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洪钧：我为什么和怎样写《内经时代》
一
看见这本小册子，读者先想到的应该是：“内经时代”四个字是什么意思？多数人会认为：大概是考证《内经》的成书年代吧？
笔者不妨先告诉读者：本书的主要内容和目的倒不是考证《内经》，至少和以往的“考证”大不同。真能明白《内经时代》，须待看过它的主要内容之后，但无妨先作简单说明。
《内经时代》是把《内经》放回产生它的时代去，将和它有关的政治思想背景及各种同时代的学术进行比较研究。当然，对这一切都力求作到用现代认识进行评价。其目的对《内经》来说有两方面。
第一是帮助人们更快、更好地读懂《内经》，使初学者迅速掌握《内经》体系的基本精神。但是，它不同于有关入门书。已经系统学过《内经》的人，翻开本书就会看到一些别开生面的内容。《内经》专家更能从中发现一些研究《内经》的新方法、新资料、新观点。总之，它对一切和《内经》打交道的人都有用处。
第二是更科学地、恰如其分地评价《内经》。这与第一个目的是相辅相成的。因为，若作者对研究对象没有科学的认识，则无论他写多少文字，终究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要达到上述两个目的是很困难的。比如，对怎样才算读懂了《内经》，就有几种有分歧的看法。有人说，通读几遍《内经》白文，就算懂了。有人则认为，必须多看几家注解或最好自己再作一次集注。有人以为，能从头至尾把《内经》讲“通”，水平才算可以。还有人则以能否细讲“七篇大论”为试金石。近年来的风尚，又把“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时间生物学”等新学说拿来围绕《内经》大做文章，以为这样才能领会《内经》的真谛。我曾经按照上述各种主张学过《内经》，觉得没有一种令人满意。最后，只好走自己的路。所以，这本小册子是我的学习心得，是把我的认识过程理一理写给大家看。
我感到，就《内经》读《内经》、就中医读《内经》或就医学读《内经》是读不懂《内经》的。即或再带点儿现代哲学和现代科学头脑，也不能左右逢源，了无障碍。
如此说来，这是要否定前人的一切研究成果吗？是说别人都不懂《内经》吗？是说用“控制论”等新学说解释《内经》的作法均不可行吗？当然不是。不过，我至少可以指出，虽有上述研究，至今对《内经》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并未说清楚。后学者读了有关著述后，心里还是觉得不踏实。很多地方是勉强说得通。有的地方尽力附会也说不通。其中不少问题本来不必等到现在才能研究得比较彻底。毛病就出在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上。
比如五行学说的研究吧。从王冰注《内经》、张景岳编《类经》，直到最近的教科书、最新的大部头《内经》注本，对五行与四季、五方、五味等相配的道理，都从常识出发解释，没有超出《尚书正义》的水平。这种解法只在五行配五味方面大体说得过去。即“木生子实，其味多酸”、“火性炎上，焚物则焦，焦是苦气”、“金之在火，别有腥气，非苦非酸，其味近辛”、“甘味生于百谷，谷是土之所生，故甘为土之味”、“水性本甘，久浸其地，变而卤，卤味乃咸”。（《尚书正义》卷十二)可是，许多学问家仍觉此说牵强。
郭沫若先生说：“润下作咸是从海水得来的观念，炎上作苦是物焦则变苦，曲直作酸是由木果得来，稼穑作甘是由
酒酿得来。从革作辛想不出它的胚胎。本来辛味照现代生理学说来不是独立的味觉，它是痛感和温感合成的。假使侧重痛感来说，金属能给人以辛味，也说得过去。”（转引自张子高等编《中国化学史篇》科学出版社1964年版61页)
蒋伯潜先生说：“我国言五行者往往以与五味、五色、五方、五官、五脏等相配。至今中医尚以此诊病处方焉。说者乃谓水可制盐，故曰作咸。火焦味苦，故曰作苦。果实未熟时皆酸，故曰作酸。然则金之作辛，土之作甘，又将如何解之？”（《十三经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254页)
五行配五味最好解，亦有牵强处。五行为什么与五方、五季那样配，至今没人说清楚。北方水、南方火、东方木、西方金、中央土，靠常识说不通。四季为配五行改为五季尤难为常人接受。我们何以能让现在的青年从信数理化，一下子接受这种学说呢？
有人说：“我国地处北温带，从地理上看，东西南北中五个不同方位，气候条件有很大差异。经过长期观察，古人认识到，春季多东风，其风柔和温煦，万木荣发，大地苍青。……秋季燥凉，西风扫落叶，犹如金戈挥舞，一派萧杀。田里庄稼收割，大地脱下绿装，给人以白空之感。”（刘长林《内经的哲学和中医学的方法》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93页)
简言之，木配以东、春、青，就是从春天多东风，其风柔和温煦，万木荣发，大地苍青来的。金配以西、秋、白，就是从西风扫落叶，如金戈挥舞，给人以白空之感来的。这说得通吗？春天果然多东风，秋天果然多西风吗？现代气象资料不能证实这一点。难道真的古时也其风正，今世也其风不正吗！况且风不论东西又都要去配木的。这样解只能使现代学生怀疑五行说。现行《中医学基础》教材中，连这种解释也没有。一个五行归类表，加上几句《内经》等书中的话，就算交待了五行说的渊源。这样，学生接受的五行理论必然不牢靠。它经不起有心人稍稍一推敲。
上面所说还基本上是《内经》之外的五行理论。五行与医学结缘，最关键的一步是五行配五脏。其配法更难靠常识理解。假如学生又知道古代文献中还有与《内经》不同的配法，就更要怀疑了。
五行学说研究的不彻底处，先举上面几点，约已足以说明问题了。至于五行的生、克、乘、侮，五行与五运六气的关系，则真正能用现代认识说清其本来意义、发展过程者则还没有一家成说。想知道拙见的，请看第四至八节。这是本书想重点解决的问题之一。
近代以前，很少有人用唯物辩证思想解释阴阳学说，故常被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利用。近代医界也只有杨则民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予以解释。请参看旧作《近代中西医论争史》第五章，第四节。解放后，大量的文章和专著都这样讲了。近年尤其活跃。但并非研究深透了。试问：既然“一阴一阳之谓道。”（《周易·系辞上》)“阴阳者，天地之道也。”（《素5》)何以《内经》说理又多用三阴三阳呢？至今并无有深度的文章说清这一问题。阴阳说也大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再如运气学说，很多人视为深奥。其实，接受《内经》原说很容易。只是进一步问：五行与六气为什么只少一个“火”？太过、不及、平气等术语来自何处？原始意义是什么？从来无人讲明白。好讲运气者至今仍多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有一种书讲“七篇大论”竟写了近百万字。翻翻内容还是老一套。宜乎能读下去的人很少。有些人用时间生物学来证明运气学说的科学性，文章虽多，见解均浅。今日已极少有人用《内经》推运指导临床实践。连最受重视的病机十九条也大多被冲破。若不能深入运气说腹地，结果必然是泛泛曲护，反而在古人基础上后退。
以上举了较重要的三方面问题。意在指出《内经》研究方面至今还有不少重大理论问题没有搞清楚，因而不可能使人读懂《内经》，也不可能更科学地、恰如其分地评价《内经》。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写《内经时代》。
二
我将怎样写《内经时代》呢？看到上述拙见之后，很多人会以为本书要搞繁琐考证，大翻
故纸了。要抛弃前人的一切成就，标新立异了。要撇开最新理论，以古论古了。暂不正面讲答案。先谈几点我对《内经》研究的一般指导思想的看法，并再次说明了《内经时代》是什么意思。
第一，要承认研究《内经》确实是比较难的。因为它：①成书年代久远；②非出自一时一人之手；③卷帙浩大，头绪纷繁。对付它不能浅尝辄止。表述研究成果可尽量简明，研究过程中需下许多苦功——占有足够的资料。
第二，占有的资料多，不一定能保证得出正确而又使人信服的结论。还要有正确的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要善于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对科技史的一般规律要有足够的认识。这绝非老生常谈。话说来容易，行诸实际很难。以《内经》成书时代而言，古人考证很多。如果是圣人创造医学论者，就会死抱住成书于黄帝的观点不放。这种观点连明末的《内经》大专家张景岳、马莳等人都不能免。
按：
张介宾《类经》自序云：
“内经者，三坟之一。盖自轩辕帝，同岐伯、鬼臾区等六臣，互相讨论，发明至理，以遗教后世，其文义高古渊微，上极天文，下穷地纪，中悉人事，大而阴阳变化，小而草木虫鱼，音律象数之兆端，脏腑经络之曲折，靡不缕指而胪列焉。大哉！至哉！垂不朽之仁慈，开生民之寿域，其为德也，与天地同，与日月并，岂直规规治疾方术已哉？按晋皇甫士安甲乙经序曰：
黄帝内经十八卷，今针经九卷，素问九卷，即内经也。而或者谓素问、针经、明堂三书，非黄帝书，似出于战国。夫战国之文能是乎？宋臣高保衡等叙，业已辟之，此其臆度无稽，固不足深辨。”（１９６５人卫１版)
马莳《黄帝内经素问注证发微》序云：
“素问者，黄帝与六臣平素问答之书。至春秋时，秦越人发为难经，误难三焦营卫关格，晦经之始。晋皇甫谧次甲乙经，多出灵枢，义未阐明。”（丹波元胤《中国医籍考》人民卫生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２版３３页)
近代还有很多人这样说。较聪明的古人如朱熹、程颢等方提出《素问》成于战国。
按：找出朱熹、程颢关于《素問》的话。
学识更渊博的人，拿《内经》和《史记》、《汉书》、《淮南子》等略作比较，大体定为秦汉之作。但是，近代之前从未有人作过严密的考证，多凭一般印象立论。其原因又不仅是唯心史观作怪。这里仅先提一句，即古人考证《内经》反以医界之外的人较深入。可知古时医家多为衣食奔走，学术每较浅薄，具备孙思邈要求的“大医”条件的人实在很少。
第三，《内经》研究中的唯物主义，除抛弃圣人论等唯心史观外，还应强调两点。
１．医学在任何时候都不是孤立的学科。它基本属于自然科学门类，与各时代的社会科学亦有关系。特别是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哲学和政治思想必然在医学著作中留下印迹。一般情况下是社会统治思想左右医界，而不是相反。《内经》涉及许多哲学问题，古代的自然科学理论与自然哲学原很难分。《内经时代》将特别注重这一点，否则会得出自相矛盾的荒谬结论。
２．生命科学往往落后其它学科一步。我们不能设想在农业出现之前，人类能认识很多生药；石器时代会有金针；天文历法比较精确并为较多的人了解之前，医书当中会涉及有关知识并用以说明医理。医学虽然是最古老的学科之一，也只能在某些纯经验积累方面有时超过其它学科。近现代科技史常识也足以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可能想象，
氧气发现之前，会有较科学的呼吸生理；微生物发现之前会有微生物病因学。显微镜、X光、进化论、相对论、激光以及当前在知识界普及的三论，都不是首先由医家发明、发现的。例子很多，不胜列举。为说明医学必须植根于其它自然科学学科，再引恩格斯一段话：
“在自然科学的历史发展中，最先发展起来的是关于简单的位置移动的理论，即天体的和地上物体的力学，随后是关于分子运动的理论，即物理学，紧跟着它，几乎和它同时而且有些地方还先于它发展起来的，是关于原子运动的科学，即化学。只有在这些关于统治着非生物界的运动形式的不同的知识部门达到高度的发展以后，才能有效地阐明各种显示生命过程的运动进程。”（《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１年版５３页)
《内经时代》忠实于恩格斯的论断，把《内经》放到产生它的那个时代中去研究，看那时的有关学科为医学提供了什么条件。这主要是为了研究《内经》，反过来也可以供研究那个时代参考。
把《内经》时代的各主要学科（包括社会科学)拿到一起来研究，方能揭示《内经》中许多难解之迷，给《内经》以恰当的评价。
本书的含义大致如此。因读者着重点不同，可以看它作考证、解释《内经》的著作，也可视为医学史著作，赶赶时髦又可算是多学科研究《内经》。
第四，这样说来不是还要大量翻故纸吗？不错。研究古代科学不管用什么新方法，持什么观点，都必不可少地要占有原始资料。自杨上善编《太素》以来（更早可从皇甫谧整理《甲乙经》算起)，历代研究《内经》者，都多少曾这样做。在我看来，历来《内经》学家们查考资料的工作还是做得太少了。解放后的研究也不太令人乐观。故观点虽新，功夫却少，搞来搞去，大多跳不出旧圈子。加之崇古思想至今阴魂不散，有创见的著述实在不多。多数人离不开考证和集注的老路，一般文章往往华而不实。这不是说解放后没有成就，也不是说古人全无见地，只是距希望太远了。
举注家解“七损八益”的例子来说吧。千余年中陈陈相因，竟没有一个中国人发现这典型的房中术语，倒是日本人发现了这一点。这就是做学问不扎实的结果。
按：“七损八益”见于今《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而且仅此一见。原文如下：
岐伯曰：能知七损八益，则二者可调，不知用此，则早衰之节也。年四十，而阴气自半也，起居衰矣；年五十，体重，耳目不聪明矣；年六十，
阴痿，气大衰，九窍不利，下虚上实，涕泣俱出矣。
这段话的其它语句都很好解，关键是什么是“七损”？什么是“八益”？
因为可以运用，显然是一种技术或技巧。
王冰的注释，说这是关于男女房事的，接触到问题的实质，但不准确。
马王堆医书出土之后，人们才知道这原来是标准的房中术语。意思是有七种性交动作或反应对男子有害，八种对男子有益。见于出土帛书“天下至道谈”。原文是：
什么叫“七损”呢？《天下至道谈》说得很清楚：“一曰闭，二曰泄，三曰竭，四曰勿，五曰烦，六曰绝，七曰费。”即一损是指性交时阴茎疼痛，精道不通，甚至无精可泻，这叫内闭。二损指性交时大汗淋漓不止，这叫阳气外泄。三损是说性生活不加节制，交接无度，徒使精液虚耗，称为“竭”或“衰腠”。四损是说交合时
阳痿不举，故曰“勿”。五损指交按时呼吸梗促，
气喘嘘嘘，心中懊恼，
神昏意乱，这就叫烦。六损是说在女方根本没有性冲动或性要求时，男方性情急躁，不善于等待，甚至态度粗暴，强行交合，这样的性生活自然极不协调，将会给女方带来很大痛苦，不仅损害其身心健康，还会影响胎孕的优劣，给下一代造成危害，因而叫“绝”，意即陷入绝境。七损是指交接时急速图快，滥施泻泄，徒然耗散精气而已，所以叫做“费”。
那么，什么叫做八益呢？原来“八益”指的是寓气功导引于两性交媾活动中。《天下至道谈》又写道：“一曰治气，二曰致沫，三曰知时，四曰蓄气，五曰和沫，六曰积气，七曰持赢，八曰定顷。”即一益是指性交之前应先练气功导引，导气运行，使周身气血流畅，故曰“治气”。二益是说舌下含津液，不时吞服，可滋补身体；又指致其阴液，亦为交合之所不可少者，这些都叫做“治沫”。三益是说要善于掌握交合的时机，这就叫做“知时”。四益即蓄养精气，做到强忍精液不泻。五益是指上吞唾液，不含阳液，双方在交合中非常协调。六益是说交合适可而止，不可精疲力竭，以便积蓄精气。七益是说交合之时留有余地，保持精气充盈，做到不伤元气，叫“持赢”，即持盈。八益是说两性交合时，男方不要恋欢不止，称为“定顷”，即防止倾倒之意。
日本学者森立之早在１８３１年从《医心方》悟出，“七损八益”是房中术术语。
尽管如此，《内经时代》仍力求继承一切前人的成就，在此基础上前进。
有人会问：古人对古代文献不是读得更多吗！为什么那时不能全面解释《内经》之谜呢？对此有两点需说明。其一，大多数古人，特别是医家并不比我们手头的文献多。以笔者的环境而论，条件很差，却可以于一两年内看到数百种最需要的文献。其二，古人往往身在此山中，不问真面目。阴阳、五行、象数之说，读书人从启蒙开始就习以为常，深究其理者很少，怀疑其出处，究其源流者更少。况且，有几个人肯冒怀疑经典的风险呢。自然，出类拔萃的人也有。如批判运气说的沈括、张洁古，怀疑五行说的尤在泾、徐灵胎等人即是。不过他们没有现代哲学、现代科学和现代研究方法这三大新式武器。近代医界对阴阳、五行、运气等持批判和维护态度的人都很多，真正搔到痒处的人却少见。
按：沈括关于运气学说的见解如下：
“医家有五运六气之术，大则候天地之变，寒
暑风雨，水旱螟蝗，率皆有法；小则人之众疾，亦随气运盛衰。今人不知所用，而胶于定法，故其术多不验。假令厥阴用事，其气多风，民病湿泄，岂普天之下皆多风，普天之民皆病湿泄邪？至于一邑之间，而旸雨有不同者，此气运安在？……随其所变，疾厉应之，皆视当时当处之候，虽数里之间，但气候不同，而所应全异，岂可胶于一定？”（沈括 梦溪笔谈 吉林摄影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１版３５页)
显然，沈括不认为推运结果适用于普天之下。不但不能适用于普天之下，在一个县的范围内，也常常不适用。总之，此术“多不验”。
第五，原始资料到底到查多少？这直接关系《内经时代》的时限。为叙述方便，先提出我的看法。以下各节还会有具体论述。
浅见以为，《内经》成书的基本条件到西汉初才具备，灵素骨干内容成型不会早于两汉，一些篇章可粗定成文于东汉。“七篇大论”出现更晚。本书也要对它们略作探讨，但重点不在汉后。这样，两汉及以前的文献均在查考之列。重点是战国秦汉的文献，即那时的经、史、子、集都要看过。按新体系重新翻检编排《内经》的工作还不在内。这是相当
头痛的工作。像我这样没有读经功夫的人，再硬着头皮去读经（还有史、子、集)真是苦不堪言。但不亲自过目就容易上当，心里就不踏实。这不是反对借助拐杖。近现代研究《内经》时代经、史、子、集的各种专著也要尽量多看。先从这些书读起，可免走许多弯路，但不能只靠第二手资料立论。因为，《内经》时代的许多文献也和《内经》一样——非出自一时一人之手，专家看法颇有分歧，而且，他们多从本专业出发进行研究，不是为研究《内经》服务。科技史、医学史、重要《内经》注本及近年一切有关《内经》的论文、专著均应较为熟悉。总之，工作量很大。
由上述五点可知，本书几乎涉及《内经》时代文化领域的各方面。
三
一般说来，今日的《内经》研究多属于文化史范围。狭义些说应属于科技史范围。研究文化史，从来都是用眼前的观点检验过去。因此，认识总在不断深化。本书不可能一劳永逸地把有关《内经》的问题都搞得很清楚。科学发展随时可能启发人们回头看《内经》。如用“控制论”等解释《内经》，日本人五十年代初就这样做了。那时国内还很少有人接受，甚至以为怪论。不料，过了二十多年，“控制论”等竟成了行时的口头禅。所以，尽管有关《内经》的这类研究深度不够，总是说明新观点、新理论、新方法在揭示文化史时更有说服力，并往往能发现以前没有认识到的东西。换句话说，研究文化史总不能离开科学发展的新成就。前面已经提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内经》研究的指导意义尤其重大。
为使读者了解《内经时代》的研究方法，下面把近代以来有关《内经》时代的各种文化史研究做一极简略的介绍。
《内经时代》的文献基本上限于汉至西周。它与史前研究联系很少，与甲骨学、金文学关系也不大。但应知道，以上三方面，特别是前二者是近代以来中国史学极有成就的领域。专业医史工作者和《内经》学者有必要对上述研究作一概略了解，从中至少可以知道点科学的文化史研究及其发展趋势。假如连有关常识也没有，就会思想僵化。
《内经》时代的文化史研究，现在可分为社会科学史、科学技术史两方面。开头都与古代学术发展相衔接，其中最重要的是“经学”。清代朴学重考据，很近于史学。清末的重要政治改革运动——维新变法，就是打着研究古经的旗号造舆论的。进入民国，“六经皆史”的观点为更多的人接受，加之读经不再是文化教育的重点，经就更加变成史料。“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努力打倒孔家店，二千年来，作为中国意识形态文化的代表——儒家思想及其经学，被全面批判。此后，读经更不为经世致用，而成为搜集文化史资料的一个方面。旧有意义上的史学文献，也陆续被持不同观点的人，用不同的方法进行研究。具有近代气息的单科文化史也只有这时才开始出现。
由于中国全面接受近代文化较晚，某些最早的专科文化史倒是日本人或西方人先做了一些工作。科技史的研究也只能发端于这一时期。其中，值得庆幸的是，中国医学史专著出现是较早的，并且是中国专家先写出来的，即1919年陈邦贤写的《中国医学史》。
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史研究基本上是受外来思想影响。先是表现为经学回光返照数年。随之，输入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再后，占支配地位的思想是资产阶级史学观在中国的变种——实证主义与考据学相结合。最后，至二十年代末，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开始被一些学者接受。科技史的研究必然也受这些流派的影响。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资料——特别是《内经》时代的内容，主要也从经、史、子三类文献当中去寻找。不管是哪一领域的研究，就《内经》时代而言，大家研究的文献基本一致，唯着眼处各有侧重。
医界青年对上面这一段话，可能有些摸不清头脑。我意在交待近代史学背景，然后再说近代史学研究中与《内经》有关的部分。下面略介绍近代史学流派的代表人物及其代表作三家，看史学观点、研究方法，对史学家有多么明显的影响。
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曾经掀起大波澜。究其思想则是受日本维新影响，想到中国必须改良封建制度以免危亡。理论从哪里来？当时还不可能跳出经学圈子。但他在新思想激发下使经学跃进一步。康氏继承了清代今文学派的成就，加上自己的一番工作，断言《周礼》、《左传》等地位很高的经是汉代人伪造的。周公制礼既不可靠，当时的制度也不妨改一改。从史学经世角度看他的著作，意义在此。康氏治学不免有门户之见，考证也难免不严密之处。但此后《周礼》、《左传》等经的地位被动摇却是事实。
胡适的名字便是进化论的产物，其早期著作直接用进化论命名。不过，他更喜欢讲“实证主义”。他的奠基作《中国哲学史大纲》很不受他的美国先生的重视，在中国出版后却风行一时。“五四”运动前后影响颇大。在他的书中不可能找到唯物史观。他大讲一通主义之后，却让别人“多研究些问题，少讲些主义”。实际上，他的书全是杜威主义与考据方法结合的产物。他把古代哲学理了理，但不能揭示其真面目。
郭沫若的《古代社会研究》开创了马列主义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先河。该书主要立足于恩格斯的《家庭、社会与国家的起源》和摩尔根的《古代社会》。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一拿来研究中国古代史，古代史便从迷雾中显出真面目。中国何时是原始社会，何时是奴隶制，何时由奴隶制向封建社会转变，历史的辩证发展、古代思想的哲学流派等等重大问题便很快基本解决了。一切旧史体系均经不起它的检验，于是渐渐败退。
按：关于近代史学流派
历史就是用现代的文化、思想和政治眼光看过去。史学家尤其注意政治。于是，近代史学流派必然和近代文化、思想、政治密切相关。对此，本书的读者不一定熟悉，这里作一下极简略的说明。这样简略的说明不可能引用多少原作。但笔者相信不会有大误。怀疑拙见或确有兴趣的读者，请参看下面提到的著名人物的有关著作。
近代文化名人、思想家、历史学家中最早登上政治舞台的是康有为。历史的古为今用，在他身上体现得最明显。当然，也可以认为这是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影响——《大学》认为学者的最高境界是治国、平天下。
１８８８年他就上书光绪皇帝，主张变法。他的著作中，影响最大的是《新学伪经考》。所谓“新学”指为王莽新朝服务的“经学”；所谓“伪经”指王莽的国师刘歆争立的《尚书》、《周礼》、《左传》、《毛诗》等。总之，此书断言“古文经”是刘歆父子伪造的。这对读经和科举取士还是主要文化制度的当时的知识界震动极大，因为这些经还是那时标准的经。于是，《新学伪经考》于１８９４、１８９８、１９００年三次被清廷降旨毁版。
康氏治经为了达到三个目的：第一步先动摇“古文经”；第二步宣传“今文经”也不过是孔子“托古改制”之作；第三步是结论现行制度应该改革——维新。
若问为什么康氏会产生这样的看法，其中自然有经学史上的“今古文”派别因素——今文经没有《周礼》、《左传》、《毛诗》，《尚书》也和古文不同。不过，当时中国面临的民族危亡和日本的明治维新，应该是刺激他得出“伪经”结论的时代原因。
康氏原籍广东南海，较早了解日本维新，又于１８７９年游香港，后游学上海，颇知世界大势和西方思想学术等。即１８８８年之前，他早就认为中国应该效法日本维新。
１８９５年“公车上书”之前，光绪皇帝的师父翁同龢曾经访问过康氏，知道了他的变法要点，却并不赞同。１８９４年的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惨败。知识界要求变法极其强烈，朝廷不得不考虑政治改革——变法。翁同龢就到处宣传康有为的主张。
于是发生了所谓“公车上书”——朝廷提供专用交通工具以方便为政治改革而上书的人。
１８９５年，康氏组织了著名的１８省会试举人联名上书，要求清廷改革。不久有《孔子改制考》进一步为变法造舆论。他的思想主要是一句话：中国“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
康有为曾经三次公车上书，而且是最有名的上书的人。加之翁同龢极力推崇康有为，于是他成为戊戌变法的主持人。
变法失败后，康氏退出了政治舞台，除了年龄因素之外，大概主要出于忠君思想的封建观念。即他还是以光绪皇帝的遗臣自居。文化方面提倡孔教。
另两位著名的变法人物——梁启超、谭嗣同，本来和康有为没有关系。他们认识康氏而且成为康氏的弟子，主要因为《新学伪经考》。
谭嗣同殉难于变法，梁启超则流亡日本。但梁氏放弃了忠君思想，不但参与了护国运动（蔡锷即是梁氏的弟子)，后来还曾在北洋政府任职。不过，他的主要精力用在学术方面。特别是积极介绍西方政治、哲学和思想史等。对传统文化，也作了大量的开创性研究。很多人认为，在引进西方知识方面，梁氏的贡献为近代第一。
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显然是受西方教育影响。他是那时对西方文化、思想、科学技术、政治和经济制度了解最多也最切实的人。总之，他的革命思想不是从传统文化中来的。
马克思主义的引进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不是中国传统思想发展的必然。但是，马克思主义者登上政治舞台之后，也要解释中国历史。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郭沫若。他不但有经学研究基础，对古文字学、特别是上个世纪初中国史学的一个新领域——甲骨学，也颇有造诣。故近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史学，主要是郭氏支撑着。
关于疑古学派
广义而言，近代以来的各个史学流派都是疑古的。不过，狭义的“疑古学派”主要指由顾颉刚发起的《古史辨》学派。除顾氏外，其中的主要人物有胡适之、钱玄同、童书业、吕思勉等。戊戌变法的第二号人物梁启超也偶尔参与，而且实际上开古史辨学派之先。
章太炎是俞樾的弟子，和疑古学派的另一著名人物崔适同出一门。不过，后来崔适成为康有为的信徒，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章氏则主要是民族革命家，没有直接通过经学造舆论。他的革命思想更多来源于明末清初浙西学派的反清思想，经学方面倾向于古文。虽然长于小学，但不愿意接受甲骨学。
章氏的主要政治活动是在１９００年前后。最著名的事件是为邹容的《革命军》作序公开反对满清而被扑入狱。１９００年之前，也曾经赞同改良主张，不久与之决裂。出狱后赴日，参加同盟会。民国初年，他不和北洋政府合作，学术上和政治思想上，很快落后。晚年定居上海，和中医界关系密切。
早期的古史辨派虽然看法不一致，但没有严重的政治分歧。当南方国共合作时，他们虽然在北京，但政治上都倾向于南方。大约１９２４年，鲁迅、顾颉刚等先从北京到厦门，又从厦门到广州，于是不但国共合作，倾向于北伐的著名学者和思想家也聚集到广州。
政治分歧始于国共分裂。最明显的是鲁迅和顾颉刚之争，他们争的不是历史观点，而是对当时革命的看法。鲁迅的主要精力没有放在历史上，主要是就时弊写杂文。
国民党掌权后，以胡适为首的学派，自然成为主流学派。可以和这个主流学派抗衡的就是郭沫若了。他于国共分裂后流亡日本，主要史学研究都是在日本做的。范文澜等人，也偶尔可见于《古史辨》，但是公开讲唯物史观的人则很少。
近代史学的派别可以从郭沫若对胡适和《古史编》的评价看出来。他说：
顾颉刚所编著《古史辨》第一册，……我发现了好些自以为新颖的见解，却早已在此书中有别人道破了。例如：“钱玄同说：我以为原始的《易》卦是生殖器崇拜时代的东西。‘乾’‘坤’二卦即是两性生殖期的记号……许多卦辞爻辞，正如现在的《谶诗》一般”。
这些见解与鄙见不期而同，但都是先我而发的。
便是胡适对于古史也有些比较新颖的见解。如他以商民族为石器时代，当向甲骨文字里去寻史料；以周秦楚为铜器时代，当求之于金文与诗。但他在术语使用上有很大的错误……
胡君的见解比起一般旧人来是有些皮毛上的科学观点。我前说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对于中国古代实际情形几曾摸着了一些边际’就《古史辨》看来，他于古代的边际确实是摸着了一点。……顾颉刚的‘层累的造成的古史说’的确是个卓识。从前因为嗜好不同，并多少夹有感情作用，凡在《努力》报上所发表的文章，差不多都不曾读过。他所提出的夏禹问题，在前曾哄传一时。我当耳食之余，还曾加以讥笑。到现在自己研究一番过来，觉得他的视见是有先见之明，在现在新的史料尚未充足之前，他的论辩自是并未能成为定论，不过在旧史料中，凡作伪之点大体是被他道破了。”（吕思勉、童书业编《古史辨七下》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２第１版，３６１—３６７页。)
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郭沫若的看法如下：“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在中国的新学界上也支配了几年。但那对于中国古代实际情形几曾摸着了一些边际？社会的来源既未认清，思想的发生自无从谈起。所以，我们对于他所‘整理’过的一些过程，全部都有从新‘批判’的必要。……在中国的文化史上，实际做了一些整理功夫的要算是以满清遗臣自视的罗振玉，特别是前两年跳水死了的王国维。”（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１９２９，序言)
解放后，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对“古史辨派”的文献辨伪成绩给以明确的肯定。
他说：“研究中国古代，大家所最感受着棘手的是仅有的一些资料都是真伪难分，时代混沌，不能作为真正的科学的研究素材。
关于文献上的辨伪工作，自前清的乾嘉学派一直到最近的古史辨派，做得虽然相当透彻，但也不能说已经做到了毫无问题的止境。而时代性的研究更差不多是到近十五年来才开始的。”（郭沫若《十批判书》 １９７６年人民出版社，１－２页)
如上所说，就《内经》时代而言，史家所据的文献完全一样。资料均从那时的文献中来，各派的总结论却大大不同。可见，史学观点对文化史研究有决定性的意义。研究方法方面，考证、分析、对比、归纳、演绎等具体方法，各家大略相同。但马列主义派别之外的思想方法均不重视辩证思维和整体把握。往往会因小失大，因局部失全体，看见一方面，忽视另一方面，立论时即不免有大漏洞。
然而，也决不能说不用占有足够的资料，拿来马列主义便一通百通。也不是说旧史学流派的工作都不屑一顾。欲批判学术上的对立面，至少先要占有同对方一样多的资料以便知己知彼。否则，只能动其枝节，不能动其根基。全面读一下郭沫若、范文澜等前辈的著作，便知道他们下过多少功夫，如何批判地继承了。
四
唯物史观指导文化史研究，在我国是最后起的，近代不占主导地位。解放后，迅速居于统治地位。大家匆匆向这条路上走，学界几乎没有对立面。这应是一件好事，也有不利的一面。不少人满足于简单套用唯物史观解释一些史实和理论，批判地继承则不足。加上一些其它政治原因，在郭沫若、范文澜等老一辈学问基础厚实广博的大师之后，出现了青黄不接的现象，很多方面的研究深度不够。近年情况渐渐改善。
医史研究则问题更多一些。一是医史界和社会科学史界联系松散，一般史学家极少研究医史，医史家也不大接触社会科学史。通俗些说是两家分工太清。更有甚者，医史界和其它科技史界也分得太清。结果是互相了解、渗透都不太多。这种情况对医史研究尤其不利。如前所说，医学是植根于各时代的多学科综合知识。研究数学、天文、化学、地理学史等，基本上不了解医学史影响可能不太大。医史学者对其它科技史没有起码的了解，则会受很大的限制。特别是研究《内经》这种成书时代久远，内容复杂的理论性著作时，受限制就更严重。
其实，自二十年代开始，医史研究、医学争鸣就和古史研究、史学争鸣联系不够了。比如，《内经》中的阴阳五行学说在近代医界是争论最热烈的问题。可惜参加争鸣的大部分医家和医史学家没有充分借鉴同时代史学界的研究成果。下面略举近代著名学者对阴阳五行学说的看法，供参考。
近代学者最先拿阴阳五行说开刀的龚自珍。他多次攻击汉代经学大师刘向以五行灾异附会《春秋》等经典。
他说：“刘向有大功，有大罪。功在七略，罪在五行传。”“如欲用春秋灾异说《尚书》者，宜作《洪范》庶徵传，不得曰五行传。”“窥于道之大原，识于吉凶之端，明王事之贵因，一呼一吸，因事纳谏，比物假事，史之任讳恶者，予于最为下也。宜为阴阳家祖。”（龚定安全集类编，世界书局1937年版，286－287页)总意思是说阴阳家极浅薄，汉儒用阴阳五行解经是歪曲。
梁启超说：“阴阳五行说为二千年迷信之大本营，直至今日在社会上犹有莫大势力。……吾辈生死关系之医药，皆此种观念之产物。……学术界之耻辱，莫此为甚矣！”（《饮冰室合集》1941年版 第13册 阴阳五行说之来历)
章太炎说：“五行之论亦于哲学何与？此乃汉代纬候之谈，可以为愚，不可以为哲也。”（见医界春秋汇选 第一集)“隋唐两宋惟巢元方多说五行，他师或时有涉及者，要之借为掩饰，不以典要视之。金元以下……弃六朝唐宋切实之术而以五行玄虚之说为本。尤在泾心知其非，借客难以攻之，犹不能不曲为排掩护。徐灵胎深底阴阳五行为欺人，顾己亦不能无濡染。夫以二子之精博，于彼众口雷同，终无奈何，欲言进化难矣。”（见王一仁 中国医药问题 章太炎序)
严复说：“中国九流之学，如堪舆、如医药、如星卜，若从其绪而观之，莫不顺序。第若穷其最初之所据，若五行干支之所分配，若九星吉凶之各有主，则虽极思有不能言其所以然者矣。无他，其例之立根于臆造而非实测之所会通故也。”（原富)又说：“金胜木耶？以巨木撞击一粒锡，孰胜之邪？”（栾调甫 梁任公五行说之商榷 东方杂志 1924年 5期 97页)
顾颉刚说：“这种五德、五行相胜、相生的把戏，对于上古史固然是假，对于汉代的史还是真的。汉代社会是一个以阴阳五行为中心思想的社会，这种把戏就是那个社会的真实产物。”（顾颉刚编 古史辨 五册上 262页)
郭沫若说：“所谓水、火、金、木、土，这是自然界的五大原素，大约宇宙中万事万物就是由这五大原素所深化出来的。……这些分化的理论虽然很武断、很幼稚，但它的着眼是在说明：宇宙中万事万物由分析与化合的作用演进而成。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五行和印度、希腊的四大说（水、火、风、土)相似，是科学方法的起源，我们不能因为它本身的幼稚与后人附会便一概抹杀。”（郭沫若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科学出版社 1960年版 72页)
范文澜说：“直到现在，任何中国人把头脑解剖一下，量的多少固没有定，‘五行毒’这个东西却无疑地总可以找出来。颉刚说 ‘五行是中国人的思想律，是中国人对于宇宙系统的信仰，二千年来它有极强固的势力。’这几句话的确是至理名言。”（见顾颉刚编 古史辨 五下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640页)
要言之，近代著名学者当中，只有郭沫若先生对五行说的批判是略有保留的，对此说在科学史上的意义评价仍不超过古希腊印度的四大说。1924年之后，疑古学派曾就此进行了系统的研究，阴阳五行思想被批得几乎无立足之地。
数十年前，阴阳五行学说对中国人思想影响之大，现代青年已体会不深。因而可能对近代学者为什么大批阴阳五行有些不解。先举几个至今还为众人熟悉的文学方面的例子，以便知其大概。
按：为加深印象再举例说明古人如何重视五行以便理解近代人何以对此说深恶痛绝。据笔者所知，对五行评价最高的古人是宋代人萧吉。他说：“夫五行者，盖造化之根源，人伦之资始，万品秉其变易，百灵因其感通。本乎阴阳，散乎精象，周竟天地，布极幽明。子午卯酉为经纬，八风六律为纲纪。故天有五度，地有五材以资用，人有五常以表德，万有森罗以五为度。……吉每寻阅坟索，研穷经典，自牺农以来迄于周汉，莫不以五行为政治之本。”（［宋］萧吉《五行大义·序》 商务印书馆 丛书集成本 １９３９年版)
在萧吉看来，不但造化的根源是五行，中国有史以来的政治也以五行为本。显然，一切事物或学问中，没有比五行更重要的了。
《西游记》是妇孺皆知的神话小说。若问：其中心人物何以必凑够五个（白马不可少)？很多人未必知作者用意。其实是从比附五行而来。倘以此说附会，请看其中章回题目。
第八十六回 木母助威征怪物 金公施法灭妖邪
第八十九回 黄狮精设钉钯宴 金木土计闹
豹头山
其中八卦配五行亦常见。众怪作法，欲兴风必从巽地吸气，要玩火需从离方用功。青年读者未必知其所以然。
又，倒数第二回：九九数完魔灭尽 三三行满道归根。三、九、八十一，这几个数在《内经》时代均有奥义。这又不仅是五行说了。不知其说所本，也难懂《内经》。当然，《西游记》的文学价值不在此。
“古道、西风、瘦马”是一句很妙的词。人人知是形容冷落凄凉。不过，若值春暖花开，雨过天晴，即有西风也无碍“春风得意马轻肥”。问题是风不在东西，意思指春秋。故春联多用“东风浩荡”。
荣国府的女主人说：“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这一句家常话，也是五行说的流风。同书中有一段史湘云和丫头谈阴阳，大观园的使女也热衷此道。
假如是学过中医的，应该很熟悉三个方名——
六一散、
左金丸、戊己丸。我看能很爽快地说出三者含义的人不一定多。有些人能答出“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故名六一。若再问何以“天一生水、地六成之”？能引经据典说出一、二、三的人便少。再能用现代认识予以解释者，恐怕更少。
按：六一散出自刘河间《宣明方论》。原名
益元散，一名
天水散。后人通称六一散，既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义，又说明
滑石、
甘草用量比例。主暑湿。又《
伤寒直格》（思想颇类刘河间)有益元散，为六一散加
辰砂。
左金丸出自
朱丹溪《丹溪心法》。药用
黄连、
吴茱萸，比例为六比一，共为细末，水丸或蒸饼为丸。左金者，制肝气也。今人或解为泻肝火，不确。
戊己丸出自《和剂局方》。药用黄连、吴茱萸、
白芍各等分为细末，面糊为丸，如
梧桐子大。戊己者，化土也，乃制木扶土之义。主治
肝胃不和。
以上三方，都与象数和／或五行有关。
关于象数之学，见第十三节所附：象数略论。
以下略作介绍。不过，需说明，这里需要的只是象数之学中的数的部分，故下面不介绍与象有关的内容。
象数之说起自先秦，大盛自汉人解《易》，由于五行学说也大盛于汉代，于是象数迅速和五行发生关系。
今可知《易传》中的象数之说有：“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系辞传上》
单就《易传》理解，这段话不过是说从一到十奇偶各五个数是相合的。引进阴阳思想，也不过把天地、奇偶代以阴阳。
可是《尚书·洪范》中有：“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这个顺序既不是相克顺序，也不是相生顺序。但无论如何，五行有了一个排列顺序。先秦人也没有五行出现先后之说，但是还是有人把一至十这是个自然数的序数意义和五行排列勉强牵和在一起。
《尚书大传·五行传》据此做文章说：“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天五生土。”（《尚书大传·五行传》)
于是五行生成有了顺序，而且和天地联系在一起。只是，这个五行生成数和后来定型的说法还不一样，定型的说法是：“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即一、二、三、四、五为生数，六、七、八、九、十为成数。奇数为阳，偶数为阴。
今可知，此种说法最早见于？？！
张介宾《类经图翼》“五行生成数解”（１９６５年，人民卫生出版社第１版，７～８页)说：“五行之理，原初自然，天地生成，莫不有数，圣人察河图洛书而推定之。其序曰：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夫五行各具形质，而水火最为轻清，乃为造化之初。故天以一奇生水，地以二偶生火。若以物理论之，亦必水火为先，以小验大，以今验古，可知之矣。如草木未实，胎卵未生，莫不先由于水，而后成形，是水为万物之先，故水数一。化生已兆，必分阴阳，既有天一之阳水，必有地二之阴火，故火次之，其数则二。”
总之，古人确实认为，五行生成与数有关。水、火为最先生成的东西。当然此说的经验依据和推理方法，都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其答案均需求之《内经》时代。类似中医术语还多。如果说它们不过是虚名虚套，懂得它们不一定当上名医，不管它们照样治好病，此类话不应出自中医之口。倘若《内经》专家碰到这些地方也支吾，则《内经》之学岌岌可危了。这已不仅“乏人”、“乏术”，而是“乏学”了。学说不乏，技术自兴，技术能兴，何忧乏人！《内经时代》欲追根溯源，求歧黄之理。用意如是，尚冀时贤不以为“大可不必”。苟蒙高明赐教，群贤切磋，又不仅作者一人之幸。
最后有必要再次强调，前人的一切有关研究成果都是借鉴、继承的。实际情况是学习得很不够。加之坚持本书的篇幅不超过《内经》原文。故采用了尽量明快的论述方式和尽量通俗简洁的语言。下文会提出一些前人的看法而不详细引用原文并注明出处。这绝非有意掠人之美以自饰，也不是怕触犯权威引起麻烦。即便自以为前人未论及处，也可能早有人先我而发了。这本小册子从各方面看都称不起严谨的科学论著。如果其中真有些能站得住脚的新东西，也只是由于我借助了许多拐杖，踏过许多高人的肩膀。文中涉及非中医学术史的部分，往往要先作些常识介绍。这样作，一是方便对有关领域不很熟悉的读者，二是笔者在这些领域也仅知道些常识。《内经》和医学史方面的基本知识，也不能保证没有严重错误。热切期望来自各方面的批评。细节上的疏漏肯定更多，并请指正。假如较重要的新论点能有一半经得起批评，即本书的目的达到二分之一，就很知足了。笔者的一贯信条是，宁可写出错误较多、新见解也不少的东西而受到批评，也不写没有新东西，因而没人批评的文字。没有批评反响的著述，我很疑心是没人读过，或没人认真读过。那种下场对和社会科学有关的学术著述来说是可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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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路上 于 2011/5/7 10:28 编辑 www.med126.com乍看此文还以为是考古的，看了下他的其他文章方知其是搞现代理论研究的高人
这是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１９日在
南京中医药大学报告稿
怎 样 学 好 中 医？
赵洪钧讲稿
老师们！同学们！朋友们！女士们！先生们！
有这样一个机会，就怎样学好中医，和诸位交流，我深感荣幸。首先，感谢文献研究所的盛情邀请，以及诸位在百忙中光临。
我一向不喜欢隐瞒自己的见解，今天有这样很难得的机会和场合，更应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很可能不少同好不赞成我的看法，但是，听听不同意见总是可供参考。我也欢迎，持任何不同看法的同行和朋友就此赐教或交流。
一、我的简明看法和初步答疑
１、我对如何学好中医的简明看法
我对如何继承和发扬中医的总看法，在座的诸位大都已经知道。关于怎样学好中医，自然和我的总看法一致。所以，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可以用一句话表达如下：
只有中西医结合地学习，才能学好中医！
稍微详细一点说，就是：先生应该中西医结合地教，学生要中西医结合地学，最好尽快编写出中西医结合的教材，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符合现代社会需要的中医。对学生来说，就是学好了中医。
２、初步答疑
大家必然会问：这里是中医药大学，我们学的专业是中医。为什么只有中西医结合地学习，才能学好中医呢？那样学出来的不是中西结合医吗？中医药大学不是应该改名中西医结合医药大学吗？中医专业和中西医结合专业之间，不是没有区别了吗？
在我看来，这些都不是问题。我多次说过：
中医界应该迅速摆脱一个明显的悖论：承认发扬中医必须借助现代科学，却回避中西医结合；中医教育是中西医兼授的，却认为西医课不利于学中医，于是教学过程中互不相谋；中医医院无不中西医兼用，却不提倡随时有机地取长补短；中医科研引进了几乎全部西医科研理论和手段，也不主张自觉地融会贯通。换言之，只有承认现行中医教育实质上就是中西医结合教育，目前的中医医院就是中西医结合医院，现有中医科研机构实际上是中西结合科研机构，才能不自相矛盾，讨论一切问题才能名正言顺。
长期不能正视这一点，就是长期自我限制。
这样看问题，不等于目前的中医教学、科研和医疗单位，不必、不能或不应该再挂中医牌子。继承并发扬中医，怎么能不挂中医牌子呢！况且，无论是作为理论体系的中医，还是作为社会实践的中医，都以这些单位和其中的人为载体。没有这些载体，就只有书本上的中医了。
我认为，只有这样看问题，中医的路才能越走越宽。中医行业和队伍才能越来越壮大，中医机构才能越来越多。也只有这样，继承和发扬才能保持活力。
对个人来说也是这样。学生们应该中西医结合地学。先生们应该中西医结合地教。医生们更要中西医结合地治病。掌握的西医手段越多，越能发挥中医之长。否则，中医的理论和技术就会日趋萎缩，中医阵地越来越小。
我看不出，现行中医专业和中西医结合专业之间有什么大区别。
中医药大学应该培养出，中西医兼通而且善于结合的医生，不但是现代社会对中医教育的要求，而且是中医教育继承和发扬中医的必经之路。
有的朋友可能还是不同意上述见解，那么，看看中医教育走过的路和各方面的评价如何。
自从进入中医界，我总是听到道中人对现状不满，其中对中医教育的不满大概最强烈。上个世纪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普遍抱怨中医乏人、乏术。为什么乏术，先不讲。乏人是说老一辈中医大量过世，新一代中医培养得太少，于是中医队伍比解放初小了许多。三支力量的方针提出之后，普遍恢复或重建了中等和高等中医院校。然而，这个方针执行２０年之后，至少有一位名老断言，那２０年里，中医院校没有培养出中医。即这位名老或某些名老们完全否定了国家中医决策部门的工作，更完全否定了那２０年的中医教育。这位名老被很多人视为中医的形象和代言人，我却不完全同意他的看法。因为那等于说，２０年中没有一个人在中医院校里学好中医。不过，中医教育很不能令人满意，大体属实。只是我看，这种不满意的现状，至少有一半是这种名老们的责任，因为正是他们左右着中医教育的决策，却不愿意自责和反省。
怎样评判中医教育的效果或成绩呢？
中医院校的毕业生，最有发言权。
如果他们大都感到受欢迎——就业无困难，在校期间学的专业知识都很有用，业务上很快就得心应手，个体开业很快就能打开局面，工资收入也不错，那么，中医教育就是成功的。
据我所知，情况不是这样。
中医院校的毕业生和在校生，很多人对自己的选择不满意。他们感到困惑、悲观、失望，甚或愤慨。实际上，中医界普遍感到困惑。悲观失望的人也不少。经常到中医网站上看看的朋友，不难发现这一点。
这种现状说明，中医教育必须深刻反思，而后改弦易辙，走出困境。
这些年召开过许多次，全国性的中医发展战略讨论会。会上重点讨论的也是中医教育。最近争论的焦点，大概是中医院校的经典课是否砍掉。
我认为，有关讨论都没有切中要害。
要害是：中医教育如何正确认识并处理好中西医关系。
据我所知，近代以来的中医学校教育，无不中西医兼授。但是，在教学过程中，如何处理中西医关系，至今没有正确认识。近２０多年来，反而在近代认识水平上倒退。
过去曾经争论过，中医院校的中西医课时比例是
三七开、二八开还是四六开。这样争论的人，都是把中西医看作两张皮，而且是互不相容的两张皮。
我看，如果认为，设西医课不利于学中医，那么，一九开也不要。干脆砍去全部西医课，就搞纯中医教育。再这样搞２０年，看看结果如何。不过，我相信，在座的朋友多数不赞成那样的中医教育，尽管少数人试一试我也支持。
如果西医课不能砍去，那么，就不必斤斤计较三七开、二八开还是四六开等等。最明智的做法是，让西医为中医服务，尽快编写出中西医结合教材。
尽管不是所有的专业课，都可以编出全面结合的教材，这种指导思想却应该贯彻始终。
于是，先生不难中西结合地教，学生不难中西结合地学。这样教出来的学生，不但中西医兼通，而且中西医汇通。病人愿意找这样的医生看病，医院愿意雇用这样的大夫。让他们自己开业，业务上也会左右逢源。如果他们想发扬中医——做基础或临床研究——在校期间也打下了比较全面的基础。
我看应该这样教中医、学中医，也只有这样才能学好中医。
二、为什么必须中西医结合地学中医？
为什么必须中西医结合地学中医呢？
上面已经部分回答了这个问题。下面再进一步说明。
１、重温毛主席的看法
首先，重温一下毛泽东主席的看法：他说：
“应该学外国的近代的东西，学了以后来研究中国的东西。如果先学了西医，先学了解剖学、药物学等等，再来研究中医、中药，是可以快一点把中国的东西搞好的。……就医学来说，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
这是当年提倡“西学中”的基本思路或依据。
注意！毛主席做上述讲话时（１９５６年)，新中国还没有建立或刚刚建立国家办的中医学院。“西学中”是受当时条件限制做出的选择。现在，不能再把发扬中医的主要责任推到“西学中”那里去。
为什么要西学中呢？
显然是为了发扬中医。即发掘提高中医宝库，快一点把中国的东西搞好。
单靠纯中医不能发扬中医吗？
不能说完全不能，不过，我认为，毛主席的看法还是更可取。即“如果先学了西医，先学了解剖学、药物学等等，再来研究中医、中药，是可以快一点把中国的东西搞好的。”
也许有的朋友坚决不承认这一点。不妨举一个和本大学密切相关，而且我在网上发过的例子。
《中药大辞典》是原南京中医学院在“文革”中编写的，１９７７年出版时，港台和海外的有关人士，看到她有些吃惊——动乱中居然有这样的成果！拿《中药大辞典》和《本草纲目》相比，其中包括的经验知识量和理论把握水平，都可以说有天壤之别。李时珍再世，至少需要脱产学习５年，才能读懂《中药大辞典》。至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编写的《中华本草》，更是不可与《本草纲目》同日而语。
《中药大辞典》等难道不是中西医结合的成果吗？当代中医不需要掌握其中的基本知识吗？纯中医能发扬出这样的成果吗？
诸位还可能问：可否提倡“中学西”呢？那样不是也能“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吗？
从逻辑上讲，当然可以。当年也提过。至今还有当年的“中学西”健在。只是，当时以“西学中”为主。原因很简单：那时没有受过系统高等教育的青年中医，让老中医（其实秦伯未、任应秋、董建华等人那时也不老)学西医，不容易被接受，也学不好。
目前，高等中医院校的在校生和毕业生，都在不断地 “中学西”。所以，目前的中医界、特别是中医教育应该尽快把当年“西学中”的历史使命接过来——“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也就是自觉地、中西医结合地办中医教育。中西医结合主要是中医份内的事。
２、重温近代名家的看法
认识问题，不能割断历史。讨论如何继承和发扬中医，有必要重温近代名家的看法。
旧作《近代中西医论争史》中说过：近代最有成就中医名家，无不主张中西医汇通。“近代中医发展之路即中西医汇通之路”。“近代中医教材不断改进，力求和近代中医教育宗旨一致，主流是沟通中西。”
张锡纯先生的名著《医学衷中参西录》，书名就是“会通中西”的。他“年过三旬始见西人医书，颇喜其讲解新异，多出中医之外。” “１８９７年，他年近四旬，竟开始刻苦自学代数和几何，后又及物理、化学、生物学等，为全面参考西医建立了较厚实的基础。”
１００多年前的张先生，学习西方科学和西医，并努力会通是何等自觉、积极、热情，又是何等的困难。所以，我实在不明白，某些当代人，为什么主张，中医教育或学中医的人，涉及和掌握的西医和当代自然科学知识越少越好！也实在不明白，为什么有的人，看到“中西医结合”——中西医汇通的延续——就火冒三丈——实则恐惧。如果说，不学西医和西方科学，不搞中西医结合，才是对中医有感情，才是热爱中医和中国传统文化，才能保持中医纯洁。那么我要问：且不说学外语，使用微机和手机，当代人从小学学习的１、２、３、４、５，到中学学习的数理化，没有一样是中国传统中就有的。学这些东西，不是也意味着不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吗！反对学西医的和西方科学的卫道士，莫非不知道１、２、３、４、５，也不使用微机和手机吗！他们知道，网上（包括互联网和移动电话通讯网)的每一个汉字和口语，必须依托或者结合多少现代科技吗！
南京中医药大学的录取分数线大概很高，所以，这里的学子不但受过很好的中等教育，智商也很高。这个文化基础为他们学习西医铺平了道路。如果这里排斥西医，那么，他们已有的知识大都没有用处。中医院校何必招收这样的学生呢？如果，他们一进入中医院校，立即遇到知识断层——要学的东西和已有的知识毫无关系，不但是巨大的人力浪费，绝大多数人也会立即感到困惑。如果，这样的青年，在中医药大学里呆几年，变得非常保守——以捍卫中医的纯洁自居，不愿意接受任何非中医的知识和理论——就是令人痛心的教育悲剧。我感到极其遗憾的是，这样的青年不是很少。
中医先贤和这些人的看法完全不一样。
近代中医第一理论家恽铁樵说：
“中医而有演进价值，必能吸收西医之长，与之合化……居今日而言医学改革，苟非与西洋医学相周旋，更无第二途径。”
从这一看法推论如何办中医教育，就是：中医教育要想发展、进步，必须做到吸取西医的长处，和它相结合。……今天讨论中医教育改革，除非处理好和西医的关系，根本没有第二条道路。
这两位近代名家，都办过中医教育，他们会认为设西医课不利于学中医吗！他们不会在教学过程中致力于中西医汇通吗！
我曾经在网上发过杨则民先贤论脉诊的帖子。因为文字太长，这里不具体介绍。近日将再次贴在沙龙上。请有兴趣的朋友看看，西医知识对他阐发中医脉诊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三、冷静地看待中医的地位和作用
讨论如何学好中医，还必须冷静地看待中医的地位和作用。
学习自然科学，也需要某种程度的兴趣和感情。学习或研究中医，对兴趣和感情的要
求可能更多一些。不过，科学的本质是理性，研习者的感情成分超过一定程度，就会形成顽固的思维定势。这样的人，永远不可能自由地、理智地、清醒地、冷静地认识问题。不是陷入自大狂，就是在玄冥之中不能自拔。
总之，我们应该冷静地看待中医的地位和作用。
简言之，必须承认，即便在中国大陆，中医在国民卫生保健体系中，也已经是补充或替代医学。在中国大陆之外的地方，更是这样。
大体说来，中医在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地位有以下四种情况。
①合法、受保护、被提倡而且可以同时使用西医手段
这种情况只见于中国大陆，港台的中医都没有这样的地位。那里没有公立的中医教育、科研和医疗机构。行政机关和公立事业单位不雇用中医。中医不得称医师，没有出具出生、死亡、受伤害、传染病等证明的权力。使用西医手段是违法的。
②默许、不受保护，但可以以此为业
包括港台在内，目前有中医的国家和地区，大体都是这样。
③获得西医执业资格之后深造中医，而后可以同时使用中西医手段行医。类似中国的中西医结合医生，和中国的中医也差不多。
这种情况，目前仅见于日本。今后的港台和韩国等有可能如此。
④不合法、一旦发现立即被禁止
部分欧洲大陆国家，美国的某些州，部分阿拉伯国家等如此。
可见，中医在中国大陆的地位最高。特别是允许和规定中医同时学习西医，因而可以使用一切西医手段。
大家可能不很清楚，尽管控制不很严格，近代中国当局不允许中医使用西药和西医
器械。所以，我认为，即便不考虑西医知识对继承和发扬中医的重要性，中国大陆的政策对中医也很有利。如果中医自己决定不学西医，那么，从法律角度看，中医就无权使用任何西医手段。假设如此，大家可以想一想，目前的中医教学、医疗和科研单位会立即变成什么样子。南京中医药大学的学子们，愿意毕业后被禁止使用西药和西医器械吗？
四、中西医结合溯源与回归
前面已经提到：近代最有成就中医名家，无不主张中西医汇通。“近代中医发展之路即中西医汇通之路”。“近代中医教材不断改进，力求和近代中医教育宗旨一致，主流是沟通中西。”
如果不是完全不懂历史，按说，当代中医发展之路，毫无疑问地应该回归中西医结合之路。当代中医教育也毫无疑问地要回归中西医结合教育。当代中医学子要学好中医，也应该而且必须中西医结合地学习。
但是，一些人莫名其妙地对“中西医结合”五个字很敏感或很反感。看来，历史太容易被忘却了。
比如，有人曾经这样说：中西医结合是结合一点儿，中医就被消灭一点儿，完全结合就是中医完全被消灭。于是，绝对不能搞结合。
其实，即便按照这种逻辑，也毫不可怕。
试看，近代中医名家如下说：
“我们大量吸收自然科学的成果，来补充和研究中医学，同时也应研究中医之长。无论治学方法和临床成绩都应该拿去补充西医之短，开阔现代医学的心胸，提高现代医学的境界。这种工作十分重要。我们如果做得好，不怕世界学者不注意。从此渐进，不难成为世界上一种新型完美的医学。”（梁乃津语)
又说：
“窃谓中医将来的演进蜕变，必出之与现代科学同化之一途。但我人唯一愿望即在同化以后，以现代特效药的原因治疗外，更充分发挥国产药物及独特方剂作用，加强整体反应以提高抵抗疾病，保卫体力、改善民族体格的中国特有的医疗，而成为中华民族建设性的、独立自主的，不若现在西医只裨贩舶来的‘完全的中国医学’。”（叶橘泉语)
又说：
“不论中西医师共同携起手来，诚意共同合作，积极推进中医科学化运动，以求进展而自存，应与时代洪流一齐迈进，而入现代科学之境域，与世界医药汇成一流，建立一个适应时代，合乎理想之新中国医学！”（杨医亚语)
诸位认为，近代名家害怕中医“与现代科学同化”，“与世界医药汇成一流”吗？“新型的完美医学”，不是分不清中西医了吗！
总之，害怕中西医结合，是一种小家子气的不良心态。他们远远没有近代医家那样的远见和胸怀。
须知，中医的社会功能从来都是保护人民健康。她不是宗教，不是政治，不是文物，不是纯哲学，也不是修炼秘方，更不是某些人保护既得利益的借口或护身符，而属于科学技术。科学技术从来不是孤立的，中医的奠基和发展就是随时汲取古代其他科学技术和社会科学理论的结果——包括随时汲取来自域外的知识。中医要想成体系地作为社会实践的形态存在，必须以它的社会功能被公众接受为前提。如果不能解决保健问题，公众不会为了她的纯洁和传统，宁死不求助于西医。
可能还是有的人不知道，新中国为什么提倡中西医结合，为什说中西医结合是中西医汇通的延续。特别是，三支力量的方针提出之后，表面上她和中医成为两家人，有必要再就此多说几句。
中西医汇通的含义就是：中西医融会贯通，合为一体。上引近代名家的话足以证明此义。
中西医结合是怎么回事呢？
她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更不是哪一个人突发异想提出来的。自从１８５０年代，西医比较系统地传入中国，就有人开始努力在中西医之间谋汇通，后来，逐渐形成近代中医的代表学派———汇通学派。近代中西医汇通，就是现代中西医结合的先声。显而易见，只要中西医并存，互相交流并取长补短，就必不可免。提倡并促进结合，符合我国的国情，符合医学科学发展的需要，更符合公众的利益，所以，这一持续150年的医学科学和医疗技术的融汇贯通探究，必然还会延续下去。
汇通的内涵与结合完全一致。汇通医家的目的就是要“融汇贯通，合为一体”。他们相信，“合为一体”的医学不同于西医，也不同于中医，而是兼备两家之长。中西医结合的初衷也大体如此。
在现代世界史上，再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提出传统医学要和现代医学相结合，并且，为此在长时期内，耗费了极其巨大的人力、财力和物力。说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发展西医而不是为了发扬中医，是不可理解的。因为，如果不顾及中医发展，只需提赶超西医先进水平即可。
新中国的中医政策有两个要点：一是保护中医；二是中西医结合。这一政策大体定型于１９５８年，实际上都是毛泽东主席提出来的。
毛主席提倡“西学中”是为了发扬中医。培养中西结合的高级医生，也是为了发掘、提高中医。主席的有关见解，集中表达了近代以来中医界的普遍要求。
我想，关于中西医结合是否中西医汇通的延续。它是否为了发扬中医，说得相当清楚了。更详细的拙见，请看旧作《近代中西医论争史》和最近可能问世的《中西医结合二十讲》。
最后，再次表达我对如何学好中医的简明见解：
只有中西医结合地学习，才能学好中医！
稍微详细一点说，就是：先生应该中西医结合地教，学生要中西医结合地学，最好尽快编写出中西医结合的教材，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符合现代社会需要的中医。对学生来说，就是学好了中医。
我坚信，南京中医药大学的先生和同学们，必然会自觉地、中西医结合地教中医、学中医。中医的前途寄希望于青年学者，寄希望于目前和未来的中医学子们。如果这一通俗讲演，获得多数青年朋友的共识，则洪钧幸甚！中医教育幸甚！中医学术和中医事业幸甚！需要中医保健的中国和世界人民幸甚！
再次感谢诸位前来听讲，并希望听到诸位的批评和指正。
谢谢！
以下网友评
.2007-01-18 09:58:55 学友
赵先生之论，颇似时髦的“转基因”，因为这样既高产又抗病。
西医未来的状态如何，也非吾等可说。但西医之长乃在于急救、手术、体检和防疫，除此之外，多不外乎经常吃药、长期服药、终身用药。
中医求取的是阴阳平衡、怯邪扶正、气血和畅，经络通畅，故药乃在于助，而非以药为本。所以中西医结合，多少有些门不当户不对。如今中医的“力量”多为“结合”后的产物，但在“中——西——结”的三大模式里，唯“结”两头不到岸，真教人如何的爱它了，呵呵……
这有网友一言，历陈今中医之弊，亦可见中医发展之途也。
“方求平稳，药欲清淡。大医不齿也。今病属饮家，治经匝月，药皆苓术陈夏之属，病无进退，而不敢略添半分峻利之品，此则伤寒家也！名家也！大家也！余又思之，兹非某之过也，风气使然，医者或欲用些许重剂，不可得也。余尝欲用生
附子，药家曰：生附子有毒，从来没有。然则医家即便欲用峻剂，病家何处寻得。不惟峻利之品，若胶饴，此则平和之极耳，余遍叩京城药房，亦不可得。
呜乎，中医之衰至于是！犹大言继承中医，发展中医，甚则实验科学化，理论系统化，此谓目能见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力能挟泰山以超北海，不能为长者折枝！
余愿事中医者，能从眼前做起，一方一药做起，再谈发展，再谈科学。”
2007-01-19 08:41:02 雷神 中医西医可以并存，可以互补，不宜结合。
2007-02-10 17:45:31 沉吟客 网友杏林隐士的回复===
中医可以借鉴现代科学的某些东西，但是这与中西医结合是两个概念。中西医结合是一个政治口号，并非学术发展的必然规律。近代中医的没落萧条，就是近代中西医结合口号下西化中医的结果。人没有了骨头，其生命力的存在可想而知。一种学术如果抛弃自身的学术特点，不加消化地吸收另外一种学术的东西，其生命力也可想而知。中医目前的困境已经警醒很多中医界有识之士，也应该可以说明中西医结合这一研究方法上的错误了。
3、要谈有哪些经典中医著作较好体现了中医自身发展规律，这个问题就很简单了。明白了上述中医的几个特点，那么内经、伤寒、金匮、神农本草也就理所当然体现中医的特点和规律。内经体现天人合一、取类比象、整体观念，体现了古人对中医之道的探索；伤寒金匮体现了辨证论治；神农本草体现了天人合一、取类比象、辨证论治的特点。这也是四大经典为什么历经千年而不衰废的原因。
2007-02-11 13:40:16 邢斌 (读书 临证 思考) 单纯靠中医，自然也可以发展，但很慢很慢。
在西医突飞猛进的时代，不发展就会被蚕食。
2007-02-13 09:12:41 学友
关于西医的迅猛发展，其实并不象舆论所说的那样，许多的慢性疾病于西医而言，也许就连其发病本质的理论也不能自圆其说，所以，“不治”二字，西医用得最多。
下面的引言来自《人体使用手册》一书前言的一段话，说明了西医如今的困惑，所以，中医人不必依傍西医，不必过度自卑，其实依傍了，也产生不了大医的。
三个现代医学的现象
l、自从1960年代，沙宾疫苗克服了小儿麻痹症之后，近四十年来没有再听到那个疾病又被克服的好消息。
２、除了外伤性疾病和传染病以外的各种慢性病，多数只能控制不能痊愈。
３、多年来不断有新医学科技进展的发表，每一届的诺贝尔医学奖也从未缺席，但是所有最新医学科技的进展，永远都预告着明天或有一天人类有机会解决某一个疾病，从来没有今天已经解决了那一个疾病的消息。几十年来那么多不能治的慢性病，一个也没解决。
这三个现象让我们觉得现代医学似乎原地打转了几十年，对慢性病一筹莫展，它的问题必定不是有没有找到新药这么简单，很可能是它的基本思考逻辑或在起步点的思考方向上出了问题。 ”
2010-11-22 16:55:09 kingto (逃出你的肖申克) 这和脑子清爽不清爽无关，学西医的人，不学中医，不是一样治病？你见过哪个西医院校给所有学生都开中医课？还觉得学了中医能促进西医学习和临床的水平？
非要认为学点西医能促进中医临床水平的人，脑子才不清爽。
就是骨子里就透着一股被“现代科技”迷晕震坏的自卑感。
中医和西医根本就是两条完全不同的思路，从根子上就完全不同，根本没法结合，要真结合有用，我们国家搞了几十年中西医结合了，得到个什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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