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内经:《灵枢经•九针十二原第一》说解

一点说明：三年前我曾在本坛《岐黄密室》版块发过一个类似的帖子，当时的感觉还是蛮不错的，然而三年过来，认识难免又有所提高，现在发现其中许多的错误之处，读来令人羞愧。本想用编辑功能修改，然而时间太长了，编辑已不能使用，故而另贴发表。希望斑竹和网友理解，并提出宝贵意见。
《灵枢经·九针十二原第一》说解
古人著述概以文言，文言与白话相比，有文字精炼、言简意赅的特点，而且越是古老的文言越是精炼，及至古奥艰涩，则字字珠玑，句句箴言，故读古代典籍须平心静气，审慎钻研，字斟句酌，反复推敲，务使义理顺畅，幽明契合，庶乎心领神会，悟得个中精妙，苟若性情毛噪，浮皮潦草，走马观花，囫囵吞枣，必然牵强附会，曲意穿凿，非徒自欺，亦且欺人，此学者之大忌也。这是我的一点切身体会，权作为序言。
原文：
黄帝问于歧伯曰：余子万民，养百姓，而收其租税，余哀其不给，而属有疾病。
说解：
就说这第一句话，如果按历代学者的诠释，似乎也能明白个大概，不过是一句开场白而已，平平淡淡，空洞泛泛，没有什么特别的意境。然而仔细思忖，则大有深意在焉。
首先，最起码，类似这种言论，就相当于反动口号，在当时的语境下，不啻于晴天霹雳一般，具有振聋发聩之震撼力。你看，他竟然一语挑明：百姓的疾病都是官府收敛租税所致！明确表达出对官府的强烈不满。
那么，第二点，毫无疑问，说这种话的人绝对不可能属于上层官僚阶级，因为他的立场完全站在了底层民众一边。也就是说，《黄帝内经》虽然以黄帝与大臣对话的形式写作，但仅仅是假托，而作者的真实身份却是社会底层的普通百姓，故而顶多是江湖市井的民间医生，连宫廷御医都不可能。
我们知道，假冒身份的人其实很难遮掩，因为在不经意地言谈举止中总会暴露出来，而作者说的第一句话就彻底暴露了原形。
如果统治者真的把万民当做襁褓中的子女般关怀疼爱，那么请问：天底下有朝未成年子女收取租税的父母么？再者，既然统治者的生活仰赖于百姓缴纳的租税，那么请问：到底是你养活百姓，还是百姓养活你呢？
因此，第三点，所谓“余子万民，养百姓，而收其租税”的说法，其实是非常荒唐的笑料，就类似现代网络上对贪官的调侃和恶搞，那是作者在讽刺和揭露统治者的丑陋、虚伪和贪婪。
最后，第四点，其实这句话的重点还在后半部分，即“收其租税，哀其不给，属有疾病”，而关键词是“不给”。作者的本意是：充足的营养是维持人体健康的基本条件，营养不良则是引发疾病的首要因素，而官府收缴租税的直接后果就是造成百姓不能自给，百姓不能自给的直接后果就是吃不饱饭，长期吃不饱饭的直接后果就是无法获取充足的营养，于是便因为营养不良而导致了各种疾病。
“属”的本义是连续，在这里是形容从租税到不给再到疾病之间的因果链条。因此，按照作者的描述，归根结底，导致百姓疾病的罪魁祸首就是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
《内经》作者当然明白，疾病的发生肯定还有自然方面的原因，然而其之所以把矛头指向官府，只能是因为食物短缺营养不良乃为当时社会的普遍现象，因此也是影响大众健康的主要原因，而自然的致病因素在当时只占次要。《内经》作者的立论宗旨就在于追本溯源，抓主要矛盾，故其第一篇文章就名为《九针十二原》，则开篇的一声断喝即点明疾病产生的主要根源，也正好合乎直奔主题、开门见山的特点。
明确这第四点对于学习《内经》至关重要，因为《内经》生理学的核心就是一个“气”字，而“人气”的主要来源就是食物。《五味》：“故谷不入，半日则气衰，一日则气少。”《平人绝谷》：“故平人不食饮七日而死者，水谷精气津液皆尽故也。”所以，在《内经》作者看来，食物就是人的生命之本、健康之源，则食物短缺就是致病的根本原因，故而才有“五脏六腑皆禀气于胃”以及“原气理论”等等一大堆说辞。
原文：
余欲毋使被毒药，无用砭石，欲以微针，通其经脉，调其血气，营其逆顺，出入之会。
说解：
古人所谓“毒药”，乃是泛指治病的药物，就相当于现代的“化疗药物”这个概念。最初，上古之人，茹毛饮血，民智未开，当时流行的世界观是，万物有灵，故疾病都是由自然界的魑魅魍魉附体作祟所致，而欲驱杀附体之邪怪，除了诅咒祈祷(实则听天由命)之外，就只能以毒攻毒了。所以，上古之人并没有“补药”这个概念，凡用来治病的药物必带有一定的毒性，或者，凡能够使人中毒的动植物，都可以当作治病的药物来用。《尚书·说命篇上》：“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就是说药攻人疾，必先使人昏聩眩晕（其实那是大脑中毒的表现)，乃得瘳愈。《淮南子·修务训》：“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一日而遇七十毒。”是说他一天之内发现了七十种药物。
然而以毒药治病，其实是以人的健康为代价，做孤注一掷，则即使终获病愈，对人体健康的损害也必然是非常明显的，因中毒而致残致死的事情，势必是时有发生。到了春秋时期，随着民智渐开，理性萌生，这种比较危险的治病方法就开始受到质疑。
《论语·乡党》：“康子馈药，拜而受之曰：‘丘未达，不敢尝’”。
季康子馈药给孔子，完全是一片好意。只是他还固守着上古时代的原始观念，认为疾病只能以毒药攻伐，则毒药就属于居家必备之物，所以才会把比较高档（毒性稳定且毒性适中)的毒药当作礼品相互馈赠。然而孔子已经认识到以毒攻毒的方法危险太大，只是出于礼貌，接受了馈赠，但是同时也明白地告诉他，“丘未达，不敢尝”。这种情况，就好比现代人馈赠朋友一盒高档化疗药物，哪怕是纯粹的善意，哪怕是原装进口，受赠者也不敢轻易品尝。
本篇作者所谓“毋使被毒药”，其实和孔子是同样的意思，表达出对化疗方法的否定。盖编篡《内经》的目的，就在于给大众提供一种疗效可靠且没有明显毒副作用的新式治病方法，那正是针刺的方法。
因此，这第二句话就是对《内经》创作目的和学术宗旨的明确规定，即：“欲以微针，通其经脉，调其血气”。
这就是说，在《内经》作者看来，凡人体一切疾病，若具体分析，又都是经脉不通、血气不调所致，这才是最根本的病理机制，而鬼魅附体之事其实并不存在。也正是因为认识到了真正的病机所在，所以完全可以用微针来治疗各种疾病，而无须冒着生命危险用毒药攻疾。毫无疑问，《内经》的全部篇章，都是围绕着微针治病这个学术宗旨，那么显而易见的言外之意就是：微针与毒药相比，具有明显的优越性，一根小小的金属针，既能通经脉、调血气，解除各种病痛，还不至于伴随着很大的毒副作用。
所谓“微针”，乃相对于“砭石”而言，是对所有金属针具的统称。实际上，“微”在这里的意思是“精良”，而不是后人所理解的“小”。我们知道，古代的“砭石”，其实就是一些带有尖刃形状的石头（故又称砭针)，与金属相比，其色泽黯淡、形质粗笨，金属则必须由石头精炼提纯才能获取，而色泽光亮、质地坚韧，其锋利尖锐程度远非石头可比，故称金属针为“微针”，是形容这种针的品质精良的意思。
所谓砭针，那是上古先民限于生产力水平低下所使用的医疗器具，由于取自天然石料，其形状也粗钝，充其量用于刺切肌肤软组织的脓疡等简单外科疾病，对于复杂的内科疾病，则只能束手无奈。至中古时期发明了金属锻造技术以及金属针具，而金属针的坚硬锐利足以刺入肌肤之内，起到“通经脉，调血气”的作用，进而调理和改善内部脏腑的生理功能，于是可以向复杂的内科疾病发起挑战，故“微针”比“砭针”明显地进了一大步，在当时就属于医疗技术的重大改革和创新。另外，由“无用砭石，欲以微针”一句，也不难看出，《内经》作者所处的时代，古老的砭石并没有完全淘汰，金属针具则刚刚诞生，还没有广泛地普及，那正是医学史上的巨大变革时期。《内经》作者之所以把“九针”列在皇皇开篇的标题，就是为了刻意强调金属针具的发明和针刺技术的普及对于医学领域的科技进步所具有的划时代意义。
然而随之而来的便是客观上迫切需要创立一套关于微针治病的理论，以指导人们正确地认识复杂的内科疾病以及正确地使用这些金属针具，很显然，这正是《黄帝内经》的由来。
原文：
令可传于后世，必明为之法，令终而不灭，久而不绝，易用难忘，为之经纪。
说解：
这是《内经》总编辑对所有参与编篡者提出的要求，当然也是《内经》这部著作的创作原则。这几个“令”、“必”都是使令的意思，带有领导下指示的口吻。其大致的意思是：要本着对历史负责、对后人负责的精神，把针刺治病的方法和原理明明白白阐释清楚，既要精辟深邃，还要通俗易懂，为医家所必备，而无愧于经典。
其实也不难想象，在砭石还没有完全淘汰，金属针具刚刚发明不久的那个时代，生产力水平还很低下，文化、科技相对落后，象《黄帝内经》这样类似医学百科全书式的鸿篇巨著，单凭个人的力量肯定是无法完成的，则其编撰必然是有计划、有组织的团队协同行为。例如《灵枢》中具名的有岐伯、伯高、少师、少俞、雷公，说明编撰过程至少有五位名医参与其中，再加上一些没有具名的篇目，则实际上该创作团队必然不止五人。那么，除了背后必须有雄厚的财力支撑以外，还必须得有一个类似总编辑的权威人物，有足够的声望和资格，既能够提出为众人折服的学术宗旨和创作思路，又能召集到诸多的名医，分工协作，才有可能。
原文：
异其章，别其表里，为之终始，令各有形，先立针经，愿闻其情。
说解：
“异”，拆分；“章”，章节；“别”，分别；“表里”，表象与内涵，在此代指理论与实践。
“异其章，别其表里”，是说《内经》这部著作要分别为实践部分（即后来的《灵枢》)和理论部分（即后来的《素问》)，这两部分要互为表里，紧密联系，而每一部分又须细分为若干章节。
“为之终始”，是说理论部分和实践部分虽然各有侧重，但是也要自成体系，结构相对完整。“终始”即完整的意思。
“令各有形”，是说书中每提出一个学说、观点或概念，都不可凭空臆造，必须有客观依据，务必脚踏实地，言之凿凿，杜绝华而不实哗众取宠之空谈。“形”是客观真实的意思。
“先立针经”，是说当初一日，《灵枢》这部著作是被作为“针经”来编撰的，也就是专门论述针刺治病的一部著作。同时还明确表示出《灵枢》创作于《素问》之先的意思。这个“先”字就说明本篇作者（我以为他就是《内经》的总编辑)肯定还有后续安排。
原文：
歧伯答曰：臣请推而次之，令有纲纪，始于一，终于九焉。
说解：
这句话是讲《内经》的篇次安排以及顺序先后所蕴涵的意义。
“推而次之”是按照主次轻重分别先后次序的意思。“令有纲纪”是依照法律使之按部就班秩序井然的意思。
“始于一，终于九”的观点出自于古人的自然崇拜与数字崇拜，例如一天、二地、三人、四时、五音、六律、七星、八风、九野之类，在古人，那就是最高的自然法则，被视为顺序和秩序的完美结合，因此也是世俗法律的原始依据。古人最初就是按照自然法来规范人世间的秩序和层次，所以自然法也被用来作为编排学术著作篇目次序的纲纪。
仅就《针经》来说，需要涉及的研究领域也是非常庞杂的，以致内容浩繁，故按总编辑的规划，是要把整部书分门别类，划分为九卷，每卷再分为九篇，意思是遵循自然法则，使之条理分明，既完整又系统。
然而既要划分为九卷八十一篇，那就必须要有顺序和层次上的区别。同时由于本书涉猎广泛，需要多位作者协同编撰，其水平不一，品位差等，也存在排序先后的问题。因此，总编辑的意思是，为避免无谓的争竞，从第一卷到第九卷的卷别和篇次排列，只能以自然法为依据，其实就是根据学术水平的高低和文章内容的重要程度，分成九个档次，并依此作为排序的标准。这就是“推而次之，令有纲纪”。
老子云：“万物得一以生”，则古人的“第一”就是核心、基础、根本的意思。如是，则第一卷就相当于大自然的天，故而水平最高，内容最重要，具有提纲挈领的性质，是为全书的主干，而第二卷以下则属于别类旁支，渐为次要，至第九卷就是枝叶末流，无足轻重了。那么，很显然，《九针十二原》既被编排在第一卷第一篇，那其实就是《内经》的最高纲领，相当于全书的灵魂，因此也就是进入《内经》这个理论殿堂的唯一门径。也就是说，《内经》的全部奥秘，就集中于《九针十二原》，一旦悟透了本篇的精神，就掌握了解读《内经》的钥匙，全部的疑难和困惑自可迎刃而解。
因此，如果把《内经》当作不同朝代的人们陆续增益补充而成，则卷别和篇目顺序也就只是偶然的巧合，那就认识不到“始于一终于九”的排列意义，也就把握不住《内经》的真正要点，自然难于入门。
以上这一段其实不算正文，而只是个帽子，大体上介绍一下本书的时代背景、创作动机、学术宗旨以及章节编排，就相当于《内经》这部著作的序言，所以《小针解》的作者跳过了开头一段，直接从下面的正文开始解说。
原文：
请言其道：小针之要，易陈而难入。
说解：
以下进入正文，开始讲授针刺治病的核心机密。
“道”是由老子所创造而为道家学者所极力推崇的一个重要概念，概指博大精深的道理，或者事物的本原和本质，用句通俗的话来形容，那就是核心机密。同时，由这个“请言其道”，还可以大概知道，《内经》作者在学术渊源上应该属于道家学派。
明确《内经》作者的学术渊源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古代的学术流派很多，当时就有“诸子百家”之说，每一家都有自己的一套特色理论，其主要表现就是对一些基本概念的理解和认识存在分歧，甚至刚好相反。所以，在阅读古书时，必须先了解该作者的学派归属，了解其理论特色，才能准确地判定其每一个概念的内涵，进而真正理解作者的本意，否则的话，鸡同鸭讲，张冠李戴，徒然添乱。
“小针”与“微针”不同。“微针”乃相对于砭石而言，是指金属针具，故九针都可以统称为“微针”，而“小针”则是特指九针中的较为短小者。我们看后文所列九针中又有“大针”、“长针”之名，就可知此所谓“小针”绝非囊括九针之意。实际上，在《内经》作者看来，真正具有通经脉、调血气作用的只是九针中的鑱针、员针、锋针、毫针等比较短小纤细的针，故又把这一类针具称为“小针”，而九针中的大针、长针、铍针等又粗又长或者异形的针具反倒不能用于通经脉、调血气。因此，所谓“小针之要”，也就是用来通经脉调血气以治疗内科常见疾病的要领。
注意：“要”也是核心机密的意思。
“易陈而难入”，是说这套理论说起来容易，但被人接受却相当困难。“入”是被人认同、接纳的意思。
乍一看，这句话似乎带有一股自命不凡的庸俗气，意在标榜自己的这一套学说有多么的玄妙高深，一般二般的人都难以理解，因此有故意卖关子的嫌疑。
然而这句话其实是作者由于极度郁闷而抒发的感慨。
因为他的这一套学说刚刚创立，在当时属于医学界的新生事物，尽管实践当中行之有效，然而一个巫医不分墨守成规的传统保守社会，对新生事物总是发自本能地怀疑和抵触，则不但普通民众难于接受，就连医务界同行也大多不肯接受，所以在普及推广方面确实存在着非常大的困难，故而作者深感郁闷，不由得喟然长叹：“易陈而难入啊！”
然而实际上，世上的任何道理，只要“易陈”，就不可能“难入”。因为听者不全是傻子，故能不能为人认同和接受的关键只在于是否说得清楚听得明白。我们看到，自打《内经》问世，风靡于中国及东亚地区两千多年，被公认为医学经典，靠的就是其理论魅力对人心的征服，这本身就是对“易陈而难入”的否定。所以，我们务必要知道：凡是自吹自擂，标榜自己的理论和技法玄妙高深，一般人难以理解和掌握，却始终含含糊糊说不清楚听不明白的人，大多是骗子。
原文：
粗守形，上守神。
说解：
形与神是古代思想界一对非常重要的理论范畴。因为形神观涉及到最根本的生命观及宇宙观，所以古代的思想家、哲学家和医学家都对形神关系极为重视。
西汉早期的中原大地，由于连年的战争，户口大减，百业凋敝，民生艰难，而新生的政权也很不稳固，在这种严峻的政治经济形势下，道家学派以其无为而治顺其自然（其实质在于与民休息)的特色理论而受到最高统治集团（朝廷)的青睐和眷顾，一度占据了学术界的主导地位而成为当时的主流学派，故道家的形神观在汉初是非常时髦的观点。
实际上，道家的学术风格就是擅长于从形神观入手，阐述自己的宇宙观和政治观。正如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所总结得那样：
“道家……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反，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由此可见，道家学派本来是把“神”当作生命的内在本质来看待的，“形”则只是“神”所赖以依托的器具而已。
《内经》作者就生活在西汉初年，在学术渊源上属于道家学派，而当时的道家学派又称为黄老学派，所以他们才会把自己的著作托名为《黄帝内经》（须知：所谓“黄老学派”，那是现代人对汉初道家的称谓，而其当时的自称是“黄老道”。因为他们在尊奉老子的同时还尊奉黄帝，似乎与正宗的道家仅仅尊奉老子有所不同。但是，他们尊奉黄帝仅仅是为了与汉朝统治者套近乎，以争取学术主导权，其实骨子里信奉的唯有老子，而黄帝只是一个幌子而已，故汉初的黄老道实质上就是正宗的道家学派)，自然秉持道家的形神观，不过作为医学专家，他们对于形与神的认识愈加深刻而具体了。
在《内经》作者，“形”指外在的躯体形骸，自不待言，“神”则既是生命的内在本质，同时还是精神活动的物质基础。这是他们比传统的道家形神观更加深刻、更加具体的集中体现。也就是说，作为生命之本的神并不纯粹是虚无缥缈不可捉摸的“精神”，而是具有客观实在的物质属性。
我们知道，现代医学是把精神活动的物质基础确切地归之于大脑，而在《内经》，则确切地把精神活动的物质基础归之于“血气”。如：
《八正神明论》：“血气者，人之神。”
《营卫生会》：“营卫者精气也，血者神气也。”
《平人绝谷》：“神者，水谷之精气也。”
是皆表明精神活动的物质基础就是由饮食转化生成的血气。很显然，此所谓血气，虽然没有固定的形质状态，但是却具有客观实在的物质属性。明确地提出这个观点，是《内经》作者的重大理论贡献，不但对传统形神观有重大突破，也是其发明针刺技术的主要理论依据。
于是，“守神”和“治神”才具有了实践意义，即用针刺的方法实际操作的可能。
需要指出的是，在《内经》，作为精神活动物质基础的血气并不是后人所理解的那种正常的血气。比如后人所说的“血”，其实是指血管里正常流动着的血液，因其有色泽、黏度、比重等显著物理形态特征，因此应该属于“形”的范畴而不能称之为“神”。实际上，被《内经》作者当作精神活动物质基础的血气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所以他们又常把这种虚无缥缈的血气直接称之为“神气”。有鉴于此，为与有形质可鉴的正常血气相区别，以避免发生概念上的混淆，我把古人具有神气意义的血气命名为“原始血气”。
之所以说神气就是原始血气，是因为，既然“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具”，则“形”必然是由“神”生成的。也就是说，既然有形生于无形，那么如果追本溯源，有形之血必生于无形之气，而无形的神气必然是有形的血气乃至一切有形脏腑组织的本原，故可以谓之“原始血气”。
由此可知，《内经》作者提出“神本”学说的根据在于：人的形体并不是与生俱来的，正常的血气也不是生来就有的，而只能是后天生成的，因此在生理过程当中必然有一个持续不断地血气发生继而组构形体的机制，这个机制的源头就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神”，它的表现形式就是“原始血气”。
实际上，根据对《内经》理论的深入探讨，我们还可以知道，生命最初的“神”其实就坐落于大脑中央（即后世道家所谓“泥丸宫”者，在两眉心与后脑勺的正中央)，而人体的神气就是以这个原点为基础发生出来进而弥漫于周身的。因此，关于精神活动的物质基础，《内经》的神本学说与现代西医的大脑学说其实并没有实质上的不同，而许多的后世医家并不知道这一点，此且按下不提。
尽管我们看不见摸不着，但是“神气”却无处不在。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在人体的肌肤表面，都密密地充斥着一层“神气”，这也正是任意触摸肌肤上一点，便使人立刻产生知觉的原因。而人的意识丧失，就在于无论怎么触按他的肌肤，也没有知觉了。在古人看来，这种情况就意味着，肌肤表面的神气已经荡然消散了。所以古人又把意识丧失谓之“失神”。
这样一来，《内经》作者就圆满解决了形与神之间似乎是不可调和的矛盾，使二者通过“原始血气”这一中介统一起来。也就是说：神气自身具有奇妙的感知功能，在这种状态下它就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神”，同时神气又能够发生出有物理形态的正常血气，进而组构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形”，最终展现为一个现实的人体和生命。所以，《内经》中的“神”就相当于生命的本体论，其实质是以血气作为生命的根本，这才是“血气者人之神”的真正涵义。
由此可见，《内经》的“神”概念既符合古代人类对“神”的全部特征的认识，即无所不在、无所不统、无迹无踪、神秘莫测，同时亦使神秘色彩非常浓厚，显得虚无缥缈无从捉摸的“神”，完全着落在客观实在的物质基础之上。
所谓“粗守形，上守神”，就是说粗工不能理解上述形神观，只有上工才能懂得。因此在临床实践方面，粗工只是注重皮肉筋骨等等形体方面的疾病，把诊断和治疗的重点放在局部形体上面，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上工则主要注重病人的“神气”，即原始血气的病变。
“守”的本义是职责，在这里是指注意力或者工作重点集中在某个方面。
还必须说明的是，“粗守形”的人并非是指资历浅、没经验的年轻医生，而是和“上守神”作对的一股保守势力，其实就是巫医。实际上，巫医之所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也是有一套说辞的，这就是古老的形神对立理论。也就是说，在巫医看来，每个人的躯体内部都存在着一个与“形”截然分离的“神”（即《素问遗篇》所谓的“人神”，大致相当于西方人所说的“灵魂”)，它占据并统治着人的躯体，还能在躯体内部四处游荡，而人的形体之所以发生各种病痛，就是由于外界的邪魅之气袭击了这个“人神”。比如：正当人神游荡在头之时，恰逢邪魅袭击，就会头痛；人神游荡在脚之时，恰逢邪魅袭击，就会脚痛。因此，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在巫医看来，那就是从根本上治疗疾病。很显然，这种人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粗工”。
其实，即便在《内经》作者当中，也仍然有人坚持“守形”而信奉“人神”。比如：
《灵枢·九宫八风第七十七》：“太一日游，以冬至之日，居叶蛰之宫，数所在，日从一处，至九日，复反于一，常如是无已，终而复始。”
这里所说的“太一”，其实就是占据并统治形体的“人神”。它按照从一至九的日历周期（或者节令周期)，不停地在躯体各个部位流窜，流窜到哪儿，哪儿就容易得病，于是某个时间就应该在某个部位扎针。实际上，这也正是后世“流注”学说之滥觞。
由此也不难想象，“粗守形”的观念和势力，在当时有多么的强大。
原文：
神乎神，客在门。
说解：
前一个“神”是形容词，“神乎神”就是现代汉语中“神乎其神”的意思。这是说神气在人体无处不在，它随时为我们提供各种精确的感觉信息，却又看不见、摸不着，既不知道它们如何感知，也不知道这种感知如何传递，还真是有点儿神乎其神。其实，现代医学中的“神经”这个词，也是从其感知传递过程的“神乎其神”引申出来的。
“客”是与“主”对立的概念，凡主体以外的物体，统称为“客”。在这里，“主”就是自身的神气，“客”则是人体外部的气。体外的气一旦进入体内，必然产生主客冲突，于是有可能引发疾病，故“客”即相当于通常所说的“外邪”。
按《内经》的病因学理论，凡外界致病因素，主要是通过皮肤侵入人体。也就是说，《内经》作者已经明确认识到，在人体的皮肤表面存在着许多贯穿肌肤内外的通道，而且随时处于开启状态，这些通道都相当的微小，也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肯定存在，否则外部的邪气又怎能穿越皮肤侵入到肌体内部呢！
这些处于开启状态的通道当然不是特意为外邪入侵设立的，那本是主体自身的神气出没于肌体内外的固有通道。没有这些通道，自身的神气便无法流通和传递，形与神的转化便隔绝、中断，于是生命也就终止了，故这些通道的存在与畅通对于生命过程是极为重要的。
实际上，这些通道就是《内经》常说的“气穴”和“腧穴”。盖气穴之“气”原本就是指神气，“穴”则是出入潜伏的通道，“腧”通“输”，即流通、传递的意思。很显然，气穴和腧穴这种称谓是从生理意义上对主体的神气而言的，然而外界邪气侵犯人体亦要经由同一通道，而不可能另外开辟新的通道，那么，从病理学的角度看，再称气穴、腧穴就不很妥当了。所谓“客在门”则是换了一种形象比喻的说法：既然某个主家的门是随时敞开着的，那就不管主人客人、好人坏人，都可以自由地进进出出。其实这句话的本意是说主体的神气与客体的邪气随时可以共同穿越这些微小的通道。
由生理状态下的只供神气出入到病理状态下要让神气与邪气共同通过，这个通道就显得相对狭窄了，势必会出现壅堵，于是神气在形体内外的流通就受到了阻塞，于是，神的病变就产生了。古人所谓的“经脉不通、血气不调”，其实就是这么造成的。
原文：
未睹其疾，恶知其原。
说解：
因为气穴本来是神气的通道，一旦气穴通道由不很畅通发展到壅堵阻塞，就如同马路上出现“塞车”，相应的气穴表面就会由于血气的郁积而淤塞，在《内经》，出现此种现象即谓之“血络”。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神气本来就是原始血气，而原始血气毕竟也是血气，它与有物理形态的正常血气在本质上属于同一种物质，所以才可以相互转化，只是由于原始血气过于微细渺小，肉眼看不到它，才用“神气”这一称谓来区别表示。然而由于气穴通道的狭窄和壅堵，使得原始血气流通不畅而淤塞，势必会滞留于该腧穴的表面而且累积得越来越多，待其数量累积到一定的程度，便看得见、摸得着了，这就是血络的形成过程。
“疾”是小毛病的意思。平常人对于小毛病往往熟视无睹，即谓之“未睹其疾”。人的皮肤表面出现了一些非常微细的小血络，似乎是很小的小毛病，其实在大多数人看来这根本算不得什么毛病，因此无论患者本人还是一般的医生，通常都不会引起重视。所谓“未睹其疾，恶知其原”，就是说如果不了解神气在人体内外的流通方式及其生理意义，必然不晓得诊察血络的重要，而对于血络熟视无睹的人，也就不可能知晓致病之原。
这句话的言外之意则是：既然上工知道神气的存在方式和意义，那么就会非常重视血络的产生，故在临诊之时，务必首先观察患者的周身皮肤，一旦发现哪里有血络，便表明那里的气穴发生了阻塞，于是便知道相应的皮肤表面一定曾经或正在遭受外邪的侵袭，所以那里便一定是最初的致病之原。
原文：
刺之微，在速迟。
说解：
本来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原始血气，由于长期的滞留累积，到了用肉眼能看到血络的程度，它就不再属于生理意义上的神气了，而是堕落成为一种新的致病因子。这是因为，神气与邪气在气穴通道中本来是共同穿越的，而由于通道狭窄与阻塞的缘故，在阻止神气出没的同时也拦阻了同等数量的邪气，故形成血络的物质并不纯粹由血气所构成，而是血气与邪气各自参半的混合物（其实也可以理解为敌我双方在激烈混战)，故血络的存在对于人体健康是一种潜在的威胁，所以《内经》作者又称血络为“恶血”，必须予以解除。那么，依《内经》作者的意见，就是要把它们用针刺方法释放排挤出来（哪怕要损失一半的血气)。《宝命全形篇》：“凡刺之真，必先治神”，盖此之谓也。那么，在具体的针刺手法上，就要做到快速地刺入拔出（其实就是用针尖迅速地点一下)，缓缓地闭合针眼或迟迟不去闭合，目的就在于尽量地让“恶血”排泄干净，彻底解除腧穴通道的壅堵，从而恢复神气的出入通畅。则所谓“刺之微，在速迟”者，实即“治神”之具体操作也。
“微”在这里明显是指针刺操作的关键技术，“刺之微”的意思就是，针刺技术的精妙之点。
古人所谓“血络”，用现代眼光来看，其实就是西医所说的皮肤毛细血管扩张。然而直到今天，西医也仅仅是认识到了毛细血管扩张征的客观存在，却无法解释这种现象的由来，也没有明确认识到毛细血管扩张对人体健康潜在的危害，更没有找出有效消除毛细血管扩张的途径，这大概是以细致分析为特长的现代医学唯一不如古人精密细致的地方，由此也可以领悟到《内经》的针刺理论在立意上有多么的深邃高远。
以上是为正文的第一小节，真正地是开宗明义，提纲挈领，首先揭示针刺治病的核心理论就是“守神”，而针刺治病的核心技术就是“治神”，尔后的叙述则全部围绕着如何守神、如何治神依次展开。
原文：
粗守关，上守机。
说解：
关，本字做關。《说文》：“關，以木横持门户也。”也就是门闩。通常人家，门闩其实就是一根粗实的木棒，因此在近距离格斗时属于比较顺手的攻击性武器。
机，本字做機。《说文》：“主发谓之機。”也就是击发机弩的扳机，在这里则是机弩的代称。相比较而言，机弩更适合远距离攻击，不但杀伤力大，还省力气。
秦汉之际战争频繁，而士兵尽出于草民，且所用兵器与农猎工具颇有类似，所以战争的场景以及攻防进退的战术要领为广大劳动人民所熟悉。同时，由于疾病的发生从本质上看属于主客之间的冲突，这就与战争有些类似，而疾病的治疗从某种意义上就如同对敌作战一样，故治病与战争有很多相似相通之处。所以，《内经》作者经常使用一些战争术语，或者举一些攻防的策略，来说明治病的道理，其目的在于使深奥枯涩的医学理论显得活泼生动而通俗易懂。下文中的“迎而夺之”、“追而济之”就属于战争术语，这里的“粗守关、上守机”则属于攻防的策略问题。
此所谓“粗”，是指不懂战争艺术的人，就相当于社会上常见的憨傻愚笨之人，暗喻大多数技术低劣的巫医。
此所谓“上”，是指精通战争艺术的人，就相当于社会上的少数聪明睿智之士，暗喻极少数技术高明的良医。
憨傻愚笨的粗人大多不学无术，轻浮卤莽，平日里喜欢争强斗勇，然而又没有什么真本事，全凭一身蛮力，胡搅蛮缠，死打硬拼，实则未必能占到什么便宜。如果这种人指挥战争，无非是人海战术，集团冲锋，故杀敌一千，至少自损八百，若伏尸百万，血流漂杵，则最好的结局也是两败俱伤，渔翁得利。
聪明睿智的人与之相反，其为人谦恭平和，仁厚礼让，绝不主动招惹是非，即使横遭衅端，也是委曲求全，息事宁人，力求化干戈为玉帛，以免无谓的祸害。如果这种人指挥战争，并不在乎士卒多寡，也不希望士兵奋勇牺牲，而是注重韬略攻心，力求兵不血刃，不战而胜。若不得已而战，则巧妙利用各种有利因素，也能变被动为主动，从而以寡敌众，出奇制胜。
以上兵家之道，非精通《道德经》者难以理喻，对普通民众未必实用，下面举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兵家的策略在现实生活中的重要性，同时也可以看出智慧与愚蠢到底有多大的区别。
譬如，有一伙豺狼啸聚于一家庭院之外（古代的农户都是独门独院，庭院四周尽为自家垦植的土地，故院落之间相隔遥远，盖地广人稀也)，企图围攻院内的家人。面临这种危急情况，憨愚的粗人往往是二话不说，把门闩一拔，就冲出院外，左右挥舞，与狼群搅在一起，展开近距离格斗。其结果，要么在精疲力竭之前把豺狼赶跑，要么在精疲力竭以后被豺狼吃掉，总之，不拼个鱼死网破誓不罢休。这种一味仰仗体力死打硬拼的自卫方式就叫“粗守关”。
如果同样的事情换作一个聪明睿智的人，他就不会贸然地冲出去奋力肉搏，而是迅速地取出机弩，装好箭镞，然后爬上高处，远远地瞄准领头的豺狼，一箭射去，就立马结果了它的性命，随着“嗷”的一声惨叫，其余的豺狼一轰而散，于是一家人也就转危为安了。这种主要凭借策略和技巧的自卫方式就叫“上守机”。
作者在这里用两种不同的自卫方式来作比喻，目的在于说明“粗守形，上守神”的根本原因，其实就在于人的理论素养和思想境界有高低深浅的不同，导致看待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截然不同，当然，其最终的效果也必将大不相同。
毫无疑问，一个医生达到了“守神”的水平，他就能够理解和掌握主客冲突的真正含义以及“神客在门”的诊察手段，也就能够提前预感疾病的发生，而只要在皮肤血络上轻轻点刺，就能够有效地从源头上遏止住疾病的滋生蔓延，从而达到未雨绸缪、防微杜渐、维护健康之目的。这就如同战争中能够兵不血刃、不战而胜，就是最高明的军事统帅，则能够掌握这种方法的医生自然是当之无愧的上工。
很显然，按照这个比喻，上古时代（传说中的神农时代)流传下来的以毒攻毒的药物治疗方法肯定也是不可取的。
原文：
机之动，不离其空，空中之机，清静而微，其来不可逢，其往不可追。
说解：
作为一种远距离杀伤性武器，扳机就嵌在弩身后下方的一个小孔中，那是操控机弩发射的关键所在。机弩的操作要领与棍棒等近距离武器有明显不同：挥舞棍棒时需要血脉偾张、全身剧烈运动；发射机弩则需要心平气和，保持躯体纹丝不动，尤其是手臂、手指不能有一点哆嗦。机弩的威力体现于，在静静瞄准的瞬间，只须一个手指头很小幅度地轻微抠动，就能发射出高速运动的箭镞，其速度之快，对面的人抓不住它，后面的人更追不上它。“空”通“孔”。
这句话从字面上看有两层含义，一是说机弩发射的箭镞速度太快，故就杀伤力而言，机弩明显地比门闩优越许多。二是说机弩的操控虽然轻巧，不需要耗费什么体力，但是对心理素质、手眼协调和身体稳定性的要求极高，非经过特殊的训练不能达到，因此是一门真正的技术。相比较而言，挥舞棍棒就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因此，这个比喻主要在于强调专业技术的重要性。也就是说，要想真正达到“守神”的水平，除了深厚的道德素养之外，还必须学习和掌握好本专业的科学技术才行，实际上就是“又红又专”的意思。
故这段话的真正含义是：我这一套“上守神”的针刺理论，科技含量高，技术难度大，就相当于精巧的机弩，能够高效率地解决问题，而传统的医疗方法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就相当于原始的木头棍子，虽然用起来方便顺手，但是效率低下，副作用明显，已然过时了。
原文：
知机之道者，不可挂以发，不知机道，叩之不发。
说解：
这是对机弩的高效率再做进一步分析：在实战当中，即使有了先进的武器，若想真正发挥出克敌制胜的威力，还需要过硬的心理素质和熟练的专业技能，否则的话，再先进的武器也是白搭。
“知机之道者”，是说这个人还知道瞄准和发射，也就是具有一定的专业技能。“挂”谓挂碍，即分心的意思，其表现就是六神无主、心不在焉。
“知机之道者，不可挂以发”，从字面上看，说的是机弩手本来都具有瞄准和发射的基本技能，然而在两军对垒或者面对豺狼围攻的关键时刻，最要紧的则是保持头脑冷静、气定神闲，不可惊慌失措、神魂不定，如此才能保证瞄得准、射得中。因此，这句话是说贪生怕死之人在临阵对敌之时难免胆颤心惊，精神慌乱，根本无法保持从容镇静，则即便仓促发射也是哆里哆嗦，一准失误，那其实和没有机弩或有机弩没有发射一个样，因此不可能充任一个合格的机弩手。
“不知机道”，则是说这个人连抠动扳机都不知道，也就是一点专业技能都不懂。从字面上理解，就是这个人从来没有接触过机弩，更没有受过相关的训练，当然也就不会操控，那么，即使给他一张威力巨大的机弩，也是聋子的耳朵——摆设，因为他不知道如何瞄准、如何发射，所以更是无法充任一个合格的机弩手。
需要说明的是，实际上，机弩的操控并不复杂，只是相对于挥舞木棒要略微复杂一点。另外，机弩在西汉时期已经相当普及，就象现在的电脑，但是毕竟还有人没有见识过这种先进的武器，就象现在还有人不会操作电脑一样。因此，如果一个汉朝人不会发射机弩（不知机道)，那就表明他的知识水平实在可怜，就和弱智一样，不堪造就。
“叩”，《说文》：“击也”，是指轻度地敲打。所谓“不知机道，叩之不发”，就是说这个人手持机弩却不知道如何发射，那么假如面对一群豺狼的围攻，即使有反击的意愿，也必然黔驴技穷，徒唤奈何，充其量，于情急之下，拿着机弩左敲右打，勉强遮挡，然而这就显得滑稽可笑了。因为机弩本身特别轻薄，用来敲击扣打在豺狼身上，根本没有任何力度，那还不如一根门闩来得顺手。
以上仅仅是其字面意义，然而这些话很明显都是双关语。
所谓“知机之道者，不可挂以发”，是讥讽和揭露那些缺德无良的巫医，平日里冠冕堂皇、神秘兮兮，号称翻云覆雨、绝天地通，然而其实是满脑子私心杂念，每逢临病之际总要耍心计，或欺哄蒙骗，或推诿扯皮，不干正经勾当。这种人属于品德恶劣型。
所谓“不知机道，扣之不发”，是讥讽和揭露那些浑浑噩噩的巫医，平日里不思进取、故步自封、抱残守缺、自鸣得意，然而真碰上危重复杂点的疾病，也是一筹莫展、黔驴技穷，干不了正经勾当。这种人属于技术低劣型。
在《内经》作者看来，技术低劣型其实是品德恶劣型的变种，因为浑浑噩噩抱残守缺正是道德沦丧的必然表现，所以把这两类人统列为“粗工”。盖古人所谓“粗”，本是指粮食中的糟粕，即如秕稗之类，不属于正经粮食，也不能正常食用。比如《左传·哀公十三年》：“吴申叔仪乞粮于公孙有山氏……对曰：粮则无矣，粗则有之。”因此，所谓“粗工”，其实是指医工中的败类，是骂人的话，它和“下工”不属同一个概念。
根据有关的文献资料和考古发掘，我们可以知道，在西汉以前的春秋战国时期，那时的医学界，其实是和原始的巫术搀杂在一起的。因此，当时必然流行着神怪妖孽之类愚昧落后的形神观，以及祝禳醮占之类荒诞无稽的所谓医法医术，而某些缺德无良之徒正是借助于这些落后的观念和法术占领着当时的医疗市场，极尽坑蒙诈骗、追名逐利之能事。并且，正是这个代表着愚昧落后的巫医势力，对《内经》作者所开创的针刺事业大放厥词，肆意诋毁，已经成为推广普及针刺技术最大的障碍，所以必然也会遭到《内经》作者的强烈谴责和严厉抨击。
原文：
知其往来，要与之期，粗之暗乎，妙哉工独有之。
说解：
然而《内经》作者也很清楚，智愚贤不肖，毕竟不能由哪个人说了算，因此最好是设定一个客观标准，让大家来评判。那么，这个客观标准就只能是专业技能，除此以外，再不可能有其它的标准。也就是说，一个人的理论究竟深不深、道德究竟高不高，不是看他的自我表白如何如何，归根结底还是要看专业技能，也就是动真格的能力。
“知其往来，要与之期”，原本军事用语，与“知己知彼”有点类似，那是军事家运筹帷幄克敌制胜的法宝，在这里则作为专业技能的最高水平。因为，无论士农工商，各行各业，一旦动真格的，比试业务本领，都要以“知其往来，要与之期”为最高标准。
公开地提出这个观点，一方面是出于自信，更主要的还是针对那些靠卖弄嘴皮子招摇撞骗的巫医，在对他们进行了一连串地冷嘲热讽揭露批判之后，再给予其致命的一击。作者的意思是，只要以专业技能作为一面照妖镜，就能让一切大大小小的骗子无所遁形，彻底暴露出欺世盗名猥琐卑鄙的丑恶嘴脸。实际上，这种验证方法直到今天还依然有效，是广大人民群众避免上当受骗最可靠的手段。
请以狩猎为例：
毫无疑问，一个猎人的专业技能，就体现在获取猎物的多少。因此，凡是精明强干的猎人必须善于追寻野兽的踪迹，掌握野兽的出没规律，同时还要在山野密林之中长期地潜伏，仔细地观察、搜索，并且能够在猎物进入射程的短暂瞬间果断迅速地抠动扳机，既不可稍微提前，亦不可稍微延误，从而才可能有巨大的收获。这就叫“知其往来，要与之期”。很显然，愚昧暗弱的粗人绝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而医生给病人治病也是同样的道理。
对医生而言，所谓专业技能，那就是判断疾病和解除疾病的能力，而能够提前预断疾病并且能够把疾病消灭在萌芽状态，对于医患双方来说，当然是最为理想的事情。很显然，根据前述，这种最为理想的治疗方法，说来也简单，那就是在“守神”理论的指导下，于患者皮肤表面仔细地搜寻，一旦发现血络，即迅速果断地予以针刺。
这是因为，血络的出现表明外邪已然侵入了皮肤，只是尚在表浅，未曾深入，则即使患者还没有明显不适，也必须及时排除，否则的话，一旦表浅的邪气深入到肌体内部，那就必将导致严重的疾病，然而真到那时，再想治疗就为时已晚。
不用说，巫医们只知道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肯定不具备这种超前的眼光。
《离合真邪论篇》：“夫邪去络入于经也，舍于血脉之中，其寒温未相得，如波涌之起也，时来时去，故不常在。”
这就是说，一旦“寒温相得”，邪气就会由络脉深入到经脉，于是皮肤表层的血络也将匿亡不见。所以，必须抓住邪气“时来时去”的最佳时机，及时予以治疗，期期不可错过。这就叫“知其往来，要与之期”。
“要”是关键性的作为；“与之期”者，谓时机掌握得恰到好处也。
因此，对医生而言，能够达到“知其往来，要与之期”，那就是专业技术水平的最高标志，同时也是理论深邃、道德高尚的集中体现。而愚昧暗弱的粗人绝对无法理解、更无法做到这一点。“暗”的本义是视力暗弱，即睁着两个大眼也看不到猎物的出现，用来形容粗工对血络（那表明邪气已经侵入皮肤)的熟视无睹，再贴切不过。
以上是为正文的第二小节，类似于一篇微型小说，通过刻画不同人物在关键时刻的不同表现，把智愚贤不肖的善恶美丑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从而说明“守神”绝不单纯是个技术问题，必须首先注重道德和理论修养。
原文：
往者为逆，来者为顺。
说解：
下面开始进入“守神”的技术性讨论。
首先讲的是神气的生理病理，因为这是“守神”的核心理论。《内经》中所有关于针刺治病的原理、观点和方法，其实都是在“往者为逆，来者为顺”的基礎上總結制定出來的。
根据“神本”理论，神气在人体最主要的存在方式，就是通过肌肤上的气穴通道，在形体内外不停顿地出入周转。那么，按照一分为二的观点，其出即谓之“来”，其入即谓之“往”。
同时，最关键也更重要的是，关于神气在人体的作用，也需要一分为二：一方面给人体带来无限的生机；另一方面给人体带来无穷的病患。“顺”是褒义词，指神气对人的好处；“逆”是贬义词，指神气对人的坏处。今人大多只知道神气的好处，从没想过神气的坏处，然而古人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否则为什么要“治神”呢？
所谓“来者为顺”，是从生理角度言。如果神气不能从体内源源不断地发生出来，则肌肤表面的神气必将越来越少，相应的皮肤感觉也就越来越模糊迟钝，最后发展为整个肌体麻木不仁，那就全然丧失了生机。通常情况下，我们总是羡慕他人的耳聪目明、反应敏捷、皮肤滋润光滑，其实那正是神气的发生特别充足的表现，故曰“来者为顺”。
所谓“往者为逆”，是从病理角度言。因为神气入内的过程也将携带外界的邪气进入体内，从而有可能引发主客冲突，导致疾病的发生，故曰“往者为逆”。
可能有人还是不明白这个核心理论到底说了些什么，对针刺治病到底有什么重要的意义，下面我再明确一下：
为了神气的正常出入，人的所有气穴通道必须始终保持开启状态，因此外界的邪气也完全可以自由自在地侵入到人的体内，而健康人之所以不病，只是由于自身神气的发生量比较充沛，足以能够对侵入的邪气实行有效的拦截，或者对抗，乃至彻底地驱逐。所以，归根结底，人的健康是靠充足的神气来维持的。换言之，人之所以患病，也不是外邪有多么强大，主要还是自身神气的发生量不足，以致外邪乘虚而入。而人之所以死亡，则在于神气的枯竭，或者神气的闭塞，其总体发生量趋之于零。故人必以神为本，而“守神”的意义也正在于此。
原文：
明知逆顺，正行无问。
说解：
那么，作为医生，为维护人的健康，在临床实践当中，其唯一的能为，就是有针对性地制“逆”而助“顺”。
“明知”，是说用肉眼一看便知，意思是无须分析考虑。
此所谓“逆”，是指用肉眼一看，神气在往来出入过程中发生了异常情况。其实就是在病人的皮肤表面出现了血络，否则便不可能“明知”为“逆”。
这种情况表明外邪已经突破了神气的第一道防线，悍然闯入了肌肤之内。那么，为了遏制住邪气的猖獗，就需用使用针刺的泻法，把它排泄出来。
此所谓“顺”，是指用肉眼一看，神气在往来出入过程中没有发生异常情况。其实就是在病人皮肤表面没有出现血络，否则也不可能“明知”为“顺”。
然而这并不一定是好事。因为病人之所以为病人，必然是已有了明显的病症，故没有血络恰恰说明外邪已然顺利穿越了肌肤表层，进入到了躯体以内，而其原因必然是自身神气发生量的减少，已经不能对邪气构成有效的拦阻，则腧穴通道才显得相对宽畅。那么，为了促使神气的发生，就需用使用针刺的补法，以补益和调动之。
根据“往者为逆、来者为顺”，主体的神气和客体的邪气随时都处于往来抗争状态。那么，既然出现血络表示邪气已然侵入了主体，那其实就是“实”症；既然没有出现血络表示主体自身神气发生量的减少，那其实就是“虚”症。
由于虚症实症的性质和形式截然不同，所以具体的治疗方法就要分别补泻而迥然有异，并且，按照有无血络这个客观标准来判断虚实，一眼就看得非常明白，根本不存在任何的疑虑和困惑，故云“明知逆顺，正行无问。”
《内经》还经常提到的一项治疗法则就是“视有余不足而调之”，其实也是根据皮肤表面有没有血络来确定疾病的虚实而分别予以补泻的意思。“视”就是用肉眼观瞧。
另外，关于虚实的涵义，还必须做一点说明：
《通评虚实论》：“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这句话最容易使人误解，以为“实”纯由邪气所造成，而“虚”又全无邪气的踪影。
实际上，这句话是把一切疾病的本质，即最根本的病理机制，概括为虚实，它强调的是治疗任何疾病都必须补泻兼施，而后人未曾细究。
无论虚症实症，都属于病态，既然是病态，必然都存在神气发生量不足，而邪气侵入的问题。也就是说，在“邪气盛”之前，神气已经先“虚”了。换言之，如果神气不虚，邪气便没有盛的机会。而神气极度空虚（夺，谓剥夺，乃彻底丧失的意思。《说文》：“夺，手持隹失之也。”手中的鸟儿飞跑了，则两手空空如也)的情况下，邪气也必将愈加肆虐。因此，邪气盛与神气虚这一对矛盾必然同时存在，或者，那本来就是同一件事情，故虚实就是同一件事物的两个方面。这里所说的同一件事物，其实就是“病”。因此，说来归其，虚实就是疾病的本质。
很显然，古人分别虚实的意义在于指导治疗，也就是为了补泻才需要分别虚实。由于任何疾病都同时有虚有实，所以，正确的完美的治疗就应该是综合使用补与泻这两种手段，而不是单纯的补，或单纯的泻。
那么虚实对于疾病性质的确定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涵义呢？
根据“神本”理论，疾病的发生主要在于神气的减少，与外界邪气的強弱没有什么关系。既然疾病的本质就是虚实，则虚实的本质其实也就是神气的减少，而与邪气強弱没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无论疾病属虚属实，從本質上看，其实都是由神气减少造成的。
然而“神气减少”又可以划分为虚实这样一对矛盾，则只能是根据“神气减少”的程度而言的。也就是说，当神气减少的初期阶段，其发生量尚在某种程度以内，尚且足以对侵入的邪气发起主动的反击，此时所造成的疾病，即谓之“实”。如果神气进一步减少，超过了这个程度，其发生量之少已经不足以对邪气发起主动的反击，则邪气必然在体内畅行无阻、肆无忌惮，而此时的疾病性质也将随之改变，即谓之“虚”。也就是说，疾病性质的屬虛屬實完全由神气发生量的多少所决定。这就是虚实在不同疾病、不同病程上的涵义。
因此，“实”表示疾病处于早期，病情比较轻微；“虚”表示疾病处于晚期，病情比较严重。
那么，在临床实践中如何判断一个人的神气的发生量是多是少呢？换言之，医生怎么能够知道神气还能不能对邪气发起主动反击呢？此无他，只能是观察患者的皮肤表面有没有血络。
我们曾经反复说明，血络的存在既代表邪气的入侵，也代表神气的反抗。
如果從戰爭的角度看，也可以這樣來理解：“实”表明神气尚且有能力对侵入的邪气发起主动反击，故而主客双方互有进退、难解难分，则战场全在外围边境一带（即躯体外围，也就是肌肤表层)，故可观测到血络；“虚”则表明主体力量太弱，在客邪的攻击下，不堪一击，一溃千里，而残兵败将全部退守于纵深腹地（即躯体内部)，则战场已经远离边境，自然就无法观测到血络了。
这种情况，就类似一个特别健康的人，主体神气超级旺盛，而客邪不堪一击，故有足够的能力拒敌于国门之外，则邪气无从入侵，也不会观测到血络。
因此，关于虚实的判定，血络是唯一的指征。也就是说，有血络即可直接判定为“实”，而“虚”则只能用排除法间接判定，即，在没有血络的情况下，再根据其有无症状，才能判定为“虚”或者“健康”。
现代的中医往往把常人小病谓之虚，反以濒死癌症为实，显然违背了《内经》的旨意。
原文：
逆而夺之，恶得无虚，追而济之，恶得无实，迎之随之，以意和之，针道毕矣。
说解：
这是阐释用针刺的方法补虚泻实的原理，而实际上这也正是针刺治病的根本原理。
有些人特别相信针灸，是因为针灸确实能够治病，至于其中的原理，则一问三不知。那么，很显然，这种人只适合做针托，却难以胜任针灸事业的开拓者。
毫无疑问，关于针刺治病的原理，是《内经》作者必须要明确并且必须要向公众解释清楚的问题。因为在他们那个年代，金属针刚刚发明不久，针刺治病还是一个新生事物，若想推广针刺理论，开创针刺事业，则不仅要说服半信半疑的广大民众，更主要的还在于说服自己。
如果我们问一个造诣颇深的现代针灸师：“针刺治病到底是个什么原理？”他肯定会喋喋不休地跟你谈经脉、谈脏象、谈阴阳五行、谈天人合一，乃至谈宇宙的起源……或者谈生物电、谈内分泌、谈性染色体、谈黑箱理论，乃至谈质能转化定律……然而这些统不沾边，毫无意义。因为他无法证明所有这些东东与金属针之间的必然联系，所以连他自己也无法说服。
实际上，古今中外所有开拓者最重要的一个共同品格就是脚踏实地，最忌讳的就是好高骛远、故弄玄虚，而《内经》作者正是这样的人。正如前文所言，“令各有形”是《内经》作者必须严格遵循的创作原则，唯有如此，才能使自己的理论推广普及，并且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于是我们才能看到，按照“令各有形”（即源于客观真实)的原则所总结出来的针刺治病原理，既简单明了，又有无可争议的说服力。
既然神气与邪气随时处于对抗状态，那么如果出现血络，即表明神气正在极力拦阻邪气，只是还未能把邪气完全驱逐出去，也就是神气与邪气正处于一种难解难分的胶着状态，那么，在临床实践当中，医生用金属针刺破皮肤表面的血络，把入侵的邪气直截了当地排泄出去，当然是最简单有效的治法。因为，这就如同突然间有一支大军从天而降，把敌军大部主力聚而歼之，焉有不胜之理。
“逆”即“迎”，本义是正面相逢，在这里是短兵相接、激烈拼杀的意思。很显然，这种刺破血络的方法就相当于医生（用金属针)与病邪的短兵相接、对面交锋，故谓之“逆”。
“夺”谓强力歼灭（剥夺)其有生力量，在此则指针刺放血。很显然，刺破血络的结果就是使其中的血液释放出来，而放血这种行为就相当于战争中对敌人的实质性歼灭。毫无疑问，再多的敌人也经不住强力歼灭，故谓之“逆而夺之，恶得无虚”。
这就是针刺泻实的原理。
假若某人有明显的病症，却没有发现血络，即证明主体的神气发生量太少，防御屏障名存实亡，则病邪畅通无阻，而肆虐猖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从理论上说，唯一正确的治疗，就是要迅速补充神气的数量，以期重新建立起牢固的防御屏障，才有望对侵入之邪展开有力的反击。
然而一根小小的金属针怎么能够补充神气的数量呢？这也是普通民众最感困惑的地方。
《内经》作者在临床实践中发现，当纤细的金属针刺入到肌肤软组织之后，会立刻产生或痠或麻或胀的异常感觉（现代人称之为“针感”)，而古人本来是把所有的感觉都归为神气的作用。因此，在古人看来，小小的金属针虽然不可能从总体上增加神气的数量（因为它不可能给人体增加任何物质和能量)，但是却能够瞬间调动周身的神气并引导神气的汇集，从而使针刺局部的神气数量骤然增多，那么对这个局部而言，就达到了迅速补充神气、重新建立屏障之目的。这种针刺方式在本篇作者又称为“气至”或“致气”，“至”是到达，“致”是引导，都是描述神气从四面八方聚拢到某一局部时的景况。
由此可见，这种针刺方式的本质，就是通过对自身潜在反击能力的迅速调动和重新部署，繼而改善和增强局部的防御。因此，这其实是“神本”理论的又一个精彩展現，故无论补法泻法，其理論根据都是“以神为本”，都属于“治神”。
很显然，若欲达到针感的效果，金属针就必须穿越皮肤，刺入到软组织的深部，而那正是追随着神气的去向而刺，故谓之“追”。“追”是追随、尾随,“济”是救援、补给。在《内经》作者看来，用金属针深刺到肌肉之内以获取针感这种治法，就相当于军事上的后勤补给或者救援部队，平时尾随在主力部队的后方，一旦主力部队伤亡惨重疲惫不堪濒临溃败，则及时的辎重补给和后续救援往往能起到力挽狂澜扭转战局的关键性作用，即谓之“追而济之”。一般而言，只要患者还没到全面衰竭的地步，总有潜在的神气可以调动出來，因此总可以通过这种手段轮番地补益各个局部的神气，进而逐渐地在整个躯体建立起稳固而强大的防御體系，故谓之“追而济之，恶得无实”。
这就是针刺补虚的原理。
既然泻实相当于主力进攻，补虚相当于后勤支援，那么在实际操作中还有一个顺序先后的问题。即：通常情況下，总要泻实在先，补虚在后。也就是说，如果在病人身上发现血络，就要首先刺泄其血络，待所有血络刺泄完毕，才可以补益其神气。这是因为，如果在敌我交战尚且难解难分之际，盲目地投放辎重补给，必然无法保证这些补给的准确投向，闹不好补给了敌人，反倒助长了邪气的势力，也说不定。所以古人又有“补泻反则病益笃”的说辞。
當然，如果病人身上沒有檢出血絡，表明實在太虛，瀉無可瀉，那就只能首先補虛。
故同样的疾病，将迎而夺之，抑随而济之，或先深刺以补之，或先浅刺以泻之，必须经过仔细地观察，才能确定，即谓之“迎之随之，以意和之”。这个“意”是指医生通过观察，根据有没有血络得出的判断。“和”是指矛盾的调和，意思是把补泻这两种对立的治疗手段综合起来使用。即：在有血络的情况下，要先泻后补；在没有血络的情况下，要先补后泻（先补益神气，待局部防御屏障建立以后，皮肤表面将陆续有血络显现，则再行刺泄)。总之，“迎之随之，以意和之”就是根据血络的有无和多少分阶段分步骤予以综合的补泻。
至此，由上述针刺治病的根本原理，完全可以得出针刺技术的核心机密，其实就是“迎随补泻”。也就是说，只要理解和掌握了“迎随补泻”，就称得上一个高明的针医。
然而我们还要知道，《内经》中的迎随补泻，无非是针刺之或浅或深，或放血或致气而已，泾渭分明、操作简单。而后人发明子午流注、神龟八法、烧山火、透天凉以及左旋右转种种稀奇古怪的针法，也号称迎随补泻，却是故弄玄虚，荒诞不经，应予摈弃。
“针道毕矣”，是就“小针之要”而言，乃谓针刺治病的全部奥秘，唯有补虚泻实而已。因为人以神气为本，故人的疾病无非是神气的异常，而神气的异常无外乎两种情况：要么在有邪气入侵时极力反抗而产生血络，这种情况又谓之“血实”；要么因其自身发生量的严重减少导致整个机体功能的明显减弱，而此时一定不会产生血络，这种情况又谓之“气虚”。并无第三种情况。
《阴阳应象大论》：“定其血气，各守其乡，血实宜决之，气虚宜掣引之。”
此所谓“血实宜决之”，就是浅刺血络使之出血，即小针之要的泻法；此所谓“气虚宜掣引之”，就是深刺肌肉以引导神气，获取或酸或麻或胀之针感，即小针之要的补法。对于内科疾病来说，再没有其它的针法了。
以上为正文第三小节，讲针刺治病的实质就是治神，而治神的实质就是迎随补泻。
原文：
凡用针者，虚则实之，满则泄之，宛陈则除之，邪胜则虚之。
说解：
在迎随补泻这个大框框之下又有若干细则。
基于上述，凡不见血络，即属于“气虚”，可以用追济法补之使实，也就是深刺于腧穴之内以获取针感，即谓之“虚则实之”。很显然，针刺的补法只有这唯一的形式。
凡见血络即属于“血实”，这是确定无疑的。然而若从不同角度来看，“血实”又可分为三种情况：第一是从外观上看，即谓之“满”，这是形容血络盛满，凸显于皮肤表面。第二是从机理上看，血络本身又是穴道不通血气长期淤积的结果，故又谓之“宛陈”。“宛”通蕴，淤塞之意，“陈”指长期累积。第三是从性质上看，血络的形成实乃外邪入侵所致，故又谓之“邪胜”。因此，“满”、“宛陈”、“邪胜”其实是从不同角度来看同一件事情，而其实质只有一个，那就是“血实”。很显然，这一类情况皆需用迎泻法，也就是针刺放血，所谓“除之”、“虚之”、“泄之”，其实都是刺泄放血的意思。
然而古人作文注重精炼，绝不可能颠三倒四，无谓的絮叨。故作者从三重角度来描述一个“血实”，绝非毫无意义，必有其特定的针对性。那么，完全可以肯定，他是把需要刺泻的血络分成三种类型来加以区别对待的意思。
我们要知道，虽然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古人不擅长精细的解剖，但是对人体的组织器官进行大致的形态比较，总是能够做到而且必须做到的。实际上，在《内经》作者，临床上需要针刺放血的部位并不限于皮肤表层的毛细血管扩张，还包括所有的皮下浅静脉，也需要并且也可以做放血治疗（当然得有适应症才行)。而人体的皮下浅静脉又有大（粗)小（细)之分，虽然这些部位可以笼统地划归为“血实”，因此都列为“决之”的对象，但是如果根据外部形态做一个较为细致的划分，那么又可分为三种类型。
所谓“满则泄之”者，具体是指最大的血络，也就是比较粗大的皮下浅静脉。
所谓“宛陈则除之”者，具体是指中度的血络，也就是比较细小的皮下浅静脉。
所谓“邪胜则虚之”者，具体是指最小的血络，也就是皮下的毛细血管扩张。
很显然，粗大的静脉怒张和纤细的毛细血管扩张在外形上有着显著的区别，其管壁的厚薄也有巨大的差异，而针刺以后的出血量势必截然不同。《内经》作者既然对放血疗法有深入研究，那就不可能不注意到这些明显的差别。而同样的针刺放血（泻法)，对这些形态各异的血管使用不同形制的针具，在针刺力度和针刺深浅方面采取不同的手法，不但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作者才要分为三种类型予以叙述。在他看来，这就是迎随补泻当中必须要掌握的细则。
通常情况下，只有皮下的毛细血管扩张，才可以称之为“血络”，而对于中等程度以上的血络（即所有暴露的皮下浅静脉)，《内经》作者则往往称之为“血脉”，以示二者有明顯的区别。
原文：
大要曰：徐而疾则实，疾而徐则虚。
说解：
这句话是说虚实补泻的出针要领。
因为古人的“虚实”近乎一个直观的概念，起码在他们的心目中，“实”就是真的有邪气，“虚”就是真的神气虚，而施加针刺的结果必然会使皮肤表面留下一个针眼，所以，在具体的补泻操作中，出针以后對這個針眼的處理就显得异常关键：“泻”就一定讓邪气通過針眼泻出来，“补”则相反，一定要防止神气通過針眼散逸出来。因此，针刺补泻的关键操作不在进针之时，而在出针之时，并且出针的操作方式必须刚好相反。
追济为补，补的意义在于补益神气，故补法的出针要领是徐出针而疾按针眼，以尽可能避免内部神气的散失；
迎夺为泻，泻的意义在于刺泄放血，故泻法的出针要领是疾出针而徐按针眼，以尽可能把邪气恶血排泄干净。
这就叫“徐而疾则实，疾而徐则虚”。
“大要”，就是最为机密的要点。故这句话的意思是：迎随补泻的实际操作当中，最关键最机密的要点就在出针的那一瞬间。
另有一點需要知道，關於针刺补泻的实际操作，其實还有一个非常關鍵的机密要点，在本篇文字中未予提及。那就是：补泻必须使用不同的针具。
《八正神明论篇》：“泻必用方，补必用圆”。这种话说得相当含混，令读者很难明白其具体所指。实际上，此所谓“方”，是有棱角的意思，即指鑱针、锋针（其制式类似于三棱针)之类；此所谓“圆”，是圆润光滑的意思，即指员针、毫针之类。
补泻使用不同的针具，与出针时的疾徐手法正好相辅相成。盖有棱角的针可以尽量开大针眼，以利于出尽邪气恶血，而纤细圆滑的针则很容易刺入肌肤之内，使皮肤及皮下软组织尽可能减少创伤，并且最有利于针眼迅速闭合。
很显然，如果一个人不知道补泻所使用的具体针具，那么，就算他掌握了所有的发病原理、补泻方法、操作步骤，还是白搭，就如同一个军事指挥员不知道步枪和火炮的实际应用，充其量也就是夸夸其谈、纸上谈兵，永远不可能真的能治病。所以针具的选用才是补泻操作的关键。
然而还必须说明，作者对于针具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三缄其口，并非疏忽所致，而恰恰是因为针具问题至为关键，属于本行业的最高机密，绝对不能对外公开。比如，作者一上来就隆重推出的“小针”，顯然就是一個概念模糊的哑谜，而且肯定是有意设置的哑谜。因为，既把“小针”作為治病的主要器具，然而何谓“小针”？何等形制？始终没有任何交代，可見其根本就不打算公开讲授。实际上，综观整部《内经》，其中关于九针的实际应用，讲述得最为含混不清，往往是欲言又止、遮遮掩掩，甚至故意混淆视听（比如《官能第七十三》又说：“泻必用员，补必用方”。《八正神明论篇》又说：“故员与方，非针也。”)，致令后世学者蒙头转脑，根本不知道如何使用，就是这个缘故。本篇作者作為《內經》的總編輯，具有最高權威，什麽話能說，什麽話不能說，都由他來決定，所以既然他決定對針具的使用問題嚴格保密，其他作者也就不可能洩密。
但是我们也要知道，综观古今中外，任何一门有特长的手艺都有其最关键的一手绝招，都要严格保密，绝不轻易外传。这种“留一手”的做法即相当于现代的知识产权保护，属于重要的“自保”措施。对于一个纯粹靠手艺吃饭的行当来说，关系到安身、立命与发展，是绝对必要的，特别是在古代。
以上为第四小节，在补充了相关的细则要点之后，正式建立起了一套以虚实补泻为中心的针刺理论体系。
原文：
言实与虚，若有若无；察后与先，若存若亡；为虚与实，若得若失。
说解：
本来，按照前文所述，实际的情况应该是这样的：有血络就是实症，无血络就是虚症；浅刺血络就是泻其邪气，深刺肌肉就是补其神气；按照这个方法补虚泻实，就可以使虚者有所得，实者有所失。其实这也正是迎随补泻的实质所在。
那么，既然如此，用针刺的方法治疗疾病，就应该是一件很简单、很明确、很实在、很容易的事情，但是为什么会让大多数人觉得很复杂、很困惑、很玄虚、很奥妙呢？作者在这里连续用了六个“若”字，正是为了说清楚这个问题。
须知古代的“若”字就相当于现在的“好象”、“大概”、“差不多”，也就是似乎仿fo而无法确定的意思。因此，这段话的真实意思就是：用针刺的方法补虚泻实以治疗疾病，就有点类似于从远处观察一座云遮雾绕中的山峰，恍恍惚惚，若隐若现，令人捉摸不定，如果不借助高明理论的指引，提高自身高瞻远瞩的能力，纯由朴素的直觉，就会陷入迷茫和困惑之中。那么，针刺治病就会成为一件影影绰绰毫无把握的事情，甚至，就连“虚实”这个最基本的前提，也难以断定到底是存在还是不存在。因此，广大民众对针刺治病这种新技术怀有种种疑虑，或者觉得奥妙玄虚，甚至抱着抵触情绪，不肯欣然接受，都是很正常的，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由此可见，这段话其实是针对着普通民众的困惑而言，其本意在于强调掌握理论的重要。也就是说，只有理论才能赐给你一双慧眼，让你看得准，认得清，而普通民众不懂得理论，就很难给他们说清楚。
实际上，既然倡导针刺治病并竭力地推广普及，那就必然会面临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即针刺到底有没有疗效的问题。如果我们设身处地考虑一下，应该不难想象，《内经》作者肯定听到过太多太多类似这样的质疑：
扎针能治病，凭什么？
为什么我扎了几次病不减轻？
一根针就能够补虚泻实吗？
虚实是什么？我怎么觉不出？
邪气在哪儿呢？我怎么看不见？
……
因此，毫无疑问，作者若想顺利开展针刺治病的业务，就必须立刻答复这些刁钻尖刻的提问，而不是等到两千多年以后，再由那些接受了西医的人提出质问。
我们知道，“神本”理论虽然出于道家哲学，而其实质却是“形神统一”，即被物质化了的血气理论，因此属于专业性很强的理论，它不象那种“好就好、坏就坏”、“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以毒攻毒”、“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等等简单直白的感觉和比喻，容易被普通民众理解和接受，所以作者才有“易陈而难入”的感慨。
实际上，即便是文化发达的现代，能够理解“神本”内涵的人也不多，而能够掌握“虚实补泻”的人，更是寥寥无几，就是因为这门技术比较专业，非经过特殊的训练不可。更何况两千多年前的人，淳厚朴素，头脑单纯，文化落后，囿于巫术迷信，对于纯粹的医学反倒觉得不可思议，因而疑虑重重，乃至排斥抵触。所以，如果《内经》作者摆不出点硬道理，拿不出点真本领，根本就说不服他们，那就无从招徕患者，连自身生计都难以保障，更谈不上推广普及医学理论了。
所谓“言实与虚，若有若无”，是说“虚实”不是显而易见地少了一块东西或者多了一块东西，而是一种内在的、不为肉眼所觉察的病理机制，对于不懂医学理论却又很较真的人，肯定是不可思议的，因此只能让他们把虚实想象为一种影影绰绰若隐若现的神秘现象。古代人都比较迷信，你越是说得神秘兮兮，他反倒越佩服你。很可能《内经》作者抓得就是这个心理。
比如：你的身上出现了血络，而当时并没有任何不适，此时我说你“实”，邪气已经侵入了你的体内，然而你却感觉不到自己哪个地方有什么邪气，因此不承认自己“实”，我也没有办法；你的身上没有发现血络，而当时确有明显的病症，此时我说你“虚”，内在的精力和神气不足，你却觉察不到自己的精神欠佳，因此不承认自己“虚”，我也没有办法。因此，对于我所说的“虚实”，你不妨理解为“若有若无”，即神神秘秘的，似乎是有，但又无法确定。
所谓“察后与先，若存若亡”，是说无论先泻的邪气还是后补的神气实际上都不可能为人所见。比如医生刺破你一个血管，你最多只能看到血液冒出来，那么邪气究竟在哪儿呢？是不是真的随着血液一块冒出来了呢？却是无从验证的。又比如医生深刺你一个穴位，也只能使你产生一种或痠或麻或胀的感觉，但是神气真的豁然增多了？怎么觉不出来呢？这也是很难说清的。因此，对于我说的邪气和神气，你也不妨理解为“若存若亡”，即神神秘秘的，似乎是存在，但又无法确定。
所谓“为虚与实，若得若失”，是说在普通民众看来，用针“补”一下也没有让人增加什么东西，用针“泻”一下也没有让人减少什么东西，于是难免觉得针刺这种治病方法有点玄虚，而产生怀疑。因此，关于针刺补泻的实际效果，你不妨理解为“若得若失”，即神神秘秘的，似乎是补有所得，泻有所失，但又无法确定。
因此，这一套话其实就相当于针刺治病的科普宣传，其重点在于如何看待针刺的治疗效果，而解释的目的就是让听众明白，邪气和神气都非常微细渺小，用肉眼无法觉察，用直觉很难感知，具有神神秘秘的特点，所以不能以直观的眼光来看待，也不能指望补泻一下，当下就有所得失，也就是千万不要把针刺的虚实补泻想象得太直观、太现实了。总之，疾病的虚实和针刺的补泻本来就是非常微妙的事情，不能指望霍然有所得失，尽管不见得当下有效，但是补必有所得，泻必有所失，时间长了才能逐渐显现出来。
当然，《内经》作者对普通民众的解释不会像我说的这么生硬笨拙，他应该说的更加生动、具体、通俗、风趣，更加有理有据，更能打动人心。总之，无论如何，若想在一个原本巫医不分的社会建立起纯正的医学，《内经》作者任重道远，他们必须耐心细致，并且循循善诱，坚持不懈地开展理论宣传，才能逐渐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和接受。
原文：
虚实之要，九针最妙，补泻之时，以针为之。
说解：
如果有的人特别较真，通过上述解释，仍然对针刺补泻半信半疑，那也不要紧，我们还可以通过“补泻之时，以针为之”来进行现场演示，从而让他心服口服。
所谓“虚实之要”，就是虚实的极端表现，也就是最显著的虚实。其实就是挑选一些特殊病例，让人一眼就能看得清楚：某个病人特别明显的虚，某个病人特别明显的实。
请注意，这里强调的是“九针”，而不再是“小针”，也就是又增加了大针、长针、铍针等等。这是因为，治疗这些特别明显的虚实，单靠“小针”就不行了，必须使用到其它种类的针具，
方才关于虚实补泻的科普宣传，其实只是针对着“小针”而言的。由于一般的内科疾病都是经脉不通、血气不调所致，而“小针”的作用惟在于通经脉、调血气，再加上邪气和神气本来就异常的微渺，所以“小针”的补泻效果很难为肉眼所目睹，因此确实存在着若有若无若存若亡失若得若失的问题，那么，对于这一类疾病，你不承认虚实的存在，乃至不承认补泻的效果，还是情有可原的。
但是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病例，它的外部体征（症状)就已经表示出了明显的疾病属性，而针刺治疗的实际效果完全可以亲眼目睹，因此也就具有了无可否认的客观实在性。
比如外科的脓疡病，由于细菌感染而化脓，使得局部软组织明显地红热肿硬而疼痛。按照古人的观点，这就是最典型的邪气侵入人体的表现，因此属于无可置疑的“实”症。而《内经》作者对这种病的治疗，就是使用“铍针”。
本篇后文云：“铍针者，末如剑锋，以取大脓。”
这就是说，铍针的尖端有锋利的刀刃，可以用来切开肌肤表层，再辅以挤压，就能够排泄出肌肤内部的脓液。而一旦目睹臭烘烘的脓液(那就是明显的邪气)从铍针割开的孔道中汩汩地流淌出来，而红热肿硬以及疼痛随即消失，你就不得不承认针刺的实际效果了。
比如腱鞘囊肿，由于鞘内积液的缘故，在关节的表面就会明显地鼓起一个包包。按照古人的观点，这种病就表示该关节的内部进入了邪气而且集聚不散，因此也就是确凿的“实”症。对于这种明显“多出来一块”的病，你再不承认它属于“实”症，就没有道理了。而《内经》作者对这种病的治疗，就是使用“大针”。
本篇后文云：“大针者，尖如梃，其锋微员，以泻机关之水也。”
“机关”即骨关节，“机关之水”就是指关节囊肿中的积液。为其凸起于关节表面并妨碍关节运动，所以需要“泻”之。
“梃”的本义是棍棒，“尖如梃”表明，“大针”属于九针当中最粗的针，就如同棍棒一样。那么，用“大针”刺穿腱鞘囊肿，就可以形成很粗的针眼，于是得以顺利排泄出鞘囊内极其粘稠的积液。而一旦看到积液从针眼中慢慢地流淌出来，而关节表面的囊肿随即趋于平复，你就不得不承认针刺的实际效果了。
又比如尿闭症所导致的尿液潴留，由于膀胱极度膨胀，小肚子被撑得鼓鼓的，这就是非常典型也非常明显的“实”症。而《内经》作者对这种病的治疗，就是使用“长针”。
本篇后文云：“八曰长针，长七寸……锋利身薄，可以取远痹。”
《癫狂》云：“内闭不得溲，刺足少阴太阳，与骶上以长针。”
这就是说，以“长针”（九针中最长的针)刺入脊椎的腰骶之间（其意义在于刺激脊髓骶段的马尾神经，以引起排尿反射)，就能治疗尿闭症。然而，一旦亲眼目睹尿闭患者突然哗哗地排尿，而患者顿觉无比的轻松，你就不得不承认，针刺确实有非同凡响的疗效。
又比如腹水症，古人又叫“徒水”，整个肚子都被腹水撑得极度鼓胀，那其实就属于最典型最极端的“实”症。而《内经》作者对这种病的治疗，就是使用铍针。
《四时气》云：“徒水，先取环谷下三寸，以铍针针之，已刺而筩之，而内之，入而复之，以尽其水。”
这就是说，先用铍针在肚脐下方三寸的腹壁位置切开一个孔道，随即塞入一段竹管，再把铍针探入竹管之内，继而割开腹膜，就能使腹水沿竹管排泄出来。然而，一旦亲眼看到腹水真的流淌出来而且肚子随即变软变小，你就不得不承认，针刺确实有非常奇妙的疗效。
实际上，本篇作者为验证针刺疗效所设计的演示，还应该包括一些非常典型的“虚”症患者，通过采取小针深刺补气的治法，同样也能够取得桴鼓响应的神奇效果（比如本篇后文所载“五脏之气已绝”之类的急性衰竭性病例)，所以才可以统一概括为“虚实之要，九针最妙，补泻之时，以针为之”。
如果人民群众（包括各位患者以及年轻的学员)能够亲眼看到这些特别明显的虚症和实症的治疗效果，我想，他们对针刺治病的所有疑虑，也就彻底打消了。
很显然，作者说这句话的时候，内心里充满了强烈的自信，其中又透露出“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的挑战意味。他热切地希望所有对针刺治病抱有疑虑的人都不妨亲自来体验一下，同时也衷心地欢迎所有对针刺治病说三道四的人都不妨下场来比试比试。
于是我们不由得为作者的执着而感动：在两千多年以前，为了推广普及自己所钟爱的医学，曾经有一个普通的民间医生，殚精竭虑，罄尽所有，不辞辛劳，尽了最大的努力。
以上为第五小节。讲述推广针刺医学的两条腿走路方针：一是理论宣传；一是实践验证。
－－－－－－－－－－－原文：
泻曰迎之，迎之者，必持内之，如蚊蝱止，放而出之，排阳得针，邪气得泄，去如弦绝，令左属右，其气故止，必无留血，急取诛之。
补曰随之，随之者，意若妄之，若行若按，如留如还，按而引针，是谓内温，外门已闭，中气乃实，血不得散，气不得出也。
说解：
此一节原有错简，以至补泻混淆，文意错乱，今予厘正，以使条理井然。
西汉没有纸张，所谓书籍就是写在用绳索编辑起来的木片或者竹片上，故又称简、牍、册、典。这种书籍由于长期存放导致系绳腐朽，或者反复翻阅导致系绳磨损，若干年后，简片脱落，本是常事，如果恰逢当时的编修是个外行，就很容易造成错简。然而后人总须上下勘验，反复校核，才敢辨认出比较明显的简误。
很显然，这一段话本欲讲述补泻的针法，那么，起码应该与虚实的机制、补泻的原理相互吻合，若云诛血为补，内温为泻，则简误已是非常明显。
所谓“泻曰”云云，即用锋针之类（针尖带有棱角，针体较粗)刺泄皮肤血络（小细血管)的针法。
如前所述，血络之中含有蓄积的邪气，需用针刺“放”、“泄”，以诛灭之，“急”是随见随泻，不可姑息之意，从而达到“必无留血”之目的。
《说文》：“持，握也。”即用力攥紧。“必持内之”是说五个手指要一齐用力，意思是务必把针拿紧、拿稳，以便准确地刺中血络。
“如蚊蝱止”，是说刺入的深度，如同蚊蝱叮咬，稍微进入皮肤一点点，其实就是浅刺的意思。
“去如弦绝”，是说刺入的时间，极其短暂，如同弓弦突然绷断，间不容瞬，其实就是一刺便出的意思。
《说文》：“排，挤也。”所谓“排阳得针”，是说对小细静脉放血之前，还须辅以拍打推挤等手法，令血管暴露明显，以便于准确刺中。“得”乃“行”误，盖形近也。“行”的本义是往前走，则“行针”就是进针。
然而刺血络之法在古代又被称为“缪刺”，意思是未雨绸缪的针刺方法，实即相当于广义上的全面提高免疫功能，因此又是一门非常重要的综合性治疗技术，故不单单要求针法、手法上的技巧，还需要操作者具有相当高深的医学理论，否则的话，很难真正掌握这门技术。
《缪刺论》：“夫邪客大络者，左注右，右注左，上下左右，与经相干，而布于四末，其气无常处，不入于经腧，命曰缪刺。”
这里所谓的“左注右，右注左”，就是一条重要的生理病理学理论。是说血络往往在肢体两侧呈对称性分布，就好象左侧肢体的血络能够流窜到右侧肢体，右侧肢体的血络能够流窜到左侧肢体似的。换言之，如果在身体左侧出现血络，则右侧相应部位也将会出现，反之亦然。这是因为神气在身体两侧的发生量总是对等的，而血络的产生又与神气的发生量直接相关，故血络要么不出现，要么就在肢体两侧同时出现。这一生理病理规律，在治疗之前务须了解，在治疗之中务须遵守。
此节所谓“令左属右”，就是说在发现一侧肢体的血络并进行了刺泄之后，还要在对侧肢体的相应部位仔细查找，并且一并“诛之”。如果不知道血络有“左注右、右注左”这一规律，只是单独对某一侧肢体实施放血而置对侧于不顾，就等于白费功夫，达不到彻底驱逐病邪的目的，因为血络会很快从对侧“回注”过来而重新出现。故只有“令左属右”，才能“其气故止”（彻底消除邪气的滋生和蔓延)。“令”是使令，“属”是联系，不是归属。故“令左属右”是说务必把左右两侧肢体联系起来看待，意即不要孤立地看待某一局部的血络。
所谓“补曰”云云，是在没有血络的情况下，用毫针之类（针尖锐利光滑，针体纤细圆润)，深入针刺于肌肉之内，以补益局部神气的针法。
针刺治疗中补法泻法的最大区别在于：泻法一定要浅刺皮肤表层的血管，补法则一定要深刺于肌肉内部。那么，泻法的进针点一定要非常精确，刺入的深度和速度都要掌握得恰到好处，而补法则统统没有这些要求。故补法的操作就显得比较随便:在进针时只要取一大概位置即可(意若妄之)；刺入皮肤后，逐步地把针尖推进至软组织内部(若行若按)，其深度以得气为度；得气之后可以稍作停留，也可以小幅度提插(如留如还)，以增强得气的效果；出针时则要注意随即按闭针空（按而引针)，以防止神气以及偶然刺中的血管出血无谓地散逸出来（血不得散，气不得出)。这种针刺方法又叫做“内温”，为其能够调动体内的神气迅速集结于针下，除了痠麻胀感，还使局部感觉温暖，那表明神气得到了切实的补充（中气乃实)。
“如”与“若”通，在这里都是粗略的大概其笼统而言的意思，也就是似乎仿fo，不能（也不必)精细地确定。

以上第六小节，详细阐述迎随补泻的具体针法、手法及其治疗意义。至此，关于针刺治病的理论框架基本完成，下面进入到临床实践的准备阶段。

原文：
持针之道，坚者为宝，正指直刺，无针左右，神在秋毫，属意病者，审视血脉者，刺之无殆。
说解：
这个“持针”是广义上的，泛指针刺治病。“持针之道”，就是针医在医疗实践活动中必须恪守的章程规则。
最初，古人所使用的针具必须自己制作，所以首先面临着一个选材用料的问题。“坚”，《说文》：“刚也。”就是坚硬的意思。所谓“坚者为宝”，是说用于治病的金属针并不是随便哪一种金属都行，必须选用钢性强的金属（其实说的就是钢，然而西汉时还没有“钢”这个概念)，方能制作出精良的、合乎要求的针具。否则的话，坚硬度不够，锐利度也无法保障，那就不能精准地刺入皮肤血管、肌肉之中，或者出现弯针、折针，徒增患者痛苦，还达不到治疗的目的。由此可见，后世某些把金针、银针当成针中上品的人，不是无知，就是无聊。
另外，为避免出现弯针折针等医疗事故，在进针时务必要“正指直刺”，即尽可能使针体垂直地刺入肌肤，不要斜向左右。
“神在秋毫”，是说针医必须眼神要好。因为在诊断时需要对患者的皮肤腠理仔细观察，发现隐藏在毫毛中的细小血络，在针刺治疗时更是需要精细准确，故眼神差的人肯定做不了一个好针医，应该尽早淘汰。
“属”通“瞩”，“瞩意病者”，是说要关注患者，随时注意患者的举止和反应，以防各种不测。其言外之意就是，工作时要有责任感和紧张感，不要漫不经心，给患者扎上针又去干别的事情。
尤其是在发现“血脉”需要放血的时候，更要全神贯注，聚精会神，不可有丝毫的松懈怠慢。这是因为需要放血的血管都很细，故下针的位置和角度需要精确把握，稍有一点闪失就扎不上。
总之，这段话是从医疗安全和医疗规范的角度，明确一个针医必须具备的素质和条件，有点类似于现代医院里悬挂的《针灸师岗位职责》。在作者看来，这几项要求是医疗实践中第一等重要的事情，故谓之“持针之道”。

原文：
方刺之时，必在悬阳，及与两卫，神属勿去，知病存亡。
说解：
此一句接续前句，是说针医具备了应有的素质和条件，还不可以贸然针刺。因为，在正式的治病之前（方刺之时)，还有一个问题必须要解决，这就是“知病存亡”的问题。换成现代的白话，就是首先要确定一下这个人是否真的有病。“存”就是有，“亡”就是没有，故“知病存亡”就是要知道这个人到底有没有病。
这是因为，无论针具多么精良，无论手法多么细腻，针刺这种治疗方法总会对人的肉体造成一定的创伤，那么，从法理和情理上讲，只有有病的人，才可以对其施加针刺，否则就无异于加害无辜。针医一旦误刺了无病之人，则不但悖逆了职业道德，更严重的是，丢人现眼，名誉扫地，碰上地痞无赖，还会受到讹诈围攻。
现代医院的医生很少注意到这个问题。因为医生不是巫婆神汉，现代人也没有诈病一说，凡是上门求医的人肯定多少都有点病，所以根本不需要医生事先考虑。
但是古代医巫不分，故古人的观念与现代不同。我们都知道扁鹊给齐桓侯看病的故事：扁鹊刚一看到齐桓侯就说他有病，而齐桓侯矢口否认自己有病，反讥笑扁鹊好利，欲以不疾者为功，如此反复三次，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最后不治身亡，而扁鹊虽然没有给他治好病，反被誉为“良医”。
从这个战国时期的典故可以看出，在古人的观念中，“良医”都具有“望而知之”的神异功能，人从眼前一过，就能“知病存亡”，故一个人到底有没有病，自己说了不算，只能由“良医”说了算。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在普通民众心目中，凡是比较高明的医生总是带有神秘色彩，仿fo具有第六感似的。此所以历代多有号称“神医”的江湖骗子，装神弄鬼，指人说病，以售其奸。现在我们知道，古人的这种观念，正是当时巫术盛行的结果。
然而，正因为江湖术士擅于以行医为名故弄玄虚、欺诈百姓，人民群众也必然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其中，以诈病的方式让“神医”当众出丑，应该是最简单的一种手段。另外，由于巫医与正经医生之间存在着激烈的市场竞争，必然勾心斗角，相互拆台，而诈病则是最有力的一种破坏手段，只要一次诈病成功，被诈的医生就很难在当地立足了。
《内经》作者原本就是浪迹江湖的民间医生，他们老于世故，经验丰富，然而却是品德高尚，不肯以神话蒙人，所以才会有伟大的成就。但是他们既以“良工”（等同于“良医”)自诩，当然也明白“知病存亡”对于行医者的声誉至关紧要，肯定得有一套“望而知之”的看家本领。所以，作者在这里提出“知病存亡”的问题，其本意并不是对病人负责，而是告诫本门的年轻学员，在行医活动中务必提高警惕，随时提防有人诈病，以免误中圈套，毁了“良工”的名声。
这里所谓的“悬阳”和“两卫”，其实都是皮肤的隐语。作者的本意是，要通过观察皮肤来确定一个人到底有没有病，而不可仅仅听信“患者”的病情诉说和痛苦的表情。这就是“必”的含义。
作者在这里之所以使用隐语，是因为“知病存亡”的技术手段涉及行业竞争，关系到自身的生存，属于本门本派的内部机密，所以只需要内部人听明白，而不希望外人听到或听懂。
然而我们也要知道，古人所说的隐语，并不是无端的、主观随意的暗号，而是类似谜语性质的影射，有其内在的逻辑联系，所以只要认真揣摩，总能找出其本来的涵义。
“悬”谓浮于上也，“阳”指外层、表层。从肢体组织的纵向剖面来看，皮肤总是最为在上在外，呈现为悬浮状态，则“悬阳”就是指皮肤。前文第六小节“排阳行针”中的“阳”，也是指肌肤表层，“排阳”即拍打皮肤。
“卫”乃“维”之假借，盖同音也。在古汉语，“维”即网络的意思，它的本义是鱼网的细小网格，所以维与络实际上是同义词。《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就有“维络”并列之例。《说文》：“维，车盖丝也。”又：“纲，维紘绳也。”所谓“车盖丝”，就是从车顶四旁下垂的丝帘，形似网状，其作用与面纱相当，只是遮挡外界的视线，却不妨碍坐车人的视线。所谓“维紘绳”，就是指纲为提网的大绳，则维即网也。
然而人的皮肤表面也是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网状纹理，即古人谓之“腠理”，西医谓之“分裂线”者，犹如一张漫无边际的巨网，严严实实地笼罩在整个躯体表面，故人体的皮肤完全可以看做是一个严密完整的网络系统，则“维”即指整个皮肤也。
所谓“两维”者，乃谓阴维与阳维。盖人的整个皮肤又可按照内侧与外侧平分为阴面与阳面，则内侧阴面皮肤即谓之阴维，外侧阳面皮肤即谓之阳维。实际上，这也正是奇经八脉中阴维脉与阳维脉的由来。所谓阴维脉就是指阴面皮肤上的络脉，所谓阳维脉就是指阳面皮肤上的络脉。
本文的“悬阳”与“两维”虽然都是指皮肤，但也有涵义上的差别：“悬阳”在这里是特指四肢部位的皮肤，这是必须要观察的部位（因为比较方便)，所以作者用了一个“必”字；“两维”在这里是特指腰背部和胸腹部的皮肤，如果在四肢没有发现血络，则躯干就是要进一步观察的部位，所以作者用了一个“及”字。
“属”通“瞩”，即瞩目、注视。“神瞩”，即正面直视的意思。因为在《内经》作者，人的神气发源于大脑中央，实际上又是通过眼睛向外流露，再布散于周身的，所以眼睛就相当于人神，代表着一个人的神气，则严肃认真地正面直视即谓之“神瞩”。然而这里的“神瞩”则是指医生与患者四目相对，其实是进行心理测试的意思。
至于观察皮肤上的什么就能“知病存亡”，以及心理测试的意义，请看下文。

原文：
血脉者，在腧横居，视之独澄，切之独坚。
说解：
说了半天，归其就是要检查这个人的皮肤上有没有“血脉”。也就是说，对于任何一个前来求诊的人，如何确定他是不是有病，唯一的客观指标，就是看他有没有血脉（或者血络)。这就是《内经》作者防范诈病的主要手段。
如果在上述体检中发现了血脉（或血络)，即便他确属诈病，而本身并没有任何不适，也必须接受“邪气已经侵入肌体”这个医学诊断，于是医生对其施加针刺，于情于法都说得过去，可以毫无顾忌，大胆操作。而诈病者就算无故挨疼，满肚子委屈，也没得可怨。
一般而言，如果在上述体检中没有发现血脉（或血络)，便可以断定他没病，不需要治疗。因为按照前文的理论，没有发现血络只有两种可能：一是身体特别健康，一是病情特别危重。然而诈病这种事情必须由健康人去做，而健康人又绝对不存在神气发生量极度匮乏的问题，其形貌举止与血气枯竭重病在身者迥然有异，所以极易分辨。
因此，这就有必要对“什么是血脉”作一个明确的交代，否则的话，我们还是不知道观察皮肤上的什么东西。
“腧”，在这里仍然是皮肤的隐语。因为“腧”的本义是腧穴，腧穴是神气出入的通道，由于神气在皮肤上无所不在，则腧穴也必然无所不在（其实腧穴就是皮肤表面的腠理)。古人虽有365腧之说，但是365这个数字本来是从天道运行周期（即一年365天)套出来的，由于天道的一周即包揽了整个宇宙，所以365这个数字本身就含有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意义，故“腧”亦可作为整个皮肤的代称。
“横”，是《内经》形容分支络脉（非经脉主干)的专业术语。比如，《脉度》：“支而横者为络”。《刺节真邪》：“此必有横络盛加于大经”。《血络论》：“血脉者，盛坚横以赤，上下无常处，小者如针，大者如筯，见而泻之，万全也。”
故所谓“在腧横居”，就是经脉的细小分支在皮肤表面横向延伸的意思，其实就是现代意义上的皮下浅静脉（所谓“大者如筯”者)或者皮肤毛细血管扩张(所谓“小者如针”者)。
“澄”的本义是颜色浅淡，但是相对于正常肤色而言，澄就是颜色略深的意思。凡皮下有血管的皮肤颜色总要比其它部位略显青暗，即谓之“视之独澄”。
“坚”，在这里不是指坚硬，而是饱满膨胀的意思。《吕氏春秋•贵信》：“其谷不坚”，是说谷粒萎缩干瘪。在《内经》作者，他本来是把皮下浅静脉统统划归在“血脉”这个范畴，而膝肘以下的表浅静脉往往膨满浮显，也就是俗称的“青筋暴露”，以手扪切可得，即谓之“切之独坚”。《骨度》：“视其经脉之在身也，其见浮而坚，其见明而大者，多血，细而沉者，多气也。”这个“浮而坚”就是形容暴露的皮下浅静脉。
但是无论如何，仅凭血脉的有无就断定一个人是不是诈病，总觉得不够稳妥，于是作者又增加了一项检验手段，即心理测试。这就是“神瞩勿去”法。
诈病的人是没病装病，心怀鬼胎，难免胆气虚怯，在近距离对视时，顿觉浑身不自在，必然不由自主地转移视线，“去”即离开，谓倏忽转视他处也。
正常的病人是真的有病，不需要装腔作态，故心地坦然，则即使近距离对视，也没有什么不自在，所以能够做到“神瞩勿去”。
实际上，“神瞩勿去”是对医生的要求，即紧盯着“患者”的双眼，就能看出他有没有诈病。
把皮肤检测和心理检测结合起来，基本上就能准确判断，这个人到底有没有病（知病存亡)。

以上为第七小节，说的是从事医疗工作之前的业务和心理准备。其中，业务方面是要学会材料的识别，练好针法手法眼法，懂得如何接待、看护病人，以免出医疗差错；心理方面是要提高自我保护意识，随时提防坏人捣乱，以免招惹不必要的麻烦。由此可以看出，古代的正经的民间医生，对待工作的态度是多么的诚惶诚恐、毕恭毕敬、谨慎小心、面面俱到，真的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不敢有丝毫的亵慢。

原文：
九针之名，各不同形：一曰鑱针，长一寸六分；二曰员针，长一寸六分；三曰鍉针，长三寸半；四曰锋针，长一寸六分；五曰铍针，长四寸，广二分半；六曰员利针，长一寸六分；七曰毫针，长三寸六分；八曰长针，长七寸；九曰大针，长四寸。鑱针者，头大末锐，去泻阳气。员针者，针如卵形，楷摩分间，不得伤肌肉，以泻分气。鍉针者，锋如黍粟之锐，主按脉勿陷，以致其气。锋针者，刃三隅，以发痼疾。铍针者，末如剑锋，以取大脓。员利针者，大如氂，且员且锐，中身微大，以取暴气。毫针者，尖如蚊虻喙，静以徐往，微以久留之而养，以取痛痹。长针者，锋利身薄，可以取远痹。大针者，尖如梃，其锋微员，以泻机关之水也。九针毕矣。
说解：
在做好了充分的业务和心理准备之后，下来，就是充分的物质准备。
毫无疑问，作为一个针医，所谓物质准备，就是用优质的钢材亲自打制、磨砺九针。这在古人，当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没有九针，就无法开诊行医，就如同现代人开办一家医院，总得购置最基本的医疗设备，也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所以，无论多么艰难，也得把九针打造出来。实际上，也正是因为九针从材质的精加工到具体地打制、磨砺完成，耗费了巨大的精力，历尽了千辛万苦，作者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所以他才会把九针视为至宝，象命根子一样禁锢，而关于九针的一切细节，均作为最高机密，坚决不肯泄露。
我们看到，这段话似乎是在系统地介绍九针的形制和作用（实际上这也是《内经》中关于九针最为权威的论述，其它篇章所有关于九针的描述，都在本篇确立的框架之内)，但是，作者仅仅是简单地罗列了一下九针的名称和长短，连最基本的粗细都不提，至于九针在疾病治疗上的应用，更是含糊笼统，莫可究诘。
然而无论如何，随着九针的打制成功，一套全新的医疗器具就正式诞生了，而随着作者的诊所正式开张应诊，也就等于向世人公开宣布，以“守神”为核心的一整套全新的医学理论体系正式诞生了。

以上为第八小节，说的是从事医疗工作之前的物质准备。虽说九针的内情属于高度机密，但是针医使用针具给人治病，早就不是什么秘密，况且九针还是新理论和新技术的最高象征，所以作者索性用了很含糊、很笼统的语言，把九针正式地推介给世人。

原文：
夫气之在脉也，邪气在上，浊气在中，清气在下，故针陷脉则邪气出，针中脉则浊气出，针太深则邪气反沉，病益。
说解：
前面的针刺理论以及九针的介绍其实只是讲到了针刺这种治疗方法的正面效能，然而任何事物都是有一利必有一弊，针刺这种治疗方法亦必有其负面效能，如果不加注意，这些负面效能必将对人体造成一定的伤害。因此，为了安全起见，在正式的应诊之前，务必首先明确针刺的副作用以及危害性。
前文曾经提到针刺治病基本上没有毒副作用，那是相对于以毒攻毒的化疗而言的。实际上，由于针刺治病必须要用金属针在躯体各个部位的软组织内来回穿刺（现在的叫法是提插捻转)，而头颈四肢的软组织内部隐藏着大小动脉，胸腹腰背的软组织内部包藏着各个脏器，这些重要的部位一旦被刺中，必将产生严重的后果，甚至危及生命。
很显然，明确针刺对人体可能产生的各种危害，对于初涉针医的年轻学员，是绝对必要的。
具体到这段话，则是说在针刺的泻法操作中，最需要注意的就是针刺的深度，只宜浅刺，不可过深，否则的话，很容易造成医疗事故。
此所谓“脉”，其实是指血管，而且是特指皮下静脉血管，也就是前文所说的“血脉者，在腧横居，视之独澄，切之独坚”者。
对于任何皮下静脉而言，我们要想刺破它，并泻出其中的血液，就要根据该静脉的实际深度来决定进针的深度，这应该是毫无意义的。但是按照《内经》作者的意见，在瞄准了将刺未刺之前，还要有一个精细的算计，即把该静脉的实际深度先分成三份，而在针刺时最多只可刺入三分之二的深度。作者的本意是：千万不要把静脉刺穿。
这是因为，针刺皮下静脉的目的，仅仅是为了释放出少量的血液，所以只需要刺破该静脉的表层管壁，就足以达到目的。如果刺入太深，把静脉整个刺穿，则不但出血量太多，而且还会导致皮下淤血，出现大块青紫瘀斑，甚至皮下血肿，即谓之“邪气反沉”，是说本来应该释放出来的邪气反而沉入到肉里去了。
很显然，按照这个观点，对于血络（皮肤毛细血管扩张)的刺泄放血，就更不能针刺太深了。这是因为，在每一个血络的下面，都可能隐藏着动脉血管，如果在刺泄血络的时候扎得太深，一旦误刺动脉，所造成的后果必然更加严重。即便没有刺中动脉，其对皮肤及皮下软组织的创伤也很严重（须知这是放血的棱形针，非纤细圆滑的毫针可比)，再加上古时候没有严密的消毒措施，则极容易造成局部感染。对于这种因错误操作而造成的感染，古人就称之为“邪气反沉，病益”，意思是又增添了新病。
实际上，每一个血络或者血脉，《内经》作者都是当做腧穴来看待的，所以《气穴论篇》才有“气穴三百六十五，以应一岁……孙络三百六十五穴会，亦以应一岁……溪谷三百六十五穴会，亦应一岁”的说辞。而按照《内经》的生理学，一个腧穴就是一个微循环单元。具体地说，每一个腧穴都由表至里分为三个层次：最表层是气;中间层是血;最里层就是精（这个精是指骨髓，在古人，腧穴都直接与骨髓相通)。在生理状态下，表层的气其实就是神气，而其来源又是最里层的精，也就是神气都由骨髓之气转化而来。因此，在每一个腧穴内部都存在着气--血--精--神--气的微循环转化机制（这个机制与现代医学理论中血液在毛细血管网中的微循环有点类似，那是机体代谢的基础，生命活力的源泉)。《调经论》：“夫阴与阳，皆有腧会，阳注于阴，阴满之外，阴阳匀平，以充其形”，就是指腧穴中的微循环转化而言。
通常情况下，外邪只是进入到（并存在于)腧穴的表层，与正常的神气混淆在一起，所以说“夫气之在脉也，邪气在上”。
病理情况下，外邪有可能进入（并存在于)腧穴的中层，与正常的血液混淆在一起，而血液本身就相当混浊，再加上邪气的混淆，就更加混浊，所以说“浊气在中”。《经脉别论》：“食气入胃，浊气归心，yin精于脉”，这个“浊气”也是指血液。
古代的“清”与“精”相通。《大惑论》：“其气不清，则欲冥。”则“清气”其实是指“精气”，即腧穴最里层的骨髓之气，所以说“清气在下”。
针刺泻法的目的，其实仅仅是泻其邪气。只不过，邪气既然已经和血气混淆在一起了，则泻邪气只能忍痛放一点血气，实属不得已。所以，如果能够只泻邪气，少放血或不放血，那才是最理想的。
所谓“针陷脉则邪气出”，就是稍微刺破皮肤，取表层的血络轻轻点刺，力求不出血或仅仅少量出血的意思。这种治法针对的是邪气还比较轻微的病症。
所谓 “针中脉则浊气出”，是针对较为深入而亢烈的邪气，需要较大力度的刺泻，释放出较多的血液，其实就是针刺浅静脉放血的意思。
“针太深”是泻法操作中最大的禁忌。一方面出血量过大，对健康有现实的损害，一方面产生大面积瘀斑，乃至造成软组织感染，这些都属于人为地增添疾病，故谓之“病益”。
因此，在刺泻血络或血脉的时候，一定要掌握好刺入深度，稍微刺破血管即可，千万不能扎得太深，这是针刺操作的第一大忌讳。

原文：
故曰：皮肉筋脉，各有所处，病各有所宜，各不同形，各以任其所宜，无实无虚，损不足而益有余，是谓甚病，病益甚。
说解：
第二大忌讳就是胡乱针刺，其实就是“该扎哪儿”和“不该扎哪儿”的问题。这是一般的针医最感困惑的地方，也是最容易犯的毛病。
如果仔细琢磨前文中关于针刺补泻的原理，就会明白，实际上，每一个疾病都对应着皮肉筋脉上的一个确切位置，其表现就是在这些深浅不同的位置上发生了或虚或实的异常情况，而疾病的不同表现和不同性质正是由这个确切位置的深浅不同和性质不同所决定的，故正确的治疗就是必须在这个确切位置上根据虚实而施加补泻。反过来说，凡不在这个确切位置的补泻都属于胡乱针刺，因为那个位置既不实也不虚，所以一扎就错。那么，如果错用了泻法，就必然会损不足，如果错用了补法，就必然会益有余，结果只能是使原有的病情加重（甚病)，甚至增添更加严重的疾病（病益甚)。

原文：
取五脉者死，取三脉者恇，夺阴者死，夺阳者狂，针害毕矣。
说解：
上述两种误刺的结果（病益和病益甚)其实还是从好的方面说的（因为此类情况比较多见)，如果从坏的方面说（此类情况少见，但也不是没有)，那就是立刻致人死亡。
所谓“取五脉者死”，是说如果一连气刺穿五条静脉血管，那么患者就会因骤然大量失血，引发休克而死亡。
所谓“取三脉者恇”，是说如果一连气刺穿三条静脉血管，虽然不至于休克而死，但是也会因失血过多而出现一系列严重的交感兴奋症状。“恇”，《说文》：“怯也”，恐惧之意，在这里是形容患者心惊肉跳、毛骨悚然。
所谓“夺阴者死”，是说如果误刺了大的动脉，并且创口较大，则血液喷涌不止，必然导致死亡。动脉都潜伏较深，在皮肤表面看不见，故谓之“阴”。
所谓“夺阳者狂”，是说如果误刺了大的浅静脉（比如肘窝或者腘窝静脉)，并且创口较大，虽然不至于死亡，但出血过多，势必导致心跳加快。大的浅静脉暴露于皮肤表面，故谓之“阳”。这里的“狂”不是指精神躁狂，而是指心脏跳动突然间异常剧烈，像疯了一样（也是交感神经极度兴奋的表现)。
“取”与“夺”似乎是同义词，都有夺取的意思，表示主动地做某件事情，但是在《内经》，其含义截然不同。
“取”的本义是获取，有使自己的占有量增多的意义，故对于针刺这件事情而言，就属于针法当中的补法，在这里则是深刺的意思。故“取五脉”、“取三脉”都是指刺穿了血管。
“夺”的本义是褫夺、剥夺，只使对方的占有减少，而自己并不增多，故对于针刺这件事情而言，就属于针法当中的泻法，在这里则是用棱针刺泄血管的意思。实际上，前文中既有“迎而夺之”的针法，就已经表明了这个意思。故无论“夺阴”、“夺阳”，都是指刺破血管，而“阴”与“阳”只是根据所刺血管的潜伏与暴露予以区分。

这里有必要简单地说明一下，如何正确地进行皮下浅静脉的放血治疗。
在正常人，尤其是正常成年男性，其四肢部位的皮下浅静脉往往暴露明显，特别是饮酒、热水沐浴之后，愈加显得膨满鼓胀，那其实是健康的表现，根本无须治疗（当然，在《内经》作者，诈病者可以例外)。这一点和血络（毛细血管扩张)截然不同。血络即便出现在正常人身上，也属于病态，应该“急取诛之，血尽乃止”。
《内经》作者对皮下浅静脉的放血治疗，是针对着特定的症状而言的。主要是急性感染性疾病，出现高热、神昏、惊厥、谵妄等紧急症状，在古人即认为是某一经络系统的邪气太盛，以致络脉满溢，这才需要放血治疗，意思是泄其络脉中的阳热之邪。（在古人，浅静脉都归属于络脉系统。)
因此，即便是患者有适应症，一次放血治疗也只需要刺泄其一条浅静脉，最多左右各一，拢共两条，即可达到泄邪的目的。如果超过两条，就属于胡乱针刺，非但无益于治，反且有害，所以才说“取三脉者恇”。当然了，“取五脉”肯定是更不能允许。
然而有些人不懂得刺泄络脉的治疗意义，把凡是暴露的静脉一概当成邪气亢盛的表现，挨个针刺一遍，而且还把握不住深浅，以为放血越多，排泄的邪气也就越多，结果就造成了严重的医疗事故。本篇作者势必经历过此类事情，所以才会提出最为严厉的告诫。再详《营卫生会》：“……化而为血，以奉生身，莫贵于此，故独得行于经隧……”其之所以把血液（附带血管)提到至尊至贵的地位，当成最重要的生命保障，应该也是从大量放血导致死亡的惨痛教训中总结出来的。
另外，人体的动脉大多潜伏于软组织深部，其管壁致密，表面光滑，一般很少受到针刺的伤害，但是也有几处比较浅显的动脉，如果被误认作“血脉”，而施加刺泄，那就相当危险，而且这种可能性确实存在。
《刺禁论篇》：“刺跗上中大脉，血出不止，死……刺阴股中大脉，血出不止，死……刺臂太阴脉，出血多，立死。”其中，“跗上大脉”即足背动脉，“阴股大脉”即鼠蹊股动脉，“臂太阴脉”即挠动脉。这些都是比较浅显的动脉（故可以用手扪按触摸)，而古人都有明令训诫，说明当时确实发生过此类事故。


原文：
刺之而气不至，无问其数，刺之而气至，乃去之，勿复针，针各有所宜，各不同形，各任其所为，刺之要，气至而有效，效之信，若风之吹云，明乎若见苍天，刺之道毕矣。
说解：
话锋一转，又让人顿觉轻松明朗，说明本篇作者具有非常高明的演讲才能。
这段话的关键在于吹嘘针刺的好处：其威力之大，犹风之吹云，其疗效之妙，如拨云见日。与前一段话的“针害”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所谓“刺之而气至”，就是伴随针刺而产生针感，所谓“刺之而气不至”，就是没有产生针感。那么，很显然，这是指深刺肌肉以补益局部神气的针刺方法。
所谓“气至而有效”，就是说使用毫针深刺的随济补虚法，必须以针下出现酸麻胀感才能有效。对古人而言，针感的出现就意味着体内的神气已经被调动、引导至针下局部，故叫做“气至”，表明补法已经生效，同时患者也会有一种豁然轻松的感觉，那么本次治疗的目的已经达到，此时便可出针，无须复刺。反之，如果针刺以后没有出现酸麻胀感，便说明神气没至，尚未达到补益的效果，而最大的可能就是针刺的位置没有选正，因此需要出针再刺，直待取得针感为止，也无须考虑复针的次数，这样就能保证立竿见影的效果。所谓“刺之道毕矣”，是说使用毫针的要领，即在于此。
“针各有所宜，各不同形，各任其所为”一句，似乎突兀得蹊跷，不但和前后文没有关联，而且纯属空话、套话、废话。因为这个意思在前边介绍九针时早就明确了，况且就算没人介绍，哪个也都明白，不同形制的针肯定用于不同性质的病，所以这句话显得毫无意义。但是，如果设想一下，作者说这句话之前，先打开自己的针具包，把长短粗细各式各样的针具全部摆列出来，然后一边指点、比划着，一边给人讲解，就能理解这句话出现在这里的意义了。
须知这是在讲针刺得气的问题，也就是用毫针深刺肌肉的要领，然而人体不同部位的肌肉厚薄有显著不同，若想达到同样的得气效果，其刺入的深度必然相差很多，则毫针必有长短粗细不等多种规格。然而作者在介绍九针时所提到的“七曰毫针，长三寸六分”，那仅仅是为了虚应故事，而实际上毫针不可能只有三寸六分一种规格。那么，为了让年轻学员们消除误解，真正掌握针刺得气的要领，作者就有必要把不同规格的毫针展示出来，分别说明人体的哪个部位适合哪一种毫针。
作者本来把九针视为珍爱的至宝，从来不肯展示于众，更不肯详细地讲解，所以，能够有机会目睹作者的全部针具并聆听他的讲解，绝对是一种荣幸。实际上，这标志着作者把你当成了最可靠的心腹。
在讲述针刺的好处的同时又作出这种异乎寻常的亲近姿态，作者的意图应该是比较明显的，那就是尽量缓解方才的紧张气氛和恐惧心理。因为，方才所说的“针害”，实在是太恐怖、太严重了。本来，正常的针刺治疗就包括刺泄血脉，而恰当的针刺位置又实在难以把握，故而年轻学员们难免觉得迷雾重重，产生动辄得咎、茫然不知所措之感。既然从事针刺这个行业充满了迷惑，又这么危险，那学习针刺还有什么前途可言？于是普遍萌生了消沉气馁的情绪，甚至可能当场就有人要求退学。于是作者急中生智，突然话锋一转，又开始极力地渲染针刺治病的种种好处，并且拿出自己最心爱的宝贝，让他们一一赏析把玩，于是学员们一个个受宠若惊，也仿fo风之吹云，明乎若见苍天，立刻信心倍增，又有了奔头。

以上为第九小节，主要是讲针刺的副作用以及误刺的危害。
－－－－－－－－－－－原文：
黄帝曰：愿闻五脏六腑所出之处？歧伯曰：五脏五腧，五五二十五腧，六腑六腧，六六三十六腧，经脉十二，络脉十五，凡二十七气，以上下，所出为井，所溜为荥，所注为腧，所行为经，所入为合，二十七气所行，皆在五腧也。
说解：
话说到这儿，关于针刺治病如何选穴的问题就已经摆在面前，再也不容回避了。于是，下面开始集中地讲述腧穴学，以解答年輕學員迫切想知道的“该扎哪儿”的问题。
然而这又是一个令作者颇觉尴尬而又略带愧疚的话题。因为，讲述腧穴学必然要牵扯到经脉，而作者心里明白，经脉只是想象中的东西，而非客观存在，所以他无法使学员们亲眼目睹，象认识血络、血脉那样认识经脉。于是，我们看到，作者在讲述腧穴的时候，总是躲躲闪闪，尽量地避免涉及到经脉，然而这就难免显得不自然，出现逻辑硬伤。
“五脏六腑所出之处”的字面意义是“五脏六腑出自于何处”，而实际意思却是“十二经脉出自于何处”，看后面的“经脉十二，络脉十五，凡二十七气以上下，所出为井，所溜为荥……”可知。之所以用“五脏六腑”替换“十二经脉”，其实是作者在有意混淆这两个概念，也就是尽力地把“十二经脉”与“五脏六腑”混为一谈。这是因为，对当时的大多数人而言，“经脉”是一个闻所未闻、非常陌生的概念，而“脏腑”則要熟悉得多。然而既要用针刺四肢的方法治疗内脏的疾病，就必须使“经脉”为大多数人所认同、所接受，所以作者就采取了这种偷梁换柱瞒天过海的方法，目的就在于借用“五脏六腑”的名义，把“十二经脉”烘托出来。由此可见，作者每在涉及经脉的时候，也是难免心虚的感觉。实际上，这也正是作者把《经脉》安排在第二卷（而不是第一卷)的原因。
下面的“五脏五腧，五五二十五腧，六腑六腧，六六三十六腧”，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很显然，这里所谓“五脏”是指四肢上的五条阴经脈，所谓“六腑”是指四肢上的六条阳经脈，与胸腹腔内的五脏六腑根本就不是一回事。这种論證方法，在今天看来，就属于偷换概念。
作者的巧妙之处在于，充分利用了学员们的无知，反正他们不知道五脏六腑是怎么回事，索性就从其最初的发生开讲，而按照作者的讲述，十二经脉就成了五脏六腑发生的途径和演化的过程，于是十二经脉和五脏六腑就如同树根和树干一样，自然而然地融为一体了。因此，尽管作者的论证方法存在明显的纰漏，却没有任何一个学员发出质疑。
从以后的效果来看，《内经》作者的目的也确实达到了。我们看到，打那以后，人们便很难再把足太阴经脈与脾脏，或者足阳明经脈与胃腑，以及等等，截然地区分开来。
由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在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研究方面，古人尚且缺乏实证分析的能力，因此往往采取推理的方法。然而也正是这个缘故，《内经》作者很少采用歸納和演绎的推理方式，而只是擅长于根据自然和社会现象进行类比推理。那么，由于草木与江河是最司空见惯的自然现象，所以就常被《内经》作者作为取象比类的标准。需要指出的是，类比推理就相当于文学创作当中的形象比喻，它并不属于严谨的逻辑思维。
在《內經》作者看来，一个人可以比作一棵大树：四肢相当于树根，负责提供营养和水分；躯干相当于树干，负责输送营养和水分；头颅则相当于树冠，负责吸取营养和水分，并转化为繁茂的枝叶和肥硕的果实。按照这种比喻，人的四肢就成为向躯干、头颅提供血气以保障其生理需求的根本。这就是“所出为井，所溜为荥……”的理论依据。“井”即泉眼，即水流最初的發源地，代指该经脉的起源，“荥”即山涧小溪，表示比較細弱的脉气……“合”的本义是匯合，“所入为合”是指一股支流汇入大的干流，表示脉气从根部进入了主干。那么，这样一来，四肢的末梢或整个膝肘以下（即合穴以下)的部位就可以看作是全身经脉的根，所谓“五脏六腑所出之处”，盖谓此也。
既然如此，既然四肢是经脉的根，那么，对于十二经脉(实即五脏六腑)疾病的治疗，如果从其根本处着手，势必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便是古人发明五输穴的由来。其云“凡二十七气所行，皆在五腧也”，就是强调膝肘以下的五腧穴非常重要，因为它就相当于所有经脉络脉乃至五脏六腑的发生源泉。

原文：
节之交，三百六十五会。
说解：
“节”指骨关节。最初，古人认为人有三百六十五个骨关节，以对应全身三百六十五个气穴。其原因就是气、血、精（髓)在每一个腧穴内部都存在着微循环机制，而骨腔内的精髓必须通过骨关节的缝隙才能向体表发散出神气，同时神气要回注于体内，并最终返归于精髓之中，既要通过腧穴通道，也必须通过关节缝隙。故古人的观念，骨关节与气穴不但存在着交会关系，并且还要一对一的相互对应才行，故云“节之交三百六十五会”。很显然，其实这句话就是古代腧穴学的理论基础，它的本意就是说人体共有三百六十五个气穴，盖气穴又名“腧会”、“穴会”也。
人之所以有三百六十五个气穴，完全是因为三百六十五天是太阳在黄道上的运行周期。而太阳运行的意义，又在于推动天体的运行（这是古人的意思，《生气通天论》有“天运当以日光明”)，故三百六十五天其实就是天体在一個运行周期内的一个个节段点。由于古人认为经脉运行与天体运行存在着步调一致的关联性，而气穴的本质就是经脉运行过程中的一个个驻留点，与天体的运行节段也要一一吻合，故气穴一定要有三百六十五个，其实只是一個純粹的理念。所以，人体到底有哪三百六十五个氣穴，古人说不清楚，后人也一直稀裡糊塗。

原文：
知其要者，一言而终，不知其要，流散无穷。
说解：
一个年輕的医生面对着病人的三百六十五个气穴，势必有茫然无措、不知如何下手的感觉，但是如果知道了“凡二十七气所行，皆在五腧也”，就算是把握住了要领。这就叫“知其要者，一言而终，不知其要，流散无穷”。作者的意思是：人体所有的疾病都可以通过针刺膝肘以下的五腧穴得到治疗。这样一来，针刺治病的取穴问题就变得简明扼要，學員們的困惑也就一下子解除了。
作者還有一個言外之意，那就是，對於初级的學員來說，除了四肢上的五腧穴以外，其余部位的腧穴最好是不要针刺，這樣就能保證安全。

原文：
所言节者，神气之所游行出入也，非皮肉筋骨也。
说解：
這時候，學員當中肯定有人發出一聲尖叫：“人有三百六十五個筋骨關節？不對吧！”
於是作者就對這個疑问予以解答：
方才所說的“节之交三百六十五会”，那其實是更早的古人最初的假说，当时只能主观认定，人一定要有三百六十五个骨关节，方可以对应三百六十五个气穴。現在經過對人類尸骨的反復查验，发现该假说明显不合实际（骨关节的数量远远不够)，但是神氣由骨髓發生的理論仍然是正確的，不可废弃的，所以應該稍做修正，把“节”的定义從“筋骨關節”修改为“神气之所游行出入也”。按照这个新的定义，神气的发生固然仍要通过筋骨关节，然而凡是神气可以游行布散到的地方，亦皆可看做是“节”，也就是說，人的所有关节以及整個肌肤表面也都属于“节”的范畴了。比如，《邪气脏腑病形》：“中肉节则皮肤痛”。《经脉》：“皮毛焦则津液去皮节”。因此，你们就不必认真地计较某一腧穴的所在位置究竟有没有骨关节与之对应以及人体究竟有多少骨关节的问题了。總之：我所谓的“节”，現在已經是神气发生和游行出入的泛指，是对生命原理的高度抽象，而非解剖意義上的皮肉筋骨了。

以上为第十小节，明确五腧穴为全身腧穴的纲要。

原文：
睹其色，察其目，知其散复，一其形，听其动静，知其邪正。
说解：
很显然，这里的六个“其”字都是指某一个病人，而作者的话题一下子从腧穴理论转移到了这个病人身上，并且一连气为这个病人作出一系列诊断检查，语气也由慢条斯理变得急迫紧促，这就说明发生了突然情况。
那么，根据对前后文的分析，当时的情況大概應該是這樣：作者刚讲到“非皮肉筋骨也”，忽听門外一陣聒噪，抬眼一望，只見院外幾個漢子，一边高声嚷嚷着“老師傅救命也！” 一边七手八脚抬進來一個病人。再看这个病人，面色煞白，奄奄一息，昏迷不醒，宛如死人一样。作為醫生，救死扶傷為第一天職，於是作者果断终止授課，迅速投入到诊治工作之中。因此這句話才显得有点突兀。
再者說，這也是作者正式開張後接待的第一個病人（我們就把他稱為“一號患者”吧)，为了使自己的诊所赢得一个良好的开端，作者更得振奋精神，全力以赴。只是沒想到第一个病人竟然這般危重，對自身的技术水平实在是一次嚴峻的考驗。因此，作者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暗自里捏着一把汗，也说不定。
然而也正因为该患者的病情特别危重，已经濒临死亡，那么一旦救治成功，则更能显示自己的技艺精湛，就如同扁鹊诊治虢太子尸厥，一下子声名鹊起、威望四射，则以后的门诊量，只怕是络绎不绝、车水马龙。因此，作者不由得踌躇满志、心中暗喜，也说不定。
无论如何，我們通過作者對這個危重病人的具体处置過程，就能夠大致地瞭解，西汉早期的正經醫生實際的醫療技術水平。
這裡的“睹其色”，不是“神矚勿去，知病存亡”的意思，而是真正地觀察病人的氣色。因為危重的病人從面部氣色上一看便知，這個人絕對不是詐病，所以也无须检查其皮肤血络。
這裡的“察其目”，也不是“神矚勿去，知病存亡”的意思，而是撑开病人的眼皮，觀察他的眼睛。這是對昏迷病人首先要做的第一項檢查。我之所以断定这个病人昏迷不醒，就是因为不是昏迷病人根本用不着首先检查眼睛。
检查眼睛是什麽意思呢？就是要“知其散復”，也就是看看瞳孔有沒有放大或者縮小。“散”即放大，“復”即縮小。
毫無疑問，作者既然知道首先查驗瞳孔，當然也就知道，瞳孔的放大或縮小，對於生命的重要意義。（作者当然不知道虹膜括约肌等等微细的构造和机理，他考虑的只是主持生命的本神之气还能不能正常地发生。因为大脑中央的神气要通过眼睛的瞳孔发生出来，若瞳孔放大或缩小，则表明神气的衰竭或闭塞，故而都有生命危险。《灵兰秘典论》：“故主明则下安，主不明则十二官危。”这个“主”也是指眼睛。)
這裡的 “一其形”是一句很蹩脚的描述，其實就是逐个地摸一下頸動脈、股动脉以及肢体远端的各个动脉，看看還跳不跳。
《小针解》曾经引述本篇的一句逸文：“调气在于终始一。”我以为应该是对“一其形”的补充说明。
此所谓“调”，实乃诊断的意思。《邪气脏腑病形》：“善调尺者，不待于寸，善调脉者，不待于色，能参合而行之者，可以为上工。”这里的“调”，都是“诊”的意思。
此所谓“气”，实乃脉气的意思，也就是脉搏跳动的状况。故“调气”合起来就是诊脉。
《终始》：“谨奉天道，请言终始，终始者，经脉为纪，持其脉口人迎，以知阴阳有余不足，平与不平，天道毕矣。”是说经脉乃为终始的本体，而脉口和人迎的搏动乃为经脉的外部表征。
然而脉口和人迎又可以称之为“一”，如《阴阳别论》：“三阳在头，三阴在手，所谓一也。”
在《内经》作者，既然血气是在经脉中循环流动，则经脉系统必然是一个终而复始的环状结构，故形容十二经脉是“如环无端”。而按照道家的自然观，一个终而复始的过程或者一个环状结构都可以叫做“一”，故整个经脉系统又可统称为“终始一”， 或简称“终始”，又或简称“一”。然而经脉系统深深地隐藏在身体内部，其外部表征其实只是几处表浅动脉的搏动，而脉搏正是反映经脉运行状态唯一的客觀指征，所以古人又把脉搏也称作“一”。《脉要精微论》：“得一之情，以知死生。”这个“一”，显然是指脉搏的跳动。
故“调气在于终始一”，总的意思就是，通过脉搏跳动情况来了解病情。
然而“一其形”的“一”在这里作为动词，又只能是环形运动的意思。故“一其形”的字面意义，就是医生围着患者的形体绕行。而单凭这三个字，根本就不可能知道这个围着患者绕圈子的医生在干什么，所以我说它很是蹩脚。
实际上的情况是，作者对一号患者全身上下的脉搏进行一一查验的过程，必须绕行患者一周，才得以完成，此所以被旁观的学员记录为 “一其形”。他的本意是，就如同血气沿着经脉环行了一周（这个过程就叫做“一”)，老师围着患者也绕了一周。
关于“一其形”的过程其实是逐个地查验脉搏的过程，《四时气》中有一段话似乎也可以证明：“一其形，听其动静者，持气口人迎以视其脉……。”
那么，什么样的病人需要医生绕行一周为其检查呢？或者，什么样的病情需要对全身上下左右的脉搏都逐个地查验一遍呢？毫无疑问，只能是特别危重的，脉搏跳动出现明显异常的，失去自主运动能力的，没有知觉的病人。因此，一旦明白了“一其形”这三个字所蕴含的内容，也就不难想象，当时的情况肯定是非常紧急，患者的病情肯定是非常严重。
這裡的“聽其動靜”，就是俯身側耳，先贴近患者的口鼻，仔細聽聽，還有沒有呼吸；再把耳朵紧贴患者的胸壁，仔细听听，还有没有心跳。
這裡的“知其邪正”，就是通過上述幾項檢查，對患者的生死，得出判定。“邪”是指邪氣充斥了整个躯体，意思是毫无生气，人已經死亡。“正”是指生氣尚在，意思是還活著。毫無疑問，面对一个昏迷不醒的人，判定其生死是第一位的事情。
古人为了文字简省，凡是门诊检查记录都只取阳性结果，若某项检查阴性,则一概省略（有显著确诊意义的阴性发现除外)。其实现代医院的门诊记录也是如此要求。
因此，由这句话可以判定，一号患者当时的基本状况是：病危面容，瞳孔放大（或缩小，或一大一小)，肢体远端的脉搏消失，呼吸异常微弱，昏迷不醒，处于濒死状态，然而仍有心跳，颈动脉及鼠蹊股动脉都还有搏动，表示并没有死亡。根据现代的医学常识，其实就是休克状态。

原文：
右主推之，左持而御之，气至而去之。
说解：
对于昏迷而濒死之人，医生首先要考虑，还有没有救治成功的可能。因为作者是正经医生，不能象巫医那样装神弄鬼、推诿扯皮，然而毕竟是私人诊所，有很高的职业风险，一旦下针，就得承担全部的责任，而要对病情作出预后不良的判断，就必须提供充分的理论根据，这就需要医生一定要对病情心中有数才行。
既然其呼吸已经相当微弱，甚至只有躯干部位的动脉在勉强的搏动，而远端动脉搏动已经消失，则病人随时有心肺功能衰竭而死亡的危险。那么，究竟还有没有治愈的可能，就得看末梢循环是否存在，这是判断心脏功能衰竭程度以及还能不能恢复的重要依据，对古人来说，又是惟一的依据。因此，这句话的本意是：检测末梢衰竭的程度。也就是说，在作者看来，如果末梢循环存在，则病人或可有救，如果末梢循环不存在，则标志着循环系统已经彻底匮竭，那就没有救治的必要了。
《說文》：“推，排也。”所謂“右主推之”，其實与前文中的“排陽”属于同一种手法，其意义在于通过拍打推擠皮膚，使静脉血管充分显露出来。不過，這裡的用意不同，况且又增加了“左持而御之”，其促使血管暴露的力度明显增大。作者的意思是，通过这种手段，就能检测出患者的末梢循环状况。
《说文》：“持，握也。”，就是用手攥住。“御”的本義是用缰绳駕馭車馬，在此是勒緊的意思。那麼，很顯然，作者所“左持而御之”的這個地方肯定是手腕子和腳脖子。因為，除了手腕子和腳脖子，人身上沒有其它部位可以用一只手紧紧地握住。由此可見，作者要检测的是手背和腳背上的静脉血管。
因此，這句話的完整意思就是，用右手拍打揉搓手背或者腳背，用左手攥住手腕子或者腳脖子，並且緊緊地勒住，看看手背或者腳背上的血管能不能顯露出來。
我们知道正常人的手背和脚背上都有明显的“青筋暴露”，那其实正是血液正常循环的表现。然而該患者的昏迷實由休克所致，其心脏供血量显著减少，则四末的血管全部萎缩，所以才需要使用勒緊手腕子或腳脖子并輔以拍打揉搓等特殊手段，才能使血管稍微显露一点。不过，正是由于手脚上的血管还可以轻微显露，表明心脏尚能维持最基本的灌注水平，于是作者心里也就有了底气。
對於表浅静脉由萎缩状态猛然變得明顯可见这种現象，古人也稱之為“氣至”，因为在他们看来，这就标志着局部的脈氣被快速地动员、聚集，才得以充盈起來。所謂“氣至而去之”，是說這時候就可以鬆開紧握着手腕子或脚脖子的手了，而其言外之意就是该患者的末梢循环终于检测到了。

原文：
凡将用针，必先诊脉，视气之剧易，乃可以治也。
说解：
既然一号患者尚存一线生机，那就应该毫不迟疑，迅速予以救治。作者决定“用针”，就表达出了这个意志。
然而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在哪儿用针？或者：扎哪儿？其实就是确定治疗方案的问题。
很显然，在通常情况下，作者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诊脉”。也就是说，没有诊脉之前，医生也不能确定扎哪儿，通过诊脉，就知道扎哪儿了。
现代的针灸师通常采取“独取寸口”的诊脉方法，他们诊脉的目的仅仅是了解病人的身体情况，因此从来不会想到脉搏还能指示具体的针刺部位。
问题出在现代人不晓得古人所说的诊脉并不是“独取寸口”，而是要在四肢各个部位逐个地“诊脉”。
也就是说，按照古代针医通行的规则，在针刺以前，起码要对两个手腕和两个足背进行诊脉，如果哪个手或脚的脉搏出现异常，就表示应该在哪个手臂或者足胫上针刺。反过来说，如果某个肢体需要扎针，必先出现脉搏的异常。
“剧”是剧烈、厉害、严重的意思。
“易”是柔和平缓的意思。《尔雅》：“平、均、夷、弟：易也。”是“易”有平和谦下之意。今人说“平易近人”，仍取其古意。
通常情况下，柔和平缓是正常的脉象，故用针的位置应该选在脉搏跳动比较剧烈的那个肢体。这就是“视气之剧易，乃可以治也”的本意。
但是必须明白，凡是“凡……必……”句式，都是指通常情况而言，即一般的规律或规则。
很显然，一号患者的病情不属于通常情况，因此也不适用于一般的规律。这句话的用意其实只在于强调“必先诊脉”的部位及其结果，即该患者的两个手腕桡动脉和两个足背动脉都已经停止了搏动。
当然，实际的诊脉过程已经完成，那就是作者“一其形”的过程，因此现在只需要对这种异常的脉搏表现予以确认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治疗方案。

原文：
五脏之气已绝于内，而用针者反实其外，是谓重竭，重竭必死，其死也静，治之者，辄反其气，取腋与膺；五脏之气已绝于外，而用针者反实其内，是谓逆厥，逆厥则必死，其死也躁，治之者，反取四末。
说解：
脉搏本來只能反映經脈之氣的剧易或有无，但是作者硬是要把經脈等同於五臟，所以在他看來，经脉之氣就相當於五臟之氣。故此所谓“五脏之气”其实就是脉气，而脉气就是脉搏。
所谓“五脏之气已绝于内”，明显是指寸口桡动脉搏动消失。因为按照古人的观点，寸口脉就代表阴气，而阴气主内。
所谓“五脏之气已绝于外”，明显是指足背动脉搏动消失。因为按照古人的观点，跗阳脉就代表阳气，而阳气主外。
阴气绝于内就属于内在的神气枯竭，这种情况在古人谓之“竭”，在现代医学谓之消耗性疾病，其实都是指重要脏器的慢性功能衰竭。那么，如果纯因神气枯竭而死，其死亡之前必然先出现萎靡不振、昏昏欲睡，逐渐发展到昏睡不醒，最后阖然长逝，这个弥留过程即谓之“其死也静”。
阳气绝于外实际上属于神气闭塞于大脑之内，发生不出来，这种情况在古人谓之“厥”，在现代医学谓之昏厥、晕厥、惊厥，其实都是指突发的大脑疾患。那么，如果纯由神气闭塞而死，其死亡之前必伴有神志错乱，躁动谵妄，这个弥留过程即谓之“其死也躁”。
作者所说的这番话，貌似对患者的脉搏消失所做的病理分析，然而很大程度上是自我显摆的意思：一号患者的五脏之气既绝于内，又绝于外，危重到了极点，已经跨入死亡边缘，那么，一旦我把他挽救过来，那就如同扁鹊再世，无异于生死人、肉白骨的神仙。
然而，实际上，一号患者固然危重，但是只属于阳气绝于外的昏厥，和虢太子一样，其内在的神气并没有真的枯竭。在这一点上，还是扁鹊比较客观，他说：“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当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

这段话中除了患者，还有两个重要人物，需要引起特别注意，那就是“用针者”和“治之者”。
由话中的口气，再看话中的意思，一号患者先是经过了“用针者”一系列错误的针刺治疗，造成患者的阴气重竭，阳气逆厥，然后才是在“治之者”一系列正确的针刺治疗下，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并且，毫无疑问，这个力挽狂澜身手非凡的“治之者”，正是作者本人。
那么，这就表明，一号患者其实是二次转诊患者，他在被抬入作者的诊所之前，刚刚从另一家针医诊所抬出来。因此，所谓“用针者”，其实是指前一个诊所的针医。
那么，可想而知，在作者的诊所附近，早就存在着另一家针医诊所，而且已经营造出一定的名望，故而当地民众有了疾病首先投奔前一个诊所。只是一号患者病情特殊，经前一个针医治疗后，仍然处于昏迷不醒状态，而家人焦急万分，才转而投奔作者的诊所。
既然一号患者曾经有过针刺治疗的经历，那么作者也就有必要对前医的治疗过程进行尽可能详细的了解，以引为借鉴，避免重蹈覆辙。很显然，一号患者的转诊经历本来就是由随行家属提供的，他们当然也能顺便向作者大概其介绍一下，前医分别“扎了哪儿”，“扎了哪儿”。
实际上，即使根据作者的描述，前医的治疗措施，也没有原则上的错误。因为他也认识到一号患者既有阴气绝于内，又有阳气绝于外，所以才有针对性地采取了既“实其内”、又“实其外”的治疗方法。从理论上讲，这是完全正确的；从实际效果上看，一号患者既没有死于重竭，也没有死于逆厥，便足以证明“用针者”并没有人为地加重病情。
但是作者为了显示自己的高明，竟然把前医的“实其内”歪曲为绝于外的治疗，把前医的“实其外”歪曲为绝于内的治疗，似乎前医的全部治疗措施与实际病情正好相反，这就有点过分了。看来作者也没有跳出“同行是冤家”的俗套。
实际上，前医的遗憾或者失误就是没有选对关键的腧穴。
前医的“实其外”，既然为作者所承认，其实就是深刺于足胫的阳脉，即阳脉五腧穴中的经、合二穴，必如此治疗，才可以称得上“实其外”。
而作者的“实其外”，则是“反取四末”，即五腧穴中的井穴。
两者对比，很显然，井穴才是最根本、最关键的“外”。我们知道，针刺井穴（又名“十宣”)有助于大脑皮层的兴奋，就相当于现代的皮层兴奋剂，对于昏迷患者非常适用。
前医的“实其内”，既然为作者所承认，其实就是深刺于腹部中央的任脉，即气海、关元二穴，必如此治疗，才可以称得上“实其内”。
而作者的“实其内”，则是“辄反其气，取腋与膺”，即天府、天池二穴。注意：古人以腋下为膺，膺下为胁。
《本输》：“腋内动脉，手太阴也，名曰天府；腋下三寸，手心主也，名曰天池。”这两个腧穴是心肺之气内在的本原，所以径直以手太阴、手心主命名，而列为“本输”。
两者对比，很显然，对于呼吸和循环衰竭的患者，天府和天池更为直接、更加关键。实际上，这就相当于现代的呼吸兴奋剂和强心剂。

前医中规中矩、沉稳老练，然而，缺乏魄力，一意求稳。作者踌躇满志，立功心切，况且借鉴了前医失败的教训，所以才能选对关键的腧穴，取得截然不同的疗效。实际上“用针者”和“治之者”在技术水平上不相上下。我们看作者称其为“用针者”，而没有使用“粗工”、“下工”等贬义称谓，其自称“治之者”，也没有任何褒义，就能够领悟到，其实在作者的心目中，前医是一个令人尊敬的竞争伙伴。

原文：
刺之害，中而不去则精泄，不中而去则致气，精泄则病益甚而恇，致气则生为痈疡。
说解：
“不中”原作“害中”，于义不通，《寒热病》末尾也有同语，据改。
这一句又是说针刺血络的注意事项。
“中”是准确刺中的意思。“去”的本义是离开，在这里指针刺的停留时间。
凡刺血络：一要准；二要浅刺疾出，轻轻一点即得，不可停留。如果深刺徐出，那么刺得越准，危害反倒越大。所谓“精泄”，是指造成大量出血，也就是“针太深则邪气反沉”，将使“病益甚而恇”，前文中已经说过了。
当然，如果没有准确地刺中血络，也起不到治疗作用，最多不过“致气”而已。所谓“致气”，即引气至针下而产生针感。为什么致气会发生痈疡？这是因为血络的形成与痈疡的形成有着大致相同的机制。
《痈疽》：“营卫稽留于经脉之中，则血涩而不行，不行则卫气从之而不通，壅遏而不得行……故命曰痈……”
再来看《气穴论》中关于血络的描述：“孙络三百六十五穴会，亦以应一岁，以溢奇邪，以通荣卫，荣卫稽留，卫散荣溢，气竭血著，外为发热，内为少气，疾泻无殆，以通荣卫，见而泻之，无问所会。”
两相对照，可知阻涩不通、营卫稽留，既是血络成因，也是痈疡成因。它们的区别在于：痈疡的血气稽留部位深一些(在经脉，即深层肌肉组织)；血络的血气稽留部位浅一些(在孙络，即皮肤表层)。因此，如果在原有血络的基础上再招致另外一些血气(致气)，必然会使血气稽留的程度进一步加重，那么很可能导致痈疡发生。
然而，实际上，“致气则生为痈疡”是一种比较牵强的解释。根据今天的医学常识，我们不难想象，古代的消毒措施一定是相当的简陋，如果用较粗的三棱针深深地刺入正常的肌肤软组织之中，那其实就相当于人为地制造软组织创伤，在消毒不严的情况下就极容易引起感染，那么发生痈疡几乎是必然的事情。因此，实际上，痈疡的发生只与软组织遭受针刺创伤以后的继发感染有关，而与针刺当中是否“致气”无关。尽管如此，作者的本意仍然非常明显，那就是强调刺泻血络时必须要准、要浅、要快，客观上就有尽量减少软组织创伤以防止感染的作用。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这段话出现在这里显然有些问题：
1，     与前后文没有直接关联。
2，     本篇前文已有若干关于刺泄血络的注意事项，再讲这些就成了同义反复，毫无必要。
3，     从文意上看，这段关于刺泄血络的话在《寒热病》篇更有总结、告诫的意味。《经脉》：“凡刺寒热，皆多血络。”可见刺泄血络本是治疗寒热病的主要手段，因此应该属于《寒热病》篇的原文。然而本篇作者把它篇的无关内容整段转载，明显不符合简省精炼的原则。
那么，完全可以断定，作者转引这段话肯定是别有用意。
我们看现代的学术著作或者学术论文，凡引用或借鉴了其他学者的学术成果，不能黑不提白不提，一定在跋文或者附录中一一列出，以表示自己不掠他人之美，顺致真诚的感激。
其实古代的文人也是如此（否则就无法解释现代人的学术道德从何而来)，只不过，古人的感谢方式比较含蓄，并不直接地指名道姓，而是在文末附带上某人的一小段文字，那就表示自己的成就借鉴了这个人的学术成果，顺致最诚挚的谢意。
因此，这段话应该与一号患者的起死回生有关。也就是说，本篇作者对一号患者的成功治疗借鉴了《寒热病》作者的经验教训，更主要的是，在发表自己的成就时，对《寒热病》作者有过不尽客观的贬低，所以除了需要对《寒热病》作者表示感激，还应该表示诚恳的歉意。那么，很显然，《寒热病》作者其实就是文中的“用针者”，他就是那个“前医”。
那么，事情的大致情况应该是这样：
由于一号患者的起死回生，再加上适当的舆论宣传，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轰动，从此奠定了本篇作者针医界学术领袖的地位。而那个受挫的前医更是打心底里钦佩，于是主动登门拜访，表达敬意，而作者也是惺惺相惜，引为知己，从此经常相互切磋，探讨针刺技艺，于是后来很自然地成为《内经》写作团队的一名骨干，这就是《寒热病》的作者。

以上为十一小节，讲述作者诊治的第一个病例，就创造了起死回生的奇迹，由此充分展示出针刺的魅力。

原文：
五脏有六腑，六腑有十二原，十二原出四关，四关主治五脏，五脏有疾，当取之十二原。
说解：
把一号患者处置妥当，作者又开始言归正传，继续讲述针刺治病的取穴问题。这也从侧面说明，刚才确实是一场意外的打搅。
实际上，五脏五腧，五五二十五腧，六腑六腧，六六三十六腧，加在一起，就有六十一腧，若两侧合计，则一百二十二腧，仍然感觉茫然无措，不够简明扼要。
所谓“十二原”，就是从这一百二十二腧当中再选出十二个更为根本性的腧穴，而全身的疾病可以通过区区十二穴获得治疗，于是针刺治病就真地变成了一件非常容易掌握、非常简便易行的事情。
实际上，作为《针经》的第一篇文章，“九针十二原”这个标题就具有非常强烈的震撼力和诱惑力，它的意思分明是：仅仅需要一枚小针，仅仅需要掌握十二个穴位，就能够治疗所有的疾病。
所谓“五脏有六腑”，是说在通常情况下，五脏就可以看做是维持生命的根本，然而如果追本溯源的话，则五脏又以六腑为原，也就是五脏之气其实全部来源于六腑中的饮食营养。故六腑才是第一位的，就相当于大自然的天，而五脏则是第二位的，只相当于大自然的地。这里的“有”是用其本义，即手中持肉，肉在古人是最高级的营养，故“有”又有营养来源的涵义。
所谓“六腑有十二原”，是说如果继续追本溯源的话，六腑又以十二原为原，也就是六腑之气又全部来源于十二个原穴。如此一来，十二原对人的重要性一下子就凸显出来了。
十二原之所以可以成为六腑之源，完全是因为它源自于骨髓，而出于四关。“关”即骨关节，“四关”指两个手腕关节和两个脚踝关节。所谓“十二原出于四关”，是说归根结底，最根本的生命之源，只能是骨髓及其发生的神气。
在古代的生理学，骨关节不仅仅是运动器官，而主要是骨髓发生神气的通道。所以古人才有“节者，神气之所游行出入也”的说辞，而古人的健康标准，除了“目明、耳聪、鼻嗅、口敏”，就是“三百六十节皆通利矣”（见《吕氏春秋•本生》)。很显然，这也正是古代腧穴学的理论基础。
然而手腕关节和脚踝关节又是四肢末端最大和最主要的关节，按照四肢末梢为全身脉气之根的观点，则四关其实就是骨髓发生神气最根本和最主要的通道，于是也就相当于生命的源泉，此所以古人把四关部位的腧穴统称为“原”。
凡思想家都有穷本溯源的本能，尤其是探寻生命之原，更是医务工作者的本分。在《内经》作者看来，一旦明晰了生命之原的奥秘，就等于掌握了根本，一切关于疾病和健康的问题就都可以迎刃而解了，所以他们对生命之原更是孜孜以求，费尽了心机。实际上，正是由于“原”就是《内经》全部生理学、病理学和治疗学的核心，所以才会作为第一等重要的问题在开宗明义的第一篇文章中讲述。
《决气》：“两神相搏，合而成形，常先身生，是谓精。”
很显然，这个先身而生的“精”即相当于现代胚胎学中受精卵的概念，作为生命的最初形式，当然就是名副其实的生命之原，那么，人的原气只能在先天之精的基础上发生出来。所谓“十二原出于四关”，其实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的。
然而，若从后天角度看：人是铁，饭是钢，如果没有饮食的摄入，则断不能维持生命，故饮食物的消化和吸收才是生命之原。所谓“五脏有六腑”，其实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的。
这样一来，从发生来源上看，人似乎是有先天、后天两种原气，然而实际上，对一个具体的人来说，这两种原气在整个生命过程中又是同时存在的，它们相辅相成，互为充溢，实乃不可分割的统一体。故《内经》作者既重视先天原气，也重视后天原气，并不把它们区别看待。所谓“六腑有十二原”，其实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的。

原文：
十二原者，五脏之所以禀三百六十五节气味也。
说解：
这就是综合先天后天两种原气使之统一的说法。
“三百六十五节”是指全身的骨关节。作为骨髓发生神气的通道，那就是人体全部生理功能的源泉，实即相当于现代医学中骨髓造血这个概念。然而在古人看来，最初的骨髓又是由先天之精生成的。《经脉》：“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脑髓生，骨为干……”是说先天之精首先发生出来的就是脑髓和骨髓，因此，所谓骨髓通过骨关节发生神气，本质上就是由先天之精发生原气。那么，按照这种观点，精与髓、神气与原气就都合并为同一个概念，都是指最原始同时也是最根本的生命之原。
“气味”本指食物的色香味，此则代指食物通过消化系统所产生的后天原气。《五脏别论》：“五脏六腑之气味，皆出于胃，变见于气口。”就是这个意思。
因此，这句话的大意就是，来自先天和后天的两种原气首先汇集于十二个原穴，然后再由原穴灌注于全身的经脉，而五脏接受经脉血气的滋养，其实质就是禀受原穴发生的先天和后天两种原气，如此才得以发挥其正常的生理功能，从而保证身体的健康。由此可见十二原对人有多么的重要。

原文：
五脏有疾也，应出十二原，而原各有所出，明知其原，睹其应，而知五脏之害矣。
说解：
正因为五脏须原穴提供原气才能维持其生理机能，那么如果原穴的通道出现狭窄与阻塞，则原气将不能顺利地发生和流通，于是五脏便得不到足够的原气，而随即产生各种疾病。所谓“五脏有疾也，应出十二原”，是说五脏之疾乃由十二个原穴所引发。“而原各有所出”，则是说每一个原穴对应各自所主持的脏，某一原穴的阻塞便导致相应的那一脏生病。
实际上，根据本篇前文所述，既然原穴的通道发生阻塞，则其皮肤表面必有血络生成，而血络是可以一“睹”而“知”的。故临床实践中的推理步骤是这样的：首先，医生要明确知道五脏各原穴的位置，然后仔细地观察患者的手腕和脚踝部位，一旦发现了某个原穴表面的血络，便可以推断该原穴内部的穴道出现阻塞，进而推断五脏中相应的那一脏由于缺乏原气的供应将然或已然发生疾病。这就叫“明知其原，睹其应，而知五脏之害矣”。

原文：
阳中之少阴，肺也，其原出于太渊，太渊二；阳中之太阳，心也，其原出于大陵，大陵二；阴中之少阳，肝也，其原出于太冲，太冲二；阴中之至阴，脾也，其原出于太白，太白二；阴中之太阴，肾也，其原出于太溪，太溪二；膏之原，出于鳩尾，鳩尾一；肓之原，出于脖胦，脖胦一。
说解：
前十个原穴的位置和意义都比较简单明确，无须申说，只是膏肓这个概念需要重点说明。
膏肓是个非常古老的概念，起码比《内经》还要古老，因此，它应该是巫医发明的一个概念（因为《内经》以前的医生全是巫医)，而《内经》作者最初对膏肓的了解，其实和我们一样，都是通过《左传》。
《左传•成公十年》：“疾不可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意思是生命取决于人体的中心位置，而疾病一旦进入到这个中心位置，就等于宣判了人的死刑，再也无可救药。实际上，这也是“病入膏肓”这个成语的由来。由此可见，“膏肓”这个概念，原本是巫医们虚构出来，在复杂危重的疾病面前用来搪塞推诿的挡箭牌，只不过，这个挡箭牌涂上了冠冕堂皇的色彩。
《内经》中的膏肓，完全不同于巫医的膏肓，专门作为听天由命无所作为的借口，而是《内经》作者对生命之源进行深入探索以后形成的新概念。这个新概念的最大特点就是实践，即，在人体中心位置的基础上增加了胚胎学、解剖学、生理学和治疗学等实质性内涵，进而形成一套关于生命本原的学说，然后直接应用于临床实践。实际上，作者既然大胆地提出“膏之原”和“肓之原”这两个用于治疗的腧穴，那就等于公开宣布，即使病入膏肓，也仍然可治，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很显然，这与巫医们只能哀叹“疾不可为也”，有了本质上的区别。
具体地说，《内经》中的膏肓，是从生命起源的角度，明确五脏六腑的根本点。
人在胚胎初期，不过是个受精卵，其中肯定没有五脏六腑，而一旦呱呱坠地，则不但五脏六腑，连皮肤、毛发都一应俱全。因此可以断定，五脏六腑是在胚胎发育过程中逐渐地发生出来的。
我们看《经脉》关于胚胎发育过程的一段描述：
“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脑髓生，骨为干，脉为营，筋为刚，肉为墙，皮肤坚而毛发长，谷入于胃，脉道以通，血气乃行。”
这一段话当中，“人始生，先成精”明显是指生命的最初形式，即首先形成先天之精（就是卵子受精的过程)，“谷入于胃，脉道以通，血气乃行”明显是指刚刚出生的婴儿所具有的生命活力，那么中间的一段肯定是从受精卵到婴儿出生之间的发生发育过程。
仔细品味这一段非常简练的描述，其中表示内脏的发生发育的内容，只是“脉为营”三个字。
“脉”，古读做膜，其本义是膜性组织。
《说文》：“膜，肉间脉膜也。”
《释名•释形体》：“膜，幕也，幕络一体也。”所谓“幕络一体”，其实是“脉络一体”的意思。
由此可知，古代的脉、膜原本是同义词，都是指膜，故所谓“脉为营”，应该理解为“膜为营”。
《说文》：“衇，血理分衺行体者。”是说脉的引申意义，乃为血气行于躯体内外的路径，就相当于现代的血管。
营，本字作營。《说文》：“營，匝居也。”是营造民宅的意思，同时又有城市建筑的意思。最初的民宅就是用土堆垒出一个圆形的墙垣，故曰“匝居”。
古人经常把人的胸腹腔比喻为一座城郭，而把内部的脏器组织（即五脏六腑)比喻为城市中的各种建筑（见《胀论》)，因此脏腑组织在胚胎中从无到有的发生发育过程即相当于“營”。故所谓“膜为营”，其实也就是以“膜”为基础，逐步地发生出五脏六腑的意思。能够得出这个结论，说明古人对胚胎发育过程进行过精细地观察和深入的研究。
凡城市建设，无论多大的规模，其实都是从市中心开始营造的。也就是说，最初，没有城市之前，只能有一户人家，孤零零地坐落在某个地方，似乎显得荒凉，然而这个地方恰恰正是未来城市的中心。因为，凡是后来的人家，只能围绕着这个中心，在它的外围安家落户，再后来的人家，又只能在外围的外围，一圈一圈地向外扩展，待扩展到一定的规模，再围上一圈城墙，一座繁华的城市就形成了。因此，“营”又有在一个本来荒芜的中心点上逐渐地向周围发展扩张的意义。那么，“膜为营”的“膜”其实就是指胸腹腔正中心的膜，乃为脏腑发生的原始基址，找到了这个“膜”，也就找到了五脏六腑的根本。
那么，如果采取解剖的方法，仔细地搜寻，在人的胸腹腔的中心位置，能发现什么样子的“膜”呢？
最显而易见的，其实就是分隔于胸腹之间的横膈膜，也就是现代解剖学中的膈肌。因此，站在古人的角度来理解“膜为营”，则位于胸腹之间的横膈膜就是脏腑发生的基址，那么它也一定是脏腑的根本所在。
另外，除了横膈膜，在腹腔之内还有一个大网膜，前系于腹壁，后系于脊椎，上抵于膈肌，下至于下极，萦绕于肠胃之间，乃为腹腔的纵向中心。因此，站在古人的角度来理解“膜为营”，则大网膜又必然是腹腔内脏的发生基址，那么它也一定是腹腔内脏的根本所在。。
很显然，从解剖学的角度来看，五脏其实皆靠近于膈肌两侧，心肺紧贴在膈上，肝脾肾则紧贴在膈下，而六腑则统统位于腹腔之中，围绕在纵向的大网膜四周。那么，如果把膜当作是五脏六腑的发生基址，则横膈膜其实只是五脏的基址，大网膜其实只是六腑的基址。
这里的横膈膜和大网膜，是袭用了现代解剖学的术语，听起来可能有不伦不类之感。如果换成古人的表述方式，那其实就是膏肓，而膏肓乃为五脏六腑之根本，就比较容易理解和接受了。实际上，由于古代的战争频繁，古代的饥荒也是连年不断，因此古代的医生有大量解剖和观察尸体的机会，而横膈膜和大网膜即便是非常粗略的解剖也很容易看到，所以，古代的医家肯定知道横膈膜和大网膜的存在，只不过他们使用另外的称谓罢了，而“膏肓”只是其中的一种。
《史记•扁鹊传》：“上古之时，医有俞跗……诀脉结筋，搦脑髓，揲荒爪幕，湔浣肠胃……”
同一件事，《说苑》的记载为：“俞跗之为医也，搦脑髓，束肓膜……”
由此可见，前一个“荒幕”实乃“肓膜”之通假，再从“揲荒爪幕”的顺序步骤来看，则“肓”与“膜”显然是指两个部位的膜。
《痹论》：“卫气者……熏于肓膜，散于胸腹。”这里的“肓膜”明显属于内脏一类，而且肯定在胸腹腔的中心位置上，否则卫气就不可能通过“肓膜”再均匀地“散于胸腹”。然而中心位置的“肓膜”能是什么呢？只能是横隔膜，抑或是大网膜，抑或是二者兼之。实际上，仅仅根据这个名称就能够断定，《扁鹊传》、《说苑》以及《内经》中的“肓膜”都是袭用了《左传》中的“膏肓”。
先看《内经》关于横膈膜的描述：
《举痛论》：“寒气客于肠胃之间，膜原之下……”。
“膜”以“原”称，则“膜”就是内脏发生之本原，已很明显。
再来分析“肠胃之间，膜原之下”的说法：肠胃本来在于腹腔，则“肠胃之间”即乃整个腹腔，然而腹腔又在“膜原之下”，则“膜原”即乃横膈膜也，亦很明显。
《岁露论》：“内抟于五脏，横连募原。”这个“募”字，也是“膜”的通假。《疟论》：“邪气内薄于五脏，横连募原。”《新校正》注：“全元起本募作膜。”则“幕原”其实就是“膜原”。由此可见，横膈膜就是五脏的膜原。这种说法本身就等于明确表示：五脏都是从横膈膜上发生出来的，而五脏的根本点也都在横膈膜上横向相连（那其实就是五脏的“膜穴”，至《难经》又改称“募穴”，乃谬传至今)。
再看《内经》关于大网膜的描述：
《百病始生》：“虚邪之中人也……或著于肠胃之募原……”
“募原”之意同上，亦即“膜原”，然而此“募原”明确冠以“肠胃”之名，显然已经不是五脏之膜原，那么只能是六腑之膜原。
由此可见，六腑膜原与五脏膜原本来就是两个膜，在位置上有高低上下的不同，在形式上有一纵一横的差别。那么，为了区别表示这两个非常重要的膜组织，古人就把纵向的膜原称之为“肓原”，或简称为“肓”。肓字由“荒”转借而来，盖其原本荒芜之地，一无所有也。
《四时气》：“邪在大肠，刺肓之原……邪在小肠者……上冲肠胃，熏肝，散于肓，结于脐，故取之肓原以散之……”
由“散于肓，结于脐”可知，“肓”之根本点就集结在肚脐，则肓原的具体位置，必定在于脐之上下一线，其实就是腹腔之中央纵轴线也。
《举痛论》：“寒气客于小肠膜原之间……”
这个“小肠膜原”，显然也不是指五脏膜原，而只能是指六腑膜原。然而之所以俱有“膜原”之名，盖以古人的眼光看，大网膜本来就是膜，横膈膜本来也是膜，二者本来俱为膜也。
《腹中论》：“伏梁，风根也，其气溢于大肠而著于肓，肓之原在脐下，故环脐而痛也。”
大肠、小肠固属于六腑，而皆本于肓。“著”，归依附属也，“著于肓”者，乃谓六腑之气皆归属于肓也，故六腑的根本点都在肓膜之上纵向相连（其实就是六腑的募穴)。所谓“肓之原在脐下”，不是说在肚脐的下方，而是说肓原的根本点系于肚脐的内部，由后面的“故环脐而痛”可知。以仰卧的姿势看，肚脐的内部即为“脐下”。
综合上述，结论是：纵向的膜原就是大网膜，乃为六腑之膜原，而谓之“肓”，横向的膜原就是横膈膜，乃为五脏之膜原，而高于肓，故谓之“膏”。从此以后，膏肓就分别具有了五脏和六腑始发之基或者生命本原的内涵。
再看 “膏之原出于鸠尾，肓之原出于脖胦。”
鸠尾，即胸骨下端的心口窝，这里是横向的膈肌的中心点；脖胦即肚脐眼，这里是纵向的肓膜的中心点，古人擅长由外推内法，概以外部几何图形的中心点为原点，所以称之为“原”。
这个“出于”需要注意，是从内部出来的意思。可见“膏之原”和“肓之原”的本体都隐藏在胸腹腔的内部，只是以鸠尾和脖胦这两个点作为结蒂而已。
还须说明，《内经》中的膏肓还是一个理想化了的概念，因此与解剖中的横膈膜和大网膜又不尽一致。膏是指理想中的沿循着肋弓下缘移行而成的封闭膜，用以分隔胸腹；肓是指理想中的沿循腹腔中央纵轴线而成的分隔膜，用以支撑腹壁。此所以《内经》的膏肓就犹如一个大写的T，显得非常对称和平正。

原文：
凡此十二原者，主治五脏六腑之有疾也。
说解：
十二个原穴，虽然属性一致，但有层次上的明显区别：前十个原穴位于四肢，属于低层次，只对应于相关的某一脏腑系统；而膏与肓位于躯体的正中央，具有统率、代表五脏或六腑的意义，所以膏肓的原穴最重要、最关键，属于高层次。

以上第十二小节，明确十二个原穴的位置及其重要的生理机能。

原文：
胀取三阳，飧泻取三阴。
说解：
如果仅仅从字面上理解，这句话似乎是在为《阴阳应象大论》中“浊气在上，则生瞋胀，清气在下，则生飧泻”提出对应的治法。
《阴阳应象大论》还接着说：“清阳为天，浊阴为地。” 因此，此所谓“清气”应该是指阳气，“浊气”应该是指阴气。阳气代表热，能够促使机能亢进，阴气代表寒，能够促使机能减退。在正常情况下，本应阳气在上，阴气在下。若阴阳错位，会导致病态发生。假如拿胃与肠来举例，就会是这样：
《师传》：“胃中寒则腹胀，肠中热(原作寒，据上下文义改)则肠鸣飧泻，胃中寒肠中热则胀而且泻。”
就胃、肠关系而言，是胃在上，肠在下，故本应胃中清阳多一些，肠中浊阴多一些，这样就可以保证胃主受纳、肠主传导的正常进行。如果反过来，胃中阴气多(浊气在上)，致使蠕动减慢，消化力减弱，就会出现腹胀；肠中阳气多(清气在下)，致使蠕动加快，肠鸣亢进，传导加速，就会出现腹泻。“飧”的本意是进食，“飧泻”是说随吃随拉，表明肠蠕动特别快，根本来不及消化，故“飧泻”其实是指比较严重的腹泻。
由此可见，“胀而且泻”是指六腑的消化吸收功能发生严重紊乱的症状。
然而从常理上看，这又是一种不合逻辑的现象。
通常情况下，人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因此，一个人的疾病总是表现为阴阳二气在总体上的盛衰偏倾。也就是说，要么阳气偏盛一些，阴气偏衰一些；要么阴气偏盛一些，阳气偏衰一些。总之，极少会出现胃中阴气盛、肠中阳气盛，这种总体上平衡但却同体对斥的现象。因为，如果一个人的阴阳二气在总体上平衡，我们就无从确定这个人到底患有什么性质的疾病，也就无法进行治疗了。那么，只有一种可能，即多个脏器同时发生功能紊乱，导致恶性循环，才会出现这种情况，然而这就意味着整个系统行将崩溃，故属于紧急而危重的情况。
因此，这里所谓的“胀取三阳，飧泻取三阴”，绝对不是没有由头的突兀之论，也不是含含糊糊的两可之辞，而是明确地指出，当消化吸收系统发生同体对斥,整个系统即将崩溃时，应该采取的紧急救治措施。实际上，这就是取膏之原鸠尾、肓之原脖胦的意思。
盖此所谓“三阳”，代表人身全部之阳，此所谓“三阴”，代表人身全部之阴。人身所有的阳气，集中到一点，就在心口窝，怦怦然跳动者，这就是鸠尾。人身所有的阴气，集中到一点，就在肚脐眼，因为人在胞胎之中全赖脐带和母体相连，方得以完成形骸的肇造，这就是脖胦。
作者方才明确提出了“凡此十二原者，主治五脏六腑之有疾”的论点，并不是空口说白话的，正是为了强调这一理论的实践意义，尤其是为了强调膏肓上的膜穴在危重疾病中的重要作用，所以才紧接着安排了这一组代表同体反斥的症状组合，作为实际应用的典型范例，予以具体的说明。然而由于行文过于简练，且语气平淡低调，致使许多人误会了这句话。
但是必须注意，实际上鸠尾和脖胦都是禁止针刺的腧穴，原因就是它们实在太重要、太关键了，而“胀取三阳、飧泻取三阴”也仅仅是个原则性的指导意见，并非具体的腧穴。因此，在临床实践当中，治疗腹胀，只能取鸠尾下边的腧穴作为替代，如上脘、建里之类；治疗飧泻，只能取脖胦下边的腧穴作为替代，如气海、关元之类。在《内经》作者，这些腧穴就是膜穴，足以代表三阴三阳，在关键的时候振危扶困，挽救危亡。

原文：
今夫五脏之有疾也，譬犹刺也，犹污也，犹结也，犹闭也。刺虽久，犹可拔也，污虽久，犹可雪也，结虽久，犹可解也，闭虽久，犹可决也，或言久疾之不可取者，非其说也。夫善用针者，取其疾也，犹拔刺也，犹雪污也，犹解结也，犹决闭也，疾虽久，犹可毕也，言不可治者，未得其术也。
说解：
此一大段文字，节奏骤然明快起来，意气风发，热烈奔放，感情色彩极为浓烈，几乎类似于现代的抒情诗歌，这在《內經》是絕無僅有的现象。
它表面上是讲治疗疾病的理论可能性：无论什么病，只要认准其机理，采取正确的治疗方法，就一定能治愈。然而这本来是不言而喻的简单道理，是任何人都明白的事情，作为学术专著，为这种简单的道理，犯不上如此地慷慨激昂。因此，如果仅仅把它当成医学理论，那么这一段话不过是烦冗的、没有意义的废话。
我们知道，古人都有惜墨如金的习惯，越是古远，行文越是简省，因为古代的书写成本非常高昂，故古人总是力求以简洁的言辞，表达尽可能丰富的内容，这也是古人在书面用语中通行文言的缘故。我们看上一句“胀取三阳，飧泻取三阴”，虽然平淡简练，内涵却极为丰富，和这一大段繁琐冗长、激情洋溢的废话相比，一定会有文体风格骤然巨变的感觉。那么，在同一位作者的笔下突然出现了这种显著变化，那就一定是另有衷肠。也就是说，作者说这些话肯定是有感而发，其中一定隐藏着另外的什么意思。
我们看这段话很明显地流露出对一种观点的不满，即：“或言久疾之不可取者，非其说也”； “言不可治者，未得其术也。”因此，完全可以确认，当时的医务界一定盛行着这样一种无所作为的观点。然而，我们知道，《内经》时期的医务界，其实并没有正儿八经的医生，除了《内经》作者以外，全都是巫医。因此，这段话的主题，正是对巫医的激烈批判。并且，根据历史和社会常识，我们还知道，巫医无论吹得多么玄乎，其实并没有什么真才实学，而故弄玄虚推诿扯皮恰恰是巫医所擅长，他们最后的退身策略，要么是“久疾之不可取”，要么就是“不可治”。
幸好有《左传》得以参考，我们可以确认，秦国的医缓和医和正是提出“病不可治”论（即“病入膏肓”论)和“久疾之不可取”论的巫医界代表人物。请看：《左传•成公十年》，医缓论晋景之疾，恰应夜来二竖子之梦，乃谓：“疾不可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左传•昭公元年》，医和论晋平之疾，恰应卜人实沈、台骀为祟，乃’谓：“疾不可为也，是谓近女室，疾如蛊……”。由这些扑朔迷离神秘兮兮的言辞就不难看出，这两个春秋时期赫赫有名的“良医”，其实也是巫医。
因此，这就不难看出，本篇作者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把“上工”和“粗工”进行多方面比照，之所以苦口婆心地解释针刺治病的原理、宣传针刺治病的疗效，之所以旗帜鲜明大义凛然地提出“膏之原鸠尾，肓之原脖胦”这个治疗学概念，都是出于一个宏伟的志愿，那就是：高举“神本血气”的旗帜，通过向世人展现针刺治病这种新式医疗技术的强大威力，彻底扫除巫医界听天由命的愚昧观念，从而使广大民众在健康理念上有一个全新的改善。因此，实际上这就是一场医学领域的革命运动，其间必然存在着你死我活的激烈斗争(现在我们知道，以《内经》作者为代表的正经医生在这场斗争中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巫医势力遭受了沉重打击，从此一蹶不振，几至销声匿迹)。正是基于强烈的使命感和拼搏精神，才使得作者压抑不住对徒有虚名的“权威”、“名流”的强烈义愤，所以必然要对巫医的落后观念及其代表人物进行无情的嘲讽、揭露和批判。
很显然，按照《内经》作者的新理论和新观点，即便是病入膏肓，也仍然是可以治疗的，所以，其以“非其说也”、“未得其术”的强烈措辞予以贬斥、抨击的矛头所指，正是医缓医和这两个古代公认的医学大师。这才是作者值得耗费笔墨大声疾呼的真正缘故。
我们知道，中国人一直有厚古薄今的风俗习惯，尤其是古人，对于前辈先贤，更是分外地敬重，即便批评前人的失误，也要尽可能地委婉，如此才合乎忠厚淳朴慎终追远的做人原则。但是，我们还应该知道，汉朝是直接通过战争方式推翻秦朝才得以建立的，而汉朝采取的又是与秦朝截然相反的政治制度（秦朝采取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属于最极端的专制独裁制度，而西汉早期则全面恢复了西周的诸侯国封建制，政治宽松，人民自由，整个国家以地方自治为主)，因此，在当时的汉人看来，本朝是华夏文明的合法继承者，自然是充满了自豪感和优越感，而秦朝则是反华夏文明的专制暴力集团。于是，这就连带着汉朝人对秦朝乃至秦国的文化持彻底批判的态度，强烈地鄙视，随意地贬低，全面地否定，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正是因为《内经》作者生活在西汉早期，所以他们才能够义正词严毫无顾忌地批判秦国的医缓医和。当然，这种批判主要是出于学术目的，而非政治目的，只是为了彰显自己发明的新理论比医缓医和的旧理论要高明得多。

原文：
刺诸热者，如以手探汤，刺寒清者，如人不欲行。
说解：
“诸热者”，是指各种发热病人。通常情况下，发热是各种急性炎症的主要伴发症状，属于实症、阳症，治宜泻法。“以手探汤”是形容浅刺疾出，也就是不欲留针的意思。
“寒清者”，是指肢冷畏寒的病人，通常情况下，这种症状多见于慢性炎症，表明患者体质虚弱、功能低下，故属于虚症、阴症，治宜补法。“如人不欲行”，是形容长时间留针的意思。
这句话是对“凡此十二原者，主治五脏六腑之有疾”再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十二个原穴既可以治疗急性发作的实症、阳症，也可以治疗慢性迁延性的虚症、阴症。但是对于急性病的治疗需要浅刺疾出，没有得气的要求；对于慢性病的治疗则要求深刺得气，并且得气以后还要留针一段时间。
很明显，作者在这里仍然没有指出，这两种不同的刺法所需要使用的针具。

原文：
阴有阳疾者，取之下陵三里，正往无殆，气下乃止，不下复始也。
说解：
许多人不能理解《内经》，是因为他们受汉儒的影响，喜欢把古代的经典都当成微言大义，把本来浅显的话想象得特别复杂，非要发掘出隐藏其中的深奥理论。其实这也是一种浮躁。因为，他们不肯把自己置身于古代的环境之中，没有设身处地替古人着想，只是一味的想当然。实际上，古人普遍地讨厌空谈，他们的论述本来都属于平铺直叙式，没有丝毫的隐瞒。而《内经》中的治法，那都是针对着具体的病症而言。
在古代，阴阳就是指对立的两个属性，而人的根本属性，其实就是性别。《阴阳应象大论》：“阴阳者，血气之男女也。”故在《内经》作者，女人就属于阴性之人，男人就属于阳性之人。这既是人体最基本的阴阳属性，也是毋庸置疑、不言而喻的事情。故所谓“阴有阳疾者”，其实是指女性出现了男性化特征，譬如长出胡须、喉结突出、嗓音变粗、汗毛浓密、阴蒂肥大等等。这在现代医学属于内分泌紊乱的表现，而古人认为人的性别是生命的根本属性，那么性别特征发生了变异肯定是这个人的生命之原出了故障。
“下陵三里”是足阳明胃经的合穴，胃在古人有“六腑之大源”的意义，作者既认为原气发生于六腑，那么也可以认为原气直接发生于胃，故胃的合穴就相当于原气的根本。而原气在人体的作用，其实也就是维持和控制最基础、最根本、同时也是最重要的阴阳平衡，故针取下陵三里，就可以治疗性别变异的疾病。
所谓“正往无殆”，是说务必坚定信念，不要犹豫迟疑，这也是有针对性的言论。因为，一般的年轻医生，特别是那些巫医，一看到这类疾病，根本不可思议，必然是茫然不知所措，只能以“疾不可为”，一推了之。然而按照作者的原气学说，这种病的发生机理是十分明确的，则其治疗方法也就随之而确定，所以鼓励人们坚定信心地“正往无殆”。
所谓 “气下乃止，不下复始”，是说每一次治疗都要以针刺局部产生针感才算有效，也不必留针。没有产生针感只能算无效治疗，那就需要重复针刺。所谓“气下”，是指神气的下行。因为下陵三里位居下肢，其针感效应必然是神气由上往下聚拢汇集的结果，不可能反向。

原文：
疾高而内者，取之阴之陵泉，疾高而外者，取之阳之陵泉也。
说解：
这句与前句是对待之言，其实是指成年男子出现了女性化特征，譬如胡须脱落、喉结消失、面皮变得滑嫩、嗓音变得尖细等等。这些异常表现都集中在头部，故统谓之“疾高”。需要注意的是，古人所谓“疾”，原本是指比较轻微的病症。
所谓“疾高而内者”，是指尚有性功能者；“疾高而外者”，是指丧失性功能者。在古医经，所谓“内外”，其实是性交的隐语。如《终始》所谓“男内女外，坚拒勿出，谨守勿内”，就是指两性交媾之事。《说文》：“内，入也。”“外，远也。”性别变异之轻微者，尚可保持一定的性功能，其严重者，心理自卑，则势必远离异性。
阴陵泉是足太阴脾经的合穴，脾在古人是主持消化吸收的脏器，所以也是原气的发源地。阳陵泉是足少阳胆经的合穴，胆虽然只是六腑之一，却有藏精的功能，《本输》谓其“中精之府”，是说消化吸收系统从饮食物中获取的“精”全部都汇集于胆囊，而精又是原气的根本，所以胆府也是原气的发源地。《六节脏象论篇》所谓“凡十一脏，取决于胆”，就是这个意思。故对于出现性别变异之倾向者，无论其是否还有性功能，都可以通过阴、阳陵泉予以治疗，为其皆有发生原气的机能，因此也都能够调节最基本的阴阳平衡。
阴阳陵泉与下陵三里实际上都围绕在膝关节的四周，而膝肘关节相对于踝腕关节明显地更大一些，则骨髓发生神气的数量必然更多，因此膝肘关节周围的腧穴（合穴)对人体更加重要，其治疗效力也更大，所以能够解决更为根本性的内脏疾病。也就是说，膝肘关节周围的合穴是比十二原还要更高一个层次的原穴。
关于针刺治病的纲领，作者概括为一句“凡此十二原者，主治五脏六腑之有疾者也”，其本意在于尽量简化针刺治病的难度，激励年轻学员的学习兴趣，然而实际上针刺治病绝不可能如此简单，所以作者又提出膝关节周围的合穴，还含有十二个原穴其实并不能包揽一切疾病的意思，以避免过分地迷信、倚赖十二原。
实际上，晋平公之疾，就属于内分泌功能紊乱所导致的“疾高而外者”，也就是第二性征发生变异，而丧失性功能的一种疾病（晋平公在医和诊病以后又好好地活了十年，可知所谓的“疾不可为”绝非致命性疾患)。医和以“近女室，疾如蛊……”，一大通含沙射影，委婉地点到了他的病处，因此被誉为“良医”，作为巫医的精神领袖绝对够格，然而“疾不可为”一语则道破了他对此类疾病确实是束手无策，那么称“良医”就有点名不副实了。由此可见，《内经》作者对医缓医和的批评和嘲讽，并非出于对名流的妒忌，而是真的比他们高明一大截。

以上第十三小节，讲述十二原的实践意义及灵活应用。

加上开头的帽子一节，全文共十四节。(完)
－－－－－－－－－－－所以，我们务必要知道：凡是自吹自擂，标榜自己的理论和技法玄妙高深，一般人难以理解和掌握，却始终含含糊糊说不清楚听不明白的人，大多是骗子。
深有同感，斯言妙极！
－－－－－－－－－－－“黄帝问于歧伯曰：余子万民，养百姓，而收其租税，余哀其不给，而属有疾病。”
楼主首句即误解矣。百姓非指现今所指之“老百姓”也。实指百官也。此开场白只能表明“黄帝”对其子民的慈爱之心，不能证明此假托之黄帝为底层人也。此句应解作：黄帝向岐伯问道：我数万子民，要供养百官，当政者因而要对人民（这个其是指万民，而不是指百姓)收租税，我可怜那些不能按规定交纳租税者，是因为有病的原因。——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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