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迎错了神，把医学当科学迎进来！
中医为什么比西医好？
西方医学是整个体系搬过来的
管理的权力可以制造病人
可怜的现代医学医生
中医是医学，西医是医疗，无为而治是中医本色
西方的医疗管理权力管死了中医
复兴中医，从孩子抓起
抢救老中医是关键
谈谈中医复兴的“瓶颈”
在中华大地，作为主流的中医学，繁衍了五千年之久后，面临被消灭的边缘。如果真的被消灭了，你想复兴也兴不起来，因为没种子了。中医的种子就是老中医。世纪初卫生部门有个规定，65岁以上的老中医不能自己开诊所，局医政科的那女副科长告诉我说，因为到65岁就没资格担任法人了。个体诊所也是个医疗机构，没法人就不行。尽管我知道这是她在乱扯理由，但关键在她手中有权，说不给就不给，根本不需要理由。这个规定在我们浙江，执行特别严。我为此事上诉，法院不受理，再诉检察院，也不受理。我只得跑到北京，找卫生部医政司，幸好那时候没“维稳”这个队伍，没有把我抓回温州。那司长说，这是地方上的事，他们不好管。就这样，我只好“非法行医”。不过，有件事使我很奇怪。像取缔65岁老中医开个体诊所的资格，这样涉及违宪的大事，卫生部说自己没权管，而张悟本芝麻绿豆汤的小事，却为什么会召开高级专家研讨会来讨论？管得如此的紧呢？所以,行政上的“管”就是中医死的原因。那么“管与不管”之中，就有中医复兴“瓶颈”。]
无论那个老中医，只要坚持辨证论治的，都会认为中医比西医好，这是不容置疑的。每个老中医在这一生，都治了不少的病人，很多都是医院里的医生说治不好的，或者与病人说过“这是不死的癌症”……，可是到了自己手里，有的几帖药就好了；有的被判了“死刑”，几个月内就会死，可是多年后仍活得好好的。见多了这些多次给事实否定的话，心中自然有个比较。所以，凡是真正按辨证论治治病的老中医，都热爱中医，都觉得中医远胜西医。
中医比西医好，还可以从两个概念上看出：中医讲治愈率，就是治好后不要再吃药了；西医讲缓解率，就是治疗后这个病轻了点，还没有好，需要长期（实际是一辈子)维持治疗用药。这是因为医生身不由己，药物是制药公司研制出来的，他们研制的指导思想就是病人要长期吃药，直到吃出并发症死亡。对制药公司来说，病人就是客户，客户就必须长期保持联系。实际上，西医医生只是个卖药的，而不是看病的；如果是看病的，那医院里的检查仪器干什么用呢？
中医既然比西医好，那么用西医来管理中医，中医怎能不死呢？
中国迎错了神
那么，现在送医院，为什么一年内就会给死80%呢？是手术、化疗、放疗。这叫做草菅人命。如果是行政或公检法，决不敢如此，因为人命关天。但医院的后台可以说比行政、公检法更硬，例如有一个湖北省纪检委副书记夫人，儿子死在医院，到省府上诉，被7个警察打成重伤，冤无处可伸。后来警察换了个工作算数。如果是普通的老百姓，那就白打了。为什么说医院比行政硬？它的老板是美国的制药公司，利润占全国50%以上。现在谁都朝有钱的看。
“几年前在美国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如果医生在诊断时更多依靠他们的大脑而不是仪器的话，那么每10名死亡的患者中就有1名至今仍有可能活着。”（《别让医生杀杀你》第4页)
这个调查研究说明：一、仪器诊断没任何好处，只会提高死亡率；二、内科的医生不用大脑看病了，这不是让病人问道于盲吗？三、医生只是个卖药的，没有其他用处了；四、医生治死了人，跟他没有关系了；五、诊断费用提高了，从X光射线到PART（全身扫描仪)涨了300倍。
现在的医院把疾病按部位分科，把诊断与处方分开，医生不会诊断却负责开方，邹纪平先生把这些不会看病的医生，叫做“集体医盲团队”，真是个大创见。不会看病光开药方的医生也有人相信，这不是怪事吗？而且能搞成排队挂号，天天让老百姓叫“看病难”，做到这个地步，确实很不容易。
做西医越到老年，反而越觉得西医不好，他觉得自己一辈子没有治好一个病人。但这也是身不由己的。没有西药，内科就没有办法治病。药物是制药公司研制的。制药公司的研制方针，是留着病人永远不要治好，这种办法就是“维持治疗”，才有人常常来买他们的药。如果把病治好了，谁来买他们的药？然而药是化学药品，人却不是漏斗，怎么吃进怎么放出去，即使只有最少量的损害，长年累月的积累也会中毒。但这不要紧，即使病人中毒死了，那里有一个现成的名称——并发症。生了并发症死亡怨不得医院，打官司也不会赢。糖尿病、高血压、肾脏炎、鼻炎、感冒……医生有一个治好没有？凡是吃感冒药的孩子就常感冒，凡是打抗生素的孩子就常生病。可见，制药公司没那么个好心！
上个世纪初,，中国人把科学迎进了国门，文化界那些头头们都认为自己老祖宗不科学，没用了。有的人就倡议立法废除中医。几千年的中医没人管，这才有了《内经》|《伤寒论》、《本草纲目》、《瘟疫论》、《温病条辨》等无数的医学传家宝。西方产生不了像我们这样系统的医学理论、治疗方法，有序地集合成为一个医学大体系，实在是个奇迹。中医学这样的奇迹，只能在中国这样的地方和它五千年的历史、平庸的统治者、广阔的国土而没一点作为的国家里产生。而且还必须有一个条件，这就是它有一种几千年后还能使人看得的汉字。如果没有以上所说的这些条件，也就产生不了中医学。这里面的道理我们应该认真去想。
中国文化界的头头们可不知道医学不是科学，把科学迎进来是好的，把医学当科学迎进来却错了。西方科学是物质的科学，东方医学是生命的科学。可惜中国文化界的头头不识宝，煽动一些小混混，把中国的宝贝当垃圾乱扔。所好的是一些老中医坚持原则，维护了中医的生存。但他们也免不了受当时新思潮的影响，很多著作谈说不当，搞中西结合，结果被作为国策，上了慢性自杀的贼船。
西方医学到中国来，之所以能如此快速地发展，那是因为他们是整个体系搬过来的。不是单纯的治病的本事。做手术的本事不是医学，而是技术。如果这种技术比我们好，我们可以派人去学，补充我们医学的不足。但是我们却把他们的整个体系搬过来，架在我们医学的头上。现在中医被消灭得差不多了，我们要复兴，我们要寻找“瓶颈”，这个“瓶颈”实际就是医学的管理体系。
西方医学不会治内科病，现在的内科医生排长队看病。因为它把中医管没了，老百姓生病找不到中医了，只能上医院去。1949年中医有29万，都是按辨证论治看病的，无论哪个都比我好。现在真正按辨证论治的，没那么几百个人了。这就是王斌们的徒子徒孙的功劳。所以，要想复兴中医，中医头上的那座大山能搬得动吗？行政管理就是中医复兴的“瓶颈”。我十分赞成傅荆原先生的意见，中国只有建立中医部，根据中医自身发生发展的规律来管理中医，才能复兴。
谈复兴中医，不只是中国，美国、日本都在干，谁能干得成，要看谁的方法对。在中国能不能复兴中医我没把握，因为中国没言论自由。卫生部有权把它抓死。例如我在浙江科技出版社出《解悟中医——相信你的自愈力》，出版社一定要我给他们看我的医师资格证。免得遭张悟本一样的命运。让人想不通的是，达尔文不是生物学家可以出版讲生物学的书，马克思不是经济学家可以出版《资本论》，罗思•霍恩只是个飞行员，可以出版《现代医疗批判》，为什么中国的出版中医书籍一定要医生资格？幸好我有，如果没有就出不了。有医师资格才可出医学之类的书，这个规定就是把中医往死里管的方法。
我常常告诉病人，有句俗话说，一味单方，气死名医。这话当然是说，民间有很多治病极其灵验的单方，即使是很有本事的医生也没掌握，这医生费尽脑筋治不好，却被这单方一下子治好了。患者碰到的有可能是个和尚、尼姑，或乞丐，或者什么都不是，没有医师资格证，却拥有某种治病的单方，都在非法行医！所以，我说，法律、法规是掌权的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订的。西医既已掌了权，当然要为自己的利益管死中医。
中医为什么比西医好？
中医的医生之所以能帮好忙，证明中医的理论指导正确。
试想：为什么一个老中医能治各种各样的病，而西医，却要分几十个科？没有几个毛病能治好的。因为要不要把病人的病治好，研制药物的决定权不在医生，而在制药公司，医生只不过是个卖药的。而制药公司的方针“维持”治疗，不能把病完全治好，否则，生产出来的药物卖给谁？所以， 不是医生不想治好病人的病，而是他们根本起不了作用。美国FDA已经承认中医学是有整体理论体系的医学，而西医学只是一种对抗疗法。要是问：对抗疗法的理论体系在哪里？回答自然是：不知道。也就是说，西方医学还没有一套完整的理论，而没有理论指导的医疗实践，只能停留在疗法上。这就是美国把医学叫做对抗疗法的根本原因。
自从有了人类社会，人们会有病痛，需要求医，就有了医疗。医疗是医学的实践行为。人们通过实践，逐步建立理论。假设中国社会有五千年历史，前2500年的实践，产生了《内经》。这《内经》是如此的完整完善，因此，中国人又经过2500年的实践，证明了《内经》理论的正确。
可是与中国出《内经》的那个时期，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最为重要及有代表性的希波克拉底的医学著作是教科书《古代医学》。这部著作的主要论题是自然本身具有强大的治愈疾病的能力，因此医生的职责就是培养与自然能力相互协调发挥作用以促使机体恢复平衡的技术。著作的另一些特点是对不同症状的准确描述，对医学地理学和人类学的洞悉以及对气候、社会组织、宗教和ZF对健康与疾病产生影响的阐释。”（《医学史》第79页)从这些内行间我们可以看出西方医学理论在那个时期，已经与我们拉开距离了。
西方医学是整个体系搬过来的
到盖伦那个时期，西方医学已经逐渐转向疗法而不讲理论了。西方医圣盖伦倡放血疗法治疗发热病，又攻解剖学。他认为，人之所以发热，是因为血液中的毒素太多，只要放掉部分血液，就能退热。这种放血治发热的方法，就思想方法来说，他们采用的是对抗疗法，就是把疾病当敌人，要与之对抗，与古代巫师把疾病当魔鬼缠身一模一样，远离希波克拉底的“自然能力”说了。
这就是迄今为止西医内科医生不能治好病的原因。然而，西方医学就是这样的好，医疗机构搬来还不算，还必须把管理机构也一起搬过来。否则，医院的生意就不会很快兴起来。中世纪在西方，你只要进了医院，就很少活着出来。大家不相信，可以到《别让医生杀了你》的第五页中看。因此，人们生病不愿意去医院。进去是被强迫的，就是使用行政暴力，强迫病人进医院。西方的治病方法是对抗疗法，就是认为疾病是敌人。这与上古时代对病人实施吊打如出一辙。可见，在西方医学治疗中利用行政暴力是有历史渊源的。]
问题是病人也是人。人是有思想意识的。思想意识的正确或不正确直接关系到疾病的治疗结果。自古至今，西方医学并不关心疾病的结果，而是只关心通过治疗赚病人的钱。这就是西方医学迄今为止没有建立起完整的理论的原因。没有正确理论指导的西方医学，医疗实践中的不断失败就不可避免。
为什么他们治疗上都很失败，而生意却又如此之好？那是因为他们是成体系的。中世纪的西方医院如此危险，为什么也会有生意？那是它们可以利用行政手段强迫病人入院。除了行政手段，当然还有媒体报导、“宣传教育”等一系列的工作配合。现在虽然没有使用暴力强迫入院，但医生使用语言恐吓越来越普遍了。这就相等一种暴力，甚至比暴力更坏。医疗市场化迫使医生不得不使用它以增加医院的生意。
现代医疗不可能使用暴力了，但为什么生意仍如此之好呢？我认为，那是因为它使用了诱饵，这就是医保。医疗费可以报销。我国主流医学控制了医保报销权，指定给你可以报销的医院，没生意的医院生意就会很快好起来。美国人民首先发现医保的问题，很多人不愿意报销而宁可自己掏腰包去替代性医疗机构看病了。“当统计资料表明，20世纪90年代，30%以上的美国人采用选择性医学治疗，创造了一个几亿美元的市场时，医学界才大吃一惊。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公众对选择性医学的兴趣正在增加而不是下降。21世纪的一份调查表明，40%以上的美国人使用或正在使用选择性医学，大约75%的美国人相信祷告的力量，85%的美国人相信某地食物能治愈疾病或增进健康。”“1998年，迫于国会的压力，美国国立卫生院提高了选择医学办公室的级别，该办公室是于1991年由国会提供资金建立起来的。同时，国立卫生院还建立了美国补充医学和选择医学中心（NCCAM)，该机构的职能是，评估选择医学、支持有关临床实验、给公众提供信息和建议。”“为了回应日益高涨使用选择医学浪潮，世界卫生组织（WHO)创建了第一个全球战略规划，分析传统和选择医学治疗，力图推进其成为卫生保健服务的一个部分。”（《医学史》358~361页)
医保使很多国家不胜其负，都要进行医疗改革。医保体制帮助了现代医学的兴起，也将会成为掘墓者。其实，进行改革不只是医疗的经费问题，更多的是医疗的治愈率问题。笔者发现，令人遗憾的是现代主流医学缺乏治愈率这个词，有的只是“缓解率”。在现代医院中，几乎很少有科室提出治愈的病人数。追踪观察都是长期吃药“维持治疗”。例如糖尿病科，心血管科、高血压科、肾病科……不管哪一科的主任，都是一辈子没治好一个病人的。也许有人会问：“哪他是怎么升为主任的？”医院升级凭论文和学分。论文不需要写治愈了几个人，而是写用某药使某病获得缓解。学分的来源主要是听课，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制药公司代表讲解新药物的使用。可见，医院职称的提升，来自给制药公司推销药物的贡献，而不是治好病的本领。相反，替代性医疗却因为运用了强大的“自然治愈力”使很多病人得以痊愈，必然将吸引更多的患者。
我相信不久的将来，现代医学必将成体系地垮塌！
管理的权力可以制造病人
最近，我在《现代医疗批判》42页数中，看到一段话：
“在每个人的肺里，都居住着数百万个结核病杆菌，但我们能完全容纳它们，而且它们也非常安静地居住体内，并没有向身体细胞发起疯狂的进攻。可是，它们又为什么突然袭击身体的某个器官（经常是肺)，从而使我们染上结核病呢？”
这段话值得我们深思。我的认识是：1.人体天生有容纳结核菌的能力，本就不怕结核菌感染；2.生结核病是因为生活没调理好使抗结核能力减弱所致；3.婴儿出生时注射卡介苗预防不了结核病，反而有增加患结核病的危险；5.治疗结核病的办法不是去抗结核菌，而是调整生活和环境。
既然如此，那么全世界都办起结核病防治院、疗养院，很多国家的孩子从出生后立即注射卡介苗，都等于是多余之举。这些多余之举产生的理由当然是此等举措是前已发生，而后来才发现每个人的肺里本就生存着结核菌。这个道理不错，错却错在结核病的研究还不成熟，这个不成熟的果实先被摘下来吃了。这就是现代医学！它可以使不成熟的果实让大家花错去买来吃，吃得肚子痛则你自己负责。
既然现在每个人从出生后就打了卡介苗了，结核病就可以被消灭了，发生结核病的可能性就不存在了，现在又建立结核病防治院就说不过去了。这就是说，结核病是不会传染的，或者，身体不好的人，即使注射疫苗也没有用。身体好的人不注射疫苗也不会受传染。那么，注射疫苗纯属多余。其实，这种多余之举的目的不是防治结核病，而是让疫苗厂家赚钱。
老天爷知道让人类避免生结核病的方法就是先给每个人的肺里装少量的结核菌锻练抗结核能力，以后就不容易患结核病。有的人因为生活过程中没调理好，内部的结核菌作乱得病，生命也会根据具体情况与它们周旋，不会致人死亡。这就是很多结核病人能活到90多岁的道理。
有个事件让人不解，全国极少数人得克山病，据说是因为缺碘。因此需要给全国人民补碘，于是全国人民都吃碘盐了。现在发现很多人得了甲状腺结节病，是因为体内碘多了。营养学家鲍善芬说：“物无美恶，过则为灾”。不缺碘的地方不应该补碘，本应是医政管理的一个原则，为什么得不到遵守？因为医院需要病人。现在，吃碘盐吃出来的病人，远比过去的克山病人多了不知多少倍呢！在中国，人们都把权力当真理。因此，只要是领导决定的，便被人们认为一定不错。碘吃得多了，自然成灾了。
据现代医学研究，认为“甲亢”是因为缺碘造成的，治疗的方法是给加碘，于是制造了加碘盐。加碘盐的价格比自然盐要贵得多，全国的人都吃比极少数的克山病患者吃对卖盐的公司来说利益是无数倍的涨起来的。但是，作为医疗管理单位，不会不知道碘吃多了不好的事实，决定给全国食用盐都加碘出售就必须过卫生部这一关的。如今吃出了比克山病高无数倍的甲状腺结节（包括机能)病人，他们就没法向全国人民交待了。外科医生忙得不亦乐乎，“甲亢”病人术后变成了“甲减”，药房里的甲状腺素片供不应求，医生告诉患者都必需终身服药。将来此药会吃出什么病来，哪谁也不知道。为什么病人急急乎要求手术切除？因为，医生告诉他们手术后可以避免恶变。没有人知道甲状腺结节是由吃加碘盐引起的，那么只要恢复吃自然盐，就必然会有很多人的结节自然消褪。有的学生三年前发现甲状腺结节有手拇指一节大小，这三年都吃了自然盐，现在这结节无影无踪了。
医学既然是医疗实践经验的积累，我们在2500年前出了《黄帝内经》。《内经》是养生的学问。养生就是研究养护生命和健康的道理，其反面就是疾病的道理。人类建成社会在一起生活，需要对社会进行管理，这才产生了权力；需要将生产的物资进行交换，这才产生了市场；需要对病痛进行治疗，这又产生了医学。这三者构成了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就是一个和谐的社会。但这样一个社会只能永远是个不能实现的理想国。
假设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历史，那么前2500年的时间是医疗实践，到《内经》，中华民族已经对前2500年的医疗实践做了理论总结。这个总结做得对不对，便由后2500年的实践来验证。我们验证的结果答案是：完全正确。可见，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现在美国的FDA说中医是“有完整理论体系的医学”多么的不容易。因为，现代国家为了利益，干什么都会。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承认中医对它自己来说也有好处：无论什么国家的人民，都需要真真正正的、实实在在的能治好病的医学。也就是说，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他们的承认，也是在这个前提下产生的。
美国承认中医是好东西，日本为中医平反，中国的西医越来越不争气，外国人平均每天只输1瓶液，中国的医生用掉8瓶，当然不是白水，其中绝大多数是带抗菌素的。
可怜的现代医学医生
对西方的医生来说，“医生再也不是一种职业了——这个事实够残酷的，今天的医生仅仅是制药公司市场部附庸。一度受人尊敬的医生如今为了免费的午餐，赠送的礼品和免费打高尔夫球而心甘情愿地让自己的灵魂被制药公司所收买。”（见《别让医生杀了你》“序言”)我国的西医并没比西方的好，君不见经常有报道说，某人民医院上百医生接受了药商的回扣。
西方的医疗管理体系自古就有的，根据西方医学史，公元1700多年前的美索不达米亚就有立法管理医疗的。汉漠拉比（公元前1792——1750在位)法典“其中有九个段落规定了医疗费的管理以及关于病人的地位、适当的收费和处罚的关系的详细阐述。对治疗赓的重罚提醒医生在接收病人时要格外小心并要避免那些治愈无望或有可能引来官司的病人。法律也反映了内科与外科之间的巨大差别。内科医生，即处理今天‘内科问题’的医生属于祭司阶层，他们的职业所造成的后果不属于那些处理的伤害、医疗纠纷的法律所管辖的范围内。”（[美]洛伊斯•Z.玛格纳，刘学礼译：《医学史》第2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6月)现在的西医，停留在疗法的原因，是因为这样的管理，积累不起医学的理论。
而中华大地一直是无为而治。与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同期，我们的医学理论《内经》出来了。它把怎么维护健康避免生病，也把生病的道理讲清楚了，（实际只一句话：“正气内存，邪不可干。”或者是“邪之所凑，其气必虚。”)解放前我们温州每个村庄几乎都有放痧的农民，许多农妇拥有好些单方、验方。现在一个也没有了。医疗市场化之前，温州市有几百家草药店。经营者都是老年人。65 岁不准开个体医疗机构的政策出台后，全部都因“非法行医”而关门。这些老年人都拥有某些治病的单方验方，一夜被消灭了。老百姓小病小痛用不上草药单方验方了，只得花大钱上医院。这不是有了管理体系的好处吗？
拥有了管理体系就拥有了立法权，它规定必须在固定的地方行医，所好扁鹊那时还没有这规定，他是个游医东走西荡就是触犯法律了。尤其是现在路上如果有人昏倒，会抢救的医生也不敢抢救了，因为这叫做非法行医。卫生部门为什么不规定病人如果不在医院里发病，就是非法生病，死了也不应该理他！法律是管西医的，他们却拿来管中医，管得中医后继乏人。管来管去的目的只有一个，把中医斩草除根。
中国看病是靠不断积累在群众中的威望而展开的——生意是守出来的。有句话叫“三代出名医”——成了名医才有生意。因为病人找医生看病，医生的举措涉及病人的生命或健康，所以，病人自己就十分小心，要打听谁的医疗经验好才找谁。初出茅庐的医生有时候连饭也没法混，只得跟着师父过日子。可是，西医一开始为什么就会生意兴隆？门路两条：一是花钱在媒体上做广告；二是行政管理部门可以“指定”某些医保病人只有到那里去才可报销。如果叫西医也要“守三代”，我相信他们一定守得冷冷清清，一个人影也给守没了。
我在年轻的时候，由于历练不足，经验不多，对辨证论治的方法掌握运用还不熟练，也还有点相信西医西药。到65岁后认真研究这个问题了，听得多见得广了，自己在临床上不管什么病都敢放开手脚处方了，才逐渐加深对西医的认识和理解。例如我治愈多例阑尾炎后，发现不管急慢性都可由中药治愈。平时把急性阑尾炎推给手术认为比较稳当，实践中却发现急性期的中药治疗比慢性期施用更容易痊愈，预后好得多。其他疾病无不如此。例如胸膜炎疼痛：发热、咳嗽、胸痛有摩擦音，用中药可立即见效；而用西药所谓退热消炎就慢得多，谁能知道这是治好的，还是自愈的？
中医是医学，西医是医疗，无为而治是中医本色
所以，这种65岁就不准个体自开诊所的规定，实际就是给西医拉生意的好方法。也许有人会认为不准开个体诊所都不是不准行医，要行医还可以去集体单位。我认真思考了这个问题以后，提出个体医学和集体医学两个概念，现在想想应该改为个体医疗和集体医疗。
中医自古以来就靠个体行医。行医就是医学的医疗实践。医学是医疗实践的理论提升。个体行医是医疗行为的本色，就是医生个人与患者构成的一对一行为。患者通过医生的治疗获得健康的恢复；医生通过医疗行为得到了治疗经验。这些经验上升为理论才是医学。而医学理论在中国，完全是一种无私的奉献。这种奉献只有在一个长期处于非市场化的农业大国才能产生的。
做中医的越到老年，越觉得它的伟大。伟大就在于辨证论治能治所有的内科疾病。有一次，我在中医科学院给研究生们做到报告，我说：“癌症是很好治的。”他们问什么道理。我说，只要“见招拆招”四个字。见招拆招就是辨证论治，就是中医生个人，什么病都能看。经过两年实践，我已经可以证明“见招拆招”的不错了。我的记录中，两年来，死亡的只占30%，70%活着。死亡的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思想问题没解决好的。我思考中医辨证论治之所以伟大，是符合医疗的个体化原理，也同时是思考如果仲景把这个知识当做“产权”，那就必然会泯没在历史的长河中而得不到继承和发挥。
中医医学这么完善和完美，只有中华大地才能产生它，这是什么原因？其一是中国传统文化倡导奉献精神；其二是长期的农业立国没有市场气息；其三是中华的方块文字变化不多。没有上述三个条件，我认为也就没有中华如此伟大宏博的医学。
中国人把医学分为道、学、术、技四个层次。医学包含道和学两个层次，也就是宇宙万物产生的道理（生生之道)和养生之学；医疗包含术和技，也就是诊断和治疗。我们认为技是最低层次，所以称为末技。
我“非法行医”后，却获得了一个大好处，看病的人少了，观察社会、与朋友闲聊的机会多起来了。于是我建了一个网站叫“早叫庐网站”，经常发表医疗##的消息和自己的看法，还有自己一生的所见所闻。“早叫庐”的意思来自鄢烈山的一篇文章，说一个早叫的公鸡让人厌烦，最后给杀了。历史大概就是这样由悲剧人物组成的。我就选择了做这个悲剧的角色。
以一个做中医的人来看，“早叫”并不都是叫得对的，有叫得对的，也有叫错了的。例如孙中山、梁启超、鲁迅说中医的不是，就是叫错了的。于是他们相信西医，于是他们在最黄金的年龄段死了，死于西医之手。我认为，他们那个年龄，不管得什么病，都不会死，他们是被医疗害死的。我认为，选择如何医疗是件事关生死的大事。就此，我总结出的一条医学理念：“医疗可救人性命，也可谋财害命”。孙中山等当然不会被谋财害命，但他迷信他们所认为的科学医学，却不知这医学的医疗有大问题。
医学本是不应该分中医西医的。医学是研究为医的学问，它的目的就是维护健康。治病的意念就是把病治好。所以，中医把它称为行医济世——但愿世间皆无病，何愁架上药生尘！可是在西方却不一样，掌握医学研究权的是制药公司，麦克塔格特经过一番调查后说：“如果有个药物公司研究出一种治好病而不是永远‘维持’治疗的话，那么它就会破产。”这就是吃起西药来，永远要维持治疗的道理。医学研究者也一样。他们拿制药公司的薪水，写论文要得到同意才能发表，这“同意”的前提自然是有利药物的销售。如果，中医与西医都为同一个目的服务的，那么无所谓中西医了。中医能治好病，西医为什么治不好病，道理就在这里：目的不同！中医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旨处方用药，因为这些药都是老天爷赐给人们的自然礼物；西医只能遵从制药公司的意旨开药，要怎么治病是制药公司付给了研制药物的专家薪水，他们要怎么用（即怎么治疗)医生管得着吗？所以，我说，做西医的医生怪可怜的，耳朵被制药公司拎着呢！
医生为什么做不了如何治疗的主？因为西医医学本身性质是“集体”性质的，叫做集体医疗。医生属于卖药这个环节。制药公司属于制药这个环节。制药之上有研究这个环节，但这个环节上的人员的薪水靠制药公司来供给，他们也只能乖乖地听制药公司的话，叫他怎样就怎样。这才形成了一种必然：没有化学药品，就没有西医的内科医生。因此，西方只有医疗而没有医学了。
西方的医疗管理权力管死了中医
如果没有化学药品，就没有西医内科。化学药品还只有100年的历史。也就是说，西医是靠化学药品起家的。治所有的内科病，西医用了不到100年的时间。这是“秒光年”的速度。
治病，没有那么简单，上海有个老中医叫孙起元。年轻时患重病在上海西医治疗无效后，被名中医恽铁樵治愈，这才觉得中医学的博大精深。解放前他大学毕业在交通界工作，业余从事中医的研究。60年代在上海长海医院配合西医化疗治白血病10年，观察无一例获救。即使这样一无所获，迄今为止的西医治白血病，仍然是老办法我行我素，没一点改进迹象。（这说明医学医疗方法的改变之困难。只一种白血病，尚且如此，现在西医的病竟有六十万种之多)后来孙老独自治白血病，却治好了许多人。（请阅《白血病人将获救》，台湾三友图书公司印行)书中病例都有二三十年的追踪。这说明，治病需要一个长期的追踪观察过程。一个病的治疗，一种疗法的实施，成功或不成功，都需要多年的追踪观察。所以，医学是门学问，是一套知识体系，不可能用几百年或一千年的时间完成得了的。而且，它还必须是开放的，不断增添新的知识。
孙起元先生是上海人，治病的经验是上海的经验，在上海不能出版社这种治白血病的经验著作，却要由台湾来出版社。医学经验的积累是一代代来的。中医被管的不能积累经验，这是什么道理？家里有人得白血病，送医院就可能倾家荡产还不够，你现在说能治，医院不是没了生意吗？因此，就不让出书。虽然没明讲，出版不了才会在台湾印刷。，
阅西方的医学史的记录，他们在公元前1700的美索不达美亚那个时代，已经有了管理医疗纠纷的法律：“那些对医学史特别有意义的法律——关于外科医生、兽医、女助产士、奶妈的法律，也根据法律来处理伤害罪。其中有九个段落规定了医疗费的管理以及关于病人的地位、适当的收费和处罚关系的详细阐述……”这说明西方的政权，早就将医学管理起来了。因此，政权更迭，也会影响医学的变化。我相信西方与东方，一定也有同样长的文化历史。他们积累不起系统的医疗实践资料，完不成医疗经验向医学系统理论的转变，一定与他们的文化历史有关。
西方医学无法积累，也就是他们的医疗实践，积累不起成为医学理论，道理就在于政权经常变更，掌权者制订法律都往自己有利的方面靠，影响了医学的自然积累。因此，医学就停留在疗法阶段，无法上升为理论。可见，政权的不干涉是医学自由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美国的FDA承认现代医学只是一种对抗疗法。对抗疗法的意思就是视疾病为敌人，非消灭它不行。从古代巫师到现代医学，这种看法没有变更，这就说明西方医学没有进步。古代巫师认为疾病是魔鬼缠身，只有把病人吊起来鞭打驱赶魔鬼，与现代医学治癌用化疗药物杀死癌细胞治癌不是如出一辙吗？中世纪的西方医圣盖伦，认为发热是血中有毒素，采用放血退热法就延传了两千多年，直至阿司匹灵研制成功才放弃，很多人因放血而死。近代最厉害的一次是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死亡者达2000~5000万人。所以，医学如果只停留在疗法上不得上升为理论，那么，以行政命令强行实施，那必然是一场灾难。
复兴中医，从孩子抓起
中医所好现在还没有被完全消灭，这才可谈复兴。现在看看有点复兴的希望了，但却又遇到一个坚硬、狭窄的“瓶颈”通不过去，这是什么道理？我们应该就与看病一样要找出生病的原因。
现在觉得中医复兴不起来毛病在中医院看病的贵族化吗？是老中医权利太大了吗？是中医研究上的不足吗？是正规中医与民间中医的矛盾吗……我觉得都像题外话，一点也抓不住问题的核心。既谈中医复兴，就应该先知道中医如何被灭，如果不知道这个被灭的原因，也就没法谈复兴。
中医原来是主流医学，西医学及一来便主动退位。刚解放的时候还中医与西医从数字上说还差不多，王斌当了部领导后形势大变。后来，王斌的施政纲领因毛泽东反对没直接贯彻，但西医上升的形势和基础和已成，所以，毛泽东撤了王斌，也救不了中医被边缘化的命运。这是因为整个文化界思想倒了。所以，想要复兴中医，还得找文化的根子，要复兴，先兴文化思想。全国各地有许多地方的幼儿教育《读三字》，背《千字文》、《论语》、《内经》，反正离经叛道了，不受教育部门的欢迎，是好是坏很难说，几十年后才知道。
不过，这么做对发展中医是有利的。发展中医，需要一大批有古文做基础的学子做后盾。中医学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不懂古文，很难学会做一个好中医的。古人说：“不为良相，则为良医。”说明古代人对自己的一生，也有个规划，有了文化的人，考不上做官的，就立志做中医。说明有了古文化，学中医就比较方便。这是什么道理？古文中有中医的常识，或者与中医有关的道理。
抢救老中医是关键
全国真正按辨证论治而不是按病名治疗的老中医已经不多了。我说按病名治病有似刻舟求剑。因为，疾病是动态的，日夜在变化的，只有辨证论治才符合疾病的动态性原理，也符合医疗的个个化原则。按病名治病是千人一方，不承认生命的个体特异性。个体特异性的意思是认为任何不同的人，都是根据自己的抗能力与疾病周旋，其所表现的症状都不一样。辨证论治就是根据这些表现的不一来而进行治疗。因此，中医能治所有的病。
301医院的赵霖先生和夫人到温州找我看病，亲眼看一个痛风患者，跛着脚来看病，我用一米粒大的艾绒烧一下，就行走如常了。他觉得很奇怪，问我这是什么方法，我说，这叫阿是疗法。凡是到我家用阿疗法治病的，我都给他们一撮艾绒，叫他自己灸。而且，还告诉他们自己治好了，还要治几个周围的邻居或朋友，全力推广这种灸法，让医院的疼痛科没了生意。前天，瓯海区外贸局有个干部的儿子十岁，半夜发风痛，他母亲为儿子搓脚到天亮，他父亲背他到我家，我见他中趾有点肿，按之痛，灸了一炷就蹦蹦跳跳了。赵老师夫人恰好手腕上有块腱鞘囊肿问我可以治否，我给她灸了一炷就消失了。如果你问一个外科医生，他一定说要做手术。痛风、关节炎、类风湿、网球炎、肩周炎等等，都可以用阿是灸法。这些都是西医的不治之症，对中医来说越很多是举手之劳。这才是西医要消灭中医的真正原因。而消灭中医，最重要的是消灭那些充分掌握辨证论治的老年中医。为什么65岁开诊所是非法行医？道理在此！
我向鹿城区科技局申报“阿是穴治疗研究”这个课题。请来的专家通不过，靠局长坚持才通过了。因为局长有几个介绍来的病人都给我治好了。因此经常有接触，知道这课题的重要，鼓动我申报。这实在是个笑话：外行的局长胜过内行的专家。后来我搞好了课题，结题时又多次通不过，道理是我写的阿是穴能治疗的病太多，只要写一种病才容易通过。最后我只得请一个搞过课题的做枪手，谎了一套，才获得通过。这实在笑话，一个课题研究，事先划定几个病，研究超过了就不行，这像话吗？后来我想想，西医管课题研究不是为治好病，课题申请表上才把效益摆在首位。中医把治好病摆在首位，确实是不符合他们的要求的，不通过理所当然。
我有个姓朱的患者，开始时，他看到我在报纸上发表的治愈青光眼的故事，打电话给他在深圳的患青光眼的外甥，叫他来温州治疗，我大概只诊治四五次我的患者很多都是一家人都是一家人来看的。瓯海区外贸局有个干部，本来毫不相识，先是叫她的外甥来看青光眼，好了。后来就因孩子发烧，带孩子来看了之后，从此不再吃感冒药和到医院输液了。再后来连婆婆、丈夫也来了。她是江西人，江西有两姐姐，一个得肾炎，一个是失眠，都被她带来看过，也许是我的手气好，吃的中药都有效。有一次，她父亲来温州，，左脚肿胀。我用刺小静脉放血法之后，开了活血祛瘀的药方，也好了。另有个姐姐患腱鞘囊肿，医生曾经叫她做手术，因为害怕，就拒绝了。我只是在肿处用米粒大的艾绒灸了一炷，一周后消失了。此方法已治愈好几个人了。实际只需要用眼睛瞧瞧就马上学会，远胜外科刀，而且又方便、又省钱。中央保健局的专家赵霖，带夫人来温州正好看到我用这简单的米粒灸治好一个发痛风的患者，也说自己有腱鞘囊肿，带便灸一下，一星期后也消失了。问我这是什么方法，我说叫阿是疗法。我用这疗法治痛风、风湿痛、网球炎、关节炎、类风湿、腱鞘囊肿骨膜炎、强直性脊椎炎等，已经有不少人了。要是问：中医究竟是用什么方法治病的？我认为，中医是利用生命的自愈能力治病的，就这么简单。不管什么病，人的生命也同时在抵抗疾病，医生只是帮对了忙。
以上所述，只是说明一个老中医的能力远胜一个医院的所有科室。现在的老中医，有的因受西医的影响，也用病名治病了，变成半中半西了。有的为了生活，或为了赚更多的钱，用西药比用中药更多，辨证论治生疏了。有的为了省脑筋，也用西医的诊断仪器了，他们根本想不到这样无异乎自我消灭。因为西医是诊断与仪器检查是“分家”，诊断不影响治疗。诊断只是为得到一个搪塞病人的病名，或者推给外科手术做依据，而治疗仍然是与症状“对抗”。这些都是使真正的老中医遗留不多的原因。而且，在老中医中，有的有保守思想，不愿意公开招徒；有的有秘方而不愿外传；有的怕暴露自己的弱点……等。
因此，为了免使中医学后继乏人，我率先表态愿意公开自己的一切，毫不保留地传授任何人。而且，我认为利用现代科技设备，把一个老中医变成千万个老中医。我希望在座的学者们想出如何抢救中医的方法，或者发动肯发善心的企业家，无偿支持抢救中医的事业。
因为毛泽东重视人民的疾苦，明确指示医院：“不能为金钱服务、不能为特权服务。必须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整个中华大地乾坤朗朗，洁净透明。所以，老百姓说：毛泽东是真正的华佗在世。
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有感而发，说了下面这段话———
“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院，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华佗读的是几年制？明朝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巫医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医院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符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人是农民。”
“脱离群众。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难的疾病上，所谓尖端。对于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样预防？怎样改进治疗？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小。尖端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去。”
“城市里的医院应该留下一些毕业一两年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四清”到××年就扫尾，基本结束了。可是“四清”结束，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是没有结束的，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
这段话一年后被称为光辉的“六二六指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