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血头”组织学生、民工、外地村民进京卖血；每人至少得300元，“血头”获利千元
● 多个村委会称遭遇“献血指标”；政府相关部门称“献血指标实为需求”，并非强制
去年年底，北京等10余个大城市出现“血荒”，相关部门称天气寒冷造成街头无偿献血人数减少。本报记者历时两个月暗访调查，一个由“血头”操盘的贩卖血液网络浮出水面。利用北京一些村委会为完成“献血指标”出钱买血、“家庭互助献血”难寻亲友，“血头”组织大学生、民工、兼职工作者、甚至是河北村民卖血，从中牟取暴利。而这些诸多卖血者中，不少曾是无偿献血者。
3月31日凌晨3点，河北定州息冢村村口。
村民甄建国(化名)上了早已等候在此的大巴车，他要赶早去一趟北京。车接车送，一趟能赚300块钱。息冢村和相邻的流驼庄，百余名村民都报了名，大部分是妇女，还有几个四五十岁的男子。
这趟买卖不费什么力气，只要把胳膊一伸，鲜红血液顺着导管流入血袋里，钱就算到手了，“正规采血，绝对安全。”甄建国说。
在一张张登记表上，甄建国这些定州村民，工作单位都被填成“房山区长沟镇某某村”，每位村民的酬劳也由相应村的村委会支付。
这些村委会按人头支付的费用远不止300元，更多的钱被村委会与数百个甄建国之间的中介——一个个“血头”赚走。
司机知道，要乘车的人大部分是在校大学生和长期做兼职的人，里面还有那么一两个马上就要断粮的人，他们一个共同赚钱的办法——卖血换钱。
3月31日早6点，一辆北京牌照的金杯车驶过大钟寺地铁口，司机熟练地将车停在地道桥的上桥处等待。半小时后，这辆金杯载着10余人前往百里之外的房山长沟镇。
司机并不介意将要坐车的人是谁，家在哪里。但他知道，要乘车的人中大部分是在校大学生和长期做兼职的人，里面还有那么一两个马上就要断粮的人。这些人有各自的圈子，除了打零工赚钱外，还有一个共同赚钱的办法——卖血换钱。
10分钟后，小张钻进了金杯车。带他来的是一个20多岁的东北男子，一同前来的还有另外3名献血者，均在20岁左右。
小张在一家网站工作，平时上夜班。他和女朋友都在北京打工，两人每月加起来的工资约有五六千元。他们想尽快在北京结婚、买房，但手里没有积蓄。之前一天，他打通朋友的电话，希望献血换钱。对方报价，400毫升血350元的价格。
一年前，小张是名小“血头”，介绍一个人卖血可以从中抽成一两百元。“这回还让我带人，多少人都行，估计现在的血活很好干。”小张说，现在只想有时间就自己干，“只当去血液中心献血，还有钱赚，但是介绍别人觉得有点缺(德)”。
几分钟后，又有6人上车，其中有一名20多岁的女子。
这名女子向同车人要了一支烟，坐在副驾驶上点着。她自称还在上大学，自己每月一千多的生活费，不愿和家里多要，之前偶尔会无偿献血。这是第一次卖血换钱，介绍人告诉她，是正规的采血车抽血，保证没有危险。
6点40分，正当金杯车准备发车时，又有11个人随一名身背挎包的男孩走到
车前。“坐不下了，你打电话让他们(血头)再包一辆车吧。”司机喊了一声，金杯车开动。
一路上，车里人侃侃而谈。
定州血客
最近一年来，定州当地经常有人被拉到北京卖血，400毫升给300元到350元。每次北京有人要血，“血头”都会挨家挨户找人。
将近一个半小时的车程，金杯车开进房山区第一医院长沟分院。
半途中，一名20多岁的男子，上车将这些卖血者的身份证收走，说是要填写献血表，“现在管得严，只报身份证号不行了。”
此时的长沟分院大院中，已经有一百多人站着等候，其中就有甄建国和他的老乡们。
两辆河北牌照的大巴车停在院内，大巴车上的人来自定州市息冢乡息冢村和流驼庄，还有几十人自称来自河北固安。
其中几名妇女说，最近一年来，定州当地经常有人被拉到北京卖血，400毫升给300元到350元，当地的组织者就是几个村里人。每次北京缺血，他们都会挨家挨户找人，有人负责派车接送。
对甄建国来说，卖血换钱并不是第一次。
十年前，他就曾自己坐车跑到北京，献了400毫升血，换了100块钱。
如今，他的邻居就是一名“血头”，不但钱有着落，还有车接送，价钱也涨了200元。
甄建国不在乎把血献给谁，“给钱就行”。除了卖血赚钱，他也乐于帮忙联系其他卖血者，帮村里的“血头”找人，提成是每个人10块钱。
这群卖血者中，带队的是一名叫做吴林弟(音)的村里女子，也随车赶到北京。
她自称从事组织人卖血一年多了，今年年初，她就曾组织过两车人来北京卖血，“记不住去的是哪儿了”。
吴林弟说，在当地像自己这样的小“血头”很多，他们只负责在附近村里找人，并不负责联系买家，这由上游的大“血头”去办。他们从每个成功卖血者中抽成几十元，“旁边村前两天刚走了两车”。
临时村民
甄建国等连夜从定州赶来的“卖血者”领到的登记表上，工作单位一栏都被填成“房山区长沟镇某某村”，户籍所在地则是“外埠户籍在北京居住6个月以上。”
上午9点30分，两辆印有北京市红十字会血液中心的献血车，驶进长沟分院大院。
随即，大院内各个“血头”和领队，开始给每名卖血者分发登记表。
这是一张北京红十字会无偿献血登记表，早已被人填写完毕，包括献血者本人的两个签名。
其中包括是否一周内患过
感冒，是否有传染病等35项身体健康信息征询项均被打了叉号。
甄建国等连夜从定州赶来的卖血者领到的登记表上，工作单位一栏都被填成“房山区长沟镇某某村”，户籍所在地则是“外埠户籍在北京居住6个月以上。”献血次数和最后一次献血也都填写工整。
小张等人领到的登记表，除了长沟镇所辖村名、自己签名等不同外，其余大致与甄建国等人的一样，献血数量统一为400毫升。
此时的长沟分院大院内，十几名身穿西装的男子站在几辆轿车旁，自称来自长沟镇所辖村的村委会，登记表上写有他们各自的村名。
领到表后，这些卖血者走上了长沟分院的楼。
三楼的楼道里，手持表格的工作人员用3张桌子将楼道隔断，来自定州、固安和大钟寺地铁口的200余人在桌子外排队。桌子内，一名女工作人员喊着：“南正(长沟镇一村庄)的排在这边”。
楼道另一侧，一名警察和两名保安坐在献血室旁的楼梯口。
各村委会人员、“血头”不时在楼道走动，维持着现场秩序，也计算着各自村的计划人数是否到齐。
“我们村还差俩，你再给我两个。”一名村委会人员边吸烟，边向拿着表格的工作人员要人。工作人员索性将表格放在桌子上，按照表格清点人数。
在这张没有表头的表格上，详细记录着长沟镇20余个村的名称、全村人数，以及需要上站献血和最终需要献血的人数，最终献血人数约为全村人数的1%。在第一张表格上，献血名单上的合计人数为200人。
此时，一名男子喘着粗气跑上三楼，径直挤进人群，插到了队伍前面。他没有赶上大钟寺地铁口的专车，转了2趟公交，才刚从朝阳区赶到了长沟分院。
这名男子说以前都是在街头无偿献血，最近一次刚准备上车时，被在附近溜达的一名“血头”拽住，“你傻呀，要献血我给你介绍，安全还能赚钱”。一天前，他被通知到这里等车。
他瞥了一眼领到的献血登记表，说一句“编得太离谱了，我哪里献过9次血”。
桌子内侧的3个房间里，分别被用作初检、验血和抽血的房间。
工作人员分别检验身份证、检测血压、验血和抽血。
当工作人员询问一名戴眼镜男子眼镜度数时，男子说：“一个300度，一个600度。”工作人员认为不符合献血要求，该男子随即改口称“度数降了，500多度”，随后顺利通过。
献血指标
“对未完成下达献血指标的村，少献血1人，罚款500元。献血指标完成情况作为年终对干部的考核内容及五好党支部的评选条件。
下午1点钟左右，“献血”结束。
来自大钟寺地铁口的“血头”，将钱发放到领队手中，再由领队发到卖血者手中。
350元、400元、500元、有人自称甚至拿到了800元，这些人抽出相同的400毫升血后，得到的酬劳并不一样。
当过小“血头”的小张透露，之所以酬劳有差别，是因为大大小小的“血头”存在，“血头”通过一层一层的下线拉人卖血，卖血者上面的介绍人越多，拿到手里的钱就越少。
来自大钟寺地铁口的一名小“血头”称，每400毫升血，跟村委会的报价不会低于1000元。
现场两名长沟镇所辖村的村委会人员证实，这些酬劳全部为村委会支出，但“雇一个人只有六七百。”
他们坦言，所在乡镇每两年便会组织一次献血，每次都会发放文件，规定献血人数的指标，“这是分下来的任务，不完成行吗？”
今年年初，镇政府开会，每个村发了一份文件，规定了上站指标和献血指标。村里在大喇叭上喊了几天，但是没有一个报名者，为了完成任务，村里只能求助于“血头”，出钱雇外地人完成献血。至于村委会如何与“血头”联系，这些村委会人员不愿透露。
对此，相关村的村民大多直言并不愿献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即便村里另出一部分献血补助，但仍不愿献血，因为这个收入并不是什么大数目。还有的一些村，村民称就没听说村里组织献血一事。
“如果老百姓真献了血，回头说这不舒服那不舒服，找到村委会也是麻烦，原先就有过这事。”一名村委会人员称，所在村原本有两个报名者，想到花点钱雇人献血省了不少麻烦，干脆报名者也没有安排献血。
“首都之窗”网站链接的房山信息网上，署名fo子庄乡政府的一份《关于2010年度公民无偿献血工作的安排意见》中，规定“今年我乡(fo子庄乡)无偿献血任务指标130人，各村指标数按2010年6月30日派出所户籍总人口数的0.8%下达献血指标(各村、各单位任务指标附后)，各村、各单位必须保证完成任务，当日完不成任务的限期随异地献血，确保今年任务按质按量完成。”并附有献血指标分配表。
该《意见》同时规定：对完成献血任务的村由乡政府给予适当奖励；对未完成下达献血指标的村，少献血1人，罚款500元。献血指标完成情况作为年终对干部的考核内容及五好党支部的评选条件。
此外，该网站还有其他乡政府公布“献血指标”或“血液需求人数”。
指标变迁
2009年11月1日，《北京市献血管理办法》开始实施，《北京市公民献血用血管理办法》同时废止，意味着责任单位的行政献血指标制度同时取消。
1998年《献血法》实施后，我国由义务献血制度改为无偿献血。
但为保证血液正常供应，北京市于1998年7月通过《北京市动员组织公民献血条例》，在规定本市提倡自愿献血的同时，仍然实行计划献血制度。
2000年实施的《北京市公民献血用血管理办法》中，规定每年各“责任单位”均要与市和区县政府签订“献血目标管理责任书”，如未完成献血任务，责任单位将被责令“限期改正”，到期如果仍未完成献血指标，责任单位须依据《北京市血液调剂费用筹集办法》，交纳献血补偿金。
2006年3月，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废止了《北京市动员组织公民献血条例》，计划献血指标制度在北京将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当时，血液管理部门负责人接受采访时称，“行政献血”强制性色彩明显，导致一些无法完成指标的单位靠支付补贴方式来鼓励献血，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花钱雇人献血的情况，“血头”也应运而生。这些做法最终导致的结果是采到的血源质量得不到保障。
2009年11月1日，《北京市献血管理办法》开始实施，《北京市公民献血用血管理办法》同时废止，意味着责任单位的行政献血指标制度同时取消。
北京的献血指标经过上述变迁，按照规定目前不应该存在。为何房山长沟镇的一些村还苦于“献血指标”，找“血头”雇人献血？
对此，房山区卫生局及房山献血办两名负责人均称，房山区域内根本不存在“献血指标”一说，上述部门也未有发出带有指标的献血通知或通过政府发布命令。而对于有关乡政府文件提到的“献血指标”，房山区卫生局负责人称，只是一个根据人口数量预计的献血需求，但并非强制，也无惩罚。
据多名“血头”称，村委会有“献血指标”，花钱雇人献血并非只有房山区，在北京别的区也有，除村委会外还有其他单位。从去年北京“血荒”后，“这些生意占到血头业务的一半以上”。
昨日，北京血液中心负责人表示，北京市行政献血指标的相关政策确实已经废止，他们是鼓励市内单位团体献血，但完全遵循自愿原则。至于记者调查的上述村委会雇人卖血完成“指标”说法，他们之前并未听说过。
北京市血液中心主任刘江称，他们将针对此事约谈区县献血系统相关负责人，进行内部调查。同时，在加强对无偿献血事业宣传的同时，针对上述问题采取相应举措。
“血头”操盘“指标血”流程
村委会接到本村的“献血指标”，一般是按户籍总人口数的0.8%左右计算。有的乡镇还规定献血工作的奖惩措施。
有的村委会通过大喇叭在村里宣传，很少有本村村民报名献血，即使有个别村民报名，村委会也怕麻烦不安排。
为了完成本村的献血任务，村委会只能求助于“血头”，出钱雇外地人完成献血指标。
得知血液需求信息后，“血头”通过网络，从北京、河北等地寻找卖血者。
大小“血头”将卖血者带到乡镇长沟分院，让这些卖血者冒充在相应村庄居住、工作的外地常住人口献血。
完成“献血指标”后，村委会将酬劳给联系的“血头”，一般是400毫升千元左右。
经大小“血头”层层提成，最终每位“献出”400毫升血的卖血者，得到300元左右的血酬。
大小“血头”共编地下血网
记者调查得知，“血头”除了借助一些村的“指标献血”操盘外，医院、血站的“家庭互助献血”，都成为“血头”们牟利空间。大大小小的“血头”下游，由成百上千，甚至万计的大学生、民工、兼职工作者等，编成一张地下血网。
400毫升“血头”要价1500
张伟（化名)是一名小“血头”，他所在的卖血组织，一半以上的收入出自村委会“指标献血”。他称，北京血液紧张时，医院、血站，甚至是北京市血液中心，都有“血头”活动。其中，对于“家庭互助献血”，“血头”要价最高，400毫升的血一般成交价在1200至1500元。
家庭互助献血，是指在血液供应紧张时，病人亲属须得先行献血，再持献
血证到所在医院，为病人等量换血。
可如果病人没有足够多的亲友或家人远在外地，一旦病人手术用血量大，便可能献不出等量血，而且献血家属也存在验血不达标的风险。
“血头”们就抓住了这个牟利空间，“趁人之危狠宰。”
张伟称，在北京一些医院的血液科，都会有“血头”静等前去找血的病人家属。特别是供血紧张，一些手术被迫推迟。不忍亲人遭受病痛折磨的病人家属，只能选择家庭互助献血，让家人尽快手术。
“不买就做不了手术。”张伟说，有一次大“血头”向他要10个人，进医院献血，每400毫升血价格1500元。他坦言，“家庭互助献血”需要有亲属关系证明，但他们一般都能顺利过关，“人家肯定是着急做手术，医院和血站也理解。”
4月2日，北京市血液中心，一名光头男子长时间坐在二楼的长凳上。见到有前来献血的人面露难色，光头男子便上前搭讪，为求血的病人家属讲解当下的献血政策，以及献血流程。光头男子自称有朋友可以帮忙找血，每400毫升血收费1500元，并主动留下电话。
记者调查发现，此前一月间，这名光头男子就多次出现在血液中心，遵循工作人员作息时间“上下班”。
圈子套圈子 “血头”数量多
经过几个月拉人卖血经历，张伟了解到，他所在的卖血网络大概有一两个大“血头”，一般只负责联系“生意”。他们有七八个固定的下线，每个下线下面差不多都会有四五个负责拉人卖血的，张伟等人则是最底层的“小血头”。
他说，那些被拉去卖血的人，大多是想挣钱的大学生和长期做兼职的人。其中有省吃俭用从早到晚干活的人；有挣点钱就窝在宿舍里吃睡，或者整天泡在网吧直到身无分文。还有怀揣文艺梦想，北影厂门前的群众演员。
他们没有固定收入，都成为“血头”渔利最稳定的血源。
“每个人都有圈子，圈子又套着圈子”。在张伟的笔记本上，详细记录着几百个人的手机号码、性别、年龄，当前的身份，甚至还有身高、体重比例的“身体指数”。需要什么人干什么活，只需要看着笔记本打电话找人。他还加入了十余个兼职QQ群，在网络中能接触到的就有接近千人。
张伟说，一些人被拉去卖血后，下一次就带其他人卖血坐等抽成，这就成了小“血头”，所以小“血头”的数量难以计算。
按照规定，两次献血间隔期不少于六个月。但大“血头”通过层层网络，掌握着大量像张伟这样的小“血头”，轮番找不同的卖血者，保障血源供应。
“只要你想干（献血)，哪天都有活。你能找多少人，我就要多少”。长沟镇献血时，记者听到一名小“血头”对一名卖血者说。
多名卖血者和小“血头”称，他们中的不少人之前都是无偿献血者，在街头献血时被“血头”拉拢。虽然献血和卖血的终端都为血站，但无疑影响了无偿献血的发展，“因为血头的存在，很多人对无偿献血产生反感和怀疑。”
“血头”抢地盘引冲突
不同“血头”和卖血组织，因抢地盘也发生冲突。
张伟称，有一次，他和近20名卖血者到一个村委会大院，张伟的上线血头和另一拨人为争抢献血名额大打出手。
还有一次，一个女孩带着两个人到一家医院，为缺血的病人家属献血。事后准备离开时，被常在该医院的大“血头”威胁，“把钱拿出来”，女孩只好交钱走人。
“来了陌生人，血头一眼就能看出来是干什么的，包括便衣。”也曾做过小“血头”的李良（化名)说，他们组织卖血的地方也时常有便衣暗访，但“血头”们很警觉，“什么也不做，便衣也没什么办法。”
直到现在，张伟和李良也弄不清楚，“大血头是怎么和献血单位建立的联系，从哪里得到如此准确的献血信息。”
但他们清楚，“血头”赚取的是暴利血酬。
张伟说，上级血头给他一般拉一个人是四五百的样子，他就给卖血者三四百元，从中渔利一两百元，赶上用血紧张，“有时一天可能要分到几个地方献血，跟我们都是一次要几十人”。
大“血头”赚得更多，比如到村里卖血，虽然价格比“家庭互助献血”低点儿，但一般都需要拉几十人或上百人，除去给卖血者的三四百元，小“血头”只能赚五十元到一百元，其他的钱都是大“血头”的，“绝对是暴利”。
如今，张伟和李良都退出了卖血组织，他们说虽然赚了一些钱，还是觉得不安心，“这是别人从身体里抽血挣的钱，人家拿命换钱，我花着不安心。”张伟说。
虽然不干这行了，仍有人不时给张伟发短信，问有没有血活儿。
官方表态
每一次“血荒”出现，都会触动人们的神经。目前北京血液供给如何，记者昨日探访了北京市血液中心。
北京“血荒”往往出现在冬季
“非常好，可以敞开供应”北京市血液中心宣传科科长苏健说，随着天气转暖，采血状况明显好转。目前，已放开向医院供血。
血液储存，原则上不超过10天，街头流动献血方式有多个不确定因素。季节、天气、公共卫生事件、重
大活动，甚至是人口老龄化问题，都会成为无偿献血工作的掣肘。供血不足往往出现在寒冷的冬季。
目前，北京市日常约有30多个流动采血点，每天可在街头采血约2000袋，一个采血点均采50至100袋血。按照目前的血源比例，92%的血液来自街头的无偿献血，约5%来自团体单位献血，其余为预约献血。
据统计，去年北京的供血量为142吨，远高于上海、广州。随着新医改和全民医保范围的扩大，用血的增速会继续扩大。据北京市血液中心主任刘江预测，北京5年后的年用血量将超过200吨，配套献血点需要达到70个左右。
牟利多发“团体和互助”献血
刘江介绍，去年一年，团体单位献血不超4万人次，其中远郊区县的团体单位献血数不超1万，这里面还包括多种单位团体，乡村的人就更少了。另外，家庭互助献血总数约有2000人次。他分析，这些可以利用血液非法牟利的人群即使存在，“也是个别现象”。
去年的供血紧张时，北京启动家庭互助献血。
“政策的初衷很好。”刘江说，但在实施过程中，不排除出现有人利用血液牟利。而家庭互助的范围为亲属、朋友、同事，这给工作人员造成很大的判断难度。
虽然目前血液供应紧张已缓解，但刘江认为家庭互助献血不应仅仅是救急，更应是一项长效机制，推动病人家属参与无偿献血，增加献血人群。
“应扩大团体单位献血比例”
刘江认为，血液系统需要解决的两个最大难题是，如何保证持续增长的血液需求总量，同时保证血液一年四季均衡供应。
他称，应对冬季血荒，应该建立另一个机制扩大团体单位献血比例，针对性投放在冬季。
“献血法出台后，文明单位评选取消了有关献血的指标，我认为这样不好。”刘江认为，在增加街头流动献血点和宣传无偿献血知识的同时，应将无偿献血重新纳入到团体单位文明单位测评体系。
而如果献血纳入评奖体系，会不会促使变相行政指标血的再度合法化。刘江称，测评体系不以团体献血数量为标准，而是以无偿献血宣传产生的“知晓度”等为标准，并不会改变献血的自愿原则。
记者：孟祥超 钱烨
来源：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