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方以补益气血、调理脾胃为本，而兼祛风散邪。
既有健脾八珍糕的补益功能，又于健脾八珍糕之上的扶正功能上加一道避免各类外邪的入侵的防护壁磊！
首先是薯蓣丸中如何体现扶正。既然病机为气血阴阳俱虚，扶正当然要从气血阴阳入手。由于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营卫生化之源，故重用薯蓣健脾，使脾胃得以健运，则气血阴阳化生有源，再用四君子汤来益气，补气之虚；用干姜、大枣甘温扶阳，且干姜、甘草相合又有“辛甘化阳”之意，共奏助阳以补阳虚之效。或谓，言及补阳，非附子功力最佳，为何补阳不用附子？方后云“一百丸为剂”，说明此方为长期服用，而附子大毒，若长期使用恐有中毒之弊；且阴阳俱虚，若用附子之辛热过燥，又恐过燥伤阴，故不用附子辛热温阳，而用干姜、大枣甘温扶阳。用四物汤养血和血，与大枣相合共治血虚；再用阿胶、麦冬滋阴，芍药合甘草又可“酸甘化阴”，如此则可补阴之虚。此十二味共呈补气血阴阳诸不足之功，达到扶正目的。
其次是薯蓣丸如何体现祛邪。原文云“风气百疾”，说明感邪的多样性，既有风邪又有可能有湿邪、寒邪、热邪等，要如何使用祛邪药物才可面面俱到地避免各类外邪的入侵呢？仲景认为外邪入侵，首先易袭阳经，如能在阳经将外邪驱散，则邪将不至内侵。故仲景选用长于散太阳之邪的桂枝，擅于散阳明之邪的防风，擅长散少阳之邪的柴胡，共奏散三阳之邪之功，使外入之邪在三阳得以消散。或有问，散太阳之邪功最佳莫过麻黄，为何不用麻黄反选桂枝呢？一者麻黄辛温发散力偏强，本为正虚，若发散太强，则恐汗出太过让表卫更虚；二者外感之邪既有寒邪也有可能有热邪，若外感热邪，用麻黄则稍嫌太燥，而桂枝虽然辛温，但温性较麻黄为弱，且再配合方中麦冬、干地黄等可制其燥性，即便感受热邪也可使用；三者桂枝合方中芍药还可调和营卫，营卫和调，则外邪易散。此仲景用桂枝、防风、柴胡之妙也。
此外，由于脾喜燥而恶湿，主消化饮食，若脾胃气虚运化不利，则易生湿积食，故再配伍豆黄卷化湿和中，合方中茯苓共奏消除湿邪之效；麯（即神曲)消食健脾，以消食积。
此外，由于脾喜燥而恶湿，主消化饮食，若脾胃气虚运化不利，则易生湿积食，故再配伍豆黄卷化湿和中，合方中茯苓共奏消除湿邪之效；麯（即神曲)消食健脾，以消食积。
用上述药物已可达到扶正祛邪的目的，与病机之正虚感邪已可对应起效，为何还要加桔梗、杏仁、白蔹？历来《金匮要略》教材对此三味药的解释更是模糊不清。其实，在上述药物扶正祛邪基础上，又再加入这三味药，正是体现了张仲景的高明之处。正虚感邪，治当扶正祛邪，一般医生这等道理自不难明，但正虚邪侵还会导致气机的升降出入发生异常，则非中工不能明也。由于正虚邪侵，人体气机必然会发生升降出入的紊乱而加重病情，所以临床上常见一些正气虚的病人兼见腹胀、胁痛等假实症状，所谓“因虚致实”也。因此仲景在方中加入桔梗合柴胡之升，白蔹合杏仁之降，以恢复气机之升降出入，如此才可谓治疗正虚感邪的完整治法，才不会导致“虚不受补”的现象出现。这种先考虑到正虚邪侵会导致气机升降出入发生异常，而加入调理气机之品的治法，正体现了仲景“上工治未病”的思想。
如此组方之妙，后世叹为观止。
适宜人群：
《千金要方》用治头目眩晕，心中烦郁，惊悸狂癫诸症。《古今录验》大薯蓣丸则以本方化裁治疗男子五劳七伤，晨夜之喘急，内冷身重，骨节烦疼，腰背僵痛引腹内，羸瘦不得饮食，妇人绝孕，疝瘕诸病。
现代临床本方常用以治疗各种虚弱性疾病而易感外邪者，应用于慢性脾虚胃弱，气血不足兼有风气诸疾，如头晕、目眩、腰酸、背痛、肢冷麻木、产后风湿，或大病后周身疼痛，疲惫无力等症。临证可用本方治疗周期性麻痹、重症肌无力之早期患者。并对产后受风、虚人长期反复感冒，老年体虚等也有疗效。
薯蓣丸出自《金匮要略·血痹虚劳病脉证并治第六》，乃仲景设立治疗“虚劳风气百疾”的方剂。该方组方严谨，配伍精当，疗效显著。现代研究已证实，该方能明显增强患者体质，可广泛应用于临床慢性虚损性疾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