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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导演了SARS风暴？(2013-03-12 19:3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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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永岩按语：在一次国际性会议上，有专家跟我讨论SARS。他们说SARS来无影去无踪。如果广州一带为最初的传播源，那么与广州人员来往密集的香港、上海等大城市都应该与北京一样，集中爆发。但是上海没有，香港也没有。集中爆发只有两个城市：广州和北京。王仲的文章提醒了我们：就是“两会”换届。如此看来，广州或者也只是一个伏笔，是个障眼法。核心是北京，是换届。有意思了。好好想想吧。谁最需要这场SARS？谁又能从这场SARS中获益？SARS到底是从哪来的？找到宿主了吗？有人为什么千方百计要洗白“美国阴谋论”？
王仲的这篇文章很重要，网友千万不可轻视。
附：现在可以说了——SARS故事
作者：清华医院王仲
转眼“抗击非典（SARS)”已经十周年了，回想起当年的经历，感触颇多。作为一名从始至终参与了抗击SARS的一线人员，从 2003年3月17日至2003年6月25日，甚至还有后来的病例分析，资料统计……。可以说，从什么时候进入抗击非典战场的，我知道（可以界定为3月17日)，但我什么时候从战场上“解放出来”的，我真的不知道。大家对SRAS的恐惧，专家对SARS的关注，政府对SARS的重视，媒体对SARS的宣传……，在我内心产生了非常复杂的感受。SARS真的那么可怕吗？SARS真的有那么大的传染性吗？SARS真的是自然传染病吗？SARS究竟应当如何治疗？会有300年前发明的抗SARS的秘方吗？抗击SARS已经过去十年了，随着“十周年”的到来，我相信很多人又要说很多话了。
作为当时的一线医生，我也有很多故事可以和大家分享。不过，我要先声明的是：我不是专家，我只是讲故事，不对之处请大家谅解。从今天起我争取每天或两天写一个故事给大家，供大家茶余饭后消遣。
1.非典来了

公元2003年2月的一个下午4点，北京协和医院住院楼多功能厅在举行这一场特别的学术活动。活动内容是由著名的感染学专家王爱霞教授讲述呼吸道传染病的防控，原因是2002年11月在广东出现的一种莫名其妙的传染病据说要传到北京。
这种呼吸道传染性疾病的特点是“病人发烧，白细胞不高或降低，肺部感染非常明显，而且进展快”。据说这种疾病传播力很强，不少医护人员被感染，而且很快造成病人的呼吸衰竭而因此死亡。
参加培训的是所有临床学科的主任和与呼吸道感染和传染病相关的各级医生，培训重点强调的内容是：除了要了解这个疾病的病理过程和治疗方法，最重要的是强调大家要戴口罩。第二天，医院的器材处就给全院所有的人员配发了纱布口罩，每人两个。说实在的，这种口罩大家已经很多年不使用了，因为我们通常使用的都是一次性的外科手术口罩。发下来的口罩被我们揣到了白大衣兜里，或锁在衣柜里面搁置起来。
接下来的一个月“狼”并没有来，我们照常工作，口罩依然被医生揣在白大衣口袋里面。
三月中旬的一天，接到某（以下简称“甲医院”)医院的一个感染科医生打来电话，问我们是否出现了“原因不明肺炎”的病人。
“什么是原因不明肺炎？”我问到。
她也说不清楚，但她告诉我她们医院出现了一例类似于“广东肺炎”的病人，而且已经死掉了，还传染了她们的医生，提醒我们一定要小心。这个病人是从乙医院转到他们医院的。这个消息，虽然引起了我们的警觉，但并没有引起我们的重视。因为在急诊科，发热、肺炎的病人数不胜数，占有我们总病人数的20%以上，死亡也会每日在急诊科上演。
接到这个电话的第三天，我们收治了一个发热、喘憋的年轻人。病人严重的呼吸困难，同时有发热，查血白细胞降低，胸片有大片的影子。值班医生把病人安置在抢救室进行生命支持和抢救。因为病人情况十分严重，几乎无法自主呼吸，医生考虑准备进行气管插管（这是一个在后来公认的引起医护人员感染的操作)并使用呼吸机支持治疗。然而，就在这时，一个医生小声地对我说：“这个病人曾经在乙医院看护他父亲。而他父亲和转到甲医院后死亡的病人在同一间病房”。这个消息立即引起了我们大家的注意，因为病人的表现与王爱霞教授讲述的传染病高度一致。我们立即对病人进行了隔离，所有医生、护士戴上了口罩。值班医生立即给感染科专家李太生教授打电话，请求会诊。李医生看过病人后，也认为不能排除是这种传染病的可能性，需要隔离治疗，并提醒如果可能最好不要进行气管插管，需要上呼吸机时一定要“注意医护人员的防护”。
当时协和医院急诊抢救室是由三间独立的房间组成的，两个大房间和一个小房间，共七张床位。经过科室讨论，我们把小抢救间的病人转了出来，腾出一个单间安置这个病人，并在门口设置了隔离衣、手套。所有进入这个抢救间查看病人的医护人员必须按照传染病相关规定进行防护。经过对病人的仔细评估，大家一致认为目前尚可以使用无创呼吸机（不需要进行气管内插管的一种呼吸机)进行呼吸支持，不到万不得已，先不用进行气管插管。就这样，协和医院“躲过了一劫”。最后证明了这个病人就是SARS，当时叫“非典（传染性非典型性肺炎)”，是协和医院出现的第一例病人。
事后，李教授见到我就对我说：“是我救了你们急诊科吧？！”
说实话，在SARS这个事件中，协和医院是“幸运的”。协和幸运在专家们有非常通畅和快速的信息渠道；幸运在专家有极高的敏感性；幸运在医院对医护人员强烈的保护意识；幸运在医生对疾病科学的看法；幸运在医生对医疗行为的高度负责。正是这样的一些幸运，协和在历时三个多月的SARS施虐期间，没有大的伤亡。

我记得很清楚，这一天是3月17日。

病人越来越多，发热门诊出现了。“临床诊断标准”出现了，病人越来越多了。

离下班时间还有20分钟。
医务处孙处长打电话给我：“王仲，李院长让咱俩去他办公室。”
我们很快就来到了位于五号楼的院长办公室。李院长对我们很好，也很客气，了解了这几天“非典”病人的病情，医院内病人出现发热的情况，急诊科发热病人的筛查情况后，说：“现在‘非典’病人越来越多，病人也转不出去，你们说我们下一步怎么办？”
我们也没有办法，好像这不应该是我们想的。既然“非典”被定义为传染病，按照政策，这些病人应该转走，但是……
“长话短说吧，病人在短时间内肯定转不走。给你们俩一个任务，在急诊科找一个地方，设计一个隔离区。给你们15分钟时间，你们去看，拿出来方案，今天晚上就施工，明天使用。”
我和孙处互相看看，心里面都明白要说什么——“15分钟拿方案？”
特殊时期，特殊任务，当然也只能是特殊反应。我们来到急诊科，勘察地形。
做传染病的隔离区，不是有个地方就可以的。这个区域需要相对独立，需要能够通风，而且外面还需要有足够的空间稀释排出的污浊空气。此外，作为急诊科医生的职业思维，我相信一定会有中病人出现，特别“非典”病人，因为其特点之一就是“病情进展快，早期就会出现呼吸衰竭。”因此我们在设置“非典”隔离病区时，就不能只考虑到病人的传染性，还需要考虑“非典”病人的安全性，要在保护其他人员“安全”的同时，让这些病人得到应当得到的“正规抢救和治疗”。
全面考虑的急诊科的布局后，我们俩确定把当时的抢救室以及临近的几间房间改建为隔离区。在走廊中搭起两个全封闭隔断墙，使这个区域“孤立起来”，单独开门，实现“隔离”的目的。这样即能解决“非典”病人的隔离问题，也能解决病人加重的抢救问题。
问题是，协和医院急诊科的病人不只是“非典”，更多的是普通急诊病人。如何解决这些病人的抢救？我们还需要在同样的一晚上时间，在另外一个地方搭建起来一个新的“抢救室”。这有这样，才能保证急诊科的功能。这又是一个挑战：抢救室需要有一定的空间，需要有电，有氧气，有负压吸引，有正压空气。这比建立一个隔离区要复杂的多。经过仔细研究，这个区域选在了急诊大厅的西侧。
方案上报了李学旺院长，得到了认可。
我们立即联系相关人员，备料，施工。器材处的齐处长、陈宝林老师帮助调动了所有能够调动的力量，晚上七点开始施工。第二天早上八点，院领导来检查，一个全新的临时抢救室和一个全封闭的，能容纳15个病人“非典隔离区”建成了。
几十人急切的盼着领导检查通过，因为大家都急着回家睡觉。
2.快来，这里不死人
不知道为什么，从一开始社会上就流传着“非典高传染性、高致死率”的传言，以至于所有人都表现出对这种新发疾病的恐慌。
第一个病人的到来，使协和医院，特别是协和医院急诊科进入了戒备状态——口罩开始派上了用场。
也许是上天安排，也许是我们提高了警惕，加强了排查，在第一个病人来到的第三天，又有两个发热的病人同时来到了协和医院急诊科。这两人是亲属关系，相继出现了发热，气短的症状。来到医院后，我们马上怀疑病人是“非典”，并把他们隔离起来。其中的男病人与前面提到的“非典”病人放在了同一个抢救间。女病人的隔离安排受了一番周折，因为她的到来，我们第二个“非典”病人隔离间产生了（因为完全隔离需要男女分开)，占用了唯一的一间有窗户的留观室。
这两个病人都是从某地来京的，是亲属。他们家乡相继出现了过几个类似的发热病人，都被怀疑是“非典”而被隔离。他俩恰恰是怕被隔离而坐火车来到北京的。在以后的几天中，他们家乡又相继出现了类似的病人，而且，据说还有病人死亡（没有证实)。
此时的北京，社会上也开始出现了有关“非典”的各种传言。大家开始意识到一个“严重疾病”在悄悄蔓延，在无形中威胁着每一个人的生命安全，恐惧开始在人们心中产生。
这两个病人被分别安置在不同的病室里，起初他们还有很大意见，认为我们限制了他们的人身自由，要投诉，要告状。虽经医生苦口婆心的劝导，病人依然不能理解。最后，我们不得不搬出了“传染病法”，动用了警察，病人才算配合隔离治疗。
那段时间，这些“非典”病人应当被安置在哪所医院，什么样的病房或区域，医疗行政管理部门没有名明确的规定。即使后来卫生部、北京市卫生局明确表态，这些病人“应当转到传染病院”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中，转出的渠道也不畅。几个病人在协和医院急诊科滞留了下来，而且一留就是几十天。外面的各种各样的消息越来越多，越来越让人感觉到恐惧。两个外地病人的家乡不断有人传来患病的消息，而他们在这儿反倒感觉安全了。
一天，一个医生到隔离室对这些病人进行例行检查，在门口听见被隔离的女病人打电话说道：“让他们来协和医院吧，这儿不死人。”
医生立即把这件事告诉了我。这话着实把我们吓着了，且不说如果这样的病人都来到协和医院，协和如何承受，更要紧的是，如果他们真的是“非典”病人，他们从外地乘火车、汽车来到协和医院，一路会造成多大范围的污染和传播？
我们立即向医院进行了报告，并通过医院上报了医疗行政管理部门。
一个规定第二天就下达了，这就是：“任何地方（医院)的‘非典’病人不得自行转诊”。这个规定，防止了传染病人的无序流动，也防止了社会上更大范围的传播。
3. SARS传染性真的那么强吗？
“非典（SARS)”的传染性到底有多强？
有人夸张地说“一个病人走进医院大厅，看到几十米外二楼有一个朋友，伸手打了一个招呼就把朋友给传染了。”
还有人说“某病人传染了数十个人，并被称为‘毒王’”。
……
然而，SARS结束后，统计资料却令我们汗颜：我们并没有多少病人，更没有多少真正SARS病人。
你可以说，这不是SARS传染性不强，而应该归功于我们的防控体系：也许可以归功于专家指导的好；也许可以归功于政府的政策好；也许可以归功于我们“人民战争”打得好。但是，我还是不得不说说我对“非典”传染性的浅薄认识——传染性没有那么强。
“它就是一个普通的呼吸道传染病，没有什么特殊的。我们要学会和‘SARS’和平共处。今天我们‘全民皆兵’应对SARS,造成这么大的社会恐慌和经济损失，明天来一个PARS、TARS怎么办……”这是我在接受“新闻调查”记者采访时说的话。事实上，后来真的来了不同的什么“S”，那就是禽流感、猪流感、H1N1、H5N1等，而我们现在的政策是“就地隔离治疗”。
我觉得“非典”或“SARS”就是一个普通的“病毒性呼吸道传染性疾病”，和流感病毒等引起来的肺炎并没有什么不同。至于其真正的传染能力，当时我的确并不知晓。也许“无知者无畏”（在后面的故事中我会讲述我防范SARS的土办法)，而无畏者往往运气比较好——我（包括我们全科的医护人员)到最后也没有被感染。
下面简单将两三个小故事，大家判断“非典”的传染性吧：
三月中旬的一天早上，刚刚上班，就接到了医务处的电话：有一个病人需要我帮助看一下。这个病人的特殊点是因为他曾经去过香港（当时的香港已经被视为“非典”疫区之一)。因为不能排除非典，我安排病人在一个独立的诊室，并亲自为他看了病（不好意思找别人看)。
据病人自己介绍，他在香港停留了“三个多小时”就去×国了，第二天出现了发热。在×国停留的三天中，他的发热症状逐渐加重，并出现呼吸道症状。×国医生认为他是“严重呼吸道感染”，随即安排他乘机回国。
检查病人，并查看他在×国就诊时的资料发现，他的白细胞也不高，胸片有明确的片状阴影。这些表现加之曾经到过“疫区”，自然应当被高度怀疑“非典”。让病人戴上口罩后，为他复查了血常规和胸片。结果显示肺部的病变有了更加严重的进展。再追问病史，病人在香港停留了三天，是出现发热后才去×国的，现在已经发热四天了。从临床上可以确定他不能排除“非典”。我们当机立断，安排病人就地隔离——第三个隔离病室又产生了。
由于是医务处老师介绍的，也因为缺少警惕性，更重要的是碍于“面子”，我给他看病时我们两个都没有戴口罩。从患者去做检查开始，让他戴上了口罩。这段“亲密接触”的时间长达半个小时，而且我还为他检查的咽喉部。这意味着他将张着口对我呼吸。

临床确诊后，我们安排病人转诊到相应的医院。病人的夫人反应极其强烈，一定强调病人不是“非典”，甚至说“如果你们给病人定这样一个病，以后他们在社会上怎么混哪”。我说：“这只是一个呼吸道传染病，隔离起来对大家都是安全的，哪有什么怎么混的问题呀。”病人终于转走了。

七月份的一天，我的手机响了，一个陌生的号码显示在屏幕上。

“喂，哪位？”

“我是××，你还记得我吗？”

我当然记得，那么特殊的病人！我马上问：“你怎么样？确诊了吗？”对方回答：“确诊了，但现在没事了。”“有什么后遗症吗？”我小心地问。“没有。您怎么样？”他也小心地问。“我没事。”“我一直担心你，怕你被传染了。”“我没有，你传染其他人了吗？”“我的司机和夫人都被传上了。我真怕把你也传上了。”

……

一个大学生被怀疑“非典”送进隔离区，因为他一直和妈妈住在一间出租房中，房东不敢让妈妈回去住，妈妈就“陪”儿子住进了隔离区。我们一直等待这个妈妈“被传染上”，但一直到孩子好转出院，妈妈也没有出现发热。我们不得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孩子出院一周后让她“自己回家隔离”去了。

……

无独有偶，一个肺癌病人从病房转到我们隔离区，其实这个病人诊断非典非常牵强（发热、白细胞低和肺部阴影在化疗的肺炎病人非常常见)。一直陪同他的护工也因为“接触史”被隔离。几天后，病人去世（这是我们隔离区死亡的唯一病人)，护工又成了在隔离区离的“不发热病人”，这让我们又无法处理了。让他出院，不敢；继续隔离，他一直没有任何症状。最后经过“专家们”商议，建议他找一个独立的房间自己隔离两个星期。就这样，把他“解放”了。

说真话，我没有认为“非典”传染性像社会上流传的那么强。给那个病人看病，我们近在咫尺，接触时间长达半个多小时，我没有被传上，而且彼此都没有防护（我并不是说我这样正确)。在协和医院急诊科轮转的医护人员多大上百人，我们隔离留观的病人也一百余人，没有在这个区域发生任何交叉感染。应该说：令大家恐惧的“非典（SARS)”传染性没有那么强。

你可以说，那个病人为什么把他夫人和司机都传上了？这不是说明“非典（SARS)”的传染性不那么弱吗？

也许吧！或者，是我及协和医院的医护人员的运气好吧。

我不认为SARS是一个自然疫源性传染病，而是一个生物恐怖。在2003年5月份的一个中法“非典”论坛上，我就和相关专家谈到这样的观点。但是，我没有依据，没有证明。

传染病与非传染病的不同点就是其“传播性”：能够从一个生物体（人)传到另一个生物体（人)的疾病就是传染病。高血压就不是传染病，我们不会因为接触了高血压病人而导致我们的血压升高；结核病就是传染病，因为结核菌可以从一个病人的身上，通过呼吸传递到另外一个人身上，并引起他得病。所谓自然疫源性传染病就是在自然界发生的，病原体在正常、自然生存的状态下，由于某种原因感染了我们。一个人因为某种条件的改变，如抵抗力下降、使用药物抑制免疫等，感染上了一个自然界的病毒、细菌或某种微生物。这个微生物在病人身上繁衍生息，造成他身体的损害。同时，病原体在病人体内得到发展。繁殖成长的病原体通过某些渠道，从病人的身体出来（如呼吸、饮食时的唾液、精液、血液)，传递给另外的一个人，引起第二个人得病。第二个人通过同样的途径引起第三个人得病，如此下去成千上万人的染病、死亡。这是正常自然传染病的传播过程。
我们来看看“非典”。大家现在公认“非典”的病原体是“SARS冠状病毒”，一种新型的冠状病毒。它可以在自然界中存在，可以感染人，可以通过呼吸再传到空气中。其他人可以通过呼吸“染有病毒的空气”而被传染。这也是我们分析SARS传播的主要途径，即飞沫传播。在某一个小的区域，我们完全可以看到这样的传播路线图：fo山、香港淘大花园、北京××地区等。但是，从全国的角度看，有些问题让我们无法相信北京的这场“非典”灾难是一个完全的自然传播过程。
2002年11月，曾经在广东省出现了“非典”，流行地区首先发生在fo山，一个不是很繁华的地区。这次流行，并没有在我国产生多少恐慌，只是有不少人往广东倒口罩和板蓝根。接下来就是官方的报道：“广东成功地控制了非典疫情”。接下来，似乎大家把这件事情就忘记了。
2003年2月份，有消息说“这个传染病要传播到北京（所以协和医院才做了普及性教育)”。
2003年3月12日北京出现了第一例非典病人，3月17日在协和医院出现第一例病人。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这几个时间点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中国的春节。
春节前，有大量在广东地区（包括fo山)打工、学习的，来自全国各地的民工、学生回到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家；又有无数在全国各地工作、学习的广东人回到家乡。经过15-20天，这些回家过年的人分别回到各自的工作、学习的地点；那些来广东打工的人回到广东。这是一个多好的传播机会？后来的分析认为，“非典”（SARS)的潜伏期是2天至1周。如果这时候传播，估计全国各地应当平衡发病，各个省都将出现大量的“非典”病人。然而，没有一例病人在这期间发病。为什么这段时间没有人被传染？
北京3月初出现非典，而三月中旬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间点——2003年3月16日上午,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恰恰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时间，一个重要的地点，发生了“非典”这样重要的事件，给北京带来的大家都已经了解了。是巧合吗？
SARS真的那么重吗？不见得。传染性那么强吗？不见得。经过H1N1/H5N1流感，我们渐渐会认识到，这就是一个病毒引起来的呼吸道传染病，可以死人，但不是都会死，也不是碰到就传染。因此，现在的H1N1/H5N1要求就地隔离治疗以后，我们也没有出现大批感染或死亡的情况发生。那么，当时SARS的恐惧来自何处？谁最先说他的传染性有那么强？死亡率有那么高？
在和其他人探讨这个问题时，也有人提出相应的支持证据，某些对国际事务非常“关心”的机构或国家，在SARS期间却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安静，一点声音也没有，令人费解。
SARS来无影，而去无踪，给我们留下了很多迷。我相信他是一个自然病毒引起来的传染病，但它出现的时间、地点，以及“流行”方式，却有“人为安排”的痕迹，更像是（注意是像是)一个生物恐怖。

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在病房楼的北侧。当年设计时因希望急救车转来的病人与走来（包括自驾车来的)的病人分流，所以留了两个入口：急救车入口和病人入口。急救车入口前有一个雨搭，是为了防止上下车的病人时被雨淋着用的。雨搭下面有两个门，一个是急救病人的入口，另外一个是大楼逃生通道的出口（楼梯间)。这个雨搭下面的空间和这个楼梯间，就是全国第一个“发热门诊”（当时的名字叫做“发热呼吸筛查急诊”)的诞生地。这个“发热呼吸筛查门诊”是因为临床需要设立的（名字是随便起的)，可是后来却变成了一个的“亮点”被推行开来，以至于“亮”到现在依然没有熄灭。

……

一个接一个的发热病人来到协和，一个接一个发热病人被隔离。“非典”的诊断标准太含糊了：“发热，白细胞不高或降低，有呼吸道症状，肺里面有影子（X光胸片)而且进展快”。符合这样标准的病人其实很多，在平时就很多。

“非典”很快从一个医疗问题转变为社会问题了，如果医院内出现交叉感染，医院将不但承受经济损失，还要承担社会压力。

医院急诊科是一个急性发热病人最多的地方，而“非典”的第一个症状就是急性发热（体温高于38.5℃)。但是，除了发热病人，急诊科还有很多其他病人——胸痛病人、腹痛病人、外伤病人，等等。为了防止出现医院内（人民医院的急诊科已经出现)的交叉感染，协和急诊科在前面提到的空间临时开放了一个诊室，起名为“发热呼吸筛查急诊”。在这里安排了专门的医生，外面雨搭下露天的部分用于病人候诊，这样可以通风，里面的楼梯间就是临时诊室。在这儿工作的医生视同在隔离区，需要严格防护。这样实施了数天，直到后来的某一天，一个领导来视察慰问，肯定了这个做法，并作为“亮点”推广到了其他医院，甚至全国。

不知道哪一天，一个正式文件下达，指示医院要建立独立的“发热门诊”，而且需要按照传染病法相关规定设计流程。这样的规定其实作为医生的我们是反对的，但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没有人敢不照章办事，因为一旦出现院内感染，大家都“吃不了兜着走”。于是，协和医院在教学楼后面选了一块空地，设计出了有清洁区、缓冲区、诊区、留观室及X光室、检验室和收费室的设施齐全的发热门诊。这个发热门诊更是成为全市的典范。很多医院到协和医院来参观、学习，我们有清晰的流程，有合理的分区，有完备的抢救能力。协和医院发热门诊一直归急诊科管理，而急诊科一直指派我管理发热门诊，一晃就是9年。尽管在“非典”以后，我们很多医生，包括医疗行政管理人员呼吁取消发热门诊，但是，没有人敢作出这样的决定。随着而来的“禽流感”、“猪流感”更是让大家不敢提取消发热门诊的话题。任何一个医疗问题，往严重了说都容易，但如果说“没事”，这个人可能要倒霉。在临床如此，在医疗管理上也是如此。

今天，协和医院的发热门诊已经归属于感染科。

但说实话，我实在不能认同发热门诊这样的建设。其一，每年只有不到40%的急性发热病人在发热门诊就诊，达不到隔离发热病人（包括传染病人)的作用；其二，凭在发热门诊能够得到的病人资料，医生很难确定病人是否是传染病；其三，巨大的投入往往使医院应付其事，常常是在发热门诊做一个登记，然后就让病人去普通急诊了；其四，很多发热门诊没有影像功能或药房，病人不得不到普通急诊照片子或取药，这起不到隔离传染病的作用；其五，很多病人因为害怕发热门诊内的传染，来诊时特意吃退烧药，然后到普通急诊看病，反倒迷惑了医生。在我管理发热门诊期间，发热门诊的医生没有及时发现一例有传染性疾病的病人，相反在普通急诊的抢救室倒是见到了麻疹、流行性出血热、结核，甚至霍乱。因为这些病人很重，被其他医院转来，进入抢救室。在医生检查后，确定了他们是传染性的疾病，然后才安排隔离、转诊和消毒。我们的发热门诊不过是急诊科一个独立的诊间，帮助忙碌的急诊科分流掉一部分急诊感染的病人而已。

目前，各个医院的发热门诊还存在着，看起来我们很重视传染病，但却造成普通急诊科某些医生的防范意识淡薄，因为他们想当然认为传染病在发热门诊。他们恰恰不知道，发热门诊是最安全的地方，而普通急诊科才是危险的，因为传染性的病毒感染常常使病人很重，被直接送到急诊或抢救室。

作为急诊科医生的我，依然建议取消发热门诊，同时在急诊科建立防范呼吸道传染病的机制。但时至今日，发热门诊依然屹立在各个医院的院区内，各医院依然为每天5-20个病人（甚至更少)承担着巨大的医疗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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