种疾病来说,应以相同的标本,对双方进行公正的试验,比较其治愈率。但由于孤陋寡闻,还未听到有这样的例子。看来,日本明治时期,为比较东西两种医学的优劣而试行的‘
脚气病对口较量’实属必要。
由于各种具体情况,难以实行这种比较观察,这是有待将来解决的问题。”
引按:“设对照组”的方法,仅适合于西医实验室的细菌或动物研究,因为便于人工控制以使种系和其它条件相同。一旦照搬到临床上,则很难建立各种条件完全相同的对照组。要在临床上找到完全相同的病人标本绝对不可能。而不具备这一条件,比较试验便无意义。国内某些学者所报告的有关设置对照组的临床试验观察,尤其是什么“单服西药无效,单服中药亦无效”,言外之意“唯有请我医服我药才有特效”云云,很难说不是欺行霸市、自欺欺人。
然而,中西医药的临床疗效是否因此就无法比较了呢?实际上注重实效的人们是怎样得出中医药的疗效在不少场合或总体上要优于西医药的结论或印象来的呢?
这里存在着一个与设置对照组互不相容因而难以为西方科医学头脑所接受的、属于模糊理论范畴的、十分有效、可行而科学的辨识方法,即:由点及面、点面结合,典型示范、举一反三的方法。
1、服用西药产生的毒副作用常常比服用中药严重得多;
2、手术治疗远期疗效追访,往往其后遗症或生活质量比起中医非手术治疗相差悬殊。
3、许多常见病、多发病找有经验的中医服中药治疗,痊愈、康复得更快更彻底。
4、不少疑难怪病,在西医那里束手无策,转找中医竟迎刃而解。
5、不少疾病遍试现有高级、精密仪器检测仍难获得明确诊断或令人大失所望,或虽能诊断而不能治疗,或既不能诊断更无西药可治。转找中医,尽管一时说不出或说出来也令外行费解,但却奇迹般地被治愈或能令人满意地带病延年。
6、不少疾病在西医处非动手术不可,转找中医不刀而愈,人体完整性得以保全。
7、一个黄疸病人在西医处住院治疗至少需要500元,因无病床转投中医,仅50元即治愈,且康复得更快更彻底。
8、一个所谓“非典”病人,在西医处费用高达5-10万元。中医治疗费用最高不过5000元,不足十分之一;且大大减少后遗症,降低死亡率。
9、一个白血病患者求治于西医骨髓移植,费用高达50万元;其预后亦难以逆料。转服中药调理,费用最高也难超过5万元;且服药安全,副作用小,疗效可靠。
…………
滴水成河,滴水映日。于是人们据此自然而然得出结论(印象)说:中医药疗效比西医药好。
这里的“标本”是取同一个病人、同一个疾病或同一类疾病,它包容而不排斥所有其它复杂因素;取效过程中不光是药物,还包含了食疗、奇特治疗手法,以及患者从医生的贴心态度得到的心理治疗(安慰)等等。
7-1-2-2、关于中医临床诊疗的特色和优势
(1)、抢救急危重症
谈到中医临床诊疗的特色与优势,看来很有必要从中医抢救急危重症说起。
有人以“中医对急危重症的抢救必须与现代科技相结合”为题,论及中医治疗急危重症的历史和现状。令人惊讶的是,他在中医医院工作,居然对中医治疗急危重症的理论与实践发出了如下责难:“目前中医抢救急危重症的传统技术和方法,还有很大的局限性,以致形成了所谓中医只治慢性病、中医只善于调理的概念,中医几乎退出了急诊这块阵地。这种情况之所以产生,除了医院管理方面的原因外(没有普遍建立中医院),主要是由于中医还缺乏适应时代要求的对急、危、重症抢救的各种新技术。
引按:上论显然把当代“中医师乏术”说成了“中医学无术”。论者无视中国大陆中医医院普遍西化的事实,把所谓“中医只治慢性病”、“中医只善于调理”、“退出了急诊这块阵地”等等统统归咎于“中医抢救急、危、重症的传统技术和方法,还有很大的局限性”。而其“之所以产生”的根源,据说“主要是由于中医还缺乏适应时代要求的……新技术”。
郭博信先生曾当面问过西医师:面对垂危病人西医抢救无效时,何不请中医来会诊?答曰:非吾等不请也,乃尔等不敢也。何以不敢?郭氏分析原因有两个:一是回天乏术,现代中医师甘当“慢郎中”,把自己锁定在治疗慢性病范围之内,面对垂危病人确实束手无策;二是怕承担风险与责任,因为西医抢救无效,则病人死亡就是理所当然的,而中医抢救若有闪失,难免会招来诸多非议与官司,让你吃不了兜着走,甚至丢了饭碗。因此,面对垂危急重病人,中医师常常避之犹恐不及。这里反映出现行医政管理法规的不平等,亟需改进。
其实,我的中医同道们太过谨慎。对于已经西医抢救无效的病人,参与抢救的风险比普通患者的风险和麻烦还要小得多。例如我在首次接诊乙脑危症患者时因缺乏经验也曾考虑风险。经治西医副主任医师告诉我,家属已作“浮田甩亩”。这正好给了我一次锻炼身手的宝贵机会。
后面我们将要提到的当代“中医脊梁”李可先生及其抢救急危重症的宝贵经历,将会明明白白告诉世人,在救治急危重症的问题上,究竟是中医学乏术,还是当代那些所谓的“高级中医师”们乏术?
这里所谓“适应时代要求的新技术”,无非是指西医的输液、输氧、输血之类。固然,三输可以救治急症,但能治急症者,远非只有三输。退而言之,一个中医师掌握了三输等急救术,中医学是否就算从此有了急救之术,就可以改变中医只治慢性病、只善于调理的状况,中医学就可以宣告,从此重新进入急诊这块阵地了呢?不能。这只能改变这位中医师的形象。人们会认为这位中医师学会了西医的本领,变成了“半个”西医师。无论到哪里,西医学的急救术永远也不会变成中医学的急救术。学术上的剽窃将真正导致中医无术。
作为“以治疗为中心”的中医学,只知道“适应病人病情的需要”,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去刻意“适应”与此不同的所谓“时代的要求”,或逢迎社会权贵的奢望。适应病人病情要求的急救术,一定是适应时代要求的;离开病人病情的所谓“时代要求”和权贵奢望,不是医学科学和敬业医生所应当适应、应当追求的。
中医学有自己的急救术或曰起死回生术。中医学的起死回生术常常不是西医三输所能比拟和代替的。王琦先生“略论仲景对中医内科急症治疗的贡献”集中讲到中医的起死回生术。
王文称:“仲景所著《伤寒杂病论》以治疗杂病著称于世。对急性出血急性脘腹痛、急黄、暴喘、暴吐、暴泻、暴痢、高热
神昏、厥逆等危重病症,提供了丰富的治疗经验(还有理论),为后世内科急症的治疗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仲景创用大黄黄连
泻心汤治心胃火旺之
吐血、衄血。后人据此,用治实热
血证,包括吐血、衄血、
便血、
尿血等。方舆輗云:‘此方不但治吐血、衄血而已,下血、尿血、
齿衄、舌衄、耳衄等,一身九窍出血者,无一耳不治,真治血之玉液金丹也。’”
引按:诸般血证,远非西药止血、输血所能统而救治。而泻心汤治血,确有神效。但请看官千万不要只见那“玉液金丹”四字,忽略前面王氏“实热血证”一语——此乃中医理论之限定,非常严格。违反此语,不但不能止血,反会索命!
王文引《吴鞠通医案》载:一史姓患者,年五十,酒后大吐狂血成盆,六脉洪数,面赤,三阳实火为病,与大黄六钱,黄连五钱,泻心汤一帖而止,二帖平……此泻心即是泻火,泻火即是止血之意。近年多用本方治疗急性感染伴出血倾向者,或上
消化道出血、
肺结核咯血、妇女逆经等,均可顿挫其势,迅速止血。日人龙野一雄氏用本方治疗各种充血性出血,包括吐、咯、衄、
牙龈出血、眼底出血、脑溢血、结合膜出血等,均取效显著(此属西医用法,恐不可生搬硬套,忘了中医的“实热血证”一语。切切!——引加)。
王文引《直指方》云:“甘草
干姜汤,治男女诸虚出血,
胃寒,不能引气归元,无以收约其血。”《朱氏集验方》云:“二神汤(甘草干姜汤别名)治吐血极妙,治男子、妇人吐红之疾。”《证治准绳》引《曹氏必用方》云:“吐血有宜温者,甘草干姜汤是也。”
岳美中老中医曾治一汽车驾驶员
鼻衄不止,血涌如泉达五小时,面色如纸,失神不语,脉来若无,用甘草干姜各9克,即煎冷服,两小时后手足转温,神清脉起,衄血渐止(“诸虚出血”与前泻心汤“实热血证”正相反对,为二方治血证之中医辨证精髓——引按)。
王文谓:“《金匱要略》杂疗方中
三物备急丸‘主治心腹诸卒暴百病,若中恶客忤,心腹胀满,卒如锥刺,气急口噤停尸卒死者’。近年来多用本方治疗
肠梗阻、食物中毒以及痰食积滞等病属于里寒证而病势危急者。如一肠梗阻患者,卒然腹痛,腹胀如鼓,
便秘,舌苔白滑,脉象沉迟,诊为阴寒积滞于肠胃,用三物备急丸5粒(2-3克)。服后不久,肠鸣音加强,疼痛先剧烈,随即缓解,再服上药3粒,解出稀便,腹痛得除。”
王氏引郑氏报告以陷胸汤加柴胡、
黄芩、
木香、
延胡索治疗
急性胰腺炎100例,有效率达95%。北京第六医院及海淀医院用
甘遂硝黄散治疗急腹症,均有显著效果。
王文谓:“以大、小、调胃三承气汤为代表的通里攻下剂,对热病、高热、神昏、谵语、腹满不大便或泻利不爽、滞下腐臭、苔黄、脉滑数等症,有‘釜底抽薪’之效。攻下法在热病的运用,对后世产生巨大的影响。刘河间提出热毒极深,采用承气汤与
黄连解毒汤联合运用。吴又可治疫则主张‘急症急攻’,以逐邪为第一要义。吴鞠通根据不同病症制定的清火攻下的白虎承气汤、犀连承气汤,开窍攻下的
牛黄承气汤等,对高热昏谵治法更备。章次公先生曾说:‘仲景是用排毒疗法的第一人’(据笔者理解,此处“第一人”乃“天字第一号”之义,不宜理解为历史序次考证)。总之,仲景立清、下两法,治温热昏谵,贡献殊伟。”
王氏引《建殊录》载:一男孩,年十三,患天气痢,里急后重,噤口三日,苦楚呻吟,四肢扑地,诸医无效,先生为之诊,作大承气汤饮之,少焉,蒸振而烦,快痢如倾,即愈。王氏依据古往今来的确凿的临床验案,认定“仲景是中医内科急诊的奠基人”,并指出:“他所创立的许多理、法、方、药,一直有效地指导着临床实践。实践证明:中医治疗急诊(症)源远流长,经验丰富,大有可为!我们应该把这些宝贵的医学精粹发扬开去,把中医内科急诊工作推向新的阶段。”
王琦大作分门别类列述了中日古今医家以仲景经方及其理论治疗急危重症的临床验案及宝贵经验。本书限于篇幅,不能尽录。烦请参看原作。况王文所列,也不过沧海之一粟。继曹颖甫氏《经方实验录》一书之后,湖南、天津等地又先后出版了经方临床运用经验专著;在今中医专业杂志中,此类材料俯拾即是。某些杂志还辟有“经方录验”专栏。其实未上书刊者,更难以胜数——既未见诸文字,何以知其难以胜数?仅告诸君,我县一教师煞有介事献给我一张保存多年而秘不外传的处方签,云患肺结核大咯血亲试神效,为其乡已故老中医所开,自留存底。展开一看,乃泻心汤是也。区区小案,不屑运笔。纵然录以成篇,杂志也未必肯登。我亲手获效的数十个经方验案,择其典型者整理成5个,有名有姓,有根有据投送数家杂志,一纸退稿公文,并列理由数条,常不加任何评论,全给退回。自忖大约一为“个案”,经不起“统计学处理”;或属“碰巧”,当的是“行时郎中”;二为缺少西医详细检诊客观指标,算不得“科学”罢。这些杂志的“特约通讯员”遍布全国各地,竟然一不作查(信)访,二不调病案(师云六十年代《上海中医药杂志》曾调阅其病案),如此轻率。待到理论宣传中医的科学性与有效性,不见材料。纵有一二两篇,自然又归于“偶然”,不能“重复”,哪里比得上人家西医统计,几千几百,百分之几何!更害得中医临床医生为晋升没有论文发表而干着急。
验案乃医者心血、智慧结晶。其卓见使人大开眼界,神效令人目瞪口呆,经验催人跃跃欲试,数字迫人放弃偏见。一旦学懂获效而见诸事实,人们自然就会对仲景经方由鄙弃而转为崇拜。
以吾侪乡村旮旯中医新上门诊5年,一人仅得成功案例5个计,全国50余万中医人员,几年至数十年,拉平前辈与后生、或多或少之差额,即以人均5例计,当在250例以上。何等巨大的数目,何等壮观的成果,蕴含何等样雄辩力量与宣传效果。在如此庞大的数字和显著的效果面前,谁还敢张口骂我中医“无术”、“不科学”?谁还敢诬我中医理论“过时”、“陈旧”、“不能指导实践”?
从这个角度,我们理所当然地抱怨说,全国有相当一部分中医报刊杂志的相当多的篇幅,不为中医服务,登了不少“行外”文章。这些篇目对中医临床与理论研究不但毫无参考价值,而且祸及根本,贻害无穷!
王文表明,在治疗急危重症问题上,不是中医学无术,而是今人荒于学习继承,中医奇术行将湮灭失传!经方古人会用,有的今人不会用;洋人会用,不少国人不会用;甚至有的西医敢用会用,而某些堂堂“中医”倒避之犹恐不及,动辄上西药,谓之“西药保险”。中医奇术不学不用,岂能不退化消亡?!
当着某些人盲目拜倒在西医“三输”旄下,鄙弃行之有效的中药口服给药途径和丰富多彩的众多剂型,热衷于西式“剂型改革”和不惜工本研制中药“针剂”、“大型输液剂”之风盛行之际,杨香锦氏竟以古方藿香正气散加减,适应患者病情及其家属拒绝打针的实际需要,在1984年10月-1987年5月三年之中,治疗西医诊为“酸中毒患者98例(其中急性胃肠炎失水酸中毒54例、糖尿病
酮症酸中毒21例、急性肾炎尿毒症酸中毒23例),口服中药期间,停止输液,总有效率达87·7%。杨氏以最新案例证明:中医药自有其神妙之处,“酸中毒”并非必须“吊瓶子”不可!
孙锡元氏于1986年12月2日参加抢救一例“低温
败血症”获得成功。患者为一水泥厂工人,大面积躯体
烧伤(二、三度85%),重度呼吸道烧伤,
休克。经治疗一周后,体温突然降至36°C以下。经输液达10万毫升,输鲜血1800毫升,输血浆5000毫升,体温仍持续7天不升(现代化“新技术”也难免遇上大难题——引加)。诊见患者俯卧,面目全非,几乎体无完肤,焦燥发热,两腕及两踝处溃破流脓,部分手指、足趾及双耳呈干性坏死。患者时清时糊,躁动不安,时而寒颤,痛苦呻吟舌色淡红,无苔,五日未大便,小溲失禁,日出量4490-6440毫升。跗阳脉浮大而数。急拟加味生脉四逆汤回阳救逆、救阴生脉。药用:
党参、黄芪、
麦冬各20克,干姜5克,附子9克,
炙甘草10克
石斛15克。另:每日以人参10克,煎汤分两次送服。2剂后,体温始有回升,但仍未超出36°C。随即原方加倍再服,另:增加麦乳精、鸡汤、鱼汤等饮食。12月5日体温升至正常,跗阳脉起,寒颤躁动已除,二便复常(导尿管撤除)。
孙氏辨证分析:
病因病理:大面积烧伤,气血暴损,日后多处溃烂,精血衰败,阴液将竭,故见舌上无苔,大便秘结;迅速大剂量(10万毫升)输液以致阴寒内盛、格阳于外(中西立论适反——引加),而见寒颤、躁动、脉浮大而数;阳浮则阴液失统,小溲失禁,终成阴阳两败之局。
辨证立法:阴亡阳脱之证,当救阴先救阳,阳回阴自复。本案为火毒所伤和治疗失当,已成败局。独补阳者,助火劫阴;独补阴者,助阴格阳或阳
亡阴泄。稍有疏忽,随时可能阴阳离绝(即生命终结。此时“现代科学新技术”三输等急救办法已告技穷。中医若再班门弄斧来个超“大型输液”,岂不是落井下石?——引加),故必须回阳救阴并举。遂以独参汤、四逆汤益气回阳救逆,
生脉饮加黄芪、石斛益气救阴生脉。二剂见效,四剂转危为安(足见其效不慢——笔者赞)。同时加量补充谷肉果菜,谷气充,元气复。停药后,体温未再下降。
引按:攻击“中医理论不能指导实践”的人,是否应该好好看看此案及医者的辨证分析?这是所谓“不能指导实践”的“自然哲学”吗?这里改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词句行吗?废弃被称为“古典自然哲学”的阴阳论,改取现代系统论,行吗?若能行,请您拿出一个对等的成功验案来吧。生命非同儿戏,医学岂能随意把玩?!
山西白兆芝在“运用
大柴胡汤治疗内科急症的体会”一文中列举验案9例,其中发热2例、
呕吐一例、腹痛2例、淋证1例、眩晕头痛2例、黄疸1例。病虽不同,症亦各异,然均具胆胃郁热、兼见里实之证,结果均以大柴胡汤取效。其中2例腹痛,一为胆道蛔虫症,一为
慢性胰腺炎急性发作,。其疼痛特点、部位、性质有别,但均为肝胆郁热、胃失和降、腑实不通之候。故本着中医上下分消、兼通里实、和解枢机、疏通升降、开泄结合之理论治疗,并未去消什么“胰腺之炎症”,甚至连“胰”字都不曾提及,但均获捷效。少则2剂、多则8剂见功。能说这“理论不能指导实践”,因而“不科学”吗?
高辉远追记蒲辅周治“乙型脑炎案”:
一次偕同岳美中老大夫会诊某乙型脑炎患儿,由于热闭肺卫、肺气不宣而呼吸障碍,西医已置“铁肺”之中抢救,无效。蒲老经过诊察之后分析,此证虽见危重之候,而病机尚在卫闭之时,其脉浮而数,其舌苔薄白微黄,当先用清可去实之法,以辛凉轻剂桑菊饮加味主之。一剂卫气热闭渐开,二剂呼吸功能渐复,三剂病情转危为安。岳老怀着赞叹之情说:“人称蒲老以轻灵见长,从此例之实践我受到很大的启示,深信轻剂的确可以治重症,并非欺人之谈。”
笔者亲手治一“乙型脑炎”,竟以通腑扭转乾坤。
项X,女,7月,1987年7月13日因高热、
抽搐急诊入院,住院号987。患儿入院前三天开始发热,伴流涕,神疲嗜睡,口渴喜饮,
腹泻。,泻下黄稀黏液便,日行3-4次。继之高热、抽搐时发,发则双拳紧握、四肢搐动、二目上翻、不省人事、大便秘结,急送本院。西医查:T39·3°C、P198次/分、R46次/分,双眼眶明显凹陷,双侧瞳孔缩小,对光反射迟钝,颈部有抵抗感,布氏征(+)、巴氏征(+)。脑脊液化验报告:压力升高、无色透明,潘氏征(可疑),细胞总数14/立方毫米,糖定量75毫克%,氯化物678毫克%,蛋白5毫克%。大便R脂肪球++++/HP。入院诊断:乙型脑炎。经给予20%
甘露醇脱水,复方新诺明、青霉素、
庆大霉素等抗炎,醇浴、冰枕物理降温,以及
地塞米松和
开塞露等,患儿仍持续高热不退、神志
昏迷、抽搐频发(临床实践对于上述被人顶礼膜拜的“现代科学新技术”毫不留情地做出了否定)。7月16日下午发出病危通知并动员家属转上级医院。家长信任经治专家,深恐转院途中出险,不从,已认从天意。17日经治副主任医师亲自出面约请院内中医会诊。
诊见患儿神昏嗜睡,哼哼有声,针不知痛,头肿面赤,颈项僵直,牙关紧闭,四肢抽搐,双手握固且握力超常,身热灼手,腹胀如鼓,,大便秘结,且已数日未行,插开塞露始下少量,脉数疾有力,指纹青紫达命关。舌苔不可见。辨证诊为“阳明腑实热结,热扰神明”。治以通腑泻热止痉,清心醒神。方取仲景大承气汤原方,药用
枳实5克、
厚朴5克、大黄5克(另包后下)、
芒硝10克(兑付),一帖,时价0·17元。另合
紫雪散一支兑付以助开窍醒神。嘱当天下午急煎灌下。征得西医经治医师同意,中医药治疗期间,停用所有西法西药。
下午查房,孰料其父母原已丧失救治信心,复见中药价格太贱,药量太小,竟弃之于床头柜中不予理会,任小儿抽搐酣睡,听天由命。鉴于患者的年轻父母毫无根据地鄙弃中医中药,医者平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病人面前发了火。我当众狠狠批评了家属一顿,同时晓之以父母之责,明之以中药之效,促其树立信心,姑且“死马当活马医”。
次晨复诊:患儿服药得泻,日行6次,泻下秽浊泡沫,旋即神清目开,捏已知痛,热势降,腹胀消,抽搐几无,已能起坐,指纹撤离命关。观病情显著好转,本“中病即指”之意,辄改白虎汤加减以清热止痉。不料三帖药进,患儿身热渐增,大便三日不行,抽搐又发,指纹复进。见病情反复,遂急改大承气汤原方再进2帖(停
紫雪散)。药尽,患儿神清,二便调,起坐玩耍,已不贪睡,颈软,肢体活动自如,吮奶如常,抽搐平息。观诸症若失,无证可辨,停药留观。两天后病情无反复,痊愈出院。一周及半月后其父母两次抱患儿来院复查,径奔我诊室。诊见患儿神清气爽,嬉戏好动。母诉吮奶、二便、睡眠均正常,未见任何后遗症。家长称谢不已。我为整理病案以求取信于杂志编辑,不得已令其再做脑脊液化验对照,家长愕然,坚不依从,只好作罢。
按:本例患者病情急重且危,症状繁复错综。医者乃以“腑实”为症结和突破口,管他什么“乙脑”不“乙脑”。治疗上径取下法,竟拨动机关,牵一发而动全身,仅一剂药扭转乾坤。足证用药抓住关键,确能收立竿见影之神效。又本案首进大承气汤一剂,病情旋即转危为安,但改白虎加味反致病情回复如初。细查其因,复思其理,当为患儿发病之初即见肠腑受邪,西医治疗失当。后承气原方虽药对证符,然病重而药轻,腑气虽通而不固,邪仍在腑,故白虎罔投。仲师云:下之病邪不解,可以再下。果然应验。
上案实不足为奇,药价每帖不足2角(0·17元),药量重不超半两(25克),握不足手心,然自具特色和个性,服后方知
小草能治大病。此个案后蒙北京《光明中医》刊于1989年第2期。15年后追访,患女长大成人,亭亭玉立。她对来访的医生说:“我妈妈告诉我,我的命是县医院何医生救的。”医者不胜欣慰。(附15年后追访
照片)
且看薛中理“‘虫痉’治验”,真乃一奇案:
1973年治一虫痉患儿孔某,男,八岁,体质素健,发育正常。于当年7月12日始精神萎靡,反应迟钝,时而两目凝视,寡言沉默。第三天出现四肢抽搐,一日3-4次,每次约2分钟左右,曾作多种物理检查,(未载明花钱多少——引者诘),未发现阳性依据,诊断不明。西医用安定冬眠,中医用止痉诸法,住院治疗14天,反致病情加重,抽搐频繁,腹中胀大。7月26日赴地区某院求治,断为无法挽救。患儿父母于绝望中求诊于薛氏。查患儿面容消瘦,虫斑显然,精神萎靡,腹胀如鼓,扪按有积块;抽搐频发,每隔半小时至一小时抽搐一次,持续约5-10分钟。发则两目上视,四肢拘急,项背强直,大便两日未解,苔薄腻,脉虚无力。拟用杀虫攻积。处方:
槟榔20克,
苦楝根皮15克,
鹤虱、
雷丸各10克(研末冲服),芒硝9克(冲服),
生大黄9克(后下)。
服药一剂,大便即通,泻下蛔虫114条,抽搐即止,腹消大半。次日再进一剂,又泻下蛔虫106条,累积驱虫220条,腹胀尽消,唯精神不佳。后饮食调补复健。薛氏唯恐杂志编辑大人不相信特于文末补云:“例证不敢妄说,乃临证之验,亦当地群众所共知。随访9年,未见复发,智力正常,身体健康。”
引按:虫量之巨,危害之甚,实乃称奇。现代X光、诸般物理检诊,亦莫奈其何。中医“火眼金睛”察言观色之胜于仪器检诊者,于此可见一斑。
又我师潭俊臣于1987年6月尝治近郊一老妪,大肉枯槁,腹胀如鼓,呕吐黄苦水旬日饮食不进,气息奄奄,已不任毒药攻伐。辗转各大医院,疑为“癌症晚期”。思手术及放化疗已无补于事,遂转看中医。师以苦楝根皮、香葱、
川椒若干研末捣泥,加醋炒外熨腹背,竟驱出蛔虫数十条,患者转危为安。笔者惊叹吾师诊断切中病机不为“现代科学”“西医大医院诊断”所迷惑,又折服其治法离奇、简约,取效神速,遂代为整理成“铃葱椒醋泥外敷驱虫”一文以推而广之。后该文承杭州《中医报》刊发。
又笔者曾用
小陷胸汤加味治“蛔厥”:
康XX,女,35岁,本县农妇,因剑突下持续性疼痛、阵发性绞痛4天,于1985年6月11日收本院外科。住院号1869。西医诊断:胆道蛔虫。经给予解痉、抗炎及支持疗法,并给服食醋、
左旋咪唑、
乌梅丸等,效果不显。6月13日上午11时约请 中医会诊。
其夫代诉:患者素有腹痛病史10余年,反复发作。1980年曾在常德地区医院作胆总管探查及胆囊切除术,取出死蛔虫2条。1983年又出现前述症状。其后经常发作,痛止如常人。始服
乌梅丸能缓解一时,其后效果不支。此次发病脘腹剧痛难耐,辗转反侧,呻吟不止,气短难续,甚则
晕厥数次,伴见寒战高热,呕恶不能饮食已三日。诊见患者鼻插
氧气吸管,唇青紧闭,神志尚清,以手势代言,示脘痛不可近,上腹膨隆,脉沉紧。证为邪滞中脘、痞满结痛。治当消痞散结、安蛔止痛。方取小陷胸汤以散心下结滞,辅以
四逆散疏肝和胃,另用乌梅丸调其寒热、制蛔定痛。药用:全
瓜蒌20克、法夏30克、黄连5克、柴胡10克、枳实10克、白芍10克、炙甘草10克、
黄柏15克、
花椒10克。嘱急煎2次混合,分四次当日服下;另加乌梅丸18克(中成药)顿服。次日查房,患者自诉服药后入夜痛止,至今晨未发,思食但不敢进,氧气吸管已拔。然患者因药味苦涩,服药未遵医嘱,汤、丸药量均减半。有鉴于此,是日医者拂袖而去,未处方药。翌日其夫偕同经治外科医师再请。诊见患者腹痛呕吐又发,鼻中重插氧气吸管,症状回复如初。考虑前方对证,病情复发乃患者不遵医嘱、擅减药量所致。故仍以原方加入乌梅30克,首剂服法同前,余按常规煎服,另配服乌梅丸9克/次,2次/日。16日查房:自诉谨遵医嘱,恨病服药;药后痛势锐减,疼痛自脘胁明显下移至脐周,腹中饥饿,已进米粥。17日诉腹痛已止,能进普食2两/餐。18日患者已下床活动,宛如常人。因急于回家料理农事,要求出院。嘱余药2剂带回续服,以资巩固,出虫便罢,痛发再诊。
按:本案辨证实属蛔虫窜扰肝胃(胆囊已割)而致蛔厥,病位偏高,病势危急。前医用乌梅丸本属对证,后效不支者,乃病势增而药量不增,病位有变而治法依然之过。余虽仍用乌梅丸调其寒热、制蛔定痛,但主以小陷胸汤加味以散心下结滞,并疏理肝脾,俾乌梅丸得以军威复振。小陷胸汤本为《伤寒论》治痰热互结、胸中满痛之方,明代许宏《金镜内台方议》云,“又治心下结痛,
气喘闷者”,竟与本证率相吻合,用之因取捷效,免除病人再挨一刀(再挨多少刀也难解决问题)。足见临证不可拘于一方一证。前贤所谓“方随证转”,诚为经验之谈。
此案乃经方活用,经整理后投北京某权威中医杂志,编辑先生用
铅笔划以“?”并附以“痰热互结”字样予以驳回,显系囿于本方原意,不信其真能治疗蛔厥急症。后转投《湖南中医杂志》得遇知音,刊于1987年第一期。
上三案实乃区区蛔虫作祟,不足为奇,但多为城乡多发而常见之急重症。可叹“现代医学”亦莫奈其何,动辄手术(费用高昂)亦只能敷衍一时。遂使中医中药得显其神威,不但为患者迅速解除了痛苦(甚则挽回生命),也为西医同道排忧解困。何言“中医乏术”?!
我的自鸣得意而为数太少的抢救急危重症的病案,绝大多数都是从院内西医外科、儿科、内科、妇科、传染科病房得到的,直接找上门来的很少。
作为一名中医,笔者在多年的从医生涯尤其参与抢救急重病人的过程中,痛切感到,由于长期以来卫生当局歧视和挤兑中医的政策和舆论导向的深刻影响,在中国大陆的民官医患中已经形成一种不可理喻的就医观念——无论男女老少,无论尊卑贵贱,凡患病即往西医那里跑,即盲目地往“大医院”跑,即莫名其妙地寄希望于“进口”贵重药物;即使明明知道服了多少西药、动了多少次手术、花掉了多少冤枉钱,病仍然没有治好,甚则冤死在手术台上、抢救室中,或成了残疾,或染上新的医药源性新病,或人财两空,仍然心甘情愿、心安理得,甚至美在其中。医学理论界将此称之为“现代医学(西医)迷信”。
可喜尚存例外。
郭博信先生告诉我们:“时下各医院急救都是西医的事,中医则是靠边站(被迫或自动)。然而,在李师任职灵石县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时,急救却是中医科的事,这在全国各医院中可谓绝无仅有。”
逆境出人才。特殊的年代、特殊的环境、特殊的患者群,成就了一位殊为难得的当代中医急诊大师——妙手回春、起死回生“杏林高手”、人称“中医脊梁”的李可先生。
山西灵石县中医院院长李可先生,23岁在政治运动中蒙冤负屈,50岁后平反昭雪,逆境中学习中医。他一生大部分时间奔波于穷乡僻壤、缺医少药的山村,为解救病人疾苦,奋发图强,锻炼、造就了运用纯正中医中药攻克多种急危重症、疑难病症的能力。他为救病人危亡于顷刻,被逼上急症攻关之路。他参与中毒急救,积累了丰富经验;超常破格用药,独闯新路。其所著《李可老中医急危重症疑难病经验专辑》一书,不但值得患者及家属一览,尤其值得当代中医(专业或业余)人手一册,认真研读。
兹摘录典型案例若干,以光版面,并广流传。
李可从事中医临床46年,在缺医少药的农村,运用自创“破格救心汤”成功救治了千余例心衰重症,并使百余例西医医院已发病危通知书的垂死病人起死回生。其方法简单易行,安全稳妥,见效快,成功率高,耗费低廉,为广大群众所能承受,适合我国国情。
李氏破格救心汤脱胎于《伤寒论》四逆汤方、参附龙牡救逆汤及张锡纯氏来复汤。方剂组成:
制附子30-100-200克,干姜60克,炙甘草60克,高丽参10-30克(另煎浓汁兑付),
山萸肉60-120克,生龙牡粉、活
磁石粉各30克,
麝香0·5克(分次冲服)
为助习医者记忆,笔者特为其创编方歌一首供选:
“破格救心主四逆,龙牡萸磁麝高丽。”
煎服方法:病势缓者,加冷水2000毫升,文火煮取1000毫升,5次分服,2小时1次,日夜连服1-2剂;病势危急者,开水武火急煎,随煎随喂,或鼻饲给药24小时内,不分昼夜频频喂服1-3剂。
主治功效:
本方可挽垂绝之阳,救暴脱之阴。凡内外妇儿各科危重急症,或大吐大泻,或吐衄便血,妇女血崩,或外感寒温,大汗不止,或久病气血耗伤殆尽……导致阴竭阳亡,元气暴脱,心衰休克,生命垂危(一切心源性、中毒性、
失血性休克及急症导致循环衰竭),症见冷汗淋漓、四肢冰冷、面色晄白或萎黄、灰败,唇舌指甲青紫,口鼻气冷,喘息抬肩,口开目闭,二便失禁,神识昏迷,气息奄奄,脉象沉微迟弱,每分钟50次,或散乱如丝,雀啄屋漏,或脉如潮涌壶沸,数急无伦,每分钟120-240次,以及古代医籍所载心、肝、脾、肺、肾五脏绝症和七怪脉绝脉等必死之症、现代西医放弃抢救的垂死病人,凡心跳未停,一息尚存者,急投本方,可望1小时起死回生,3小时脱离险境,一昼夜转危为安。
应用本方,要严格遵循中医学辨证论治法则,胆大心细,谨守病机,准确判断病势。脉症合参,诸症若见一端,即宜急服。凡亡阳竭阴之端倪初露,隐性心衰的典型症状出现(如动则喘急,胸闷,常于睡中憋醒,畏寒肢冷,时时思睡,夜尿多,以及无痛性
心肌梗塞之倦怠乏力,胸憋自汗等)急投本方平剂;亡阳竭阴之格局已成,急投本方中剂;垂死状态,急投本方大剂。服药方法,急症急治,不分昼夜,按时连服,以保证血药浓度,有效挽救病人生命。急重症24小时连服3剂。
李可老中医起死回生验案选录:
李案1:肺心病心衰、呼衰合并脑危象
灵石教育局阎祖亮,男,60岁。1995年3月24日凌晨4时病危邀诊。
诊见患者昏迷不醒,吸氧。面如死灰,唇、指、舌青紫,头汗如油,痰声漉漉,口鼻气冷,手冷过肘,足冷过膝,双下肢烂肿如泥,二便失禁,测不到血压,气息奄奄。询知患阻塞性
肺气肿、肺心病代偿期达10年。本次发病1周,县医院抢救6日,病危出院,准备后事。昨夜子时,突然暴喘痰壅,昏迷不醒。县医院内科诊为“肺心病心衰、呼衰合并脑危象”,已属弥留之际。切脉散乱如雀啄屋漏,移时一动。跗阳、太溪、太冲三脉,尚属细弱可辨。此证子时濒危未死,子时后阴极阳生,已有一线生机。至凌晨4时,十二经营卫运行肺经当令,本经自旺。病情既未恶化,便是生机未绝。遂投破格救心汤大剂,以挽垂绝之阳而固脱,加三生饮豁痰,麝香辟秽开窍醒脑而救
呼吸衰竭:
附子150克,干姜、炙甘草各60克,高丽参30克(另炖浓汁兑付),生
半夏(温水淘洗三次入煎)30克,生
南星、菖蒲各10克,净山
萸肉120克,生龙牡粉、活磁石粉各30克,麝香0·5克(分冲),鲜生姜30克,
大枣10枚,姜汁1小盅(兑入)。
病情危急,上药加开水1·5公斤,武火急煎,随煎随灌,不分昼夜,频频喂服。
次日6时二诊:于半日一夜内服完上方1剂,子时过后汗敛喘定,厥冷退至肘膝以下,手足仍冰冷。面色由灰败转为萎黄,紫绀少退,痰鸣大减。呼之可睁眼,神志仍未清。六脉迟细弱代,48次/分,已无雀啄屋漏之象,回生有望。嘱原方附子加足200克,余药不变,日夜连服3剂。
3月26日三诊:患者已醒,唯气息微弱,声如蚊蚋,四肢回温,可以平卧,知饥索食。脉沉迟细,58次/分,已无代像。多年来喉间痰鸣消失。妻诉昨夜尿湿大半张床褥,腿已不肿,正是大剂量附子破阴回阳之效。真阳一旺,阴霾自消。病已脱险,元气未复。续给原方去生半夏、生南星、菖蒲、麝香,3剂。附子减为150克,加肾四味(
枸杞子、
菟丝子、盐
补骨脂、
仙灵脾及胡
桃肉)各30克,温养肝肾精气以固脱。每日一剂,煎分3次服。
3月30日四诊:诸症均退,食纳转佳,已能拄杖散步。
总计前后四诊,历时5天,共用附子1·1公斤,山萸肉0·75公斤 。九死一生垂危大证,终于得救。方中生半夏为降逆化痰要药,用时以温水淘洗3次,加等量鲜生姜佐之,既解其毒,又增强疗效,颇有妙用。
李案2:肺心病心衰合并脑危象
急性肾功能衰竭灵石药材公司王桂梅之母,62岁。1979年2月4日,县医院诊为“肺心病心衰合并脑危象,急性肾功能衰竭”,病危出院准备后事。
诊见患者深昏迷,痰声拽锯,颈脉动甚,腹肿如鼓,脐突胸平,下肢烂肿如泥,唇、舌、指甲青紫,苔白厚腻,六脉散乱;摸其下三部则沉实有力。询知患痰喘31年,此次因外感风寒,引发暴喘。住院7日,始终无汗,已2日无尿。视其唇指青紫,心衰之端倪已露。寒饮久伏于中,复感外寒,阴寒充斥内外,蔽阻神明。拟破格救心汤平剂与
小青龙汤合方化裁,温里寒,开表闭,涤痰醒神为治:
附片30克,
麻黄、桂枝、赤芍、干姜、
细辛、
五味子、菖蒲、
郁金、
葶苈子(包)、炙甘草各10克,生半夏、茯苓各30克,麝香0·3克(冲)
竹沥60克(兑入),姜汁1小盅(兑入)。鲜生姜10大片,大枣10枚,一剂。
2月5日二诊:服后得汗,大便1次,随即苏醒。小便甚多,一昼夜约3000毫升以上。腹部及下肢肿胀,已消七八,足背出现皱纹,脐凸亦消。嘱原方再进一剂。数日后遇于街头,已全好。
李氏原按:破格救心汤是回阳固脱、起死回生之剂。临床应用,见机即投,不可犹豫。本病例虽无“四逆”见证,但阴水泛滥,唇甲青紫等亡阳先兆已露,一经投用,覆杯得救。若等到“诸症悉具,险象丛生”,则医者焦头烂额,患者生死难测。又,本方治疗重度心衰
水肿,及肾衰无尿,能于一日之间,十去其八,出乎意料。事后揣摩,除本方温阳消阴,蒸动膀胱气化,茯苓利水之外,得力于麻黄一味。肺为水之上源,主通调水道,下输膀胱。今寒邪闭肺,水道不通,故聚水成肿。用麻黄发汗解表,开提肺气,肺气开则水道通,水肿迅速消退。此后曾遇多例慢性肾炎水肿及顽固性心衰水肿病例,追根寻源,均有外感寒邪久伏病史,于对证方内加麻黄一味,提壶揭盖,开宣肺闭,尿量迅速增多而愈。
李案3:风心病心衰垂危
灵石县土产公司书记吴云凯,55岁。患风心病12年,顽固性心衰5年,心功第三级。近五年大部分时间在医院度过。1977年6月23日,患者在城关医院住院治疗月余,病情加重,急性心衰合并室颤,心律212次/分,已发病危通知书,家属要求中医会诊。
9时30分,诊见患者目暗无神,面如死灰,头汗如油,神志昏糊,喘不能言,气息奄奄,小便自遗,唇舌指甲青紫,口鼻气冷,全身冰冷,仅胸部微温,腹胀如鼓,下肢烂肿如泥,吸氧,测不到血压,寸口部脉如游丝。五脏绝症已见其三,元阳垂绝,危在顷刻。所幸下三部太溪根脉微弱可辨,是为一线生机。遂投大剂破格救心汤,重用附子200克,加
沉香粉3克冲,
油桂3克冲,
云苓、泽泻各30克,以纳气归肾利
水消肿。武火急煎,边煎边灌。10时许开始服药,一刻钟后阳回厥退,汗敛喘定。11时30分,知饥索食,心律100次分,脱险。嘱原方再取3剂,3小时1次,昼夜连服。下午四时,水肿消退,心律82次分,已能拄杖行走。计前后31小时,服附子075公斤、山萸肉05公斤弱,古今目为必死之症,竟获治愈。
李案4:急性心衰濒危(布鲁氏杆菌病)
张建亮,男,28岁,静升镇
狐子沟村农民。
1999年4月13日急诊。患者从事牧羊3年,传染布鲁氏杆菌病1年半,迁延失治,心、肝、肾实质损害。4月3日,突发心衰,紧急住入省人民医院(住院号230511),最后诊断:“全心扩大,室性早搏,心功第四级,心衰第三度,
胸腔积液,大动脉病变,肝功损害,低蛋白血症,Nec赘生物伴脱垂AR(重),MR(轻一中)PR(轻)TR(轻),已经5日全力抢救无效,4月8日早6时病危。专家会诊认为,随时有生命危险,出院准备后事,邀余作最后挽救。
诊见患者端坐呼吸,频咳暴喘,喉间痰鸣漉漉,呕吐涎沫;面色灰暗,神情萎顿,似睡似醒;声若蚊蚋,唇指紫黯,
胸痛彻背;全身凹陷性水肿,脐凸胸平,睾丸水肿,尿少,日夜约150毫升;厌食,食入则胀急欲死,每日仅喝点稀粥;憎寒无汗,亦无涕泪;脉促,114次分,频见雀啄;舌紫黯,满布紫黑瘀斑。病人气息奄奄,口不能言。本病何以演变为三阴寒凝、气化冰结局面,已无从察知(巧言讳饰之遁词——引加)。从脉症推断,必是初病失表,致外邪深入五脏,正虚无力驱邪外出,伏于血分,渐致阴竭阳亡。脉见雀啄,时时有心跳骤停之险,故古代医典把七怪脉列为必死之候。而患者接病危通知书已达11日未死,说明正气尚存,又正值壮年,仍有一线生机。询知此次因感冒而突发心衰,则此“感冒”二字便是生死关键,凡病皆由表入里。“表”既是邪之入路,亦是邪之出路。今病半月,仍憎寒无汗,是表
气闭塞,外邪欲出无路。此亦三焦气化冰结、聚水成肿之主因。少阴与太阳同病,有
麻黄附子细辛汤法,温里寒,开表闭,正堪借重。表闭一开,开门逐盗,伏邪外透,便有转机。遂拟以破格救心汤大剂,加麻黄细辛开表闭,加油桂、五苓蒸动下焦气化而利水,更合瓜蒌
薤白白酒汤、
丹参饮开胸涤痰破瘀,麝香辟秽开窍而救呼吸衰竭:
附子200克,干姜、炙甘草各60克,高丽参30克(另炖),
五灵脂30克,无核山萸肉120克,生龙牡、活磁石、煅
紫石英、瓜蒌各30克,薤白15克,白酒100克,丹参30克,檀
降香、
砂仁、企边桂各10克,桂枝、白术各30克,茯苓45克,
猪苓、泽泻各15克,桃、杏仁各15克,麻黄、细辛各10克,鲜生姜30克,大枣12枚,麝香1克(分冲)。
加冷水2500毫升,文火煮取450毫升,兑入参汁,3次分服,3小时1次,日夜连服3剂。
上药于2日内分9次服完。当日服第一次后,头部见汗,喘咳顿减;服2次后,全身得畅汗,小便大增,日夜达3000毫升以上,水肿消去十之七八,次日进食面条一碗,起床托炕沿来回散步,面色由灰暗转红润,脉沉弱82次分,雀啄脉消失,脱险。历来视汗法为小技,病至奄奄一息,汗法似无用武之地。殊不知,此际妥施汗法切中病机,常常扭转败局,救人性命。汗法之妙,竟有起死回生之效!
李案5:冠心病
心绞痛、急性心肌梗塞
灵石农牧局局长查富保,60岁
1982年正月初六急诊,经县医院心电图确诊为冠心病月余。14时心绞痛发作,含化硝酸
甘油片,可缓解半小时,不以为意。18时许,心绞痛再发,含剂及硝酸异戊脂吸入无效,内科会诊诊为“急性心梗”,建议寄送省级医院抢救。因时间紧迫,寻车不易,乃邀余诊视(不是“因祸得福”,而是“因穷得救”——引加)。
诊见患者面青惨,唇甲青紫,大汗而喘,肢冷,神情恐怖,脉大无伦120次分,舌边尖瘀斑成条成片,舌苔灰腻厚。
冠心病心绞痛发作或急性心梗,属中医学真
心痛范畴,《内经》有“朝发夕死”的记述。病势凶险,危在顷刻,当分秒必争,针药并施。先冲服净麝香05克、
冰片005克,含化速效
救心丸5粒,
苏合香丸1粒。毫针重刺素髎、左中冲,于左内关提插捻转,约10分钟痛止,为辨证施救赢得宝贵时间。
患者高年,肾阳久亏于下,春节劳倦内伤,又过食肥甘,致痰浊瘀血阻塞心膈,属真心痛重症,且亡阳厥脱诸症毕见。治病必治其本,不能只图缓解于一时。继投破格救心汤大剂变方:
附子150克,高丽参(另煎浓汁兑入)、五灵脂各15克,瓜蒌30克,薤白(酒泡)15克,丹参45克,
檀香、降香、砂仁各10克,山萸肉90克,生龙牡、活磁石、郁金、桂枝尖、
桃仁、细辛各15克,
莱菔子(生熟各半)各30克,炙甘草60克,麝香05克,三七粉(分冲),2剂。
煎服法:加冷水2000毫升,文火煮取600毫升,3次分服,2小时1次,昼夜连服。
上方以参附龙牡、磁石、山萸肉救阳敛阴固脱。红参、五灵脂同用,益气化瘀,溶解血凝。
瓜蒌薤白白酒汤合
莱菔子,开胸涤痰,消食降胃;丹参饮合郁金、桃仁、三七、麝香,化瘀通络、辟秽开窍,细辛散寒定痛,桂枝引诸药直达心宫。
余守护病榻。20时10分,服第一次药后1刻钟,汗敛喘定,四肢回温,安然入睡。至正月初七上午6时,在10小时内共服药2剂,用附子300克,诸症均退,舌上瘀斑褪尽。继之为疏培元固本散一料治本(三七、琥铂、高丽参、胎盘、藏
红花、黄毛茸等)。追访18年未犯。
余以上法加减进退,治心绞痛百余例,心梗及后遗症12例,均愈。其中一例心肌下壁梗死患者,服培元固本散一料。约百日后经多次CT复查,无异常发现。说明培元固本散有活血化瘀、推陈致新、修复重要脏器创伤的殊效。
李案6、冠心病并发频发室性早搏、纤颤休克
中央七二五台家属王桂梅,45岁。
1998年11月27日,急性休克收住汾局医院内科,诊为“冠心病心衰并发室性早搏及纤颤”,经抢救1小时,病情无改善,其婿电话向余咨询治法。询知患者心跳248次分,心区剧痛,大汗不止而喘,症情凶险。遂电告破格救心汤大剂急煎,令服300毫升而脱险。次日诊之,脉促134次分,尿多不渴,舌红少苔,腰困如折。乃嘱原方加麦冬、五味子各15克以救阴,一日连进2剂。第3日下午,早搏消失,84次分而出院。令改服本方平剂3剂,每日一剂,以资巩固。
追访1年未复发。
李案7、
胃溃疡大出血濒危
吐血或大咯血,盈碗盈盆,或妇女暴崩出血不止,或鼻衄日夜不止,或大便慢性出血,日久不止,突变四肢厥冷,大汗淋漓,面白如纸,气息奄奄,此为气随血脱,阴损及阳;脾肾阳衰,不能统摄血液。速投本方平剂,龙牡煅用山萸肉加至120克,干姜改
姜炭10克,三仙炭各10克,
血余炭4克冲,生芪30克,
归身15克,
阿胶20克(化入),九地45克,以滋阴救阳,益气止血固脱。
曾治灵石房管所所长武荣,41岁。晋中康复医院确诊为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幽门不全梗阻;血色素5克,大便潜血(++++)。夏末酒醉后吐血盈碗,
沥青样黑糊便45日,收入外科紧急输血。会诊认为体质过虚,暂不宜手术,住院1周后送回家中疗养。1963年9月16日诊见患者面色、唇、指甲如白纸,食入即吐,神糊思睡,四肢冷,头晕不能起立,动则气喘自汗,不渴尿多,脉迟细弱,48次分。证属脾虚不能统血,血证久延,阴损及阳,气随血脱,亡阳之险象毕露。频频呕吐,药难下咽,急则治标:
赭石粉、生半夏、高丽参(另兑)、云苓各30克,
吴茱萸(洗)、炙甘草各15克,鲜生姜30克,姜汁20毫升,大枣12枚。
煎取浓汁300毫升,不分昼夜,小量多次呷服,呕止再诊。下午3时,药后2小时呕止,顺利进食牛奶一杯,蛋糕一块。遂投破格救心汤平剂,龙牡煅用,山萸肉加至120克,姜炭、三仙炭各10克,合自拟“三畏汤”(人参、灵脂、油桂、
赤石脂、公
丁香、郁金为治各类溃疡之效方),当归补血汤,
龟、鹿、阿胶各10克(化入),上药服一剂,大便潜血转(-)。服6剂后血色素上升至9克。日可进食斤许,出入已如常人,开始上半日班。乃拟加味培元固本散以拔除病根(三七、
凤凰衣、煅
牡蛎、大贝、内金、
鱼鳔胶珠、
琥珀、高丽参、
鹿茸、
血竭、全胎盘、
蛤蚧),月余赴康复医院复查,溃疡痊愈,追访30年健康逾于病前。
此法治愈各类溃疡重症在300例以上;急救鼻衄大出血垂危50余人。
李案8、暴崩
灵石铁厂家属王季娥,42岁。
1973年9月10日中午,突然暴崩,出血一大便盆,休克1小时许,面如白纸,四肢冰冷,气息奄奄,六脉俱无,下三部太溪脉似有似无。厂医注射止血、强心剂无效。遂从血脱亡阳立法,以大剂破格救心汤合当归补血汤,龙牡煅用,干姜改用姜炭50克,本人头发制炭6克冲。下午2时50分,开水武火急煎,边煎边灌,边以大艾柱灸神阙,下午3时30分血止,厥回脉渐出。黄昏时开始说话,凌晨1时索食
藕粉、蛋糕,脱险。后以大剂当归补血汤加红参、山萸肉、
龙眼肉、肾四味、龟鹿二胶连服7剂,始能起床;服增减培元固本散40日始康复。
本方增减治妇女大出血21例,其中,晚期宫颈癌2例,子宫内膜异位3例,更年期子宫功能性出血11例,原因不明暴崩5例,全数在8小时内脱险。除一例宫颈癌死亡外,全数救活。
所有病例,服增减培元固本散30日左右,皆获根治。
引者按:上面引录了李氏参与抢救急危重症八大典型案例,如观杏林骁将与西医打擂,可谓精彩纷呈。在中医西化大潮泛滥成灾的今天,殊为难能可贵。如同仲景《伤寒论》是从族人的血泊中捞起来的一样,李氏案例也是以患者生命和医者个人安危得失为代价换来的。其中起核心作用的“破格救心汤”的创制,继承发扬了古圣先贤四逆汤类方救治急危重症的成功经验,并师法张锡纯先生救治各类心衰休克的学术经验,大胆突破,破格重用附子等,把剧毒药品变成了救命仙丹。经40年反复临床验证,本方较之古代及现代同类方剂,更全面、更有效,更能顾及整体,纠正全身衰竭状态。在救治各类各型心衰垂危急症方面不仅可以泛应曲当,救生死于顷刻,而且突破了古代医籍所载五脏绝症、绝脉等必死之症的禁区和现代西医放弃治疗的垂死病人。
然而李氏在推介本方时提出 “改变剂型”的动议,远非其本人及所有中医所能,未免想入非非、画蛇添足!有误导他人及后学之嫌、自毁长城之虑;更与中医道统无涉,建议删去。
(2)处理疑难怪病
龚子夫“追记一次严肃认真的中医会诊”一文,值得一读。
1970年暑期,江西省儿童医院某病房很多小病号,其中有一部
分因久热不退、腹泻,以致
营养不良,治疗颇为棘手。曾请XXX医学院西医儿科主任王季洪会诊,一时也找不到较好的办法,故请
江西中医学院院长姚荷生会诊,同时由王季洪主任亲笔记录。会诊中挑选两个男患儿(各为2岁、3岁)。诊毕,王主任向姚老提出下列问题:
1、这两个患儿都已由西医确诊为
夏季热、重度营养不良。您的诊断甲儿为暑热伤津;乙儿为脾虚受暑。难道中医没有这种病的病名吗?
2、两儿异同的根据究竟何在呢?
3、同一疾病而病机却有不同,这又是什么缘故呢?
4、甲儿的病机既属暑热伤津,因而您对他的治疗,定为清热生津;乙儿的病机既属脾虚受暑(暑湿伤气),因而治疗定为清暑益气,这就不难理解了。不过方药大意还是请您简单介绍一下吧。
5、理、法、方、药虽已大致明了,但在饮食宜忌方面,您却说甲儿可大量吃西瓜汁代茶,乙儿却不能吃西瓜、水果,而用
陈仓米(或陈谷)、灶心土煎水代茶,同一解渴而不同宜忌,却又如何?
6、能否估计他们的愈期呢?两儿愈期完全相同吗?
7、这些都是您的经验所得,还是仍属学理推论呢?
姚老院长对上述提问逐一从“纯中医”角度作了极其精彩透辟的解答。
三天后,两个患儿病情真的按照姚老说的程序好转,到第五天发烧均退。检查均已病愈:甲儿已嬉戏如常;乙儿则下地不久即倦依母膝,姚老复诊再给七味
白术散2帖,带药出院。
经过这次会诊,王主任(显然是一个很认真且虚心好学的西医专家)很有感触地说:“中医常说辨证论治,我就从没有留心观察过,经过这次会诊,确实使我看到了辨证论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使我认识到中医治病的特点。因此,倒使我考虑到今后的中西医结合,究竟应怎样做才能更好地发扬这种特点……。”
引按:这里的省略号即本书他处提到的“中西结合”一言堂时期的“欲言又止”。这里隐藏着来自临床实践和科学求实态度的真知灼见。理不清是王主任不敢直言,还是龚大笔有所忌讳?抑或大编辑朱笔删除风险?也许在当时说(写、登)出来有灭顶之灾或戴帽之祸?可惜王主任已经逝去,死无对证。他若是活到今天,大概可以畅所欲言了吧?
龚按:这次会诊,并不是什么疑难病例(这只能相相对于中医内行来说。“疑难”二字含有相对性。在中医不为疑难,在西医却为疑难。反之亦然——引加),也没有什么特殊治疗。笔者之所以追记报道,是因为它对中西医结合,如何创造祖国新医学的前途,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引按:可惜作者的一片良苦用心,并未很快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
在会诊中,对于“愈期”问题,究竟是经验所得,还是学理推论?姚老作了如下回答:中医理论认为,七日一来复,五日为一候。至于两儿愈期先后,我根据的是甲儿为暑热,热为阳邪,热性急迫,其进速,其退亦速;乙儿为暑湿,湿为阴邪,湿性濡滞,其进缓,其退亦缓。理论如是,经验上似亦多数得到支持。
本病无论从学理、经验上都告诉我们,其向良好转归的过程,第一是先出现口渴,第二是小便次数减少,第三是大便转调,第四才是发热渐退。如果急于要求退热,甚则外用冰敷,内服苦寒之药,那就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可是,本病的良好转归程序,从未得到科学观察,究竟可靠程度如何?我很想求您作一次严密观察,得到可靠的答复。
引按:中医的“学理推论”之所以和“经验所得”如此吻合,就因为前者是从后者总结归纳出来的。中医学理乃是基于实践的理论认识。这就难怪人们无法像西医的“基础理论”和“临床医学”那样,把中医的学理与经验断然分开,或者把中医学理完全视为经验。“七日一来复,五日为一候”的理论,是主观臆测?抑或是实验室结论?都不是!是经验总结,是对临床实践的规律性认识。中医所有的学理推论,几乎都离不开临床直接观察。脱离临床观察的另类“科学观察”与中医临床何干?!
遗憾的是姚老院长最后一句赘余的“谦虚”话,恰如贺汉琪先生所说:“谦”得似“卑”,“虚”得近“伪”,一下子把中医学极强的科学性与实践性一笔勾销了,也把他自己一生的医学科学实践(卓有成效)一笔勾销了,同时还把临床实践是对医学理论的唯一科学检验这一真理标准给否定掉了。
“从未得到科学观察”?这岂不是说较好掌握了儿科疾病诊疗规律的姚老先生一生从未进行过“科学观察”?而那个在同样的儿科疾病面前一筹莫展、束手无策的王主任倒像是握着“科学观察”的尚方宝剑似的,不但为西医,而且还可以为中医进行所谓的“科学观察”!
姚老院长的这句“客套话”说得实在太过离谱。能治好病就是硬道理。您一个能治好病的专家怎么应该和可能去请一个治不好病的中医外行去做什么科学观察?可叹百几十年的精神重压,把我们某些老前辈的脊梁骨都给压变了形。对于中医药学的“超常(前)科学性”竟置若罔闻到如此地步!
极其有限的几个西医化验指标,能够说明疾病痊愈的整体综合气象吗?
“专攻怪病的怪医朱曾柏”一文,描述了一位“怪医”的形象,反映出中医学在处理疑难怪病方面的独特理论和方法,显示了中医学在临床诊疗上的又一特色和优势。
朱副教授由研究怪到喜欢怪,30多年来遇到的怪病特多。例如:某军区伍某,自诉 身如三截,头颈寝汗不止,乳至脐间安然,脐下腹胀殊甚,延宕年余不已。服了朱药方11剂,诸症豁然。
陈氏六岁男孩,,每日哭吵不止,称满屋皆有臭气,因恶臭而少食。体检又一切正常。朱给吸药数次,闻臭症状全消。某女工手指颜色一日数变,经服药几剂即愈。康某连续打喷嚏一年以上,令同事、家人心烦,本人更苦不堪言。几剂药下肚,神清气爽。赵某全身皮肤奇痒达28年,国内外求治无效,服药3月,奇痒已基本控制。
朱氏之所以能征服多种怪病,在于他能娴
熟地运用中医理论,从前贤“怪病责之于痰”,“百病皆由痰作祟”的学术见解出发,创造性地发展了中医痰病学说。他认为,对于疑难怪症的认识和治疗,在当前乃至今后一个时期内,中医中药将日益显示出它的优势和特色。
(3)中医药治癌
段凤舞先生对记者的一席谈话,反映出中医学临床治癌的现状、特色和优势:
我国中医药治癌,已有很长的历史。我国抗癌中草药约有200余种以上,大多数在古代单方、验方中有记载。
按照中医的治则,对抗癌中药,大体可分为清热解毒、活血化瘀、软坚散结、扶正培本等。
上述中药仅是单味药的功效。中医治癌的处方绝不是这些药物的简单拼凑。根据中医理论参照病人症状和体质辨证施治,多采用复方。中医认为,癌症虽发生在身体的某一部位,但却是全身性疾病,在治疗上必须从整体出发,十分注意从机体的内部因素着手分析疾病。在治法上,强调处理好正与邪的关系,做到祛邪而不伤正,扶正而不留邪。
中医治癌同西医相比,各有优缺点(各打五十大板,也包括他自己——真够谦虚的——引加)。手术如能根除,当然最好。但癌细胞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不断增长、不断扩散。放化疗对一部分恶性肿瘤有较强的抑制和杀灭癌细胞作用,但其最大缺点是“敌我不分”。因此,有些肿瘤患者经放化疗后,虽然肿瘤缩小或消灭了,但病人的体质却被摧垮了。
中医药治癌的最大优越性就是副作用小,可以明显改善病人的临床症状。尤其是晚期癌症患者,手术、放化疗对他们已经无能为力了。这时如能采用中医药治疗,则能缓解症状,减少痛苦。所以说,中医药治癌有着无限光明的前途。它与手术、放化疗相比,确实有着独特优势。
下面我们来看一些纯用中医药治癌的个案,借以验证段的上述谈话正确与否。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不能轻率地学究式地把执有“祖传秘方”或握有绝招的民间医生归入“骗子”一类。在他们当中,也许存在着许多值得我们虚心学习和采集的宝贵东西。
下面的案例(证据)表明,中医药治癌不是“可能”突破,而是已经有所突破。惜乎能进行突破的中医师还不是很多,被突破的病种和病例还远远不尽人意。如同整个中医学不被承认一样,凡中医在治癌方面的突破几乎都得不到承认。治癌的医学诺贝尔奖大概会被授予那个理想中的通治所有癌症的灵丹妙方。然而这只会给诺贝尔的在天之灵带来无限的悲哀,因为这个灵丹妙方也许是永远不会有的。
案1、腹腔癌左颈淋巴转移
湖北朱曾柏运用中医痰病学理论治癌获效。
患者张XX,系腹腔癌肿向淋巴转移,左颈部肿块半月内增大如拳,坚硬如岩,先后在天津、武汉肿瘤医院切片检查确诊为淋巴转移。化疗、放疗均无效。朱氏用化痰散结解毒之法,佐以活血扶正,五月后,癌肿逐渐消失。3年多来,患者一如常人。
案2、双侧
卵巢癌3期
四川刘淑泽于1977年以
桂枝茯苓丸加味治愈子宫癌一例。
患者沈XX,女,42岁。经西医诊为“双侧卵巢癌3期”,剖腹作子宫全切术,术中发现癌细胞广泛转移,遂关闭腹腔。嗣后求诊于中医。刘氏以桂枝茯苓丸主之。药用:桂枝、茯苓、丹皮、桃仁、赤芍、
乳香、
没药、
昆布、
海藻、
鳖甲、小
锯锯藤(四川草药,民间广泛用于消肿止痛)等药,6剂即见转机,2月包块基本消失,3月停药,渐能参加家务劳动。6年后追访健在。
此案于1984年方在《四川中医》杂志见刊。
阅此案之前,笔者于1984年5月刚出道时在潭俊臣老师指导下经治一癌症病人。
段XX,女,44岁,县法院干部,住西医内科病房。诊断:子宫癌晚期。手术后,多处扩散,脐下溃破。癌肿凸出腹壁之外,大肉枯槁,大便难且呈扁平形状。服
桂枝茯苓丸加味汤剂2月,大便转粗圆,腹壁肿块明显缩小,全身状况好转。继之癌肿突出部溃破渗脓出血。患者家属慌忙要求改用西药止血,拒(停)用中药。其实此腐败脓血应否止流中医方面尚在斟酌之中;果需止血,中医亦有止血良药,比西药效果更佳。其后不久病情迅速恶化,年内死去。死前特地嘱我转告我的病友要少吃腌菜(她疑及自己罹患癌症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几十年中特别喜欢吃外婆用雪水做的酸水坛腌菜)。
读刘淑泽案,相见恨晚。
案3、恶性血管癌
湘潭市保健门诊部肿瘤科老中医袁玉泉验案:
X干部,男,38岁,背生肿块,疼痛异常,经医院诊断为恶性血管癌,症属不治危在旦夕。袁医师被邀去会诊,断为脾胃郁热、津液燥结所致。开了滋阴抑火、消毒破结处方。患者服药3剂疼痛缓解 ,服5剂大小便通,服10剂病情显著好转,服药2月行动如常。医嘱半年禁房事不近烟酒腥膻之物。这时,原医院医生推翻自己所作原癌症诊断。其家属及本人信以为真,以为“治好不是癌,癌症治不好”,不听中医嘱咐,过早入房,很快患者感觉头昏、背上抽痛,癌块重新肿起,痛不可当。医院复查,诊为癌症复发。患者再请袁医生治疗。服药10多剂痛止;服药50多剂,调理3月,行动如常。袁医生嘱咐再三,半年之内千万不要犯禁,4个月内不要停药。数天后,患者获得一盒所谓“王牌”进口针剂,要求停服中药。袁医生不同意,并将前次犯禁作为教训,告诫他千万不要以命试药。患者不听劝阻,开始注射进口针剂,两月后癌症再次复发,三月后死去。袁医生向记者介绍该病例后深为惋惜。他希望正在治疗的患者以此为戒。
案4、早期宫颈癌
中医古方“
三品一条枪”,目前中医知晓并且善用者已经为数不多。而个别西医拿去却派上了大用场。
报载:1973年江西省妇产医院名誉院长杨学志教授开始研究中医古方“三品一条枪”治疗早期宫颈癌。至1986年,共治230例,不但近期治愈,而且经随访复查无一例复发。其中4例年轻妇还经阴道自然分娩,证明此法能保持患者的正常生理和生育能力。该疗法的治疗费用仅为手术费用的15%,放射费用的30%,且适合在县、乡两级医院推广使用。同时,它对宫颈癌前疾患和癌前病变也有满意疗效,对于预防和阻断宫颈癌的发生有很大意义。用后可使癌组织呈圆锥形脱落,宫颈逐渐光滑平整。
引按:上面是信手拈来的几个案例,各具特色。尤其袁玉泉经治癌症患者的案例,很能说明问题。目前中医、西医、中西结合医都在向癌症发起进攻。中医依据世代相传的失败与成功的教训与经验,针对具体患者的不同症状和体质,运用中医药理论辨证施治,屡见成功的报道,显示出中医学的特色和优势。西医学致力于所谓“生物导弹”研究已半个世纪,妄想一举攻克癌症堡垒。据说实验室早已获得成功,但临床上却无法见到实效。究竟谁科学谁不科学,不言而喻。患了癌症如何投医,可得三思而行。
关于中医治癌的特色,我撰有“告读者”,郑重举荐鄢荣光及其《四世真传·鄢荣光老中医治疗癌瘤经验》遗稿:
告读者
中国四川出了一个民间“治癌大王”,人称“救命菩萨”鄢荣光。
巴蜀烹饪以麻辣辛著称 ;川菜向以中国“四大名菜”之一享誉中外美食界。孰料 “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百姓因贪“口福”而诱发、罹患口腔癌、食道癌、胃肠癌、肝
胆管癌、
肺癌、
乳腺癌、子宫癌等多种癌症者殊多。
天府之国盛产川药,素负盛名。成都不愧为成功之都,它既成就了一代“武侯”诸葛,又成就了一代“医侯”——用地道川药治疗巴蜀内外各种癌症,治病如有神助,民间中医世家鄢荣光堪称中国大陆当代“中草药治癌大王”。
此书就是这位医术高超而又淡泊名利的世外高人毫无保留、无私奉献的珍贵遗著,在物欲横流的当今世界殊为难得。这是一部散发着浓浓乡土气息,眼下最完整、最系统、最杰出的当代中医治癌专著(当然希望有后来居上者)。
由作者家属、编者、出版者呈献给读者的这部当代中医药治癌专著,以20余种140余例真实可信的临床案例,打破了“癌症是绝症”“是癌治不好,治好不是癌”的流言。它象一盏指路明灯,给医学发展开拓思路,给医生临床提供武器,给罹患癌症、成天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的患者及其家属带来希望,带来福祉,带来实惠。它是一剂攻治医、患“恐癌症”的良药,是一发治疗癌肿、攻克世界医学尖端堡垒的重型炮弹。它不但是医-作者的世代经验累积与智慧结晶,尤其还是癌症患者及其家属破除西法西药“现代科学”迷信,笃信中医,与癌症顽强拼搏并战而胜之的忠实记录(当然遗漏错讹难免)。
从笔者侥幸治愈第一例癌证(胃癌,非何杰金氏
恶性淋巴瘤)开始,我就亲耳听到了那句“是癌治不好,治好不是癌”的“混账话”——它不学无术、自以为是,更误人误己。它足以摧毁患者及家属借以死里求生的精神支柱;而精神支柱往往比神医妙药更重要,因为它使神医妙药无所施其技。“病有不治者,未得其术也”。
此书原稿脱稿已经十余年,作者仙逝也已三年。拖到作者身后才付梓,个中自有其因。鄢老生前在寄给我的“中医治癌特色解答”一文后附有诗一首:
咏梅思友
幸存砥柱于中流,(后继有人) 何事青山白了头,(惜吾老矣)
入树松声时隐隐, 当风竹韵自悠悠,
岁寒三友传天下, 领袖群芳显壮猷,
闻到暗香皆向往, 人间何处不公侯。
诗后另附亲笔手书一言:
“等你关怀,我不出书。”
此言特地针对我出国前屡屡劝他找一家合适的出版社将书稿付梓以救助黎民,我愿鼎力相助。得此回复大出意外!试问著作者有谁不愿意有生之年亲眼看到自家心作出版?唯有此时此公例外。斩钉截铁之中,蕴含着多
少辛酸苦楚、忿懑遗憾!
此书不出,固然是作者的遗憾,又何尝不是患者及家属的遗憾,医界、医生以及后学的遗憾,学术、出版界的遗憾,时代当政者的遗憾?
我收到书稿已经多年。只有伴我出国到了印尼,接诊了大量癌症患者之后,我才真正体会到它的实用价值。因而不遗余力促成它的出版,以供各种不同类型的广大读者求医、学医、行医以及从事医药开发、医学研究、医政管理各取所需。
好了,现在经过作者家属、编者、出版发行者的共同努力,此书终于由XXX出版社出版了。此书既出,不看、不买、不予收藏,难道不是您和家人的莫大遗憾?!
有感于此,我曾写下
休将国宝抛脑后
——研读四川成都中医世家
鄢荣光《中医治癌特色》
感 赋
成都总为成功都,出了武侯出医侯。
谈癌色变医风下,论治从容隐高手。
误入西天人财空,返归自然得康寿。
莫认毒品作仙丹,休将国宝抛脑后!
武陵 何足道 德生 僅识
2008年5月于足道斋
注:此书稿尚在谋求出版过程中,请读者静候佳音。
(4)、针灸与气功养生
针灸气功养生等更显示了中医学的独特性。
有一位洋学者写道:“针灸和整个中国医学,包括包括像按摩这样的手法治疗和像太极拳这样的体力锻炼,很明显都是很原始的医疗方式,这种方法在解释有机体的机能和治疗方法等方面不同于西方医学。日常针灸操作使得医生们认识到这种技术甚至比西医更适合于人体的真正的机能,从而也解释了为什么针刺能成功地治疗某种疾病。”
引按:这位洋学者很懂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对“为什么能成功地治疗疾病” 的“解释”是从“日常针灸操作”中获得的,而不是到西医的实验室中去寻找,因而他的结论才具备了科学与实用价值。
法国乔治赛瑞提到:针灸的疗程也短,比如,有的人腰肌劳损或扭伤,用针治疗三、四次就见好,而西医又要拍片,又要吃药,还不能马上见效。
引按:诸如此类或比之更为神奇的验案在中国中医临床上比比皆是。这种疾病不药而瘳(不少是西医苦无良法、良药者)的医学奇迹能够在西方现代科医学的实验室里创造出来或加以解释吗?
中国传统针灸在世界享有的崇高声誉从著名针灸家靳瑞访法经历中可见一斑:在示范表演中,东道主推荐给靳瑞的病人,大都是当地医生治疗无效的患者。靳瑞均采用传统手法进行治疗,疗效都较好。有一位来自法国南锡的女医生,患血管性
偏头痛20年,靳瑞只给她扎了一针,病痛便全消了。另一位美籍芭蕾舞演员,腰部扭伤三个多月来不能弯曲。她原先不相信中国医生如此神奇,当靳瑞为她扎了一针,立即止了痛并能弯腰时,她欢喜若狂,当众起舞,表演了高难度动作,以示腰伤全好,赢得了观摩者热烈的掌声!还有一位60多岁的老者,腹胀已20多年,靳瑞为他既针又灸,腹胀立消。病者连声赞叹:“20多年来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舒服过!”这些奇迹般的实况,均被《欧洲时报》等一些报刊和电台公诸于众,从而引起更多西欧人的兴趣和关注。
靳教授深有感触地说:“中国的传统针灸在国外享有崇高的声誉。我们应更好地扬己之长,为国争光,为世界人民造福。”
中医气功养生治病更令人叫绝。请看一场令人瞠目结舌地表演——由军医万苏健主持、记者刘燕玲描记:
一位截瘫病人平躺在床上,万大夫的两名徒弟分站两边,在离床两米左右的地方举手发功。随着他们手臂的挥动,动作幅度的增大,双目紧闭的病人像被施了魔术一般,胳膊、脚都动起来,而且越动越快,越动越激烈。时而辗转反侧,时而伸屈翻滚。一会儿双腿高高抬起,超过90度又弯过去搭在脑后,一会儿又挺直双腿坐在地上,发条牵着似地飞快跳动。真不得了,这原是正常人努力都做不出来的呀!
大约20分钟,忙得满头大汗的气功师渐渐收了功法,病人的动作也逐渐停止,然后如大梦初醒似地一跃而起,精神抖擞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他叫崔国强,河南新乡人。1985年因车祸造成胸12、腰1脊椎压缩性
骨折。他回答记者提问说:“我知道自己在那儿手脚乱舞,只是控制不住,觉得胳膊腿像是被磁铁吸着一样,非得动不行。每次活动一回,浑身就轻松许多。”
报道说:万大夫已用八卦循导功为主医治了9万人次,其中对截瘫、偏瘫和腰
颈椎病的有效率都在90%以上。凡是不辞辛苦,特意找到北京西郊这个无名小医院来的病人,必是别处治不好的患者。
笔者不谙气功(为医一大憾事),但演练简化太极拳20余年深受其益。
(5)中医诊疗廉、便、验
中医学还有一大特色,即诊疗高效、低耗、便捷。
现代西医由于其本身固有的性质所决定,不得不偕同盈利至上的仪器制造厂商,追求现代科技仪器化,导致医疗费用的急剧增长,进而引起“医疗费用总危机”。
季铁铮氏曾详细谈到这一情况:
“英国早在1969年就提出了‘医疗危机’问题,内容之一就是医疗费用的急剧增长。日本1980年国民人均医疗费为102,500日元,比1979年增加了8·7%,1982年人均已高达120,000日元。美国医院医疗收费昂贵,基本住院费每天至少百元以上。麻省总医院则更高,每日可达300元之多。有中等收入而无医疗保险的人及其家属无力住院。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每年要支付医疗费10亿美元,比该公司购买钢材的年总额还多。由于支付大量医疗费用,从1974年到1980年的6年中,每辆汽车的成本因之提高了180美元。”
人口众多、家底薄弱的中国无论现在或将来都无法承受如同西方经济发达国家那样的高昂医疗费用。“不久前完成的世界银行和我国财政部、卫生部共同主持的关于中国长远卫生问题对策的长期研究报告指出:‘如果不能采取正确的卫生战略,未来40年中,中国的卫生总开支将达到经济上无法承受的水平。’”(转引自张均克“论中医发展的政策导向”,《医学与哲学》,1991年第3期第4页)目前正在进行的公费医疗制度的改革是抑制医疗费用急剧增长的相应措施。显然,撇开医学发展战略这个根本问题,无论怎样调整公、私费用分担比例都是不能摆脱困境的。当着人们需要自己掏腰包(或自费比例升高)进行医疗保健时,西医学片面追求“科技仪器化”将损害其竞争能力。其科技仪器化程度愈高,收费标准必将随之升高,对病人的竞争能力反而会下降。
中医学适成鲜明对照。无论中药价格如何上涨,病人需要支付的诊疗费用总的说来要比西医低得多。或更确切地说,诊疗同一病人,中医所消耗的医学资源一般说来要比西医少得多,有时少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我师潭俊臣曾用9分钱中药治愈一例遍诊当地各大医院、耗资2千余元不效的顽固性“血管神经性头痛”。患者起初嫌药贱疑及药效,经劝服后始知中药神功。笔者在本书中所附自己的诊案中均尽量标明药价,借以宣传炫耀中医学的这一特色。例如本章前述“乙脑康复案”中,真正救命的药每帖价0·17元,重25克。患儿父母声称“我们住院20多天,什么高级西药没用过?花费几百元。你这么一点点草头草脑管什么用?!”竟将其扔于床头柜中拒绝煎服,真气煞医者。殊不知恰恰就是这么一点点“草头草脑”居然救了他女儿一条性命!
为突出中医药“廉便验”的特色,容作者再举一个实例。
1991年初秋,我在常德县双桥坪乡卫生院搞“社教扶贫”,接诊该乡南洋坪村11组8月婴儿廖小龙(廖国瑞之子)。患儿于8月13日因饭后喂食冰棒致腹泻、发烧。经注射青霉素、灌服西药不效,病情日渐加重。8月 19日父母抱其进城,找到县医院儿科主任(当地著名儿科专家粟万珍),诊为“
急性肠炎、失水酸中毒”,动员住院,须预交200元。父母钱袋中只余60元,只得返回乡里。往返100余里,车费、吃喝、检诊费花去10余元,外加二人误工多半日,病还没沾边。不得已重又找到本乡有名的内儿科王老医师(卫生院前任院长)。王并不下药,把患儿带至我处。主诉患儿泻下稀水样便已6日,发烧、呕吐,含奶不吸,日夜不宁,日渐消瘦。观患儿偎依母怀,头不能抬,双眼凹陷;查身热灼手,前额尤甚,指纹青紫,已近气关。遂诊为“暑湿泄泻”,藿香正气散主之。开中药一帖,其母伴服(过奶),成人剂量,时价2·54元,外收挂号费0·50元,翌日清晨廖母抱患儿来院,逢人便告:“感谢何医师帮我节约了200元钱!”述说昨日下午服药,入夜泻止烧退,开始吸奶。全家一周以来首次睡了一个安稳觉。次日晨大便转干,神态安然,精神复振。“2·54元”,仅及进城住院诊疗费用(进院预交而非出院结算) 的“1%”。患儿实际康复过程仅12小时,以致廖母竟将其忽略不计。
你道王院长为何不下西药?一开就是几十元,效果又不佳,对不住穷乡亲——乡下可不比城里,几个子儿艰难得很。
你道王医师为何敢把他的病人转托于我?弄不好他也是有责任的。原因是他相信我能弄好。因我来院第二天,正好碰上他给一个热势更高的腹泻患儿吊水。吊了一天,仍然是上边吊,下边泻绿色稀粪,真叫医生难堪。不得已王求我配合中药试试。试好皆大欢喜,万一试不好也有个交代——上边来的医生也没法子,当然怪不得我了——其实无论如何也怪不得他。他从早到晚既当医生又当护士,守护了一天,已够尽职尽责。下午4时许服药,7时许烧退泻止,次晨大便转硬。天不亮叫醒司药,翻出中药单子照点一帖,合家高兴而返。他的药是小儿剂量,味数更少(证属暑热
痢疾,白虎汤加味主之),价格更便宜(不足1元)。
廖氏父母见患儿病情严重,医生仅仅问问、摸摸、看看,什么化验也没做,很不放心。原开中药2帖,只肯点一帖;点药时还不时跑来问:“医生,是不是还打点退烧的针?”我说:“不必。”又问:“是不是还开点止泻的西药?”我笑着反问道:“那你说说我开的中药还管什么用?!”对方一脸通红,这才住了嘴。
这就难怪人们(含尊重事实的西医同道)交口称赞:“中医中药既省事,又便宜,效果更好。”
诚然,“
牛皮”也不能瞎吹,吹得不着边际。日本泽泻久敬指出:“针对想要征服自然的医学,存在着与自然共同生存的医学。”显然,中医学即“与自然共同存在的医学”。另有一位洋学者也曾论及,“总起来说,东方医学优点在于它对人的总体观点,还在于它的诊断方法和激发自我治愈的能力,以及其维持人体良好健康状态的功效。而西方医学是在病人已经失去自愈能力,要求外力给予控制和帮助的情况下发挥作用。”愚以为这样划分中西医学的疾病诊治范围不无道理,并据以将西医定格为“权宜之计”和“必要补充”,进而提出了“让中西医学比翼齐飞”的主张。
举例说,张肇基报道的一个案例,若交给个体性很强且以家庭护理为传统方式的中医来救治,就颇感棘手。
报称:沪钢一厂工人陆德才,1981年9月5日在工作中造成特重创伤,左下腹壁连同左下肢被卷扬机绞成3段,左下肢缺损,近半个骨盆断裂,小肠外露,膀胱破裂。送到长海医院急诊室呈严重休克状态,脉搏摸不到,血压测不出。长海医院迅速组织普外科抢救,终使陆德才能拄杖行走,并于1982年8月结婚,1985年3月生一女。陆至今犹存。
尽管中医学在历史上对于“金疮肠断候”等有过专题研究,也值得深入发掘,可是像如此伤残程度的患者继续作为抢救对象也很难说。就眼下的水平和条件,即使名老中医,恐怕也只能是“真脏脉见,甩手而去”,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必须承认,这是中医学的短处,恰好又是西医学的长处。同时还必须承认,任何人没有权力抢占所有的长处。作为中医,即使把西医抢救技术全部学到手,也不能说所有这一切全都成了中医学的长处,只能说某一位中医变成了半个西医——而那长处仍旧是西医学的。这才公平合理、名副其实。
上述材料足以说明,中医学有着自身固有的特色和优势。它虽不能包打天下,但是无论如何不可能为现代西方医学所取得。非但如此,中医学的一整套理、法、方、药甚至是西医所望尘莫及的。
卫生部原中医局局长、中医的忠诚卫士吕炳奎在“中医是宝库,实践出真知”一文中,以“中医药学是宝库还是垃圾”为题,曾经集中论及中医较之西医具有杰出的临床疗效:
科学理论是临床实践中有效经验的总结。科学不科学,有效无效,应该用实践来衡量,来证明。祖国医药学究竟伟大不伟大?是不是宝库?有人还在怀疑。现在还有人说不是宝库,是垃圾堆。中医在临床上究竟起了些什么作用?不论是慢性病或急性病,效果都很好。急性病如胆道蛔虫、胆囊炎、肠梗阻、急性胰腺炎、阑尾炎等,80%-90%的病人可以不用手术。胆道蛔虫在有的地区100%不用手术。阑尾炎及阑尾脓肿穿孔引起的腹膜炎,或者胃穿孔引起的腹膜炎等,都可以用中医中药来治疗。疗效好,病人痛苦少,价钱便宜。如胆道蛔虫,中西医治疗费用相差达八、九倍。这些急腹症是手术治疗好,还是非手术治疗好?我看是非手术治疗优点多,病人痛苦少,费用低,不受条件限制。在农村,在偏远地区都可以治。开刀是痛苦的,没办法才开刀,有办法谁愿意开刀?科学愈发达,我想就愈不需开刀,开刀将来只作为辅助的办法(笔者谓之“权宜之计和必要补充”)。过去认为盲肠是废物,应该早点拿掉。现在有两种意见:一是保留不割,二是主张割掉。盲肠可以产生抗体,我认为能不割的尽量不割为好。对扁桃腺的看法也是这样。胆囊炎、胆结石,把胆囊割掉了还会发生其他麻烦。所所以开刀是一手,不开刀能把病去掉更是一手,是科学的。其它如
肾结石、
输尿管结石,中医中药治疗也很好。乙型脑炎中医疗效大大超过西医。西医治疗死亡率在15-20%,高者达30%,后遗症亦达30-40%。中医按温病理论治疗。广东的海南县有个中医单位治70例无一例死亡;今年上海中医学院治到8月底为止,死亡率仅1.3%。看来只要掌握好,死亡率可控制在2~3%,而且后遗症少。
麻疹、
肺炎、
钩端螺旋体病、出血热等,死亡率都很低。还有无名高烧体温达到40℃,用尽所有的抗生素都不能退热,找不到原因,碰到就是麻烦,各医院经常遇到。中医治疗办法很简单,两三剂药可以解决。北京有个职工医院,有个劳模患了这病,用尽各种办法都不行,烧了20多天,人都逐渐昏迷了,曾请西医专家会诊几次无效,又请热带病专家会诊,也提不出办法,就请了北京中医院几位中医去看。看病是在下午四五点,服了药到晚上11时,体温降到38℃,第二天又一付药退热,三剂药就解决了,病人痊愈出院了。医院西医大夫们作总结,结论怎么下呢?竟然说:“这个病我们诊断错了。如果诊断不错,中医为什么能看好?可能不是无名高烧,是
上呼吸道感染。”这真可笑(实在可笑。自命不凡的先入之见已使出此高见者神经失常,退一万步说,假定上病可以改诊为“上感”,那为什么西医专家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不能治好呢?连一个简单的“上感”也治不好,甚至大误其诊,这不是无意中将西医贬得一文不值了吗?!——引评)。有位副院长是学过中医的,指出这结论不对头,才改变看法。这类例子甚多。我提这个,是说有些人头脑很简单。大体上,急性病中医治疗好,优点多(疗效高、痛苦少、费用低)。……马血清副作用大,有血清反应,易引起
心肌炎,用钱多,制造血清要用很多强壮的马匹。中药治疗比马血清好,没有这些副作用。
通过这些事例,可以说中医是超世界水平的。乙型脑炎、
白喉、急腹症都是。还有些小病如疮疡,乳疮、小疮
疖的治疗,中医方法简单,效果好。西医治疗乳疮破坏大,恢复不好。中医治疗能克服上述缺点,还可不开刀。西医治疮疖,割了一刀解决一个又长一个。有个外科主任,他的小孩长疮疖开了又长,请中医看没几天就不发了。后来凡这些病他也用中医办法治。过去,有许多人讲膏药脏,不科学。因为膏药是黑的,纱布是白的,这是颜色不同。其实膏药是油熬的,并不脏。
又如蛇咬伤,在世界上办法还不多,中毒厉害时治疗很麻烦。新会地区那里,蛇咬了,搽一搽药就行,不用吃药,真了不起。若是哪个专家发明了,就世界闻名,但因为是草药先生搞的,就没有人惊奇。其实“伟大出于平凡”,科学来自实践,来自群众的创造。
还有些慢性病,也很麻烦。如肺结核,大家认为已解决了,但实际只解决了一部分。顽固性肺结核,抗痨药无效。上海中医学院对纤维空洞型肺结核,用化瘀活血的方法来治疗有一定效果。其它如宫外孕、再障、脉管炎、哮喘等病,疗效有很好。再如电焊工人的电光性眼炎,眼痛张不开,西医搞一周还不行,中医针灸风池、合谷穴,10分钟后就可以去工作了。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上面所述中医学的廉便验的特色和优势并不等同于她卑贱不值钱。中医医术不能以路边小草、柜中饮片计价。恰恰相反,生命无价,健康无价;知识高价。中医学以维护生命和健康为最高宗旨和永恒目标(离此便不再是中医学)。她和生命等值,和健康等值,故中医学为无价之宝——生命挽回,药物起效,患者付多少钱也不为多。她无法计价,她不屑计价。置身商品社会现实,医者必须生存,医业必须维持并发展,迫使她又不能不计价。故其日常收费的实际操作,极带随意性又极富人情味——“随意”,随医者之意,随患者之意;然最终是由患者经济状况决定,由医患互利共存来平衡——富者多付(常冠以“捐赠”美名),寡者少付,贫者不付,困者由医者倒付。多至患者家属以宝马别墅相赠,少至贫困农户以家中出产抵消药费;亦有迫使不义乡绅斥资药店施药者(四川鄢荣光即行此)。而社会古往今来、古今中外总是富裕者、贫困者并存同至,迫使医者“拉富济贫”。
在诊疗收费问题上,中医的灵活多样的收费方式与西医规范(虚假)的、机械的、冷酷而又日趋昂贵的收费方式形成鲜明对照,显示出中医学的又一鲜明特色和巨大优势。
(三)小结
以上无我们从理论方法与临证诊疗两大方面不厌其详地论列了中医学的特色和优势。尽管竭尽全力,仍属挂一漏万。至于中西医学这种总体上谁占优势的问题,本不可回避,而且已经有人提到。但依笔者之见,在目前中医界很不景气、潜力尚远未发挥的情况下,尽管可以举出许多确凿事实作为强有力的证据,但同时也会遇到不少刁难,需要颇费唇舌辩解。因此,现在急于下结论为时尚早。只有到了中医事业发展规模基本上与西医旗鼓相当(在中国这应当是完全合乎情理的要求),名副其实的中医医院、中医诊疗所遍及全国城乡乃至世界各地,像样的中医和新一代名中医大量涌现的时候,只有到了那时,当我们旧话重提,才会感到轻松裕余、势如破竹。我们应当为此而奋斗不息。
7-2保持与发扬
7-2-1、目的与意义
中医学立足于自然过程和生命过程的思路和方法,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阴阳五行、脏象经络、辨证论治、理法方药等理论和中药、针灸、气功、按摩、养生等防治手段,以及由此反映出的整体性、动变性、模糊性,重视及其感官在医学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等等,都在医学科学研究和临床实践中具有明显的特色和优势。
毋庸争辩,所有对上述中医特色和优势进行非难、鄙弃或抽象肯定、具体否定而加以摈弃的论调和主张,都是在否定中医学的科学性(有效性),都是在有意无意毁弃国宝。这些错误论调绝不可能是对中医学的什么“提高”、“发展”“升华”。
傅景华针对王强的“开放论”,寸步不让地指出:开放不是拆除自身的根基,替换自己的框架,而是在自身的基础上,吸收利用其它学术,为我所用。任何科学,在其发生、发展的历程中,都要固守自己的学术体系,保持自己的特色,否则就不可能存在。如科学哲学家库恩所言:“墨守成规,固执己见,甚至至死不悟,这是成熟的科学发展的一条准则。”
在极富创见的库恩笔下,“墨守成规,固执己见,甚至至死不悟”等等,全都脱俗而由贬义词转化为褒义词,全都成了“成熟的科学发展的准则”。它们的反义词呢?诸如“随波逐流、心无定见、日新月异”等等,当然就是“幼稚的”、“尚未定型、尚未成熟的”“科学发展的准则”了。库恩提出的这一“准则”,无疑给中医学的继承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科学根据。另一方面,它也从中医学获得了最完美的例证。
保持与发扬中医特色与优势,对于中医学的生存和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任应秋指出:“中国医药学之所以生机蓬勃,是因为它在医疗实践中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完整的理论体系,凭借着它,密切地指导医疗实践。这是它既不同于一般的单方单药,也不同于现代西医的一个特点。这是我国医学科学的一大优势。我们讲的中医特色,主要包括阴阳五行、脏腑经络、病因病机、四诊八纲、辨证论治、治则治法等基本理论。如果中医丢掉了这些理论,只搞单方单药,那还叫什么中医学?怎么能有效地治病?可惜的是,不论中医学院或中医医院,在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上都做得很不够。拿中医学院来讲,无论是课程设置或临床实习,基本上是搞中西兼顾,在有限的时间里,既学中医,又学西医,结果是一样也学不精,弄不好会成两个‘半瓶醋’,那也就失去了培养中医专门人才的意义。在中医医院里,中医不管病房,只看门诊;中医病名不能开诊断;危重病人抢救,中医不能过问。这样下去,不但不能发展中医,连一些传统的医疗技术,由于长期搁置,也日趋萎缩;有的小科已濒于失传的境地。长此以往,中医确实存在着丧失自己的特点,乃至失传的危险。”
在坚持中医特色问题上,侯召棠教授旗帜鲜明:“坚持祖国医学的特色。振兴中医,就是要继承发扬中医学不同的、以整体动态平衡为核心的理论体系,辨证论治的独特诊疗手段和既重扶正又重祛邪而以扶正为主的医疗思想等特色。中医学之所以流传几千年仍然焕发着青春活力,今天它之所以受到国际重视以及今后能不能实现其世界化目标,最关键的就在于坚持它的特色。”
笔者按:侯氏把坚持中医特色的重要性提得很高,把它视为“实现其世界化目标”的“关键”。这就是说,如果把中医理论视为“不能指导实践”、“原始”、“落后”、“自然哲学式”、“唯心主义”、“玄学”、“不科学”、“前(潜)科学”、“过时”、“陈旧”等等而加以“替换”、“革除”、“摈弃”,如果对于现代科医学根本无法导出的中医独特学术体系采用实证分析法逐一“证伪”,如果认为充分体现了杰出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辨证论治”原则只是“朴素的”、“古典的”,已经“受到现代自然科学的挑战”而予以罢黜,如果认为中医学赖以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的“一枕三指”不合时宜而代之以仪器检诊,如果以为中药提纯不会改变其中医学本质,如果以为化学合成品能够取代中药,如果以为实验室、试管、动物的实验研究乃至尸体解剖等等可以代替源于临床的,……那么传统中医学即告休矣,中医即告西化矣,哪里还谈得上“世界化”呢?
张伯讷特撰“略论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一文,从组织路线上论及中医医、教、研各方面如何保持发扬中医特色问题。与“依靠西医”来发展中医的主张针锋相对,他特别提到“依靠中医本身的力量和水平”。
张氏写道:“中医特色,是中医药学自身矛盾运动特殊性的具体体现。……在中医的教学、医疗和科研等各方面都有其历史的具体的内容。而在当前,我们认为,在教学方面体现中医特色,就是要抓好中医教学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培养、训练;在医疗方面,就是要提高中医辨证论治的水平及其治疗效果;在科研方面,是指其方向、课题和内容等,是在研究中医中药及针灸、推拿、气功等理论和临床。如果我们在中医的医、教、研各个方面都能致力于中医学术的整理、研究、继承和提高,那么中医特色就会得到进一步的发扬光大。
“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的关键,在于依靠中医本身的力量和水平。”
张氏“关键论”提得好!不是中医,不学中医,不懂中医,不干中医,谈何保持发扬中医特色?根本不懂中医和不干中医的人,把“当好一个中医”也不算作“科学”的人,一窝蜂地跑来从事中医理论“改建”,岂非天下奇闻?如果听任外行(含别一界别的科技巨仔)闯(混)入中医领域大“动”干戈,那还有何中医完整体系可言?!
无怪乎“中医科研单位”容不下中医,反由西医充斥;无怪乎中医科研搞了几十年,中医理论反而被弄得越来越“玄”乎,越来越“落后”,越来越“原始”,越来越“不科学”,以至于非得“转换”,非得“西化”便不能生存、不能发展。试看那些打着“中医”旗号的所谓“重大科研成果”,其中不少距离中医临床简直是十万八千里,如同在科幻世界。
7-2-2、原则和方针
1、辨明特色和优势,认清光明前途
辨明特色和优势问题,基本上属于所谓的“东西方比较医学”范畴。咋一看来似乎理论性太强,不彻底精通被比较的两门医学体系则很难理解。其实不然。犹如不懂文法的人照样会说话,修辞学理论产生之前人们照样会打比方,辩证法理论创立之前早已有人在运用辩证思维一样,只要我们紧密结合临床,留心观察,认真思考与体会,那么辨明只要特色和优势的问题,就不是深不可测、高不可攀的。当然这又和创立“东西方比较医学”的系统理论是两码事。后者显然需要尽可能精通中西两门医学,还要涉猎不少相关学科。但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只要肯下功夫,即使后者也不是高不可攀的。
辨明只要特色和优势,认清光明前途,可以帮助我们正确认识自我,坚定专业思想,激励学术上的进取心,焕发我们的聪明才智和创造精神,推动中医学术与事业的发展。某中医前辈一生为中医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他在《人民政协报》上所发议论有违初衷。文章说:
“由于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的国情,纯中医和纯西医都是没有前途的。只有中西医结合才展现光明的前景。”
“单纯中医今后在临床上是很难行得通的。患者出于自身的要求以及医学知识的普及,已具备有中西医两方面的常识,医学单位的医疗检查设备也日趋增多,可以想见,如果中医听不懂患者说的西医名称,看不懂化验单,他将很难取得患者的信任,将逐渐失去临床阵地。”
事理是否真的如此?兹不揣冒昧,将自己亲身经历与感受禀报于下,但求明察。
愚以为,但凡关系中医总体战略问题绝不可以单凭“想见”,而要注重事实。全国的情况未见统计,仅就我所在单位来看,西医100%不用中医诊断,只有少数西医师在西药无效时偶尔学开中药。中医呢,别人我不敢断言,我开西医诊断完全是被迫应付差事和上级检查。至于进行周密的化验检查、作出严格的鉴别诊断、完全符合西医学要求的人次并不多。当然,能“听懂患者说的西医名称”,“看懂一般化验单”者大有人在。可是,这能算是“中西医结合”吗?就凭这能取信于患者吗?就不会失去临床阵地了吗?
从全国来看,工作在临床第一线的绝大多数西医和中医相对说来基本上都是“纯”的。真正“中西结合”的高级医师和专家教授为数极少。您的话不是宣布绝大多数医务人员“没有前途”,只有那已经感到在“中西结合”的道路上有些“走不下去了”因而“很苦恼”的少数人才展现光明的前景吗?
我在县医院中医科工作,几乎无一日不遇到病人要求用听诊器听听,或量量血压,开化验单,指明正常值范围,呈阅心脑电图、B超、胃镜报告,甚至CT图片等等并要求作出解释。如果所有这一切我都一一照办,我还当什么中医呢?它们除了干扰中医的临床思维之外,对于开中药又有何益处呢?说实话,我是一个连西医检验正常值记不住也不愿记的人(单中医中药要求背记的东西于我已是如牛负重),对心脑电图更是一筹莫展。至于CT扫描,早几年我所在地区无此设备,无人接受培训,一次为整理一位患者的病历资料,找了不少西医老师,也无能阅片者。
院内有一位很有经验和名望的高年资西医,前任院长,现在惧怕坐门诊。他很有自知之明,也很直率。他毫不掩饰地说,我就害怕那众多的检诊图片。西医新理论、新手段、新设备、新仪器层出不穷,自己学的都是五十年代的东西,已经老掉牙了,适应不了新形势——说明西医同道承受的“知识换代”的压力有多大,包袱有多重。可是作为西医,看不懂西医检诊图片可就有些难为情了。
我想,我这个对西医知识别说一知半解,即连“二千分之一解”也不够的中医师,何必班门弄斧、滥竽充数?但有一点我能做到,也相信所有中医同仁都能做到,即:不装懂!我自我解嘲说:“中医就是中医,不必做‘二不拉几’(任应秋谓之‘半瓶醋’)!”遇上前面所说的那一类病人,我一定耐心做解释:
“您请坐。您没见我门上挂着‘中医’招牌?您要做的那些检查化验,应该到楼下西医那里去。那全是西医诊察疾病的工具和手段,不是我们中医的方法。中医主要是号脉、观舌、看指纹。……比如说您肚子里有无蛔虫,逃不过中医的眼睛。不验大便怎样知道?就凭面生白斑、白睛虫点、脘腹阵痛有休止等等,十拿九稳,有很强的科学性和实践性,用药即可显灵,教您不疼就不疼,请您拉虫就拉虫。相反,化验大便有时反查不出。为什么?化验是查蛔虫卵。不是筒筒大便都有,一筒大便也不是处处都有,蛔虫更不会一见您要化验就抢先给您生蛋。无卵≠无虫。经验表明,人体内没有寄生虫者极少。若无明显不适有少量蛔虫或虫卵不算病,或许还是必要的,这叫‘生态平衡’。……”
凭我的经验,农村患者中的虫证特多,因此而开刀的人不少。故而关于虫的解释也就要不厌其烦。上文中的省略号表示尽量不啰嗦。这些话也不是对每一个病人全讲完,有针对性,越简明越好;有时诊室有许多病人,只需对一人讲就够了。到后来老病友便帮忙作解释、作宣传。病人98%都夸我态度和气。只要你耐心,讲得在理,那么“欲拉先推”的策略便很起作用,想推也不易推掉。因为他(她)上得三楼,或是底下推上来的,或是自己找上来的,都是要吃中药的。取信于病人的关键在于你的中药是否“对方”,能否把病治好,并不在于中医能否耍几个西医名词,或是在中药饮片上贴一个西医标签。不瞒您说,20年中我只遇到一位强词夺理的批评者:“就你这医生水平差。别的医生都既会中医又懂西医……。”当然弄得我面红耳赤、狼狈不堪。我只细声软语回敬一句:“人各有志不可勉强。您就另请高明吧。”我想,为了事业有时也是需要忍辱负重的。
然而绝大多数患者都是通情达理的。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位,至今还没有遇上第二位听了我的解释后愤然离开的(也许有勉强留下的)。人们常常满意而去,十分乐意地遵嘱去药房捡些乌梅、黄连之属,以酸苦辛涩之类去调节一下平日那偏于甜蜜的口味。而他们从梅连的酸苦之中尝到的却是中医的甜头:同样一个胆道
蛔虫病人,到西医那里把瓶子一吊,药费即上百;若手术则上千,疼痛还往往不能迅速控制。到中医这里,二、三帖药下肚,很快康复如初,既迅速又便宜。
我们应该宣传一下,中医不懂西医和西医不懂中医是正常现象——俗云“隔行如隔山”吗。中医不懂中医理论才是莫大耻辱。患者的真正要求不是中医懂一点可怜的西医皮毛在皮毛知识,不是中医会开西药,而是中医会用中药,能花小钱治大病。尤其能用中医中药治愈在西医那里治不好的疑难绝症。中医不行西医上,西医不行中医上,或两者一起上。这是中国患者的福气。有头脑的人决不会苛求一个医生面面俱到,似懂非懂,不懂装懂,徒以两种医学装潢门面,骗取信任和钱财——这只能自毁形象、自砸招牌。
我院西医有学用中药的,中医也有开西药的,中西医经常互相配合、互相请诊、互相学习与,但没有一位敢于宣称,“我是中西结合的高级医师”,更没有一位同事担心百几十年内中西诊室关门、医院倒闭(经营管理不善者除外)——没有前途。倒是经常听百几十里外山乡来诊的患者提及,下面有的医生号称“中西医都来得”,中西医稀里糊涂开一大堆,花了不少钱,吃了就是不见效。照您的说法,“光明的前景”非他们莫属了?笔者不敢苟同。但不得不承认,浑水摸鱼,实惠属于他们。然而这是不能持久的。病人迟早要跑掉。就其学术生涯而言,更是枉然一生:病治不好,问题何在?病治好了,是西药的效果,还是中药的功劳?一笔糊涂账,论文上如何作出阐述让人信服?
由此可知,要保持发扬中医特色和优势,坚持“一枕三指”诚属不易,环境气氛很不适宜,甚则阻力重重。我们不必去苛责和埋怨我们的前辈没能给我们创造一个继承发展中医学术的良好环境,我们要用自己的双手开创新局面,为自身也为后人创造一个良好氛围。这是跨世纪青年中医完全应该而且能够做到的。如果我们没有做到,那就辜负了我们所处的远比前辈优越和宽松的时代,愧对列祖列宗,愧对子孙后代,愧对世界人民。
2、明确继承与发展的辩证关系
关于这个问题的各种高论,报刊杂志上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有真知灼见者数量太少,多为泛泛空谈,可谓连篇累牍,很有千部一腔、似曾相识之感。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种:
(1)强调全面学习与继承,认为“发展”自在其中。如任应秋、方药中、赵绍琴、焦树德等。
(2)厌恶“继承”至极,但求超度式“发展”,谓“‘继承’没完没了,‘发扬’遥遥无期”。如印会河然。
(3)“继承”以将符合传统理论者归入“经典中医学”中,“发展”以将与传统理论“不符合”者归入“现代中医学”中,两样货色齐备,各有各的用处。于是“继承”与“发展”各得其所,各有建树。此论为祝世讷独倡。
(4)中医经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阐述=唯象中医学,此为“发展”;总结名老中医经验并输入电脑,此为“继承”。此模式为钱学森首倡。
(5)在中西结合的基础上向多学科研究过渡,中医学的“发展”与“继承”均在其中。此模式为王建平等所创。
……
我自认属于任、方门徒。愚以为中医体系中的“继承”与“发展”也和所有其它成对概念一样,既互相区别又紧密联系,具有整体性,即不容分割性,浑然一体。它们既不能像印、祝、钱等那样截然分离,也不能像王建平那样混为一谈。既然是对中医学的“发展”,就不能离开对中医学的全面学习与继承。由于中医学本身极富创造性和开拓性,所以对中医学的“继承”本身,表面看来“墨守成规”,实际即是在“发展”。欧阳錡对此最为心领。在他看来,中医古籍文献中有大量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理论,也有不少属于推理性结论。不但推理性结论要进一步经过实践检验予以肯定或否定,就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理论,具体运用于临床,也有一个再实践、再认识的问题,经过一次实践就有可能获得一次提高。西医出身的金谷城对中医阴阳、五行和辨证论治等稍稍“继承”了一下,便在中医临床上有所突破和“发展”,治好一些在书本上找不到的“怪病”。笔者前述“小陷胸汤治愈蛔厥”一案,既是对《伤寒论》的继承,又是对《金镜内台方议》的学习,取验于临床,同时也有了自己的创造。笔者笃信,只要认真刻苦地学习、继承,必能有所发明和创造。反之,若畏惧中医学难,临证遇到棘手问题就认为“西药保险”(可不尽然),动辄上西法西药,那他在中医学领域内必定一事无成。
侯召棠曾论及中医继承发展问题,可惜他说得不够确切。他说:
“继承不等于墨守成规、一成不变。……特色也在发展,也有新陈代谢,但应是推陈出新而不是弃旧迎新,《伤寒论》发展了《内经》的特色;金元医学和温病学说又发展了《伤寒论的》的特色,《本草纲目》也发展了《神农本草经》的特色,这些都是合乎规律的。”
这里有如下几点可商:其一,“继承”基本上就是“墨守成规”,“发展”才不是“一成不变”。
例如:《内经》指示,为医者须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此经文揭示了中医人才区别于西医的特色,应当继承而保持发扬。我们只管照此做了去,完全可以墨守成规:三条不可缺一,也不宜改一。又如《伤寒论》示,“知犯何逆,以法治之”。此经文创辨证论治大法,是中医临床学区别于西医的重大特色,其中含极大优势,应当继承,应予保持。我们只管也便照此做了去,完全可以一成不变,最好一个字也不要改,不必忌讳。这样的“成规”积千百代千万人智慧经验所成,殊难得到;一经形成,便不宜随意更改。若不再“墨守”而加以“替换”“转变”,代之以尸体解剖、机械重复,试图钻进实验室,从试管中找出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以便学得轻松,用得省事,这一定不是中医学,既谈不上继承,更谈不上发展。
其二,文中三“发展”全部欠妥,均宜改为“保持”。《伤寒论》不是“发展”了《内经》的特色,而是“保持”了《内经》的特色,金元医学和温病学说不是“发展”而是“保持”了《伤寒论》的特色;《本草纲目》亦然。
若说有“发展”,那也只能说《伤寒论》补充阐发了《内经》之不足;金元医学和温病学说以及《本草纲目》亦然。显然,“不足”≠“特色”。因而,“弥补不足”(发展、拓展)≠“发展特色”。“特色”只能产生、形成、巩固(保持)或淡化、消失。
千万不要视此为“咬文嚼字”!侯氏“发展特色”的提法,为扭曲、改变、取消中医特色埋下了伏笔,提供了口实。
其三,由其二可知,后三者虽然“保持”了前三者的“特色”并补充了前三者的不足,但没有也不可能取代前三者,更没有否定、推翻前三者。这六者加在一起发展、完善了中医学体系,但仍未终极,有待后人去继承并发展,保持和发扬。
因此,这里既不存在“弃旧迎新”的问题,也不存在“新陈代谢”问题——有了《伤寒论》就可以把《内经》当作“代谢物”扔掉。和西医的“日新月异”迥然不同,中医学却是在“日积月累”。如是,中医学的继承之中,势不可遏地必有发展;中医学的发展之中,必不可少地需要继承。中医学的继承与发展,便是如此的密不可分。这就是我们对中医学继承与发展的辩证统一观。
这一观点,在中药学中同样得到支持。
高晓山专题论及本草学中“继承与发展的统一”,很具体、很深刻:
“历代本草都有很强的继承性,除非不是中药著作,不可能抛开前人另起炉灶。但是,引人注意的是,也没有一部重要本草单纯继承前人,而总是有所选择、订正、补充和发展。”
“陶弘景对《神农本草经》评价很高,但他重新编辑的《本草经集注》,收载药味增加一倍;对《神农本草经》和《名医别录》的补充、质疑和批判有582处;对《神农本草经》序例的内容和体例也作了大幅度的修订、增补。……我们看到的《神农本草经》,主要是辗转从《本草经集注》中重辑的。原本《神农本草经》失传近千年了。”
高文进而提到《新修本草》、《开宝本草》、《证类本草》……以及李时珍《本草纲目》。高氏总结道:“从本草、中药的发展历史看,没有发展就没有进步,但发展又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进行的,没有前人大量的工作,发展也是不可能的。只要医疗实践不停息,经验总是要不断积累,发展总是要进行。继承是必须的,发展是必然的。然而,继承和发展并不是最终目的,一切都紧紧围绕着疗效。继承和发展都不可能没有方向,没有选择。继承,不是前人业绩的全部肯定,每一阶段的继承,对于前人都有所否定,有所批判。每一阶段的发展,又是后人继承的对象,也会有新的否定和批判。”
引按:上面我们引录了高氏研究成果。这项研究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对数千年以来的中药学术发展史从继承与发展的角度作了深入发掘,从中引出了科学的结论。之所以不惜篇幅,是因为中药学术研究可谓“短线中的短线”,而目前中药研究方向偏离中医传统特色的幅度更大。高氏研究成果对于扳正中药科研方向,培养出新的唐慎微、李时珍式的中药学巨匠,有重要实际意义。
前面我们提到,中医学的“继承发展”和现代医学的“日新月异”迥然不同,是在“日积月累”。从中药学的进化来看,可谓“百年积、千年累”。尽管其间有变化,有时甚则是巨大的,但万变不离其宗,始终没有从大自然变到实验室去,没有从临床实践变到试管里去,始终没有从天然药物变为化学药品。此处“万变不离其宗”的那个“宗”,便是那不可移易和改变的“特色”。若丢掉了这个“宗”,无论怎样的药书,也不再配称《中药本草》。中医药学术的所谓“超常稳定性”也从这里获得充分体现。
中医药无疑期待着新的张仲景和李时珍诞生。然而,对中医中药理论一窍不通或一知半解,对中医经典望而生畏甚则嗤之以鼻,成天蹲在实验大楼里,泡在精密仪器堆中,把“多学科知识”每样夹取一点,做成一个色、香、味俱全的现代西餐拼盘——“只要有人欢迎”,管它能否治好病,就可以成为一个超越张仲景、李时珍的“现代中医药学家”?就可以宣称“我发展、提高、升华了中医药学”吗?否!因为这里既无“继承”,更无“发展”,连是否够得上“中医”,也要打个大“?”。
3.坚持以临床实践为中心
泽泻氏谓汉方医学的特色之一是“以治疗为中心”,这是十分正确的。中医理论及其价值标准都应该紧紧扣住临床诊疗这个“中心”。这样才不致模糊和动摇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与优势的正确方向。
百几十年来的舆论和近几十年来的某些行政措施,总在诱使中医界脱离传统轨道,放弃自己的特色和优势,转向以西方科(医)学为标准,以西医学为中心,围着西医诊疗方式团团转,脱离临床实践,片面追求科技仪器化,力图向西医看齐。而尤以近年来的“中医现代化”为峰巅。
说实话,中国西医也还非常地不够现代化。陈氏撰文帮助我们窥见了发达国家西医现代化的图景,使我们深感相形见绌。他以赞颂的笔调所描绘的那副西医现代化,以科技化、仪器化、电脑化为标志的美妙图景,是十分诱人的。可是他同时又不得不指出:“现代化的大医院使医患关系变得冷漠疏远。”这真令人你难以理解。“医患关系疏远”一语,在中医看来意味着什么呢?门庭冷落、医生失宠、医院(诊所)行将倒闭!这岂不是说,正是由于标准的现代化、科技化、电脑化,反而使以病人为自己特定服务对象的医学走进了死胡同,陷入了不可解脱的危机之中?
陈氏对上述因果关系的分析显然难以令人信服。在中医看来,能使医患关系疏远的实质原因只有一个:疗效丧失,而不可能仅仅是方法和手段。例如我师谭俊臣年逾古稀,其诊察手段仍然是以一个枕头三个指头为主,连听诊器也从来没有用过,退休后仍然是门庭若市。如此发达的国家,如此高级的现代化医院,反而使文化素质高得多患者望而生畏,其中必有更深刻的原因。陈氏恰恰避开了关系医学生命的要害问题:现代化程度高——疗效如何呢?
陈氏进而从伦理学与心理治疗角度作了分析。他指责说:医生日益专业化(分科越来越细),破坏了医患之间的感情关系。“西方医学开山师祖希波克拉底说;‘要知道患有某种病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比知道某人所患的是什么样的疾病要重要得多。’然而20世纪今天的许多医生却似乎忘记了这一著名医训。”
笔者按:西方人标新立异的所谓“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在中医看来早已不是什么新东西。数千年来中医在自己的诊疗实践中以更为和谐统一的方式在运作。它正是中医学遥遥领先的一个重要方面。大约出自对专业的热爱,陈氏不愿意讲西医临床医患关系受到破坏归咎于西医学术发展方向叛离了希氏鼻祖开辟的航向,却责之于“许多医生”,这实在有些冤枉。
陈氏还写道:“医疗过程机械化、遥控化、信息化,是临床医学现代化的又一鲜明标志,但这样一来医生与病人的直接接触越来越少了,医患关系呈现了一种冷漠和机械化的状态”。
陈氏综述:当前医学临床上存在的这种医生-机械-病人的不良医患关系已引起人们的广泛重视,并提出改革措施。国际上将这种不良医患关系称为“医疗公害”或“第四种社会公害”。1978年美国芝加哥卫生管理研究中心进行了一次民意测验,结果61%的人对现行医患关系不满意,认为这是“卫生保健工作的总危机”。美国华盛顿全国卫生保健技术中心代主任姆·波里也曾深刻指出:“过多机械治疗,对病人来说,并不意味着更好的治疗。我们越来越发现在治疗中心理因素是多么重要。假如病人处在一个陌生和敌视的环境,感到焦虑,易动肝火,那么对许多人说来,那种紧张造成的后果,也许会抵消任何机械所提供的优越条件。”对此该中心组成专门调查组。调查报告称:“不断增加对机械的应用使得医学实践丧失了人性,并产生不堪负担的医疗费用,而且这潜伏着医学上的威胁。”
引按:上面的措辞是“医疗公害”、“第四种社会公害”、“卫生保健工作的总危机”、“使得医学实践丧失了人性”、“产生不堪负担的医疗费用”、“潜伏着医学上的威胁”。这一系列由西方人自己做出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结论,足以唤醒我们重新考虑在中国实现所谓“医学现代化”的问题。事情已趋明朗:盲目引进西方的医学现代化,无异于引进“医疗公害”,引进“卫生保健工作的总危机”。试问:孜孜是务,何益之有?!
现代西医科技化倾向所带来的弊端,在中国也已开始显露。尽管中国西医的现代化在“不声不响”中刚刚起步(在中国“大叫大嚷”的是“中医现代化”)。
只要我们面对现实,就不难发现,国内外理论医学界正处于两难困境——不仅仅只是中医面临“向何处去?”的问题。一方面,人们无法摆脱“分析还原方法论”的束缚,坚持认为“科技化”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人类机械论”导致了“现代医学科学的进步”,不愿意承认正是它把医学发展一步步带进了死胡同。另一方面,人们又无法摆脱“科技化”诸多严重弊端的困扰。这种困扰迫使他们怀念希氏祖先的“著名医训”(在西方医学界早已湮没不彰),抱怨这一医训已被其不肖子孙丢弃殆尽(从何时何人开始,笔者另文探讨)。人们企图在保存和发展这种“科技化”前提之下去寻求摆脱危机的办法。当他们发现在以往一直被视为“不科学”的中医学中,希氏著名医训被完整地出色地保存和发展着,在中医学里有着现成的杰出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时候,他们便异想天开,以为在走投无路中找到了两全之计:把完全科技化的医疗技术与中医学的整体观“加”起来,“做加法”,使微观的分析与综合+中医的整体辨证(功能态的证)。他们以为这样一来问题就迎刃而解,所有弊病即可消除。于是在国外,中医研究成为热门;在国内,“中医现代化”口号应运而生。仔细考察其代表人物,就会发现,他们十分崇拜甚至迷信西方科医学,却不甚懂得中医,更不明了二者在方法论上的不相容性。他们似乎很难理解这样一个在我们看来极其浅显的道理:在解剖、电脑和希氏医训之间,既然西方医学也不能同时并取而兼容并包,那么素来与此无缘的中医学就更不可能。如果中医学实行科技仪器化即现代化,也同样会把希氏医训抛至九霄云外。所以,这种纯粹出于良好愿望而并非来自临床实践的“移花接木”式的“两全其美”术根本无法实现。
由此看来,中国最多只应强调“西医现代化”,而不宜提出中医“现代化”。某些人鼓动在“科技仪器化”方面一贫如洗的中医界去与中国西医界争设备、争资金、争人才,欲在仪器化方面赶超西医,这是愚蠢的。这里已经谈不上头脑“科学”与否的问题,而是精神“正常”与否的问题。
满晰博说得好:“不是应用精密科学的普遍标准来衡量中医学,而是经常反复试图以西方医学科学中产生的只适用于西医的方法来重新评价中医学,这是不合理的,必然导致失败。这种试图等于在白天观察星星,在无月光的黑夜观察乌云。”
主张向西医看齐的人们总是在用西医作标准衡量中医、改建中医。这既无必要,更不可能。中医不能围着西医团团转,刻意去追求科技化,而应当始终坚持以临床实践为中心,着意于提高疗效。否则同样会被卷进“医学总危机”,使中医的特色和优势丧失殆尽,从而断送中医的光明前途。
4、坚持独立自主原则
有人不把中医药学当“科学”对待,不把中医当“科技人员”对待,这是不合理的,不公平的。我们不能认可,不能屈从。人家不让中医独立,我们偏要努力争取;人家不让中医自主,我们更要自强。
有人习惯于数十年中的“中西结合”体制,“西医当家中医从属”体制。他们无法接受“中、西、中西结合三支力量并存”新体制。在前一种体制统治的数十年中,这位先生不吭一声,而在后一种体制刚刚诞生、中医界刚刚表现出一点点可怜的自主性的时候,就急忙跳出来攻击说,“这与‘三支力量’画地为牢的分割式体制有关”,“与某些学术团体领导人怕‘学术横联’后被其他团体吃掉的心理状态有关”。
众所周知,该先生几十年中一直处于被重视、受宠信的优越地位,尽管没有搞出真正经得起推敲的医学成果,却俨然以“超级医学”自居,总在那里蚕食中医,也蚕食西医。这些总在“吃”着人家的人是绝对不会有“被吃掉的心理状态”的。他们总还在做着“吃掉中医”也“吃掉西医”的黄粱美梦,而且不允许被吃者萌生出“被吃掉”的心理状态——最好极度麻木地让他们吃个痛快,吃得一个不剩。不料时过境迁,中医界正在觉醒,不再甘心于被蚕食、被肢解的地位。中医不但要求独立发展、鼎足国内,而且还要走向世界。担任中医领导工作的同志没有一点头脑,没有一点骨气,没有一点魄力,不抖擞精神,不挺直腰杆,不顶天立地,怎么行呢?
凡属有关中医学术与事业的问题,都应该由中医独立自主地处置,任何他人无权干预。我们可以请人支持,请人协助,邀请或被邀请,那也是我们的主权。哪有逼迫我们参加别的学术团体召开的学术会议的道理?国家和人民把操办中医事业、振兴中医学术的大权交给了我们,中共中央书记处也为中医撑腰,我们就要掌好权、用好权,把中医事业办好。中医的学术会议,为什么中医学会不能单独召开?单独主持?有何理由要求中医受制于西医或中西结合医?您愿意被别人吃掉吗?即使您愿意,中医现在元气未复,胃口欠佳,目前实在吃不下去。把“中西结合”揽过来壮大自己,诚然不赖,可惜揽不了,自身难保。中医界只求不被人吃掉,还从来没有想过要吃掉别人。这有什么值得责难的呢?
当领导要自信、自立、自强,当医生也一样。举个例子:
1986年5月,老病友之女谌惠灵,17 岁,患急性腹痛晕厥,背至我院西医急诊室,搬我去求情插队。其父相信我,但显然不相信中医能治急症。我说急症可以优先,不算插队。病友仍坚持抬我的“大驾”(他哪里知道我一个中医,在西医院算个啥)。我说您真看得起我,先背过来我瞧瞧,我治不好再把西医请过来“会诊”(这是我的份内责权)。病友只好依从。患者脘腹剧痛阵发性加剧、拒按,寒战高热,大汗淋漓,面色晄白,脉息微弱,已两日未进水米,病情确实急重。我当即将诊室改“急观室”,长条凳代床,急令其父点来3帖中药;我给借来煤炉药罐,嘱煎服一帖再走。卧倒服药,药呕出。令扶起再服。3小时后诸症好转。以药测证,实属虫积腹痛所致晕厥。嘱其父背回家中,糜粥以养。3帖药尽,小女自行来院复诊,已宛若常人。3帖药价5·73元。当时若请西医诊治,以“
急性胆囊炎”、“胆道蛔虫”、“疼痛性休克”等收住院,瓶子一吊,上百上千,还要忙煞一串人;若送上手术台来个“剖腹探查”,就更够人好受的了。
再举一例。
拙作《新编方歌》“
参附汤”云:
参附固脱救亡阳,休克血脱有神方,
头晕
气脱汗自淌,脉微肢冷快煎汤!
这是一首“神方”救命歌。真要用起来,也还颇费神思,更担风险啊!
1986年8月8日,常德烟厂女工杨XX,31岁,患
崩漏8月,经地市医院诊为“
子宫肌瘤”,使用西药治疗8月,症状反日渐加重。是日病情危重,急诊来院。西医妇科门诊见病势危急,苦无良法,推荐找中医。患者入院时面如死灰,途径妇科病房楼梯口晕倒。由病友转送中医病房,恰落我手。入院后卧床不起,头晕不能转摇,冷汗淋漓,前阴下血不止,每隔一小时须换纸一次,数层卫生纸均湿透。手足逆冷,脉息微弱。据症诊为“气虚血脱亡阳”,急处“参附汤”治之。药用高丽参25克,附片20克,2帖,浓煎顿服。奇迹出现:1帖下血渐收,量次减少,2帖血止,汗亦止。继以李东垣当归补血汤调治半月,生活自理,月经来潮,三日经净,痊愈出院。
患者刚来时,因本院中医科病房有史以来还从未收治过这等危重病号,大伙不免有些惊慌。同事都替我捏着一把汗。有人极力主张查血型、准备输血。我说:“这是西医推荐来的病人。既然西医办法欠佳,中医为何还要去班门弄斧?中医自有良方妙法。要输血,住妇科不是设备更齐全、技术更精良吗?先用一帖中药试试,万一不效再专科。”患者痊愈出院时,西医出身的护士长惊叹:“何医生你真沉得住气!若送进妇产科,首先把输血瓶子吊起再说,上面输,下面流,3个血还不一定止得住。”(注:当时血价每个60元,3个血180元。此患者住院半月,总药费108元)。
如果中医不相信中医,中医不相信自己,怕用中药,动辄“上西药保险”,又怎能取得卓越疗效?又怎能令人相信“中医确实有两下子”?又怎能显示出中医特色和优势?又怎能不在竞争中遭冷落、被淘汰?
如果遇到急危重症、疑难怪病,一推了之,而缺乏像上海金谷城那样主动去讨、主动去攻的精神,没有急病人所急、为病人负责的思想,没有为事业拼坐三年牢的勇气,就难免有人欺我中医无人、骂我中医无术了——其实坐牢可能性极小。即拿前“红崩顿止案”来说,这已是西医拒收的大出血病人。一旦出现险情,我们还可以请会诊;万一有个长短,只要我们尽职尽责、竭尽全力,绝大多数患者和家属是通情达理的。上海中医学院院长程门雪说得好:医生又没有和阎王爷签合同,手中哪有不死人的?当然无论有无把握,都要做到胆大心细、有勇有谋、量力而为、循序渐进,尽可能避免失误。退一万步说,若真锒铛入狱,也没啥了不起,无非是闭门思过,再静心读上三年医书,说不定出来医术还会大有长进。只要不存心害人,不过失杀人,人民会谅解的。更何况中医药学术本来就还有些真牛皮呢!
7-2-3、措施与办法
保持中医特色发扬中医优势的措施办法良多,本书无法穷尽,只能捉住首要的和基本的,
蜻蜓点水。
中医科研是不能像西医那样在实验室和试管中进行而和临床脱离的。临床遇到什么新问题,科研就应该取为自己的课题,而临床与科研的进展与成就,即应是学校教学的内容。以上三个环节,临床是基础,是关键。因此,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和优势,关键在中医临床。
1、坚持“一枕三指”
中医临床首要的、基本的,也是最被人鄙弃、最需要坚持的特色之一,就是“一枕三指”。丢掉了它,也就丢掉了中医特色,丢掉了中医优势,丢掉了中医根本。守住它,就保持了中医特色和优势,保住了中医根本,保住了中医形象,就能不为仪器检诊所迷惑、所左右。须知中医的“一枕”之中,蕴含着宇宙无穷无尽的奥秘;中医的“三指”之下,汇聚着生命变幻莫测的风云。中医以之诊察疾病、决断生死数千年。可是当今真正认识其理论意义与科学价值者,首推洋人。这也许应了“当事者昏,旁观者清”的话。某些中国人竟视之为“落后”、“原始”、一文不值。
日本泽泻久敬写道:“中医学的四诊的确很有价值。望诊、闻诊、问诊、切诊都是和西洋医学类似但又完全不同的诊察方法。汉医以感觉作为诊察手段。说感觉认识无用,是把感觉本身看作是无用的。可是,由于人类从自然获得的这种特异性认识能力越来越微妙和精细,致使人类的能力得以进化和发达起来。把这种重要的能力视为无用,就是使人类再退化到原始生物。为了更正确地了解病人的症状,非常有必要使医生的感觉越来越敏锐。在把脉诊、腹诊视为原始的东西,把汉方的二十七种或三十一种脉象的详细微妙的判定、鉴别诊断,作为抽象的概念来进行责难面前,医生对自己感觉的迟钝不应该感到可悲吗?医生必须随着智能的磨砺,努力使自己的感觉强化、锐敏化和精细化。具有敏锐的感觉是成为高明医生的重要条件,而嘲笑感觉的认识是在嘲笑人类。”
真乃千古绝唱!这是我至今读到的最杰出的“中医四诊颂”,或曰“一枕三指颂”。它把中医四诊尤其是脉诊,把中医以人的感觉作为工具的诊法在医学科学中的伟大作用和地位,揭示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
德国满晰博教授也说得非常透辟:“一旦我们对中医理论的复杂性作深入的研究,我们就会承认,选择这样一种模式(指脏象等——引加)来说明人体的功能及变化是巧妙而又合宜的。这也是中医学方法论上的独到之处。因为古代中医学家使用的是感应和综合的观察方法来研究人体,所以他们着重考察了人体的功能及其变化,简略了对直观解剖位置的描述。而西方的医生至今仍漠视大量极有意义的功能性变化,虽然这些变化无需借助仪器,在医生自己和病人身上每小时都能清楚地察觉到。”
然而总有些人在那里试图否定和改变中医学的这一特色。他们看中医切脉由于莫名其妙,只觉得横非鼻子竖非眼。他们杜撰出一些似是而非的“奇谈怪论”加以诋毁。但是只要我们坚持用实践第一的观点来看待,就不难发现他们的立论是毫无根据的。这些立论常常把推测、可能性等作为证据,而缺乏足资证明的可靠事实。
例如有云:“所谓中医特色,是中医本质特点中的优点。这种特色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也会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并非一成不变。例如,过去用眼睛察舌,用手切脉,这当然是中医诊断的特色。现在有不少人开始研究用舌象仪、脉象仪来代替。这种研究现在还处在摸索阶段,但可以肯定它将来的成果仍然具有中医的特色。”
引按:上述论调:1、概念不清,把“特色”和“优势”混为一谈,且没有参照物,“特色”、“特点”与谁对照?不明。2、舌象仪、脉象仪,能像人的感官(由人脑控制)那样识别千差万别、千变万化的舌象、脉象吗 ?3、仪器观察舌、脉像“肯定”具有“中医特色”——根据何在?“还处在摸索阶段”、“将来的成果”,下笔时尚属于子虚乌有!
显然,这和我们所说中医特色有别于西医并有数千年临床经验作根据显然不同。这一杜撰的“会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还处在摸索阶段”、凭据 “将来的成果”而加以“肯定”的所谓“中医特色”,其变来变去就变到西医那里去了。
对时髦的“中医现代化”口号大不以为然的袁博渊指出:“一个‘少阳病’患者,中医通过四诊八纲(六经辨证)进行诊断,处‘小柴胡汤’治疗就痊愈了,并无必要也不可能把这个病人先用现代化手段来测试一番,然后才决定是否用‘小柴胡汤’。”
同样,病人的舌象通过带有久经锤炼的“中医头脑”的火眼金睛一看就明白;病人的脉象只需中医超常灵敏的手指一搭上去便了如指掌,并马上可以作为辨证论治的依据指导处方用药;同时通过以药测证即用药后的反馈信息,调整对舌脉象的辨识能力,并从中发现对辨证具有参考价值的新的异常舌脉象。所有这一切复杂过程,舌、脉象仪能完成和代替吗?
谭克陶述及使用西医检测仪器导致中医特色丧失的情况,颇带普遍性:“例如温度计,它虽然可以准确地测出体温的高低,但体温升高并不等于中医的热证,更不能据此而贸然使用寒凉药物。同样,体温不高也不意味着便是寒证。如果见到体温升高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苦寒退热,见到白血球升高就一概清热解毒,见到血压升高就一味降压潜阳,那就完全脱离了中医理论体系。尽管开的是中药处方,也只能是‘中药西用’。”
总之,中药四诊(含一枕三指)与中医的廉便验紧密相联,是区别于西医的首要的、基本的特征。如果在治疗疾病时不能坚持“一枕三指”,那么也就谈不上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和优势,连老百姓也会说你不像个中医。
注:本节曾以“一曲绝唱:一枕三指颂”为题,刊于《湖南中医杂志》1989年第4期。
2、坚持“辨证论治”
中医区别于西医的基本的、核心的特色,便是“辨证论治”。它是中医理论应用于临床的基本的、主要的(但不是唯一的)方式。人们誉之为中医学的“精华”。
甑志亚等对“辨证论治”体系形成过程中的方法论问题作了初步探讨,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中医辨证论治学说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甑等写道:“辨证论治”是祖国医学在长期临床实践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有关疾病诊断和治疗的理论,包括理、法、方、药等各个方面。“辨证论治”的发展,经历了从局部的对症治疗到整体的辨、治,从个别经验的积累上升到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又从医学理论回到临证实践中得到验证、丰富、充实、提高这样一个过程。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甑等在揭示“辨证论治”的认识论特征的基础上提出并深入论证了“医学与哲学的结合、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是‘辨证论治’体系形成的两块基石”。
辨证论治既是与实践密切结合的理论,又是论治疾病的具体方法。这种集“理论”与“方法”双重品格于一身的特性,熔理、法、方、药于一炉的过程,显示出其发展的内核与主流始终没有离开临床实践,临床疗效正是这一体系直接的取舍标准和检验标准。
引按:甑等的上述论证帮助我们确立起对“辨证论治”一个大体上正确的认识。谁能从上面的论证中导出结论说,“辨证论治”在诊治现代人的疾病中已经陈旧、已经过时、已经失效、已经失去“重大实践意义”,而不再是应当坚持的“科学概括”呢?
令人十二分遗憾乃至悲哀的是,上述论证恰恰出发于准备“拜拜”,弃而改取所谓“科学实验方法”而向西医学看齐。甑等后文即竭力搜求中国古代一点点可怜的“实验方法”以与西医方法攀亲挂戚。作者们在决定抛弃时还很有些恋恋不舍,认为“辨证论治”虽不能和“科学实验方法”相比,但其“方法论”多少还有些可供借鉴之处。甑等竟然没有意识到,中医一旦像西医那样钻进实验室改取“科学实验方法”,那么其恋恋不舍的“通过临床实践,凭借经验和感官的直接观察”等等也就全都成了空话;中医一旦放弃辨证论治而改从西医的科学实验方法,也就彻底丢掉了中医的特色和优势,丢掉了中医学的精华。
甑等的“隆重告别式”表明:在“中医科学化(西医化)”浪潮的长年累月地冲击之下,辨证论治理论即使在懂得它的人们当中也时时有被抛弃或束之高阁继而从中医临床上销声匿迹的危险。
朱鸿铭指出,当前有些情况值得我们深思:“西医诊断、中医治疗的风气很盛,遇到西医诊断的某种病,即选用每个方药对号入座。有些人轻视中医理论的研究与探讨,甚至把丰富多彩的中医精华——辨证论治丢掉了。”
岳美中针对“定型定方”倾向阉割辨证论治活的灵魂的弊端,提出了反对“套方”习俗的主张:“对分型不能机械地生搬硬套。我们绝不能拘泥于‘型’,而演变成一方一药的格局,而必须根据辨证论治的原则,具体病情具体分析,从客观证候的变化和内外环境的不同,灵活地进行诊断,真正做到有的放矢,不要陷入一病固定几型,一型固定一方,一方固定几味药的‘套方’习俗。”
高迪旭对“分型论治”有更深一层的见解并作了脍炙人口的表述。他认为:“‘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病不尽型,型不尽证;病不遵书,患不遵型,书本分型多择其常而示人以规矩,与人以纲领;规矩虽少而无图不可绘;纲领虽简而罔衣燮其率。……倘若领通其理,娴熟辨证,师型而不泥型,融会贯通,‘见风使舵’,就会左右逢源,无病不可治。”
高氏认为:“只有呼吁学习中医必须真正理解和掌握整套理论的精神实质,并灵活运用,才能根除流弊,从根本上摒除对中医的‘废医存药’之虑!”
在西医院中医科工作的同道如何保持发扬辨证论治的中医特色与优势?马龙虎指出了正确方向:“在临床中,有些疑难症是在中西医结合或交叉治疗中共同解决的。但中西医是从不同角度出发,各有不同的思维方法和治疗途径。对于西医已作出诊断的疾病,也要按中医辨证论治的几个环节去认识它……。秦伯未教授曾说,‘不少实例说明,中医治疗……西医诊断的疾病,谁依据中医理论,运用辨证论治,谁的临床效果就好。’”
从坚持辨证论治、保持中医特色的角度来看,“中医使用西医诊断”的问题,就有值得商榷之处。它只能产生对中医临床思维的负迁移作用,只能模糊中医的辨证论治了意识,从而使医生脱离中医药理论的指导。如果需要作出对照比较研究,完全可以与西医同道合作,请(由)西医首先作出系统检诊,然后由中医依据中医理论辨证治疗,以保证在辨证论治过程中尽可能排除西医概念的干扰。这对于初上临床的中医新人尤其重要。我自己总结的几个病案中所附西医检诊材料,便全部是由本院西医老师作出。根据我自己的体验,要下决心做一个“纯中医”,不是没有必要,也不是没有可能。这就要看你是否敢于冲破世俗偏见,是笃志中医,立足杏林,还是甘心做“半瓶醋”、“万金油”、“二不拉几”?
7-3恭请“纯中医”出山
台湾陈紬艺先生谈他第二次大陆行观感时写道:
“两岸中医发展的不同趋向和共同危机:就中医的行政地位、教育制度、管理方法、研究机构而言,彼岸占绝对优势。我们这里和过去在大陆时期一样,仍然由西医控制中医,外行领导内行。
“彼岸提出‘中医、西医、中西结合’三支队伍,是正确的政策。但其最后目标,仍是在于‘中西结合’。这和我们这里‘中西一元化’的目标是一致的。
“如果不分青红皂白,一定要结合,此在彼岸,必然重蹈文革时期的失败教训;在我们这里,必然沦入‘中医西医化’的悲惨陷阱。最后是中医在无形中消灭。
“我们这里的老百姓,最怕中药摻西药,加以自然疗法的提倡,对化学食品、药品怀有戒心,再加上政府严禁中医使用西械西药的关系,反而保存了‘纯中医’的风貌。
“大陆虽然提升了中医的地位,并刻意提倡,但亦加速了‘中医西医化’;台湾虽然贬抑了中医的地位,并刻意扼杀,但反而保存了‘纯中医’。不过,这些都是目前的情形,往后的发展,两岸都不乐观——全盘西化,中医消灭。”
陈氏观感,坦诚直率,无所顾忌,全是医学大实话——难得。他在上段引文中,两次提到台湾阴错阳差地“保存了‘纯中医’”。在引者看来,陈论入木三分、击中肯綮,决非“隔岸观火”、“走马观花”。然而,大陆情况究竟如何?了解最真切、体验最深刻的还是要属大陆中医。
打从“中西结合”方针既定,坚持传统特色的“纯中医”即受到排斥和打击。若不学西医,不改弦更张,便不给出路。“”结合调门越高,“纯中医”地位就越低,命运就越惨,人数也就越少。到后来,“纯中医”几乎成为医学“反革命”、“唯心主义者”、“牛鬼蛇神”的同义语了。广州有位先生(亏他自己还吃着中医教育这碗饭)竟把“为中医而发展中医的纯中医论者”一口咬定为“真正消灭中医的罪人”。真是岂有此理!
照这位先生的说法,全国乃至全世界数以百万计一心一意为中医事业而奋斗的人们,包括意识到应当“从中医学出发思考问题”的理论大师陆广莘等,岂不全都成了“真正消灭中医的罪人”?!
然而更令人吃惊的,骂“纯中医”骂得最厉害的,也是最没有道理的,却是京城一位“中医教授”!
他诅咒说:“纯中医论者和我国……的清朝遗老一样,总想使潮流逆转,变成‘子曰’、‘诗云’,重新统治我国的学坛。”
“纯中医论者动不动就讲‘中医就是中医’,意思是中医学了一点西医知识就不算中医了,因此,他们主张在中医院校内彻底砍掉西医课程和外国语课,只准教授中医固有的一套。”
“中医教授”跳出来大骂中医,真可谓空前绝后,世所罕见。如果不是方药中教授亲自出战,我们这些笃志中医的后生就只有瞠目结舌,干瞪眼、干挨骂了。
方老针锋相对地批驳道:“如果说所谓‘纯中医’就是指以中医传统的理论作为指导来进行医疗、教学、科研的医务工作者,或者是像……‘他们主张在中医学院内只准教授中医固有的一套’的人,那是有的,但我认为这是正常的。因为我国现在确实有中医和西医两种医务工作者,国家也有中医师和西医师两种法定的技术职称,医学院校也确实有中医院校和西医院校的区别。……从学有专长的角度来看,‘中医就是中医’,‘中医学院就是中医学院’,这样说并没有错。
“中医、西医客观存在,中医就是中医,西医就是西医……,货真才能价实,冒名顶替、以假乱真是不行的。”
方老进而指出:中医队伍中也确有极个别人(人数虽少,能量不小,地位不贱,破坏性不可低估——引加),自己是中医,但不信中医,他们把中医做幌子,并打着中医这个幌子来进行投机活动。当中医被攻击为“不科学”,濒于被取消的时候,他们也跟着大骂中医,以他们那极其可怜的一点点西医皮毛知识作为武器,向中医理论进攻,自命开明,自称“科学”。解放以后,当党提出中医政策时,他们又摇身一变,俨然以卫道者自居;而另一方面则又向攻击中医者暗送秋波、迎合讨好。他们把中医作为护身符、
上天梯敲门砖,并打着中医招牌向组织上伸手,要地位,要职称,要待遇,实则对中医知之甚少,不学无术,甚至根本不懂,当然也就不相信中医真能治病。一旦自己及家人有病之时,当然也就心中空空,图穷匕首现,为了活命,所以也就盲目乱撞了。但这种人只是中医中的败类。……他们早已为真正的中医所不齿。
再请看所谓的“中医教授”的自白:
“我是家传中医,应该是‘纯’的(大有“龙凤骄子”之概——引加),但是,我现在……也能简单地看看化验单,懂一点常规检查,并也能把一部分西医诊断和检查结果,纳入我们传统的辨证论治中间来加以运用,甚至有时还把西医的明确诊断,纳入我们‘抓主症’中间作为主症来抓,加以定方、定药地治疗,并已收到良好的效果。为此,我是不承认我自己是纯中医的。”
引按:完全没有必要否认。放心好了,抓“纯中医”绝对抓不到您的头上。因为您确实已经完全丧失了“蹲牛棚”的资格。如果有谁再恭维这位所谓的“中医教授”是“纯中医”,那么,既是对他本人的不尊重,更是对中医认识上的糊涂。因为根据其本人的辩白,他虽然出身中医世家,但早已脱胎换骨,早已把中医传统丢光了——其中医祖宗绝对不会看化验单,绝对不会“把西医诊断和检查结果”“纳入”“辨证论治中间来加以运用”。那么是否有了长进,有了进化?一看他“甚至有时还把西医的明确诊断,纳入我的‘抓主症’中间作为主症来抓”,就知道他“中”“西”不辨、“病”“症”不分,在医学基本概念上一塌糊涂。这实在是往其中医祖宗脸上抹黑。还有所谓的“定方、定药”——基本上“西化”了。应该改称“西化中医”。改称“”西医教授
行不行呢?恐西医不服。仅“简单地看看化验单,懂一点常规检查”恐怕还远远不够。因此最多只能称“中医西化教授”。
他的攻击之所以毫无道理,还在于他连张仲景是“纯中医”也不予承认:
“中医的‘纯’字号是不存在的,不但是现在没有,在古代亦甚少,当今捧成‘医圣’的张仲景,在《金匦要略·呕吐哕下利病篇》里不也用进了‘诃犁勒散’这张方吗?”
我们知道,植物生长是不问国界的。同样,自然界的风也是不辨国度的。西方的风也会吹进中国来。如果吸进一点西风送来的西方的空气,也要怀疑和否定自己还是不是中国人种,难免叫人瞠目结舌!把张仲景也要拉进“中西结合”的行列,就因为用了产于西域的天然药物诃犁勒,并以此否认“纯中医”的客观存在,这岂不是把“中西结合”曲解得不成样子了吗?
其实他完全是自欺欺人。他清楚地知道,客观上确实还存在着——尽管已经寥若晨星——在理论上很难对付的,可以使其原形毕露并直接威胁着他的当然“统治”地位的“纯中医”。这些纯中医不但有在中国医坛重新崛起的凌云壮志,而且有进军世界的勃勃雄心——如果不是这样,他为什么首先挑起“方X之争”,要在中央级刊物上撰文如此诅咒“纯中医”呢?他难道真的是闲极无聊、无的放矢吗?
当今“纯中医”在国外是求之不得、觅而难见的“奇才”,在国内却受到如此令人难以忍受的诋毁和压抑。如果是真心要振兴和抢救中医学术,真心要恢复传统中医理论对中医临床的指导,真心要向国外输出货真价实的正宗中医,真正替民族与人类的卫生保健事业负责,那就必须为“纯中医”平反,恢复名誉,并且大力表彰其在常人难以忍受和想象的逆境中坚持中医特色、保存中医传统方面的艰苦努力和卓绝贡献,量才录用,把其中杰出的人才提拔到中医药事业的关键岗位上来,替换那些饱食终日、无所作为、人云亦云、心无定见的相形见绌分子,尊重并采纳他们的意见和建议。非如此,“战略转折”便是不彻底的,清除“左的影响”便是虚伪的,“振兴、抢救、发展中医”便是一句空话,中医药事业“萎缩的局面便断无扭转的希望。”
总而言之,若要振兴、发展中医,若要保持发扬中医传统特色和优势,就必须“三顾茅庐”——恭请“纯中医”出山!
7-4、把“中医诊疗所”建到乡村(基层)
立足乡村(基层),这是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与优势的一个重要策略,是振兴和发展中医的广阔天地。崔月犁同志很重视中医,也很关注农村。他说:“中医的兴旺和衰败,对我们的民族至关重要。
中医队伍后继乏人的状况,经过多年的努力虽然有所改进,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建国初期,全国中医约有50余万人。现在,中医队伍只有34万人,仅占总人口的0·34‰。尤其是在广大农村,农民迫切需要中医,而大片的乡村现在很难找到中医,中医缺额很大。”
常青氏亦指出:“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条件下,医学的发展是以提高全社会的健康水平为目标。为此,一方面要依赖城市,否则是很难办的;另一方面要立足于农村、集镇和基层。这样才能更好地保证决策的合理性。”
无容置疑,,上述意见在进行卫生事业和中医发展的决策时应当成为基本出发点。
7-4-1、从马勒博士的悲乐观谈起
“实现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是一个富于理想和人性、给人以鼓舞和力量的口号,是一个既带历史性又带全球性的伟大的战略目标。打从1977年世界卫生大会提出,一晃30年过去,早已愈期8年。千禧年前从世界卫生总干事马勒博士直到160多个成员国的部长级代表,可说无一没有紧迫感。马勒博士1987年访华时宣称:“我是一个悲观的乐观主义者。”一语道出马勒博士的求实精神、坚定信念和目前的悲观进展。实践表明,西方现代医学的“科技现代化”,促使医疗费用以人们难以预料和经济难以承受的幅度急剧增长,致使能够享受现代化医疗福利的人数越来越少。另一方面,它并没有给那些有资格享受现代医疗的有钱人带来令人满意的实际疗效。如果迷信现代西方医学,撇开各国传统医学,那么,乐观的口号也只能得到悲观的结局。所谓“老年保健”、“儿童保健”、“妇女保健”、“青年保健”等等,都将成为漂亮的空话。国内外不少有识之士寄希望于传统医学,这是很有见地的。它使该口号具备了实现的可能性,至少在中国是这样。
中国没有任何理由悲观。它完全可以凭借自己数千年中积累起来的中医和近几十年来蓬勃发展起来的西医双重叠加的医学优势,使自己在国际上遥遥领先。
7-4-2、历史的反顾
就卫生事业而言,中国的关键仍然是农村和农民。所谓“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问题,主要是农民问题。农民的医疗问题能否得到解决,对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定影响很大。我国农村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以西医为主体的区乡卫生院,但农民的医疗问题仍未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这就说明它不适合中国国情,一般说来(不排除特例)不能解决农村医疗问题。究其因,主要是农村卫生院缺乏现代化仪器设备,尤其缺乏高中级医务人员。这两项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可能达到普及和满足。这两项按理是综合医院必不可少、缺一不可的。即使有高级西医师愿意前往,由于缺乏必要的仪器设备,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检验无法作出,诊断无法确定,手术无法进行。医学上有了新发现,也无法获得必要的资料进行总结论证。质言之,即便是教授,在乡村如此简陋的条件下进行诊疗也只能是名副其实的“估病”、“猜病”,比起被攻击为“不精确”、“不科学”的中医更缺乏科学依据(中医尚且能凭借“一枕三指”获取生命活信息)。如果把大多数西医师不愿到卫生院工作单纯归结为“害怕艰苦”,那就未免过于主观片面。这种残缺不全的医院“留不住医生”、“留不住病人”势所必然。“留不住病人”的医院是不可能兴旺发达的,无论由谁来办都不可能办好。
假如舍血本将卫生院统统装备起来情形又如何呢?就中国九亿不享受公费医疗的农民而论,其高昂的医疗检诊费用殊难承担,况且目前即使公费医疗也已感到难以承受。
总之,绝大多数卫生院的前景暗淡是由其本身性质和中国农村的客观情况所决定的,任何人也难以在短期内加以改变。
西医依赖现代检测仪器和设备的短处与中医在此问题上的特色和优势,在乡村这一特定的环境中无疑得到最充分的显现。
回顾当年的“赤脚医生”不乏实干家,更有像李可那样的佼佼者;但其多数既无系统西医知识,又视高深的中医理论为“封建糟粕”,以学无根底为荣耀,以不中不西、亦中亦西为满足。其无济于事势所必然,其自生自灭在所难免。
7-4-3、中医诊疗所前程似锦
在中国农村,中医曾以其独特的理论体系和卓越的临床疗效,享有崇高的声誉并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这从下面的典型实例即可窥见一斑:本县西医权威和某名老中医(一个是国民党旧军医,“残渣余孽”一个是“牛鬼蛇神”)结伴下乡巡诊指导,其日诊量之比约为:20 :100。
考其由,中医历来扎根于乡村,那里有广大的病源和天然药物资源。解放后由于种种原因,或上京、或进城、或谢世、或改行,饶有名气的中医郎中几乎消失殆尽。
中医诊治疾病完全不必依赖价格昂贵的高级仪器和要求严格的设备条件,而其对于常见病、多发病,以及大多数种类繁多的急、慢性疾病,较西医办法更多、效果更佳、且费用更省。在乡村,传统中医具有无与伦比的特色和优势,可为贫苦百姓的健康事业作出卓越贡献。建立由学有根底、训练有素、有强烈责任感和事业心的中医师(士)主持的中医治疗所完全必要和可能。
其重要意义至少可以归纳出以下10点:
1、充分发挥中医不依赖仪器设备的特长和辨证论治诊疗疾病的特色和优势,投资少,见效快。例如花40 万元只够买一台B超,根本谈不上全面检诊治疗,但却能资助建立一个小有规模的中医诊疗所,解决很多实际问题。
2、有利于保存和发展中医独特学术理论和传统诊疗手法,有助于锻炼、培养新一代名中医。中医诊疗所独处乡村,脱离对城市大医院的依附和从属地位,临床思维不再受到禁锢和干扰。这样就给中医逐步达到“纯”“专”“精”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和条件;中医学才不会走样、变形、失传,中医中药的神奇疗效才能得到确实保证。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可供中医新人见习的病种应有尽有。
3、可与城市大医院和急救中心互补,解决常见病、多发病就医难问题,为大医院分流。同时降低患者辗转求医的。弄得好,还可以形成病人由城市向农村的返流(文革期间随着某些老中医遣返原籍,城市患者追随乡间求治者甚众便是明证)。
4、病床和护理设在家中,可减免病家住院费用,缓解住院紧张的局面。
5、实行中药材自产自销、产销结合、调剂余缺,可解决中药材的紧缺问题,稳定、降低药价。同时还可望就近获得城市医院难以得到的鲜生药。
6、可实现以药带药,以药养医,有助于中医中药重新合流。
7、医、患互相了解,有利于实行免收、超收、捐赠、劳务和实物代金等传统办医的收费方法。这种办法从农村病人千差万别的经济实况出发,比之死板而虚伪的“物价政策”和“收费标准”(知识含量比重极小)更易于为贫困劳动群众所接受,且更有利于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办医(当然应当监督和惩罚“乘人之危巧取豪夺”的卑劣行径)。
8、能充分发挥中医药毒副作用低的优点,减少、杜绝医(药)源性疾病。
9、打破大锅饭,把良医交由民养,让医务人员的收入建立在医术水平高低和服务效果优劣的基础上。良医的实际待遇将大大改善。
10、可充分发挥近百种中医药期刊的交流指(引)导作用,有利于医疗经验的推广应用和临证水平的提高。中医药学术期刊不但将从这里获得巨大市场,而且将同时获得取之不竭的信息源泉。
……
中医诊疗所可以采取私办公助或公办私包方式;所须人才可以采取定向代培方式,组织原则可以采取自愿组合或招聘方式。
可以预料,在广大乡村(基层)全面恢复和重建“中医诊疗所”,改变基层中医在卫生院里的依附、从属和无权地位,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它将作为现有卫生院的竞争对手而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具有光明的发展前途。九亿农民将从两者的公平竞争中坐收渔翁之利。中医药学将在这里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
从现在做起,两年规划准备,八年可望初具规模,十年就能初见成效。
有真才实学的名老中医,不少来自农村。他们不应当被揿入电脑而成为“玩偶”,而应当成为在学术上统率百万中医大军的“领头雁”。
如是,还用得着担心中医药学的特色和优势不能保持和发扬吗?
在恢复和重建乡村(基层)中医诊疗所这个关系九亿农民、整个民族乃至全人类的医学重大战略问题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肩负着时代和历史的重任,应当有所作为而不辱使命。
7-5、驳在中医特色与优势问题上的几种错误论调
1、“扬长补短”析
中国成语只有一个“扬长避短”。但在中国医学界冒出一个“扬长补短”的新花样。这种“扬长补短”的新论调,严重阻碍着中医学术事业振兴发展的历史进程。它是一种“折衷主义”说法,出发于良好的主观愿望,但违反科学原理,脱离临床实际,貌似公正平允,实则危害极大。
有人说:“扬中医之长补实验方法之短,是发展中医的必然的、不可阻挡的趋势。发挥中医已有优势,打破陈旧的封闭研究方式,加强实验研究方法是振兴中医的正确途径。”
这位先生在此提出了所谓“扬长补短”的口号,但他没有给出任何证明,便把它作为“振兴中医的正确途径”。然而西医的“实验研究方法”(含解剖分析和实验室方法)和中医的整体(活体感应)研究方法是迥然不同的两种方法。二者的不相容性本来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事情:生物作为活的整体是不应该分割解剖的,若要分割便不可能像机器及其零部件那样拆卸并重新组合成原来的整(活)体的;实验室和试管中的研究是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研究,不能等同或替代(补充)对于整(活)体的综合感应性研究。“扬长补短”论者——中西结合论者极力掩盖这种不相容性,极力制造一种可以“两全”的假象。古希腊就有类似于中医的整体方法,但被近、现代实验方法抛弃得一干二净;中国古代也有过类似于西医的解剖方法,但在中医学的发展中同样被自觉地抛弃了。“扬长补短”论显然是对此历史发展的“逆反行动”。
傅景华也注意到了这一历史现象,并据此提出了“扬长避短”的口号,虽然并未自诩为“正确途径”,但实在是“振兴中医”的正确战略方针。
傅云:“正如古希腊就有‘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至理名言,西医学在三十年代也出现过稳态理论和应激学说一样,中医学自《内经》以降,也不乏解剖生理、实体分析的研究。然而,以此与西医学相比较,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是扬长避短,还是弃长就短,虽然是不言而喻的,但真正实行起来就并非如此了。”
傅氏在此提出了“扬长避短”的口号,同时提出了“弃长就短”的问题。他在回答《人民日报》记者问时曾经进一步作了论述。
记者:按照您的思路,在实体论与过程论基础上不可能产生一种新的兼容的思维方式,中医学与西医学、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只能按照各自既定的轨道走下去?
傅:中西医乃至整个东西方文化各具不同的特色和优势,彼此不能完全兼容。它们反映了自然本身及人类精神固有的双重特征,是一种相反互补的关系。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医不能采用现代科学技术。但是,如果忽视中医自身主体性理论的建设,一味向西医和当代科学理论改弦易辙,认定这就是中医“现代化”之路,其结果只能是弃长就短。
由此可见,“扬长避短”和“扬长补短”是两个迥然不同的口号。表面看来仅一字之差,却提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方针,出发于对中西医学术、东西方文化本质或深或浅的认识,反映出倡导者在谋略上的优劣。它们必将导致两种完全不同的命运与前途,不可等闲视之。这使我们自然联想起中国古代军事史上著名的“赤壁之战”。其时作战双方各有长短。孙刘国弱兵少是其短,善水战是其长;曹操兵多善陆战是其长,不善水战是其短。试想诸葛孔明以“扬长补短”处之会怎样?那就是临时招兵买马,并仓促进行陆战训练。须待何时方能在陆战既兵员上赶上和超过曹操而诸长俱备?大兵压境,巨额军费一时从何筹集?万千兵将从何征召?了无着落。如此则必败无疑。
我们只要认真对比分析一下,就不难悟出:
按“扬长补短”行事,既要扬长,又要补短,战线拉长,力量分散,势必长者难扬,短者难补,结果是长者缩短,短垃长的后腿。总之是费力不讨好,顾头难顾尾。更何况这长短之间,根本不能互补;中国中医根本无力补此之短,扬长犹恐不及呢。
按“扬长避短”行事,发扬己之所长,轻车熟路,非洋人所及;不必顾及所短,精力集中,财力集中,长者必长。中医学必因之振而复兴。
因此,巫君玉直接(是否首倡待考)将“扬长避短”作为中国卫生大政方针“策略”提出,无疑非常正确。
他说:“中医是中国特有的医学,虽然几个世纪前就传到国外,现在很多国家在研究和运用中医学,但掌握学术的程度最深和掌握学术人数最多的仍是中国。这是在世界医学领域中中国所独具的特色……这是我之所长于人的方面。西方的近代医学,……在微观方面是明显地胜于中医学的(此中国中医之短——引加);从清末明初传入我国以来,我国的近代医学工作者虽然一直急起直追,努力不懈,但只有距离上的缩短,跟着人家走的局面没有改变,这个局面在将来的一定时期内也不可能改变。这是历史客观所造成的形势(此中国西医之短——引加)。如何在此形势下使我国在医学领域里胜于人,应该要考虑‘扬长避短’的策略。”
引按:巫君高见可贵处不但在于他明确提出把“扬长避短”作为策略方针,而且在于他发现了中国卫生事业的“一长二短”。“一长”即中医是中国之长;“二短”即“微观方面”是中医之“短”,落后外国是中国西医之短。作者面对现实,主张避开二短,独扬一长,尤具创见。
但我们还不能停留在巫氏水平上,还很有必要并且已有可能掘出另一“长”,即“微观方面”在生命研究中并不见“长”。相反,疏于“微观”的中医整体方法在生命科学研究中才真正见长。如此则反“短”为长。
于是,我们便有了“二长”,即中医是中国之长,整体观又为中医之长。然而整体观原本属于中医学之方法,含于巫氏“一长”之中,是中医成为所“长”的原因,在“扬”的内容上并不增加负担。然而列此之长,可以增强“扬中医之长”的自信,故不可不明。
上述总体策略方针并非要消灭中国西医,也不排斥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让中国西医“取外国之长补中国之短”,谓之“取长补短”。但是,将“扬长避短”和“取长补短”杂糅并加以随意发挥,拼凑为“扬长补短”,拿外国的西医之长不去补中国西医之短,而是西冠东戴地强加到中医的所谓“短”上——中医诊疗疾病根本无须借助仪器偏要硬塞进一大堆仪器,而亟需仪器装备的中国西医却求之不得或少得。这不但在文法上说不通,而且在医学实践上行不通。尤其这种科学范畴和逻辑概念上的不伦不类,还会招致天下有识之士耻笑:号称“中西兼通”的中国“一流学者”既没有真正学懂西医和西方科学,也没有弄懂他们自己祖先创立的中医和东方科学,还犯了中文语法错误!
数百年来“中西汇通”汇而难通,五十年来“中西结合”结而不合的历史事实,雄辩地证明了“扬长补短”是一个毁弃中医学术与事业,使之日渐消亡、萎缩的错误方针。它同时表明,只有“扬长避短”才是切合中国国情、医学实情,使一蹶不振的中医药学术振而复兴的正确方针。
2、小议“吸收现代科技新成果”
鼓动中医学盲目“吸收现代科技新成果”的说法,是一种偷梁换柱,诱使人们去赶时髦、趋热门,从而放弃中医本行和特色的极其错误的论调。备受推崇的某《建议》这样写道:
“中医学在发展过程中就是吸收当时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成就逐步形成的。……现在更应重视吸收各方面的现代科学成就去研究和充实中医理论。除西方医学内容外,尚须与近二、三十年来发展起来的新兴边缘学科相结合,如人体科学、时间生物学、电磁生物学、液体流变学、药用植物学、心理学、身心医学、环境医学等,并要注意医学以外的学科领域,如马列主义哲学、系统科学、天文学、气象学、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生物力学、控制论、信息论等(几乎所有新兴学科名称全都抄上来了,似乎毫不费力——引加)。在研究过程中,……使中医理论建立在现代科学基础上。”
引按:在这里,一个最重要的真相被掩盖而不易为人们所察觉:被“结合”甚至可以说是孕育出传统中医学及其特色的“基础”——古代东方文化及其方法,被《建议》的作者们振振有词地偷换成足以使中医学生命窒息或遭到彻底否定的近现代西方科学及其方法,或者是尚在酝酿中的远未成熟的理论假说——它们是现代西医赖以建立的“科学基础”。这个通过“偷梁换柱”手段被严重混淆了的所谓“事实”,正在被“中医现代化”的倡导者和追随者们大模大样地作为对中医学“进行多学科研究”的最主要的理论根据之一。
例如有人批评中医说,“最根本的问题是在他们的意识中将中西医,乃至于将中医与一切现代科技、文化的新成就视为两个截然对立的体系”,攻击中医“又不知道中医学自身的发展历史正是在努力吸取当时可能有的”。
引按:非常可惜,已经意识到中医学与现代西方科学为“两个截然对立的体系”
的那个“他们”,数量还不是很多,以至于国内外致力于振兴、抢救中医学术的同志还不得不为此大费唇舌。然而“知道”中医学吸收了古代科学文化相关知识(绝对不是“可能有的一切”)的,至少有南京邹云翔教授。
邹氏研究指出:“《内经》具有百科全书的特点,具有唯物主义宇宙观,辩证法的认识论、方法论,顺应自然的‘无为而治’观念,又是一部东方语言学(古汉语)专著。
“《内经》中确有一定成分的数学和数理问题。《内经》中涉及的河图洛书属于数学中的一个分支——模糊数学。《内经》中存在一个很显目的干支甲子式的数的进位制系统,它实际上也涉及到各种数的进位制及其换算等等数论课题。
“《内经》保存了”我国古代气候学说的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
《内经》中存在古代生物钟学说。
心理学向医学渗透的现象在《内经》里极其明显。
《内经》里还蕴藏着古代乐理及其应用等科学文化遗产。
内经》中有着研究各科,特别是研究医学的独特方法论。”
“独特”就是人家所不具备的。上述一切在西方自然科学出现“东方回归”之前是东方文化和中医学所独有的。
“有”和“没有”显然是一种“截然对立”,“模糊”与“精确”同样是一种“截然对立”。这是一种客观存在。如实地“视为”是科学的,相反,采取“不承认主义”甚至巧言讳饰是反科学的。
那么在西方科学出现“东方回归”之后又怎样呢?这就是《建议》提到的“近二、三十年来”出现的一系列如雨后春笋般兴起的新兴学科。它们本身还处在酝酿阶段,不少还很不成熟。其中很多内容在中医学中早就有了,已非新鲜,而且中医学所吸取的是自然原汁,不是人工提炼品,“人家嚼过的馍”。恰如傅景华所说:“系统论的框架仍然没有也不应该脱离实体论的范畴。”就是说,西方科学的东方回归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其成就无论在某些人看来如何显赫,也还远未达到接近或能“更新”、“替换”中医学理论体系的程度。
其实这种“截然对立”(不相容)不但反映在中医学与近现代西方科学之间,而且反映在现代西医临床和新兴学科之间。要用带有东方回归色彩的系统论等新兴理论取代仍然实际控制着现代西医临床的近代基础理论,也还远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一旦现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理论出现能为中医学所吸收的内容,中医自会从自身和临床的实际出发,予以采纳和收容。笔者自己就试图在中医方歌编写理论中吸取现代修辞学以及教育心理学成果,但这不是打乱中医学原有体系,而是维护和完善这一体系。宋知行氏在引进现代认识论新成果解释中医思维方式方面做了更为杰出的工作。
有人在分析“衷中参西”不可能取得突破的原因时指出:“因为历史的曲折使中医在整个近代科学阶段失去了对其它蓬勃发展的学科吸取营养的机会,很难消化以实验为基础的西方医学的成果。”
引按:“衷中参西”作为中西结合的形式之一,在技术上凑合凑合未尝不可。其在理论融合上之所以不可能取代突破的真正原因,仍然是东西方哲学及其方法论水火难容、各行其是。所谓“中医很难消化以实验为基础的西方医学的成果”,其根本原因也正在这里,而不是什么“历史的曲折”。假如二者确实存在着融合的可能,那么“历史”也不至于“曲折”到民国时期,乃至新中国建立,更不至于在受到国家如此重视,投入了那么多人力、物力、财力的情况下,仍然泾渭分明、油水分离。这也同时证明,为什么人们反复强调“《内经》在当时接受了所有自然科学的精华”,却对“现代科学新成果”仍然“很难消化”。原因不在中医学这里,而在于从前被主动吸收的那个“古代的自然科学精华”和今天硬塞也塞不进的“高度发达的现代西方文明”二者之间存在着本质的不同。因此,人们是否应该换一个角度,认真去认识和分析一下这种不同,而不宜经年累月地责怪中医学复古守旧,有意无意地抹杀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明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这种本质区别使西方文明可以迁来中国,却不能进入中国传统文化)。否则,他们的一切努力都将徒劳无功。他们的呼吁只能构成某种噪声公害,干扰中医振兴与发展的顺利进行。对于种种强人所难的“赐予”,成熟的中医学即使抱恨九泉,或隐遁深山,也决不会屈从收受。
其实,这并非笔者一人固步自封、固执己见,非要当现代“拗相公”。朱文锋教授和聂精保博士也曾明确论及中西医学的“不可通约性”,得出了“鱼和
熊掌不可兼得”的结论:
中医与现代科学是在完全异质的文化土壤和社会背景中发展起来的;哲学自然观上中医属有机自然观,而现代科学属构造型自然观;在科学方法论方面,中医长于整体思维和哲学思辨,现代科学强调在系统的实验事实和严格的逻辑体系上构筑学说和理论,强调还原分析的同时亦有自己的有机论和整体论;在概念语言方面,中医习惯于用生动的日常自然语言,讲究含义无穷,而现代科学则崇尚人工和形式化语言,追求概念的单义、明晰、准确。
人们期冀借助现代科技的理论、观点、手段等等提高、发展中医,从而使之现代化。然而,中医与现代科学无论从哪个层次上讲都存在着不容忽视的本质差异。时代历史之命运注定了它们之间的许多鸿沟永远无法逾越。……中医不仅与现代医学,同时也与整个现代科学,分属于完全不同的“范式”,它们是“不可通约”的。不可通约的科学理论意味着,若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理论体系看作词语的集合,它们之间没有一种中性语言能够把这两个或多个理论不加损失或改变地互相翻译,更不用说用其中一种去说明另一种。
结论:中医与现代(西方)科学毕竟完全异质,“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3、中医学“可重复性很小”吗
印先生向报界发表谈话,对中医学的“可重复性”发出责难。他说:“中医的传统是辨证,治疗是随着症状的改变而改变的,可重复性很小。”
印先生的责难令人震惊而且毫无道理。他用以作为论据的“辨证、治疗是随着症状改变而改变的”,这恰恰是中医学术的精髓。千百年以来千百万中医都坚持这样做。这本身就是一种了不起的可重复性。与“诊断治疗不随症状改变而改变”的“可重复性”相比,毫无疑义,前者的灵敏度更高,适应性、科学性、有效性更强。这种因时、因地、因人、因病情制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认识随客观实际情况变化而改变的原则,从哲学方法论的角度上说,还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呢,完全是出色的唯物辩证法,是在辩证法理论产生之前即已出现的辩证思维,是辩证法的始祖,是中医取得卓越疗效的关键所在,不能据此推出中医学“可重复性很小”的结论。
另有一位同道依据“模糊方法”也向中医的“可重复性”发动攻击:“中医在运用模糊方法和多向调节时,也暴露了一些弱点。首先,对模糊集合中每一个子集的权系数分配没能标准化、定量化。”“再者,复杂疾病的中医治疗经验,在一定情况下缺乏可重复性,与上述临床思维方法也有一些关系。因为中医临床思维把临床表象作为分析重点,不是把精细的病因分析、病理变化分析作为重点。”
令人费解的是,该文同时提到:“同一个病,在不同的人身上,由于年龄、性别、体质、生活精神因素、社会环境的不同,在症状表现上,会出现差别,各个症状的权系数分配在不同不同的患者身上也会不同,因此就不能用完全相同的同一方药去治疗,这就出现了(疾病本身——引加)缺乏可重复性的问题。”
文章又说:“其次,由于中医临床思维以分析(辨)模糊集合(证)为重点,因而对疾病的命名缺乏标准化。”
文章提出:“如果把中医临床思维中的模糊数学方法,多向调节与西医擅长的精细的病因分析、病理变化分析结合起来,使思维的模糊性吸收标准化、定量化的长处,将可扬长补短,使中医临床思维方法更加科学先进。”
引按:
1、中医学方法诚属模糊理论范畴,但中医学的模糊方法不是西方新兴的“模糊数学”。二者相似,但不能混同。如刘亚光所说,模糊数学仍然是采取精确数学手段模糊化,因此还很不完善,需要改进方法学。而成熟的中医模糊方法来自自然,更切合自然本貌。模糊数学应当从中医方法中吸取营养。没有理由用尚不成熟的模糊数学“子集”之类框套成熟的中医学。
2、“标准化”、“定量化”不属模糊理论范畴。二者相反互补,但互不相容。“模糊”就不能“定量”,“定量”就不叫“模糊”。
3、如攻击者自己所云,“复杂疾病”的治疗本身,本无照搬式的“可重复性”可言。因此“中医治疗经验”也就根本不可能也不应该有这种机械的“可重复性”。不管是把临床表象作为分析重点,还是把精细的病因分析、病理变化分析作为重点,都不可能也不应该产生出生搬硬套的可重复性。如果强行重复,便属伪科学,一定无效或效果欠佳。
4、关于中医病名“缺乏标准化”问题,这首先是因为人类本身很不标准,患病更不遵循标准。“疾病”本身千差万别,“病人”千姿百态,极不规格。如果尊重客观对象,就不应该也不可能强求标准化。“病名标准化”完全是人为的、失真的。在中医看来,个体化、非标准化更符合临床实际,更切合疾病本貌,因之也更科学。西医病名表面看来“”标准化,高明西医自己也知道并不十分标准,因此才有必要不断地修改;在中医看来更是差别显著,甚至完全不同。任何一个西医诊断的“病”,在任何一个真正的中医手中都可以辨出若干个不同的证型(病种)来,并给予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方药治疗。例如前文提及的姚荷生诊治的“夏季热”,便是很好的例证。总之,要想对中医病名实行“标准化”是不可能的。中医也有自己的病名,仅仅作为参考和借鉴,从来不作为标准或依据。其相互间没有明显的界限。因此显得可有可无,似有似无。
人称“当代中医脊梁”的现代临床大师李可先生即云:“”病可以有千种万种,病机则不出六经八纲之范围。临证之际,不但不要固执于西医的病名,有时连中医的病名也无须深究”。此不失为来自临床一线的经验之谈;比之那些成天蹲在实验室和书斋里的所谓“专家教授”发出的泛泛空论更具魅力。
5、所谓“把中医临床思维中的模糊数学方法”“与西医擅长的精细的病因分析、病理变化分析结合起来,使思维的模糊性吸收标准化、定量化的长处,将可扬长补短,使中医临床思维方法更加科学先进”云云,这是非常动听的。但是第一,“西医擅长”的分析方法经中医一用就变成了“中医临床思维方法”且使之“更加科学先进”,事情恐怕不能这样混淆,也不会如此简单。本书还会多次提及。第二,标准化、定量化多一分,模糊性就少一分,离开临床实际就远一分,中医疗效也就差一分,科学性势必少一分,“糊涂性”反而多一分。“可重复性”能因此而增加吗?
6、攻击中医可重复性很小者,一般总是认为西医可重复性很大。若果真如此,古老的中医学早就没有立锥之地了。
陈子富医师指出:“目前国内不少人认为中医治病有一定的疗效,但没有客观的科学指标,是经不起重复的。换句话说,中医是不科学的……。因为经得起重复与否,这是任何一项科学实验的成果能否成立的根本标志,也是任何一门科学之所以科学性,能为人类所承认的关键所在。……这种观点的提出是从西医角度出发的……。从张仲景创立的辨证施治规律(“规律”宜改为“法则”之类。因为“规律”是客观存在,只能“发现”,而不能由人工“创立”——引按)以来,两千多年来中医的临床实践一直是在重复的过程中,并在重复中逐渐地发展着。举一个明显的例子说:西医诊断为上呼吸道感染的病人,如经中医诊治则可诊断出很多病,有,有温病。如是太阳中风证,用桂枝汤就能重复,其疗效是肯定的。如是风温初起证,用辛凉平剂
银翘散就能重复,其疗效是肯定的。这是符合科学要求的。所以我们不能否认历史事实。”
引按:陈氏基本观点十分正确。但他误认为“中医不能重复”的观点“是依照西医的病种在运用中医辨证分型治疗时出现的问题。也就是一些倡导西医辨病、中医辨证两者相结合的同志们的看法”,显然不够确切。陈氏自己在举例时便无意中加入了西医辨病、中医辨证的行列。问题的症结不在这里,而在于持此观点者不想深入学习并弄懂中医理论,却想获得中药针灸等诊治的疗效。他们希望不必运用深奥的中医理论搞什么“辨证论治”,实行定方定药,依样画
葫芦,即能不费思素地简单重复或千篇一律地机械重复,就像西医用西药那样“对号入座”。可惜病人患病不套框框——无论这种框框是否是“专家级”。因此,尊重事实、讲求实效、勤于思索而鄙弃空谈的中医药学便因之成为个体医学而非“群体医学”;它把每一个临床具体诊疗过程都视为“再创造”,即使对于治疗“感冒”这种最常见的疾病也是如此。
误认为中医不能重复的人总希望在西医无诊、西药无效时中医学能为其提供一个不但有神效,而且能包治百病、通治千人的灵丹妙方。这是不可能的。于是,当他们肤浅地生搬硬套中医方药碰壁时,就对中医失望了,抱怨中医不能象西医那样千篇一律地进行重复——如同凡感染都可以注射青霉素一样(其实西医自己也知道这种“重复”是相当有限的),进而抨击说:中医不科学。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不想想自己的做法是否科学。实际上,只要真正学懂了,弄通了,中医是完全能够重复的:它既能进行具体诊疗上的重复,更能进行方法论上的重复。换言之,中医的可重复性是多层次的、全方位的,比较而言,是难于掌握的。它既有低级重复(据证选方),也有高级重复(随证加减)。凡头脑灵活一点的中医都偏好于用饮片,就是因为便于随证加减,还有超级重复(自创新方)。若真的没有可重复性,其理论世代相传且至今仍有效地指导中医临床实践,是绝对不可能的。不过中医学的可重复性不能单纯归结为简单重复和机械重复,而是在更高水平上的重复,是一种本身即包含了“再创造”的重复。因而中医学的可重复性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轻易得到的,唯有肯在中医理论和临床实践两方面(缺一不可)下苦功的人才能得到。西医想得到它也不是不可能的,但必须像上海金谷城那样,抛开西医从头学起。中医学的这种充满了创造精神与活力的可重复性便是中医药神奇疗效的根源所在。它使它的主人成为高级中医师直至一代名中医。
4、评“挑战说”
目前中医学术思想界出现了种种“挑战说”,计有:
其一,中医面临挑战。
“日本赶超我中医是继针灸、书法、围棋之后的再次文化挑战,是压力,也是动力。”(颜德馨等:“中医笔谈国外中医热”,《上海中医药杂志》,1986,7:3)。
其二,辨证论治面临挑战。
辨证论治原则是中医的精髓,它以独特的风采在世界医坛上赢得了声誉。实践证明,对临床表现的综合概括往往很难揭示病变本质,甚至会掩盖本质。(王旭东:“未来中医面临的几个理论问题”,《湖南中医学院学报》,1985,3:14)。
其三,中药面临挑战。
“世界兴起‘中药热’,我国正面临着国外的挑战。要把中药宝库开发出来,中药首先要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中药研究应与中医理论研究同步。另一方面,要积极开展与国外的合作,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为我所用。”(肖培根教授谈:“面临国外挑战”,《中医报》,1987,6,7)。以上可归结为一种:即中医药学及其方法论面临挑战。
傅景华另具与众不同的挑战观:
“科学体系是比具体的理论更高的范畴,现代科学哲学称其为‘范式’。体系和范式的基本科学内涵非常丰富,其中最主要的,是它作为科学活动的精神工具,表现为一定的自然观和方法论。此乃科学活动的精神力量,科学探索的指路航标,它决定着科学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的创立,以及科学范式的设计等。这种认识,是对‘科学的力量就在于经验事实的实验证实’这一西方传统观点的挑战。”(傅立勤、傅景华:“中医学体系的结构特点”,《医学与哲学》,1985,1:13)。
傅氏“挑战观”显然是指西方科学的发展对其自身的传统观点提出挑战。
引按:西方科学自身的这种“挑战”确有很大的自发性与自觉性,但仍有更深层的原因,即根源于重新崛起的东方文化(含中医学)对西方自然科学及其方法论发出的挑战。这从爱因斯坦的惊奇、李约瑟的灵感等等可以找到根据,而刘亚光阐明的现代自然科学向东方哲学和方法论靠拢的总趋势则是这一挑战观的直接证明。
若说中医学面临挑战,那是300年前西医刚刚传入和50 年前西医大规模发展时的事情。这种挑战,中医界早就领教并挺过来了。
目前中医学面临的,根本不是什么“挑战”——西方世界及西方科学并没有向中医宣战,而是“迫切需要”:既需要正宗中医的传统针灸方药,更需要传统中医的理论方法。不但需要,而且十分迫切,大有“相见恨晚”之概。
西方为满足这种需要,一方面想走捷径,一方面又受到西方传统观点的束缚。于是,不少学者错误地采取惯用的实证分析法来研讨中医,以为这种方法可以帮助其绕过“学习汉语”的难关,无须经过哲学方法论观念的转换即轻而易举地得到东方文化的精髓。在医学界,这种错误倾向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医控管的世界卫生组织方针的错误导向。
国内的某些学者正是为了迎合西方这种不应“迁就”的“需要”。然而,一贫如洗的中国中医界欲在声光电热磁核研究方面追赶西方,自然是力不从心。底子太薄,知识贫乏,人才短缺,理所当然地使这些人感到压力,表现出恐慌。
日本乘虚而入。他们倚仗自己的经济实力,加之日本汉方界西式中医又占压倒优势,洋洋自得,一心想抢在中国前面,向西方输出西化了的汉方医,以满足西方对中医学的迫切需要。个别人甚至扬言三五年内在中医的现代化研究上超过中国,十年后向中国输出中医。对日本研究有素的侯召棠教授指出,日本汉方界大部分人士很有自知之明,并不存这种幻想。来自日本的挑战信号在中国一度引起骚动。专家们的中肯意见,平息了这场虚惊。
显而易见,国内在西方的“迫切需要”面前不知所措,不识自我而盲目采取“中医现代化”战略,是犯了严重的方向性错误。这种研究完全背弃中医自身方法,它不可能帮助西方正确了解和得到中医,相反有使中医核心和精华丢掉的危险。世界卫生组织也正在反省以往指导发展传统医学的方针。国外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要学习东方文化和中医学必须首先学习东方语言,而且要尽可能达到攻读经典原著的程度。无疑其中存在巨大困难。于是,国内“唯象论”应运而生,主张采取西方易于理解和接受的方式先行将中医学加以改头换面甚至脱胎换骨的改造,然后再行输出。这多少带着一些媚外的色彩。中国人学西方,可以而且必须先学西方语言,为什么洋人学中医,就不能学汉语呢?所以,这种努力最终不会受到西方学者的欢迎,因为这不能使他们获得真正的中医。现在不少国家派留学生,要求我国派人合办“传统中医医院”,请求和我们合作出版中医原著,到中国寻找真正的中医,开始辨别冒牌货,都反映出这种意象。
中国中医有数千年功底,尽管面前不景气,仍不乏医林高手。单就中医而论,当今之世,。有何国能与中国匹敌?有谁敢来挑战?
所谓“辨证论治”面临来自临床的挑战,此说亦不能成立。辨证论治方法卓有实效而不容废弃。但中医从来不认为它是包医百病的万应灵丹和唯一方法。它和中医体系一样,本身并未终极,必有不完善之处。临床出现新问题正期待中医学家去发展、完善,提炼出如同六经辨证、八纲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等等那样的新形式,或发现与辨证论治相伴而行的不同诊治方法以为补充。这是本身发展与完善的问题,不存在被否定、被打倒或转换成西医方法的问题。
总而言之,目前中医不是面临挑战,而是以其客观存在和顽强生命力向西方科医学提出挑战,要走向世界。对这个形势估计错误,必然导致战略方针的重大失误。退而言之,即使西方科医学向中医挑战我们也不能不战自降;即使西医实验方法向中医整体调控方法挑战,中医也不能弃中就西。两军阵前,我们不能产生动摇而鼓动哗变。我们应该挺身迎战而不应该叛变——尽管叛变也可以举出一整套堂而皇之的理由。目前中国中医界尚有足够的力量战而胜之,将来也不全无部分乃至大部取而代之的希望。
5、驳所谓“中国医学落后论”
陈氏在“中国医学为什么落后了”(下称“落”文)一文中对所谓“中国医学落后”作了“反省尝试”。其用心不可谓不良苦,然而文章不耐推敲。
按当今的“中国医学”主要包含两大部分——中国西医和中国中医。国内西医与国外西医相比是否落后,无须笔者妄谈。若论中医,虽在近世少有发展,但与西医究属不同的医学,其比较乃是一个相当复杂而困难的问题,不可草率从事;而在世界各国传统医学中,中国中医无与伦比。总体上说来,当今世界上,人民可以直接享受两种医学有效服务者,唯中国首屈一指。正是由于有中医存在,所以中国日益成为世界人民(含各国政府首脑)向往的医学圣地。
“落”文之“中国医学落后论”,不是指国内西医比国外落后,而限指中医,本质上是“中医落后论”。因此,该文试图证明的乃是一个从根本上说来毫无根据,因而无法证明的命题。
本节仅就陈氏行文本身存在的明显逻辑错误作一粗浅评析。
其一,“但是”误转,铸成大错
“但是”是一个转折连词。“落”文在引言
中使用该词,将并无必然联系的两部分内容纠缠在一起。该词在“落”文中成为一个关键词。“落”文的全部错误即从它开始。
请看“但是”之前,陈氏写道:
“中国医学具有数千年悠久的历史(本节着重号全部为引者所加),是我们祖先长期以来同疾病作斗争的智慧结晶。它具有完整的体系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是我们优秀民族文化遗产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这段文字无论是转抄人家的观点或是表白作者自己的看法,无疑都是无可非议的。顺其自然导出的结论应该是:
中医既然是“智慧结晶”、“优秀遗产”、“璀璨明珠”,且有“悠久历史”、“完整体系和丰富实践经验”,那么,其先进性跃然纸上且力透纸背。我们理当系统学习、继承发扬,俾“悠久历史”绵延不绝;对“具有完整体系和丰富实践经验”的医学理论继续遵从,使“智慧结晶”开花结果,让“璀璨明珠”发出更加灿烂的光辉,从而使这一为繁衍中华民族作出巨大贡献的中医学,继续为中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的健康保健服务。如此,“言必《内经》,治必《本草》”势所必然;“新修”以整理,“集注”以传后,“拾遗”以补漏,“续伪”、“再伪”以供发掘,……诸如此类“补直罅漏的工作”究属必需。观此,何来“落后”可言?
不意“落”文却引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请看“但是”之后:
“为什么两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用抽象的阴阳、五行、精气来说明医学实践经验,而在现代科学高度发达的今天,……竟无人提出质疑、探求、创新、发展?”
何等离奇的逻辑!二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创用阴阳、五行、精气等等究竟对还是不对呢?既是“智慧结晶”,并具“悠久历史”,当然可以继续研习并使用之。陈氏偏反对保存与使用,显然出尔反尔。
至于“无人提出质疑……”云云,符合事实吗?历代中医乃至当今世界,对传统中医进行质疑、探求者人数还少吗?何言“无人”?硬说“无人”,那也只不过是始终无人能消灭和取代中医,无人能禁绝阴阳、五行而已——即使经历了波澜壮阔的“文化大革命”依然如此。
联系上下文,陈氏所谓“质疑”等等,并无丝毫继承发扬之意,而是从内容上给以抽换,从根本上予以否定,从行动上加以抛弃。不然,何以连阴阳、五行、精气以及下文提到的《内经》、《本草》、《伤寒》、脏腑等等今天一概不能提、不能尊、不能用了呢?
“落”文即从这种及其荒诞的逻辑出发,无视最基本的事实,得出一个完全错误的推论。故其后的“分析”,便建立在“莫须有”之上。陈氏应用“宏观分析和整体研究的得力工具”——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模糊理论等等,不但没有增强其论证的力量,反而帮了他的倒忙。
其二,偷换概念,是非颠倒
“落”文正确指出:“……至今成为一个完整体系传下来的,只有中国医学。这正是由于其系统的稳定性。所谓稳定性,它是系统论、控制论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它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僵滞不变状态,而是指结构在运动中保持某一固定形式和基本一致的适应方式,它和内部的调节能力密切相关。”
可惜,陈氏对于“稳定性”的含义并未理解。因此,他在用于分析中医学体系时很快将它偷换成“封闭性、保守性”。陈氏更未去查一下关于“保守性”的概念,因而也就不可能了解它与“稳定性”有何异同,含义是否完全相反,二词是否可以随意代换。“落”文紧接着就将中医体系的稳定性当作“保守性”即“僵滞不变状态”加以攻击。结果其论证矛盾迭出且适得其反。
陈氏写道:“西医在十九世纪以前,理论方面,学派多,变化大,各种学说的寿命很短,所以始终没有形成一种一脉相承、为大多数医家所公认的基础体系;而我国医学则不然,虽然也出现了不同学派,但是关于脏腑、经络、气血、津液等生理学说及正气、邪气、虚实、寒热等病理学说的基本内容,则是从》《内经》起,至清代都是一脉相承的,所以它形成的是一种比较完整的,各派医家都必须遵守而不得越轨(是自觉还是强迫?——引加)的基本理论体系。”一般说来,这段文字无可挑剔。
陈氏继续写道:“控制论指出、;研究系统最优解的结果表明,实现闭环反馈控制是最优过程。”“可以把中医看成……一个闭合信息回路,……这个反馈回路的优点就是:任何误差不论来源何处,都可一起被消除,尤其是这个系统的工作受到许多不确定因素干扰时,这种控制方法更为有效。”这一段文字,更是脍炙人口。
从字面看,陈氏仿fo在借助于控制论等赞美中医学理论体系的稳定性、严密性和自恰能力,甚至不惜以西医以往各种学说的“短命”作陪衬。已经触及的基本事实和最新理论,本来足以帮助陈氏迷途知返,但“中医落后”的先入之见驱使他将中医理论体系的“稳定性”转眼之间变成了“保守性”。陈氏笔锋突转:“例如清人黄元御”“曾借‘错简’为名,对《内经》颇多更易。但却被《四库全书提要》评为‘大抵自命甚高,欲驾魏晋以来医者之上,未免师心太过,求名太急。’这一点点大胆的负反馈,似乎也就此而销声匿迹了。”
显然,陈氏所举例证与上文“稳定性”、“优点”等等毫不相干,但与“保守性”、“僵滞不变状态”互为表里。陈氏对黄某更易《内经》,概不问其正确与否,便尊之为“大胆的负反馈”,给予最时髦的美誉;对《四库全书提要》的中肯评议大为不满。显然,陈氏鼓动借各种名义对《内经》乃至整个中医理论体系作更大的“更易”。呜呼!作为中医奠基之作的《内经》,如果可以任人恣意篡改,那还成何体统,有何体系、系统可言?!
如果说,上面还只是借黄氏更易《内经》销声匿迹一事,在字里行间流露出陈氏对中医理论体系“稳定性”的不满,那么,下文就露骨地表现了他怂恿篡改《内经》的意图:“西方则不然,……中国的种痘术……传入英国,随后倡行于欧洲。西医则接受了这种信息,并加以修正,……
牛痘接种法代替了中国的人痘接种法。”这里,陈氏将体现了某种技术改进(由人类改为动物是进步还是退步?)的做法与黄氏更易《内经》相提并论,显然是在诱使中医放弃自身方法而改取西医方法。
至此,陈氏大悖前言,将中医的稳定性偷换成“保守性”。于是在陈氏笔下,“短命”者成了宝贝,长寿者反为孬种;“最优解”、“最优过程”、“反馈回路的优点”、“控制方法更为有效”等等全都走向反面;中医理论体系拒绝恣意篡改成了罪过,妄加更易成为壮举——概念被偷换,是非被混淆,优劣被颠倒。
若删去此段文字及前文中个别字词,“落”文即变成一篇不赖的立论。不过所立之论却与作者本意恰好相反。且看其小结:“可见,中医稳定体系,具有巨大的内部调节功能,能对抗各种外来干扰对系统的冲击。”这正好说明中医理论体系是一个具有完整性、稳定性和严密性以及巨大自我调节功能的高级学术体系。抛开关于黄元御和种痘术的有关文字,谁会想到“落”文竟是将此作为“中国医学落后”的第一大根源呢?
“落”文第三节概念混淆的情况更严重。陈氏甚至把皇(政)权对医事制度的行政控制与中医学术排除干扰自成体系混为一谈,并进而对其稳定性和自我调控能力作了更为猛烈地抨击:“这种强控制系统把一个发展中的、活生生的医学科学凝固化了,使中国医学的理论沉浸在一种烂熟的文明中而失去了对新理论、新知识的追求,它那强有力的控制力量,有效地遏制着新生事物的萌芽,它是维护圣人、老人、死人绝对权威和经验教条的工具,是阻碍新概念萌芽的桎梏。”——啊呀,简直是十恶不赦!
我们不必计较“落”文此处用语之尖刻,重要的是弄清他如此诅咒的缘由,竟然是中医“把《内经》、《伤寒论》……尊为经典著作,把张仲景尊为医学圣人。”
众所周知,中医尊崇《内经》、《伤寒论》等,非为任何皇(政)权“强控制”,也不会为任何他人的诅咒所阻止,完全是基于它们在中医理论体系(包括临床)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内经》集古代东方文化中优秀的哲学、天文、地理、气象、伦理、文学、医学等各种相关知识于一体,是中医体系的奠基之作。《伤寒论》则是中医学最重要的一部临床著作。其所创立的辨证论治(整体调控)法则独领世界万世风骚,指导临床卓有实效;其所收载的经方效如桴鼓,虽历千年而其效不衰。离开它们,还有何中医可言?!
翻开近代史可以看到,凡鄙弃中医,主张消灭中医者,必竭尽全力诋毁《内经》;凡笃志中医、保卫中医者,皆潜心研习、全力保护《内经》。君不见,臭名昭著的余云岫反对中医,扼杀中医,便首先攻击《内经》,即其所谓“攻坚”。他杜撰《灵素商兑》十篇,竭尽诋毁中医之能事,声称“撷其重要而为旧医称说之中坚者而摧之,则前古荒唐无稽之学(他绝不恭维中医是“优秀文化遗产”)将日就湮没而自尽,不攻而自破。”
医林一代宗匠恽铁樵针锋相对,著《群经见智录》,痛斥余氏对《内经》的攻击,断然提出:“《内经》不能废除。”
陈氏将《内经》、《伤寒论》等千古不废宝书诬为“桎梏”,可知自有依附?
其三,思维混乱,自相矛盾
上述偷换概念的把戏也许并非作者有意所为,但至少说明作者思维混乱。一种传统的“只有精确性研究才算科学”的顽固偏见使其无法理解系统论、信息论、控制和模糊理论。在文中所有引用这些新学说的地方,作者都在用这一“得力工具”自搧耳光。
陈氏云:“正如模糊系统理论所认为的‘模糊理论的好处就在于能把直觉和经验用模糊语言来表达。’”中医理论显然与模糊理论相吻合。这明明是模糊理论的“好处”,因而是中医理论的优点和长处。但作者接着就对《脉经》的模糊性和“天人感应观”展开攻击,将其归之于经验和神秘主义,断言:“经验式和神秘主义的两种极端形式,就是中国古代医学缺乏明确理论指导的实验结构。”一个完整的医学理论体系被说得一无是处。“好处”在陈氏笔下顷刻间变成劣根。
尤为令人惊讶者,“落”文竟然引用一句反对他的话收束全文:
“我希望作为医师的人,几时能从深睡中觉醒过来,领悟到从前伟大医学和现代思辨的、无着落的医学的差异。”
这句具有真知灼见的医学警世名言出自一位西医药物化学创始人贝格里维(Grionrgio Baglivi)之口何等不易!它无论对西医或中医,肯定都有深刻教益。贝格里维希望所有医师(主要指西医师。因为说话当时,中医被称为医师者鲜见)觉醒,领悟古今两种医学的本质差异。
假如我想做一个诡辩家,由我来论证“落”文想要证明的论点,那么我将毫不犹豫地删去句中“伟大”和“无着落”两词。原因是,这两个褒贬分明的词语完全被用错了地方——“伟大”被用来形容“从前医学”,而“无着落”三字竟然与“现代医学”粘连在一起。至少,我也要将二者位置暗中偷换,使其改变成“从前无着落的医学”和“伟大的现代医学”,以便淆乱视听。可叹陈氏竟视而不见,居然照炒不误!这表明他无心要当诡辩家。单是这一个妙不可言的结束语,就值得我们抛开前嫌好好感谢作者一番。
总而言之,发表在中国最权威的医学理论刊物《医学与哲学》上的陈氏《中国医学为什么落后了》一文,是一百多年来所有旨在诋毁中医科学性的文章中一篇不可多得的罕见的奇文,因置专节予以赏析。
6、“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新典型
前面我们已经接触到不少对中医学采取“抽象肯定、具体否定”这种两面手法的材料。本来十分科学甚至可以说非常先进的中医理论及其方法论长期以来被视为“落后”、“不精确”、“不科学”。传统中医学总是一再遭到抽象肯定、具体否定。凡提到中医学,即使某些知名度很高的专家学者也好像是身不由己地或是违心地对毛泽东表现出阳奉阴违。他们总爱在毛氏“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这一著名论断的后面或远或近地加上一个“但是”,致使这一本来十分正确的科学论断变成一句空洞无物的口号,变成一件并无实质内容的空壳和假面具。
“也谈中医学术的特色”(载《中国医药学报》1988,2:4,以下简称“也”文)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典型材料。该文对傅景华先生关于中医特色的刷新之论提出商榷。它首先抓住傅氏借用的一个生物进化论例子,在枝节问题上大做文章。可是接触到“中医学术特色”及对其应抱的态度问题,其作者便成了本节篇名所示。
“也”文谓:“以往关于中医学术特色的论述很多,综合起来,中医学术特色首先表现在整体综合模糊思维方式,简称整体观。……中医学术的其它特色皆由此派生而来。在国外,这种‘整体观’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受到李约瑟、玻尔和普利高津等著名学者的重视和青睐;而通常所谓西方文化的东方‘回归’,也正是以此为热点。其次是阴阳五行学说、脏腑经络学说以及辨证论治、针灸、气功、按摩等特殊诊疗方法和手段。这些特色成为中国古代医学最为辉煌的成就,其中一些成就完全可与西医学的一些重大发现相媲美。”
上面这段描述,愚以为不但原则上不错,而且文辞凝练而优美。略嫌不足者即未将可与中医特色“相媲美”的所谓“西医学的一些重大发现”明白列出,易使看官萌生一种“浑水摸鱼”的错觉。
但笔者认为,至少还有两点需要加以补充或纠正。
其一,这些特色之所以成为“最辉煌的成就”,完全是因为它们直接来源于医疗实践,以之指导临证诊疗,数千年来活人无算,取得了卓越疗效,即使在“科学日新月异”的今天仍然如此。其中不少为西医所望尘莫及。此处绝对不可误解为仅仅是由于今天它在国外获得了某些权威学者的青睐——中医特色之所以受到那些举世少有的著名学者的重视,之所以今天仍能焕发出无穷魅力而诱发了西方文化的东方回归,恐怕除了上述原因之外不可能有任何其它解释。
其二,中医学无论过去、现在或将来均依赖于这些特色而产生、存在和发展。反之,一旦离开或背弃这些特色,中医学即失去独立存在的价值而归于消灭。
看来“也”文不会赞成我补充强调的这两点。其作者们紧接着就陷入了从“抽象肯定”到“具体否定”的深渊之中:
“毫无疑问,中医学通过整体观发现了不少医学奇迹,而这些成就的取得是以离弃实证研究为代价的。中医学有过人体解剖学的观察,但中医学毕竟未能趟出实证科学的道路。它选择整体综合模糊思维的研究途径,实质上是对若干历史条件的综合屈从。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的用进废退,不断强化着古朴的‘整体观’。”
上段文字至少给我们如下教益:
1、“也”文对中医特色虽人云亦云地说了几句冠冕堂皇的话,但压根儿不感兴趣,它舍不得“离弃”的乃是“实证研究”,对古人“以离弃实证研究为代价”倍感惋惜,甚至用“屈从”来扭曲和丑化中国古代先贤的学术先觉、自主与创造精神。这完全是“也”文杜撰出来强加给古贤的罪名。
2、在作为中医核心、精华和主要特色的“整体观”前,“也”文最终加上了“古朴”二字,由此一反前言,对中医整体观做出了根本否定,从而拉开了重新拾起近代西方科学用烂了正准备抛弃的“实证研究”方法,去“趟出实证科学的道路”的序幕,要表演一场“中医西化”的新闹剧。至于与“实证研究”形成鲜明对照和尖锐对立而成为中医固有特色的“整体观”以及阴阳五行等等,既“古”又“朴”——既过时,又原始,且粗糙,更模糊不精确,自惭形秽,毅然“离弃”便在所不惜!
“也”文作者们也许比我们更知书达理,但却连这样一条普通常识也似乎缺乏必要了解:如果真心承认“整体观”发现了不少医学奇迹
,那么与之在方法论上不相容的“实证研究”就没有也不可能发现这些医学奇迹——凭据对尸体的解剖显然永远也不可能发现和掌握活体的病变规律;那么就必须承认古代先贤的“离弃”一举就是必要的、合理的,而且是异常卓越的——早于西方两千年,而西方直到现代才意识到并准备向中国古代先贤学习。
作为歧黄后代,我们理当引以为荣并继承发扬,而绝不应该重新拾起早在两千年前就被中国古代先贤“离弃”了的,不可能发现活人医学奇迹的“实证研究”,反过来去“离弃”那已被实践和历史证明“发现了不少医学奇迹”的卓越的“整体观”,拱手把自己的瑰宝送给西方,然后又去拾回西方的弃物——科学破烂。
接下去“也”文便不遗余力,对“已经数千年实践证明的医学理论及其科学哲学之黄钟亦争相毁弃”(傅景华语)。
“也”文谓:“这种整体观借助于深刻的‘内省’和缜密的思辨,往往在‘超脱’的状态下把握事物本质,探索未知领域,因而不可避免地良莠共见,夹杂着神秘和虚玄。在古典医籍中不乏这样的例证。现在中医教科书中虽然淘汰了这些内容(这一褒奖也许值得中医教材编委们深思——引加),但是,一直孕育在古代哲学思想之中的中医理论体系的哲学稚气和不严密的逻辑推演,仍然是显而易见的。老实说,我们没有理由苛求古代中医学必须接受高层次哲学的指导,但这并不等于说现代中医学无须纳入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的轨道。”
这里,不知“也”文作者们是欲盖弥彰还是故作糊涂,竟把“良莠共见”归咎于“整体观”,把近情著理、屡试不爽,只要肯下苦功便人人可解的成熟的中医理论攻击为“神秘和虚玄”、“哲学稚气”、“不严密的逻辑推演”。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宝贵版面不容笔者在这些个别字眼上纠缠——凡是认真学习并实践过中医理论者都明白这些攻击的背面掩藏着空虚;而盲目引进“高层次哲学的指导”(“也”文根本没有弄清,究竟是以辩证思维为特征的“整体观”,还是以形而上学为特征的“实证方法”更接近这种“高层次哲学”),抛开阴阳五行、脏腑经络等等中医固有的特色,中医诊疗活动便无法进行。
然而我们不可放过最重要、最关键的东西。这就是“也”文作者们由攻击而确实决定“离弃”:现代中医学“必须接受高层次哲学的指导”,必须“纳入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的轨道”。言外之意,迄今一直指导着中医的辩证哲学被降格为“低层次”且得让位;中医学数千年来运行的“轨道”全为“非”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所左右。至此,“具体否定”宣告大功告成,“抽象肯定”也就同时结束。
将前后文串起来看,不难发现,“也”文对于自己在同一篇文章中同一个问题上,即对中医特色由肯定、赞扬,突然转向否定、离弃,这种出尔反尔、自相矛盾的行径毫无觉察。他们为了反驳傅景华请来了李约瑟等世界权威,然后他们却在最重要、最核心的问题上以“过河拆桥”作为报答——
让我们鼓动中国中医界把中医特色“离弃”得一干二净之后,等世界中医热的“热点”自行消失,看你玻尔、普利高津、李约瑟“重视和青睐”个啥!任西方科学去“热”吧,热了半天,结果还是“热”的你自己——过几代以后,到中国来看看吧,除了“实证研究”,便是“实证科学”——可笑还是从20世纪末起步的、在西方看来早已是老掉牙了的陈货和弃物!
一场滑稽剧就要么台,别忙,“压台戏”也许是最精彩的。果然不出所料,其台词之绝妙,形象之乖僻,令人目瞪口呆:
“……哲学就曾多次改变过颜色。由原始自发的唯物主义发展到唯心主义,再由唯心主义发展到现代唯物主义,不经历特色更替,哲学就不能发展。科学的发展何尝不是如此,中医学也只能遵循这辩证法则。”
妙哉斯言!尽管笔者从制卡片开始已经连续书写了三百万字,仍然顶着握管的疲劳在上面这段话的每一个字下面都重重加上了着重号。
好一个“特色更替”!好一个“辩证法则”!在这里,唯物主义自古至今一脉相承的联系不见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与斗争被一笔勾销,且被誉为哲学的“特色更替”而成为哲学的历史“发展”。真个是一塌糊涂!试问被“也”文假惺惺捧作现代唯物主义的“高层次哲学”的马克思主义是否也得经历“特色更替”、遵循上述“辩证法则”,先行发展到“唯心主义”去,然后才能继续发展呢?!读者即使对哲学问题一窍不通、一无所知,我想也不至于愚笨到连这样一个推论和反诘也提不出来的地步!
我们如果据此指责说,有人把信口
雌黄的一派胡言作为“公理”,甚至列为凌驾于“高层次哲学”之上的训条,极不负责任地把中医学术,也把发展中的现代西方科学当作玩物,要彻底毁弃我们的国宝,“也”文的作者们该作出怎样的回答?!
7、 变则死绝,不变犹存——评蔡何“蛊动中医哗变论”
上海蔡定芳“变亦变,不变亦变”和“某地”何裕民(他一冲动不但欲背弃祖宗且遗忘发迹地)“知识社会中的中医学”二文,堪称跨世纪“蛊惑中医哗变论”。它们并非如某报标称的是什么“新思路、新观点”,而是中医“科学化、西医化、现代化”“中西结合论”的老调重弹。
我10年磨成一剑,名为《中医存亡论》,已对蔡何陈词滥调作出应答。考虑多数同志忙于生计无暇顾及,今特作简要说明,以便让正在上升的博学家们毫无偏见地看到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从而作出正确取舍。
蔡文标题乃
鹦鹉学舌,拾取梁启超牙秽。梁不懂中医。他将中医和国学混同于清朝腐败政体并废,大错特错,何足效尤?!
蔡何“蛊惑中医哗变论”要点有三:
1、基调“中医落后”,歧视排挤中医
蔡文谓:“中医学在与西方医学交流中(?)逐渐暴露出明显的劣势,很快从主导地位一变而为从属角色……。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是中医学术本身的落后而不是其他。虽然有几千年经验积累的中医对某些疾病仍然有效,但是总体水平落后于西方医学却是铁的事实!……传统中医已无法再执时代潮流之先鞭了。”
蔡氏“中医落后论”已非新鲜。14年前即有陈氏专论在《医学与哲学》见刊。二文相比实是小巫见大巫。我在专著中对陈氏奇文已辟专节赏析。这里扼要指出:按当今中国医学主要包含两大部分——中国西医和中国中医。中国西医和外国西医相比是否落后,无须笔者妄谈。若论中医,虽近世横遭摧残而少有发展,但与西医究属完全不同的医学体系,其比较乃是一个相当复杂而困难的问题,不可草率从事;而在世界各国传统医学中,中医无与伦比。总体言,当今世界人民可以直接享受两种医学有效服务者,唯中国首屈一指。正是由于有中医存在,中国日益成为世界人民向往的医学圣地。从这个角度言,“中医落后论”乃是一个从根本上说来毫无根据,因而无法证明的命题。蔡何固然博学多才,但由于“挑食”的缘故,他们却将西方一类最重要的研究成果疏漏了。只要稍稍接触一点并认真思考一下,他们就会从爱因斯坦的无比惊奇、普里戈津的彻底转变、李约瑟的崭新发现、满晰博的百般推崇中悟出西方一类名流对东方文化、对中医学及其方法论的肯定和赞赏。这足以证明中医早已并将继续“执时代潮流之先鞭”。其“中医落后论”根本站不住脚。
2、高调“解构重建”,废弃中医理论
中医实不景气(按指精于本行者日减),蔡何反唱高调。
蔡谓“对中医学科来说,只停留在学习西方医学还不够,还要对自己现有理论体系作一番重构,真正将现代科学包括现代医学纳入到中医的理论体系中来(蔡对西医伴随列强侵入中国尚不知足,还要打进中医心脏)。……中医学缺少对人体形态结构方面的科学认识,整个中医学是建立在没有形态的功能变化之上。”“最终将中医学建立在人体形态结构学之上。”
何声称他“并不反对中医理论的‘重建’工作”。这是欲盖弥彰。其实他才是“重建论”的始作俑者。早在10年前,何氏就自不量力地提出要对中医理论体系进行解构与重建。他在“必要的张力”一文中露骨地写道:“中医学科的革命首先就表现在对传统的旧的中医理论体系之摈弃和新的理论体系之创建上。”何“认定没有中医学科的彻底革命,它必将走向消亡。”
今日他又推波助澜:“建立中医形态学不是必要不必要的问题,而是可能不可能的问题。我们可以断然地说,不对原中医理论概念作出伤筋动骨的彻底的大梳理,在阴阳五行、气血津液、脏腑经络这些概念不变的前提下,要想建立中医形态学,无异于揪住自己的头发想上天,这是绝无可能的。”
可见蔡何的“重构”是要将中医学变得面目全非。只认“新”与“旧”,不管正确与否。“即便是仍有很大应用价值的技能或方药,在新的历史时代,同样有变革的必要,”若遵从此“变”,中医学可以休矣!有鉴于此,我挥笔写就“对何裕民中医彻底革命论质疑”,刊登在《医学与哲学》1989年6期,酿成中医发展史上的“二何之争”。为免读者翻检之劳,兹摘录于下:
既然“中医学科的革命”,首先就意味着“摈弃”中医理论体系,那么,有了这种“中医学科本身的彻底革命”,传统中医学还能存在下去吗?试问她就必定不会“走向消亡”了吗?敢问传统中医理论体系究竟犯了什么滔天大罪,竟至于必须对其进行“彻底革命”,非得予以“摈弃”不可呢?!我义愤填膺,对这位杏林“甫志高”作出了撕心裂肺的回应: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关于“建立中医形态(解剖)学”以及“纳入”“融入”等等动议,我在专著中均已作明晰解答。此处限于篇幅,仅录“小结”以飨读者(论证过程繁复但更精彩,烦请参看原著):
综上所述,中国在解剖分析(即所谓“形态学”)问题上的“落后”,几乎成为中医在哲学方法论上遥遥领先的必要前提。显而易见,如果没有对解剖分析方法的扬弃,就不可能有历史和现实的中医学。不是中国不具备产生和发展“解剖学”的种子和土壤,也不是中国缺乏创立解剖学的人才和英雄,而是中国医学的发展缺乏对解剖学的需要。中医学需要的是活生生的人和天然药物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和诊疗工具。如果没有活体病人(非尸体)让医生诊治,经验便不可得,药物将不能显示其效能,经络穴位便不能显示其客观存在;医生将不能成其为医生,医学更谈不上产生发展。在中医学里,尸体及其结构无足轻重,甚则无济于事。主张重新拾起解剖分析方法、放弃中医整体调控方法的人们不管其承认与否,也不问其打什么旗号,无疑都是在扭转中医学自身固有的发展方向,促使中医学走向消亡。而决非如某些人所标榜的那样,是为了使中医学获得“新生”。总而言之,中医学在尸体解剖方面确比西医落后。应当承认落后,不能采取不承认主义;更不能以有一点可怜的解剖萌芽而“自豪与骄傲”。同时更应看到,这种“落后”,不是中国学者不杰出,更非中华民族无知懒惰、随心所欲或贪生怕死所致。恰恰相反,是中国先贤在充分认识其局限性和不适用性前提下的主动放弃。质言之,中国解剖的落后恰巧是中医学的高明和先进之处。这才是中国人真正可以引为自豪和骄傲的地方。明乎此,就不会强迫中医学接受西医解剖学并以此为中医的科学化、现代化了;就不会让中医本科学生在中医基本观念尚未建立的情况下,以先入为主的方式花大量时间和精力去研习那些对自己的专业不但无益反而有害的东西了;就不会用西方实体论填塞中医学生的头脑,使其对中医独特方法论处于格格不入的状态了。
3、诱迫中医改行,瓦解中医队伍
蔡:“西医是最值得中医学习的,也是中医必须学习的。……中医学能否有所作为,关键在于能否乘上科学时代快车!因此每位有条件的中医要学习西医,没有条件的要创造条件学习西医,务必保证自己迅速跟上时代步伐,务必使自己在相关学科与现代医学保持同步发展水平。”“作为一位中医工作者应直面现实,克服对西医、对中医的双重无知,……改变自己,发展自己。……‘变亦变,不变亦变’!”
何附和:“……中医学不进则退,不变则死!这‘变’是历史进步的趋势,学科发展的客观逼迫(实为假洋鬼子以死相逼);这‘变’将是伤筋动骨的,甚至是脱胎换骨的;‘重建’又有什么可怕的?要变,要重建,要迎合时代,要掌握先机,就得学习。……要学习的,首先是现代生物学知识、现代医学知识,……。变的过程中,……不应有其他附加的前提或条件。”
真是气势汹汹、不可一世!这那里有一点学术探讨、平等磋商、以理服人的气氛?!蔡何已被急剧增加的新知识、新信息弄得大脑无限膨胀,忘乎所以,竟连起码的常识也被挤得无影无踪!
三岁稚童也不会不知:西医是最值得西医学习的,也是西医必须学习的;中医才是最值得中医学习的,也是中医必须学习的。否则连考试也过不了关!
凡认真学习了中医的人没有一个不知道,中医中药知识是一辈子学不完,甚至是几代人学不完的。否则什么也学不懂、学不好、学不精。蔡何不可能是绝无仅有的例外,只能是没有认真学过中医。若按蔡何所念“哗变”经,所有中医统统转行去学西医,中医还有谁学、有谁干?中医没了,中医学还能因此而存在和发展吗?
可见蔡何“蛊动中医哗变论”,是要将中医传统变得无影无踪,把中医学术变得面目全非,把中医人员变得一个不剩,把中医事业变得一无所存。总而言之,“变”则中医死绝。
假如我们不变呢?先退一万步说,至少还可作为“博物馆里的古董或书斋里的历史,或人们偶尔为之的保健配角”“历史遗产中的一部分,供后生们瞻仰、温故、检讨”——有朝一日遇到世外真人或识宝者,还可望重整旗鼓、东山再起。否则,恐怕就此绝了种,连“保健补充手段”“临床陪衬”都没了资格!
权衡再三,愚以为不变为妥。理由只有一条:变则死绝,不变犹存。
最后还要提请每位中医当心:蔡何要诱逼我们所乘的“科学时代快车”,不过是已经来不及扭转航向、迟早要触礁沉没的超级豪华巨轮“泰坦尼克号”!
千万别小觑了在好大喜功者眼里无足轻重的“小舢板”。只有它才是唯一能救助误上灾轮的遇难妇孺生还的法宝!如果配备了足够的小舢板,何至于酿成如此空前绝后、惨绝人寰的海难?!
天要下雨,娘要
嫁人。谁要变,就让他去变吧。我们还是本着已故任应秋教授“决不能让悠久的历史文化在我们这一代失传”的遗嘱,脚踏实地走自己的路。我们是中医。单中医一项,一辈子苦短。对西医和所有其他学科均可涉猎,但毕竟难求兼通。既然人生精力有限,就大可不必勉为其难。西医自有数倍于我的西医去学、去干;声光电就让给生物物理学家或有志边缘学科者去干。作为中医,只要我们矢志不渝、立足临床,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我们就可望造就一颗任何电脑也不能替代的“中医头脑”,成为新一代名中医,为民族和人类健康大业作出独到贡献——须知中医有其独到之处,必有不到之处。若丢弃后者,前者亦将消失。“无所失便无所得”,无须也不可能面面俱到。因此强调“学习继承”以保持中医传统,是十分正确和必要的。笔者与诸多中医同人认定,这才是中医图存当务之急,中医发展必由之路。
敬告蔡何:目前中医不是面临挑战,而是以其客观存在和顽强生命力向西方科医学提出挑战,要走出国门,迈向世界。退而言之,即使西方科医学向中医挑战,我们也不能不战自降;即使西医实验方法向中医整体调控方法挑战,我们也不能弃中就西。两军阵前,我们不能产生动摇而鼓动哗变。我们应该挺身迎战而不能叛变——背叛祖宗、背叛民族也可以举出一整套堂皇理由。如果硬要充当“叛徒”,在中医存亡的危急关头落井下石、毁弃国宝,那就不是“被历史发展的车轮甩在身后,成为历史学家的笑料”,也不仅是被中医前辈斥为“四重无知”,而是会遭到中华民族、世界人民还有子孙后代的唾弃,成为不齿于人类的千古罪人!
个人改行学当西医或中西结合医,那是人各有志,不可勉强,悉从听便,不在此例。
万望二位学长好自为之。
结语
本章分门别类、不厌其详地论列了中医学的特色和优势。非常遗憾,讨论这个问题必须有参照物。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将中医与西医进行严肃的、认真的比对。明知不少地方有伤西医同道的感情,但为了保存民族文化和医学瑰宝这一人类共同文化遗产,我们也就顾不得儿女情长了。但愿“不打不相识”。
概括起来说,所谓中医特色,即中医学不同于医学其它流派(主要是西医学)的本质特征。我们看到,除了科学范畴大体同属医学之外,从战略目标、实际道路以及具体方法,中西医学几乎在所有方面都不相同。即以总体战略目标而论,咋一看来,中西医学似乎都是为了治好人体疾病,但中医学主要致力于“维护”生命,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甘居于自然伟力之下;西医学却越来越倾向于人工控制自然,“改造”生命,“提高”生命,“发展”生命,凌驾于自然伟力之上。二者之间存在着原则区别。中医学诸般特色中最基本、最关键者,即整体恒动观。这一核心观点决定中医必然采取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摒弃主观唯心主义、机械唯物主义等等,坚持从临床实践出发,整体(非分割)、发展(非静止)、联系(非孤立)地看待一切;决定中医必然以人的活体(非尸、畜)为研究对象,以疾病的真实形态及其发展转归(非实验室、试管以及动物的模拟所能等同替代)为具体内容,以获取人体的生命活信息(非静止、片段、既往或非人的精确数据)为诊疗依据,以个体(非群体)医学为其基本特征;决定了中医必然以自然原药及非药物的针灸气功养生术等整体调控方式为其治疗大法。
中医学的所谓优势,即中医学的长处,集中体现在“廉、便、验”三个字上。廉,即资源耗费较少,费用便宜;便,即相对简单易行,方便快捷;验,即只要辨证准确、方对证符,即疗效可靠,康复如初。这三个字常常可以从一个个具体病人的具体疾病的具体诊疗过程反映出来。它往往使得人们折服并由衷地发出赞叹:“中医中药既省事(便),又便宜(廉),效果更好(验)!”
对于这样一种临床上卓有实效、理论上无比先进的人类医学瑰宝,我们理当学习继承,而不应当争相毁弃。这难道还有疑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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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hedese 于 2009/6/7 06:00 编辑 www.lindalemus.com/zhiche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