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医学名词，不是学术概念，是外国人编的”。
北京咳，一个带有玩笑意味的舶来词，却充满北京人的爱与恨。从二十多年前国外学者的偶尔提及，到现在引发中国人的共鸣，这个词汇的流传史，足以提醒北京，空气质量的健康管理已刻不容缓。
塞拉的“北京咳”
最近，芬兰人塞拉夜里又开始
咳嗽，她感到自己的“北京咳”回来了。这和半年前的症状一样：咳嗽，没有并发的
感冒症状。
2012年底的北京格外寒冷，半个月前的积雪还未消融，上面覆满着一层黑色粉末，第四场雪又飘然而至。不过，塞拉觉得家乡芬兰首都赫尔辛基更冷，让她难受的是北京的空气。
北京咳，对于居住于此的人来说，这是一个陌生而又熟悉的词。知者寥寥，但它一直流传在北京旅者的嘴边，更多是外国人。“Beijing Cough”：“北京咳。”
它就好像在描述一种水土不服的疾病：你来了就有可能得病，走了就自然消失。诸如德里肚（Delhi Belly，一种
痢疾性感染，表现为急性
腹泻)和罗马烧（Roman Fever，一种类似
肺炎与
疟疾的传染病)一样。
在来北京之前，尤其是北京奥运会期间，塞拉和男友哈里看到诸多关于北京空气的报道。实际上，北京一直在治理空气污染。原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杜少中此前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称，从1998年始，北京市取消或治理了6万多台各类锅炉。10年间，在每年134天的采暖季里，二氧化硫超标天数从106天下降到只有9天。
在北京奥运期间，污染物浓度几乎和发达国家一样低。
北京大学的一项针对37个儿童的研究表明，奥运会期间，PM2.5浓度降低，儿童的急性呼吸道炎症数量也在下降。
2011年4月来到北京，塞拉做好了“吸烟一年”的准备。最初的几个月，让他们庆幸的是，没有什么症状出现。但好景不长，塞拉在一次户外长跑之后，耳朵受到了感染，持续了六个星期，哈里也开始感冒。而在一年后的3月，塞拉在夜间咳醒，连续的咳嗽竟长达十分钟，“就像一个严重的吸烟者”。
哈里突然想起了“北京咳”。他们换了一间公寓，购买了一台瑞典生产的空气净化器，但是情况依然没有缓解。
哈里觉得最有效的办法还是回到芬兰。2012年7月，塞拉回国了。果然，一个月后，症状消失。“赫尔辛基PM2.5日均浓度最高的一天是27（微克/立方米，同下)，平时都在10以下。而北京则超过80。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发生反应，因为我们习惯了非常干净的空气。”哈里特意查找了2011年的监测数据。
8月底，塞拉返回中国，北京咳又犯了。她只好去看医生。
在芬兰，医生觉得塞拉咳嗽的病因很难判断，但北京的医生显然经验更丰富。在北京一家医院，医生问塞拉在芬兰是否得过类似的病，在北京时是否一直在同个公寓，是否离闹市区较近。“后来医生问我是否戴口罩，是否出去锻炼，是否在睡前长时间散步，有没有空气净化器，我觉得她开始注意到空气了。”塞拉回忆说。
在得知塞拉平时吃
阿司匹林来抵抗皮肤过敏，并且得过六周的耳朵感染后，医生下了结论：塞拉的皮肤对于空气中的小颗粒物过敏，耳鼻喉都受到影响。夜里咳嗽是因为鼻子里的脏东西在睡觉时流到了喉咙里。
塞拉在医院清洗了鼻腔，并开始服过敏药。一周后，症状缓解。“医生说最重要的是一直戴口罩，也不要去户外运动。”此后，塞拉一直坚持戴口罩。
“咳”出名声
哈里想不起第一次是在哪里听到北京咳这个说法，这显然是外国人创造的名词，不少外国人早在博客上戏谑地描写这种感受。“我就是那个在地铁上、餐馆里坐在你身边不停地咳嗽，打断你讲话的讨厌的人。”一个纽约人在2009年中的博客调侃。
2008年1月，有医生资质的英国人理查德·史
密斯来到北京，之后他以精确到小时的细节描述了北京咳过程。“一串咳嗽可能持续90秒，十分钟发作一次，我没有感到自己病了，咳不出东西。嗓子感到了刺激，但是也称不上喉咙痛。”
不过至少在1990年，“北京咳”这个词汇就已出现。
南方周末记者查询到的最早来源是《扶轮月刊（The Rotarian)》1990年的第三期。这本由慈善组织扶轮社筹办的杂志援引了一篇报告：“工业国家曾经的主要城市现象——空气污染，已经散播至全世界……在雅典，死亡人数在重污染天上升六倍。在匈牙利，政府认为每死亡17个人，就有一个是因为空气污染。在北京，空气污染相关的呼吸胁迫很常见，被称为‘北京咳’。”
杂志援引的报告作者是希拉里·弗兰切。1990年1月，当时她在一家环境政策研究机构——世界观察研究所工作。2012年12月26日，希拉里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说：“我最早使用北京咳这个词就在这篇报告中，也是在新闻上看到的，因为当时我没有去过中国。”
希拉里应该是在各类报告中提到北京咳最多的学者，她记得自己大概提起过五次，但她只在1990年代中期来过北京一次，当时没有咳嗽，也不知道和空气污染是否有关系。希拉里对于北京咳的关注在二十年间没有延展，因为她在2011年的一本《食物伦理（Food Ethics)》的书中关于北京咳所写的内容与1990年一样。
在学界，这个词的使用范围略有扩展，2002年，一本政治经济学的书中也有所提及：“城市里的空气经常带有酸味、硫化味，到处都可以听到‘北京咳’。”但没有人和希拉里讨论过这个词，在英文论文数据库中，也搜索不到相关论文。
不过，这个形象且易产生共鸣的概念在民间中流传颇广。和北京烤鸭一样，北京咳频繁出现在旅游攻略中。2003年的一本《文化震撼，游遍北京（Culture Shock！Beijing at Your Door)》的旅游书如是提醒游客：很多人抱怨“北京咳”，指不定时发生的干咳或是喉咙瘙痒，从12月份持续到4月份。目前，我们还不知道防止或是治愈“北京咳”的方法。
越来越多的网站中出现了类似的提示，奥运会前后达到了高峰。
中国人的共鸣
2012年治理PM2.5大事记1月，北京市实时发布车公庄站PM2.5研究性数据。2月，环保部、质检总局发布《环境空气质量标准》。2月，环保部发布《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技术规定（试行)》。2月，北京宣布到2015年PM2.5浓度比2010年下降15%。3月，申报中央财政主要污染物减排专项资金国家环境空气监测网建设项目。5月，环保部发布细化新标准“三步走”的实施方案。5月，环保部PM2.5自动监测仪器第一阶段比对测试结束。6月，北京汽柴油从京Ⅳ标准升级为京Ⅴ标准，首次规定了颗粒物（PM)的排放限值。10月，北京市实时发布35个站点PM2.5试运行监测数据。10月，北京市发布《北京市空气重污染日应急方案（暂行)》。10月，《环境空气颗粒物（PM10和PM2.5)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试行)》等6项环保标准征求意见。12月，环保部颁布第一部综合性大气污染防治规划，“十二五”京津冀区域PM2.5年均浓度下降6%。12月28日，全国74个城市496个站点实时发布监测数据。（南方周末记者汪韬整理)
渐渐地，也有中国人听说这个词汇。在美国加州教书的老师廖康2006年在博客中说，自己回国后开始咳嗽，朋友说他被美国纯净的空气惯娇贵了，患上了北京咳。
但是，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确是陌生的概念。搜索中文“北京咳”，结果寥寥。南方周末记者咨询的多位环境监测人员、呼吸内科医生、环境健康学专家以及杜少中都没有听说过。公开场合只有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潘小川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起，他也是听国外朋友转述。
“这不是一个医学名词，不是一个学术概念，没有一个定义，没有它的症候群，是外国人编的。北京冬天因为干燥，容易导致咳嗽，既有气候的原因，也有空气污染的原因。”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呼吸病研究所所长刘又宁说，“那是老百姓的说法，我们病历上从来不诊断北京咳、上海咳。”
尽管带有各种“不是”，这也并不影响中国人对北京咳的共鸣。
北京大学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环境与健康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薇也是最近才听说的：“2012年夏天以来，有三四个美国朋友陆续和我说起。他们很惊讶，你研究空气污染和健康关系，居然不知道。”第一次听到这个词时，黄薇也有些诧异，但很快就感同身受：在美国生活了12年，她返京后在冬天就开始干咳。
不仅仅是从国外，从国内其他城市的人也有类似的感觉：瑜伽教练刘嘉2011年在广西开了分店，回京后一对比才发现以前都麻木了。练瑜伽需要深呼吸，对于空气质量要求高，她花了一个多月才找到合适的空气净化器和监测仪。
在哈里眼中，北京人一直在咳嗽。刚到北京，哈里和塞拉就发现出租车司机在咳嗽，早上走在小区里，很多窗户都传来咳嗽声。哈里很奇怪为什么中国人不太谈论这个话题。“北京人已经习惯于看到很多人咳嗽，还是人们没有意识到这是个问题？”
塞拉想起一本杂志关于“北京最糟糕的事情”的民意调查，225个中国人和外国人受访，其中75%的外国人选择了空气质量，而中国人只有28%选择了空气，33%选择了交通，还有的认为是房租和通货膨胀等。
未知的关联，必要的治理
90后摄影师王一坤给北京天空拍摄了364天的
照片，如果要离开北京，空气是他的第一理由，比房价更重要。但他现在无法离开，因为事业刚刚起步，所有的朋友、业务关系，都在北京。
对于空气颗粒物的危害，大多数北京人是在2011年的PM2.5风波之后才恍然大悟。远大空气净化机的北京销售人员李天剑说，2011年，他们的销售量大幅度上升。王均和张斌是“全国空气污染指数”手机软件的发明者，现在他们已经有80万用户。
2011年的PM2.5风波也在警醒北京政府部门，2012年，PM2.5治理被列为北京市的“一号实事”，攻坚战由此拉开：6月1日，北京市的汽柴油执行京Ⅴ标准，首次规定了颗粒物的排放限值。在12月颁布的大气污染防治规划中，“十二五”期间，全国重点区域PM2.5年均浓度要求下降5%，而北京则是15%。
不过，几乎所有的北京人都不去医院，只是“扛着”，最多自己买点润喉药。“医疗费达不到公司的报销标准，得自己掏钱，去医院还要排长队、请假，一个月的全勤奖就没了！”一名受访者说。
究竟空气污染会对健康造成怎样的长期影响？“长期追踪人体健康的队列研究是最好的研究手段，但我国的队列研究只有武汉开始起步，这需要十年以上，数亿资金，国内现有研究还是空白。”黄薇说，她认为北京咳的现象进一步说明空气污染治理的必要性，“因为不只是易感人群，普通人也会受到影响。”
2013年4月，哈里将回到芬兰，回到新鲜的空气中。“我们的上一代人经历了空气污染，我们这一代则是干净的空气。”40年前的赫尔辛基也靠烧煤供暖，父辈们说那时的房子都熏黑了。哈里认为来北京也让他醒悟了：“我回到芬兰要第一时间对朋友说，你需要珍惜你的空气，你从未考虑过、讨论过，觉得这是自然的，却不知道这里有多少人，多么渴望。”
北平是一个宝石城。这里有一个金色和紫色及蓝色的王家屋顶，有宫殿，亭阁，湖池，公园，和
王孙私人花园。这里有一串西山的紫边，和玉泉的蓝带， 中央公园，天坛和先农坛俯视着人类所种植着数百年的古松。在这城里，有九个公园，三个王家湖泊。而且北平还有这样蔚蓝色的天和这样美丽的月色，这样多雨的夏天，这样凉爽的秋天，和这样干燥清朗的冬日！——《迷人的北平》林语堂
王宝强（演员)：
北京生活让人最不满意的就是空气质量。我记得上半年的时候，曾经一度天空连续几天都是阴霾，真有些“末日”到来的感觉。空气差，浑浊度高，就会看不清路，这对汽车司机也是很大的麻烦。
我最喜欢北京的秋季，秋高气爽，天很蓝。看见新的楼房一座一座盖起来了，但那些古旧的房子却被强制拆迁，心里有很多不舍。北京也在不断地向外扩张，五环、六环、七环……我认为还是增加城市土地的利用率，不能一味地扩建。
北京一直是很多元的城市，老城区幽静、CBD喧嚣，朴素和时尚相互结合，我很喜欢这种包容的感觉，但自然环境方面还希望得到一些改善，绿化、交通希望可以更好。
记者：汪韬 陈佩 周琼媛
来源：南方周末
－－－－－－－－－－－前一两天看北京新闻好像说当地人随地吐痰很多，估计和这个空气污染脱不了关系
－－－－－－－－－－－入乡随俗，我看关系最大的是他们自己饮食有问题。
－－－－－－－－－－－北京人太多了，承受不起了。
－－－－－－－－－－－光汽车尾气就受不了。
－－－－－－－－－－－环境污染太严重了。
－－－－－－－－－－－吐痰 确实很多，汽车站都快没地下脚了。。。。。。
－－－－－－－－－－－和韩国一样用地暖会好些的吧
－－－－－－－－－－－其实北京的空气比我们这里好多了.......
－－－－－－－－－－－“北京咳”印入外国旅游指南 称离开后自然消失
“北京咳”这个略带玩笑意味的叫法，已经在外国人中间流传了十余年，近日竟被外国人白纸黑字地印入了旅游指南。简单说，“北京咳”是一种类似水土不服的反应，指一些人来到北京后便会不由自主地咳嗽，离开后咳嗽又自然消失。对于长期生活在北京的人来说，似乎并未意识到“北京咳”，但当一个国家的首都被贴上这种调侃的标签后，它反映的便就不仅仅是环境问题了。
“北京咳”也是咳嗽
“红墙绿瓦、胡同小院、古都风情……”29岁的美国人里昂说，他来北京之前，一直有个美好的北京梦。2012年7月，他作为交换生来到北京攻读硕士。起初，里昂和在美国时一样，坚持每天早上在学校周边跑步5公里。一星期后，他发现自己不由自主地咳嗽起来，白天咳几声，半夜就咳醒。
在与朋友的交谈中，里昂发现不少刚从外国来到北京的人，都会经历这种咳嗽过程，症状又以12月至4月较重。朋友们提醒他，外出一定要戴口罩，清晨最好不要在马路边跑步。
“何止是外国人，我们周围咳嗽的人也越来越多。”在北京市四惠交通枢纽附近值班的交通协管员李大姐说：“季节交替时，咳嗽声在等车人群中此起彼伏。咳着咳着，就有一口痰吐在地上。”李大姐指了指公交车牌旁、墙角里、垃圾桶边的地上，全都布满了痰渍。
经常往返于国内各地的张先生也感觉到了“北京咳”。“每次到北京，一下飞机就能感觉到空气中有股奇怪的味道，随之而来的便是喉咙不舒服。”张先生说，因为每次来北京时间短，虽未出现不断咳嗽现象，但却回回鼻孔里都是灰。
记者查阅资料发现，“北京咳”一词由来已久，1990年，国际扶轮社所办杂志上刊载的一篇文章写道：“工业国家曾经的主要城市现象空气污染，已经散播至全世界……在北京，空气污染导致的呼吸疾病很常见，被称为‘北京咳’。”
虽然大多数国人还不知道“北京咳”这个概念，但北京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北京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大气所所长彭应登等环境专家都对这一说法不陌生。
医学领域，临床医生则对这个词语态度各异。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呼吸病研究所所长刘又宁说：“这不是一个医学名词，也不是一个学术概念；没有一个定义，也没有它的症候群，这纯是外国人编的。”
北京协和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医师王京岚表示，“北京咳”也算是病，是一种气道高反应性，指气道受到某种刺激而发生收缩反应，表现为咳嗽、胸闷、哮喘等。
干燥污染是根源
气候干燥。“北京属于温带季风气候，降水偏少，和国内外一些城市相比，北京真的太干了！”环境专家彭应登说，1961年至1990年，北京12月平均降水量为2.3毫米，上海为34.7毫米，广州为23.5毫米，而美国纽约为86.9毫米，英国伦敦为79毫米，日本东京为39.6毫米。协和王京岚教授表示，北京冬春季尤为干燥，是许多呼吸系统疾病的高发期，一定程度上也诱发了咳嗽。
空气污染。环境专家彭应登表示，我国空气质量与发达国家有差距，尤其是可吸入颗粒物的浓度。而空气质量对人体呼吸系统的影响很大，外国人可能就是因为不适应北京空气而咳嗽，这是呼吸系统自洁能力的体现。北京冬春季处于采暖期，需要大量燃煤，随即产生大量二氧化硫等空气污染物，再加上干燥少雨，空气质量会比其他季节差。协和王京岚教授补充道：“冬春季多雾天，空气中的有害物质容易对呼吸道产生影响，引起不适或疾病。”
给首都带来负面影响
和北京烤鸭一样，“北京咳”近年频繁地出现在旅游攻略中。美国一本旅游攻略中提醒游客：“很多人抱怨‘北京咳’，但我们还不知道预防的方法。”
“外国人把‘北京咳’作为标签贴在北京这所千年古都上，不免让人觉得苦涩。”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夏学銮教授表示，空气污染问题关系到北京乃至中国的国际形象，有可能会给政府带来负面影响。在北京生活两年的美国人杰克表示，应该设计一个手机程序，当空气污染指数达到200时，就自动帮人订张机票离开中国。
据记者了解，北京大气污染是全国五大中心城市中最严重的，2011年世界1085个大城市排名中，北京排名倒数第42位。环境专家马军说，“北京咳”的确会影响首都形象，但当下我们更该重视空气污染对生活在北京的人造成的健康伤害。
北京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柯会星告诉记者，空气污染会对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系统造成伤害。《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大气中总悬浮颗粒物浓度每增加1倍，慢性障碍性呼吸道疾病死亡率就增加38%。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系副主任潘小川认为，除了咳嗽，环境污染日趋严重还会增加
肺癌发病率。北京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数据显示，2010年肺癌位居北京户籍人口男性恶性肿瘤发病的第一位，2001至2010年，北京肺癌发病率增长了56%。
治理污染从身边做起
“污染是城市乃至国家发展的一个阶段。”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环境卫生监测所崔九思教授表示，就像孩子慢慢长大一样，治理城市空气污染也需要这个过程。
其实，空气污染问题并不仅仅困扰着中国，在很多工业发达的国家，都曾给民众带来烦恼。“北京咳”这样的现象，国外发达国家同样经历过。
“雾都”曾是英国伦敦的代名词。1952年冬，伦敦发生“烟雾事件”，仅在5日到8日这4天里，死亡人数就高达4000人。大雾散去后，英国人开始反思空气污染，并为摘下“雾都”的帽子付出了半个世纪的努力。1956年，英国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空气污染防治法案，规定伦敦城内电厂必须关闭。以后的几十年中，英国针对废气排放制订了明确的处罚措施，并通过抑制私家车数量，减少了空气中的烟尘和颗粒物。到了1975年，伦敦雾日便由每年几十天减少到15天。此外，德国用了30多年、日本用了20多年解决空气污染问题。
从1979年开始，环境专家崔九思就在我国主持“全球环境监测系统”。“当时，二氧化硫和总吸入颗粒物明显超标，国家马上进行了治理。”崔九思回忆说，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北京治理空气污染的步伐从未停下过，经历了治理煤炉、风沙和增加绿化面积的三个阶段。
起初，燃煤是北京空气污染的首要来源。为解决这一问题，从1999年以来，北京城区4.4万台机关单位茶炉大灶完成“煤改气”，促使燃煤在能源比重中持续下降。此后，北京大规模调整产业结构，将首钢等200多家重污染企业关停或搬离。“治理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环境专家崔九思表示，直至2011年，全市二级及以上天数达到286天，比1998年多出186天。
“目前，北京空气污染问题和十年前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环境专家彭应登表示，汽车尾气已成为北京空气污染的首要因素。环境专家马军也认为，近年来，北京汽车数量呈爆炸式增长，虽然开始控制，但已错过最佳时机，效果不会立竿见影。但为解决空气污染，我们可以从小的方面下手，比如增加小区和公共空间的绿化面积、治理建筑工地扬尘、管理运输渣土的大型车辆、严禁近郊私自焚烧垃圾和枯草败叶、供暖期间降低室内温度等。
“治理空气污染不全是政府的责任，也需要老百姓的参与，从身边小事做起。”环境专家崔九思表示，人们可以少开车，多乘坐公共交通，少吃烧烤，过低碳生活。
而且，环境专家彭应登表示，北京已设立35个空气质量监测站，每个小时都会更新数据，居民可以登陆北京市环保局网站，随时了解空气污染物浓度值，调整出行安排，在污染问题无法彻底解决之前，市民们出门时可以戴上口罩，家中养些绿植、多喝水等。
来源：人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