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故事名人传奇 第五十七期(总第172期)
刘俭夫妇及其子女。翻拍图片。
历史的枢纽
刘氏：广州昔日药材街的活记忆
1992年，国家采取紧急措施抢救老中医药专家的学术经验，当时广东省的中药专家有三个：刘俭、刘明、冯耀南，如今在世的只剩下刘俭，可以说，年满八十岁的他见证了广东省整个中药行业从解放前到解放后的风风雨雨。
刘俭祖上是做医药生意的，解放前，位于fo山石湾的老字号“佐生”药行就是其家族产业。那个时期，家族命运的转折总是跟国家命运相牵连。抗战时期的1938年，fo山沦陷，人们生活困难，“佐生”缺乏足够的客源，濒临倒闭。读了五年私塾的刘俭，跟随父亲及哥哥，从fo山来到广州开药店谋生。用他自己的话说，十岁左右，就出来跟父亲混了。
自1937年粤汉铁路通车后，广州成为华南的中药材集散地，广州毗邻港澳，进口药材都经广州转运内地，当时中药经营成行成市，除了熟药店、生草药店分布在全市各街道外，各药商多集中于西荣巷、仁济路、水月宫以及仁安街、晋源街一带。刘俭的父亲刘剑峰的药店就位于水月宫药材街，取名“昌记”。
1945年，由于生活困难，父亲刘剑峰去世。刘俭跟兄弟几个继承了“昌记”的经营。
那时，广州中药商业形成专行专业经营，有著名的“中药八行”之称。药材行的专业性强，其经营特点之一是大购大销：由第一批发商从产区和主要集散地购进货源，而资金雄厚的大户则垄断产地货源。
“昌记”属于二道批发商，即首先向第一批发商原件购进，然后分规格整理再出售给生药店。由于药材品种多而复杂，季节性强而变化大，这对做药店经营的刘俭很是考验，进货须掌握好产销两地情况，或当机立断，或高价抢购。
虽然读书不多，但刘俭勤奋好学弥补了他书本知道的不足。而有了跟不同药行老师傅打交道的机会，让他学会了很多中药知识，这为他日后中药的研究和药材生意的经营打下了扎实的专业基础。
1955年，广州成立国营广州市药材公司。市第三商业局把中药材批发部、药材零拆部、中药材中心批发部、药片参茸批发部、南北药材批发部、西土药材批发部和炼剂药材批发部从广州市供销合作总社土产贸易公司分离出来，实行公私合营，而广州市药材公司则把全市的中药商业调整为由荔湾、海珠、越秀、生草药4个批发部和365个零售基层店以及一个药材加工场所组成的营销网络，这意味着：原来的中药从业者都要进行转业再分配。
刘俭几兄弟被分配到全省各地药材公司。他回到fo山，在fo山市药材公司工作。与中药材打了70年交道的刘俭，一直秉行为人公正，正直的处事作风，据说这是其父亲给他最大影响。有一句警世之言：“伪药害人，甚于庸医”。庸医误诊，受害者一人，伪药流入市场，受害者少则十计，多者百千。在他的眼里，如今广东的药材市场“比我们几十年前没怎样监管的市场还差”。
80岁了，这位广东中药界的泰斗仍心系中药材质量事业，至今他仍受聘为fo山市中药研究会常务会长，每月主持中药材研究，“只要我有口气在，我就不会离开这行业”，刘俭说。
如今，他的大儿子和女儿也从事着药业行业的工作。从“佐生”药行到“昌记”，再到国营药材公司，最后到儿子和女儿，刘俭家族四代从药的轨迹脉络非常清晰。
80岁高龄的广东中药专家刘俭。
访谈
本来60岁就可以退休的刘俭，由于声名显赫，且属稀缺技术型人才，从1988年起被单位几次留任，直到1996年才正式从fo山市药材公司退休。刘俭虽然受正式传统的学校教育时间不长，但他对广东省的中药教学贡献巨大。
1965年广东省中药学校成立，借调刘俭担任学校中药商品学生主讲老师，为了解决专业课本，他用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编著了130多个中药商品近15万字的《中药商品学讲义》，使得学校得以按时顺利开课教学。该书后来改名为《中药学讲义》上册，供全省药材系统职工学习。
四世经营中药
记者：您什么时候开始做药材生意的？
刘俭：我整个家族都是做中医中药行业的。我知道祖父是做药材生意的。父亲和他的堂兄堂弟也跟医药打交道，我们四兄弟后来也做了这行。我们家族在fo山石湾有一间祖传药店，是祖父传下来的。那间药店是很老的老字号，叫“佐生”。另外，在日本鬼子来之前，父亲在广州也有一两家药材行，搞批发的，属于跟人家合作做生意的那种。
记者：您父亲是中医师？
刘俭：他既做中药，又做中医，以做医生为主，兼做药。我出生时，他已四十多岁了。父亲考了正规的行医证书——在民国时期——至于具体的医药学校，我记不起来了。民国时期，有很多医药学校，都不是很大。
父亲熟悉内科，做了几十年医生。他医德很好，左邻右里都来找他看病。日本仔来的时候，大家都比较穷困，他看病经常不收人家的钱。1938年左右，父亲带着我们去广州做药材生意。因为我弟弟很小，所以他只带我和我哥，我排行第二，当时才10岁多点。
“我更喜欢中药，不喜欢学医”
记者：为什么不跟父亲学医？
刘俭：我更喜欢中药。我大哥也跟我一样，不喜欢学医。其实促使我决心学药的有一件事。上世纪40年代，我跟父亲在广州卖药，他去世前，自己在搞药店经营。有一次，父亲采购药材回来，不小心买回了一批假品，本来是采购素馨针，买回来的却是
扭肚藤花蕾，两者非常像。当时这事影响到药店难以继续经营下去。但我父亲在确定那批药材是假品后，坚决不卖出去，这事情对我很深刻。我感觉到不学技术不行，大概在我15岁时，我就专心学药，每一个品种，真假要分清楚。我爱好这个行业，比较专心学习一些东西。在这方面，我的几个兄弟都没有我熟悉和内行，他们有质量上的问题都来叫我解决。
记者：那次损失了多少钱？
刘俭：今天看来，损失的钱并不多，但对那时的我们来说，生活和药店的经营都大受影响，要知道，我们做的是小本买卖。当时损失了相当现在1万元钱，这几乎影响到我们经营资金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当时父亲的很多朋友都说，可以把它卖出去，很多人辨认不了，但我父亲坚决不卖。不久后，我父亲去世了。他去世时我十七八岁。1945年，我们四兄弟共同接手药店生意。
记者：四兄弟接手管理药店，工作上有分工吗？
刘俭：我们四个一起做。两个弟弟是后来才过来广州的，都算比较小。工作上我们进行了分工，一个负责保管，一个负责送货，也有管理财务的，我主要负责经营。父亲做人处事方面，特别是正直的医德和作风深深地影响了我们。
抗战期间 广州谋生
记者：你们当初为什么从fo山到广州来做生意？
刘俭：因为日本仔来，fo山沦陷，生活困难，石湾的药店没生意做。要寻求生计，所以才带我们上广州。父亲到广州之后，我们家在fo山“佐生”药行就关闭。直到日本投降之后，1946年，我的叔侄才重新使这家药店开张，到1957年公私合营的时候又没开了。
我没在“佐生”药店做过，我几个兄弟也都没参加经营。如果日本仔没来，我们就不会去广州，我也可能只在fo山石湾的药店工作。
记者：你们一开始就在广州开药店？
刘俭：最初我父亲带我们兄弟俩去广州，打算只开医馆，顺便叫我们跟他学医。但到广州后，我和我哥不想学医。父亲医术不错，在当时有些名气，但由于我们不学医，他医馆没开成，只开了个小药店。
记者：那时候生活过得怎样？
刘俭：比较困难，特别在父亲晚年的时候，家里遇到大事，凭我们的经济能力是应付不来的。其实按照家族传统，父亲不应该那么早死，我们家族的人都比较长寿，我的爷爷、奶奶等大多九十多岁才离世，父亲死的时候才六十多岁。当时生活比较困难。他虽然身为医生，但没钱为自己治病。
30年代一德路药材地摊繁多
记者：起初你们在广州的药材生意做得怎样？
刘俭：当时广州大的药材生意轮不到我们做，我们只搞一些药材小批发，卖给药店或医院，我们在仁济路、一德路都做过。我们的店就在水月宫街，叫“昌记”。当时那条街都是卖药的。记得那里有个观音庙，庙的名字叫水月宫，所以那条街就叫水月宫街。从1938年开始，我们在这街上做了差不多18年药材生意。初期我们在一德路摆地摊。由于时局不稳，铺面生意难做，1938年到1941年，虽然有自己的店，但基本上大家都不在店里卖药，都到一德路去摆药档和地摊。那只是很短一段时间，后来伪政府不让摆，他们要整顿市容。后来药铺也有生意了，大约在1941年，也就没摆，回到店内做店铺生意。
记者：当时政府也像现在的城管一样对摊贩进行管制？
刘俭：一开始没管制。汪伪政府
当道，很少对市容整顿。后来政府又不给摆摊档，不过这只是我们摆不了药摊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地摊摆在一些商铺前面，阻挡商铺门面，妨碍了他们做“正当”生意。因此，铺主就跟摆地摊的收租金，后来租金越来越贵，明显是想把地摊主逼走，后来实在没办法，我们只好撤。
“现在的中药材市场比没人监管时还差”
记者：那时假中药材多吗？
刘俭：那时很少人监管，但药的质量比现在的好，现在的药材市场比我们几十年前没人监管的还差。
记者：您十岁多就跟随父亲做药材生意，那时上学吗？
刘俭：我们兄弟几个读书不多，因为社会乱，六岁开始读书。我只读过五年私塾。生活困难，没条件给我们读书。但我们几个兄弟自学很勤奋，自学能力好。这确实来自父亲的影响，他告诫我们：不学文化，在社会很难立足。在广州，我陆陆续续读过几个夜校，短期的，我父亲督促，家里其他钱能不用，都会剩下来给我读夜校。
当时广州有很多短期夜校，比如一些耶稣教会办的，收学费少，如果成绩好，基本上不收钱。
六七十年前的水月宫药材街
记者：当时在水月宫药材街上，您还记得有哪些药店？
刘俭：我印象比较深的有几间大型的老字号，现在都没了，如“华丰药行”、“源记”。它们都是搞大型药材批发的，伙计也较多。不过它们大多品种单一，比如卖广西药材就只卖广西药材。而我们不同，虽然我们店小，工人不多，但我们经营灵活，半斤、一斤也卖，而且我们品种多，广东药材、广西药材、上海药材都卖。
记者：最初关于药的知识，您是从父亲那里学的？
刘俭：跟我父亲，是学不了那么多的。我除了自学，也零零星星跟很多老师傅学。当时全广州的中药材分为八个行业，广州习惯上叫“中药八行”。每行做的中药品种都不同，要跟很多个老师傅学，慢慢才能熟悉。“南北行”是指长江以北的中药材。如果是广东广西湖南江西的药材，就叫“西土”。贵细药材，是比较贵重、稀少的药材。还有中成药济药，零售药，草药，泡济药。基本上每一行业都有一个行业协会来管理，因此也分为八个分会。我父亲那一代就这样分了。八个行业的药都要熟悉，就要学很多，很多人不能全面掌握，有几千品种，加上相同品种不同产地区别也很大。解放后，成立国营专业药材公司之后，就没有这些行业协会了。那时我在店里是做买卖经营的，才有机会跟老师傅们接触，我的其他兄弟没有这样的机会，我们店也就只有一两百种药，范围窄，学不了什么。
记者：您还记得当时有哪些中药鉴别的老师傅？
刘俭：蒋君铎在当地很有名，当时就在我的隔壁店。我没事常到他那里坐，有很多技术性的东西，他都会跟我讲。虽然他跟我父亲是同一辈的人，不过我们俩谈得挺来。由于他也是做药材买卖的，所以对药非常有研究，特别是在辨别真假上，他很有一套。
我还记得当时有一位叫张高的老师傅，他在十三行那边做药，离我们的店比较远，我也经常往他那跑，每逢遇到疑难问题，都会跟他请教，而他都会告诉我。还有很多老前辈，太久了，我大多记不起名字了。当时的药材街可真是卧虎藏龙。
1955年药材经营个体户需转业
记者：解放后成立国营专业药材公司，当时您怎办？
刘俭：广州市在1955年左右成立了国营药材公司，实行全市统一批发。这个公私合营的公司主要针对批发，包括大型批发药行，也包括我们这种“二手批发”店铺，而零售的药店则被排除在外。当时这叫“归经营”、“考备”。这样一搞，这些大型、中型、小型的药材公司的工人全部要专业，不能再自己当老板，统一由新成立的药材公司来安排工作。当时整个批发行业的人都要转业。
1956年，我在广州做了18年药后回到了fo山。
记者：转业之后，你们兄弟几个都去了哪？
刘俭：转业要负责安排工作的，转业之后，我哥被调去了广州市药材公司。我的两个弟弟一个去了湛江，一个去了阳江，都在那边的药材公司做。我就转来了fo山市药材公司。1965年，广东省中药学校成立，我被调去做老师。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学校停办了。我又回来fo
山药材公司。如今，我的两个弟弟都退休，其中一个去世不久。我的大哥退休后也跟着他女儿去了加拿大。
让人心惊肉跳的岁月
记者：“文革”时，药材公司“安全”吗？
刘俭：当时我差点被抄家。那时候我鉴别中药在fo山算是比较有权威性的。我所在的楼房，二楼住着我们的经理，我住在三楼。经理被打为“走资派”。整批公司的红卫兵都来抄他家。抄了差不多两个小时，直到晚上十点多，所有的情况，我在楼上都听得一清二楚。他们离开之时，有一两个红卫兵说，嘿，刘俭在三楼啊。我当时好害怕，眼看他们就要上来抄我家，后来公司带队的红卫兵头头有意说，不要了，时间很晚了，明天再看吧。他们才没上来，如果上来，我的任何东西都被抄走了。这应该多亏平时我做人还算比较公正点，与职工之间的关系也比较好。
记者：几十年的中药生涯，您会经常到药材当地去采药吗？
刘俭：去当地产地去采药，我1956年回fo山任药材公司的业务股股长时常去，那时对药不熟悉是不行的，虽然我之前在广州跟老师傅学习了一些。但要全面和深入，必须常到药材产地去。我一年有四五个月出差到药材产地，采药和参加各种当地的药材交流会。
三位老中药专家的交情
记者：几十年过去，您有否收徒弟？
刘俭：我徒弟很多。真正带徒弟是从任教广东省中药学校开始。后来陆续有全国的各种中药培训班，我都参加，教了很多学生。政府指定带的，是从1992年开始，带三年。当时叫采取紧急措施抢救老中医药专家的学术经验，每个老专家带两个徒弟，每个徒弟都规定要有中级以上的职称。当时中药方面，广东省只有三个人，除了我，还有刘明、冯耀南。
记者：您和刘明、冯耀南他们是几十年的好朋友？
刘俭：刘明和冯耀南都是我在广州的好朋友，解放前我们就认识了。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药材的质量，冯能喝酒，刘明是不喝酒的。年轻时，刘明不是做中药经营的，而是在药行里做管理。冯耀南是做采购员的。以前他做保管的，不做买卖。真正早早就做药的，就算我了。他们上世纪四十年代才接触做药，我年纪很小就接触，他们到十七八岁才接触。我们三个老师带六个学生，六人都带，经常交流，谁是谁的徒弟也没分得那么清楚。
讲述
鉴药遭诬陷 险受牢狱灾
1958年左右，刘俭在fo山市药材公司工作，主要负责药材质量鉴定。
有一次，一个陌生人拿着一支
羚羊角说要卖给他。通过鉴定，刘俭确定是假品，但那人跟他说这是家传的，不是在外面买回来的，假不了。
刘俭考虑到自己是搞监管的，假如这次放假品过去，他可能再卖给另外的人，同样是害人。于是他对卖药的说：“要不你把药留下来，不要再卖给其他人了，不要再流落市场，我跟你去fo山卫生局，弄一张收据证明给你。”卖药的同意把假药留下。
过了几天，卖药的找上门来，说是刘俭换了他的药，“那时我的工作还是做得不够，羚羊角，是贵细药，一般是急救病人才用到。我的出发点是好的，不想让其流落市场害人，但工作没有做够。他抓到我的把柄，到人民法庭去告我”刘俭回忆说。
幸好人民法庭的陪审员知道刘俭平时是抓药品质量的，也清楚他的为人。大家反问卖药人：“对刘俭的控告是不是属实？”最后在陪审员的反问下，那个人才老老实实讲，刘俭是被冤枉的。
刘俭回忆说，本来他不想陷害我的，但他的弟弟给他出谋献策，污蔑我换了他的药。
这事情对刘俭的影响较大，他认识到除了抓好药品质量外，还要学会保护自己，不能让坏人有机可乘。刘俭说，如果那次法庭审批得不好，他就遭殃了，其实当时这类假品很多，如街边卖
虎骨什么的，假如不管理，会留下害人，但真正管理起来是很难的。
简易家谱
刘剑峰
刘俭之父，1877年出生，fo山石湾镇小有名气的中医，1938年，携带两子上广州做药材生意，1945年去世。
刘戴昊
又名刘佑。刘剑峰长子，1925年出生，1938年随父上广州开药店，1956年进广州市药材公司工作。退休后，随女移居加拿大。
刘俭
刘剑峰次子。1927出生的。1938年跟随父亲做药材生意。1956年转业到fo山市药材公司任职，1992年国务院给予“有突出贡献科技人员”称号，并从1992年10月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刘渭
刘剑峰三子。1931年出生，1956年转业到湛江药材公司工作。2003年去世。
刘汝
刘剑峰四子，1933年出生，1956年转业到阳江药材公司工作，现已退休。
刘纪宗
刘俭长子，1951年出生，原来在fo山卫生公司工作，后自己开药店。
本版撰文／图片翻拍：本报记者陈坚盈
本版摄影：本报记者黄皓
感谢
广州中医药大学博物馆冼建春先生提供帮助。
本专题由本报与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合作编写。
刘俭夫妇年轻时合影。翻拍图片
1994年，刘俭获《全国继承老中医药专家指导老师荣誉证书》。翻拍图片。
车水马龙的一德路，70年前曾承载过刘俭年轻时的中药梦。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广州留住了一个中药专家的青春。刘俭一家在
水月宫药材街的“昌记”药铺，如今已成儿童公园一部分。
来源:南方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