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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化与物化--中医与西医的文化思考 http://www。zhongguozhihui。com/discourses/articles/ZhongYiArticle11.html 张超中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100038) 一、借鉴中医理论解决实际问题正在成为新趋势 据有关经济和管理专家调研，中医学正在成为管理学的前沿研究领域，应用中医理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已经不是个别现象。在2006年9月召开的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成立的预备会上，与会专家曾经谈到应用《黄帝内经》和《伤寒论》的思想开展企业文化培训，不仅非常实用，并且广受欢迎。就在去年年底举办的中国日报五强联盟2007总裁年会上，朗咸平教授也应用中医理论对中国经济的现状提出了一个整合性的结论，他认为今天的中国经济就像得了肺炎一样，而治理方案就是先固本。他说，按中医的理论，治疗肺炎要用大凉，如果我们真用大凉很可能把这个病人治死掉，因为他体质是虚弱的，最好的方法先温补、固本，体质提上去之后最后才能用大凉来治疗肺炎。他认为我们今天所有的宏观调控政策包括金融政策本身，为什么解决不了泡沫的问题，通货膨胀的问题，主要原因就在于用大凉治疗肺炎而没有先固本。我们不一定认可他的结论，但他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是有借鉴意义的。中医学认为，强本节用，才能长久，“得强则生，失强则死”（《黄帝内经?素问?脉要精微论》)，治身和治国在理论上是相通的。 同样，在战略研究领域，也有学者提出了“世界治理需要中医”的新看法。张文木教授认为，当前美国治理世界的能力明显下降，代表美国国家战略能力的国家战略文化、国家战略思维和国家战略管理等三个方面业已衰落，衰落的原因既有人的因素，更主要的还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模式出了问题。他非常形象地把这些问题叫做“发炎”，认为这病西医已不灵了，而中医讲究的是使用成本的有效性。你这儿发炎，我在那儿给你败火，身体就平衡了，问题也就解决了。他认为中国人思维中有着浓厚的辩证法积淀，善候天时，善守力量边界，能够准确地把握“翻牌”的时机，这是保证未来中国崛起的文化原因。因此，中国对未来世界的大贡献就在于应用“中医疗法”应对世界病。 很多人在认真研究了中国传统医学之后，对我国长期研究和移植外国的管理思想，却忽略了自身的传统优势感到遗憾。他们认识到，真正能够解决中国管理问题的还是根植于我们自己文化的传统思想方法，这种思想方法把人看作解决问题的最关键因素，认为只有人才能因势利导，随机施化，把握整体，驾驭过程，从而主宰整个发展大局。应当特别指出的是，在中国文化中，主宰并不是对抗性的，而是辅助性的，所以称为“宰辅”，能悟出其中蕴藏的道理，我们就既可以理解传统社会中的君臣关系，也能够为解决困扰当今社会的医患关系找到出路。 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曾借医理舌战群儒，为刘备当时的形单力孤寻求开脱和理解。诸葛亮说：“譬如人染沉疴，当先用糜粥以饮之，和药以服之；待其腑脏调和，形体渐安，然后用肉食以补之，猛药以治之：则病根尽去，人得全生也。若不待气脉和缓，便投以猛药厚味，欲求安保，诚为难矣。……寡不敌众，胜负乃其常事。昔高皇数败于项羽，而垓下一战成功。此非韩信之良谋乎？夫信久事高皇，未尝累胜。盖国家大计，社稷安危，是有主谋。”刘备字玄德，按照《黄帝内经》的讲法，“在天为玄”，“天之在我者德也”，而奉天承化一直是古代为君的基本准则，其实也是中医学的理论基础。作为“良相”和“良医”，其之所以值得尊敬，是以他们能够首先尊重服务对象为前提的。因此，无论“尊君”与“尊人”，其理必然是要求培本固元，先保内以增强实力，后待机以乘虚定基，而不是一味死拼，有勇无谋，将一点有生力量耗于“潜龙勿用”之时。如此则步步为营，转杀为生。如果二者不相得，或不尊重，或不能用，甚至巧取豪夺，那么必然会导致君臣离德，医患互疑，产生不可预期的治理成本。 与古代一样，当今世界和社会也存在各式各样的问题。从道理上来论，这些问题看起来很新，但其实质并不玄奥。以中医理论观之，“挫锐解纷”之道重在一个“化”字，这既是中医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根本方式，也可能是建设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成本最小的思想方法。“本立而道生”，我想正是因为中医学能够为解决实际问题提供有价值的思路，我们才可以把对“中医药”的“扶持”理解为一种时代趋势，理解为一种对自身发展的扶持。从某种程度上说，没有中医就没有未来。 二、“化”之可能：以“神”主“物” 当前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再次处于上升时期，我们可以从多个方面加以观察、总结和佐证这个结论。如果不从外在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来论，我们看到，从根本上来说，随着人类社会自身的发展演化，当今统治这个社会的道理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或者说原来被忽视的一些文化精神正在发挥着越来越显著的作用，而这些精神在实质上比较符合中国文化的特征，从而为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时代性的支持。 从整体上来分析，这个根本性的变化就是物质生活将让位于精神生活，对物质的无限追求将让位于对精神无限性的追求。这种转变是自动的，也是人们追求快乐的规律所决定的。从满足口腹之欲的“小乐”到满足精神鉴赏的“大乐”，再到与天地交通的“至乐”，这是人类精神成长的一般规律。我们看到，中医学的价值和复兴正是建立在人类精神提升的基础之上，在精神质量与健康质量并重的前提下，中医学遵循的精神转化健康的原理和方法为人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黄帝内经》指出，如果要使这种转化顺利进行，必须依赖于精神的参与和主持，精神的方向和状态直接影响到健康和疾病的发展。如果没有精神的“灵枢”作用，医生的技术再高，病人的身体再壮，所有外在的和技术性的因素皆起不到相应的作用。中医的这种“技术失效论”使对精神本身的“使用”成为最高技术，而为了保证精神的可用性，保养精神的原理和方法也成为与之一体化的文化。因此，道家、道教与中医常常三位一体。《清静经》说：“夫人神好清，而心扰之；人心好静，而欲牵之。常能遣其欲而心自静，澄其心而神自清。”这里揭示了精神的本性，并在此基础上发明了保养精神的方法。中医学为什么特别重视精神的作用？因为精神是人一身的主宰，没有主宰，就没有生化；主宰不力，则生化不畅。按照黄老学的理论，理身如此，理家、理国也是如此。 人为万物之灵，其精神与天相应，也来自于天。“天”自然具有生生不息的功能，所以人之生化需要“则天”，才能保证其顺畅。《素问天元纪大论》说：“物生谓之化，物极谓之变，阴阳不测谓之神。”人的精神正是对内主宰，对外承运的枢纽。而一旦这个精神受到物欲的遮蔽，其功能必然会受到影响，发生偏差，不能自由，也不能逍遥。因此，《庄子》强调“物物”以避免“物于物”。只有精神自由，才能实现大化与大治。当然，这已经是“不宰之宰”的境界，至此才能看见中华文化的大用。《列子》记载黄帝“昼寝，而梦游于华胥氏之国。……盖非舟车足力之所及，神游而已。其国无帅长，自然而已；其民无嗜欲，自然而已……黄帝既寤，怡然自得。”这看起来是寓言和神话，其实是神游之后的神化。中国文化重在“神化”。 三、从健康之道看中国化的管理 各个民族和国家都具有自己的文化，是文化就必然有自己的特色。这种特色是一种整体印象，实际上代表和指示了文化的精神类型。因此论及文化，必然要涉及精神归于何处的问题。在当今尊重和提倡文化多样性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对健康的理解来达到对文化的认识。 我们看到，作为中国和西方文化各自的产物，“中医”和“西医”既可以用来指称两种不同的知识体系，同时也可以指称相应的知识承载者。一般认为，中医重人和整体，西医重病和局部，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把两者截然分开，认为西医中没有整体。其实在西医的现代发展过程中一直在寻找整体，并由此推进了医疗技术的发展。尽管这种技术只是一种物化技术，我们仍然应该看到技术后面推进技术发展的人，并看到其对健康的理解已经从生物、心理、社会进入到伦理的层次，只有二者合观，才能见其全貌。但从总体上来看，其对伦理的理解偏于“人文”而缺少“天文”，因此没有最终发现健康之源。 中医理论从一开始就注重天人合一，以神化为旨归，其对健康的理解也一直包涵生物、心理、社会和伦理，并在每一个层次上都离不开天与人。正因为具有这个特点，中医在现代拥有“简便廉验”的声誉。从理论上解释，“简”是中医药因时制宜的表现，所谓“大道至简”，是整体之道的理论优势；“便”是中医药地域优势的表现，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因地制宜，随地取材；“廉”是中医药发挥人自身优势的表现，因人制宜，不浪费过多的人力和物力；“验”是中医药综合集成各种优势的结果。实际上，中医的这个特征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重视，否则党的十七大就会直接提出应用中医药建立“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并对中国特色的卫生发展道路给予明确解释。 上述缺憾说明，随着中国化管理的深入推进，中医药的潜力具有巨大的释放空间。我认为，中医药的健康功能不仅仅在于提供人人享有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更根本的功能在于建设未来的“全民健康高速公路”甚至“全球健康高速公路”。在根本性的意义上，这条高速公路只能自己建，自己走，所谓“不神而速”。而能否成功，关键在于自觉和自治，也许这也是中国化的管理应该走的路。 简 历 张超中（1965－)，哲学博士，博士后，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从事中医药发展战略、中医哲学、道家与道教文化、整体方法论的研究，著有《科学的中国化与中国化的科学》（合著)等。 Copyright Since 2006 张超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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