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足道中医之家:品味中医(求审稿后半部1)

品味中医（求审稿续)

第八篇 中西医学关系论争史略

一、中医问题的四次提起
二、中医发展战略问题上的主要流派
三、“复古”“崇洋”新论
四、苏联教训发人深省

在西方医学传入中国之前，中医学的产生、存在和发展问题几乎纯属学术性问题，是在中医药界自由地探索，讨论和解决着；在外界看来，几乎是不成问题的问题。然而在西医学伴随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不是作为平等的文化交流)传入中国之后，情形就大不一样了。一方面，衍生出对整个中医学的评价问题、中西医学相互关系问题、中医界与政界的关系问题……等等。另一方面，也使前述基本问题明朗化、尖锐化、社会化。从此，所谓“中医问题”就远远超出中医学术范畴，其命运也就不再能够为中医界本身所控制和左右。来自外部的力量开始迫使她偏离自身原来运行的轨道。然而，中医学数千年中所形成的，被人惊呼为“超常稳定性”的学术传统开始发挥出人们难以想象和无法制服的巨大威力。它帮助中医学体系顽强地挣扎着、抗争着，紧紧地吸附着自己固有的轨道。无论倒行逆施的人们如何施展出浑身解数，也未能使中医学脱离原有轨道而坠入无涯的太空中殒没。因之我们今天才能得以重新论及。
一、近现代中医问题的四次提起
近现代中医问题反复提起，大体可分四次。
第一次，明末清初。西医传入我国，约始于明万历年间（公元1573-1619年)，由意大利人利码窦著《西国记法》携来中国并传遍国中，其中一部分叙及神经学，可称西方传入我国的第一部有关医学书籍。继之又有《人身说概》、《人身图说》、《性学角述》等传入。这些书的传入，开始时并未形成多大影响。清道光、咸丰年间（公元1821-1874年)，英贺信氏于1848年在广州设立医院，并先后译著《全体新论》、《博物新编》、《西医略论》、《妇婴新说》、《内科新说》等书，较诸明代所传入者大有翻新与长进，故其流行甚广，影响迅速扩大。其时中医名家如汪仞庵、赵学敏、王学权、王清任、陈定泰等，无不欣然接受新知，博及西学西术，尝试将新知与旧学融化。当时唯有陆九芝力主“死尸不可剖验”之说（应理解为尸解对中医学术有害无益——何注)，极力反对王清任等以剖验死尸行“医林改错”之举，成为当时维护中医体系之中流砥柱。至此，中、西医学学术论争，正式宣告拉开序幕。此可谓中医问题第一次提起。
融汇新知派大约由于旧学根底太深太固，除王清任等少数人外，渐次回到传统中医轨道上来，多数又成为“汇而难通”论者。
第二次，清末民国之初。西方医学伴随列强军事侵略遍及国内；西医开办学校得以正式列入反动政府国办教育系统；中国人学习西医者日增；西医西药亦由宫廷首府渐及广土民众。于是中医西医，俨然鸿沟对峙。部分西医如余云岫者，附翼反动统治势力，大煽排挤、消灭、批判中医之风，必欲置中医学术于死地而后快。因而导致反动政府取缔中医与民众请愿之生死斗争。中医内部欲救亡图存者，分裂为两派。以博学多识之恽铁樵和自诩为“中西兼通”之陆渊雷二师徒为代表，分别扛起“中医改进论”和“中医科学化”两大旗帜，针锋麦芒，唇枪舌剑，在中国学术思想界高筑擂台，摆开了东、西方文化，中、西医学术论争的战场。其笔锋不但触及中西医学术之分野，而且直抵东、西方文化之根基。可谓壮哉伟岸，盛况空前！此可谓中医问题的第二次提起。
第二次论争，终以“中医科学化”未遂，中医学得以保存为结局，但斗争并未止息。
第三次，新中国成立之初，政新人和。孰料毛泽东氏于医道本难求进取，竟偏信陆渊雷一面之词，对早逝之恽铁樵所倡千古雄论横加贬斥，并亲将陆氏“中医科学化（西医化)”主张明晰为“中西结合”方针。举国上下，惊人“一致”，谁敢道个长短，说个“非”字？然毕竟不宜多加苛责。危难之际，竭蹶之中喜庆“解放”，更获“伟大宝库”之殊荣盛誉，朝不保夕之中医界但得檐下立足之地，也便心满意足。此可谓中医问题第三次提起。
总因中医学术过于“成熟”，宁毁不屈，至死不改，第三次提起，尽管“中西结合论”占了压倒优势，且旷日持久，中、西医学仍然“结”而不“合”，两大医学体系依然故我，自行其是。气吞中西的“新医药学”终究是海市蜃楼，虚无缥渺，似有实无。
第四次，70年代末。中共11届3中全会高擎“实践第一”真理大旗，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强国富民，改革开放；面对“中西结合”方针实施30年反致中医学术与事业“萎缩”之严酷现实，改而提出“三支力量并存”、“中西医学平等”之崭新口号。遂有崔月犁氏出脱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位“中医部长”，主持召开衡阳会议。中医界齐心合力，更得各方相助，争得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成立，计划财政户头分列。时有任应秋氏自谓原为陆渊雷“中医科学化”忠实信徒，及至不惑之年痛加反悔，重返恽铁樵旄下，在70年代末及80年代初与中医界诸栋梁力倡“中医自主发展”说，坚持“中医学一定要按照它本身规律和体系发展”的论点，在衡阳会议上为崔月犁欣然采纳，促使会议作出一系列伟大的战略转折。
与此旗鼓相当，在1980年广州医学辩证法讲习会上，王建平、黄星恒等继续接过陆渊雷“中医科学化”旗帜，继50年代之后，在80年代重提“中医现代化”口号，力倡“多学科研究论”，一时风起云涌。继为当今科技界巨头钱学森所首肯，并进而“动”之以“唯象论”，欲取传统中医学而代之，从而将“中医现代化”推向巅峰。
继有成都洪梦浒氏义无反顾，首先发难，在新创办《中医药信息报》上慷慨陈词；又有北京傅景华氏针锋相对，主以“易辙论”、“危机说”，合而逆流挽舟，遥相呼应。潜有湖南何足道于《健康报》刊出钱氏中医设想后一月，撰成《旮旯中医评钱氏设想》一文，投身滚滚历史洪流，直欲力挽狂澜。
于是两军对垒之势既成。双方各有所执，互不相让。一场振撼世界的东西方科医学大论战正在中国土地上热烈酝酿，行将全面爆发。其气势之雄伟，场面之壮观，焉非五十年前之恽、陆之争可比！其意义之重大、影响之深远，岂限于区区中医学之存亡哉！即于西方世界唤了数十年之“科学革命”者，亦可望由此而成定局。中国乃至世界每一个有识之士，都可以在这个历史性超级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并找到自己的归宿。我们应当奋力进取！此可谓中医问题的第四次提起。
近现代中医问题的这四次提起，实质上是中医学术发展的四次历史性大起伏。在这四次大起伏中，涌现出一系列杰出的有关中医发展战略问题的学说、理论和战略问题专家。任应秋著《中医各家学说》、赵宏钧《近代中西医论争史》、黄煌《近百年来中医学的发展理论》等已先于本书触及本专题。本章仅就历次论争的核心和实质问题作扼要述评。
二、中医发展战略问题上的主要流派
如前所述，自明万历年间有关西医学的著作传入我国，中、西医学关系问题便成客观存在。起初，中医界只是竞相研习新知、博及西学，渐次便有“汇通”与“反汇通”之并存和分化。考中、西医学之争端，实肇始于明清之交。其后，随着西医的发展及其在国内的影响逐步扩大，中医界不少具有战略眼光的有识之士便致力于该问题的研究与探讨，逐渐形成了“中西汇通论”，又递进演变为“中医科学化”、“中西结合论”、“中医现代化”而至今。与此相伴而行，又有“反（难)汇通论”、“中医改进论”、“中医自主说”、“中医独立论”之发展，纵观近现代中西医学论争史，两种观点、两套理论、两条路线，可谓径渭分明，鸿沟对峙。
中西汇通论与反汇通论
中西汇通论的主要代表人物，首推唐宗海。
据黄煌等云：1892年，四川名医唐宗海著《中西医汇通医经精华》，首先使用“中西汇通”一语。此论确否，有待考定。持这一思想者，尚有罗定昌《中西医粹》、王宏翰《医学原始》、朱沛文《华洋脏腑图像约篡》、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等。
中西汇通论的主要学术观点，可由唐宗海《中外医书四种合刻·中西医解自叙》给出。
唐云：
“方今四海为家，五洲同轨，自鸿荒以至今日，天地开辟，于斯为盛，举凡三才之所有，百族之所宜，上可损益乎古今，下可参酌乎中外，要使善无不备，美无不臻，驾三皇而轶五帝，岂独一才一艺，彰明较著于天下已耶！夫医其小焉者也。然即以医论，又岂可以歧视哉！同是人也，同是心也，西医亦有所长，中医岂无所短，盖西医初出，未尽周详；中医沿讹，率多差谬。因集《灵》、《素》诸经，兼中西之义解之，不存疆域异同之见，但求折中归于一是。”
唐氏上论提出了中西汇通的总纲领。
任应秋将唐论归纳为二点：
从整个学术来说，必须充分利用当前的有利条件，尽量做到尽善尽美，超越前人。从医学来讲，中医西医，各有长短，应该摒弃疆域异同之见，取长补短，归于一是。
任氏肯定说：“这两点都应该说是正确的。”
何按：任氏“两点”可商。依何某陋见，唐论似是而非，虽语辞艳丽而华美，然实属朦胧之中想入非非。在本书看来，亦可归纳为如下两点：
其一，求全责备，贪大求洋。中医学术是应该尽力做到“尽善尽美”的，但不可离开中医学自身的固有发展规律去一味追求尽善尽美。“中医+西医”不是中医，更不是中医学的尽善尽美，而是不中不西、不伦不类。
其二，折衷调和，掩盖矛盾。唐氏立论之时，尚不明中西医学本质差异及其不相容性，且有意抹杀“疆域异同之见”（实属客观存在)，“但求折中归于一是”，单凭美好愿望，无视客观事实，违背客观规律，必然碰壁。
唐氏本“中西医学理原一致”（其实很不一致)之精神所进行的汇通，其理论核心亦不过是将中医学之藏腑学说与西医解剖、生理、病理从文字上强相比附，借以强证中说、保存中说，并没有从实质上作出比较科学的定论。唐氏汇通带有明显“重中轻西”倾向。对于西说，唐氏自认凡能附会中医者便取之，不能者便弃之，但决不以西医之学说为标准来取舍中医。
汇通论中走极端者，当数王清任《医林改错》。其受西医解剖方法影响极深，转而叛离中医学术轨道，直以死尸之验，欲废中医藏象。可叹中不中、西不西，愈改愈错，致成医界千古笑柄。
此汇通论中自成一家者，又有河北张锡纯氏。他除在文字上将中西原理加以牵强比附之外，并开始从临床上配合中西药观察应用。其主张为：“西医用药在局部，是重在病之标也；中医用药求原因，是重在病之本也。究之标本原宜兼顾，若遇难治之证，以西药治其标，以中药治其本，则奏效甚捷，而临证亦确有把握。”
何按：中医学术自有其标与本，西医亦未尝无有自身的标与本。张氏将中西医各自的标与本断然割裂，取西医之“标”与中医之“本”强合，未免东扯西拉，信口开河。但其“遇难治之症”，不图学术本身之精进，唯求应酬于一时，抄袭中西医现有成法，中西药合用，技术上凑合凑合，临时应急，也未尝不是临证可行权宜之计。然而这毕竟不是中医的长进，也不是西医的发展，更不能算作中、西医学的理论结合。
2、反（难)汇通论
与中西汇通论者相对，其时有陆九芝推崇仲景、笃信五运六气，持死尸剖验于中医学术有害无益之说，极力反对王清任等实地观察尸体内脏并据以篡改中医藏腑之行径，成为坚持中医传统、维护中医学术之中流砥柱，独擎“反汇通论”大旗。惜其时西向大潮倾泻，复因明中西医学实质者寡，故响应者甚少；后世亦错误地将其归于“遵经崇古”一类。
与中西汇通论相随，“中西汇而难通论”者大有人在。这种“汇而难通论”，常与“汇通论”同出一人之口。其代表人物，亦首推唐宗海。唐“折中”来“折中”去，终于发现，中西医学理论实难强合贯通。其对西医解剖、生理、病理之抨击，较他人为甚，亦与其本身牵强附会部分自相矛盾。
“西医剖割视验，止知其形，不知其气，以所剖割，只能验死尸之形，安能见生人之气化哉！
“西洋医学，则止就人身形质立论；不知人之气化，实与天地同体也。
“西医之精，能将斜目修削使正，然不久仍斜。不知病源，剖割何益哉。
“西医不知人身自有照影、留声、记事之妙质，虽剖割千万人，能得此理否？”
何按：被公推为汇通论“旗手”的唐宗海，以其精湛的祖国医学功底，在深入学习中、西医学的过程中终于发现：中西医学理论永存（绝非“不存”)疆域异同之见，无论怎样“折中”，终究是貌合神离，汇而难通！他自己推翻了中西医学“不存疆域异同之见”的错误论点。
又有清·王学权虽赞赏西医解剖，却并不为其所动。其评《人身说概》、《人身图说》云：“愚谓人与动物，皆气以成形。经云：‘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如革囊盛水而不漏。其活时之玄府已无可验，故有形之死质可睹，无形之功用不可睹也。纵精思研究，断不能如《西游记》所说，钻入人腹，周行脏腑经络，尽悉其所以然，而后出以著书。不过批却导款，推测其所当然而已。故其所著《人身说概》、《人身图说》等书，虽有发明，足补华人所未逮，然不免穿凿之弊，信其可信，阙其可疑，是‘皮里春秋’读法也。”
何按：所谓“皮里春秋”读法，意为口内不言，心存褒贬。王学权中医根底坚牢，故虽读洋书，不为所动，能有“皮里春秋”读法。
孟庆云等谓：“在中国医学史上，汇通派的思潮曾执一代之牛耳，但其弟子们几乎全都回归到传统继承的轨道上。” 除了王清任等外，绝大多数汇通论者均转变为“难通论”者。这种奇怪现象，依笔者陋见，乃是初涉西学，不明真象之故；亦与“翻译”造成的混乱不无干系。
观以上汇通与难通及反汇通论三者，均无促中医西化之意。即便汇通论者，亦不过希图借西学以稳固、扩充我中医根基。唯王清任之流不在此例。虽均无所成就，但却启开后世探讨中西医关系之先河。后世各种论调，几乎都可以在此找到源头。
例如：毛氏医学科学基本原理的“中外一致论”，流行的“扬长补短论”、“兼容并包论”，“中西结合论”以及近期兴起的“西药中药化”主张等等，其源盖出于此。
中医改进论与中医科学化
中医改进论
中医改进论的伟大旗手是恽铁樵。
医林一代宗匠恽铁樵，语通汉英，术涉文、医、教，学验俱富。其学识之渊博，及于中外古今。中医学于性命交关之际、危难之中得此英才，实乃万幸！
1917年，西医余云岫著《灵素商兑》，向中医学术发起全面攻击，并假反动政府之手排除异己，欲消灭中医事业。五年之后，恽铁樵著《群经见智录》出而作答；继有恽氏学生陆渊雷著《陆氏论医集》、《生理补证》等书，亮出“国医科学化”旗帜，与其师所倡“中医改进论”本同为对抗余氏加害而救亡图存，结果反成敌对，互不相容，酿成中医发展史上前所未见的“师徒之争”。恽氏著有《药庵医学丛书》，内含《文苑集》、《论医集》、《群经见智录》、《伤寒论研究》等多部。他竭力保卫内经、伤寒等中医经典，力倡中医改进论，宣传中医科学性，维护中医科学体系的纯洁性，写下了许多不朽的篇章。
保卫中医经典
余云岫杜撰《灵素商兑》十篇，极尽诋毁攻击中医之能事，谓灵素为祖国医学理论之中坚，声称：“撷其重要而尚为旧医称说之中坚者而摧之，则前古荒唐无稽之学，将日就淹没而自尽，不攻而自破”。恽氏针锋相对予以驳斥，明确提出“《内经》不能废除”：
“仲景撰《伤寒》，自言用《素》《难》，巢元方以下，皆宗此书。《素问》之不可读，是不易懂，并非《素问》本书不善。即如‘东方生风’，余云岫《灵素商兑》痛加驳斥，其实余氏之言，只攻击到表面，风指动言，与‘风以动之’之风字，同一意义。fo家言地水火风，水火指燥湿言，地风指动静言，其意亦同。此所以古医书如《千金》，凡神经病，手足肌肉及官能不由意志命令而自动者，统谓之风，此风字之意义，与余氏所说完全不同，惟其如此，所以风生木，木生肝，肝之变动为握，握训痉挛，肝之府为胆，胆之经气为少阳，少阳从火化，火曰炎上，下厥上冒，过在足厥阴少阳，如此则为厥癫疾，其语意是一串的。又《内经》以肾属冬，以肝属春，以心属夏。《伤寒论》以足少阴经为末传，其病实属肾。何以知其属肾？伤寒少阴证，脉沉微，倦卧，但欲寐，得附子便愈，其不可愈者，乃是病机已逸，治之太晚之故。附子是肾药，附子之药位在小腹，小腹为肾之领域，用附子而能愈，则可知病之属肾为真确……今考《伤寒论》之用附子各方，其见症十九皆汗出恶风者，于是形能之关系乃益显著。又如甘露消毒丹，为温病特效药，此乃现在中医界的公认，此丹专治暑温湿温，暑温湿温者，夏季之病也。《内经》以心属之夏，则暑温湿温，实手少阴心经病症，手少阴经，心也。何以证明暑温湿温之属心？观于甘露消毒丹为特效药可以知之，何以故？因此丹有菖蒲之故，菖蒲之药也，故孔圣枕中丹用为主药。甘露消毒丹之用菖蒲，实是引经药，所以变更药位者，因其病以暑为主要。是故温病单用菖蒲不效，甘露消毒丹除去菖蒲亦不效。谚云：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瓜有时不必得瓜，而得瓜可以知其决不是种豆。故循因执果，有时靠不住，而执果溯因，则千百不失一。今执菖蒲附子之药效。推求伤寒温病之属肾属心，非妄语也。此为千虑之一得，虽不必便是铁案，然其事实非偶然，据此是《内经》确有精义，并非扣盘扪烛之谈。”
何按：恽氏此处“千虑之一得”，是对中医理论形成过程与方法的认识，非深思熟虑，实践体会而不可得。
针对余氏“自来言伤寒者，皆宗仲景《伤寒论》，而言《伤寒论》者，皆不能脱离六经。以余观之，《伤寒论》之最无意义者，六经也，最荒谬者，六经之说也”的灼金之言，恽氏对曰：“治医必先通《伤寒论》，能通《伤寒论》，则方之组织，药之功效，脉之精微，证之变化，始能心下了然，指下无疑，以之临证则可以决死生，别嫌疑，定可治。”此适为入木三分真知灼见。
力倡改进中医
恽氏云：“中国医学是平正的，非玄妙的，是近情著理人人可解的，非艰深难晓不可思议的。”
恽氏并不否认中医存在缺陷，认为“天壤间无论何种事物，积久无有不敝，不能不与时推移”，主张“改进中医，整理学术”，其目的“欲使退化之中医进步，欲使凌乱之学术整齐”，认为“中医不改良，亦终无自存之希望”。他的改进方案的第一步，是“诠明学理”：
“是故第一要义，在将古书晦涩之医理，诠释明白，使尽人可喻。换言之，非设法使中医学民众化不可。”
恽氏申明改进的原则，必须以中医学术为主体，“眼光须注意本身学说”。
恽氏也曾提到借鉴西医知识问题，指出：“现在所急者，在明生理之真理，自当采用西国学说为重要工作之一，但亦不过诸种重要工作之一种，万不可舍本逐末，以科学化为时髦，而专求形似，忘其本来。”
何按：显而易见，恽氏尚不明这种“借鉴”，势必导致中西医“浸然杂揉”（恽氏自语)。他一方面念念不忘反对“中医科学化”，一方面又在此为中医科学化留下了契机和缺口，并直接损害“以中医学术为主体”的原则。他在这里有一个重大的原则性的疏忽，即忘掉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道理，更何况“牵”的是基础要害部位。此实属恽氏认识模糊与不彻底之处。尽管如此，恽氏仍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反对“以科学化为时髦”而“舍本逐末”的主张。
反对中医西化
恽氏对于中医科学化即“西医化”主张，极力反对：“……如但求科学化，则非驴非马，必有大害。又不可效法东洋，彼国现在医学，号称居环球第二，其所以致此，表面是科学化，里面仍是用中国旧方药，可谓中医同化于西医，如此则中医学熔入西医，而中医本身消灭。在日本，中医学本非己有，自在不甚爱惜之列，且彼邦中医技俩，本来只能拾取一二效方，未能窥见东方文化真相，宜其有此结果。我国若效法日本，本谈不到改良中医，废除可矣。惟我国广土众民，生活寒俭，科学化之西医，实不适用（何按：此语诚为“偏激”，但极为切合当时中国国情，切合民情；即于今日亦何尝不是如此？)。又药业为全国数千百万人生活所寄，即欲废除，亦形格势禁，故断不能使中医同化于西医，只能取西医补助中医，可以借助他山，不能援儒入墨。”
何按：恽氏从中国的国情、民情、经济实情出发，阐明了中国不能效法日本搞所谓“中医科学化”、使中医同化于西医，即废除（取消)中医的道理，并明确指出，在中国废除中医，关系国计民生，“形格势禁”，断不可行。
恽氏对于1933年夏中央国医馆有关统一病名欲以西医译名为准，取消中医原有病名的错误主张，起草《统一当以中名为主》的四点意见，极力表示反对。恽氏并首倡“东方学术自有其立脚点”的千古雄论：
“中西医学基础不同，外国以病灶定名，以细菌定名，中国则以脏府定名，以气候定名，此因中西文化不同之故。建议书第二节云：‘天下事物，只有一个真是，西医病名，既立于科学基础上，今若新造病名，必不能异于西医，即不能合于科学，不然科学将有两可之是。’此说可商。鄙意以为科学是进步的，昨日之是，今日已非，故不能谓现在之科学即是真是。西医尽多议论与事实不符之处，是其明证，此其一也。天下之真是，原只有一个，但究此真是之方法，则殊途同归，方法却不是一个。譬之算学，用数学求得得数，用代数亦求得得数，方法不同，得数同也。如谓数学之得数，不是代数之得数，则非确论。故西方科学，不是学术唯一之途径，东方学术自有立脚点，此其二也（半个世纪之前能提出如此杰出之观点，何等难能可贵！——何叹)。今若以西名为主名，不废中国学说，则名实不相符。若废中国学说，则中医即破产，不于此，则于彼，更无回旋余地。例如《伤寒》一书，包括支气管炎、肋膜炎、胸水乃至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日射病、虎列拉等等，假使用此诸名色，初步，《初寒论》本文，将渐次无人研读。继一步，必《伤寒论》方无人能用。及后一步，必讲究注射灭菌（何其准确深刻！今之临床中医特色几乎消失殆尽，其根源即在此——何按)。如此，则中医消灭，中药消灭。是故用中国病名为统一病名，在所必争，事非得已，不止名从主人而已，此其三也。名者实之宾，先有事实，然后有名，鄙意以为整理中医，当先从诠明学理起，今贵馆既从正名着手，自是一种方法，但定名之时，眼光须注意于本身学说，因学说是主，名是宾。今若不顾一切，惟名是务，则有宾而无主。改进中医，整理学术，是欲使退化之中医进步，欲使凌乱之学术整齐。今统一病名，而用西名为主体，则与本身之学术冲突，与整理改进之初心相背。仅有此统一之名，将来可以步步荆棘，则此番定名之工作何为者，此其四也。”
何按：50年前中医卫士奋力拼搏坚守之阵地，现已几乎丧失殆尽。中医理论战线几近全线崩溃边缘。欲使残破之中医学术振而复兴，确已是“步步荆棘”。纵是岳美中等几声稀疏枪响，又管何用？
维护中医体系
恽氏之文亦如其人，脚踏实地，紧密结合学习与临床实践，注重实效，鲜有空泛言辞，大别于“山间竹笋”与“墙上芦苇”，因而具有坚不可摧的逻辑力量。恽氏每以切身感受与体会，宣传中医科学性，维护中医学术体系。他写道：
“程效倩注《伤寒》有云：‘实热攻肌表颜额，虚热攻四肢’。故吾侪诊热病，手按病人颜额，与手掌比较，两处之热孰甚，则可以测知其热之为虚为实，此为热度表所不能量者，西医笑中医，以为手试冷热，粗而不确，岂知其妙用乃在热度表之上。又如女人停经，假使属瘀，则环唇必见青色；假使属孕，则脉滑而唇四白颜色华好。停经与有孕，属冲任子宫方面事，何故与环唇静脉有关？此其事有足以资研究者。第一步观宫监之无须，推知环唇与肾腺联带关系。第二步观女人经阻小腹痛者，上唇辄显青色，因而推知子宫卵巢与无须之标著，而冲任之血，仍与上唇有连带关系。第三步观女人之有孕者，环唇色泽华好，因而推知瘀则血凝，故静脉隐青色；孕则血活，故唇四白华好。如此逐步推测，以为诊断之法，是为形能之学。其事千百试而不一爽，此为事实，非可以口舌争也。子宫卵巢生殖腺与环唇静脉之关系，其途径若何？为解剖所不可见，故形能之法，有时贤于解剖。胎元胎盘，同是血肉，同时能透爱克司光，故有孕与否，爱克司光不能断定，而中法能断定之，是形能之学，有时优于爱克司光也。类此之事，为鄙人所发见者多至数十条。故古书实无负于人，苦于后人不能研究耳。故云东方学术自有其立脚点。”
恽氏非常重视科普工作对保卫中医学术的重要性。他写道：“若要捍卫中医，则须将其晦涩之医理诠释明白，使举国（还须“举世”——何加)皆能明了，然后能伸其说，否则西医（现在还有假“中医”——何加)菲薄中医，中医不能自伸其说，竟无话可说也。”
综上所述，恽铁樵以其广博的学识、精深的中国医学功底、丰富的临证实践诊疗经验，以高尚的民族气节和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不畏权势，叱咤风云，首创新论，为民立言，成为保卫东方文化和中医学术传统的杰出中医临床家、理论家、宣传家、教育家和战略大家。无怪乎世人赞曰：
“医林一代宗匠，不亦伟哉！”
其时赞崇并响应恽氏中医改进论者，尚有诸暨杨则民。杨氏悉心研习《内经》、《伤寒论》及各家典籍，造诣颇深。杨氏于1933年9月以浙江省国医分馆学术整理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对中央国医馆统一病名建议书提出之意见》一文，针对当时某些人企图消灭中医的阴谋，据理力争，与恽氏相策应。但其在维护中医学术传统方面，远不如恽氏坚决彻底。
中医科学化
与恽铁樵“中医改进论”相悖，有陆渊雷所谓“中医科学化”主张。面对余云岫等西医以中医不科学为由，假手反动政府消灭中医，陆氏则在中医界内部大倡“中医科学化”，竟公然承认余氏对《内经》等中医经典的攻击为合理：
“国医之胜于西医者，在治疗，不在理论，《素》、《灵》、《八十一难》理论之书，多出于古人之悬揣，不合生理、解剖、病理，尊奉之以为医学之根柢，自招物议，引起废止中医之危机，此大不智也。”其所著《伤寒今释》、《金匦今释》皆摒弃《内经》等经典理论，随心所欲地改用西医理论加以解释。
陆谓“……主以汉师训诂，远西科学，读汉唐古书，博考深思，去其浮空执滞，为之疏通互证，向之中西画若鸿沟者，窃不自量，辄欲糅合为一，故方术则中土，理法则远西。”
陆氏“中医科学化”的指导思想，集中反映在下面这段话里：
“国医之所以欲科学化，并非逐潮流，趋时髦也。国医有实效，而科学是实理。天下无不合实理之实效，而国医之理论乃不合实理。……今用科学以研求其实效，解释其已知者，进而发明其未知者，然后不信国医者可以信，不知国医者可以知，然后国医之特长，可以公布于世界医学界，而世界医学界得此而有长足之进步。……故担任国医科学化之工作者，须有国医旧说根底，且须通晓普通科学，不然即无从化起。”
陆氏主张要点，可依任应秋氏，归纳为以下五方面：
一、中医不科学，所以亟须科学化以救亡图存。
二、中医治疗方法有效，且有突过西医之处。因为它是从经验累积得来。其药效多真确，而学说反多臆想。
三、欧西传来之解剖生理以及他种与医学相关之科学，皆出于精密之观察，巧妙之试验，取而讨索古方所以得效之故，可以得真理。
四、方法是以西医理论解释中医。能解释者，即以西医理论取而代之；不能解释者，则据西医学而否定之。一句话，就是中医必须向西医看齐，以西医为衡量取舍的标准。
五、凡担任国医科学化之工作者，必须通晓国医与现代科学两者，方能进行此项工作。
陆渊雷“中医科学化”主张貌似有理，实则大谬。不难看出，它的哲学基础是西方二元论。其典型表现，是将中医经验与中医理论人为割裂，企图攫取中医经验与实效，而废弃中医理论与经典。它的思想根源在于不明中、西医学在宇宙观和方法论上的本质区别，抱定“只有精确（确定性)研究才算科学”的顽固偏见。它的前提是“中医不科学”。它的核心则是一切以西医学和西方近代科学为真理标准，凡符合者属科学，不符合者即斥为不科学；不懂得临床实践才是检验医学理论的唯一标准，西医和中医同样要接受临床实践的检验。它的战略目标，则是力图实现中医西医化——从研究方法（解剖分析、生理病理)直至术语表达。因此，陆氏主张的实质是废弃中医学的独特理论方法，使中医的宝贵临床经验与卓越疗效隶属于与之毫不相干的西医学理论框架之下，进而将中医学熔化于西医之中，显然这是一个吞噬中医从而使之走向灭亡的主张。
陆氏主张一开始就受到中医界的抵制与批判。前已述及，其师恽铁樵尖锐批评说：“如但求科学化，则非驴非马，必有大害。”“万不可舍本逐末，以科学化为时髦，而专求形似，忘其本来。”
恽师给“中医科学化”所下的“以科学化为时髦”的评语是十分中肯的。邱佳信等提供的一则材料是对恽师评语的最佳注脚：
“近来常有这样的现象，每当西医在某一方面有所发展时，中西医结合研究也跟着向那个方向发展。如当西医在内分泌方面有进展时，就围绕17羟醛固酮、性激素等方面开展；当西医在微循环方面有新的见解时，就集中在甲皱微循环的变化上开展；当西医在免疫学上有突破时，那么有关淋巴细胞转化试验、花瓣形成试验等工作就大量涌现……我们有些研究工作的结论似乎在表明：中医理论讲来讲去原来就是西医的某部分内容！？这种尾随西医理论的状态应该改变。”
何按：这跟社会上一会大裤脚时兴，一会又时兴小裤脚的赶时髦有什么两样？！其实中医理论及其概念与上列17羟醛固酮、性激素、甲皱微循环、淋巴细胞等等没有一项是相通同的。如果这就是中医的所谓“科学化”和“现代化”，那实在是令人啼笑皆非！
陆氏拒绝其老师的正确批评，谓之“并非逐潮流、趋时髦”，结果使自己愈陷愈深。
著名中医学家、中医教育家任应秋先生在经历了曲折道路之后一针见血地指出：
“陆氏的所谓的科学化，即以西医理论来解释中医，凡符合者属科学，不吻合即斥为不科学，因而走向是西非中、重西轻中的歧途。”“中医科学化，就是中医西医化。”“陆彭年所作的中医科学化工作，……悉以西医学为标准。……西医学对人体生理病理的未知数，比已知的还要多得多。作医学科学的研究，哪能只能是向西医学求证呢？宜其事倍而功未半也。”“陆彭年的倡言科学化，确是筚路蓝缕，下了一番功夫的，可是，其说虽风行一时，毕竟没有收到真正科学化的结果。”
陆氏主张确曾风行一时，几起几落，且误人不浅。即今对其给予尖锐批判的任氏本人，其时亦在劫难逃。
任氏晚年忆及：“当时官方舆论，则谓‘中医不科学’，不仅中医当废止，即中药亦无存在的必要。中医界自身亦倡言‘中医科学化’，谓不如此不足以救亡图存。余在此混混洪流中，亦期期惟‘科学化’自命，对陆渊雷的著作最为称许。”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而今仍有不少中医名家陷身此混混洪流之中，不能自拔。
陆氏“中医科学化”主张之不能立足，从其立论本身的矛盾性即显而易见。陆云：“天下无不合实理之实效，而国医之理论乃不合实理”。循此按逻辑常识推理，只能得出“国医无实效”的荒谬结论。这显然与“国医有实效”的客观事实不符，连陆氏本人也予以否认，所以不能自圆其说。中医既有实效，其理论必合实理。按西医理论开中药，无论如何得不出中医的实效。西医理论既合实理，就必定有实效，大可不必还要从中医这里攫取实效。若实效不显，就要反思那理论是否真合实理。现在事情被弄巅倒了，有实效的理论反而不合实理，其理安在？！
陆氏与那些真正精通西医的科学家迥然不同。他不去怀疑那在临床上缺乏实效的某些冠冕堂皇的“理论”是否科学，却一口咬定卓有实效的国医理论“不合实理”。仿fo“中医实效”不需要懂得中医理论即可取得，而“西医理论+中医实效”反成世界上最“科学”的医学理论。这样的奇谈怪论如何能令人心悦诚服？！
50年代起，陆氏成为医界“座上宾”，其主张为毛泽东采纳，并被具体化为“中西结合”方针，采取行政手段予以强制贯彻执行，统治中国医学界长达30年之久。
中医界今日面临的严酷现实，映证了恽氏“必有大害”的科学预言。半个多世纪以来特别是近三十年以来，“中医科学化”思潮对中医药学术和事业已经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害。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它和余云岫的倒行逆施内外呼应，起了“消灭中医药”的反动政策所起不到的作用，从内部分裂瓦解了中医营垒。这也许是陆氏本人所未曾想到过的。他或许做梦也不曾料到，其竭力鼓吹的“中医科学化”主张会助纣为虐，使自己变成破坏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有过之人。
“中医科学化”的巨大危害今天已充分显示出来。我们至少可以归纳出以下六方面：
一、模糊了人们对中医科学性的正确认识，动摇了中医界的基本信念，并且直接为消灭中医药的反动政策提供了口实。
二、扭曲了中医药学术按自身规律独立发展的正确方向。
三、涣散了中医药人员的专业思想，分散了他们的精力，磨灭了他们的专业进取心。
四、干扰了中医教育，包括办学方向，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材编写等等。
五、破坏了中医医疗、教育、科研体制和机构的专一性、纯洁性。
六、搅乱了中医临床工作，严重影响了中医的疗效和声誉及其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
总之，“中医科学化”思潮的泛滥成灾，不但毁坏了中医药学术与事业，而且毁坏了几代中医；不但毁坏了中医药人才，同时也损害了部分本来很有发展前途的“西学中”以及其他学科的同志，使这些同志深深陷入医学“乌托邦”中至今不能自拔。今日中医药界客观存在的严重后继乏人、乏术、乏药的可悲局面，不能说与其没有直接关系。
不失为伟大学者的任应秋先生在病逝前夕遗下的《论医集·自叙》中将其一生治学历程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他写道：“余之《任氏传染病学》《仲景脉法学案》《中医各科精华一集·内科学》《中医各科精华二集·内科治疗学》，均成于这一时期，也就是所谓‘中医科学化’的产物吧，这是前期。”“前一时期所作，多半无保留的价值”。因此，他在编集自己平生最后一部著作《任应秋论医集》时，为了中医药学术与事业的前途，为了不致贻误后学，不得不忍痛将其尽行删去。任氏一句话，断然否定了自己的前半生学术生涯，个中蕴含着多少辛酸、苦楚、心血和眼泪！殊不知正是由于这一毫不留情的自我批判精神，使任应秋先生得以彻底摆脱“中医科学化”错误思潮的羁绊，学术思想升华而一举成为维护中医科学传统及其理论纯洁性的当代伟人！
任氏痛定思痛地总结道：“治学无论怎样勤奋，如果没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必然是事倍功半，甚至劳而无功，得不到好的结果。我在五十余年中，勤奋一也，而先后的效果迥然不同，至今犹值得我的深思。”
任之将逝，其言尤真。毫无疑义，作为中医药事业的后继者，我们理所当然地应当从任氏坎坷一生和肺腑之言中获取深刻的教训和有益的启示。
然而时至八十年代，中医科学化主张尽管在实践上遭到彻底破产，但由于未能从理论上进行彻底反省，这一错误思潮继续变换形式，又重新抬头，在新形势下又有了新发展。陆氏传人绵延不绝。在近期的报刊宣传之中，宣扬“中医现代化”的文章连篇累牍，“中医科学化”的鼓噪声不绝于耳，且调门更高。
综上所述，半个世纪以前发生的恽、陆师徒之争，实质上是关系中医药学术与事业的生死存亡之争。恽氏所倡“中医改进论”，是维护中医学术体系，保存和发展中医的正确主张。这一主张无疑武装了当时的中医界，从而动员了全国的中医力量，粉碎了余云岫之流消灭中医的企图，也为今日振兴中医的运动提供了重要启示和理论武器。而陆氏所倡“中医科学化”主张，有昧于中西医学的本质差异，以主观臆断为依据，是促使中医学术消亡的错误主张。该主张今天仍然危害着中医事业和学术的生存与发展。惜乎恽师竟因积劳成疾，于1935年过早逝去。其千古雄论在生时无人能与匹敌，死后却横遭罢黜。此实为中医学术与事业之特大不幸。
中西结合论与中医自主说
    以中医理论不科学为前提，以中医西医化为核心内容的陆氏中医科学化主张，迎合反动政府废止中医的声浪提出，在当时的中医界颇不得人心。黄煌等谓之“不合时宜”。陆氏主张既没有被当时的中医界接受，也没有受到反动政府的青睐，处于“两头受嫌”的尴尬境地。
新中国成立后，陆渊雷得遇良机而一举成为“座上宾”。其主张被毛泽东几乎全盘采纳，并明晰为“中西结合”的卫生大政方针。
中西结合论
黄煌等对“中西结合论”作了初步整理，兹引述于后：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以其马克思主义战略家的眼光，对中西医结合作了精辟的论述，指出了我国医学发展的方向。1956年8月24日，毛泽东同志在同中国音乐家协会的负责同志会见时发表了他对中西文化及中西医学等问题的看法。其要点为：（一)医学不象艺术，没有民族形式，科学的基本原理，是中外一致的。他说：“西医的确可以替人治好病，剖肚子，割阑尾，吃阿司匹林，并没有什么民族形式，当归、大黄也不算民族形式”，“解剖刀一定要用中国式的，讲不通”，“要把外国的好东西都学到，比如医学，细菌学、生物化学、解剖学、病理学，这些都要学”。（二)学习西医学，是为了研究中医中药。他说：“要向外国学习科学的原理。学了这些原理，要用来研究中国的东西，我们要西医学中医，道理也就是这样。”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发展中国的新医学的理想：“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三)提倡搞些不中不西、非驴非马的东西。他说：“不中不西的东西也可以搞一点，只要有人欢迎”，“非驴非马也可以，骡子就是非驴非马，驴马结合是会改变形象的，不会完全不变。”（此论显然是针对恽铁樵所发——何按)毛泽东同志特别强调了西医学习中医，他说：“你们是学西洋的东西的，是‘西医’，是宝贝，要重视你们，依靠你们。”（此话可是一点不假——何按)结合论的主体是西学中，而汇通论则是中学西，两者的区别在此（不对。二者的本质区别在于：汇通论是试图借西医学理佐证中医以保存中医，结合论则无所谓保存中医，其“发展”中医也是假的，其目的是挖掘中医，融化中医，创立所谓“新医学”。内容上都是“融贯中西”，但侧重点和终极目标不同——何按)。作为当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同志这个思想，对中医工作与中西医结合工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三十多年来，国内许多学者从哲学、历史、社会自然辩证法等学科对中西医结合的可能性、指导思想、研究方法作了大量的论证研究工作，全国在政府的领导下，曾搞过中西医结合、西医学习中医的群众运动，广泛的中西医结合实践，取得了不少不可否认的成绩。中西医结合论成为建国以来影响最大的中医发展理论。
何按：读着这段1987年12月刊于《医学与哲学》上的文字，我们又仿fo回到1978年以前那思想僵化、学术风气令人窒息的时代；似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对于中国医学界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影响。
非常可惜，直到32年后（即1988年)才由龚育之透露了当时没有发表的两个文件：一件是1956年2月19日毛泽东关于在学术问题上可以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的一封信。另外一个文件是1957年7月3日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的一组批语。一条针对党校不能允许非马列主义的思想争鸣。毛批道：「似乎不很对，何必怕争鸣」。一条针对有人认为经典著作不许怀疑，批道：「不许怀疑吗？」还有一条，问党的政策是否允许争论。毛批道：「为什么不允（许)争论呢？」
这些批语，不能不说充满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民主精神和创造活力”。笔者不解为何当事人勇于提出却没有勇气实施。显而易见，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乃至将来，这样一条“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民主精神和创造活力的新路子”，对于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对于科学艺术的发展，都是迫切需要和必不可少的。如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项基本国策真正付诸实行，那将使我们少走多少弯路，少吃多少瞎亏，将给我国的政治生活、科学艺术的发展带来多大的实惠，将免除多少失误和挫折啊！
哀叹、惋惜又顶何用？我们必须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
中共11届3中全会的伟大成果之一，就是在破除祸国、害党、殃民的“个人迷信”问题上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但在中国医学界，这种“个人迷信”仍然根深蒂固，“左”的影响基本上没有触动，要不要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和领袖问题的基本原理、按照毛泽东思想的原则来对待毛氏本人？可不可以依据自然辩证法和医学科学的原理尤其是30多年的医学实践，来重新评审毛氏医学观点和主张？这已经成为能否对毛氏医学发展观作出历史的科学评价的前提。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医学在中国的发展便只能是“步步荆棘”，寸步难移。
本书委实不想“放马后炮”——在毛泽东逝世之后从根本上否定毛氏医学观点和“中西结合论”的所谓“巨大成就”（其刚提出时就理应迅速作出反应，无论要担多大风险，纵然杀头也在所不惜。但那时笔者还不过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儿童)。然而为了中医学的生存和中国医学的发展，笔者仍不得不提出如下质疑：
一、医学象不象艺术？托马斯·布诺恩说：“世上的一切都是艺术化的”。这两个截然相反的命题究竟哪一个更符合客观实际？
二、医学究竟有没有民族形式？既然没有，何以西医到了中国仍然叫“西医”？而西方见中医同样不肯把那“中”字去掉？在日本则干脆把中医叫作“汉方医”？中西医之间的巨大差别能这样随意抹煞吗？
三、科学的基本原理，中外是否真的一致？西医剖肚子、割阑尾、吃阿司匹林，中医不剖肚子、不割阑尾、不吃阿司匹林，而吃当归、大黄、麻黄之类，同样能够治好病，有时效果反而更好、更安全、更彻底。一个用解剖刀，一个偏不用，是否都算科学？其间原理一致吗？用解剖刀的理论能用来解释不用解剖刀的学问吗？
四、学习西医学，不是为着学会使用解剖刀，不是为着学会使用阿司匹林、盘尼西林，去进行西医临床诊疗、诊治病人，却拿了西医知识来框套中医，这是否有点违背常识常理，是否有点南辕北辙？“依靠西医”发展中医，这算什么呢？这不是和“依靠中医发展西医”同样的荒唐吗？
五、超脱于现有中、西医学之上的“中国新医药学”，究竟是中西医学各自规律的自然归宿还是行政干预学术、脱离医学发展阶段的主观臆想？
六、“不中不西”是否“超中超西”？“非驴非马”是否一定“赛驴赛马”？我们是否可以凭借主观臆断和手中权势，指骡为马，指“中西结合”为“中”？我们决非妒嫉把西医当“宝贝”。但是我们要问：既然是“中医政策”，那么是应该关心中医、重视中医、依靠中医、从而发展中医，还是嫌弃中医、取消中医，去发展臆想中的“新医学”或“中西结合医”？
八、要求学了西医又学中医，学得进吗？学得了吗？学得精吗？您自己试试看。
九、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理论源于实践，并接受实践的检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西医理论自然源于西医的实践，中医理论源于中医的实践，二者都要接受临床实践的检验。只有临床实践才具备检验医学理论是否科学的资格。试问：“开刀”的理论能解释不开刀的实践吗？西医理论能取代临床实践作为理解、衡量、判断中医理论的标准吗？
十、对中西医医学关系问题的系统看法和重大决策为何不面对医学界特别是中医界的同志说，却要和音乐家们（医学外行)去说？提出建立“中国新医学”，这样重大的医学方向问题，要不要让医学界展开充分讨论，尤其是听听不同意见？如果这样做了，情形又会怎样？
上列十大问题，远非问题的全部。这些问题，不全是学术性问题，有些也算不得精深，个别还是极普通的常识性问题。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和特定的人物身上，它们却成了令人难以理解的问题。
按说，诸如此类的问题，理应在毛泽东生前特别是他提出主张时提出——惜乎未见有人冒死直谏。因此现在提出，中医界已完全处于被动。然而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如果这些问题今天还不提出，还不予以正视、予以解决，那么所谓的“中医政策”就仍然名实不符——也许应该改称“新医政策”或“中西结合医政策”。笔者并不反对制定这一类政策，仅仅反对“中医政策”有名无实、南辕北辙——所谓“振兴中医”就永远是一句空话。
尊敬的崔月犁部长鲜明地提出：“卫生系统长期以来，‘左’的影响相当严重”“过去，……也曾经发生过不看条件，硬要在短时间内创造一个唯一的新医学派”“要完全纠正过来，还得费很大力气，还需要一个相当的时间。”他首次摸了一下在他之前还从来无人敢于问津的老虎屁股，接触到了中医方针决策者的“左”的倾向问题。遗憾地是他壮志未酬位先离、身先逝。
至于谈到大搞中西医结合、西学中的“群众运动”取得的“不可否认的成绩”，我们立刻联想起“大跃进”是否真正超过了英美，“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 究竟炼出了多少有用的钢铁。我们禁不住要问，成绩究竟何在？是中医事业发展了，中西医学理论融合了，新医药学建立起来了，抑或有了实质性进展？
由此我们又自然联想起幼时看过的安徒生的童话《皇帝的新衣》，联想起皇帝的那些本来十分忠诚的臣民们。笔者此时虽已年过半百，仍身不由己地要充当童话中那个幼稚的孩童，忍不住发出天真的惊叫。
在毛泽东逝世之前的数十年中，几乎没有人敢于公开讨论和评议“中西结合论”。这不仅是学术界万马齐喑的悲哀，也是国家民主生活中的反常现象。它并不表明中西医的惊人“团结”和学术观点的高度“一致”。
综上所述，毛泽东及其追随者倡导的“中西结合论”，其战略目标为“建立社会主义新医学”，其策略则是利用西医（西方科医学)原理“发掘、整理、提高”中医宝库，然后消灭中医、西医两者而以毛氏“新医学”取而代之——医学本无朝代和地域之分，更无所谓“阶级性”可言。但其追随者露骨地把中医诬为“封建主义医”，西医诬为“资本主义医”。只有所谓“新医”才是“社会主义医”。毛泽东染指医学，是要“杀鸡取卵”。毛泽东在医学上采取的策略，和他在政治、军事上的策略完全一致，即：“声东击西，各个击破”。
“醉翁之意不在酒”。毛泽东恭维中医是“宝库”，西医是“宝贝”，仅仅是为了“团结”（实为“利用”)中医和西医，以实现他自己创建“新医学”的“伟大”战略目标。否则无法解释为什么要把“纯（精)中医”（宝库的掌门人)打成“牛鬼蛇神”扫地出门或关进“牛棚”。不难推测，一俟“新医学”建成，踢开西医（宝贝)也只不过是迟早反掌之事。谁被其捧得越高，谁就会摔得越惨。
毛泽东后半生独揽党、政、军、民、文教、卫体诸大权于一身，位处全党、全军、全民之上，深居昔日皇宫，权令智昏，忘乎所以，指挥一切。他令其政敌——蒋介石、赫鲁晓夫、刘少奇、周恩来等折服。惟有宁折不弯的彭大将军、半举圣手的朱总司令、刚正不阿的彭真委员长、三落三起的小平先生、义无返顾的崔月犁部长……这些真正的民族精英（亦非完人)敢抗敢争。毛忘记了自己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对全党全军“两个务必”的谆谆教诲（也许他位处至尊，可以不受约束)，忘记了他和所有凡夫俗子一样也要受到专业和学历的局限，也有一个在行与否和退休（退位)让贤的问题。身为共产党、共和国、人民军队的缔造者尚不知足，还一心想成为“社会主义新医学”的创始人和缔造者。他所提出的这种超越历史发展阶段、超越现有医学理论、脱离医学临床实践的医学“乌托邦”——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痴心妄想，严重破坏和阻挠了中医的恢复和发展（同时殃及西医在中国的早发展和大发展)，贻害百姓、贻害子孙、贻害民族、贻害人类。
中医自主说
亦如黄煌等所说：“七十年代末，沉寂多年的中医论坛开始活跃（“沉寂”显然是中西结合论的“一言堂”所致——何加)”。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任应秋等老一辈中医专家才明确提出“中医学一定要按照它自身的规律和体系发展”的主张。这实质上是对中西结合论进行反思的结果。在1980年7月号的《中医杂志》上开始出现对“中西结合”公开表示怀疑的文章，但仍然是欲言又止。
1982年4月，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的崔月犁在衡阳主持召开了全国中医医院和高等中医教育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中医机构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是发展中医事业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是前述“中医学一定要按照它本身的规律和体系发展”的主张的实质性进展，是中医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转折。
衡阳会议解决的主要问题，概括起来有两个：一是提出了当前中医是卫生事业的短线，必须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认真加强这条短线；二是强调了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是发展中医事业的根本方向。这是发展中医事业的两个根本问题。
自此，中医界开始从几十年痛苦的经历中，初步意识到自己的真实处境和从属、依附地位。可以毫不过分地说，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官方会议，衡阳会议才第一次真正接触到“中医发展”问题。
任应秋总结性地写道：“衡阳会议根据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检查和回顾了中医政策的执行情况以及今后开展工作的问题，明确指出在执行中医政策方面，主要是进一步肃清‘左’的影响，强调今后应当在中医机构中保持和发扬中医的特色，这是办好中医机构的十分深刻的指导思想。”
何按：这里的提法不够确切，不是“执行”中医政策中的“左”的影响”，而是“制定”中医方针中的“左的倾向”。
任氏充满激情地写道：衡阳会议“春风夏雨，适得其时，中医事业，振兴有望。作为一个中医工作者，我和广大同道一样，感到心情振奋，深受鼓舞。”任氏此言，道出了广大中医工作者的心声。
任氏明确提出了“中医学的发展是沿着它本身固有的规律前进的”思想。
“中医学本身也需要不断提高和发展，不过中医学的发展是沿着它本身固有的规律前进的。同时还要汲取现代科学有益的成果来充实自己，也可以借鉴西方医学的经验，某些必要的技术、手段也要利用。但是不要以西医的框框来判断中医学的是非。因为这是两种不同的理论体系。简单的类比，往往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何按：任氏这里实际上重申了恽铁樵的观点，但使其更加理论化、明确化。显而易见，任氏的表述带着所由脱胎出来的那个时代的痕迹，反映出任氏尚未能彻底摆脱“中医科学化”思潮的影响。
当时作为卫生部副部长（主持中医工作)的崔月犁同志，旗帜鲜明地采纳了上述正确主张。他写道：
“发展中医事业，要抓住两个主要问题：一个是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中医政策，一个是在中医机构中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
“在执行中医政策方面，主要是进一步肃清‘左’的影响。我们卫生系统，长期以来，‘左’的影响相当严重。三中全会以后，虽然在指导思想上基本得到克服（？——何加)，但在实际工作中‘左’的影响要完全纠正过来，还得费很大力气，还需要一个相当的时间。过去，……也曾经发生过不看条件，硬要在短时间内创造一个唯一的新医学派，人人学中医等等，表面看来好象很重视中医，但实际上并没有认真地学习中医。结果，只学了一方一药，中医理论丢掉了，有经验的老中医越来越少，年轻的跟不上，继承不下来。这种状况应当改变。
“我们强调贯彻中医政策，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轻视和排斥西医和中西医结合。……但问题的关键是卫生行政部门究竟把中医摆到什么位置？必须明确指出，时至今日，那些仍然以为中医学不科学，对中医工作鄙视、歧视、不屑一顾的态度；口头上赞许而实际上排斥或者听之任之的态度，都是错误的。
“当前，在中医医疗、教学和科研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如何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中医在诊断、治疗、急救、用药以及护理等方面都有它的特色，离开这些特色也就不成其为中医了。如果中医离开了阴阳五行、脏府经络、病因病机、四诊八纲、辨证论治和治则治法等基本理论，只剩下单方单药，那么中医药学也就丢得差不多了。
所以当务之急，是解决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的问题。中医医院就是要以中医的理法方药、辨证论治去从事医疗实践，否则就失去办中医医院的意义了。既然是中医医院，就要名副其实。
“关于解决中医后继乏人、乏术问题，应当积极发展中医教育，切实办好中医医院、中医药学校、针灸学校、中医护校，重视中医专科医生的培养。中医院校一时难以满足社会需要的地区，可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中医带徒工作。中医学院是继承发展中医药学，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又红又专的高级中医药人才的基地。要培养合格的中医师，应按照中医的理论体系进行教学，要在系统掌握好中医理论和诊疗技能的基础上，适当学习一些西医知识，以便更好地继承和发展中医药学，但是不要求培养掌握中西医两套本领的医生（然而几十年来一直在坚持这个培养目标——何加)。中医学院要加强师资队伍和临床教学基地的建设，必须明确中医学院附属医院是中医医院，不是中西医结合医院（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创见。但其实不过是一种极普通的常识。然而数十年来引导中医事业发展的方针却在这个常识性问题上表现出惊人的糊涂！——何加)，各类人员都要围绕着继承发展中医药学这一目标进行工作。”
崔氏进一步指出：“在今后精简行政机构中，卫生行政部门的中医管理机构不应削弱，而应当加强……以便在组织上保证中医政策的全面贯彻。要逐步增加中医事业的经费比例。国家对中医事业的专项补助，一定要保证落实，不能挪作他用。”
何按：“精简”只应当针对已有的雍肿的官僚机构，尚未成立或尚不健全的机构当然应该建立、充实和加强。崔氏在中医机构问题上从实际情况出发，坚决抛弃了“一刀切”的做法，没有形式主义地执行上级有关“精兵简政”的指示。他无疑是完全正确的。
崔月犁在这里提出了一整套前所未有的振兴、发展中医的指导思想、方针、政策、措施和办法。他使中共提出的“中医政策”第一次有了实际内容，得以名实相符。
中医自主论从根本上动摇了毛氏中西结合论的根基。但自主论不可避免地存在不彻底处，主要表现在对于“中西结合论”的藕断丝连，既意识到欲合不能，又感到欲分不舍，尤其表现在对待“纯中医”的态度上。
崔谓：“有人说，在中医机构中提倡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提倡以中医理论为指导，是要搞‘纯中医’，是要同西医‘分道扬镳’，这是一种误解。世界上没有纯而又纯的东西。……在发展中医药学的过程中，也要虚心学习和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利用现代科学仪器，研究中医基础理论，提高和改进自己的诊疗手段。中医中药虽然疗效显著，但目前有些还不能用现代自然科学加以说明。”
何按：既然中医药疗效显著，能治好许多病，除了用哲学作更高层次的提炼之外，无论现在或将来，有何必要用现代西方自然科学加以说明呢？中医学是和西方科医学完全不同的学问。不同的学问能用来相互说明吗？例如化学原理能用物理原理来说明吗？牛顿理论能用爱因斯坦理论来说明吗？为什么不想一想，现代医学为什么疗效有时还不如中医显著呢？为什么不提“现代科学”是否有必要用“疗效显著”的中医学理论来“说明”一下呢？尽管这同样是不可能的。
在谈到中医学院的培养目标时，崔又说：“要在系统掌握好中医理论和诊疗技能的基础上，适当学习一些西医知识，以便更好地继承发展中医药学。”
何按：中医学院“适当学习一些西医知识”，怎样才算“适当”呢？假如西医知识对于培养中医继承人是必要和有益的，那就必须学，而且应当系统地学好，那么“对半开”“四六开”“三七开”“二八开”乃至“倒二八开”，就都是“适当”的。为要达到“用现代自然科学加以说明”的目的，就不但需要精通西医，而且需要精通全部现代自然科学。那么三五年专攻西方科医学，将中医作为课余或选修课程，也不可谓不适当。实际上，即使中西课程按现行七三开设，根据笔者亲身体验和文献反映，在消耗时间和精力上，也是“七三倒挂”。试问：为何不可以把西医放到课余自修，或学懂中医若干年后复读西医，以便让学生集中精力把中医学好？
从上面不难看出，崔等已经明确意识到原来那条“中西结合创立新医药学”的道路行不通，与发展中医事业背道而驰，却又舍不得与中西结合彻底分手。既要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就绝不能再坚持采用“现代科学手段研究中医”。中医特色之所以逐渐消失，中医学术之所以萎缩，就是因为几十年中坚持这样做的缘故。若照此去做，显然又会回到“中西结合”的旧轨道上去。
崔氏提到“纯中医”问题，这里客观存在一个很大的不平等，“纯西医”无人指责，唯“纯中医”罪不可赦！
在中国医学界，多年来提到“纯中医”，即如提到“右派”“牛鬼蛇神”“唯心主义者”甚至“反革命”一样令人谈虎色变、毛骨悚然，至今余悸未消，人们避之犹恐不及、犹恐不远，必欲与之划清界限。某些人咒骂“纯中医”，甚至有人把中医事业发展迟缓的“罪责”强加到“纯中医”身上。
不是“误解”。崔、任新主张，实实在在是在帮助“纯中医”抬头；只要强调“中医特色”，那“纯“字便闪灼其中。不料崔氏也在那里忙于申辩，不屑与“纯中医”为伍。
在中医界，如果不为“纯中医”彻底平反，“战略转折”便是不彻底的；贯彻中医政策，肃清“左”的影响便是一句空话；不恭请“纯中医”出山，就谈不上振兴、抢救、发展中医。
崔氏本人的不彻底处，还表现在，他既认识到振兴中医必须保持中医特色，又承认“中西结合”是“合理”的，应当得到发展，因而他既是振兴中医的挂帅人物，又同时出任“中西结合”的“名誉会长”。他不明“中西结合”的基本出发点是以否定和扬弃中医的本质特征为前提的，名义上扬二者之长，实质上消中医之“长”：例如取西医精确（确定)性，消中医模糊性之长；取西医解剖分析之“长”，消中医“整体观”之长。崔氏既想发展中医和西医，又想建立“新医学”。而这在实际上也是行不通的。既然有必要保存和发展现存中西医，就没有必要更不可能创建新医学，反之亦然。这样，崔氏便成了时代交替之际、局势转折之中八面拥护、各方争夺的典型的矛盾人物。然而这又是他的中医自主说能够打破尖冰、“鹤立鸡群”的必要前提，显示出他的高超的“统战”策略和丰富的“统战”经验。
综上所述，中医自主说以中、西医学是两个不同的学术体系为出发点，强调中医学具有本身的体系和固有的发展规律，强调中医学术具有自身的特色和优势，力图将中医学的发展从“中西结合”中分离出来，在实际上已开始与“中西结合论”分道扬镳。“中医、西医、中西结合医三支力量并存”、“要把中医和西医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等方针的确立，以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成立，是“中医自主说”在政治和组织上取得的最重要的实质性进展。自此，“中西结合论”的坚冰被打破，其作为中国医学发展唯一道路的格局开始扭转，人们开始从各个不同角度对“中西结论论”作出较为客观的认真思考与重新评价。
中医自主说的形成过程，是一个痛苦的艰难的转变过程。这一过程，典型地体现在中医学家任应秋身上。我们可以从他的《论医集》和《中医各家学说》等著作中清楚地看到这一转变过程。
在中医自主说形成过程中起了重要影响和发挥了重要历史作用的人物，除任、崔之外，尚有方药中、黄建平、彭真、赵紫阳（总理)等等。
由于任应秋的早逝，彭真委员长的逝世、崔月犁部长的离任以及其它种种复杂的原因，中医自主说虽然提出了一整套的观点和主张，但未能形成系统的学术理论；在实践上刚刚开了一个头，未能全面贯彻实施。尽管如此，旷日持久达30年的“中西结合论”，在中医自主说的崛起面前开始分崩离析。
中医现代化与中医独立论
中医现代化
“中西结合论”的少数追随者也许比我们更敏锐地察觉到“结合论”一触即溃，但他们又不肯在被其认为“不科学”的中医学面前服输，或曰他们总觉得中医不如西医“科学”。于是他们加紧实行体面的战略转移（非“转折”)。他们以为“结合论”的不成功是因为仅限于采用西医学理论改造中医受到局限，或者仪器还不够先进，以致进展太慢。他们还想改用现代最新自然科学理论和电脑等最新尖端技术再试一试。
    某些搞现代自然科学理论的同志虽素来与医学无缘，但由于他们所从事的学科的新进展和中医学在数千年前即已形成的老观点发生了某种奇妙的关联，于是他们也想凭借手中掌握的最新理论对中医学来一番大刀阔斧地改建。然而他们对中医理论尤其是临床可以说还从来没有认真深入地钻研过。
于是由这两股力量合流，迅速形成了当代最时髦的理论——“中医现代化”。
“中医现代化”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和代表作是：王建平等《试论中医现代化》、黄星垣《如何实现中医现代化》、钱学森《关于中医现代化的战略》。
王建平等所提“中医现代化”主张要点是：
指导思想
运用现代科学（包括现代医学)的先进技术武装中医、发展中医；运用现代科学（包括现代医学)的知识和方法研究中医，提高中医。在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指导下，多科学地研究中医药学传统的独特的理论及良好的临床疗效，探索其规律，揭示其本质，克服其局限，发扬其精华，剔除其糟粕。使中医学经过实验科学的论证，成为严密的先进的科学体系，使临床的诊断和治疗具有客观指标，使疗效更加显著，并经得起重复，从而把中医学提高到现代科学的水平上来。
中医现代化的目的是：更好的继承、发扬祖国医学的精华，使它在用现代科学的先进技术武装起来以后，发挥它原有的特长，更准确地认识人体疾病的规律，更有效地预防、诊断和治疗人类的各种疾病，并以越来越多的共同的科学语汇与西医更自然地结合，从而促进我国医学科学现代化的早日实现。
理论依据
王等引恩格斯的语录作为理论依据：“真正的自然科学只是从十五世纪下半叶才开始，从这时起它就获得了日益迅速发展。把自然分解为各个部分，把自然的各种过程和事物分成一定的门类，对有机体的内部按其多种多样的解剖形态进行研究，这是最近四百年在认识自然界方面获得巨大进展的基本条件。”王等进而指出：“相比之下，中医在这方面的不足之处确是客观存在”。
何按：王等显然把恩格斯的论断作为教条，拿来否定了中医学的科学性，并将中医学排斥在“真正的自然科学”之外。王等不知道恩格斯在哲学上把这种采取分析——归纳法而取得了巨大进展的“真正的自然科学”仍然是划在“形而上学”一类中的。他们没有弄明白，恩格斯的这段话的真理性也和所有的真理一样，具有时空的相对性，是不可以生搬硬套的。它是针对西方十五世纪以前的黑暗中世纪神学和宗教统治时期而言。和神学与宗教相比，当然只有西方近代科学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自然科学”。然而能据此而将恩格斯的上述论断套用到具有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即使如流行的说法那样是“朴素的”，而迄今为止还不见有人把“辩证唯物主义”与西方科医学挂起勾来，哪怕是“朴素的” )特征的中医学身上吗？能照搬到西方科医学自身也在竭力摆脱四百年所采取的分析（解剖)——归纳法而改取综合——演绎法的崭新历史时期吗？
思想基础
王等“中医现代化”的理论大厦奠基于美妙幻想：“要是中医按其本身的特点，并充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包括现代医学)来发展自己，以现代化的语言阐明其理论实质，使它的诊断治疗不仅有质的分析，而且有量的指标；不只停留在客观的概貌，也深入到微观的局部；不光凭主观的感觉，还有客观的记录，那么，中西医两大理论体系之间的共同语汇不就更多了吗？两者的有机结合不就更自然了吗？而提出中医现代化，乍看似乎分散力量，实际上恰恰是为了加快中西医结合的步伐。”
何按：王等大论显然依旧建立在中西结合以建立“新医药学”的基础之上，要融合中西医学理论体系。
王等大论出发于对现代科医学的盲目崇拜，力主中医向西医看齐：
“应该看到，在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结合上，由于历史原因，西医确是远远超过中医的，这是西医的长处。而中医现代化的提出，正是让中医学弥补这个缺陷，中医学对当代先进的科学技术，凡是对发展中医有用的科学，应该主动地争取它们共同来为中医现代化贡献力量。多学科地、多侧面地一起来研究中医学，完全有可能使中医学发生一场深刻的革命，出现一次质的飞跃，进入一个崭新的境地。”
何按：王等的“拿来主义”，打着“对发展中医有用”的旗号。然而，“对当代先进的科学技术”的需要，究竟是来自中医临床诊疗实践呢？还是来自王等欲使中医西医化的主观愿望呢？显然，王等的“拿来主义”，已经撇开了所谓“对发展中医有用”的前提，不是要保存和发展本来意义上的中医，而是要“革”中医的“命”，把中医变成完全不同或相反、或如同西医那样的东西。所谓“有可能使中医学发生一场深刻的革命，出现一次质的飞跃”云云即言此。打着“发展中医”的旗号来取消中医，这是一种不难辨识的两面手法。
王氏等“中医现代化”主张根源于脱离实际的主观估计：
“令人高兴的是，在建国以来中西医结合的基础上，某些现代科学技术已开始进入中医学。从这方面的初步成果来看，中医现代化已被先行者的实践证明是可行的，并已显示出它的生命力。在去年五月举行的全国中医学术会议上宣读的一些论文的作者，运用了现代科学方法，结合临床和实验研究，探讨了中医的一些基础理论。他们分别对阴阳、寒热、虚实、气血以及脾胃、肾和命门等进行研究，并用现代科学的指标，试图探索其本质。这些研究已出现了可喜的苗头。上海也有一些专家为中医现代化披荆斩棘，开拓道路。他们运用了生理学、生物化学、生物物理学以及现代医学的先进技术，对针麻原理、气功外气、活血化瘀、肾本质以及阴虚阳虚的物质基础等进行了研究，取得了初步进展。在临床方面，也有人运用电子计算机诊断、处方。在这些科研实践中，已开始出现多学科的协作和渗透。
这些事实说明：中医现代化已有良好的开端，在中西医之间找到了（许多人在“找”和“找到了”是两码事——何加)一些共同的语汇。对已经取得的成果，中医有兴趣，西医也欢迎（信口开河！——何加)。这样做，十分有利于加快中西医结合的步伐。”
何按：不是“事实“，不是能用来证明中西医学理论可以融合的事实，而是尚待认真推敲的混沌现象，从这里我们既可以看到中西结合的“群众运动”，也可以看到“中医现代化”的“群众运动”——这些“群众运动”现在又被用来“运动群众”。如同“大跃进”的“群众运动”不能证明“跃进”之“大”一样，如同“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并没有炼出多少真正有用的钢铁一样，又如同“学习中医的群众运动”并没有学进多少中医一样，医学界出现的赶时髦、趋热门的所谓“群众运动”，也无法依据被“运动”的群众之众、活动项目之多、参加人员中甚至还席卷了不少一流学者名流等等来证明“中西结合”和“中医现代化”的正确。
上列现象，不过是反映了国内不少志士仁人在融合中西医学理论方面已经或正在进行的种种努力。这些努力能否作为融合中西理论的“初步成果”，本书将在第五章“中西医学融合难”一节中详加评析。在那里我们将看到，不少参与上述努力的研究者（有的甚至坚持搞了几十年)的总结和自白，帮助我们戳穿了这种正被赋予特定涵义的“中医现代化”具备“良好开端”和实现的可能性的神话。
王氏“中医现代化”是“中西结合论”的续篇。其实质仍然是“中医科学化”。
王等谓：“那我们为什么要在中西结合之外，另外提出中医现代化呢？应该看到，前一时期的中西医结合工作，大量是从防病治病为主要内容的临床研究入手，从一个病种扩大到一个系统，并在广泛临床实践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实验研究和理论探讨。现在普遍的反应是，中西医结合的步子还跨得不快，中西医结合的路子还铺得不开。从一个病、一个病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以及相应的机理细节的探讨固然重要，但对人体疾病的作战来说，更需要寻找和探索全局性的指导规律，即从战略高度考虑中西医两大理论体系的结合。而中医现代化的实现，则可加速这种结合。
“……这将是两大医学体系在理论上系统的有机的结合。展望前景，中医现代化将为中西医结合打开一个新的局面。”
何按：“中西结合论”源于人们的某种良好的主观愿望，带着超越历史发展阶段、脱离客观实际的浓厚主观唯心主义色彩。但“从防病治病为主要内容的临床研究入手，从一个病种扩大到一个系统，并在广泛临床实践的基础上，进行一些实验研究和理论探讨”，即将中西结合主张放到临床研究——医学实践中去加以考察验证以决定取舍，这却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如果能得到预期的效果，并且道路越走越宽广，那就证明该主张是可行的。否则就是不可行的，现在的实际情况恰好是：“普遍的反应”是“步子还跨得不快”，“路子还铺得不开”。这就表明前述主张有问题，得不到临床经验支持，是不可行的，应当被实践所否定，从而及早退步抽身。显然王等并未遵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程序，对中西结合主张在实践中处处碰壁进行反思，反而提出干脆撇开“临床研究”，另去“寻找和探索全局性的指导规律”，即所谓“从战略高度考虑中西医两大理论体系的结合”。这就在“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认识论的两个重要环节上均出现失误，从而完全陷入了想入非非，掉进了主观唯心主义的泥坑。试问世界上有哪一项有价值的医学理论能够脱离医学临床而产生、存在和发展呢？这种脱离临床实践，得不到广泛临床经验支持的“医学理论”即使被辛辛苦苦杜撰出来了，又有何价值呢？
王等“中医现代化”提出的时代背景
王等谓：“我们是在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在党和国家极其关怀中医事业发展的情况下，是在世界上许多国家正在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纷纷研究中医和其它传统医学的情况下提出中医现代化的。
“随着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我们进入了一个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国家的新的历史时期。与此相适应，各行各业都在考虑如何实现现代化。”
何按：王等忘了，我们是在十年内乱、且国民经济发展屡遭挫折之后转入新时期的。我们的基础并不好，我们没有条件随心所欲，我们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诚然，在国际上许多国家在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研究中医。但这完全是中医外行在根本不了解东方文化和中医学本质的情况下采取的极其错误的战略决策（后面我们将看到，国外的中医内行是明确反对这种作法的)。妄想通过这种途径了解并掌握中医学的实质无异于“竹篮打水”（金篮亦然)。中国是中医发祥地，对中医学的实质最了解。中国既没有必要“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来了解中医学的实质，眼下更没有可能全面系统地进行这种研究。
中医学术和事业不同于西医和其它行业，是短线中的短线，别的行业可以学习，追赶西方，唯有中医，是西方学习、追赶东方，而不是相反。因此，强求中医也必须实行同样的“现代化”，要求中医也必须象中国西医那样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这种“一刀切”的作法给我们带来的苦头已经够多了，中医学无论如何不能重蹈覆辙。
我们看到，王氏自己在近期一封信中也已经意识到中医现代化主张至少在现阶段完全脱离了中国和中医界的实情，因而被迫宣告暂时放弃。他应当循此继续前进，从根本上重新审核自己的观点。
黄星恒“中医现代化”主张的要点是：
一、战略目标：“中医现代化，就是要把传统的医学从基本理论、临床疗效、论治规律等方面提高为具有现代科学手段和民族特色的新内容。这一革新过程的特征是：（1)将中医采用的传统诊断方法，革新为使用特定仪器检查分析的诊断方法；（2)将传统的中国理论和经验技术，发扬整理为具有现代科学手段阐述的新理论、新技术；（3)将中医原有的医、药个体劳动的诊疗组合，转变为医药结合的社会化的劳动组合。”
黄氏把中医的发展与西医混为一谈，否认和取消中医自身固有的发展规律，否认中医学术的独特性。他杜撰“中医现代化的标志”说：诊断技术的迅速革新和改进，治疗效果的广泛提高或突破，学术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是医学现代化的根本标志。这是医学科学技术发展和提高的共性，不论中医和西医都无例外。”
由此黄氏必然反对中医学独特方法和对中医的继承。他说：在实现中医现代化的过程中，既不能老重复对中医典籍进行考据、引证、注释等单调的继承工作，也不能只局限对于一个病的再验证，或对一个理论一个理论的进行一般实验引证……。”
显然，黄氏对于并不成功的“中西结合”式的研究也不满足了。下面说得更明白：
“过去提出‘用两法治病’、‘掌握两套本领’要达到一定的百分比要求，现在看来，这些提法和要求似不足以反映中医现代化和中西医结合的特征和科学技术的新成就……
二、主要内容
在上述思想指导之下，黄氏进而具体提出了“中医现代化的主要内容”：
（1)中医的四诊应该做到客观化（“客观化”一词应理解为“仪器化”。因为中医四诊获得的生命活信息是凭人们感官感知而无须任何仪器测量的地地道道的客观存在——何加)；特别是望、闻、问、切均应加速实现检测化；（2)采用现代科学手段，探讨归纳其（按指中医证型的脉证特点——何加)生理病理改变和功能代谢的规律性，为进一步探讨有关中医学术理论的实质提供参考；（3)大力改革中医的治疗办法和技术操作，重点要改革对某些危急重症的抢救治疗办法，并把疗效大大提高一步；（4)进行大规模的中药剂型改进研究，研制总结出一套效果优异的中药新剂型。
何按：上述“主要内容”中后三条条文有省略。其省略部分全是“根据中医理论”“按中医理法”云云，而其核心内容和主张的实质则是完全背弃中医方法和中医理论传统而另搞一套。按黄氏主张，中医四诊即望闻问切不要了，代之以仪器检测；中医证型的脉证特点不再以四诊所得生命活信息为依据，而改以“现代科学手段”探讨所得的生理病理改变等为“参考”——名为“参考”，实则取代；中医抢救急危重证的独特办法和神奇疗效被否定和革除；在“中药剂型改革”的幌子下，天然药物被提纯为与化学合成药并无二致的注射剂等。据说这样才可以“把中医药的优点充分发挥出来”。然而常识表明：中医理法被抛弃，中医方药变了质，连中医中药都谈不上了，还哪里谈得上发挥“中医药”的优点呢？
上述王、黄主张在实质上完全相同，仅内容上有所侧重：王侧重于理论说明，黄侧重于中医学临床诊疗手段的西化。
钱学森中医现代化战略设想
钱氏医学观点的产生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医学界，正值中西医学两大体系学术论争进入第四阶段，“中医独立论”酝酿和产生之际。一方面，国际上持续十余年的“中医药热”方兴未艾，并由针灸向方药发展、向临床和理论两方面深入、由西式研究向传统本身靠拢。另一方面，国内绵延数十年的“中医科学（西医)化”运动几乎一无所成，濒临走投无路的困境；中医界一误再误，中医学术退化痿废、中医国宝支离破碎已经引起举国上下严重关注；中医药事业的振兴与发展面临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由于中共11届3中全会路线的贯彻执行，沉寂多年的中医论坛开始活跃。现代西方自然科学出现“东方回归”的发展新趋势，对于东方文化的重新认识和重新评价伴同世界“中医药热”波及影响到国内，致使作为东方文化复合体和仅存的活标本的中国传统医药学，在国内外学术思想界身价陡增，一跃而居百科之首。政界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各界的不少有识之士开始关心中医、涉足中医，并从各个不同的角度研究中医。钱学森教授便是这一历史性潮流中影响较著的一位。
钱氏医学观点的形成
从已有文献资料来看，钱氏关心中医，约始于80年代之初。
1980年8月，钱氏在一封信中说：“西医起源和发展于科学技术的‘分析时代’，也就是为了深入研究事物，把事物分解为其组成部分，一个一个认识，这有好处，便于认识。但也有坏处，把本来整体的东西分割了，西医的毛病也就在于此。然而这一缺点早在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就指出了，到大约二十年前终于被广大科技界所认识到，要恢复‘系统观’，有人称为‘系统时代’。人体科学一定要有系统观，而这就是中医的观点”。“我很同意把中西医结合与中医现代化区别开，前者用目前西医、中医各自所长，综合对病人施治（显然这还只是中西结合的“技术性结合”方面，以此来标注“中西结合”是片面的——何加)；后者才是医学的大提高、大发展。”
从这封信里，我们可以明白以下两点：
（一)从事系统工程学研究的钱学森氏已经初步接触到中西医学两大体系在方法论上的重大分歧。他已经明确提到“分析”“分解”的“坏处”及“西医的毛病”，明确提到“系统观”是中医的观点。遗憾的是钱氏未能由此发现中医学的内在科学性和方法论方面的先进性。
（二)“中医现代化”的口号早在50年代初即已提出，而“中西结合”方针是作为“中医现代化”几乎是唯一的途径提出并实行。钱氏提出“把中西医结合与中医现代化区别开”。这里，他把“中西结合”解释为“用目前西医、中医各自所长，综合对病人施治”，亦即“技术性”结合，而把“中医现代化”解释为“才是医学的大提高、大发展”。他一笔勾销了（也许是出于不了解)“中西医结合”本身包含的“中西医学理论体系相结合以创造中国新医药学”的固有内涵，一笔抹煞了“中国新医药学”理论难产的严峻历史事实。但它却向人们显示出中医现代化与中西结合二者的阶段性、连贯性和一致性。显而易见，钱氏把“中西结合”没有完成的“理论融合”亦即中医理论西化的任务转托给了“中医现代化”。
这封信反映出钱氏对于“中西结合”30年的历史事实缺乏必要了解。这直接导致了他在中医发展战略上的错误观点。这一错误使他虽然触及了“西医的毛病”，却未能摆脱“西医化”的束缚；使他虽然触及了“分析时代”的“坏处”，却未能摆脱“分解”方法的羁绊。
1982年5月17日钱氏在另一封信里提出“中医医道用现代语言阐述”的主张。
钱氏又曾在《东方气功》杂志创刊号上撰文指出：“怎样看待今后医学科学的发展，……几千年的实践所总结出来的经验确实是我们的珍宝。但过去乃至现在，有许多人认为这与现代科学对不上号。实际上，恰恰是我们祖国医学所总结出来的东西跟今天最先进的科学能够对上号。例如……系统科学是西方科学的前沿，它和中医的理论非常相似。”“西方医学的最新发展，……免疫学，……血液流变学，……时间生物学，……新兴的心理生理学、正分子医学，这些现代科学的前沿，恰恰跟中医几千年总结出来的规律是合拍的。如果把西方的科学同中医所总结的理论以及临床实践结合起来，那将是不得了的。”
何按：钱氏显然从西方科医学的东方回归中察知西方科医学的“前沿”与中医学“对号”“合拍”的奇异现象，然而他却未能从中悟出中医理论的科学性，进而提出振兴抢救中医的口号，反而去附和“中西结合”的主张。
钱氏在上列信、文中提出的医学观，后来在其《关于中医现代化的战略》（发言)和《钱学森提出中医现代化战略设想》中作了全面的进一步的阐发，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构和中医理论的现代阐述》一文中作了深入论证，从而形成了自己的体系。
钱氏设想的要点是：
（一)中医理论不科学
钱谓：“问题的症结大概是：中医理论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怎么说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呢？是科学，那理论就能指导实践，说到做到……因此当好中医也还不是一门科学。”“中医理论不是现代意义的科学，却是经典意义的自然哲学。”
（二)用所谓“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构体系总结阐述中医理论”
钱谓：“我在以前曾提议首先应该把中医理论用现代语言整理和阐述出来，使它的内容能被今天的学者们所理解，把这项工作当作中医现代化的第一步。但当时我对用什么样的现代语言讲得不够清楚，只提到系统学、物理学、生理学的概念和名词。……我认为：中医现代化的第一步应该是用本文所提出的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构体系，一个核心，八个基础，去总结阐述传统的中医理论。
“我们在这里是说直接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去总结阐述中医理论，而不是说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去指导中医理论的总结阐述工作。这是因为中医理论本身就是哲学，我们是用正确的哲学去鉴别一种‘自然哲学’ ……。
这样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也许是别有一番天地的事吧？更何况这步工作将导致中医现代化，而中医现代化，……是医学科学的革命，而医学科学的革命很可能不限于医学，是科学革命。这个前景不是更诱人的吗？”
何按：钱氏设想不但要“诱”使中医理论脱离原有的轨道，而且要诱使她脱离医学范畴。
这里我们还需要辨别一下，钱氏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是“真”马克思主义。
钱谓：“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时刻注视着科学研究中的新成果，用来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加法’。 ……恩格斯自己在1873年就说要总结自然科学中的辩证法以深化辩证唯物主义，可惜他生前没有能把这个设想全部完成，使《自然辩证法》成书出版。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科学大致分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但现代科学技术已经大大发展了。我认为已分为六大部门。除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外还有：数学科学、系统科学、思维科学和人体科学。……从六大部门通往马克思主义哲学又各有一架桥梁。前面已经说明两架桥梁：历史唯物主义和自然辩证法。还有四架桥梁：数学科学的桥梁是数学哲学和数学学，系统科学的桥梁是系统论。思维科学的桥梁是认识论，人体科学的桥梁是人天观。
“我认为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人天观，即人跟宇宙联系起来的一个超巨系统的观点、理论把中医累积的经验以现代语言整理成唯象的理论，这是第一步。”
这里钱氏已将“人天观”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组成部分提出，但据笔者肤浅的哲学阅历，已足以认定这是无中生有。
果然，钱氏接着便挑明“系统论、人天观”本来是“马克思主义”所不具备的，是他自己所作的“一个新的补充”：
“要注意现在已有苗头的一些很重要的哲学观点，这就是系统论、人天观。系统论、人天观实际是人与宇宙形成的一个超巨系统的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已有的一些最核心的观点，如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等的一个新的补充。”
何按：笔者对哲学涉足不深，对于“数学科学”、“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人体科学”等等能否超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外”不敢定论，且留待哲学行家裁定。但笔者却要毫不含糊地指出：钱氏口口声声要“直接”用来总结阐述中医理论的那个“马克思主义”是假的，是钱氏或他人对于马克思主义所作的“补充”和“发展”！其能否成立尚有待哲学界认定。笔者不禁要问：作医学或自然科学乃至哲学的研究，提出自己的新观点，有何必要打“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呢？
战略目标、途径和方法
目标——建立唯象中医学。钱谓：“要科学地描述一件事情，第一步只能是唯象的，即把观察到和实践到的东西老老实实地总结出规律。至于为什么有这个规律，以后逐步研究，中医也要走这一步，现在的中医理论虽然在经典医著里有了大量总结，但多不是现代科学语言，学起来很困难，这也是影响中医发展的一个原因。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作指导，把中医积累的经验用现代科学语言表达出来，就是唯象中医学。”
途径——钱谓：“发展中医只有一条道路，要用强大的现代科学体系来使中医从古代的自然哲学式的、思辨式的论述解脱出来。要换装，变成用现代科学语言表达的唯象理论，什么叫唯象理论呢？就是完全从现象来总结、概括，得出系统的理论，也就是说，只讲其当然，现在还讲不出其所以然。”
方法——钱谓：“……对有经验的中医的临床经验要认真总结。现在已有办法了，有电子计算机，叫专家系统，即把有实践经验的老中医的经验记录在电子计算机里，结果这个电子计算机跟有经验的中医一样，能够开处方。”
另外，钱氏还曾这样提到“中医的未来化”和“最后的目标”：
“有了第一步，就可以考虑第二步，即更深入的一步：把中医（包括气功、人体特异功能等)都纳入到科学技术的体系里，创立新的关于人的科学，我称其为人体科学。这样的学科一旦创立起来，必然会提高、改造现在已经有的科学技术体系，……这才是真正的中医现代化，不，不止于现代化，甚至可以说是中医的未来化！”
“最后的目标是实现科学革命，即改造现代科学。”“这是一个伟大的任务，是改造整个科学技术体系，创立新的科学技术体系，所以是一次科学革命。”“我们最后的理论，我们说的将来的科学革命，要从微观一直到整体，把它连起来。”
何按：所谓的“中医未来化”“最后的目标”“最后的理论”等等，纯属中医的“泛科化”“非医化”。至此，钱氏设想已坠入云雾之中。
策略方针
钱氏对四种人逐一进行了分析：
“一种人认为是中医自成体系，它是独立的，完全是科学的。这些人说中医的理论是宝贝，我也承认是宝贝，但是他们还加了一条，即这个宝贝是动不得的。
“他们说中医的典籍叫国学，是我们祖宗传下来，因此不需要什么现代科学，就把这些典籍加以研究，真正懂得如何对这些典籍加以推理演绎，就加以对关于世界乃至整个宇宙的过去和未来，都可以解释。……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经验，科学这么发达，有那么多仪器，你不能说古人研究的就一点不能动。
“还有一种人，是搞中西结合的，……从十七世纪发展起来的经典的西医有局限性，只强调还原论，没有系统论，没有整体的观念。现在外国许多搞医学研究的人，也觉得他们那条经典的道路走不下去了，所以这些人倒对中医非常感兴趣，想要学中医。
“第三种人觉得中医问题不好办，就想出一个招来，用科学仪器去测。……完全用科学仪器，搞不清要测什么，没有一个目的，结果花了很大的劲，用了高级仪器测出一大堆数据来，没法消化。
“还有一种人，我把他们叫做场论者，反正中医说不清楚，就制造一个场，什么人体场、气场等。这些人制造这个场有什么根据？可能是凭想象，认为应该有这么个场。这样虚无缥缈地制造场的理论，用于解释人体，也不是一个道路，因为最后还是说不清，……希望他们观点转过来，不要用‘场’的未知去解释人体的未知，这是无济于事的。”
何按：钱氏所批的四种人，一是专（纯)于中医的，二是搞中西结合的，三是仪器派，四是场论者。前两种是医学界的，后两种不全是医学界的。诚然，他们都是有缺点的，钱氏批评有些还是中肯的。然而，这四种人难道没有一种是可以依靠的吗？那么，钱氏的中医现代化，要依靠谁呢？既然是“中医”现代化，后三种人确实难以依靠。如果中医能用西医解释，或用仪器证实，或用场论取代，那就不成其为中医。但是，难道可以依靠这样一种人——这种人和钱氏所批第一种人恰好相反，他们认为中医是不成体系的，它是依赖于电脑、仪器等等才能“指导实践”的，完全是不科学的，他们认为中医的理论是可以任人拿非医学理论随心所欲加以篡改的，不需要以医学临床为源泉并作为唯一检验标准的——吗？或者换个简单的说法，对于中医乃至一般医学一窍不通者可以依靠？
综上所述，钱氏中医现代化设想虽然表面上非难“中西结合”，但其与王、黄主张并无二致，均以“中医不科学”为前提，同属中医科学化范畴。区别在于，钱氏反对局限于以西医理论套解中医，而力主中医科技（电脑)化、泛科化、非医化；欲以“唯象中医学”取代传统中医学，以非医学的现代系统论改建中医理论。其战略目标已不同于中西结合基础上的“新医药学”，而是要把中医学变成指导整个现代自然科学各科的“尖端科学”（至于指导医学实践就不足挂齿了)。
总前所述，王、黄、钱所倡“中医现代化”的理论核心是从中医西医化研究过渡（扩展)到“多学科研究”，由毛泽东提出的“用近代西方自然科学理论研究中医”改用“现代自然科学理论（含西医理论医学——它还远远谈不上改造和武装现代西医临床医学而取得临床实证)研究中医”；其标志由西医解剖等的强相比附进到使用电脑以及声光电热磁核等的分解合成；或不采用现代仪器而径直采用现代“三论”、钱版“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套改中医传统理论。其战略目标有二：一是搞出一个与传统中医理论和方法完全不同的“现代中医学”新体系；二是变成用现代西方科学语言表达的“唯象中医学”。二者使用同一口号，其实质即一个：否定中医传统特色，代之以全盘西化。钱氏更独倡、新增了一个“泛科化”“非医化”——
中医学术本是中华民族和子孙后代以及未来人类去病延年、养生保健的智慧结晶和生存凭靠。钱氏等的“中医现代化设想”和他的先行者毛泽东等的“中西医结合”论同出一辙，是要将玲珑剔透的中医学视为“古董珍玩”，拨弄于股掌之中，进而把它衍变成“不治病”、“治不了病”的人间稀（怪)物，把它变成其晚年借以君临科技（学术)王国、驾驭中外百科的“怀中贵妃”“胯下坐骥”和“万能战车”。
中医独立论
在数十年中受到严重压抑的“纯中医论”者，受到国际上“中医药热”的鼓舞，并为西方现代自然科学的“东方回归”所激励，加上中共11届3中全会所提供的战略大转折的适宜政治社会条件，遂以其精明干练、气吞山河的磅礴气势和巨大能量出现于八十年代中医论坛之上。
首先是袁博渊冲决种种束缚，写出与“中医现代化”口号商榷的雄文，象一声春雷，打破了中医界一言堂的沉闷空气。
继有洪梦浒氏率先在《中医药信息报》上向钱学森发难，在维护中医学术传统的核心问题上亮出了一面鲜明的旗帜。
尤有傅景华氏顶着“中医现代化”的滚滚山洪，溯流而上，站在东西方文化交汇和哲学的高度，在1987年一年中连发下列四篇大论：《东西方文化交汇中的中医哲学》（由人民日报记者祝华新采写)、《必须改变中医学术的从属地位》、《关于中医学术的特色与优势、现状与问题》、《关于中医学的理论易辙与信念危机》，追根溯源，从根本上对所谓的“中医科学化”进行了总清算，对否定中医学术、破坏中医发展的形形色色的论调举行了一次大反攻。
又有何足道氏撰成《就中医现代化战略问题致钱学森教授的一封信》，对钱氏所及一系列关系中医存亡与发展方向的原则问题阐明了自己的观点。1987年3月12日何氏在全国中医学会湖南分会第2届年会上作了长达65分钟的发言，在与会代表中引起强烈震动与共鸣；该稿复于1987年10月“全国第2届青年中医学术研讨会”（北京)成为最引人注目的论文之一。
综合近期关于中医发展战略问题的文献的基本精神，除了沿着“中西结合”的老路继续滑行转而大倡“中医现代化”者外，最著影响的便是与“中西结合论”彻底决裂、力争中医独立、中西医平等者。其较之恽氏“改进论”大进了一步，较之任氏“自主说”亦更为彻底。我们姑且按流行说法称之为“中医独立论”。此论的理论核心，在于把东方文化及其复合体中医学（洪梦浒谓之“东方自然科学仅存的‘活标本’” )实实在在视为一个从理论到临床均属科学的独立学术体系，力主恢复其传统特色并全面继承发展。此论的战略目标是“永久保持人类科学中‘中医学’这支东方奇葩”。此论既出，“振兴（抢救)中医”的运动总算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开始有了明确的方向和理论指导。
中医独立论立足历史和现实，公然揭示东西方文化和中西医学术之间的根本区别即不相容性，强调中医学术的独立存在与发展。它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与以西医学和西方科技理论为科学标准的中医科学化、中西结合论及中医现代化针锋相对，水火难容。独立论承认中医学的复合性（即整体性)，但坚决反对“现代化”论者偷梁换柱，将中医学自身固有的东方文化的门类（其间没有明显分界线)偷换成与之毫不相干或互不相容的、以人为分割为特征的近现代西方自然科学的科系，进而对以整体观著称的中医学术体系进行肢解。独立论强调“人”（包括医生和病人及相关人员)在医学发展中的至高无上的伟大作用，反对“机械论”以及对于试验牲畜（鼠兔)、检测仪器的顶礼膜拜。
独立论不折不扣地坚持中医学的传统基本精神，把“追求生命本身的觉醒，对生命本身那种最内在、最自在的发现”（傅景华语)作为最高目标。它决不超乎自然，忘乎所以，去奢谈什么“改造生命”“提高生命”“发展生命”，奢求给人类提供“包医百病的灵丹妙方”，奢望人为地研制出新的“长生不老（死)术（药)” 。
独立论主张面对现实，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脚踏实地；反对一切空谈和妄想。
独立论者面临的现实是十分严酷的。但他们以继承传统、改变现状、开拓未来为己任，坚持不懈地为中医学之振兴、发展及其走向世界贡献灵感、智慧、力量乃至生命。
在笔者看来，以上各种学派理论中，唯有“中医独立论”立足的根基最实在、最牢固，担负的任务最繁重、最紧迫，肩负的使命最光荣、最崇高，因而其前程最远大、生命力最顽强。
有人指责“中医独立论”说：“但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中医界要求‘独立’发展，维护中医传统，不愿与现代文化背景相结合，甚至抵制与现代文化背景相结合的思想仍有相当的影响。尽管持此观点的愿望是好的，但事实上，起着相反的效果，因为这只能导致中医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不能不令人深省。”
何按：中医独立论者不能同意上述指责。
第一，中医学并非天外之物，她并没有游离于“现代文化背景”之外，而是与西医和其他国家传统医学“相反互补”于现代世界文化之中。既无分离，便谈不上所谓“与现代文化背景相结合”的问题。悍然把中医学排斥在“现代文化背景”之外，是违背客观事实的极端蛮横的武断。
第二，中医学的源头活水历来在医学临床实践之中，从来不在西医那里，更不在西方科学仪器和实验室中，亦即根本不在将中医学排斥在外的所谓“现代文化背景”之中，这是起码的常识。一个真正的中医师远非离了西医西药不能看病，远非离了仪器检诊、离了专家电脑不能混饭吃。
这还算不得“深省”，仅仅是我们稍稍思考了一下的结果。
可见所谓不“结合”便“只能导致中医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论调，完全是缺乏思考、淆乱视听的危言耸听。
关于中医独立论的主要观点，本书将在各章节全面深入地展开。
三、“复古”“崇洋”新论
打从有“古”可“复”、有“洋”可“崇”之后，也许“复古”“崇洋”者便由然而生；而批判“复古”“崇洋”者也随之产生。论其历史，少说也有上百年了，然尤以近年为甚。论其领域，文史医哲、工商兵学，各界都有，然尤以中医为甚。凡坚持中医特色、维护中医传统者，总要时时背着“复古”的骂名。
本论之“新”，在人批“复古”批“崇洋”，我倡“复古”倡“崇洋”。但因各界情况各别，本论限指中医。
别的界别尔等不敢妄言，单就医学界来说，从前面我们对近现代中西医学论争史的评述中，不难看出，持汇通论、科学化、结合论、现代化的代表人物，其思想多倾向于“崇洋”而反对“复古”；持反（难)汇通论、改进论、自主论、独立论的代表人物，其思想多倾向于“复古”而反对盲目“崇洋”。而“独立论”者又多同时表现出既“复古”又“崇洋”的双重品格。在今日改革、开放之时，“崇洋”乃至“盲目崇洋”者往往当道，而改进论、自主论、独立论的复中医之古，迭遭非议。
总之，在知识阶层中，非复古即崇洋，非崇洋即复古，或既复古又崇洋，鲜有能全然与此二者隔绝者。
依余陋见，凡“复古”“崇洋”并无不可，然须慎重。首先须弄清，“古”之是否当复，“洋”之是否该“崇”。凡有用、正确、科学之“古”，自然当复；凡高于我、先于我、优于我之“洋”，自然该“崇。”凡当复之古，只管去复；当崇之洋，只管去崇。有古可复，是民族之骄傲；有该崇之洋必崇，是学者之谦逊大度。是故大可不必缩手缩脚、畏首畏尾。二者兼而有之，提而倡之，必带来学术繁荣，事业兴旺、国家昌盛、人民福气。
因此，“复古”者不必反对崇洋，“崇洋”者不必反对复古，各有各的目标，各走各的道路。又崇洋者不必干扰复古，复古者不必干扰崇洋。我们应该根据自身条件，把握自身能力，抓住有利时机，或“崇洋”或“复古”，又“崇洋”又“复古”，均无不可。如此方能有所作为。
凡批判复古、崇洋者，并无不可，然亦须慎重。首先亦须弄清，确认复古崇洋者是否当批。无疑，我们不能一见复古崇洋就批，只应当批判其中之“盲目”者，即瞎复一气、瞎崇一气、不探深浅、不问良莠、不顾利害者。以往动辄大搞“群众运动”，批崇洋批复古，瞎批一通，蠢批一通，结果捆住了知识阶层的手脚，窒息了科学空气，弄得有志者无法施展才能，国家一穷二白面貌难得改观。
中医之古当复，一学便知；西医之洋亦该崇，同样一学便知。学西医崇西医之洋，顺理成章，却来反对复中医之古，其理安在？既不学西医更不学中医，便谓西医比中医高明，便谓中医之古不当复，反对复中医之古，其理又安在？
有人恐吓说：如果坚持中医有效诊疗手段，坚持中医传统特色而拒绝“西医化”“科技化”“仪器化”，就会“从尚古到复古，再从复古到徇古，最终走向自然消亡的历史坟墓。”
这条路究竟走不走得？我考虑再三，认定是可以走的。理由如次：
人生下来总得学习前人，从说话、走步开始。这就是“学古”；一旦学到好东西就会赞不绝口，必然“尚古”；将学到的古之科学知识应用于实践，招招式式，有意无意在“复古”；复到一定程度，多少也给后人增加一点新的可学、可尚、可复之古，然后心安理得地与世长辞——“徇古”，悠悠然“走向自然消亡的历史坟墓”。值得！
反之，既不学古、也不尚古、亦不复古，更不徇古者，其“最终”是否不会“走向自然消亡的历史坟墓”呢？不言自明。
崇洋者亦然，只是“媚外”大可不必。
西德满晰博说：“尊重和应用中医学方法来证实和应用这门科学中成熟的合理的资料，这不是复古，而是基本逻辑的必然需要。”
满的基本观点无疑是对的，但他将“复古”排除在“基本逻辑”之外，对“复古”讳莫如深，避之犹恐不及，这却大可不必。既然古之当复，为何不能复呢？所以应当把“复古”放回“基本逻辑”之中。
任人家去说吧，走自己的路！

赵威灵 新手上路 UID 80447 精华 0 积分 9 帖子 9 阅读权限 10 注册 2007/9/16 状态离线	#2 发表于 2007/9/27 18:13  资料短消息   毛泽东后半生集党、政、军、民、文教、卫体诸大权于一身，位处全党、全军、全民之上，深居昔日皇宫，权令智昏，忘乎所以，指挥一切。他令其政敌——蒋介石、赫鲁晓夫、刘少奇、周恩来等折服。惟有宁折不弯的彭大将军、半举圣手的朱总司令、刚正不阿的彭真委员长、三落三起的小平同志、义无返顾的崔月犁部长……这些真正的民族精英敢抗敢争。    何老师,如果毛还能听见,他一定让您去蹲牛棚,让您说真话付点代价.让您偿偿专制的厉害, 哈哈 引用  报告回复 [论坛推荐] 蔚蓝网热卖：刘力红思考中医
hedese 新手上路 UID 57272 精华 0 积分 18 帖子 18 阅读权限 10 注册 2007/2/7 状态在线	#3 发表于 2007/10/3 09:34  资料个人空间短消息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谢谢忠告!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当着一个人为着自己的崇高信仰,为着民族大义,为着人类福祉,为着子孙后代,而奋不顾身,而赴汤蹈火,而万死不辞的时候,"蹲牛棚"算什么?关监狱算什么?砍脑袋又算什么? 如果毛先生九泉之下有知,他应当比任何人更清楚这一点. 哈哈哈哈............ 编辑  引用  报告回复

四、苏联教训发人深省
傅杰青撰《回顾、探索与启示——苏联科学家为什么没有获得生理学或医学诺贝尔奖？》一文，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十分深刻而发人深省的“苏联教训”。傅氏写道：
“苏联科学家未能在这样长（从十月革命胜利到1993年长达66年中——何加)的时期里在生理学或医学诺贝尔奖获得者中占据一席之地，根本原因在于从30年代到60年代初指导生命科学发展的方针上出现了严重的失误。苏联的领导人不够重视科学真理必须接受实践检验，自然科学的发展必须依靠科学家的自由探讨的真理。悲剧在于斯大林认识并且提出了正确的方针，但是又在实际的指导中违反了这一方针。例如他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一书中正确地指出，‘谁都承认，如果没有不同意见的争论，没有有理由的批评，任何科学都是不可能发展，不可能进步的。
“但是实际上指导的方针却是，仅仅根据自然科学学派所产生的社会制度就判断它是为哪一个阶级服务的，仅仅根据科学家或别的什么人所判断的哲学倾向来决定对一个自然科学学派的支持或者批判，甚至于断定一个基础科学的学说可以通过人为的推行而改造多门类的综合性科学的面貌。在这个基础上动辄使用政治和哲学批判的手段、行政和组织的措施实行‘一刀切’式的科学和教育方向上的大转折。
这样的方针及其实施的结果必然严重地抑制了真正的科学活动，而使那些不科学的东西反而得势于一时。……加之他们对这个方针上的失误没有进行公开的检讨，所以不可能认识得很深刻，何况这个失误的后果本来就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消除的。”
笔者在回顾中国中西医学论争史特别是第三、四次提起时联系傅氏的这段话，竟产生了一种奇特的意念：那“苏联”二字的背后总紧随着“中国”的影子。
是否幻觉？抑或是何某一人的“独到见解”？
本章小结
本章论列了明清以降在中医发展战略问题上，主要表现在中西医学关系问题上两种思想、两种观点、两种理论（学说)的尖锐对立和激烈斗争。其纲要可简单图示如后。
图中：
上下两线，分别在学术思想上存在一脉相承的内在联系；上下两两相对，则存在矛盾对抗、互不相容的关系。
按上线理论指导的结果，中医药学术日趋西化，中医药事业日渐萎缩。
按下线理论学说指导，中医药学术大体保存原貌并获得振兴，中医事业将获得发展。
在以往的历史条件下，上线理论总体上处于领（主)导地位，下线理论暂居劣势。因而中医学术与事业呈现萎缩状态。
另从主要代表人物的学术身分来看，上线杂而乱，大多数学识渊博，尤其西方科学知识较富，但中医专业根底强弱不一或几无；权（名)位偏高或极高。下线纯而一，学识精专，中医专业根底比较扎实，权（名)位偏低。
历史在继续发展，斗争仍未止息，但目前正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对于濒临失传的中医药学术来说，也许这是一个关键性的决战阶段。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把握住这个最后的时机，我们就将受到自然界新陈代谢规律的严厉惩罚，中医药事业将遭到人祸天灾空前绝后的浩劫。我们将愧对列祖列宗、愧对子孙后代、愧对世界人民。我们将不是因为我们的对手有什么科学的或理论的强大力量，而主要是由于我们自己的无能或一时糊涂铸成千古遗恨，悔之莫及！
中西医学论争史略图示（见改版图文18)
九、东方文化和中医学的重新崛起
一、“人类要回到大自然”的强烈呼声
二、世界科学发展总趋向
三、关于东方文化既中医学的重新认识与评价
    一、“人类要回到大自然”的强烈呼声
史宇广、刘燕玲两记者以清新的笔调、优美的言辞报道了胡熙明欧洲之行：
“宇宙飞船在太空遨游；电脑的应用几乎遍及所有的领域；机器人在很多方面取代了它的发明者；人工心脏已在人类的胸腔内‘搏博’跳动……在科学高度发展的今天，再提‘人类要回到大自然’的口号，似乎已难以让人理解，但这正是历史的辩证法。人类在上下求索一番以后，已开始重新认识世界，重新认识自我。当前，‘人类要回到大自然’已成为一种新兴的思潮。
“胡熙明在介绍为时近两个月的欧洲七国之行时说，‘人类要回到大自’的呼声在科学发达的欧洲尤为高涨，表现在卫生方面主要是对化学药品的恐怖和对天然药物的兴趣。
“……我国医药代表团这次接触的都是国际上知名且实力雄厚的大药厂。他们普遍反映，在世界上流行的‘人类要回到大自然’的思潮的影响下，也由于从化学合成的路子开发新药周期长、耗资大，每开发一个合成新药，往往需要几年时间，耗费几千万美圆，研究成千上万个化合物后，才能命中一个。因此，出路只能从天然药物中寻找。……大概就是出于这些原因吧，卓有成效的中医中药成了他们追逐的目标。
“在最近召开的第四十届世界卫生大会上，我国代表发言说，……保证传统医学的健康发展，是实现‘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必不可少的内容。这个主张受到大会的高度重视。……人们认为：‘不仅第三世界需要传统医学，欧洲发达国家也一样需要。’”
报道说：“强调人体疾病与社会、自然界不可分割性的中医药学，已经赢得世界各种肤色人民的心（此话是否说得过于早了一点？他们的大部分是否象中国人这样，真正尝到过正宗中医方药、针灸气功治病的甜头？——何插)。因为它符合一个大的发展趋向：‘人类要回到大自然’。”
何按：人类（含东西方)不是仍然生活在大自然中吗？他们何曾脱离过大自然呢？显然，提出“人类要回到大自然”这一咋看有些荒诞的口号的人们，在长期的生活体验和对比观察中滋生了一种特殊的意念。他们明显意识到自己已被西方科学及西方医学飞速而又畸形的发展带进了一个异样的、并不适合人类健康生存发展的世界，一个物理的、化学的、机械的、仪表的世界；他们发现自己简直成了机械和自动化仪器的仆从；人本身也变成了被修理、整治、宰割、摧残的对象，从而丧失了人应有的地位和尊严。
顺应“回到大自然”的历史潮流，美国加州大学和美州中医学院联合在加州大学植物园内划地兴建中药园圃。该园圃于1987年6月6日建成，用来供美州中医学院学生学习《中药学》和《药用植物学》、《中药鉴定学》实习之用。美国新闻界指出：这是美国第一个按中药传统分类栽培药苗的园圃，是第一个正式被美国植物学界按中药传统、疗效接纳设立的实验园圃。几位来自美国各州的中医界人士惊喜地说，以前常年接触的中药，都是炮制后的药材，今日有幸能踏进美国土地上的中药园圃，目睹中草药在大自然中生长的风采，实是感奋不已！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在中医药的发祥地，不少所谓学者却要处心积虑让中草药植物进入窒息其自然生命活力、阉割其中医学灵魂的“实验室”和试管中，从而完全脱离孕育它的大自然。这与当代世界潮流多么不和谐！究竟是中医药理论过时了呢，还是我们自己远远落后于形势，再度滞后于西方（就科技革命而言)？
由现代西方科技和现代西方医学理论而导致的人工食品的大量问世，对于人类有利还是有害？请看张海帆译文：《人工食品大量问世引起营养学界担忧》。文章说：“为了防止人体内积蓄过多的脂肪、胆固醇、食盐等，而发生与肥胖等有关的各种疾病，美国食品工业近几年掀起一场‘食品革命’。人造乳酪、人造盐、人造脂肪、人造糖纷纷问世。也许有一天，人们走进餐馆，将吃到完全的味美而几乎不含热量的炸薯条、巧克力奶雪。
这一情况目前引起了美国营养学界的担忧。美国食物药品局的营养学家墨兹说，人们因健康的理由而生产和食用人工食品，偏废自然食物，结果将使健康受损。他说，人工食品无法满足人体对正常食物的需求。味觉可以被愚弄，但人体仍需要它所需要的一切物资。
“营养学家们认为，新的合成食品不仅可能使食用者得不到应需的热量，而且可能使食用者吃不到丰富的维生素及一些矿物质，甚至使这些物质从体内流失。研究人员说，由于实验室实验时间的限制，他们现在无法知道人工食品对食用者的长期影响。纽约师范学院营养学教授格棱说，不管怎样说，合成食品切断了人类与自然的接触，这是一件危险的事。”
《中国中医药报》94、5、94版以“美国的厨师愤怒了”为题，报道了基因番茄问世的情况，兹引录如下：
从纽约到旧金山，餐馆的厨师们怒气冲冲，怨声阵阵。他们高举厨刀以示愤慨的原因是：1992年初夏，一种名为“佳味番茄”的食品 出现在食品店和超级市场的货架上。这是美国经过8年用基因方法研制出来的首种不在菜园里而是在生物实验室里生长的蔬菜。这种番茄新品种的研制者——加利福尼亚基因公司首创了一种防止番茄短期腐烂的方法——除去一种能支配腐败酶产生的基因。佳味番茄不象普通番茄那样容易腐烂，要很长时间才会变软，能长时间保持清香味。为了便于运输，85%的番茄尚在青皮时便被摘下来，运到目的地后再用乙烯作处理，使其变红。
这种基因番茄使厨师们在制作菜肴过程中过敏难受。他们把这种人工混合物称作“弗兰肯食品”。弗兰肯斯坦是恐怖小说《弗兰肯斯坦》一书中的主人公，一个用尸体制造怪人的医生。厨师们用这个名称来发泄他们心中的不满。
被移植的基因往往具有耐抗菌素的作用，而这种抗药性可能转嫁给吃了这类食物的人；再者，如果实验室在生产过程中一旦出了差错，那么从一开始就埋下了祸根；厨师们对这种食物能长期保鲜也表示疑惑。更令厨师们不安的是有些顾客吃了他们餐馆的这类食物后病倒了。……厨师们按捺不住，他们表示要把这类食物拒之门外。受到美国公众支持的厨师们许下诺言：不再买基因食物，并在菜单上、餐馆门上表明拒绝基因食物的立场。在厨师们的压力下，规模巨大的美国罐装汤汁公司宣布将不在它的罐装汤汁中掺入基因番茄。
何按：由上可知，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的先知先觉已经意识到自身正在受到“现代科技”畸形发展的许多“成果”的威胁——这些所谓“成果”严重背离了自然平衡法则。
除上面提到的以外，还可以举出的典型例证有：高效剧毒农药一度取代了农林虫害的天敌，农产品数量表面上增加了，但农药公害相伴而行。相应的，可供人类食用的无药害、无损健康的谷物、蔬菜却大幅度减产，在市场上简直难以买到。结果食物中毒事件屡屡发生、现代疾病增加——剧毒农药带来工业的表面“繁荣”、技术的“进步”、庄稼的“高产”，同时造成农家成本增高、价格上涨，导致农药公害。于是很多发达国家又不得不明令禁止生产使用。
另从“生命在于交替运动”角度而言，精密仪器和自动化装备固然减轻了劳动强度，但同时却使人类或者陷入过度舒适安逸、思维钝化，以至头脑简单、肢体萎缩的境地，或者陷入单调乏味、过于紧张、频繁的机械操作，从而导致体质下降、现代疾病增加、健康状态时限缩短（尽管寿命有所延长)。人们费尽心力赚来了钞票，创造了所谓的“物质文明”，实际上却换来不少对人类自身的严重摧残。
本节引述上列材料，并非反对学习西方，而是要打破对于西方现代科技的迷信。我们既要认真研究西方成功的经验，更要留神西方的教训。愈是落后，愈是想尽快缩短与西方的距离，就愈是要避免走西方走过的弯路，重犯西方犯过的错误，或者掉进西方敌视者、惟利是图者为我们设置的陷阱。
显而易见，我们应当依据中国国情进行严格选择，只吸收对于我们有益而无害的东西，就象西方国家认真研究中国，从中国文化中吸收对他们有益而无害的东西一样。
“回到大自然去！”这是拯救人类的明智的口号。
二、世界科学发展总趋向
刘亚光指出：“人类的认识史和科学史已经进入一种新时期，这就是从以分析为主的确定性研究时期，逐步进入以整体性为主，进行具体的、不确定性的研究时期。”这句话立足方法论的根基，言简意赅地揭示出当代世界科学发展的总趋向。
著名比利时物理学家普列戈京论及现代科学发展总趋向和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关系时说：“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是着重于研究整体性和自发性，研究协调与协同。现代科学的发展，……更符合中国的哲学思想。”
普氏指出“物理学正处于结束‘现实世界简单性信念’的阶段，人们应当在各个单元的相互作用了解整体，要了解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在宏观的尺度上组成整体的小单元怎样表现出一致的运动。”而这些基本信念“与中国的学术思想更为接近”。
何按：普氏此处所论是物理学现在的“基本信念”“与中国学术思想更为接近”，不是它过去所处的“现实世界简单性信念”的阶段；所接近的那个“中国学术思想”是“中国传统学术思想”，而不是中国“未来”的学术思想，也不是现今某些人杜撰的、与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大相离异的所谓“中西合璧”的学术思想。今日中国报刊上不少人引用普氏此论。但其中相当一部分恰恰在这些看来十分简单的问题上表现出惊人的思想混乱。
傅景华对此亦作了明白晓畅地说明：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西方也在作放弃传统的努力，大有向东方古代思维方式靠近的趋势。举现代物理学最新理论为例，以‘靴绊’假说为代表的、从量子论中认识到基本的普适的相互关系，在相对论中获得动态的含义，在S矩阵理论中用反应概率的语言描述出来的新的世界观，把宇宙看成相互关联事件的动态网络，从而基本上放弃了机械论世界观。它否定物质基本组成部分的存在，也不接受现存基本定律、方程、原理这些几百年来自然科学的核心部分（这些永恒的定律几乎被认为统治着整个宇宙)。不难看出这种相关动态网络的认识与古老的东方理论，特别是五行学说，在某些方面有多么惊人的相似。”
在关于现代自然科学发展总趋势的认识上，思想界看法并不一致。与上述观点相反，有人提出：“现代科学研究模式演进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以微观研究来推动和促进宏观和宇观领域的研究”，“这种探幽入微的研究模式都凝聚着时代的科学精神”，“直接体现了现代科学的时代精神”。文章还以量子力学和皮亚杰的认识论为主要依据。
孙凯飞批驳了这种观点。他指出：“我觉得作者并没有真正把握住现代科学的时代精神，也没有认识量子力学和皮亚杰认识论的真正意义。
“现代科学的时代精神是系统整体性，而量子力学和皮亚杰认识论的特点也正在于它的系统整体性。‘探幽入微’的研究模式是近代科学的精神，它正是现代系统整体方法所反对的原子论的方法。”
孙氏援引玻姆言：相对论和量子论都认为有必要把世界看成是未被分割的整体。
何按：所谓“探幽入微”正好相反，它要把世界（含人体)这个不能分割的整体按研究者的需要加以无法穷尽的解剖分割。
孙氏指出：三四十年代贝塔朗菲提出一般系统论，就是因为他看到机械论的观点不把生物体看成有机统一的系统，而是看成诸部分的机械相加。因此机械论忽视了“生命现象中最本质的东西”。他强调生物客体是一个有机的开放系统，主张从生物体和环境的相互作用中说明生命的本质。生物体是一个有复杂结构的整体，从这个整体中分割出的部分同在机体中发挥作用的部分是截然不同的。他指出普通系统论科学的表达了“整体”和“完整性”的概念，它和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是一致的。
所谓“探幽入微”研究模式在近现代西方医学界根深蒂固。医学界同样有人倡言“微医学的形成和完善，将标志着现代医学的新技术革命的成功。”
“现代医学发展的主要趋向为，首先是精细分科与多科综合的辩正统一；其次是向微观发展与向宏观发展的辩正统一。”
何按：这里的提法和前面似乎有所不同，其实并无二致，都是在强调“微观”研究方法的主导地位。
请注意这里的所谓“辩正统一”是在和稀泥。我们知道，既“精细分科”，便无法做到“多科综合”；坚持剖割分析的还原论方法，便破坏了研究对象的整体性，无法实施整体性的研究方法。两种研究方法是绝然对立而互不相容的，不可能调和或游离其间。此处所谓“辩证统一”恰巧是要把还原论和系统论、形而上学与辩证唯物主义这两种根本对立的方法加以折中调和。这在理论上说不通，在实际上行不通。
上文又写到：“其情景，最迷人的，莫过于费曼20多年前的预言：‘到了那个时候，用化学合成方法制取有用的新材料，每个原子的空间配列都能精确地加以控制；而且，肯定会出现这样的外科治疗方法，口服人造器官会自动地在体内找到合适的移植部位，在那里恢复或调整机体的生理功能。”
何按：语气倒是十分“肯定”的。证据呢？或者哪怕是一点点迹象，能够说明“微医学”能够达到对于“每个原子的空间配列都能精确地加以控制”的程度？倡言者是否再“肯定”一点，给出一个稍稍确定一点的时日，即何时能够“出现这样的外科治疗方法，口服人造器官会自动地在体内找到合适的移植部位，在那里恢复或调整机体的生理功能”？
显而易见，费曼预言的实质，是将人视为机器，将人体各部器官，视为机器零件可以自由装卸。它向人们宣告，拟议中的“微医学”，可以象换掉自行车上坏了的零部件那样整治人类的疾病。
关于这种“人是机器”的问题后面还要谈到。这里只想说明，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是现实的功利主义者；而医学又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问，哪里容得夸夸其谈？哪里容得把纯粹的梦幻当作“事实”加以“肯定”？疾病给人类带来的痛苦和灾难，岂能等待这种尚处假想中的远未形成和完善、根本没有任何依据哪怕是迹象来加以肯定的“微医学”？
该预言已经过去30年，进展如何？曾经轰动医学界的一则“动物——人类心脏移植手术”，仅仅苟延残喘式地生存了大约三周。目前使用化学合成方法制造一种单一成分的新药也感到十分困难，哪里谈得上“用化学合成方法”造出能够代替人体原有的人造器官？
现代自然科学尽管无法摆脱这种种空谈的困扰但仍然在艰难地、缓慢地却是不能逆转地实行着科学哲学和方法论的转变。有人将这种转变呼为西方科学的“东方回归”。
常氏注意到现代西医面临困境，已经把研究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他写到：“已有知识和实践的矛盾，是医学发展的又一个基本要素。……由于理论概括和逻辑证明的需要，由于完善规范与知识体系的需要，现代医学科学要求结合本学科的特点，研究医学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诸如人体不同层次间的相互关系，物资代谢、功能活动、形态结构的相互作用，生命活动中多因素、变量的自我调节，临床思维过程的特点，在医学科学中经验和理论关系的改变，直观能力在医学科学的认识和创造过程中的意义，如此等等。”
何按：上列“诸如”中的一系列问题，无疑都是现代西医的崭新课题，是其以往的理论和实践中不曾有过或不甚注重的，是其原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所不曾触及或无法解决的。而在中医学中，它们却是“老生常谈”而被成功地应用了数千年。
下面再让我们看看陈氏描绘的生物医学工程学所开创的奇迹般的图景及其对于机械论的批评。
“综合运用有关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理论和方法，从工程学的角度深入研究人体结构、功能及其相互关系，以解决医学中的有关问题，形成了新兴的生物医学工程学。这方面的研究导致了本世纪医学科学的一项重大成就：人工脏器的出现。
“目前植入人体内的人造材料已不止限于金属（如不锈钢、钛、钴合金等制造的人工关节、心脏起搏器的外壳)、陶瓷（各种氧化铝作的陶瓷关节)，而是大量使用了高分子化合物（如涤纶纤维制造的人工血管、硅橡胶制造的人工肺、聚氨脂材料做的人工心脏等)。新材料的发明和应用，使人工脏器得到了飞速发展，如人工血管、人工瓣膜、人工肺脏、人造韧带、人造皮肤、人造泪道、人造喉、人造视网膜等已广泛应用于临床。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人们又为伤残人制造了电子手、电子足、电子眼和电子耳。现在人工脏器已成为临床医学中的一个重要治疗手段。就目前情况看除大脑以外，人体几乎所有组织都可以用人工脏器代替。”
何按：应当承认，生物医学工程学所取得的成就是了不起的。在机体的损害严重到自身修复能力和一般医学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外，采用人工脏器确属必须并已成为可能。在这个意义上，也仅仅是在这个意义上，人工脏器作为一种补充和“权宜之计”无疑有它存在和发展的独特价值。然而，如果将其作用夸大到不适当程度，以为可以完美代替原身脏器并恢复原有功能，能够取代其它医疗技术或降低其医疗价值，并进而滥用，那就大错特错了。
“人工脏器”在哲学方法论上属于“机械论”范畴。陈氏对其作了深入剖析：
“‘人是机械’的观点是十八世纪行而上学自然观的产物。十六到十八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展，一方面为医学打破中世纪迷信落后、宗教神秘的桎梏提供了科学依据，从而使其发展，另一方面亦带来片面性的思想，使行而上学的机械论一度在医学上占据统治地位。这些观点后来曾受到恩格斯的系统批判。恩格斯在谈到对人的整体性的认识时指出：‘任何部分’都‘不能看作从整体中分出来的部分’，‘部分和整体已经是有机界中愈来愈不够的范畴……。只有在尸体中才有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555页)。‘有机生物的个别部分的特定形态，总是和其它部分的某些形态相联系的，……身体某一部分形态的改变，总是引起其他部分形态的改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510页)然而由于科学发展的自身原因，医学哲学向唯物辩证法归复的螺旋过程完成很慢。近几十年来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发展，‘人类机械论’的观点有增无减，特别随着人工脏器的广泛应用，国际上再度掀起‘人是生物完善的机械’，‘智能机’、‘人亦机器’、‘人类机械’等错误思潮。如阿希贝说：‘对于生物学家来说，脑不是一个思维的机器，而是一个行动的机器’。我国则更有人说得明白：‘现代科学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医生和病人相信，人体的许多部分，是可以象机器零件那样加以修理与替换的’。‘人工智能研究的进展从另一个角度为‘人是机器’的论点提供了科学根据。……如果有一天，人类终于制造出与自己在各方面结构和功能都基本一致的机器人，拉美特利的预言就实现了”。
何按：“人是机械”“人工脏器”可以看作是“分析还原”方法把活的人体视为机器加以拆拼、把结构与功能加以人为离合的必然产物。随着其研究方法日益精细，其研究对象离开自然的、活体的、完整的“人”就愈益遥远。
陈氏继续从医学伦理学角度防难：
“‘人类机械论’的要害不在于是否应该把人与智能机等同，关键的问题是拿这种观点来对待生命有机体所生的危害。本来人是一个有机整体，是一个有心灵有感情的社会成员，而‘人类机械论’却完全把人的精神心理因素排斥在外，视病人为一架没有精神、缺乏生命价值和无主观意识的被动待修的机器，人体的病变都可以象调换零件那样修理和更新。这不仅影响了整体治疗、心理治疗和保护性医疗制度的实施，而且把医生的崇高职责也降低为修理工人和技师的水平。医院变成了人体器官的修配厂，医生变成了器官组织的修理匠。试想这样的医学现代化究竟能给人类带来多大的好处呢？”
陈氏在“人类机械论”“人工智能机”处于上升时期，能清醒地看到它带给人类和医学的“副作用”并给予猛烈抨击确实难能可贵。
与上述自然科学发展总趋势相伴而行，还存在种种不谐和的潮流。其表现为：
1、鼓吹历史虚无主义
有人对医学科学在历史上的地位和客观存在采取全盘否定态度：“用文字记录的历史中的大部分说明，医学从来不是一门科学，而是经验的领地，还被教条所束缚：诊断既不确切，病因知识缺乏，治疗也是轻率和杂乱无章的。内科医师的干预不外这些内容：放血、通便、杯吸，应用各种已知植物浸剂和各种已知金属的溶液，以及选用各种可能的食谱——所有这些全都是凭经验办事，并无科学基础。当然，在没有足够的生物医学的科学知识的情况下，也不可能提供这样的基础。”
何按：这是“生物科学”（“鼠兔医学”或曰“牲畜医学”)代言人对“人类医学”莫名其妙的攻讦。说话人俨然以“科学权威“自居，似乎只有他才是科学的化身。他是不会扪心自问的：我对历史上的“所有这些”（医学)究竟知多少？他不但把包括中医学在内的所有传统医学否定掉了，而且也把古典西医（尽管原始、初级)否定掉了。他显然不明白真正的科学乃是发展的科学，不明白科学具有历史性和相对性。他骄傲得不得了，以为他所代表的所谓“医学”才是科学的，以为只有他的医学科学才具备了足够的生物医学的科学知识。可是稍有一点自知之明的学者即明白，这里的所谓“足够”其实是非常不够的，生物医学迄今为止远远没有穷尽因果关系的所有方面和细节，在我们看来甚至连显而易见的人类生命活体的基本的功能活动及其相互联系也还未能抓住，怎么能说“足够”了呢？
他所谓“内科医师的干预不外这些内容：放血、通便、杯吸，应用各种已知植物浸剂和各种已知金属的溶液，以及选用各种可能的食谱——所有这些全都是凭经验办事，并无科学基础”的论调，可谓鄙视到了极点。但只要我们比较一下就不难发现，“放血、通便、杯吸，应用各种已知植物浸剂和各种已知金属的溶液，以及选用各种可能的食谱”等等，全都是直接在人体上所做的实验啊，它们能用在牲畜和尸体上所做的试验和观察等同代换吗？
他只图说话时痛快，忘了他自命不凡的所谓“医学科学”同样或将要属于“用文字记载的历史”。他更没有顾忌到，在采取历史虚无主义全盘否定传统医学科学的同时，他也为后人制造了一种逻辑，使后人有足够的理由采取同样的方式否定由他所代表的所谓“科学”。
2、散布“归并”幻想
有人否认西方现代自然科学正在酝酿一场深刻的方法论革命，否认整体系统方法正在逐步取代分析还原方法，否认现代西医理论医学正在被迫实行战略转折。他们把自己不能理解的正处于交替转变过程中的种种错综复杂的矛盾现象融化为兼收并蓄，极力散布“归并”幻想：
“现代医学的发展已经预示着更新传统的中、西医学模式的时机的到来。这也就是说，传统的中、西医范式可能均被归并到一个内涵更大的新的范式中得到扬弃，它们各自的合理内核将在新的医学范式内得到重组和互补。这种几个相对自足的范式被另一个内涵更大的范式所归并或吸收。
关于这一“归并”问题，我们将另文详加评论。
3、追求“长生不老”（死)术
中国古代几度出现超越自然辩证法则，幻想并追求“长生不老”“长生不死”术的情况，尤以社会及医学发达时期为高潮。例如秦朝始皇派方士出海寻求长生不老（死)术（药)，使者一去不复返；唐朝重定基业，盛况空前，士大夫阶层炼丹服石成风，仍是丹石下肚，非死即亡。其结果，均受到自然界新陈代谢法则之严厉惩罚：愈寻求长生不老（死)术（药)，反而愈老、死得快。倒是清心寡欲、顺乎自然者却病延年；虽年且百岁，尤有壮容。
时至20世纪80年代，世界两次大战之后，虽小战连绵不断，，“三大”终未爆发。故又值“太平盛世”。现代西医又得“日新月异”发展。于是人们又飘飘然起来，自以为人力超天，追求新长生不老（死)术（药)之风又在国内外大倡。花样翻新，实质划一，皆为超越自然、否定自然，不自量力。这与物理学中从“第一类永动机”过渡到“第二类永动机”的研究并无二致。此情此景，可从下文窥见一斑：
“1969年在美国成立的美国社会、伦理学和生命科学研究所，明确规定将器官移植、人体试验、遗传病的产前诊断、延长生命的技术、重组DNA研究、人类行为控制等作为该所跨学科研究组的中心课题 。
“……作为当代新技术革命的重要方面之一的生物科学，在近几十年中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使人工改造生命、提高生命质量成为可能。”
谈到当代“生命论理学”与“传统论理学”的区别时，文章写到：“传统论理学所依据的医学科学基础，是以消除疾病，恢复健康，纠正不健康产生的变化。它的信条是要同情病人，为病人消除疾病服务，并以此作为判断善与恶的标尺；相反，生命论理学则是以当代医学的巨大进步、特别是以生物工程为基础的，它追求的目标不仅仅是消除疾病，而更重要的是完善生命的质量，增强和发展人的潜力。也就是说，当代医学不仅仅是维护生命，而且要完善生命，发展生命。”
何按：咋一看来，这是何等娓娓动听的宣言！这种“不仅仅是维护生命，而且要完善生命、发展生命”的“当代医学”显然和仅以“消除疾病，恢复健康，纠正不健康产生的变化”为目标的现存西医学，尤其与仅以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为目标，但求“人尽天年”的中医学，实有天壤之别。
文中“相反”一辞，耐人寻味。
传统论理学的基础，不堪一提的“落后”；相反，生命论理学的基础，自然是了不得的“先进” ！
传统论理学的目标，何其“渺小”；相反，生命论理学的目标，何其“宏伟” ！
传统论理学的品格，不过是甘居于自然伟力之下；相反，生命论理学的气派，却要超然于宇宙之上！
传统论理学视病人如亲人，为同类，以虔诚为病人服务为信条；相反，生命论理学视病人为“机械”，为“异己”，滥施剖割、横加干预，还美其名曰：助尔“完善”，助尔“延伸”，助尔“升华” ！
传统论理学脚踏实地，一人一病、一时一地、一方一药、一针一掌，一丝不苟，悉心维护；相反，生命论理学竟然在那“维护生命”的医学圣战之中虚晃一枪，逃之夭夭；狠心撇下那无穷无尽的医学未知数，狠心撇下那无数在痛苦中呻吟而急待救治的病人，却依据实验室和试管内以及在小白鼠身上的新发现，奢谈什么“追求生命的完善与生命的发展” ！
呜呼，我等生生小民，性命平贱，不求永世千古赖活，但望有生之年却病少灾。那新长生不老（死)术（药)，于我何用之有？尔等世世代代，甘与自然同体，不想越出宇宙时空之外。堪笑那早进冰棺、舍命以求来世再生者流，何等迂腐、离奇、荒诞！正可谓：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三、关于东方文化和中医学的重新认识与评价
如前所述，尽管存在着种种潜在的逆流，但整个西方自然科学在“人类要回到大自然”的伟大历史潮流中，面对现实世界尤其生物领域纷纭复杂的整体性联系，日益深刻地察觉到自己原有的将现实世界人为分割简化的研究方法已不适用，因而迫切需要实行科学哲学的革命和方法论的转变。
现代自然科学发展的这一总趋势使历来不被重视的古代东方文化和作为其复合体完整保存至今的中医学在20世纪再度崛起。世界科学界的许多有识之士乃至一些科学巨匠相继对古老的东方文化和中医学进行了“回采”并给予了高度评价。
1、罗勃特。胡克的“学术王国”
早在公元1686年，英国学者罗勃特。胡克就研究了中国的语言文字并称中国为“学术王国”。他写到：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只是刚刚走到这个丰富的宝藏的边缘。然而这项发掘工作一旦完成，就将会在我们面前展现出一个迄今为止只被人们神话般地加以描述的学术王国。……”
何按：罗勃特。胡克究竟是否是第一个把中国看成“学术王国”的人，一时无从查考。但他毕竟提出了一个和不少中国人完全相反的观点——这些“中国人”对自己的“宝藏”不屑一顾，更不会想到自己的祖国还会是一个“学术王国”！
2、爱因斯坦的“惊奇”
科学巨匠爱因斯坦于1953年在一封信中写到：“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成就为基础的，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作出来了。”
何按：爱因斯坦的惊奇道出了一个真理：中国的同样伟大的发现完全不必依赖西方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和“通过实验找出因果关系”。换言之，中国的贤哲使用的是与之完全不同的、也许更为奇特的科学方法。
3、李约瑟的“灵感”
世界顶尖级汉学家李约瑟指出：“早期‘现代’自然科学取得伟大胜利之所以可能，是基于机械论宇宙观的假定。但是这样一个时代注定要来到。在这个时代里，知识的增长迫使要接受一种更为有机的跟原子唯物论一样的自然主义的哲学。这就是达尔文、fo莱则、巴士特、fo洛伊德、施培曼、普朗克和爱因斯坦的时代。当这个时代来到的时候，人们发现有一系列的哲人已经铺平了道路——从怀德海上溯到恩格斯和黑格尔，从黑格尔到莱布尼兹——而这种灵感也许完全不是欧洲人的，而且也许这种最现代的‘欧洲’自然科学的理论基础受到‘庄周’周敦颐和朱熹这类人物的恩惠比世界上现在已经认识到的多得多。”
何按：李约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中国通”。其精通的程度甚至超过了中国学者。他花了几十年功夫研究中国，也花了很大的精力来宣传中国对世界文明所做的卓越贡献。这使我们论及东方文化，就不得不大篇幅引用他。
李约瑟在其平生力作《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写到：“一些早期的著作，例如威廉。休厄尔1837年所著的《归纳法科学发展史》，全都不自觉的透露出，作者们甚至连其他民族在人类认识自然环境的历程中同样有所贡献这一事实也不知道。以后，人们才比较清楚地认识到，……古代埃及……新月地带各民族……印度……。
至于远东的文明、特别是其中最古老而又最重要的中国文明对科学、科学思想和技术的贡献，直到今天还仍然为云翳所遮蔽，而没有被人们所认识。‘远东’这个名词本身，就说明了欧洲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甚至连那些怀有良好意愿的欧洲人也很难排除这种偏见。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即在古代和中古代，中国人对于科学、科学思想和技术的发展，究竟作出了什么贡献？虽然自从耶稣会传教士在十七世纪初叶来到北京以后，中国的科学就已经逐步融化在现代科学的大熔炉之中。但是，人们仍然可以问：中国人在这以后的各个时期里有些什么贡献？中国的科学为什么会‘长期大致停留在经验阶段’，并且‘只有原始型的或中古型的理论’？如果事情确实是这样，那么，中国人又怎么能够在许多重要方面有一些科学技术发明，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三世纪到十三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在理论和几何学方法体系方面所存在的‘弱点’，又为什么并没有妨碍各种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的涌现？中国的这些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十五世纪之前更是如此。欧洲在十六世纪以后就诞生出现代科学，这种科学已被证明是形成近现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而中国文明却没有能够在亚洲产生出与此相似的现代科学，其阻碍因素又是什么？从另一方面说又是什么因素使得科学在中国早期社会中比在希腊或欧洲中古社会中更容易得到运用？最后，为什么中国在科学理论方面虽然比较落后，但却能产生出有机的自然观？这种自然观虽然在不同的学派那里有不同形式的解释，但它和现代科学经过机械唯物论统治三个世纪之后被迫采纳的自然观非常相似。
“在人类了解自然和控制自然方面，中国人是有过贡献的，而且贡献是伟大的。”
李约瑟仅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序言中就两次毫不客气批评：“中国科学工作者本身，也往往忽视了他们自己祖先的贡献。”
这就使我们不得不借用本来是向其他国家介绍中国情况的材料倒过来向中国的学者进行不厌其烦的宣传。这实在连引者自己也感到有些滑稽可笑。
李约瑟试图从西方流行的鄙弃中国的思潮中导出他的独特见解，故而不得不袭用流行的语词。他在后文曾直截了当地声明：“本书的宗旨应当是使所有这一切都摆脱不一的传闻和‘公认的看法’的束缚。”
引者特别要提请读者注意李约瑟提出的下列问题：“为什么中国……能产生出有机的自然观？这种自然观……和现代科学经过机械唯物论统治三个世纪之后被迫采纳的自然观非常相似。”
课题已经由李约瑟在50年前提出，可是至今没有引起中国人的重视，更没有人进行研究并从正面予以回答。本书将不揣浅陋，竭尽全力对此作出尽可能深刻的阐述——当然限于从医学角度。
4、Schatzj的“阴阳论”
他评道：“显然，在我们身体内或外的任何一个地方，阴和阳都始终存在着。大自然创立了阴阳这对矛盾，并使它普遍存在于自然界。中国人对客观事物的观察和认识的两元论（按原文所指和本书的统一提法，宜改为“一元论，二分法”——何加)，在科学和人类文明中具有伟大的意义。”
何按：在现代中国，把“阴阳”连同“五行”莫名其妙地诬为“唯心主义”和“玄学”的所谓“理论家”大有人在，其中竟然还包括对此不求甚解的“中医教授”——尽管他们中不少人由于专业的原因不得不经常使用它说明病情及其变化并在临证中取得实效。
以上是对于古老的东方文化的重新认识。下面引述对于传统中医学的高度评价。
5. F·卡普勒“整体医学中最有力的实例”
最先提出向东方思想接近的F·卡普勒，在其名著《转折点》中，高度评价了中医学，认为它的理论和实践（注意：这里同时提到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何加)，是探索中前进的整体医学中最有力的实例。他指出：“把健康看作是取得均衡状态的思想，重视环境对人体的作用，心与身的相互依存性，重视自然治愈力等这些古代希波克拉底医学梦寐以求的主要课题，却在文化范畴完全不同的古代中国得到了发展”；“把人体看作是由相互关连的部分组成而又不可分割的系统，这一中医学思想，与其说与古典的狄卡尔模式，勿宁说与现代系统论模式更为接近。”
何按：F·卡普勒十分精辟地在“中医学思想”前面加上了如下限定语：“把人体看作是由相互关连的部分组成而又不可分割的系统”。其中“不可分割”一语显然不能曲解为：人体可以分割然后再加以综合。遗憾地是中国有不少知名度很高的所谓“中医”理论家恰恰喜欢这样理解并津津乐道。
6. 沃诺fo“善于观察的真理”。
西德·沃诺fo（H·Wallnofer)等认为：“在中国古代医学著作中确有许多善于观察的真理”，“要了解中医学的实质，必须研究中国的古代哲学渊源。”
何按：说得对极了！实验室的试验只能帮助了解立足其上的西医学的实质。若想借此了解“中医学的实质”，无异于天方夜谭！
7. 沃诺fo“差别未被人们充分认识”。
西德慕尼黑大学医史研究所恩树德（P·U·Unschld)博士认为：“中国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是由完全不同的社会环境、生活方式下培育出来的，而这样大的差别之处还没有被人们充分认识”。因此，他敦促要加强对中国传统医学的理解。
何按：恩树德博士在此将中医学与西医学相提并论。他所谓的“充分认识”绝对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中医——封建主义医、西医——资本主义医。遗憾的是这种极其浅陋的见解不但一度为中国某些卫生行政长官所鼓吹，而且连某些所谓的 “医学理论家”至今也还舍不得抛弃。
8满晰博“现代和将来的科学”
研究汉学和中医学数十年的西德中医学家满晰博教授，曾经针对有人以西医学（而不是以临床实践)为标准，否认中医科学属性的谬论，针锋相对地提出中医学是“独具一格的科学”的著名论断。最近，他又针对国内外有人坚持把中医学划归“传统医学”范畴而加以鄙弃的倾向，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医学是“现代和将来的科学”的崭新观点。
满氏指出：“中国古代的科学和技术是人类共有遗产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就其中的中医学而言：以其包罗宏富、条理连贯和卓有成效的知识体系，远非西方医学所能企及。”
满氏指出：“目前，世界各国包括中国和日本在内，所有要求对中医进行科学评价的人，首先是经过西医知识反复灌输了的人。这就足以说明，为什么现代医学的著者们，或是不能想象还会有不同于西医而又与西医具有同等价值的科学体系，或是虽然猜想中医除了药物和针灸之外还有更多的东西，但要证实这种假设却感到极端困难。”
9、家本诚一“现代依旧适用”
日。家本成一指出：“中国古代医学已有二千年的历史，它虽然产生于古老的时代，但其中仍包含了现代依旧适用的宝贵内容。
“《素问》医学是一个体系。它不是将治疗经验及有关对疾病的认识加以杂乱无章的堆积，而是古代医生在与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通过细致的观察、分析，作出的正确记载，并追踪到疾病的本质。汉方汤药、针灸之所以通用于现代，就是因为这种医学掌握了客观真理，形成了独特的医学理论体系。”
10. Schatzj 针灸学家的“圣经”。
Schatzj写道：“我们这个时代的医学正在受到两千年前的一本叫《内经》的医书中所提出的宇宙能学说的影响和启发。这本书确实是针灸学家的‘圣经’。”
何按：《内经》这部被洋人捧为“圣经”的医学宝典在它的出生地中国也屡遭诋毁和攻击，在当代中国的中医院校也曾一度降格为“选修”教材。
11. 高木健太郎“针灸是一种可期待的医术”
日·高木健太郎这位不甚了解因而也还谈不上喜欢中国针灸的日本知名学者不得不承认：“目前大家都重新认识针灸、关心针灸，其原因之一是对现代医学的缺陷进行了反省。例如，医源病，过多地施行外科手术，人类对科学的控制发生恐惧，疾病的变化等等。
随着科学的进展，一部分现代医学中益不足损有余的思想过于浓厚，从而过分脱离了依靠机体自然治愈能力的医疗思想。对人的整体或机体的完整机能性的轻视也是可以提出的缺点。
针刺治病则是完全遵循提高机体自然治愈力的原则，并且着眼于治疗未病。现在正在进入高龄化社会，人们对将来的财政怀有危机心情；对于这种情况，最好的对策就是保证健康的走向老境。在这个意义上，针灸是一种可期待的医术。”
何按：在中国和所有发展中国家乃至经济发达国家，怀有医疗费用危机感的恐怕远非高龄者和对于“将来的财政”。然而，如果单纯把针灸视为“廉价”的医疗手段而无视它的独特的卓越的临床疗效——有时甚至是神奇的、望尘莫及的，那只能看作是对针灸医学的贬抑。
12. Binseanger“试图吸收这种一元化的方法”
Binseanger写道：“东方医学强调疾病的原因是病人体内的不平衡，而西方医学则探求外界致病因素。东方医学提供的是这样一种医学，它把每个病人看作是需要个别对待和精确治疗的单独个体，而不是将其视为某种疾病来对待。
在西方，已有人试图吸收这种一元化的方法用之于病人，开展了‘机能整体性保健’门诊。这种中心一般由医师、营养师、草药师、针灸师、毛发化验员、按摩师和瑜咖教师等人组成。”
何按：上面引述的是笔者在穷乡僻壤所能收集到的材料。一般说来，这些材料尚属先知先觉性质，还不能算是普遍对中医药学钻研很透和对中医药神奇疗效感受很深的情况下产生的——中医学还远远没有普及于全世界，还远远没有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真正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相当多的国家还没有学会运用，相当数量的病人还没法享受到正宗中医药的有效治疗。尽管如此，上述材料已足以说明，中医药学已在世界上产生了深刻影响。这显然应当更多地归功于洋学者和洋中医，当然也与华侨中医的顽强奋斗密切相关。
在国内，不少志士仁人长期以来顶着“中医落后”、“不精确”、“不科学”等等非议，积极进行着维护中医科学性与纯洁性的顽强斗争。
13. 任应秋“科学史上的奇迹”
任应秋：“在纪念爱因斯坦诞生一百周年之际，国内外学者对爱氏的相对论问世73年倍加推崇，认为一个理论能维持这样长的时间而不动摇是罕见的。那么产生于数千年前的中医理论，一直指导着我国中医的临床实践，难道这不是科学史上的奇迹吗？”
华国凡·金观涛二人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经验的自然科学由于自身的局限性，在近代相继被实验科学淘汰了。唯有我们的祖国医学，不但把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保留到今天，而且还处处爆发出夺目的光彩。这是科学史上的一个奇迹。”
14. 孟庆云“唯一保留最完整的学问”
孟庆云在进行世界中医热的科学学分析时提到：中医学“是传统医学中唯一没有发生断裂的、保留最完整的学问”。
15. 王琦“宝贵的借鉴”
王琦等：“中医学把人体的自稳调节机制及人体对外在环境因素的防御能力，看成是维持正常生命活动以及疾病发生或治愈的根本原因或内部根据。这种卓越的认识，对未来医学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借鉴。近年有人在谈到未来医学发展的方向时指出：‘同调节机制和防卫反应机制有关的问题，今天在生物学研究中起着最重要的作用，只要弄清了调节机制和防卫反应机制的活动原则，就意味着医学发展中有质的飞跃’（《展望公元2000年的世界》，西德，1978)人体心身相关的自控稳态调节，是生命科学的尖端。而中医学的有关理论（实际上早已经在医学未来学发展的这些所谓‘崭新’课题上取得了巨大进展和伟大成就——何加)，必将引起科学界的高度重视。1977年李约瑟在国际科学史大会上指出：‘谁知道心身相关概念的未来进展将在医学中需要怎样进一步发展呢？在这方面，中国传统科学的思想复合体，可能会在科学发展面临决定性阶段的时刻，发挥大于人们所承认的作用。’”
16. 唐民皓“中国医学的力量”
感谢唐民皓在其大作中收容了一段与其基本观点迥异的文字。唐氏倾向于认为中医是所谓“经验医学”、“封建医学”的观点，十分推崇西方实验医学。但其大作第5部分无论从观点、角度或笔法上与之不同。我怀疑这是其指导者或协助者颇带戏剧性的插入——这部分文字是非常鼓舞人心的。如果不采取这种方式也许难以发表因而无法见到。兹将其中一段引录于下：
“……尽管人们重复强调学术理论科学化的重要性，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社会的实用价值对于与人民健康息息相关的医学来说，是多么至关重要。毫无疑问，中国传统医学是以治病为第一目的，由于它注重临床实用，因此它具有很深厚的社会基础。
在世界古代史上也许再没有别的自然科学能象中医这样把一个民族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二千年来，在这个辽阔的国度里，无论走到哪里，医学家和药学家都使用共同的语言，信仰共同的理论。一个穷乡僻壤的小药店储备着产自全国各省分甚至海外的药物，通都大邑更不用说了。是什么力量把天各一方的医生、药师、药农、药商联系在一起呢？无疑这是中国医学的力量。而这种力量直接生根于社会需要的土壤之中。传统中医之所以能在古代中国的卫生保健中发挥巨大作用，关键在于中医学确立了包括理、法、方、药的系统的辨证施治原则。由于传统中医的独特理论和天才技艺，并不断得到医疗实践的检验和修正，以致它虽然古老，却经久不衰，以其独具的风彩自立于世界医学之林。” （引自赵宏钧《近代中西医论争史》第32页，内部资料)
17. 郑群“中医药文化具有凝聚中华民族的天然功能”。
郑群谓：“在人类医药文化的百花园中，中医药文化根深叶茂，硕果累累，并且直接以中华民族为她的母体和载体。
一部中医药发展史，仅就她足以激发中华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的成果而言，几乎达到了比比皆是的地步……
早在商朝，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发现了数十种药用植物种仁，就发明了医用手术刀；西周时期，中医学就开始划分内科、外科、饮食卫生科和兽医学四大科类……直至今天，包括针灸、气功在内的中医药文化，已经不胫而走，风行天下，不仅为海内外广大中华儿女所喜爱，而且逐渐为不同地区、不同语言、不同肤色的世界其他民族所接受。所有这些，无不闪耀着中医药文化的光辉，无不蕴藏着凝聚中华民族的巨大潜能，也无不使那种妄自菲薄的民族虚无主义论调显得苍白无力。
不容忽视的是，中医药文化所具有的凝聚中华民族的功能，还在于她天然地带有中华民族母体赋予她的遗传基因。这就使她在较大程度上能适应母体的个性。我们中华民族素有崇德尚义的美德，反映在中医药文化上，即有学医先学医德之风。所谓不问贫富、不问长幼、不问亲疏、一视同仁、一心赴救的学医宗旨，正深刻地揭示了这一点。这也是和儒家传统以仁爱为核心的人文道德观密切相关的。在医术方面，我们同样可以在若干方面窥见中华民族的品格。譬如，望、闻、问、切的诊断方法，与中华民族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传统认识模式基本吻合、寒热调配、补泻兼采的配方原则，与中华民族兼收并蓄、和而不同的处世态度一脉相通；循序渐进、务除首恶的治病程序，与中华民族临变不惊、标本兼顾的务实精神彼此呼应；统观全局，辨证施治的医药理论，与中华民族整体至上、因人制宜的哲学思想互为协调，我们透过这些现象，便不难发现，为什么中医药文化具有其它医药文化不可取代的凝聚中华民族的巨大作用。”（引自郑群在《中医药文化与民族凝聚力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18. 李惠治“迎接人们的将是中医理论体系”
李惠治谓：“中国医学虽然诞生在人类尚未出现明确分工，习惯于用综合的方法去认识世界的古老时代；但是当西方医学家认识到了‘西医中所用的有局限性的分析性方法已告过时，未来医学的发展将依赖于综合性地对待医学科学’；许多在医学上今天看来是令人迷惑和无法理解的现象，在将来对科学有较广泛的了解时便会获得合理的解释时，迎接他们的恰恰是中国医学的理论体系。”
以上引录的材料，表面看来不过是一些“只言片语”。然而，“一滴水能反映太阳的光辉”。在博大精深的中医学处于被无知、误解、曲解、鄙弃的极为恶劣的国内外环境中，这些简短的话语却是研究者心血的结晶，闪现出鲜见的智慧火花。
本章小结：
本章从“人类要回到大自然”的伟大历史潮流，讲到现代自然科学发展的总趋势，主要是西方科医学的“东方回归”。
不难悟出，历时仅四个世纪的西方近现代科医学，尽管表面看来在其摆脱黑暗中世纪神学统治之后显示出一派暴发之势而成果辉煌，然而在历经数千年而不曾中断的东方文化面前，毕竟仍然显得过于稚气和简单。我们同时看到，西方科医学正在逐步结束其信念简单的幼稚阶段而日益变得成熟起来。它终于发现自己生存的自然界和研究对象不是一个个可以任意简化和分割的静止不变的孤立物体，而是一个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处于永恒变动之中的廖廊宇宙；它终于发现，其原有的哲学观与方法论离现实世界，尤其是其中的生物有机体的内在发展规律有多么遥远。于是它不得不对与自己迥然不同甚至根本不相容的古代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医哲学及其方法论刮目相看，予以重新认识与重新评价。西方科技界不少具有远见卓识的科技巨匠和有识之士，已经或正在克服在常人看来简直是难以想象的巨大困难，从攻读东方语言开始，学习东方文化，由“远东”而“近东”而“亲东”，挖掘东方文化宝库，促成西方科学的东方回归。
在这种足令中华民族自豪和鼓舞的大好国际形势下，不少中国人不思自尊、自重、自爱与自强，既不探东方文化和中医学的根柢，又不肯下苦功夫学西方，去探明西方科医学的真正发展趋向，便信口开河或人云亦云地在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发出对于自己祖先的伟大成就加以鄙弃和排斥、对于成熟的中医学体系加以诋毁和攻击的种种论调。它们已经在中国学术思想界构成了一种喧宾夺主的噪声的公害，威胁着中医事业和学术的生存与发展。
笔者撰此一章，旨在唤醒我华夏同胞和中医仝人：“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和优秀的东方文化一同崛起，为人类做出新贡献！”
这是时代在呼唤！
这是世界在呼唤！

第十篇  世界中医热与中医国际化

1、世界中医热的产生、现状及其趋势
2、中医国际化战略问题初探

一、世界中医热的产生、现状及其发展趋势
1、现状和趋势
涉及本章专题，我们不得不衷心感谢侯召棠教授的辛勤译介。他对数十年来世界中医热的具体情况进行了广泛的收集和整理，并对其产生的背景和根源以及发展趋势进行了初步的分析、探讨和预测。这里摘引其已在报刊发表的部分资料和观点，并参与笔者的分析，以便和读者一起对于世界中医热的概貌有一个较为确切的了解。
当前世界上是否真正存在着“中医热”、“针灸热”、“气功热”？其产生和存在的原因是什么？特别是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知识更新周期日益缩短的今天，国外为何又对古老的中医学思维方式、理论及治疗方法格外感兴趣？
侯氏指出：当前，祖国医学在国际上的形势日益喜人，一千多年前曾经在许多国家大放光芒（？——何加)的祖国医学，今天又在世界医学史上谱写了新的篇章。世界各地，特别是工业发达国家中，学习、研究和应用我国传统医学的热潮不断高涨，我国再一次成为对许多国家的医疗卫生工作以及对各国传统医学的复兴和发展给以重大影响的中心了。
自70年代初出现世界范围的中医热潮以来，已有15年左右的历史，但其高涨势头始终不减，仅呈方兴未艾之势。日本1982年的抽样调查表明，西医师每10人中就有4人应用着汉方医学，另有2人表示即将应用。美国1984年的资料表明，十余年前尚无一个州在法律上允许我国传统医学公开服务（除了愚昧落后，便是横蛮无理——何加)；而今天则除两个州外，其它48个州和一个特区都以某种形式（合法、半合法或其它形式)容许我国传统医学开展活动，甚至还可授给硕士、博士学位（总算有了一点进步，可贺——何加)。我国中医药专家应邀出国讲学、诊疗和交流；国外学者专程来访、考察和进修中医药学的人数与日俱增。在自然科学领域内要求学习中医药学的外国留学生人数最多。近几年我国举办的国际针灸班已为116个国家或地区培训了一千多名针灸人才；截至1983年底的资料（北京、南京、上海三处)表明，参加人数不断增加，尤以工业发达国家为多，前五名均为工业发达国家，美国占首位，达99人。
侯文列举了九个表格：
1、“从1975-1983年间国际针灸班学生数的增加趋势”；
2、“部分国际中医药及针灸学术组织”；
3、“近年来日益增多的有关我国传统医学的国际性会议”；
4、“参加某些国际性会议的人数”；
5、“参加我国第2届针灸针麻讨论会的国家（地区)和人数”；
6、“部分工业化国家中与针灸有关人员数的演变”；
7、“一些国家中每次针灸的概略费用”；
8、“气功在国外”；
9、“世界卫生组织重视并积极支持我国传统医学”。
这九个表格，以确凿的数据资料显示了当前世界中医热的客观存在及其发展趋势。从表中可以看出，尽管国外针灸费用相当昂贵，但针灸业反而日见兴旺，表明针灸身价提高及针灸热的不可阻遏的发展趋势。
罗希文具体地记述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针灸学院的学员学习中国针灸的情况：“一位学员对我说：‘我对中医学有极大的兴趣。但三年的课程实在艰苦，这里所学的知识，对我们来说全是新的。’”当问到他们能不能理解中医的一些核心理论，如营卫气血、脏府经络时，回答说没有问题。
“美国学者对中国医学的热爱非亲自目睹是难以想象的。”
侯氏译述，1984年10月7-13日，在日本京都召开了第17届国际内科学会议。它是由世界各国内科学会共同组成的国际内科学会主办的国际性学术会议，共有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4800人参加，受到全世界的注目。会议特邀我国卫生部中医司司长田景福、中医研究院院长施奠邦为首的我国传统医学代表团参加，并做了九个学术报告，受到了与会者的热烈欢迎和高度重视。
这次会议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高度重视东方医学特别是我国传统医学。在这次会议的第5、6两天，召开了以“传统东方医学”以及“传统医学”为题两个专题学术讨论会。这两个会议实际上都是以我国传统医学为核心和主体的。这充分表明现代内科学领域中，对以我国传统医学为主的东方医学之重视。可以认为这既是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信号，又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性行动。
为正名以正视听，侯氏特意写道：
“所谓‘中医热’，主要是指在这些国家里，对待中医药学的认识和态度有了变化，由不理解甚至蔑视、否定、打击等转变为有所理解、开始关心、重视、支持，争相进行学习、研究和运用；见到了效果，开展了宣传和推广的工作等。这种转变的程度、范围和速度，各国虽不相同，但总地来看仍居于少数、劣势和比较状态；政府公开支持的国家不多，大部分是民众和部分科学家包括西医药学家的自发行动，所以阻力还很大，压制和歧视也是存在的。然而，十几年来中医热潮在深度、广度和速度方面不断发展并呈方兴未艾趋势，则是确实的。这就是形势大好的判断依据。
“有人认为‘中医热’就意味着中医药在这些国家已占优势，至少也应与西医平起平坐，受到政府保护，没有压制和歧视等，其实这是一种误解。”
从侯氏所提供的材料中，我们不难发现，截自目前为止的“世界中医热”，具有如下特征：
①偏重于中医学理论的科学学再认识和独特的思维方式的学习和研究——而国内恰好相反，不得不承认中医方药、针灸确有临床实效，但矢口否认中医理论及其独特方法具有科学性。
②在针灸和方药二者之中，偏重针灸。
③在针灸理论和实效中，偏重实效。
④倾向于以西医理论和方法套解中医。
显而易见，上述特征是由于大多数“热”衷于中医的国家和学者远没有取得对于中医理论的确切理解、或远未取得对于正宗中国针灸诊疗的实际感受、尤其是对于中医方药的卓越疗效的实际感受所致。基于上述，国际上虽不乏杰出的中医理论家和针灸实干家，却缺乏真正的中医临床家。
例如，对世界上“热”得最久、范围最广、表面看来似乎最有成效的“针灸”，Schatzj写道：“西方的针灸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含糊不清的。传统资料的介绍程度不一，或是以高度简化的形式或是作为学习结束时的辅助课程。”学生们“学习选择穴位和利用穴位治疗疾病的方法。这些疾病都是在西医教科书里而不是中医文献里提出的疾病。”
上述评论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针灸理论被“高度简化”，二是针灸取穴不是按经络辨证而是套用西医病名。这两种情况反映了一个共同的趋向，即大多数洋人学习针灸是从西医的习惯方法出发的，而不是采取中医本身的方法。由于他们未能摆脱西医方法的羁绊，因而导致中医针灸的变质失效与西医化。这就必然导致针灸实际效用的大打折扣和治疗病种上的局限性。
有位日本学者对于中国针灸在国外走样和变质的情况表述得非常典型：“最近，引人注目的莫过于针刺麻醉。我在针麻发现之前并未专心致志于针灸。
“针麻不是自我催眠，它具有明确的生理镇痛效果，是有研究价值的。
“这一事实终于成为认真的自然科学家同针灸师之间的真正纽带。但是，针灸的研究并非都是以针麻为中心进行的。在研究吗啡镇痛作用的过程中，也将它同针刺麻醉的作用联系起来了。”
他声称：“Hughes等人发现了脑内吗啡样物质，继而合成了这种物质，它的效力得到了承认。同时也发现针刺时脑内产生同样的物质，从而明确了针麻的机理。” “针刺对于现代医学的贡献是应该大书特书的。”
何按：上文表明，该学者对“针刺麻醉”特别青睐。如果他不是由此牵扯到“针灸的研究”并在后文中对“只相信经络经穴的人”指手画脚假充内行，那么也就毫无讨论的必要。这位学者的直率反映了国际上一部分学者对中医的认识水平。他并未意识到，正是因于他在针麻发现之前“并未专心致志于针灸”，所以他根本不懂中国针久。他凭据那条“纽带”所结识的并非中国针灸，而是它的变种——针麻属于利用针刺效果控制自然、控制人体及其痛觉（正常而非病态)的手段，是西医学理论方法的产物。而针灸的本原出于在中医理论指导下调整患病（非正常)机体气血以治疗疾病而使机体顺乎自然。针麻是受到针灸启发而创造出的一种附属于手术的辅助方法，它协同手术破坏机体的完整性与和谐性。把“针麻——吗啡肽”与针灸混为一谈并塞进中医学，甚至企图取代中国针灸，实在令人啼笑皆非。中医学既不应该贪天之功为己有，也无必要对于针刺麻醉承担任何责任——因为它虽然采用银针（其实此处与注射器并无二致)，但它并不遵循经络理论指导。它的“应该大书特书的”所谓“贡献”，仅仅限于“现代西方医学”。
该学者又提到：“最近，我翻阅了Felix Mann著的《针刺科学》。这本书主张全然不必考虑经络、经穴，而用现代大家都知道的生理学知识就能全部解释针灸的机理。这是很有趣的。只相信经络经穴的人一定要读读这本书。读后，也许你会感到其中也有一定道理。……他是把所有的针刺效果都用内脏皮肤反射或皮肤内脏反射，肌肉内脏反射，内脏肌肉反射，或血管内脏反射或内脏血管反射来解释。”
何按：我们引录上段文字，并非反对举荐《针刺科学》。如同我们坚持认为“相信”和宣传中医学的权力是完全正当的一样，我们同样认为宣扬《针刺科学》是完全正当和无可非议的。我们决不强求任何人用中国针灸去否定“针刺科学”。但我们要理直气壮地提出一个质问：“全然不必考虑经络、经穴，而用现代……生理学知识就能全部解释针灸的机理”吗？恐怕《针刺科学》作者自己也不致于如此大言不惭的罢。我们要郑重指出：只翻阅《针刺科学》而对有关“经络、经穴”的中国原始文献不屑一顾，“全然”不加“考虑”，就想用自己知道的生理学知识“全部解释针灸的机理”，是十足的痴心妄想！假如这就是所谓“认真的自然科学家”可以坚持的态度，那么世界上除了“经络盲”，也许就不再有什么“科学”和“科学家”了。
真正的科学可是容不得半点虚伪和骄傲。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谁就得亲口尝一尝。谁想懂得中国针灸，取得一点发言权，谁就得拜中国为师。没有别的捷径可走，也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取代。勿论其学位高低，名望大小，概莫能外。
当前世界中医热的“热点”，似在美国、英国、法国、西德、加拿大、日本等国。而引进中医学最早、应用最广、成效最著者，当首推日本。日本堪称中医国际化的“先驱国”。因此，考察日本汉方医的情况，对于从本质上探讨世界中医热和中医国际化问题，具有典型意义。
侯氏评述：日本汉方医具有“快速发展的势头”。例如，1976年以前的20多年间，日本西医师中学习、应用或研究汉方医学的人数徘徊于10-20%之间。自汉方药可以在健康保险中报销以后，这个百分比就开始增加；1976-1982年仅6年间就猛增到42%，而1986年的抽样调查表明，这个数字又上升到65%左右。
何按：日本汉方医这种“快速发展的势头”确实惊人。但它并不表明日本改而从（兼)事中医的西医师们的中医药学术水平有相应的迅速提高。
侯氏明确指出：现代汉方医药学家、包括一部分针灸医师，都是正式西医药师。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无论主观愿望如何，往往难于完全摆脱西医药学的立场、方法和观点。
侯氏全面译介了日本“充分利用最新科学技术”即采取西方科、医学方法研究中医的情况：
生产汉方药制剂的药厂，其生产设备和技术，都是现代第一流的。一些大药厂都建有自己的现代化生产技术研究所和药理研究所，并采取全流程电脑控制技术和不断更新关键工序的技术、设备等措施，基本上保证了汉方药制剂的质量和药效的稳定性，成品深受患者好评。在科研中利用最新科学技术的实例，更是不胜枚举。例如，在针灸领域里，利用正电子CT这一最新技术，从动态图象学上研究针刺效应的机制。又如间中喜雄等利用磁、声、电、光等物理因素，探讨了阴阳、五行、经络的实在性并取得了临床应用方面的肯定性效果。在中药领域中，利用组织培养法繁殖良种生药的研究已进入实用阶段；1986年已将人工植株移栽到较大面积的农田中。在中药质量管理方面，电脑控制的高压液相色谱与多频道光电仪联动的三维空间图象分析技术，可获得精密度、准确度极高的分析结果。在临床和基础研究中，利用最尖端的生理、生化、免疫及实验动物学等一系列先进方法和技术，取得了大量成果。如，阐明柴胡桂枝汤对癫痫等痉挛性疾病有效的机理；阐明多种生药及方剂的免疫调整作用；利用人白细胞表面抗原检测技术，探讨‘证’与遗传体质因素的关系等。大多数研究中用的实验动物按国际标准，使用在严格的科学管理条件下繁殖的近交系、裸鼠、自然发病动物以至SPF系列无菌动物等。
何按：上述种种的确是十分令人眼花缭乱的。它充分显示了一个工业发达国家的优势。在这一优势面前，中国的“中西结合”和“中医现代化”相形见绌而望尘莫及。但只要我们保持清醒头脑，定睛一看，便不难发现，日本在研究中医学问题上“南辕北辙”，适得其反。一切举措均被纳入西医思维定式之中，背离其祖先学习中医学的优良传统愈来愈远。其中不少是不中不西、不明不白；不少是画蛇添足、自作聪明；还有不少是西冠东戴、移花接木。从中医药学和现代科医学概念迥异和哲学方法论根本对立的角度上说，这种西式研究愈是卖力，离开中医学本质就愈是遥远。那些号称“最先进的方法”和“最尖端的技术”，照搬到中医学领域中来无异于“对牛弹琴”，且无补于事，那些“精密度、准确度极高的分析”，对于“模糊性”极大的中医药学术，更是风马牛不相及。所谓“大量成果”，在真正的中医内行看来，几乎全是徒劳无功、有害无益！
显然，之所以采用精密数学和仪器来研究中医学，是因为研究者还不懂得“模糊性”是自然界的本来面目，更不懂得“模糊性”是中医学的固有特征。侯氏断言日本同道“难于完全摆脱西医药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应该是最重要的注脚。
日本汉方界个别同道恃此之强，扬言三、五年内在中医方面“超过”中国，十年以后向中国“输出”中医。这种无稽之谈居然在国内一度引起惊慌，实在可悲可叹！可喜《上海中医药杂志》于1986年两期刊登笔谈，尽管认识参差不齐，总算平息了这场虚惊。
夏翔罗列了日本近期无法超过中国的四个依据：
其一，日本所掌握的中医学术，大部分是唐代传去的以张仲景学说为主体的中医学，以后我国中医药方面的成就传去很少。因此他们要掌握全面的中医学，就要进一步开展学习，三、五年时间是不够的，没有学好，就谈不上赶超；其二，在日本只有少数西医学者在研究中医、中药、针灸，这就影响了他们的汉医事业的发展。在日本，中药销量是药品总销量的百分之一点五，大约有150万至200万人接受中药治疗；在我国中药销售量占药品销量的百分之五十，大约有五亿人接受中药治疗。我国临床应用的中药有几千种，而日本所常用中药仅几百种。两者在临床基础上的差异，说明了我国发展中医中药事业的优势。其三，中医的学术精华是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而日本现代汉医对中医基础理论的研究是不够的，这就必然会影响日本汉医的发展。其四，整个中医学贯穿着中华民族古代的文化、风俗、哲理，绝非某一外国所能轻易掌握和超过的。
以西医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医，并想以此超过中国，这是不可能的。颜德馨说得更直截了当：“重视过去的经验教训，不能以西医的观点来认识中医，研究中医一定要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这正是日本人不能望我项背的特有优势。”
茹十眉则直接挑明了日本的两大弱点：一是先天不足。自维新后，汉医汉药曾走下坡路；药源不足，不能大量使用；二是后天失调。近年对中医药的研究已不如东洞、丹波父子那样深入细致，大多趋向用仲景方而不重其法；学术团体大多自费，经济力量不充裕；汉方处方权还只限于有资格的西医。由于这些弱点，三、五年后只怕日本也走上我们曾走过的“废医存药”的岔路。
笔会之外的侯召棠一句话作了总结：“一度流传汉方医学有可能在十年左右，甚至3-5年内赶超中医学的说法，可以认为是缺乏实际根据的，绝大多数的汉方医学家没有也不会这样估计，或如此谈论的。”
实际上，尽管日本在引进中医学方面较其他国家得天独厚而独占鳌头，但仍很难夸口说已经把中医学真正学到手。日本汉方界自己也意识到，独特的中医学理论体系在日本至今仍存在着“难以接受”的情况。
桑木崇秀撰文说：形成中医学体系思想方法是中国人产生的，并非日本人所固有的。所以日本人学习中医学乃出于借用的思想（这和恽铁樵的尖锐批评相吻合——何加)。……中医学中主观性、观念性的理论较多，故其他民族未必能全盘接受。正因为如此，日本人采取了利用中医学的成果而不管其理论如何的立场。
何按：日本同道对中医学采取的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实在是舍本求末。它严重阻碍着日本汉方医学界学习、研究中医学的进程；它是导致日本当前在中医研究上“南辕北辙”的思想根源。桑木是坦诚的，但他并未意识到用不求甚解的态度对待中医是极其肤浅甚至是有害的。他庆幸“日本汉方医均为学过西医的医师。”他哪里会想到，如果这些“学过西医”的汉方医若不抛弃先入之见，那将成为其学习中医的致命弱点和最大障碍。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中医学概念在日本被曲解；中医许多仙方良药因失去中医理论指导在日本出现了严重的普遍的毒副作用因而受到官方禁用。据增田丰等对汉方制剂的应用和副作用报告，早在1979年“汉方和保险”的调查中，对被调查进行的询问，竟有50%的人回答有过汉药副反应的经历。1977-1982年《日本医药品副作用文献抄录集》报告：有副作用的是，葛根汤、十味败毒汤、八味地黄丸、大小柴胡汤、柴胡桂枝汤、柴胡加龙牡汤、半夏泻心汤、半夏厚朴汤、五苓散等36种。另外还有苍耳子中毒致死；乌头中毒致死等等。
中药副反应在中国尤其在新手临床上不是没有。但象上列这样极普通极稳妥的方剂也出现这样极普遍的副反应，就不免人令人感到寒心。
从维护传统的角度上，“老师”完全有理由批评“学生”说，中医在日本已经走样变形。但是我们不能光批评人家，我们还应检查一下自己示范得怎样。更令人痛心的是，中医学传统理论即使在她的发祥地，也已经被糟蹋得不成体统。也许我们自己也得从头学起呢。
然而我们没有理由悲观丧气，更不能因此而偃旗息鼓。
侯氏告诉我们：在日本，“近年来从理论上向中医学理论体系靠拢的趋势也在增长。”这和现代西方科学的“东方回归”相一致。只有它才代表了世界中医热的正确方向。
侯氏列举：许多汉方医学家如：升水达郎认为，汉方医学单靠《伤寒论》、《金匮要略》是不够的（其实还远远没有靠上呢——何加)，必须有选用方剂的明确理论；只追求治疗疾病这一实践方面，忽视表里、虚实、寒热、燥湿、十二经络等理论是危险的。池田正庵也坚信《神农本草经》、《素问》、《灵枢》与《伤寒论》、《金匮要略》都在一脉相承的思想指导下产生，不能将之硬行分割。难波恒雄关于在医学院校中设置讲座的建议，所要求的也是“正规中国医学讲座”，而非汉方医学讲座。最近千濑千秋更加明确地指出，当前汉方医学界存在着中医学流行热，他自己在临床医疗中也经常参考中医学著作，进行辨证施治（一个外国学者能施行此法，即使不成熟，也应当列为一大突破——何加)；这种做法目前虽尚难定论，但对于缺乏理论体系的汉方医学界来说，却有不得不如此之感（凡事开头难，人们的认识总有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转变过程。只有实现了这一转变，日本汉方界才能在中医药领域中从必然王国过渡到自由王国——何加)。
本书多次援引的泽泻久敬先生，是日本杰出的中医理论家、思想家和雄辩家。我们已经知道，汉方医处在西医学重重包围甚至内外夹击之中，其本身绝大多数成员由系统学过西医的正式西医师担任，对于中医基本理论可谓多数尚未入门，中医临床思维方式基本上还未具备，对中医概念和理论体系尤其哲学方法论处于一知半解甚至全然无知状态，中医专业思想远不如中国中医牢固，临床实际疗效自然也要差得多。他们中大多数由于没法（或不愿意)摆脱西医方法论的束缚，对于中医药学时时处于怀疑、曲解和否定的困惑之中。汉方医学为要生存发展，必须进行顽强斗争以自卫。它不但要应付由于缺乏系统理论指导所导致的临床乏效乃至失误的尴尬局面，还要回答来自近现代科、医学的种种责难与攻击。因此，说日本汉方医处在比中国中医更为窘迫的环境之中毫不过分。泽泻久敬先生所撰《汉方医学管见》一文，即是一篇在逆境中应运而生、从理论上维护中医科学性与纯洁性的杰出的战斗檄文，甚至可以称作“汉方医学独立宣言” 。其对中医临床观察的细致入微和深思熟虑所达到的理论高度及其作用和影响，已经远远超出汉方医和日本国界。泽泻及其雄文不但为洋中医理论家之皎皎者，亦为中国国内中医界之鲜见。从他以及上述一系列汉方医学家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医药学在日本扎根立足并进而走向世界的智慧之星和希望之光。
我们还可从日本极富影响的《中医临床》杂志全文译载明坚《医林掇英》以及该刊主编川岛繁男先生的一封来信，看出日本汉方界对于中医学的学习引进由马虎肤浅而转向认真深入的动向。从事中医药工作近三十年的川岛先生，对《医林辍英》中“钟老医生的立方处药”尤感兴趣。其谦逊好学之心溢于言表。他在给《上海中医药杂志》的信中写道：“我们读了你刊今年第一期上岳美中老师写的关于分型论治局限性的文章，受益不浅。”表明川岛对岳老的批评有切肤之感，开始在中医辨证论治理论上加以注意。
当然，整个日本汉方界都象川岛这样开始重视和虚心学习中医传统理论与临床诊疗方法，也许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我们现在只能祈祷这个时间不是“短”一点而是尽量“长”为好。因为假定日本和世界其它国家求学正宗中医的浪潮来得太快，中国中医界可就要在世界上献丑了——自己也快把祖宗宝术丢得差不多了，拿什么去教人呢？要重新把中医学检起来，需要时间，需要下狠心、花大力气。然而无论中国中医界今天怎样不景气，现在和未来“中医国际化”讲坛的主讲人，一定是中国而不是日本或其他国家。
其他国家也存在和日本类似的情况。这些情况虽属“初露端倪”，但和日本的发展趋势一样，代表着世界中医热的本质和真正趋向，同样值得珍视。
一是外国朋友仰慕“真正的中医”。
报载成都中医学院为仰慕“真正的中医”的外国朋友举办了多期中医药短训班。显然之所以仰慕“真正的中医”，是因为有大量冒牌“中医”当道。这反映出国外对传统（正宗)中医的渴求和识别能力的提高。
二是崇羡中国的传统针灸。
这是针灸专家靳瑞教授访法的观感。1987年5月靳瑞应法国巴黎中医传习中心等组织联合邀请，赴法进行了为期10多天的访问和讲学，并进行了针灸操作示范表演。法国各地的中医师和针灸师闻讯赶来听课。讲习会现场安装了大型屏幕闭路电视，把中国专家的操作过程，哪怕是极细微的动作和手法都展示无遗。
靳氏发现，由于近年来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有不少移民涌入西欧，其中有些人为了谋生，也操起了针灸行当，他们甚至标榜自己才是“正宗”的传统针灸，迷惑了一些不明真象的人，给中国传统针灸带来了不良影响。
靳氏呼吁对此不能掉以轻心。中国中医界应该由此感到向世界传播正宗中医及针灸的责任。
此外，还有外国学者直截了当地提出：“我们期望针灸的好处和实践将继续发展壮大，并以中医学的传统的精神实质进行研究。”
三是作为“中医热”的陪衬，也有不冷不热、稳妥发展的。
例如，在马来西亚，传统中医学和现代西医并存已有很长的历史。1967年吉隆坡的“同心”（译音)医院已有既用西医、又用中医治疗的大夫，病人可以接受两种形式的治疗。然而，中、西医虽然在同一医院之内，却没有结合，而是分成两个部分的。马来西亚的华裔人主要去找中医大夫治病，马来西来的其它人种也找中医看病，特别是慢性病。GWee氏观察到一个急性病房中至少90%的住院病人曾接受中医治疗；或一边接受西医治疗，同时又接受中医治疗。传统中医在马来西来一天天地壮大。
何按：没有搞什么“中西结合”，传统中医在马来西亚不但没有消亡，反而“一天天地壮大”。这在国内某些鼓吹“中西结合”的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按他们的想法，马来西来的中医早该垮掉了。其实不然。依笔者陋见，传统中医在马来西亚与西医“相反互补、和平共处、稳步发展”这种结构模式对于目前条件下中国中医界制定立足国内、走向世界的切实可行的战略目标有极其重要参考价值。相比之下，中国由于推行“中西结合”，力量本来十分雄厚的中医界反而日渐“萎缩”。教训不是很明显吗？
综上所述，世界现状表明，传统中医学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面临的形势都是大好的，但存在的危机亦不可轻视。由于中医学术本身博大精深、难学难精，绝难速成。洋人欲直接学习中医理论，横亘着道道难关。中医学基本原理的世界性普及，远非一朝一夕的功夫。而没有对于中医理论的精深理解和准确无误的临床运用，世界中医热是不可能持久的。否极泰来，热后必冷。中医国际化的宏伟目标，可谓任重道远。
2、背景和根源
由前可知，关于世界中医热，掌握情况最全面、最具体、最直接的，国内首推侯召棠。进一步从背景和根源上进行分析而最具发言权的，自然非他莫属。
侯氏在全面占有资料的基础上，提出了两大基础论。这“两大基础论”可谓把住了世界中医热的大脉。
侯氏指出：“从世界性中医热产生和发展的原因来看，就更加鼓舞人心。它表明世界性中医热并非一时流行，而将持久发展，并非偶然现象，而具有深刻的历史必然性。
近几十年来，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逐渐改变了对中、西两种医学的陈旧看法。……人们在实践中逐渐体会到西医并非完美无缺。例如，随着疾病谱的改变（其实疾病谱改变与否都一样——何加)，在防治一系列新的（老的亦然——何加)难治疾病上力不从心；许多合成药有副作用；一些基本理论和方法学有局限性，容易发生极端化倾向等。为了弥补这些不足，人们开始寻找其它有效、安全的医疗手段；通过实践和对比，逐步发现了中医学的长处，加深了对中医学内在优点的认识。这就是世界性中医热的产生和日益发展的最牢固基础。
世界性中医热的发生发展，又与世界科学领域中出现的新思潮密不可分。相对论、测不准原理等的出现，使科学家们逐渐认识到，作为一切（宜改为“近现代西方”——何加)科学基本思维方式的还原论世界观具有局限性，从而提出了一种新的科学思维方式——整体论。这种思潮正在推动着整个科学的革命性发展。引人注目的是，古老的中医学之基本思维方式——整体动态平衡观，它的理论和方法，都与上述新思潮有着明显的平行性（严格说，是“先行性”，不是“平行性”，更不是“隶属性”——何加)，也充分体现着整体论、全息观、相互联系的基本思想（全息观问题本书持保留意见已述于前——何加)，与医学及整个科学的发展方向一致（历史不容颠倒。应是新思潮与中医理论相一致，而不是后者趋附前者——何加)。所以，全世界各科学领域中许多新思潮先驱者，越来越关心和研究中医学，他们相信这里蕴含着有助于医学革命的内容（他们还远未想到中医学及其方法代表了生命科学发展的正确方向，但能认识到上面这点就已经是难能可贵了——何加)。这正是世界性中医热产生和发展的另一个更为深刻的基础。
何按：侯谓“随着疾病谱的改变，在防治一系列新的难治疾病上力不从心”。实际情况是，在防治一系列老的难治疾病乃至不少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上同样力不从心或效果欠佳，这与所谓“疾病谱的改变”并无直接关系。如果同意侯氏说法，就会形成一个时间界限，似乎疾病谱“改变”前后截然不同。这显然与实际不符。满晰博就曾指出：“医学界有一种舆论，即医学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虽然进展显著，但仍有很大一部分普通疾病没有安全可靠的治疗方法。……而超越西医方法论的传统医学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侯氏又将“还原论世界观”认定为“一切科学基本思维方式”。这一提法显然不妥。还原——分析的哲学方法，不过是近现代西方科学的基本思维方式，不是东方文化和中医学的基本思维方式。“古老”的中医学自古至今不曾中断。那“一切”一词，若包含中医学在内，则否定了中医独特方法；若不包含，则又否定了中医学的客观存在，与历史事实相悖。
侯谓：“全世界各科学领域中许多新思潮先驱者，越来越关心和研究中医学”。这表明西方科学的巨匠们终于发现，西方日新月异的科学的“七十二变”，始终未能跳出东方“如来fo的掌心”。这里的“关心和研究中医学”，显然是在批判和扬弃西方科医学原有的还原论方法基础上产生的。其中的“关心”，是关心中医独特方法，而非中医学的西化，或西化了的“新中医”。其中的“研究”，应当理解为“学习、钻研和理解、鉴别、运用中医理论及其方法”，而绝对不能混同于“采用还原论的基本思维方式套解中医理论和概念”，甚至异想天开地径用还原方法取代中医方法。
侯文在此将整个自然科学领域哲学方法论的“革命性”（而非“补充性”“改良性”)转变，作为“世界性中医热产生和发展的另一个更为深刻的基础”，并与前一“基础”并列。而侯氏另文中又将它作为“世界中医热产生和发展的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笔者认为后一种提法更为合适。
侯氏“两大基础论”的不足之处是忽略了“整体论”的上升和“中医热”的产生是两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唯物辩证法和形而上学)长期论争的结果这一历史根源。在侯氏笔下，似乎这一切都是在当代，在“疾病谱改变”之后突然发生的。然而科（医)学的发展具有历史的连续性。
侯氏另文对“两大基础”论作了进一步的阐发。在那里，侯氏观点更为具体和明晰，但同时也清楚暴露了侯氏对于批判还原论持有某种保留态度，以及“恋恋不舍”的思想倾向。
侯氏写道：“新思潮的基本点可以概括为：从还原论到整体（系统)论。还原论是自牛顿狄卡尔以来的古典力学世界观，是现代自然科学的基础，也是当前各种科学的基本方法论（我们在第  章已经说明，在《内经》以前的时代，类似的方法论在中国科、医学领域是存在的，甚至有可能还是“基本”的。但自《内经》以降，它被中医学批判和扬弃了——何加)。还原论把复杂的事物还原为简单的部分，认为考察这些孤立的部分就可以把握复杂的事物本身；换言之，还原论把整体与部分的关系看作是：‘整体等于部分之和’。这曾是几百年来科学领域中一个不言自明的假定。今天的西医学基本思维方式，仍然是这种还原论的世界观。然而，进入本世纪后，随着海森伯（本书译名从刘亚光取作“海森堡”——何加)的测不准原理和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出现，物理学领域首先就不可避免地放弃了还原论的世界观（注意，是“放弃”而不是“兼容并包”——何加)；随后，在其它领域，特别是在生物学领域中，也陆续开始了对还原论的批判。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还原论曾极其富有成效；今后也仍将发挥其作用，因为为了理解整体，也需要理解部分（可见侯氏对于还原论方法仍恋恋不舍——何加)。但是仅仅理解部分，对于理解整体却是远不充分的；因为整体具有着孤立的部分所不具备的专有特征。这样，一种新的科学思维方式——整体论的世界观就逐渐形成了（作为人类认识自然的一种思维方式，整体论的世界观并不“新”，更不是在现代批判还原论之后才“逐渐形成”。就整个人类而言，它至少在二千年前即已形成——何加)；整体论将整体与部分的关系看做是：‘整体超过部分的总和以上’，认为只有从整体出发，探索‘组织’成整体的各个部分之相互关系（相互作用)，才能把握整体的专有特征。引人注目的是，古老的中医学之基本思维方式——整体动态平衡观，与这种最新的科学世界观具有着如此明显的平行性（在这一旧——新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历史的必然联系呢？能否这样断然分开呢？前面我们曾将“平行性”改为“先行性”，理由是中医施行整体观要早二千年以上——何加)；中医学的阴阳、五行学说所阐述的内容，也与这种‘超越还原论’的、对‘组织’成整体的各部分之间相互关系的认识，极为类似。
也许正因为如此，新思潮的一个特色就表现为‘向东方思想的接近’（本书采用“东方回归”一语——何加)。新思潮的知名先驱者，物理学家F.卡普勒，在其被译成十几国文字的巨作《物理学之道》中，深刻地阐述了现代物理学成果与东方传统宗教哲学（此语欠当——何加)的近似性，而风靡了世界。他认为：现代物理学所教导的思维方式——没有永远不灭的实体，观察者与客体不可分割，部分与整体不可分割；一切事物都在相互关系中出现，在统一起来的整体中发生等等（对于一般抱有先入之见的人们来说，这些观点要加以现成的、严格的“逻辑证明”也许是不可能的，但只要面对现实，却是近情著理人人可解的，不是什么“难于一概肯定”的——何加)——都同易经、华严经等古老的东方传统文化及其哲学思想极为接近。这样，随着人们对产生于西方的还原论进行批判的同时，很自然地就将注意力转向于东方。由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在中医学的理论和实践中有深刻而集中的反映并占有重要地位，因而随着新思潮的展开，对中医学的关心和研究就日益受到重视，这首先就对世界性中医热的发生和发展给予了重大影响。”
侯氏指出：在新思潮的发展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是美国斯担福大学脑神经学家K·普利布拉姆和量子力学世界权威、伦敦大学的D·波姆，于1979年在西班牙科尔德巴“科学与意识”学术讨论会上分别提出，后来被称为“全息图模式”的假说。其核心的论点是将整体与部分之不可分割的关系，用“整体缩影于部分之中，部分可以证示整体”来表现（其实类似的假说很早以前即已由希波克拉底提出)。
这种全息图模式的假说，更进一步地与中医学的思维方式相近似。例如，中医学通过脉诊或舌诊来察觉身体的气血异常、虚实寒热，正是这种全息观的具体表现（牵强附会？——何加)。事实上，在中医学的理论和实践中，到处可以见到这种全息观思维方式的表现（？——何加)；从四诊到经穴系统，从经络到气的概念，到中医的空间、时间医学，以至现代在针灸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耳诊医学、足反射疗法、指压疗法、头针、手针诊治（？——何加)等，都是这种全息观的反映（？——何加)。正如日本学者丸山敏秋所说：“对身体内部、精神与肉体、肉体与环境之有机的、整体的、全息图模式（？——何加)的认识，这就是具有几千年传统的中医学之真正价值”（？——何加)。
何按：丸山敏秋谓“中医学之真正价值”，在于她具备“全息图模式的认识”。此议欠妥。“全息图模式”尚属一种“假说”。尽管它由世界知名学者提出，影响不可谓不大，但仍待实践经验证实。中医学原理却不是“假说”，而是经过了数千年临床经验证实的科学理论。全息观也许可以将中医学引为强劲论据，中医学也许因此而具备证实全息观的“价值”。但其“真正价值”不在这里，而在于指导医学临床卓有实效。我们之所以要对此一而再、再而三地严加区分；在上面短短的引文中连加六个问号，乃基于如下考虑：假如全息图模式的假说不能完全被证实（这不是没有可能)，那么中医学也会蒙冤负屈地跟着大倒其霉。另外，笔者要指出侯氏将“耳诊医学”说成是“现代在针灸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显然缺乏根据。“耳穴”与针灸经络穴位并无关联，充其量只能说是在全息观指导下，受到中医针灸影响而产生的新事物。因此将它贸然纳入中医学体系实在是不够审慎。这样做不会抬高中医学的身价，只会扰乱中医学体系。不难分辨，耳廓内那个倒卧的完美的胎儿图象和中医学的经络图是不相同的。中医经络学说奠基于经验积累，不是凭借想象。中医依据经络可以上病下取，下病上取；或左病右取，右病左取。这里仅仅存在整体联系观，不是全息观。耳胎图式的全息观却是局部包含整体，甚至局部等于整体——有人以植物的非生殖细胞可以培育出新的植株的个别现象作为证据。这种事例无疑是全息律的最佳例证。但这样的植株是否具有繁殖能力？是否具有普适性？是否可以照搬到人体上？而且这个问题还牵涉到生物的生殖细胞与非生殖细胞之间是否存在质的区别？显然这一系列问题都有待提出足够的证据，方能确证其“真理性”。然而无论其能否由“假说”变成“科学理论”，中医学都不应该贪他人之功为己功；这样也就不必担心会受到不应有的株连。
全息观也许可以包容整体观、联系观，但中医学的整体观和联系观、动变观却并不含有全息观。二者不能混同。在中医学这里，整体与局部固然不可分割，但这并不意味着二者可以等同代换。例如心、肝、脾、肺、肾联为一体，不可分割，但互相不能包容，更不能取代。
侯氏进而指出：新思潮在医学领域中的典型发展，就是由美国开始，正向世界范围扩展中的“整体医学”运动。它是在批判以还原论为基础的西医学过程中兴起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西医界的自省性批判——何加)；它认为还原论虽使西医学获得惊人发展，但它的理论导致割裂精神与肉体，把人体只看成是分析的、简单相加的机械观（在这里“还原论”和“机械观”又被非常自然地联系在一起，就象昔日苏联一样——何加)；在实践上又容易陷入只重视“病”而忽视“病人”的思想，因而具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研究死体却企图把握活的生态学等片面性。所以，这种抓住部分丢掉整体的医疗手段，决不是万能的；相反，却可能给社会带来药害和医源性疾病等人为的危害（截至侯文刊发前若干年止，医、药源性疾病早就不是什么“可能”，而是严酷的“现实”——何加)。
在整体医学运动中，以中医学为首的各种“非正统医疗手段（顺势疗法、整骨术、手技疗法、自然疗法、意志疗法等)，就受到了重视和应用。在西医学界内部出现了对它本身的“过”和“不足”加以批判而向整体医学接近的动向。
在上述各种动向的发展中形成的一些新概念，在很大程度上也日益接近于中医学的基本观点。例如，旧的概念认为健康是指没有疾病；而新的概念则认为健康不仅是没有病，而是一切部分之间相互谐调关系的表现。又如，旧概念认为疾病与健康是互相独立而对立的矛盾关系，新概念则认为两者并非如此，而是一种互相移动变化的关系。凡此种种，也都使得中医学受到越来越多地人所理解和接受。
何按：由上可见，身处中西医结合时代而又最先接触新知的侯召棠及其雄文鲜明地打上了双重烙印，他在有些保留的前提下向我们全面介绍了世界中医热的情况并作了深刻而明晰的分析。惜其囿于“中西结合”的先入为主以及无法完全摆脱还原论的束缚，陷入“调和论”中不能自拔，因而未能旗帜鲜明地为中医学提出可取的战略对策。
关于世界中医热的原因，孟庆云氏从科学的角度提出“六因说”，提法大体与侯氏相仿，但更趋鲜明化。孟氏指出：中医学……是传统医学中唯一没有发生断裂的、保留最完整的学问，势所必然地成为当代西医学探寻理论思路的对象；西药药毒、药瘾等医源性疾病和其他副作用已成为令人生畏的社会问题（“社会”一语之前还应加上“西方”的限定语。在中国，相当多的人对此尚处于“麻木不仁”状态——何按)；西医学模式正从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而这些恰好是中医学的特点。此外，孟氏还从经济发展、资源开发角度作出了分析。
刘亚光、施杞二人亦认为：中医中药在数千年的历史中形成了独特的理论体系和优异的诊疗技术，西方近几百年来不断学习、研究中医学的理论体系。目前已有一部分有识之士能客观地、科学地评价中医学思想体系的深远而正确的学术价值，这就是中医学在当今现代医学迅速发展的条件下不仅能够存在，而且受到世界广泛重视、对西方产生巨大吸引力的根本原因。
综合各家意见，可以把世界中医热的产生根源归结为一句话：
在现代西方自然科学实行哲学方法论的历史性大转变的背景之下，传统中医学遥遥领先而独具一格的理论体系及其优异的诊疗技术在人们心目中大放异彩！
世界中医热的产生的持续发展，显然还与世界卫生组织的远见卓识与积极推动有关，尽管其对中医学的认识尚歉深刻，尽管其在世界范围内促进传统医学发展的既定方针受到中国和日本现有模式的影响而表现为“南辕北辙“，但其弘扬传统医学而造福人类的伟大历史功绩仍是不可磨灭的。尤其令人欣慰的是，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注意到自身在对待传统医学尤其中医学问题上的不足，正从多年来的实践经验出发，依据各国汉学家理论研究的新成果，调整自己的战略方针。
Akerele O全面综述了世界卫生组织关心和促进传统医学发展的情况。  他写道：
“传统医学不是一个新概念，因为它的存在和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经过试验和失败的过程，人类在最早期就发现解除痛苦和疾病以及在生活中与自然保持协调一致的不同方法。
“传统医学是知识和实践（不论是否讲明道理)的总和。这些知识和实践应用于诊断预防和消除肉体上、精神上或社会上的不平衡，完全依赖于一代代的书面或口头方式传下来的实际经验和观察。
“为了促进和发展传统医学，1977年在世界卫生组织总部成立了一个工作组，其目的是：一、鼓励对传统医学现实的研究，以便改善卫生保健工作；二、根据现代科学来评价传统医学，以充分利用其有用的和有效的部分，去其糟粕；三、促进传统医学和西方医学中已被证明有价值的知识和技术的结合。
何按：世界卫生组织对传统医学的注意和重视是顺应人类回到大自然的历史潮流的，是符合医学界现实情况和发展趋势的，更是非常适时的。但其“目的”（实为“措施”)中的后两条，又反映出在对传统医学特别是中医学本质的认识上不够深刻。这主要是因为采纳了中国、日本以及世界某些其他国家研究传统医学的流行作法。反过来又极大地影响了世界范围内推进传统医学的实践活动，以致于形成南辕北辙、收效甚微、进展缓慢的局面，故有我们在本书第七篇中提到的“马勒博士的悲哀”。
“1977年召开的第30届世界卫生大会一致通过了“WHA30、49号”决议，特别敦促有关政府对利用他们的传统医学给予足够的重视，制定适合他们本国卫生系统的适当的规章制度。大多数发展中和发达国家在制定和实施国家卫生规划时都对利用替代的卫生保健资源表现极大兴趣。许多发展中国家不得不背离僵硬的常规发展途径，因为它们经常导致停滞不前。也是由于有效资源，包括卫生方面的人力的贪乏，才决定使用传统医生。同时，在许多发达国家中，人们越来越不愿意用化学合成药物，而愿意使用天然药物（在中国，却在“中西结合”的旗帜下竭力把“天然药物”转变成“化学合成药物”。这岂不是反潮流而动？——何按)，这也是大家重新关心民间医学，包括草药治疗的原因。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开始采取步骤，要把一些传统医学列入他们的医学课程。有些发展中（及发达国家)已经这样做了。
“世界卫生组织最好的任务仅限于促使各有关成员国，按世界卫生大会30、49号决议立法，使传统医学的应用合法化。为实现‘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HFA2000)的重大任务，把传统医学系统视为一种附加力量，也重新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兴趣。在医学和有关学科杂志里和各种宣传媒介中，关于这一课题的争论愈来愈多，兴趣越来越大。这也是世界卫生组织的计划产生影响的一个例证。目前，这项计划仍然对制定更精细的新的发展计划起着指导作用。
“世界卫生组织之所以开展传统医学工作是因为：一、认识到世界上面临大量的卫生问题提出的巨大挑战，这是单靠现有的医疗设施及其广泛应用的高深的医疗技术无法解决的。二、对政治上独立后的民族文化和传统的认识提高。
事实证明，世界卫生组织对传统医学的赞同，在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也导致了对传统医学重要性做了及时的重新估计。”
紧接着，文章极为深刻地指出：“另一方面，由于世界卫生组织首脑们受到近现代西方医学知识的局限，在具体对待传统医学的认识和态度上又采取了一些不正确的方式，这又给各国传统医学的自由发展带来了许多消极的不利的影响甚至障碍。令人欣喜的是，该组织正在面对现实，开始接受对于传统医学的科学研究成果，一步步在改变过去的陈腐偏见，不但从实用角度，而且也从学术理论上给传统医学以重新评价和再认识。”
何按：这不但是对世界卫生组织及其首脑的严厉批评，更是对中国卫生组织及其首脑、尤其中国中医界的首脑的严厉批评。
文章最后对传统医学的发展信心百倍地作出了科学观测：
“即使我们对于世界卫生组织的观点和动向不十分清楚，但重新蓬勃兴起的对传统医学的兴趣——即世界性中医热却是现实的。不无理由期望，世界卫生组织的工作将随着这种积极的发展而向前推进，并将为整个人类的利益，在促进有效而安全、新的和旧的工具的广泛研究和应用方面，变得更有效而战果辉煌。”
3、两条路线、两套方法、两种结局
中医学是仁慈而又注重实效的科学。人类对于中医学的渴求一旦发生便永远不会中止。然而世界中医热的温度不可能也不应该是“鸱张热”。如何不失时机地将中医热的热能诱导、转化为推动中医国际化的动力，这将首先取决于中国振兴、发展中医的路线和方向是否正确。
世界中医热从它产生的那一天起，就面临着两条路线、两套方法和两种结局的选择。
一是沿着李约瑟、满晰博等人（还不应忘记日本汉和医学前辈)已经踏勘出来的充满坎坷与荆棘的道路，抛开一切陈腐和流行的偏见，虚怀若谷，笃志学习，拜中国为师，拜中医为师，从呀呀学习汉语开始，进而潜心研究东方文化和中医药学的独特思想、观点和方法。这是一条艰难的道路，但却是抵达成功彼岸的唯一道路。它将帮助您进入西方前所未有的崭新（虽说“古老”)的科学天地。这样的外国学者一旦多起来，中医热就有了中坚力量和骨干，就有了取之不竭的能源，中医国际化就能早日获得成功。
对此，中国中医界无疑应当以百倍的热忱大力促成，提供一切必要和可能的帮助。
李约瑟曾经提及能承担起《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写作任务的学者必须具备的某些比较难得的综合条件。后三条是：
（4)他还必须亲身体验过中国人的生活，并有机会在中国各地旅行……；
（5)他必须懂得中文，如果不能顺利地阅读中文书籍，至少也应该能够查阅原作和必不可少的参照文献；
（6)他必须能够有幸地得到很多中国科学家和学者们的支持。
显而易见，这三条也是任何一个想成为中医学家或涉足中医学的外国学者所必须具备的。
二是沿着东西方不少自以为是的学者名流实际所建的道路——他们误以为掌握了西方现代自然科学知识和拥有精密仪器，就掌握了衡量一切的科学标准，就掌握了研究中医学的必备工具和手段，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取得中医学“实质”和“精华”，于是一头钻进现代化实验室和高精尖仪器堆里，对自己中意的掺杂了水分的只言片语（不伦不类)的资料，坚持采取西方科、医学惯用（但并不适用于中医学)的方法，进行分析实证。
诚然，这对于在某一领域、某一方面功成名就的西方既成学者说来，确实是“轻车熟路”，但却是一条远离既定目标的歧路。这里没有坎坷不平，也决无荆棘丛生；“资料”是自己不费吹灰之力就很容易看懂的；“方法”是自己适用自如、得心应手的，“工具”是足够精密高级尖端甚至是超一流的。可是所有这一切，只能一方面导致对中医学原理的全盘否定，另一方面导致研究者本身的一事无成。他们畏惧学中医之“难” ，学汉语之难，学古汉语之难；他们更舍不得放弃在生命科学中并不适用、并能导致生命窒息和思想僵化的还原分析和实证方法。因此他们没法攀上生命科学领域的“珠峰”之颠，只能掉进失败的深渊，陷身于东西方文化、中西医学术之间毫无希望填平的鸿沟，甚至成为中医国际化的绊脚石，延缓中医国际化的历史进程。
上述两种路线、两套方法、两种结局的尖锐对立，在中国中医界同样存在。国内与国外相互连通、相互呼应、相互影响。世界中医热和中医国际化运动，也许自始至终都要在这两条路线、两套方法、两种结局的难以调和的对立和斗争中向前挺进。它本质上反映了东西两大文化主体的对立和斗争。
现在看来，21世纪也许是东西方两支文化大军对峙，“狭路相逢，勇者胜”（傅景华语)！
二、中医国际化战略问题初探
1、各国政府和人民的迫切需要
世界中医热的产生和发展完全是自发与自觉的，非受任何强权操纵与控制，而是基于强烈的医疗市场需求。
当着某些“对中国的昨天不甚了了，对外国的今天又没有真正看透“（闻学良语)的中国同胞对科技化的西方医学崇拜得五体投地、对民族优秀瑰宝肆意糟践的时候，美国魏西曼（NARWiseman)先生的话也许是一剂清醒剂。他这样谈到西方人对现代西方医学之不满：
    西方人对西医学的不满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过于专科化、科技化；医疗的副作用；缺乏个人化的照顾。越来越多的西方人不满于高科技的现代医学，并开始寻找针灸疗法和其他辅助疗法。这一倾向出现于30年前。西医学的发展中，实际医疗效果的提升不显著，费用却日趋昂贵，且众多疗法使得西医变得更专科化和科技化，人伦因素正日益淡化，而西医用的化学合成药，副作用也日益显示出来。……调查已有显示：人们无法享受到充分的个人医疗保健。其实，科学技术给整个社会带来进步的同时，也造成了许多更严重的社会、生态以及生存问题，这些已促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伴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是很大的、潜在的破坏性。
从上段话上我们不难感知，美国魏西曼给我们上了极其重要的一课。他算是把西方科医学给“看透了” 。而不少中国人（含许多自以为聪明的专家学者)至今蒙在鼓里。
与西医大异其趣，卓著实效的中医药学在西方世界具有潜在巨大的市场需求。
崔、胡二位提供的情况集中反映了各国政府和人民对于中医国际化的迫切需要。
崔月犁说：“我在国外访问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要求我们派中医专家去讲学、治病、帮助他们研究疑难病证和开发植特药。”
胡熙明说：“国家中医管理局成立一年来，应邀派出的中医药团组已有140多个。尽管我国派出很多中医专家，但仍然不能满足国际上对中医药的需求。不少国家要求我国派出中医药人员与他们共同办医院，为当地培养中医药人才，有的提出要与我国共同编纂中医辞典，编写中医药教材，翻译中医书籍等等。”
国外提出的要求，有初级的，有高级的；有可行的，有条件受限尚不可行的。中国中医界应当分别轻重缓急，根据实际情况，尽可能予以满足。出国传经送宝，弘扬中医，这是一项神圣而伟大的事业，是对人类卫生保健事业的伟大贡献。有志者应当努力创造条件，竞相为之。
1、输出中医，不是输出“世界语”
桑木崇秀、侯召棠二人异口同声，提出要把中医学改变成“世界语”的主张。
桑木说：中医药学是全人类的财富，它走向世界是理所当然的。他认为，要使中医药学走向世界，需要用现代科学来研究，但不需要理论的重建，因为中医药学的理论体系是完整的。目前主要是如何用科学性语言来说明它。阐述其含义，使之具有国际间的共同语言，不亚于西洋医学的普遍准确性和逻辑严密性。因此中医理论体系必须标准化、规范化。
侯氏说：“要在坚持中医学特色的前提下，运用一切现代科学（包括西医学)手段，来实现中医学的现代化。这样，才可以与各国有共同语言，推动世界范围内中医学的普及和提高并向更高水平发展。
何按：桑木自相矛盾。“用现代科学来研究”，必然导致原有中医理论的被否定或重建。“用科学性语言来说明它，阐述其含义”，言外之意，中医语言及“非”科学性语言。这本身不是对中医概念与理论体系的否定又是什么呢？“中医理论体系必须标准化、规范化”，弦外之音，中医理论体系“不标准”、“不规范”。由“不标准”由“不规范”达到“不亚于西洋医学的逻辑严密性”，一切悉以“西洋医学”为标准，彻底改变中医学的本来面目，算不算“重建”？
侯氏表面上主张将“坚持中医学特色”作为“前提”，但实际上恰恰取消了这个前提。侯氏所谓“一切现代科学手段”如果包括近代沿用至今的还原分析方法，那显然是自己拆自己的台；如果是指现代三论等，那么中医学早数千年就已经开始使用了与之相似的方法，而且中医学中的“整体论”完全立足于医学临床、立足于生命活体，仅从医学角度言，比现代系统论要彻底得多、完善得多。在中医整体观上再加系统化，无异于画蛇添足。至于侯氏的“一切现代科学手段”中居然还“包括西医学”，这就有昧于中西医学的本质区别。请问西医学使用的是还原论方法呢？还是系统论方法？中国采用西医学手段改造中医搞了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究竟帮助多少西医学会了辨证论治，学会了按中医理论使用中药，从而变成了真正的中医呢？
桑侯二氏均主张把中医学变成一部“世界通用语”或“医学通用语”。其本质是中医概念术语西医化。试问，谁又能编造出这样一部“不亚于西洋医学的普遍准确性和逻辑严密性” ，西医能看懂、中医也能看懂、甚至非医亦能看懂的医学世界通用语来呢？试问这样的“世界通用语”能在“坚持中医特色的前提下“，指导人们按中医原有理论概念的含义辨证施治、处方用药吗？显然不能。
此议欠妥，诚不足取。
3、“再创造”而非“照搬”
相形之下，中医国际化比西医全球化要困难得多。既然事实证明西医全球化不能很好地解决人类卫生保健问题，那么中医国际化就成为绝对必要。
讲究神韵的中医学在其由中国这个孕育她的特定环境和文化背景中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和西医学完全不同，需要坚持因人、因时、因地、因病制宜的原则（特色)，即需要进行“再创造”而非“照搬” 。
泽泻久敬杰出地提到医学的地域性，和中医理论非常符合。《内经》就有“下知地理”的训条，提示医学应当重视地域性。泽泻氏在谈到“人体和外界环境不可分”（身土不二)的第二种意义时写道：人类具有人类生存地域的特殊性。人类不问洋之东西皆为人类。可是具体说来，西洋人具有西洋地域和风土的特殊性，东洋人亦具有其生存地域上的特殊性。从而，没有人类普通的解剖学和生理学，只有人类生活地域中的解剖学和生理学，或者更确切地来说，只有所有人类的大致上的共同的生理学和解剖学，还有由于地域不同而不同的人类的构造和机能。爱斯基摩人的身体有爱斯基摩人独自的构造和机能，而且上述人类的身体，不论是生理学还是解剖学都具有其具体的地域的特殊性。如果说医学是以治疗具体人的疾病作为目的，那么医学也应该有地域性。
毫无疑义，中医学就属于这种“有地域性”的医学，西医学则不属于“有地域性”的医学。后者根源于实验室、试管和尸体，因之它放之四海而皆可（但不一定放之四海而皆准)。中医学不同，东西南北中不可异位。东部的经验拿到西部就不一定完全适用；北方和南方在用药上也有差别。尽管掌握了治疗原则但若方药使用不当仍难获效。五运六气学说特别适用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因为她是从那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易地则须作出相应的调整和修改。
有人可能根据泽泻大论挑剔说，既然医学有地域性，那么中医学便只适合于中国，不能国际化。这是很自然的，合乎情理的。但这还只是事物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中医学所创造的方法却是没有地域性的，在生命研究领域是畅通无阻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医国际化，本质上即中医学方法在世界范围内的推广应用，而绝对不可理解为中医经验的照搬和中医方药的套用。从这个角度言，中医国际化仍然是绝对必要和可能的。
有人根据中医学“应该在世界范围内普遍有效”的良好主观推断和想象，即断定中医实践经验“普遍成立”，甚至“放之四海而皆准”，断言“中医药的客观实际作用，是具有世界性的。四诊八纲诊察分析病情，对中国人和外国人同样适用；辩证施治对不同人种也未产生本质差别；医到病除是没有国界限制的” 。这显然与中医学“因人、因时、因地制宜”的基本精神相悖；显然也还需要由世界范围的临床实践提供证据（这一世界性中医实践——包括辨证用药、用针目前还是非常缺乏的)。事关人命，事关中医药学信誉，不可主观武断、贸然行事。
当然，笔者在评论上述意见时，同样缺乏亲赴国外实践的经验，尚只能以国内的实践作为根据。但我们的观点中包含着一个普遍成立的哲理，即同一性是相对的，不同一性是绝对的，即使这一哲理还不能为人所接受，我们仍坚持认为谨慎和稳妥一些总比鲁莽从事为好。
在中医的世界性实践中，所有实践者都将面临一个重新进行“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的学习和探索过程。更何况“无论中医和西医都将永远存在着未能阐明机制必须处理的病人”呢（李惠治语)？
在这里，我们不应忘记欧阳奇的教导：
“前人凭借分析、综合、归纳、演绎各种思维方法，无论是对具体问题进行判断推理，或者是将具体经验上升为一般规律性的认识而形成理论，都要看它客观上的实际效应。类比法虽然可以触类旁通，启发思路，但类比的结论是带有或然性的，也要经过实践检验肯定其必然性。因之，中医古籍文献中有大量的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理论，也有不少属于推理性结论。不但推理性结论要进一步经过实践检验来予以肯定和否定，就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理论，具体运用于临床，也有一个再实践、再认识的问题。理论思维只是临床实践中的推理方法，而不能具体代替实践反复。只有运用正确的理论思维，经过一次实践，才有可能获得一次提高。”
总之，中医学是极富理论思维和创造性的科学，又是特别强调实践第一、注重临床实践的科学。在中医学里，远不象西医学那样，可以把在实验室和试管中弄得一清二楚的“科学原理”移行到临床上去，甚至千篇一律地照搬到全世界去。作为一名中医，无疑应当牢记，歧黄祖先留传给我们的仅是一套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古人留下的宝贵经验，主要的意义限于帮助我们深刻理解和掌握这个方法。可以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视为能够一成不变地机械照搬（对号入座)的“教条”。中医学原理能否以及怎样与世界各国的患病（诊疗)实际相结合，这个结论还要靠我们亲手去做。
4、战略目标和行动步骤
从整体特征上说，当前的世界中医热，无论是在中医理论或是临床诊疗方面，都还处于极其粗浅甚至朦胧阶段。中医药学远没有真正成为全世界人民的财富。其应用范围还相当狭窄，其理论方法还远没有被多数人真正理解。确定中医战略目标，不能脱离这个客观现实。根据国外情况和要求，结合中国的具体条件，本书提出如下方案，供讨论参考。
中医国际化方案初步设想：
一、考察国外医院临床实际诊疗情况；
二、探索中医针药临床诊疗实效；
三、结合国外临庆经验，推广中医药教育；
四、结合国外临床经验，普及中医药理论。
现在讨论方案的主要内容和实施问题。
中医国际化只有把中医派到国外去实践才能起步，蹲在家里空喊是无济于事的。
其步骤虽列为四条，但只表示有所侧重，而不能截然分开。
为了考察、摸索国外诊疗经验，显示中医传统针药实效，可以采取马来西亚那样的办医模式，接受部分国家政府要求，派出中医药人员在国外西医大医院设置“中医科”，直接收治病员，或在西医各病室见缝插针，配合或单独（停用西药)诊疗，力争站稳脚跟。在摸索阶段，这一方式业经实践证明，最为稳妥。所派中医药人员，必须是专才，不必要求“全才”。只要有志于中医国际化，并具有扎实的中医药基础理论和基本功，有实际工作能力，最好还有一定理论研究和写作能力，精力充沛即可。由于暂不牵涉中医理论交流，所以不存在高深的翻译问题，因此没有必要强调外语水平，能掌握日常对话、独立进行医疗问诊即可，万一不行另配备翻译，以协助诊疗和处理日常联络事务。派出人员宜组成小组，内含中医师、中药师、针灸按摩师，亦须配备专兼职管理人员和专题研究人员。派出人员的外语水平，可先行在国内行初级培训，然后在国外实际工作中去提高——白求恩是一位杰出的援华医学工作者，但他的汉语说得并不怎么好。到了中国，他还在努力向中国百姓学汉语。派出人员在国外工作期限，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定为三年、五年、十年或终身。派出人员由专门机构进行管理。
在掌握情况的基础上，可以考虑全面输出传统中医诊疗服务，在国外合（自)办中医医院，进而协办中医学院或进行讲座。
推广中医药教育，第一步宜招收华侨子弟为主。如此可越汉语关，容易见成效。
经过若干年的努力，在输出中医药诊疗技术和实效、输出中医药初等教育的基础上，积累经验，才可以谈到中医药概念术语和理论的外语翻译问题，才可以谈到中医药理论在国际上普及和提高的问题——这时所谓的“提高”不是提到西医的所谓“高度”，而是在本身基础上的提高。只有到了那时，才会产生一定量的既准确理解中医理论又真正掌握了中医诊疗技术的“洋中医”；而翻译问题若没有在中医临床和理论两方面具备相当造诣的洋中医参加恐怕是难以成功的。
本书根据不少学者的提议，同时设想了另一种方案，一并提供对照参考。
中医国际化方案之二：
实行国际化大协作，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手段和仪器（自己造不出就大量进口)，以西医、中医为主体（我自己也弄不清究竟谁为主体)，融合中、西医药学和所有传统医药学理论（这样大家都没有话说，都能够接受，都一看就懂，不学就会)，共同创立世界统一的新医药学体系，该体系包括还原论和系统论两者（至于中医独特方法论必须先行改换成“系统论”)，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充分体现“辩证综合研究方向”。该体系大约需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现在谁也说不清结果会怎样，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但宜从现在做起，最好是能一次成型，然后统一交付各国医务工作者使用。于是医学界实现“世界大同”，自此“无分中西”。
在这个世界大协作中，中国担负的任务是：先在国内运用西方自然科学提供的方法论武器，包括还原论、系统化——人无观，将中医学加以“现代化”、“转变”、“换装”，变得和西医一样或不亚于西医学。这一切都必须以“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为前提。然后将化好的所谓“现代中医学”交付国内外西医使用，务必使他们一看就会，不学就懂。
先在国内将中药逐一提取“有效成分”，进而实现人工合成，在实验室内建立“中药药理学”，不亚于“西药药理学”水平，并“保持”中药天然植物“特色”。进一步制成针剂等新型制剂，再行出口，交付国外西医权当中药，并遵循“现代中医学”新理论使用。
如此，中医国际化连同中医现代化、中医科学化、创立世界新医药学体系一气呵成。
如此，那些令人头疼的中医经典和原著即可就地封存或付之一炬。
如此，中医临床生涯将改由现代化仪器陪伴，并有可能为电脑所取代。届时中医师将可以提前“退休”，古老中医学将提前退出医学舞台而不致“殉古”，不致“最终走向历史坟墓”。
如此，传统中医学也就在中医国际化的进程中飘飘然如入仙境……。
关于“方案之二”的深入阐发和付诸实施，由于学识水平受限，本书作者只好“让贤” 。
5、汉语国际化是前提
靠中国输出中医诊疗服务是极其有限的，尤其是在当前中国连自己也还自顾不暇的情况下。它只能起到一个宣传和示范的作用。中医国际化，最终需要吸引和动员各国人民自己起来学习、引进中医药学术，并探索与本国的临床实际相结合的路子。
洋人学中医，首先遇到的拦路虎是汉语难学问题。然而，谁想真正把中医学到手，谁就得首先把汉语学到手。如果谁想在中医学上有较深的造诣，那他还得把古汉语学到手。这就正像中国科学家为了学习和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必须下苦功夫学习英语和其它各国语言一样。这里，仅仅是出于科学事业的需要，绝对不存在英语比汉语高一等的问题。
汉语并非比英语矮一头，不值得学。英国温彻斯特主教和语言学家、基督《圣经》正式版本的订正者兰斯洛特.安德鲁斯称汉语为“出类拔萃的东方语言”。李约瑟对此深表赞同。
在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科技史研究方面取得了惊人成就的李约瑟博士，对于学习汉语及其重要性深有体会。他写道：“中国所使用的是一种与拼音文字截然不同的象形文字。这种文字作为最古老的现行语言的记载工具而被历代沿用不绝。使用这种文字的人数之多及历史之悠久，曾得到人们的高度赞赏。但是，正是这种难懂的汉字成了人们了解中国时的一道几乎无法逾越的鸿沟。大多数汉学家都必然具有文学爱好和文字方面的修养，因而在世界的进步迫使中国科学技术工作者学会外国语言的时候，欧洲或者其他西方国家的自然科学家却恰恰相反，他们当中懂得一点中国语言的人实在是寥寥无几。”
李约瑟指出：“这是一种奇怪的历史倒退，它使欧洲的自然科学家把学习东方语言看作是一件极为反常的、有点奇怪的事情，有时甚至被看作是该受到指责的事情。但是，从前并不都是这样的……。当然，在他们那个时代，东方研究（指研究阿拉伯——何注)是探索当时最先进的科学的唯一途径……，今天，我们所以要设法穿过这一幅由语言构成的帷幕，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整理文明史……。至于谈到中国的情况，只有绝无仅有的几个懂得中国语言的人具备足够的科学造诣，能对中国人的贡献作出评价。在十八世纪，宋君荣神父曾终身居住在中国，研究中国的天文学和中国天文学史。到了十九世纪，研究中国的科学的还有传教士兼数学家伟烈亚力（原注：他的传记作者高第告诉我们，他原来是学做细木工的——这是当汉学家的绝佳的开端。他在旧书店找到一本泼雷麻尔所著的《中国文字的学习途径》，从中得到了鼓励。这和对中国植物学研究很深的迈克尔.哈格蒂一样；哈格蒂开始时是一个装订工人)，航海家利奥波德.德索热尔；……研究中国医学的有胡勃特，可是他们的工作仅仅是一个开端；在中国科学的广阔领域中，还有许多东西甚至连中国学者本身也从来没有涉猎过。”
何按：若论中国科学落后和思想愚昧，即根源于此，亦莫甚于此！
如果要对中国传统医学有很深造诣而成为内行，是否必须和世界史上的这些先贤们一样呢？、这里显然是不分身份贵贱、职（学)位高低的。“细料木匠”也好，“装订工人”也好，只要你肯虚心刻苦地学习，你总会成功；反之，无论你是多么高贵的达官贵人，还是天资聪明的别一方面的专家学者，也不管你拥有何等高级精密的现代科学仪器，你若不肯老老实实下苦功夫学习中国语言，你就甭想挨中医科/医学的边！
西德满晰博是又一位数十年如一日学习中国的典范。他即从学习汉文开始，进而学习中医。他在东西方相互实行封锁的不利条件下，坚持在靠近中国大陆的地区和国家寻师学艺，并因此获得了重大成就。他在中医理论方面，尤其是中医方法论上的精深造诣，达到了国内中医理论界第一流学者的水平，进入世界超一流学者的行列。这是何等难能可贵！
今天，隔绝东西方的政治“人墙”已经坍塌，学习汉语和学习中医的条件已经显著改善。对于所有平等待我的外国友人学习汉文和学习中医的愿望和要求，中国政府和中医界肯定会给予支持和帮助——这里的根据就是：中医国际化乃是全人类共同的事业；中国中医界将推进中医国际化视为自己不容推卸的国际义务。
6、翻译问题至关重要
总体上说，在中医学原理尚未取得国外学者确切了解的情况下来谈论其翻译问题，为时过早。当然，离了正确的翻译，国外又无法确切了解中医理论。但必须是“正确”的翻译；错误的、不当的翻译只能导致完全相反的结果。然而翻译不是理解事物和交流思想的唯一途径；还有一个可以作为翻译起点和基础的更重要的方法和途径，这就是语言不通的双方共同观察理解同一现象、同一事物、同一过程，以便取得可以作为翻译基础的相通思想和对应语言材料。
这里讨论翻译问题并强调其重要性，不是想着手解决中医学行话术语的译外问题，而仅仅是想引起人们对于现存的中医译外中的不正确翻译的关注和重视，至多也只是想为未来的正确翻译奠定基础、排除障碍。说心里话，笔者并非不想对中医译外有所贡献，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虽然学习了俄语，也学了英语，由于专业的原因，还远没有达到能进行中医行话术语翻译的程度，于是不得不让贤。
首先关注中医翻译并揭开了现存问题真象的是傅景华。他把该问题的重要性提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视为导致中医学理论易辙与信念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是很有见地的。
傅氏写道：二十世纪初罗素和维特根斯坦提出逻辑原子论，其后维也纳学派的发展，形成了研究语言意义的全盛时期。……而值得借鉴的是，这一被称为“分析哲学”的最重要的观点认为：全部哲学问题可以通过分析表述问题所用的语言，通过弄清概念和确定问题的真正涵义而得到解决。令人遗憾的是，中国人在翻译西医学著作时，却借用了大量的中医学概念和术语，而这些概念和术语的真正涵义与翻译的西医学概念完全不同。然后，人们又运用已经变成西医学概念的词汇来解释和套用中医学，并以之来进行中医教学和科研，甚至再用西医学的外语词汇把所谓的“中医学”介绍外国人，而这一历史性的学术混乱正在无法抗拒地迅猛扩展。
傅氏还另文详细考察了中医译外中概念混淆而导致理论易辙的严重情况：
“化学元素的汉字名称是清代化学家徐寿创造的。他采取音译为主、意译为辅的方法，基本解决了拉丁文名称的汉译问题。直至今日，他的译名绝大部分还在使用。然而，清代西医学家及其他翻译工作者，在翻译西医学基本概念时，既未采取音译，也很少采用意译，而是用单义项（汉字很多是多义词)直译，或干脆想当然地借用了与之含义并不相同的大量中医术语。当西医学伴随西方科学的时代潮流，日益深入人心，并在中国学术界占据医学主导地位的时候，反过来就要用已经成为西医学的概念来理解、解释和验证中医学。而近代中医学术界亦有人为了证明自己的“科学性”，又大量引入西医概念和理论解释（实为“框套”——何加)中医。自王清任以来，力主“改错”，率先易辙，已有200年之久。
于是，“藏象”被解释成藏之于内的“脏器”，脾被看成消化系统的“器官” ，“心包络”被理解成了“心包膜” ；气是功能（后来又成了“微小物质” )，血等同于“血液”，精是“精微物质”，神是“精神意识”，脉变成了“血管”，营气是“血管里流动的营养物质”，津液相当于“水液”，其气化过程被“替换”为“水液代谢”；命门时而是“肾脏”，时而是“肾上腺皮质”，也许是“内分泌系统”；三焦是体腔？还是网膜或淋巴系统？经络是“血管”、“神经”？还是“筋膜”、“生物电”？肝与胆相表里被理解为是由于“肝脏”和“胆囊”的解剖位置及其功能相联系……（利用“替换”概念、混淆范畴，把不属于中医学的涵义硬塞到中医学中来，——又把中医概念本身固有的涵义随心所欲地删掉。何加——所有这一切与中医阴阳气血、藏象经络等范畴的本来意义毫无共同之处。)
何按：正视现实、严肃地提出问题乃是解决问题的良好开端和必要前提。傅氏罗列的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他的立论以铁的事实作为根据，这是任何人也不可撼摇的。
回来再看看我们在本书第五章第三节中评述的调和中西医学根本分歧的种种努力，便知它们几乎完全是建立在上述“概念混淆”的基础之上。既如此，除了推倒重来，哪还有丝毫成功的希望？
只是傅氏那“无法抗拒”四字显得过于悲观了一些。其实只要大家都来“抗拒”，总是有法的；而傅氏自己的摧枯拉朽、力挽狂澜之举，就正是捉住了一个最佳良法：暴露事实真象。何言“无法”？一旦中医界和整个学术思想界看清了这一事实真象，那么已经形成的这一历史性的混乱和全球性的恶性循环就将土崩瓦解，决不会是“无法抗拒”的。
这里有必要插引一段李约瑟提供的材料：“王铃先生和我两人都感到应该在这里说明一下他在这七年多时间内对本书（指《中国科学技术史》——何按)所作帮助的性质。……由本书第一次译成英文的中国文献，其英文初稿十之七八是他翻译的，然后我们两人一同来详细讨论校核，往往经过多次修改才最后定稿。别人的译文，我们两个必须核对中文原书后才加以采用（原注：只有在少数很难核对或不可能核对、而译者的名望又很高的情况下，才不加核对)。……假如没有这样一位合作者的友谊，本书……可能会出现比现在更多的错误。”
何其严谨！何其科学！相比之下，以往的中西医学的对译显然缺乏这种严肃认真的态度并因此而存在严重的不能接受的翻译错误。在傅氏之前很少有人义正辞严地指出这一错误，迄今为止更没有人公开承认或更正这一错误。所谓的“中西医学英汉对照辞典”正在发行。与其说它们在传播中医，毋宁说它们在制造混乱、加剧中医的信念危机。罪莫大焉！
本书引此是想对照说明，最初在翻译西医及其后用西医术语对外译介中医时，憋足的翻译家们显然没有象李约瑟等那样认真和严格。
然而进行科学研究不能没有这种严格的精神和严谨的态度。从严格的精神出发，我们不难发现，目前可供用作翻译的语言材料恐怕难以将独特性很强的中医学理论体系及其行话术语简单地轻而易举地译成洋文。
WeiLy在试图对中医基本理论作出现代科学解释时曾提到“五行的概念……为了避免由于翻译不当而产生误解，以下我们坚持用中文的名称。”对此我们深表赞同。
如果承认WeiLy的作法是严谨而科学的，那么“为了避免由于翻译不当而产生误解”，需要“坚持用中文的名称”的中医行话术语，其数量将十分壮观。如是，依笔者陋见，倒不如直接学习汉语更直截了当。
国外将中医经络穴位名称采取编号的办法，企图使记忆大大“简化”。殊不知这也是一种“西化”。表面看来很“成功”，实际上反而增加了一套“编码”的记忆量。如果真想在中国针灸上有所深造，想再读一点原著，那么他就一定会感受到，这套编码反而增加了麻烦，远不如多花点功夫熟记中文原名更便当。
赵善祥氏综述了针灸穴名的“标准化”问题：随着针灸在国际上的广泛应用，穴名国际标准化已成为国际间针灸学术交流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穴名在英、美、法、德等国的针灸书刊上，常采用音译或以代号的方式来表示，偶有用意译者。音译穴名，英、美书刊多用威妥码氏拼法，法、德则又是另一种拼法。穴名代号系由经脉名称的缩写加上穴位在经脉上的顺序号而组成。穴名应用音译或代号，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拼写不一，音译错误以及代号排列顺序的出入而造成了混乱。为此，我国学者建议采用汉语拼音穴名作为国际通用的穴位名称，以穴名代号作为辅助。
何按：典型的主权旁落、喧宾夺主！既然上列种种方法“造成了混乱”，对“促进国际间针灸学术交流”不但无益反而有害，那么改变这种状况的最佳办法，也许就是所有国家一律使用针灸穴位的中文原名，不会写的应当学着写，不会读的应当学着读。这就象我们对于不便翻译的英文单词在汉文中夹用原文原名一样。为何我们可以这样做，洋人就不能这样做呢？
既然针灸穴位取得了国际的公认并在世界各国通用的价值，那么其穴名的中文名称也就理所当然地取得了“世界通用语”的资格。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作出任何妥协和让步。在这里毫无回旋商量余地！
上面提出的采用“汉语拼音穴名作为国际通用的穴位名称”，已经接近汉语原名，但还不能与之等同。“汉语拼音化”实质上也可视为“汉语西化”。其唯一可取的地方，仅在于它的注音作用。它不会使学习中医针灸由难变易。
顺便指出，关于汉语拼音化问题，也是一个喊了数十年但了无进展的问题。除了见到语言学家赵元任一首特别的“shi”字歌在实际上对汉语拼音化主张不宣而战之外，中国语言学界的意见表面看来惊人“一致”。然而尽管有不少语言学家付出了艰苦的努力，拼音方案始终未能取代汉字，而且何时能取代仍然是遥遥无期。如同“西医化”将化灭中医一样，“拼音化”则将化灭整个中华民族优秀文化。设想在某一代汉语拼音化大功告成，那么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也就宣告断代终止——方块汉字将无人能识能解。仅识得拼音的人无法阅读原始文献。这已经可以从现在仅识得简化字的年青一代无力阅读繁体字的古典文献一事中得到佐证。
有迹象表明，由于电脑被应用于文字处理系统，方块汉字有可能被确认为世界最优秀的文字之一。由于中文电脑打字机一举免却了书写的困难，又由于发掘和保存中华优秀文化的需要，繁体汉字的扫盲教育有可能重新提上议事日程。自然“复古”之讥也会接踵而至。
言归本行。在笔者看来，中医学基本原理的翻译问题，只有在如下的过程转换中才能真正解决：由中医内行将中医理论、概念、术语等返回临床诊疗过程，再由洋中医在反复观摩体会、辨别、并亲身经验（独立诊疗)的基础上采用自己的语言方式加以表述，然后再放回到中医药的临床诊疗活动中加以反复校正。
这就是说，向国外传播中医学理论，不能依赖现有的语言辞汇。这些辞汇无法解决中医行话术语和独特理论、思想体系的准确翻译问题，而必须溯本求源，借助于医学临床实践活动，结合具体病例、具体过程、具体形象、具体药物来进行传达和交流。此即中国所谓“百闻不如一见，百见不如一干”之谓。如是，那所谓的“单义项——多义项”，那所谓的“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等等超出现有语言学及中外语言关系学的难题，便迎刃而解；那所谓的“言外之意”也便尽在其中。
其实，中国中医界自古至今的师承授受即传师带徒的教育传统，即采用上面的方法与过程，而绝不能单纯地依赖语言、文字。因之使得古色古香的中医药学一代一代流传下来。中医药学在使用同种语言文字的本国的传播尚且如此，对外传播不是更应该如此吗？这一点，也正反映出中医教育的与众不同之处。
总之，翻译问题至关重要。与其象傅氏所责那样稀里糊涂地“翻译”，那还不如不加翻译，径学汉文为佳。那称得上“翻译”吗？简直是“翻塘”！——在中国，一旦出现“翻塘”，便意味着水塘里的鱼群有窒息而死的危险，因而全都浮到水面上来。于是浑水摸鱼者皆大欢喜。
提到中医译外，下面的提议我们无法回避：“对于如何利用人体调控机制，发挥自身防卫、调节系统在疾病过程中的作用这一问题，中医在实践中已经有效地使用了数千年，只是理论解释所使用的传统概念，很难使整个人类都能理解”，因此他希望“能采用既不失中医特色，又能使西方信服的概念和语言来阐释之”。
这里有两点值得商榷：一是“理解”，二是“信服”。能使西方“信服”的不可能是什么“概念和语言”，而是“中医在实践中已经有效地使用了数千年”。质言之“实效”。举例说，真正能使病人信服的是“一针见血”，根本无须医生、护士张嘴；真正能使病人信服的是“一剂知，二剂已”，同样无须名老中医开口。真正能使法国针灸令人佩服的是靳瑞的示范表演，而决不是靠他操着法语或西医术语夸夸其谈。所谓“传统概念很难使整个人类都能理解”，根本的原因在于整个人类的大部分还从来没有认真学习和体验过它，也许还有人压根儿不知道中医中药能治好很多病。转而采用西医惯用的方法，只能得出西医的概念和西医的语言，无论如何得不出中医的概念和中医的语言，如同解剖学始终没有发现经络一样。如果采用西方容易“理解”的概念和语言，那么“不失中医特色”就成了空话。此外，“现代概念”是否不必经过刻苦学习，“整个人类”就都能“理解”呢？恐怕也不尽然吧？
    总之，只有确切的“实效”能使西方“信服”，没有似是而非的“概念和语言”能使人“信服”——诈骗和受骗例外；只有紧密结合临床实践才能使人们对中医理论及其概念术语有真切“理解”，而西方（西医)的固有概念和语言根本不能帮助人们理解独具一格的中医学；不仅如此，还会帮倒忙，造成严重的失实和误解。
第十一篇  中医劝学篇——补证“学中医难”
一、    难学之最
二、    难自何来
三、    迎难而上
四、    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
小结

此篇立论之动因，不在医学该学否，中医该学否？医学之于人类，之于个人，其重要性无须赘言；中医之于人类，之于民族，之于自身，之于子孙，其重要性业已阐明。政府基于人命关天，不得不管制“行医”以牟利。但任何人无权剥夺你和家人“学医”（专业或业余)以“事亲济人”“救死扶伤”及“自尝百草”而自救的神圣权利。且“物以稀为贵”。世上“纯（专精)中医”越少，其身价越高。当政者若真是“亲民”，终究会给予承认。但此处劝学，全因中医难学，令人望而却步，以致苦学深研的人愈来愈少。
国内外普遍反映“学中医——难”。我联系自己学习中医尤其初学时的切身感受，对此深表赞同，可惜叫“难”者甚众，证“难”者寡。故本书在此辟专节给以补充论证。尤其是少数学者提出了“难”的观点，却不作深入考察论证，便匆匆忙忙作出一些似是而非，误己误人的结论，这就使得对“学中医‘难’”加以补证尤有必要。
（1)“难学”之最？
一点不错，中医确实难学。在现有的科学门类之中，是否是难学之“最”？这个命题仅是根据种种反映和迹象提出的假设。我本身缺乏博学多科的广博知识，没有比较，不敢作为定论提出，且留待“中西兼通”和“博学多才”的学者审定，然而无论如何，中医难学是肯定的。在难学的程度上，也还不仅仅限于“开头难”、“入门难”这种一般性的难度，而且存在着自始至终的“难”。入得中医门来，非得活到老学到老，活到老干到老，活到老“创造”到老不可，乍一想来，真是“难”到使人不寒而傈，足以令人望而却步。可是对于不信邪，不畏难的人来说，“难”到后来，反而劲头越足，越“难”反而越不觉其“难”——也许这是对“难”产生了一定的“耐受性”的缘故——人生来就有相当的“耐受性”潜力。谁如果畏难，图舒适，轻松，省事，幻想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把本来难学的中医学到手，就能执一方而能治百病，甚至以为不必深钻中医理论就能执中医一科而驾驭百科，那他是完完全全想错了！
（2)“难”从何来？
中医之所以难学，是因为：
中医学研究对象——“人”过于“灵活”。病人千差万别，病情千变万化，导致中医体系高级复杂，中医理论繁复错综，中医治法灵活多变，中医表达艰深古奥；又密切联系临床，以致离开临床实践简直无法理解，无法掌握。
南北朝萧纲当皇帝不行，对医学倒颇有见地。其《劝医论》云：“天地之中，惟人最灵，人之所重，莫过于命。……况医之为道，九部之诊甚精，百药之品难究，察色辨声，其功甚秘，秋辛夏苦，几微难识。”
可见，“难”是必然的，若应难反不难，便失去存在与钻研价值。果欲真心学中医者，就得硬着头皮，耐着性子，甚至还得“削尖脑袋”，一字字啃，一句句钻，一条条记，一篇篇融，尤其还得一病病看，一证证辨，一方一药体察，一案一例记录与总结成败。会学的，他还要努力创造条件，一师一师去参，一点一滴去套（那“祖传秘方”，高师“绝招”，不削尖脑袋，恭恭敬敬，狠下功夫去“套”，是很难轻易得到的)。非如此这般地积几十年乃至几代功力与经验难有大成。舍此别无良法捷径。
学中医的“超级”难度从何而来？刘亚光明确提到：“中医的理论与现代青年的知识结构不相适应。现代青年的知识结构中，现代科学知识占相当的比例。中医理论对于青年学生来说，就显得枯燥无味，晦涩难懂了。”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也注意到：“现在高中毕业的学生到中医学院后，读到中医的经典著作是很困难的，不要说语言文字的问题，整个思路都对不上号。”
中国的青年学生如此，国外转攻中医的洋学者更是如此。这不能不说是学中医难的一大原因。但是对于这种学习中前后的两种知识结构不相适应（互不相容)的情况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是积极改变学前知识结构，放弃先入之见，还是消极改变被学对象而使之适应学前非（反)中医知识结构？后一种消极办法是否能把中医学到手，培养出中医继承人而使中医得到弘扬？不言自明。但不少自称“学者”“专家”的人竟连这点最普通、最起码的常识都不懂。
李惠治讲得好：“人们对于自己不懂的东西要么推崇备至，要么贬得一钱不值。这都不是科学的态度。为要了解一门学问，首先就要学习它的语言，就象不懂计算机语言的人无法理解计算机一样，不懂中医的语言又怎能真正掌握它呢？因此，一切想要研究中国医学精糟与发展前途的人，务必先掌握中医的基本理论，而后则不难认识其价值。”
李氏进一步提出了横在当代青年中医面前的一个“根本问题”：“历史上，在人们没有接受过现代自然科学教育的情况下，中医的语言就是时代的语言，是后学者接受的唯一的思想方法与符号信息。但当代的年轻人已然接受了12年的现代自然科学教育，头脑中所有的符号信息与思维方式都是‘当代’的。突然的转变，两种思维方法、符号信息所产生的矛盾是古之学者所未遇到的，也正是这一代青年中医所面临的根本问题。”
这就要求所有真心想学中医而又已经具有现代“实体论”思维方式的人，必须首先放弃先入之见，就象跟着气功师练习气功首先必须“入静”——排除杂念一样，把原有的思想方法抛开。不但要专注于中医教材和一些入门书籍，而且要阅读原著。我们这一代走了弯路的青年中医还得重新补上这一课，从头学起。尽管这是难于转变的，但确是作为一名中医不可或缺的。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排除近世他人的曲解和干扰、乃至非理性的恣意否定和篡改。
前面我们提到过“思维负迁移”对中医临床思维的严重干扰问题。根据这一最新认识理论，已具西医和现代科技头脑者想涉足中医，首先就得“换脑筋”。否则绝难领会和学得真谛。许多“西学中”同志费了很大功夫没能把中医学到手，关键就是这一关没过好。他们时时处处总在那里用西医观点框套中医，这是永远也套不进的。这些同志学中医可谓难上加难。惟其难学，方愈显其可贵。学科学岂可犯难么？曷能为了易学而不惜把中医学改得面目全非？
诠释、翻译可以减少难度，但有其局限性。它固然可以帮助入门，却不能真切反映原著。大凡治学以严者，决不满足诠释翻译而必读原著，以免遗漏错讹。
我手头一时找不到能够直接说明单靠诠释或翻译进行中医学习远远不够的典型例证，姑且让我借助李约瑟对译本的科学态度予以说明：
对于任何一个只能完全依靠译本的人来说，要完成本书（指《中国科学技术史》——何注)这样的工作，是绝对不可能的。这不仅因为大量必要的材料还从来没有译成任何西方文字，而且也因为最可信的汉学家中还有许多人在使用科学技术名词方面非常随便，即使他们懂得这些名词，也常常这样。可以举出一些具体例子来着重说明这一点。
在唯一完整的《墨子》译本中，有一段讲到纺织技术。西方译本的译文是：“妇女们从事各种色彩的刺绣，男人们则纺织带有镶边花纹的织物。”……发明手工提花职布机的年代在技术史上是非常重要的。假使根据这一译文的字面意义来看，就很容易错误地把这种机器的发明年代放在公元前四世纪，而不是正确地放在公元前一世纪。可是再看一下原文，便知道它根本没有提到织带有花纹的图案；原来，男人们做的手工为“刻镂”，按字义是“割和刻”。这无疑是指“刻丝”，指的是一种将各种颜色的丝线缝入已经织成的织物而织成的织锦。实际上，这里根本没有涉及手工提花织布机。
又如《论衡》一书。这是王充在公元83年左右所写的非常重要的科学著作。其中提到酒。译文是这样的：“酒从煮过的谷物中蒸馏出来。”可是原书用的动词是酿。酿是发酵，并不是蒸馏。译文中还有许多地方也有同样的情况。假使信赖这位确是很有成就的著名汉学家的译文（或是懒于花气力攻读原文、查核原著——何加)，便会使人错误地相信，中国人早在公元一世纪就懂得用蒸馏法从酒中提取含酒精成分很高的烈酒。这一错误是达吉恩在五十多年以前指出的。达吉恩是一位研究医学的人，并不是重要的汉学家。可是他懂得发酵和蒸馏的区别。……当译者们遇到的不是实际事物，而是比较广泛的概念时，往往很容易将完全是西方的概念放入中国人的著作中。在关于原子、自然法则和类似概念（原注另录于下——何按)的论述中，可以发现许多这类例子。相反地，也有人倾向于不把象“道”这类中国所特有的术语翻译过来，只是在第一次出现时尽力加以解释，以后便把它音译出来。这种做法是很有道理的。
何按：在上段文字中有一段“原注”，实际提出了将中国古文译成外文的一般原则。这些原则是建立在他自己的科学翻译实践基础上的。从这里可以看出翻译的严肃性。因此我们将它作为本书正文录入，以备将来有志中医经典著作翻译的同志参考——这是中医走向世界的一项重要工作。
原注：“真正伟大的汉学家们都很清楚，对于著作的主题必须具有实际的与专业的学识。在夏德的自传中，我们可以看到下面一段：翻译一章古罗马史学家李准的著作，一般只要懂得语法，借助于字典，便无困难了。可是，翻译一篇中国古文则不然，往往远非把字句搬译过来的问题。就欧洲学者来说，他应先掌握背景知识，即不仅仅是单纯的照抄照译，而且还应查考。只有弄清原话的来龙去脉，译文方能不失真意。因此，当文中涉及技术问题时，即使很有造诣的语言学家也要博览群书（恐怕有时还得亲身参加专业实践——何加)，才能胜任愉快。
也许有人会提出疑问：既然这样，为什么在这本书里没有把汉字全部删去呢？我认为在这样一本书里是绝对不能没有汉字的，因为汉字的同音字极多。任何一位懂得中文的人，如果只看到汉字的音译或拉丁拼音而没有看到原字，便会感到非常难懂，而且这样的著作便很难用作研究的工具。况且拉丁拼音的方法很多，人们往往各执一说而争论不休。同时，没有一种拉丁拼音能精确地表达出汉字发音中的许多细微的区别，因而至今还没有一种能为大家普遍接受的方法。……
我特别希望目前正在学习中文和其他亚洲语言的青年学者当中有人已具有或将具有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和经验。这样，本书就可能会鼓励他们对这一引人入胜的边缘领域进行深入的探索。因此，如果由于本书只用拉丁拼音而没有汉字，使他们受到涵义不准确甚至混乱之害，那将是不可饶恕的。”
我想读者和我一样，会从上述引文中不但感知李约瑟先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所花的时间和精力、所下的精深功夫，而且会感触到一位伟大科学家的良心和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医学和生命相关连，稍有不慎就会由救人变成杀人。因此责任感尤其重要。大家一定不会忘记，我在本书篇首专题举荐的“一个特别值得珍视的科学论断”，就正是和这种辛勤的劳作、精深的功夫、严谨的态度、科学家的良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等等联系在一起的。那可真是一个分文不取的无价之宝啊！
相形之下，那种随心所欲地阉割中医学灵魂，不负责任地信口雌黄的观点、主张和做法，难道不应该受到严厉谴责并迫使其彻底放弃吗？
上面的材料可谓是有关中文译外的翻译问题的专题笔谈。按理应当放到本章第二节“6、翻译问题至关重要”一段中。笔者之所以坚持放在这里，是因为还没有见到有人把中文特别是古文翻译的难度揭示得如此淋漓尽致、入木三分。而与这个难度形影不离的，还伴随着一个中文（含古文)译作的“可信度”的倩影。显而易见，汉语翻译的难度与可信度双双和洋人学中医的“超级”难度紧紧联系在一起。
在李约瑟看来，翻译不当也会造成“涵义不准确甚至混乱之害”因而“不可饶恕”。可是国内某些学者却撇开翻译，力主“采用现代科学语言表达”。这固然一举免却了李约瑟罗列的种种令人头疼的困难和麻烦，然而中医学是否因此就变得易学了呢？否！例如“经络”，不少人想用“神经”“血管”“淋巴”等等现代科医学语言表达，用现代解剖和声光电强相比附，甚至改用“凤汉管、凤汉液、凤汉小体”（朝鲜金凤汉教授杜撰)取而代之。结果把经络概念弄得更糊涂、更不可捉摸、不可理解，因而最终只能给以彻底否定。然而只须追根溯源（追踪原始文献)并紧密结合医学临床，经络及其穴位便成为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讲得出，且疗效极为可观又极少副作用的活生生的中医学特有概念。
且举我亲手取效的针灸典型验案2则为例：
1、中脘止痛案。1982年9月，我在母校附属医院病房实习。本院某教工之妹，36岁，工人，因胃痛住院。中医所做西医诊断：浅表性胃炎。是日晚8时胃痛发作，干呕，呻吟不止，大汗淋漓，翻滚于床。日间服中药汤剂无效（方不对证)；继服西药，疼痛呕吐反剧。师意候其疼痛自行缓解，不拟再下药。我想此刻针灸正可派上用场，遂征得带教老师同意，取二寸半银针一枚，寻中脘穴进针一寸半，捻转提插不过5分钟，疼痛迅止。其姐在旁不信，逼问其妹：“真不痛还是假不痛？”连问三声，所答归一。患者自行下床走动，全病室医患愕然。我初出茅庐，旗开获胜，难免得意之感。始得亲验针灸之神效，察知“中脘”穴并不玄乎，千真万确“客观存在”。所谓的“科学家”不承认，我有足够的证据和理由怀疑这样的“科学家”至少在中医专业上根本不懂科学。
2、针通癃闭案。1986年4月26日，湖南桃源县农妇张XX ，42岁，患子宫肌瘤住本院妇科病房，住院号1506。行子宫肌瘤切除术后出现尿潴留，经西医西药反复治疗一周无效，每日须插留置导尿管，拔管即尿闭。5月13日经治西医师邀我会诊。察患者拔除导尿管半日，频上厕所但点滴难出，心烦气躁，坐卧不宁，痛苦莫可言状；面色苍白，大腹膨隆及于心下，如妊娠八月状。诊为术后正气受戕、气血亏虚、膀胱气滞、小水不行，以致正虚邪实之证。采用补法。穴取双侧三阴交、阴陵泉（均属脾经)，嘱患者仰卧于手术床上，教经治妇科医师针左侧，我针右侧，双侧同时进针。约进针一寸半得气，紧按慢提、捻转。15分钟后奇迹出现：小溲由点滴渐成细线，而后倾泻而出，腹胀顿消。加服中药2帖，以资巩固。次日恩师刘炳凡来常德讲学；我听完报告急忙去查房，察知患者当晚擅自将两帖药吃掉，今晨已痊愈出院。庆幸未发生不良反应。半年后因感冒来院，告知出院后无复发。患者因在当地住院时亲见邻床一70岁老妪吊盐水，小便不出为尿憋死，心怀感激。此后每来此地，有病无病必来诊室看望。
上两案乃一普通中医（见习)医生所得，并非针灸专家所为。在我——一个初涉临床者为“奇迹”，在中国实属寻常，为当今中医杂志所不屑刊登者（院内论文交流获奖金3元，我与妇科医师各分得一元五角)。
上2案足以证明，传统经络客观存在，其神奇疗效客观存在，不容否认，根本无须现代科学及声光电热磁核证明。只要认真去学，并不象某些“权威”渲染的那样，玄乎到深不可测的地步。
经络难学，阴阳更难理解。
日本家本诚一深刻提到中医阴阳难以掌握的问题。他说：“阴阳五行学说是中国医学的核心理论和重要支柱，如不正确掌握这一学说，就难以确切地研究中国医学。但在研究中国医学时，人们却常感到这种学说难以掌握。
阴阳学说之所以难以理解，大致有如下几个原因：
          第一，阴阳学说的多义性，从天地自然到人事社会，都可以用阴阳来说明，寓意过于广泛；
第二，在叙述医学方面的阴阳时，往往掺入易经、宋代理学的哲学内容，致使医学中的阴阳概念发生混淆；
第三，唐代以后，根据《素问》运气七篇，将阴阳五行学说用于说明宇宙变化。这种说法的流行，使阴阳学说的原来含义隐晦不明；
第四，既往讨论阴阳学说主要根据《伤寒论》的资料，范围狭窄，不能反映整个中国古代医学。
何按：只有学习、研究得相当广泛而深入，才有可能提出上述“难以理解的原因”。笔者阅历有限，但在学医范围内却有如下体会：若从书本到理论再到书本，则难于理解；若改从书本到临床再到理论，则难点往往迎刃而解。跟师学习即有助于此。总之一句话，中医理论若脱离了临床，则简直无法理解，可谓玄而又玄；若紧密结合之，则如恽铁樵所说，近情着理人人可解，非艰深难晓不可思议。
如果我们嫌阴阳概念过于广泛、复杂和不确定、不严格，而对其固有的广泛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多义性等加以剪除，代之以所谓“CAMP、CGMP”，那么我们学到的就不再是中医的阴阳，我们就永远也没法把中医学到手。至于资料不足、范围狭窄，那么除了扩大范围、尽力搜求之外，别无选择。学任何科学均非易事。各门学科都有其自身特有的规律，不以人们的主观意愿为转移。有人为了便于学习，提出用“唯象中医学”取代传统中医学的主张。试问核物理就那么好学吗？是否可以首先造出“唯象核物理”之类取而代之，以便我们毫不费力地学到呢？显然不能。
数学同样如此。记得中学时代曾读到一本《趣味数学》。作者花了不少心血，确也提高了我们学数学的兴趣。但它并没有也不可能帮助读者轻而易举地登上数学家的宝座。尤其令人遗憾的是，数学科学并没有因之变成易学易懂的“趣味”科学。和趣味数学完全一样，中医药学也不乏趣闻轶事。它当然也可以帮助我们提高兴致，但同样不能代替对整个中医学的艰苦学习。对于任何科学门类，想学，就得老老实实。既不能知难而退，也不能投机取巧，更不能削足适履——让科学向着外行易学的方向发展或转换。
洋人学中医须花出比国人大数倍的气力，不但要学现代汉语，还要攻读古汉语，却未见有人提出要把中医学改换成“唯象”之类的，倒有不少万里迢迢径来中国求教。满晰博断言：采用西医术语解释中医，是在抛弃和毁灭中医。这样做，表面上把中医变得直观、具体、易懂，实际抛弃了中医核心与精华，抛弃了中医赖以独立存在的特色。除外欺世盗名混吃斋饭，何用之有？科学没有坦途。惟有在崎岖小路上勇于攀登者方能抵达光辉顶点。
中医学难固然主要源于中医本身的难学难精，也与研习者主观上的畏难情绪密切相关。而这种学习中医的畏难情绪，不但与不明了“东方语言是否优秀而值得一学”有关，还与“中医理论是否确有价值而值得一攻”有关。
（3)，迎难而上
泽泻氏“汉方医学管见”一文反映出日本部分汉方医的“希望”，表明他们已经从实践中感受到中医经典的价值并打算迎难而上，逐步攻克这个堡垒：“汉方医希望从《素问》、《灵枢》、《伤寒论》、《金匦要略》进行学习。而且为了正确地掌握这些理论，总是想深入地研究这些学说。虽然这些都是古典学说可是在疾病的理解上其观察非常切合实际，并且因为在实际治疗中非常有效，故对这些难得的宝贵理论总是很崇拜的。如果中国的医学只不过是单纯抽象的思辩理论，而没有实际的医疗实用价值，这样的医学经过悠久的历史一直存在到今天，这是不可能的。比起抽象的理论来说，实际疾病的治疗才是一般大众更为关心的事情。如果在中国的古代所形成（而又为后世千百代所补充映证——何加)的理论不能治疗疾病，那么这样的医学是不能经历数千年而延续至今的，早该被民众抛弃而消失了。”
1、      跟师学习，学医攻文
日本汉方界的下述动向反映出日本对中医学的强烈求知欲。他们对柯雪帆撰写的《医林掇英》为什么特别感兴趣？这是因为汉方医学虽然源于中医，但主要是从中医文献中吸取营养，缺少跟师的实践。单从书本上学，中医的很多东西是学不到的。柯氏医学小说艺术地再现了中医临床诊疗过程，使日本同道大开眼界，学到了从其它中医文献中学不到的东西；犹如跟在一位名老中医身后，亲历目睹中医药的诊疗过程和卓越疗效，并形象具体地接触了中医的一些高深理论。所以他们就要情不自禁拍手叫好了。
柯氏小说艺术的再现了中医临床辨证论治诊疗过程，也再现了青年中医跟师的学习过程。这对于国内的中医新人，无疑也是“雪中送炭”。
经验表明，跟师学习，是缓解中医学难的重要途径之一。另一个重要途径，即“学医攻文”。
2、      中医大家的成功经验
刘伯阜撰文总结了中国医学史上“学医攻文”不畏难而成中医大家的成功经验。他写道：
俗语说：“秀才学医，笼中捉鸡。”朱丹溪、王肯堂和何书田都是大家所熟悉的医家。他们无论在医学理论上还是在医疗技术上都为祖国医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三位医家所取得的成就，并不是他们聪颖过人或自幼习医的结果，而是他们勤奋自砺、晨昏不懈的结果。正本溯源，他们竟是由饱读诗书的秀才而走上医学道路的呢！
朱丹溪从小学儒，三十岁时因母病久治不愈，才开始学医的。经多年努力，不但治好了母亲的痼疾，而且还掌握了许多医学知识，成为江浙一带名医，并创立了养阴学说，在金元四大学派争鸣中独树一帜。
王肯堂是进士出身，他感于世医杂药乱投，使母亲和妹妹的病误治而亡故，因而实践了范仲庵“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格言，致力于医学后竟以医名震世，还写了二百余万字的《证治准绳》，成为明代以前医学的集大成者。
何书田原为诸生，专于学业，年轻时就负有文名，尤工诗律，从三十三岁起才正式业医，并以医名驰世。诗文为龚自珍、林则徐所赞扬，誉满江南，并撰有《医学妙谛》、《救迷良方》、《竹竿草堂诗稿》等多种。
当然，朱丹溪等人的弃文（也许“弃”改“移”更贴切——何加)就医，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他们学医的过程，却也给我们一个有益的启示：那就是有了“文”这一基础，为学医也就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历代秀才学医而获得显著成就者，又何只此数人！孙思邈好学不厌，刻苦攻读，终于对医学典籍、诸子百家达到了无所不通的程度。史称李时珍“凡子史经传，声韵农圃，医卜星象，乐府诸家”无所不读；他耽于古籍，犹如爵食蔗糖。……他如恽铁樵……不一而足。
     刘氏总结道：“中医典籍，不论是《内经》、《伤寒论》，或是《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都是前人用各个不同时期的文字记载下来的。这些书，成书年代距今越远，文字就越古奥艰深。……我们面对着用文言文记载的医书，如果看不懂（便绕道而行，干脆不看——何加)，那对祖国医学这个伟大的宝库又如何去发掘呢？通晓古文就是掌握打开这一伟大宝库的钥匙，没有这把钥匙，犹如登高而乏云梯，渡江而无舟楫，只好望洋兴叹了。所以学习医古文是看懂中医古籍的必由之路，别无捷径可走；非有一股韧劲不可，要学得顽强、学得扎实、持之以恒。”
吴杰有感于西医学界“重理轻文”倾向，醒悟道：
“医师、医学生的文史学习和修养应视为必要，‘文科知识缺乏症’（崭新的诊断！——何赞)很可能是某种失败的预兆。……‘医文同源’之说确有理据。”
3、实践出真知，逆境造就当代中医脊梁
    “熟读王叔和，不如临证多”。学医攻文固然重要，但临证断断不可偏废。这个世界永远不会承认治不好病的所谓“医学”，更不会承认不上临床或治不了病的所谓“医学家”或“医学理论家”。
山西灵石县中医院院长李可，致力于中医临床与研究凡46年，崇尚仲景学说，擅长重剂救治重危急症，自创方剂28首，对各科疑难杂证有独到的救治经验，是山西乃至全国中医界独具特色的临床家之一。他逆境学医，自学成才，人称当代“中医的脊梁”；著有《李可老中医急危重症疑难病经验专集》。
李可先生并无医学学历与文凭。他16岁初中肄业，23岁政治上蒙冤，50岁平反昭雪。在长达28年的逆境中刻苦自学，闯过重重难关，1978年经全省统考录用为中医师，1983年奉命创办灵石县中医院，任院长9年。
实践出真知。李可与众不同，他学医完全是在实践中学，根本没有也不可能进入中医高等学府。其一生大部分时间奔波于穷乡僻壤、缺医少药的山村。为解救病人疾苦，苦练针灸，搜集简便验廉的治法方药，力求使农民少花钱而治大病。由于求医者病种繁多，贫病交困，情极可悯，推出去于心不忍，接下来力难胜任，只好现买现卖，急用先学，白天诊病，夜晚挑灯翻检资料，读书明理，辨识病机，寻求有效治法，以解患者燃眉之急。为救病人危亡于顷刻，他被逼上急症攻关之路，殚精竭虑探索仲圣先师六经八纲辨证论治的理法方药；借鉴后世百家的成功经验，搜集了大量针灸、急救药方，自针穴位，亲验针灸感应；亲尝毒药既研制速效解毒诸法；为救人命甘担风险，积极参与中毒抢救，以积累经验；超常破格用药，独闯新路。自迈入医门，常为破解一道医学难题，治好一个病人，弄得焦头烂额，废寝忘食。至今虽年近古稀，仍不敢懈怠。据其弟子郭博信介绍，他白天看病，晚上攻读医书，几十年来从未在深夜2时前睡过觉，至今已70高龄，依然如是；每次外出，他都是背着厚厚的书包，利用诊余攻读不辍。特殊的年代，特殊的患者群，以及身处逆境自强不息的顽强精神，培养了他攻克多种疑难病的能力。长期以来在大小医院中“急救”似乎成了西医的“专长”，中医几乎完全退出了急诊阵地。然而，在李可任职的灵石县人民医院中医科，急救却是中医科的事。这在当今全国各医院中几乎绝无仅有。
在治疗急危重症疑难病的实践中，李氏最为推崇张仲景。他认为张仲景上承内难，博采百家，开创了中医辨证论治的先河。张仲景所著《伤寒杂病论》是祖国医学宝库之中的宝库。伤寒六经辨证之法，使我们洞悉病原，统病机而执万病之牛耳，则万病无所遁形。他常说，仲景学说是中医学活的灵魂，也是破解世界性医学难题的一把金钥匙。“难证痼疾，师法仲景”，是他一生的座右铭。
他常常告戒我们，病可以有千种万种，病机则不出六经八纲之范围。临证之际，不但不要固执于西医的病名，有时连中医的病名也无须深究。据四诊八纲以识主证，析症候以明病机，按病机立法、遣方、用药，如此则虽不能尽愈诸疾，庶几见病知源，少犯错误。
李可学医成才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学习中医不一定非要进中医学院。相反，如果不是为了治病救人，而是为了混一张文凭，即使进了中医高等学府，那也绝对成不了才；同样，中医学院靠提供“中西结合的高级中医师”的文凭吸引生源，招摇过世，那它迟早也要“关门大吉”！
至于所谓“政府承认”与否的问题，只要您学到了治病救人的真本事，老百姓会承认，政府迟早也会承认——政府本应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如果政府对于确有治病救人真本事的人才不予承认，那只能说明政府的管理机制存在缺陷。
4、“西学中”如此方见成效
“西学中”的同志中也不乏不畏学难、学有成效者。例如《上海中医药杂志》刊登金谷城“探宝、思考、发扬”一文并加了编者按，很值得一读。作者原是一位西医，但他有幸参加了“西学中班”，颇为认真地学习了中医基本理论，并在临床实践中认真地加以运用。最为可贵的是他在学习和运用中医理论时，能够将他娴熟的西医知识暂且搁在一边，基本上摆脱了先入之见的束缚，因此取得了显著成效并获得了创造性的医学成果，总结出了很好的经验和体会。可叹我们不少中医本科生乃至硕士、博士，为灼金之言所鼓惑，也许没有象他那样认真地学习过，象他那样认真地在实践中体验过，也就根本谈不上取得象他那样的成果。金氏如果坚持下去而不走回头路，他很可能抢在我们前头成为新一代名中医。
金氏写道：“我原是西医，在未学中医前，对中医能否治急病、疑难杂证和‘不治之症’等有怀疑，总认为中医只能调理调理。后来参加了上海市第五届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又于1975年调到中医科工作。工作的调动给了我进一步钻研中医的极好的机会。我有意识地用中医中药治疗各科老大难病种，向兄弟科室要些他们感到头痛的病例；碰到抢救病人要中医会诊时，我积极动脑筋，按中医的阴阳、五行、经络、脏象和病邪学说等基本原理分析病机，在辨证论治和立方遣药上下功夫，从单方验方中找办法，或向老中医、老药工请教和查阅古代文献（注意，这一套完全背弃了他的西医观点和做法——何加)。每日下班后仔细地回忆一天的工作，写日记心得。说实在的，过去做西医也没有这样认真过。几年工作下来，终于发现我过去的想法是片面的（对于一位西医说来，这一发现的重大意义并不亚于哥白尼发现新大陆——何评)。中国医药学不愧为一个伟大宝库。西医治不好的病，有的原因不明，；有的原因虽清楚，但被认为是‘不治之症’；有的病人已处于垂危状态；有的是西医正在研究的课题。例如有个牙关紧闭的30多岁的男性病员，病了将近半年，只能伸出舌尖，严重影响饮食，给生活带来许多不便。口腔科曾请市内许多医生会诊，采用了目前所能使用的各种方法，最后医生不得不从牙缝中插入凿子硬撬，但仍旧不能松动固定了的颞颌关节（这就是说，通过口腔科邀集西医各科‘分析’，结果还是没能‘综合’拢来。——何加)。我根据患者脾气急噪、结膜出血、脉象弦等特点，认为本病系肝胆经络郁火生风所致（该诊断是西医无论如何做不出来的——何加)。拟泻火熄风，方用龙胆泻肝汤合玉真散。服药三帖，患者即能伸出舌头。再与七帖，病人不来续方。发信随访，原来病已治好，他已上班（真乃医学奇迹——何评)。又如一例上消化道出血患者，身体一向很好，由于在节日里饮食不当，突然发病，一个月血色素急剧下降到3~4克，经输血等保守治疗无效，又剖腹探查，未找到出血病灶。病人继续吐血、便血，病情危重（折腾一番，忙煞一串人，仍然无济于事——何加)。按照中医原理，采用传统的止血方法，只用了2角钱的中药，第二天大便即由黑转黄，病情转危为安（真乃奇迹之二——何评。继续治疗，患者血色素上升到14克，重返地质队工作。又如外科治疗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国外采用高选迷切这一新手术方法，国内刚开展。手术中有的病人发生喷门痉挛并发症，国外尚无报导，外科采用包括新思的明在内的多种方法不能解痉。……想到以往曾用调和营卫的方法成功地治愈过由植物神经功能失调引起的其它疾病，不妨在此一试，结果顺利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作者未能完全摆脱西医思维方法，在“解肌”和“解痉”之间竟然牵上联系，碰巧凑效，可喜可贺。但在正宗的中医那里，所谓“十二指肠球部溃疡”，一般说来是根本用不着手术切除的——何按)。
“我到中医科将近四年，积累了数百例用中医中治好的病例资料，其中一百多例难度较高。这比以往在西医门诊时遇到的病例复杂。事实告诉我，中医在治疗这类西医认为是老大难的病例方面潜力很大。这种潜力也正是现代医学所努力寻觅的。
“这类病人被治好，究竟是偶然碰巧还是具有内在规律？……我也一直在思考。开始，有些病例我根本没想到会治好。那个牙关紧闭病人二诊以后不来了，我想是病人没信心了。后来还是别人催促才发信随访，发现治好了。我感到太奇怪了，认为是碰巧。以后一次次地治好这类病人，病种也多了，涉及到内外妇各科，于是我开始怀疑‘碰巧’这个说法。有那么多‘偶然性’吗？（这个反诘表明金氏头脑中有关“偶然性”与“必然性”的概念仍然是截然分开的。依笔者陋见，中医作为“个体医学”而非“群体医学”，她的取效“必然性”常常是通过“偶然性”来体现的。这也就难怪当中医要时时遇到“碰巧”的讥讽——何加)，久而久之，我从毫无把握的状态中逐渐树立起信心，尽管有些疑难杂症很棘手，只要病因病机的分析合乎中医理论，其疗效也能事先估计一二了。
“中医攻关的潜力还表现在她给你一个好的思想方法，没有框框来束缚你。即使一次不成，两次不成，甚至许多次失败，你也不要泄气，耐心地摸索下去，就会摸到门路。我治好的不少‘怪病’中，有一些原来是毫无头绪的，都是经过许多次失败才找到关键的。这种经历使我对用中医中药探索和解决疑难杂症逐渐产生了兴趣，并树立起信心。
“我在实践中体会到，解决疑难杂症的办法，主要从两方面去找，一是从古人经方或近人验方中找现成的方法，象张仲景的《金匦要略》、《伤寒论》方和张锡纯的许多方子确实很解决问题；二是从中医理论中去找，把中医某一个基本论点弄通了或者有了新的体会时，往往会想出有效的方法来。对后者我体会尤深。对一条基本理论，理解到某一程度，往往可以解决某一方面的问题，如果你继续下功夫，还会在实践中产生新的认识，此时又可解决另一类问题。作为一个临床医生，‘山穷水尽疑无路’的境地是经常碰到的。正是中医的基本理论使我一次次眼前豁然开朗。不止一次地进入‘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地（那些认为“中医理论属于古典的自然哲学”，“不能指导实践”的先生，当你们读到这位西学中同志的体会时，你们有何感想呢？——何诘)。
“我曾遇到一个外科急腹症病人，病程一月，已辆两次剖腹探察（真够惨的——何叹)。第一次见到回盲部扭转360度，手术复位后血运良好，但仍然腹痛，又第二次手术，无异常发现。止痛药无效。在这种情况下请中医会诊，予理气止痛未获效。在束手无策的情况下，仔细地询问病史，发现病人腹痛尽管24小时持续不停，但有周期性的在后半夜加重这一特点。此外，患者发病前曾受凉和有遗精。抓住这些特点，用中医的阴阳学说辨证：晚上阴盛阳衰，患者外受寒邪，内有肾亏失精，内寒与外寒相交，而寒邪致病特点是寒主收引，故有剧痛。于是给温阳壮阳药物，结果顺利地治愈了。如此复杂病情，俩次手术未解决，西药止痛无效，按阴阳学说辨证处方，真的治好了（真乃奇迹之3——何赞)，确实对我教育很大。以后我特别注意从时间上分阴阳，果然治好了一些老大难病人。”
何按：金氏上面所举是运用“阴阳学说”指导辨证治疗大获奇效的例证。下面是“五行”例：
“我还曾遇到一个白癜风患者，这种病，我从未治过，也未读过这方面的书，真有措手不及之感。反复考虑后，认为不妨按五行学说辨证。白色属金、属肺，皮肤变白，越来越严重，正是金旺肺热的表现；金过旺则乘木，木属肝，肝藏血，所以本病乃肺热乘肝所致。据此设计了一张方子，由泻白散加补肝汤组成，用后患者病情稳定。事有凑巧，有个同乡患外阴白斑，因年轻不愿手术，用此方半年，竟然意外地治好（真乃奇迹之4——何赞)。又从妇科要了几个病人治疗，确能止痒。后来妇产科用此方治疗40多人，发现有明显的止痒作用。对本病来说，不痒则病变不会发展，也算达到了治疗目的。这些例子使我认识到五行学说确有一定道理，怪不得历代名中医都用五行学说解释病因、病机。又如，一个Melkevsson-Ro-Senthal综合症病人具有下唇比上唇肿（肿大4倍)，面神经瘫痪及阴囊舌等三个特点。这是一种先天性疾病，不会好转，只会越来越差（于是在我们看来前面那一串英文西医诊断的实际含义即“不治之症”——何插)。我根据经络辨证，下唇属足阳明胃经，下唇肿大可能是胃热所致。询问病史，确有消谷善饥和口干欲饮等胃热症状。于是大胆地采用清胃热的方法，再加上过去治疗面瘫的经验，使肿大的下唇逐渐退肿，连陈旧性面瘫也有好转（真乃奇迹之5。上面那串英文诊断完全丧失“指导”作用——何加)。”
何按：上面我们照直录下了金氏创造的5个奇迹般案例。之所以不厌其烦，一个不拉，是因为它们来之不易。这些宝贵的案例，是通过临床实践得到的。高高在上、置身局外，不深入医学临床，不亲自动脑动手，是永远别想得到的。这些案例是靠中医理论指导获得的，不是靠西医知识，不是靠中西结合得到的。这些案例是应用阴阳五行经络这些（被外行视为“自然哲学式的框架”甚至“封建迷信”)中医固有理论得到的，不是靠“系统论”的时髦理论得到的。金氏的实践还证明：中医理论及其概念术语是“近情著理人人可解的”，并非“艰深难晓不可思议”、难学到不可理解、不可运用的地步。只要有心，只要下苦功夫，是完全可以学到的。
金氏上述奇迹般的案例，在中医界还远不是高水平的。但一个“半路出家”的同志能做到这一步，实属难能可贵。这些案例，无论在西医在中医，均无现成的治疗规范可循，完全依靠中医的创造性思维获效。金氏成功的秘诀在于：“西学中”要想见成效，首先必须“换脑筋”。我们衷心祝贺金氏获得成功！
如果本书撇开金氏案例另举纯中医起死回生的高级案例，难免“老王卖瓜”之嫌。因此金氏案例具有别的高级案例所不具备的宣传价值。此文的刊发，同时显示出《上海中医药杂志》编辑部的眼力和魄力——凭借生动的实例敢于向“西学中班”的钦定原旨叫板。
然而，尽管亲身临床实践已反复证明，许多疾病的诊疗根本不需要和不可能“达到定性和定量的精密分析程度”，便可以运用中医理论及其方药治愈或控制症状，便可或快或慢、部分或全部恢复功能；而号称“定量的精密分析”（实际上没有也不可能达到)的西方医学反而束手无策或望尘莫及，或虽能诊断而不能治疗，或既不能诊断更不能治疗，可叹金氏文末仍然人云亦云地写道：“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中医对于许多有价值的发现，还未达到定性和定量的精密分析程度，因而往往使人感到中医理论很抽象。当然最好是马上经过实验科学把这些基本理论阐明”。金氏自己也意识到“看来不太容易”。于是提出“现在最迫切的是要有个过度阶段。即先从临床上一点点弄清这些抽象概念的现代医学含义和价值。”
何按：“弄清这些抽象概念的现代医学含义和价值”完全是虚无飘渺的幻想。它不应当成为我们的目标。只有弄清这些抽象概念的“临床”含义和价值，才是医学理论和临床工作者的唯一目标。我们真诚希望金氏把住方向，坚定不移地沿着正确道路走下去，不要中途转向，更不要倒退。本书期待金文的续篇。
4、不畏难的“洋中医”
上面我们从古到今，例举了中医名家的成长经历，也叙及一位“西学中”的转变过程。下面由中而外，论列几位“洋中医”——他们是中医走向世界的先驱者。这些“洋中医”几乎全是在中国和西方的政治关系尚未解冻、中医学远未为西方世界普遍知晓的情况下，在极其困难的逆境中开始从事中医学习和研究的杰出的外国学者和专家。若说难，也许没有比之更甚的了。
满晰博
这里的排列顺序，原则上以手头掌握的材料多寡为准。然而由于难以摆脱的感情关系，我不由自主地要把西德满晰博教授排在第一位——我在大学时代即开始从事“方歌研究”，并因此更多地得到各位老师、教授的指导乃至学院院长的亲自培育。但是第一次使我明白了中医学在科学上的地位，并从而坚定了中医专业思想的导师，却是满晰博这位洋中医。他的《独具一格的科学——中医学》一文，曾经使我激动不已，而且终生难以忘怀。由于笔者无能，至今未能与满教授谋得一面。权借此书，仅表敬谢之意。
感谢〈健康报〉记者冉铁提供了较之其他洋中医一份更为详细的材料。
满晰博，原名Porkert.M。其译名有波克特、鲍凯特等。波、鲍二名系音译，满晰博为其自取汉名。冉铁采访时问及：究竟尾字是“博”还是“驳”？冉在给我的信中说，其本人最后定为“满晰博”。问及理由，笑而不答。显而易见，这是一个具备中国特色且艺术性、文学性很强的名字。“满”既是父姓音译，又含有“以充实圆满为目标，永不满足”之意；“晰”含清明、渊深之意；“博”含广大、宽厚之意。三字聚而为一，反映出其人学术上不懈的追求，一辞两用。所以本书尊重本人意愿，凡提到他，概用“满晰博”。
满晰博乃德国慕尼黑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1933年生。他在慕尼黑和法国巴黎读大学的时候，独具慧眼选定的就是东方语言和汉学。真可谓“知难而进”。是中国道教引发了他对中医学的兴趣。50年代他就开始读中医书籍。在巴黎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 他又回到联邦德国学西医。为了学习中医临床学，满晰博曾远涉重洋，赴日本、马来西亚、香港、台湾、新加坡等地（之所以未到中国大陆来，显然是当时进不来的缘故——何猜)，接触了100多位中医大夫。他的中文藏书相当可观，有中医书籍8000多种，其它文史哲书籍20000多种。
满晰博学贯中西，通晓德、英、拉丁、中、法等多国语言。他自视为中医界的一员，以在西方传播中医学为己任。他曾撰著了多部中医专著，写的中医论文数以百计。他对中医学的评价得自多年刻苦的学习和严谨的科学研究。他把传统中医学看作“独具一格的科学”。和“古老”“过时”的贬抑针锋相对，他特意还把传统中医学誉为“现代的和将来的科学”，揭示出中医学无限光明的前途。
作为一名汉学家，一位在30多年的时间里，几乎单枪匹马从事中医学研究的西方学者，满晰博对中医学的理论和概念，提出了精深独到的见解。早在50-60年代他就指出，“藏象”决非单纯的古代中医解剖学。它的主要意义在于它是一种模型，是古代中医学家用以解释和推演人体生理、病理机制和规律的模型，便于使用和学习。这就相当于核子物理学的原子模型等图示。而任何一位物理学家都不至于天真地认为原子就是一个以原子核为核心，电子分层缠绕的样子。所以满晰博说，为什么藏象学说中的所有表达都建立在重叠和相倚的活动功能上，建立在循环的功能模式上呢？一旦我们对中医理论的复杂性作深入的研究，我们就会承认，选择这样一种模式来说明人体的功能及其变化是巧妙而又合宜的。这也正是中医学方法论上的独到之处。因为古代中医学家使用的是感应的和综合的观察方法来研究人体，所以他们着重考察了人体的功能及其变化，简略了对直观的解剖位置的描述。而西方的医生至今仍漠视大量极有意义的功能性变化，虽然这些变化无须借助仪器，在医生自己和病人身上每小时都能清楚地察觉到。
二、三十年前，满晰博就指出，“阴阳、五行”不是一种学说，而是中国特有的、科学研究中所必须的协定标准，是各个学科都可以借用的。中医学引入这一协定标准，是因为它是唯一被公认的、“无歧解的”，类似于西方科学界通用的“米突制”。
对于中西医结合，满晰博认为，应当先作方法论上的比较，不能用西医的概念来套中医；第二步作临床上的工作。比如对中药的研究，不应该用纯粹西方因果的和分析的方法，把中药学变成象西药学那样的药理学、制药学、生物化学等。他说，中医学者和从事中医研究的科学家的任务，决不是无批判地运用西方人兜售给他们的方法论，因为西方科学在几乎每一个方面都与中国的传统不同，在某些方面还不如中国的传统。如中医的方法论水平就很高，高于西方生物学的方法论。
同许多具有真知灼见的西方学者一样，满晰博认为，：中国古代的科学和技术是人类共有遗产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就其中的中医学而言，以其包罗宏富、条理连贯和卓有成效的知识体系，远非西方医学所能企及。虽然表面上看来，中、西医学动若参商，但从方法论上讲，它们不过是沿着两条不同的路，朝着严格意义上的科学——这一相同顶峰攀登的两支不同的队伍。他们终将殊途同归。
根据以上材料，我想多数读者会和本书作者一样，同意把满晰博赞誉为“对中医学研究有素，并已具精深造诣的中医理论大师和杰出的宣传家、战略家”。
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对于所谓“中西医学殊途同归” 问题，我渴望今生能有机会，叩首师前，亲聆教诲。
乔治.赛瑞
张荔子给我们介绍了一位“热衷于中医事业的法国人——法国针灸学会会长乔治.赛瑞博士”。可惜材料很不完备。但仅从下面的材料中，本书作者就很想和他晤上一面。
乔治.赛瑞谈起他从事中医研究的经历：“我是学西医的，但我搞中医已有29年了。很早我就发现西医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够完善。而中医则把人看成一个有机整体，强调治病治本，辨证施治，我觉得更有道理。于是对中医发生了兴趣。”
他说，近十几年法国掀起了一阵针灸热，很多医生都用针灸为病人治病。针灸很适用，又便宜，受人欢迎。对于那些吃了很多药，在机体及精神上都产生了抗药性的慢性病人，吃药已不能起什么作用，针灸就更见功效了。
泽泻久敬
本书倍加推崇的日本泽泻久敬先生，堪称是一位捍卫中医科学地位的理论家和雄辩家。本书已经引录了他不少学术观点。他的文章中只提“汉方医”，但远远超出了日本汉方医，简直就象论说中国中医学一样。可惜本书尚不能为读者提供丝毫关于他的传记材料。只好请诸君原谅笔者的无能与孤陋寡闻，容再版增补。
库莫尔
库莫尔是联邦德国传统医学研究院院长。本书虽然暂时未能收集到他的学术材料，但有关他的事迹的报道却是很感人的。他致力于中国传统医学研究与推广，亲自开设中国传统医学诊所，第一个采用中医诊断（可悲的是在中医学发源地，中医病名诊断曾几度险遭废弃——何加)、中药结合针灸治疗，注重于“努力掌握正宗的中国传统医学”，曾先后5次赴中国学习、考察。
……
（自第五位起以下暂缺。本书希望再版时能另立专章)
5、做学问的楷模——李约瑟
现在，我要把对本书学术思想和观点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的一位国际科学巨匠——李约瑟博士郑重推荐给中医界同人。我之所以要专门为他设置一个“佳宾席”，是因为他不但是世界文明史上有伟大建树的学者，而且是所有从事科学工作的研究者不畏艰辛、治学严谨的楷模；同时在中西医学关系问题上，他还极富历史和哲人眼光。
本书从《中国科学技术史》“序言.志谢”中摘录的下列文字，按李氏原意，不过是如实记录下在该书写作及出版过程中给予指教、支持和帮助从而作出重要贡献的人们不容抹杀的历史功绩。他无论如何不会料到30年后会有人在一部有关中医发展战略问题的专著中，把这一部分并不属于原书正文的材料，作为一个不惜以大半生精力，潜心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的了不起的学者的典型事例加以引用的。这些材料充分表明，他是一切希望涉猎中国文化和涉足中医学的洋人的光辉榜样。
一个外国人（含日本人)如果不愿意象李约瑟那样尽可能为自己创造必要的条件，充分利用比李约瑟（尤其满晰博)当年优越得多的有利因素，如果莫名其妙地以列强和洋老大自居，不愿意放下架子想学中国又不愿拜中国为师，想学中医又不愿意拜中医为师，只想等待憋足的“二道贩子”为其提供任何人都“可以接受的资料”，那他干脆守着西方好了，守着西医好了。如果他真想有点长进，真想获得一点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新知识，那么他就非得下一番苦功夫。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人们获得的成就与其虚心刻苦程度及其所创造条件的成熟程度成正比。如能这样，他就一定能够学到，而且可以超过中国人。李约瑟、满晰博即为明证。
作为一名中国人，首先就应该因为一部中国科技史由洋人抢先写出而羞愧。是中国缺乏必要的条件、必须的人才、必备的资料吗?显然都不是。依笔者陋见，首先是缺乏必要的自信，其次是缺乏一条正确的科技路线，因此缺乏该书由以产生的适宜的土壤。事情倒过来了，由一位外国学者批评“中国科学工作者本身，也往往忽视了他们自己祖先的贡献”，“在中国科学的广阔领域中，还有许多东西甚至连中国学者本身也从来没有涉猎过”。对此，我们更应该感到无地自容。对于李氏40年前的批评无动于衷，也许可以诿为不知——《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直到1975年才译成中文内部发行。10年后在教育部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先生倡议中国科学家要学习古汉语，对此仍然无动于衷，这还有何理由推托呢？
下面这些材料表面看来似乎与本书无关，或与读者的专业和直接实践毫无干系，但仍然值得我们一读。我们可以从中学到所有专业人员都必须具备的谦逊的学者风度、刻苦的学习精神、严谨的治学态度。而本书引用的直接目的，是想借此说明，李约瑟的道路，是一切想要在中国文化及中医学这个世界超难度领域获得成果的国内外学者的必由之路，是中医学立足国内并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离开李约瑟开创的这条正确道路，有关中医学的宏篇大论就难有真知灼见，以之“指导”中医学术就毫无成功的希望。
下面就来看看李约瑟提供的材料。
李约瑟写道：
“大约在20年以前（指1934年以前)，剑桥大学来了三位中国的生化学家，他们都是准备考取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在工作上和笔者比较接近，有时在临近的实验室工作。他们是沈诗章、王应睐和鲁桂珍。我首先应当感谢他们三位、特别是鲁桂珍对笔者的推动和鼓励。他们……在剑桥留下了一个宝贵的信念：中国文明在科学技术史中曾起过从来没有被认识到的巨大作用。正是他们在剑桥大学的时期内，我得到了他们的热情帮助，初步学习了汉语；当时为了掌握它，我不得不写了许多既好笑又烦人的信件。在这一方面，对我影响最大的是鲁桂珍博士。她的父亲鲁茂庭是南京一位著名的药剂师，对中西医药都很有研究。他除了教导他的女儿欣赏和了解现代科学以外，还使她相信：中国古代和中古代的医师和技士们的本领要比大多数汉学家愿意承认的强得多。人类历史上的一些很基本的技术正是从这块土地上生长起来的，只要深入发掘，还可能找到更有价值的东西。至少必须说，中国的全部科学技术史，应该是任何一部世界成就史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鲁茂庭的女儿成功地传播了这个信念。……
从那时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我一直继续学习中国的文字和思想，而且非常荣幸地得到了著名汉学家古斯塔夫.哈隆的指导。……
他同我一起学习《管子》一书，并通过这一学习使我体会到阅读中国古籍的艰难。他对我的这些多种方式的帮助，一直持续到1951年底他逝世的时候。在他逝世前几天，我还打电话请教他有关一本奇怪的书《曷鸟 冠子》的问题，他当即花了一刻钟时间详细说明了这本书的疑难之处。……（深感惭愧，我作为一名中国学子，至此才第一次从外国人那里看到这个中国古籍书名——何加)。
“从1942年-1946年，这个代表团（按指李约瑟应英国政府邀请在重庆参加的文化与科学协作代表团——何加)发展成为英国驻重庆大使馆领导下的科学联络局，有六位科学家和十位中国科学家参加。这一工作曾经给了我一个意想不到的好机会，使我能够初步知道一些中国的科技文献，因为在每一所大学里以及不少实业机关里，都有对科学史感兴趣的科学家、医生和工程师。他们不仅能够而且都非常乐意指引我走上正确的途径。……
1943年初我刚到昆明时，在这方面给我帮助的人士中间有史学家雷海宗和闻一多，牛津大学汉学家修中诚博士……。在科学家当中，钱临照博士对《墨经》中的物理学原理所作的阐释使我惊叹不已。华罗庚教授曾帮助我了解中国的数学，而经利彬则帮助我了解药物学方面的资料。在重庆，我曾得到卓越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郭沫若博士的指导，……我还得到冀朝鼎的指导，他是〈中国历史上主要经济地区〉一书的博学多才的作者，现在是中国最主要的财政专家之一。……
这些朋友还介绍我认识许多对古籍有新见解的作者，例如侯外庐；其他在重庆的朋友（如陶行知、邓初民和林祖涵等)则善于指出哪一种见解是对中国社会发展史和经济发展史有正确认识的。此外，我在医学方面得到了陈帮贤和朱恒璧的帮助，在生物学方面得到了张孟闻的帮助，在化学方面得到了张资拱的帮助。
当我访问四川省其他地方时，也得到同样的帮助。在成都和嘉定，我有机会聆听郭本道以及已故黄方刚关于艰深而重要的道教的阐释。在老关台观主曾永寿身上，可以看到活生生的传统道教的化身。与此同时，当时武汉大学校长、已故王星拱博士，则使我看到了旧儒教的各方面的教义。在成都还有许多值得钦佩的学者，如哲学家冯友兰，病理学家、解剖学家及医学史家侯宝璋等等。
有一些巧遇简直是传奇式的。在陕西宝鸡时，有一天我乘坐铁路工人的手摇车沿着陇海路去五证寺，……我花了一个下午和李相杰教授一起查看了图书馆（当时河南大学疏散到此，利用一所精美的旧道观所作的临时校舍——何注)。李相杰向我这个剑桥大学的生化学家介绍说，在《道藏》中包含有大量从公元四世纪以来的炼金术著作，它们饶有兴味，而且是其他国家的化学史家所完全不知道的。李相杰对我所做的这番介绍，是我终身不能忘记的。
我几乎走遍了整个中国，并曾到达遥远的东南。一个炎热的夜晚，在粤北坪石河旁的阳台上，我和王亚南在烛光下谈到了中古时期中国封建官僚社会的实质。除此以外，还和吴大琨在曲江的书店和茶馆中讨论了其他社会学问题。后来，大战结束了，我在远方漫游四年后，终于有机会短期停留在富有传奇意味的北京城。在那里，在张子高、曾昭抡和李乔苹等人热情地带动下，化学史再次成为我们进行学术讨论的主题。此外，在这中国文献出版中心，我有可能买到许多在以后工作中必不可少的珍本，例如《太平御览》和许多丛书。
完全可以理解，作者对于那些通过赠书（尤其是在工作的早期)而给予帮助的中国学者是特别感激的。物理学家黄子卿博士是其中第一人。我到达昆明不久，他便赠给我一部《齐民要术》，即公元五世纪时贾思勰所作有关农业的著作。在良丰的时候，神经学家唐钺博士赠给我一部《天工开物》，那是宋应星——中国的狄德罗——有关十七世纪早期工程技术的一部重要著作。后来，前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又送我一部善本的《天工开物》。我们最慷慨的赞助人是著名的气象学家、长期担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博士。在我将离开中国的时候，他劝说许多朋友四出寻找各种版本，因此在我回到剑桥后不久，整箱整箱的书籍就运到了，其中包括一部《图书集成》。我第一次认识竺博士是在贵州，……在那里，我开始熟悉他在天文学史方面所作的很有价值的工作。由于他的介绍，我认识了钱宝琮（及李俨——最杰出的两位中国数学史家之一)和王璡（他刻苦钻研冶金和化学史)。
离开中国六年以后，我很荣幸地又在北京度过了1952年夏天的大部分时光。在那里我遇到了许多老朋友，例如竺可桢博士、工程学史家刘仙洲教授、中国建筑艺术的积极保护者和建筑史家梁思成、以及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四光和袁复礼。除了他们之外，我还认识了许多新朋友，例如火药和军事技术史专家冯家升和王振铎，王振铎的卓越的考古研究对罗盘针的起源和发展以及对唐代以前的工程成就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我有幸和他一起在北海公园附近一个围着围墙的古老御fo寺的亭台上，共同讨论放在那里的一些使他能够把他的结论结合进去的精美模型，这的确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他当时是故宫博物院的院长之一，他的办公室就设在那里。我必须对李涛博士致以特殊的谢忱，他曾花费许多时间，在主要由他收集并存在中国协和医学院图书馆里的中医图书珍藏旁边，和我讨论医学史。在那一段时期，我有机会一次又一次去著名的琉璃厂和北京许多市场的旧书铺。在那里我又获得了研究中国科技史所必不可少的一些书籍。
在本书的整个准备时期中，我得到了我的朋友王铃（王静宁)在研究古籍方面的帮助。1943年我在四川李庄……第一次遇到他。当时我做的一次有关科学史的演讲激发他去研究中国早期的火药和火器史……。
王铃先生和我两人都感到应该在这里说明一下他在这七年多时间内对本书所作帮助的性质。……（此段引文已录于前——何注)假使没有这样一位合作者的友谊，本书即使能出版，也将推迟很久，而且可能会出现比现在更多的错误。”
何按：引文到此结束。我们看到，李约瑟为了了解中国发展的历史情况，努力搜求第一手资料，“几乎走遍了整个中国”，深入到学院、研究所、乃至寺庙、亭阁、酒楼、茶肄、旧书铺，“亲身体验中国人的生活”，“既不是以传教士或者正式外交使节的身份，也不是以商人的身份”，而是以一个虔诚学子的身份，向中国的专家、学者、内行也包括他自己的中国留学生请教，寻觅中国的文化典籍，包括原著甚至珍本、善本，从学习中国语言（现代和古代)开始，深入生活，了解社会；既学习中国的科学，也不放过中国的宗教甚至“迷信”，反复钻研、反复讨论、反复甄别、反复修改。为了完成自己的研究和著述，单是就教的中国学者就有如下46位：
沈诗章 王应睐 鲁桂珍-鲁茂庭 雷海宗 闻一多 钱临照 华罗庚
经利彬 郭沫若 冀朝鼎 侯外庐 陶行知 邓初民 林祖涵 陈帮贤
朱恒璧 张孟闻 张资拱 郭本道 黄方刚 曾永寿 王星拱 冯友兰
侯宝璋 李相杰 王亚南 吴大琨 张子高 曾昭抡 李乔苹 黄子卿
唐  钺 吴世昌 傅斯年 竺可桢 钱宝琮 李  俨 王  璡 刘仙洲
梁思成 李四光 原复礼 冯家升 王振铎 李  涛 王  铃
这个名单，几乎囊括了中国20世纪30-50年代方方面面所有的第一流文人学者。
读到上段引文，我们的可敬的“不信书”的“中医教授”，主张烧掉中医古籍的现代“科学派”，还有对传统中医学望而却步却异想天开倡言大动干戈以创新学的“权威”新贵们，你们该作何感想呢？有些人对于中国自己的优秀文化传统和祖先的伟大科技成就不屑一顾，更不思刻苦学习、继承发扬，反而数典忘祖，个别人甚至极尽诬蔑攻击之能事，争相毁弃。在李约瑟面前，难道一点也不感到羞愧？
在那“知识越多越反动”、汉字险遭罢黜、民族文化痿废、崇洋学外受批、“外行领导内行”、“白卷先生”当道、 “白专”道路关闭、“红”而不学无术、无知充任“导师”、政治“统帅”一切、能人统成“右派”的年代，人为扶植和造就的一代“学科带头人”，在李约瑟面前，难道不应该自己退步抽身，省了继续祸国殃民、贻害子孙？！
显而易见，对于中医学的精深钻研与对于中国科技史的广博探讨并无二致，同样需要李约瑟式的攻关精神。一个想成为真正的学者和在专业上有所建树的人，我想决不会嫌这段引文冗长。它的基本精神不但适用于我，也适用于您；不但适用于洋人，也同样适用于国人；不但适用于尚在茫茫学海中泛舟的莘莘学子，也同样适用于已经获得某一方面成就而壮心不已、有志另辟蹊径的学者名流。
不胜遗憾的是，本书不能同时列出参与培育出国际知名中医理论家、宣传家满晰博的那“一百多位”中医大夫的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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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hedese 于 2009/4/19 11:18 编辑 www.lindalemus.com/Artic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