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建国之死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黑幕交易、恶性竞争背后，医药代表们窘迫的人生境遇。但事实并非如此：万建国生活富足，是一个体面的中产家庭；医药行业最大的竞争不在医药公司而在制药厂，至少国企中的医药代表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竞争压力。
记者◎吴丽玮
“2008年时，万建国觉得单位效益不行，他跟妻子吴佩奋说过，过了这一年要自谋出路。”万建国的一位亲属告诉本刊记者。但万建国最终没能跨过这一年。
2008年5月22日至28日之间，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发生一起重大事故，6名患者使用了由江西博雅生物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静脉注射用
人免疫球蛋白后死亡。警方怀疑有人在这箱
静脉注射用人免疫球蛋白液里做了手脚，制造了一系列命案。此案由公安部督办，江西省公安厅立案后，从南昌市抽调警力成立了专案组。
南昌县医药公司的医药代表万建国在7月5日凌晨被警方从家中带走接受调查。“临走时他还不在意地安慰吴佩奋，认为一定没事。”万建国的亲戚说。万建国负责县医药公司在第二附属医院的业务，同他一起，其他公司负责该医院业务的100多个医药代表也同样接受了调查。
吴佩奋两次到看守所给万建国送衣服和日用品，但始终没能见到丈夫，8月8日晚上，正在家里收看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吴佩奋接到了噩耗，万建国在审讯期间死亡。据检察院提供的法医鉴定结果，死亡原因为钝性外力作用于胸部致心、肺挫伤和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审讯过程中精神紧张、疲劳等因素作用下，其本身所患心脏病变引起急性循环呼吸功能衰竭。机械性损伤等因素在其死亡过程中起了主要作用，其本身所患的心脏病变起一定的辅助促进作用。
万建国的亲戚说：“万建国根本没有心脏病，身体很结实。”吴佩奋曾在媒体上讲述她看到丈夫尸体时惨不忍睹的情景：“眼睛都没有闭上，脚趾甲盖全都被拔掉了，浑身都是伤，隔着毛毯都打出那么深的伤痕。”
警方从万建国家里曾搜走一台消毒柜，怀疑万建国曾搬回一箱静脉注射用人免疫球蛋白液，并用消毒柜进行加热，导致这些药品变质。万建国的亲戚表示这种说法很荒谬：“消毒柜那么小，整箱怎么放得下？如果是一瓶一瓶分开往里放，打开和合上包装都需要特殊的工具，一般人家里怎么会有！”万建国的家人后来获得了一份南昌市公安局发出的会议纪要，最为核心的内容为，不能认定万建国与此次免疫球蛋白死亡事件有关。
2009年7月1日，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审理了万建国被刑讯逼供致死案件。南昌市人民检察院的公诉书中写道，万建国经受了长达17个小时的刑讯逼供，南昌市公安局的邓鸿飞、夏向东、郭松林、熊玉儿等人对万建国实施了反身吊挂、电击等刑讯逼供行为，拿毛毯垫在万建国身上，持木棍击打万的上臀部、背部；毛毯掉落后，又继续持木棍击打万的胸部、上腹部，之后，又按住万的头部撞击窗户栏杆。法院最终判决，邓鸿飞被判构成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夏向东构成刑讯逼供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郭松林、熊玉儿构成刑讯逼供罪，但免予刑事处罚。
受害人家属的代理律师张凯告诉本刊记者，法律规定刑事案件的受害人没有独立的上诉权，可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申请，吴佩奋提出了，但被检察院拒绝。作为被告的邓鸿飞等人，享有独立的上诉权，“邓鸿飞的律师提出，有新的证据要提交，要求终审，获得了批准”。
在今年4月1日的终审开庭后，张凯对邓鸿飞是否真的在监狱服刑提出了质疑，他回忆开庭时的情景：“邓鸿飞出庭时穿了带拉链的夹克衫，下面穿的是西裤，按理说在监狱里是不能穿带铁的衣服的，他在外面套了一个黄马夹，上面印着看守所的字样。同样很奇怪的是，明明应该在法院开庭，重刑犯人应该是从监狱到庭，结果却是在看守所里开了庭。”
截至本刊记者发稿时为止，法院还未做出终审的判决。万建国的妻子吴佩奋担心法院会为邓鸿飞等人减刑，她拒绝了记者的采访，因为这是她唯一能与公权力讨价还价的砝码，她决意先保持缄默，为了维持原判。而他的代理律师张凯则表示：“这明显就是判得太轻，但现在被告还有机会判得更轻。”
县城里的中产者
万建国生于1965年，从小就生活在南昌县莲塘镇上。莲塘镇是南昌县县政府所在地，是县城里最繁华的地区。这里距南昌市区并不算远，即使是坐公交车，到达位于市区的老福山终点站，算上堵车的时间也不过四五十分钟。虽然马路两边建筑物的密度不大，但沿途有不少新建的高档社区，房屋均价现在也已经飙升到了6000元以上。这其中最好的社区叫“梦里水乡”，即使是南昌市区的出租车司机都认识这个地方，“梦里水乡挺有名的”。万建国的家当时就在“梦里水乡”。
在万建国的中学同学老金眼里，他必然是同学中的有钱人。“他是我们中间唯一一个买车的人，灰色的雪铁龙。他是在南昌做生意的，不像我们一天8小时坐班，都是在单位挣死工资的人。他在市区还开了一个药店，在师大附中旁边，我从那路过两次，两个门面房中间打通，门脸大概有8米宽的样子。不过他并不是那种说很多话、爱显摆的人。”
在这个小县城里，万建国一家人绝对属于典型的中产阶层。万建国的妻子吴佩奋是中学老师，工作稳定，两个孩子一个读高中，一个读小学。万建国虽然是做销售的，但平时工作并不算忙，在家的时间很多。他的家人告诉本刊记者，平时他上午会睡个懒觉，9点多钟起来，去单位转一圈，没什么事的话11点就回来开始准备午饭，15点左右去附近的健身房锻炼身体，晚饭后还要绕着澄碧湖跑四五圈，晚上还要在电脑上玩扑克牌，一种当地的打法，叫“二七王”。
万建国家周围的环境不错，澄碧西路旁边的澄碧湖四周围着白色的围栏，湖心岛上一座凉亭雕梁画栋，围着湖走一圈，至少有两公里。从2007年开始，他到一家名叫“兄弟连健身会所”的健身中心锻炼身体。这家健身中心刚开张时，他就来这里办了会员。虽然地方不大，但这已经是镇上最好的健身场所了。门脸的大玻璃上贴着绿色的标语：动感、激情、性感、活力，里面墙上也贴满了上世纪90年代流行的欧美健身明星的招贴画。万建国身高1.70米，本来就很壮，在这里练了一段时间后，体重达到了170斤。他似乎也把招贴画当做自己的目标，曾举着胳膊对朋友炫耀说：“看我的肌肉练得多结实，像不像健美运动员？”健身中心的老板告诉本刊记者，万建国来的时候会员的年费是360元，现在已经涨到600元了，是镇上最贵的健身房。“他几乎天天下午都来，有时候练练
器械，有时候跑跑步，运动量不大，他很胖，只是为了来活动活动身体。有时候几个常来的客人会坐在一起交流一下，万建国也会和其他人分享如何使用器械才能练得更好。”老板和他混熟了，也知道他在镇上算是个体面的有钱人。“不过他很低调，经常是骑着自行车或者摩托车来，基本不开车。穿的运动服也非常普通，走在外面比普通人还普通。”
“吴佩奋的家庭其实挺让她的同事羡慕的，但两人结婚的时候，万建国家里条件并不好。”万建国的亲戚说，1983年，万建国的父亲得病去世，那时万建国刚满18岁，3个姐姐已经出
嫁，他下面还有一个未成年的弟弟在中学读书。万建国高中毕业后进了医学技校，技校毕业后通过了南昌县医药公司的招工考试，成了一名仓库保管员，业余时间他还拜了师傅学习维修电器的手艺，“给人修得好了，人家会给点钱。有时候去乡下修，人家会送些米、拿些菜给他”。吴佩奋的姑姑与万家是老邻居，乡下姑娘吴佩奋从师范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南昌县的中学教书，姑姑把万建国介绍给她。“吴佩奋就是觉得他会做饭，有稳定的工作，人也老实，因为她和大学同学当时都很怕结婚以后老公会抛弃自己。那个年代其实还是很看重学历的，技校学历没法跟吴佩奋的大专学历相比，但吴佩奋并不在意这个。”
1993年春节后，单位提出要搞活市场，鼓励员工去做药材推销员。原县医药公司分管业务的副总经理刘宗主对本刊记者回忆道：“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当时只有南昌县医院、乡镇卫生所和药店是我们的责任市场，单位想开拓责任市场以外的新销售途径。原来的业务你不能拿，只能去新的地方。以前是单位派去的，现在都是个人去闯。”万建国决定去试一试，没想到做得很成功。他的亲戚说，开始那半年，万建国做得也很不顺利，但他朋友多，尤其是在技校时的同学有些分到各大医院去做保管员，朋友托朋友，一来二去慢慢打开了局面，在第二附属医院站住了脚。刘宗主说，当时一共有20多个人报名，最后大多数人都做不成，回到了原岗位，只有两三个后来一直做得不错，万建国是其中之一。他告诉本刊记者：“去做推销员是要有勇气的，因为推销员没有工资，光靠提成。当时工资普遍不高，一个保管员每月也就五六百块钱，如果销售做得好，收入可以成倍地增长。”万建国成功地转型成单位的业务骨干，家里条件也迅速好转起来。
亲戚说，两人结婚后感情很好，偶尔有争执，多半是因为婆媳关系。结婚后，万建国夫妇与婆婆同住在医药公司的家属楼里。1992年，吴佩奋生了一个女儿，结果被婆婆赶了出来。每次吴佩奋跟万建国抱怨，万建国都让吴佩奋多包涵。“他跟吴佩奋说，我妈年轻时就守寡了，很不容易，所以她对的也是对的，错的也是对的，在家里，唯独这点你一定要多体谅。”2003年，婆婆领着一个两岁的小男孩来到家里，开始的时候，说这是亲戚的孩子，结果住在这里就再也不走了，夫妻俩明白，这是要让他们再养一个男孩。“万建国跟吴佩奋说，没办法，这个你必须得接受。”
国企里的医药代表
甄越(化名)是江西省最大的国有医药公司——南华医药有限公司的一名医药代表，得知万建国的死讯，他非常惊讶：“我跟万建国是在酒桌上认识的。我们都有一些共同的销售朋友，有时候大家会坐在一起吃吃饭。万建国看起来很随和，蛮忠厚的。”甄越绝不相信万建国恶意竞争。“我们之间根本就不存在竞争，尤其是我们这种大型国企，实力强，平时都不会去请客吃饭、跟医院联络感情的，我们有实力在这。”他告诉本刊记者，江西省每年都要开招标会，中标的药厂才能在江西省内销售药材，无论是省级医院、市级医院还是小医院都应该使用中标药厂生产的药。按照不同的品类，应该每种只有一两家企业的药品中标，虽然数量少，但像南华这样的大国企从药厂拿药非常容易，他们不但采购的是招标药厂生产的药，还要看药有没有GMP(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认证，这样的药往往更值得信赖，医院的需求量更大。
南昌县医药公司是南华医药公司的子公司，也是国有企业，虽然没有南华的实力雄厚，但比一般的民营企业还是要强不少。万建国是单位里唯一一个负责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销售代表，在他的同事看来，这是个肥差。县医药公司的医药代表刘克义对本刊记者说：“生意做得大不大，不是由你能联系多少家医院决定的，要看医院对药的需求量有多大。省级医院，每次至少都要几百万、上千万元的药；小的乡镇卫生所，可能只有几万元的药，做得再多又有什么意思呢。省级医院一个月至少要出两次计划，有时候三四次都有可能。”刘宗主对单位里销售人员的处境比较了解：“二附院的确是业务量比较大的，他们只要稍微照顾点，给个边角废料就够你挣的了。医药公司的利润现在大概在5%～6%，销售员的提成比例这些年都在不断调整，现在公司只从他们的利润中间抽一点，大概2%～3%，剩下的都属于销售员，他们只要负责把税交了就行。不过现在药材价格放开了，已经没那么高的毛利了，但万建国每年赚十几万元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万建国做不到甄越那么牛气，请客吃饭还是必要的。他的亲戚说，万建国有时会跟二附院的人钓钓鱼、吃吃饭、打打牌，“但他说送钱的事是绝对不会做的”。医院的计划出来后，哪些药划分给你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刘克义说：“医院需要哪种药，可能会分给不同的医药公司来做。药本身的批发价是招标时就确定了的，每个公司和医院谈生意时，其实价格也都差不多。有时为了多赢得一些计划，只能少赚一点，多花点费用在请客联络感情上，这样自己的利润空间就减少了。”
对于这种同行恶性竞争的质疑还有一个有力的说法。刘宗主告诉本刊记者，现在竞争最激烈的是药厂，而不是推销员。虽然医院并不能直接和药厂见面，必须通过中间的医药公司来流通，但医药公司已经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了。“医院同意用哪个药，药厂暗中就会给医生付临床费，比如同一类的抗生素药，你返20个点，别的药厂可能就返25个点。药厂之间先竞争完毕后，再选择服务好、回款快、税收低、返利低的医药公司来进行批发，但这个过程其实只是走个形式，哪个医药公司和医院关系好，医院可以直接与厂家说，让厂家把货交给这个医药公司来做。”
刘宗主说，医药公司的高利润时代已经过去了，南昌县医药公司早已举步维艰，2010年，该公司以2040万元的价格实现了企业整体产权转让，这是该县第一个整体产权转让的国有企业，公司的员工均以买断工龄的形式失去了工作，单位原址已经大门紧闭，两个仓库租给了做电器生意的商人，租期为3年。以前与万建国同为单位销售员的李银德早已转了行。“公司其实2003、2004年的时候基本上就已经倒闭了，有一次我遇见了万建国，我还劝他说，别做了，还有什么好做的。他说，别的也没什么可做。他还是要接着做。”万建国无疑在这一呈现颓势的领域里依然滋润，生意不停。他的外甥朱晋杰从2007年开始帮他运药去医院，他告诉本刊记者：“他每个月会叫我一到两次，每次基本上都是
感冒药、
葡萄糖注射液和
地塞米松注射液。感冒药一件，200多盒。
葡萄糖注射液和
地塞米松注射液大概各有四五件，每件1000多支。每次租一辆昌河面包车，来回也就两个多小时足够了。”到了第二附属医院，面包车直接开到仓库门口，每次负责接待的都是仓库的保管员李玲。朱晋杰说，李玲抄下药品的批号、保质期之后，自己就帮着万建国搬药，搬完两人马上就走，也不多逗留。那个仓库大概十几平方米，里面都是和他们搬来的差不多的药。而这个朱晋杰唯一认识的二附院的员工李玲，在公安机关的调查阶段，同样接受了警方的质询，他与万建国两人被直接怀疑为相互勾结，对免疫球蛋白进行加热，导致其变质。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