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虽然还缺乏权威统计，但中国多胞胎持续“高发”,已经成为一些医生的临床印象。
多位医务人员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次不同寻常的攀升已持续近10年。目前经常被引用的数据是，2004年广州妇婴医院双胞胎出生率较2002年增加近一倍。
据《瞭望东方周刊》2013年1月报道，2011年，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的双胎和多胎分娩率为2.38%，不到50个产妇中就有一例双胞胎或多胞胎。据江西省妇幼保健院、昌大一附院、昌大二附院、南昌市第一医院和南昌市第三医院这五家医院妇产科不完全统计，2005年，这五家医院接生的双胞胎仅60余对，2010年上升到200多对。
鉴于人工辅助生殖技术引发的多胞
胎热潮对于计划生育政策和人口质量带来的影响，2013年6月开始征求意见的武汉新版《计划生育管理办法》明确规定，禁止采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实施三胎或者三胎以上的妊娠分娩。
这种对中国基本国策的冲击，是如何通过小小的
白药片实现的？这其中是否潜藏危险？
药造双胞胎再调查
在山东，“多仔丸”一般都在熟人间流传。在这个有点神秘的过程中，
几元钱的国产仿制药会以数百倍的价格出售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 葛江涛、特约撰稿 于晓伟| 北京、山东报道
每个周一都是周志飞去临沂小商品批发市场进货的日子。“刚刚换季，有些应季货卖得很快。”下午从批发市场回到家，停好五菱牌小货车后，周志飞一个人用了40多分钟时间，一箱一箱地卸完了价值几万元的货物。
多胞胎动机
如果不是两年前妻子生下一对双胞胎，周志飞应该还可以像原来一样，花上几十块钱，随便找个装卸工人应付了事。“现在什么钱都得花双份，所以必须节省每一点钱。等她们上幼儿园，上小学、中学，如果再上大学，也都是双份。”周志飞说，双胞胎降生后确实带来了很多快乐，同时也给他的家庭带来不小负担。
妻子上班每个月有2000元收入，他的店铺纯利润每月通常不足一万元。除了养育双胞胎女儿外，每个月还有2000多元房贷。
当初结婚五六年后一直没有孩子，“头几年真是没在意，后来我们自己开始想要，但是一直没有结果，直到第七年还没有动静，我们才真是急了。”加上双方父母的压力，那几年家里“内战”不断，特别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心理压力甚至开始影响到了他们正常的家庭生活。
求医过程，周志飞觉得羞于启齿。不孕不育专科医院给他们开了药品。虽然到现在也没办法准确讲出这些复杂的名称，但是他清楚地记得，按照医嘱吃到第二个疗程的时候，妻子就幸福地进入了孕期。
后来到医院孕检，竟然是双胞胎。这个不太善于言谈的汉子，稍微想了一会儿说，那时候“看见什么都觉得是笑脸，甚至那些没有脸的大桥墩子，也有笑脸”。
虽然稍微有些
早产，但是在双方家长以及亲朋好友的一片祝福中，两个女儿呱呱坠地，并健康地开始了她们的新生命之旅。
34岁的周志飞说，他知道那是药物带来的结果，如果没有药物的帮助，他无法想象自己的生活现在是什么样子。
总之，他说，“无论如何，我们感谢这个药物”。
在周志飞所在的山东省，一些人羡慕他。
日照市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基层官员向本刊记者介绍，当地对计划外生育一直采取比较严格的管理。计划外生育的父母，将来不仅要面对孩子无法上户口的问题，而且处罚力度也相当大，动辄近十万甚至十几万的经济代价，显然非普通家庭可以承受。
所以，如何在政策允许范围内生育二胎，成为一些人绞尽脑汁思考的问题，“显然怀上双胞胎是这些人眼里的最佳选择。”上述官员说。
日照市的马朝忠就是这样的例子。“如果政策允许生两个，我相信没人愿意去想别的办法。”实际情况是，直到后来妻子怀孕生下双胞胎之后，马朝忠才知道当时服用的药物，也会有怀上多胞胎的几率。
27岁的马朝忠夫妻双方均为城镇户口，而且两人都不是独生子女，所以在政策上不允许生两个孩子。“很早就听朋友说到‘多仔丸’的事情，我确实想要两个孩子，至于具体是男孩女孩，倒不是最重要的。当时的想法，就是希望让孩子有亲兄弟姐妹。”
自小在哥哥“庇佑”下长大的马朝忠觉得，孩子有兄弟姐妹，在成长的过程中不仅增加很多乐趣，长大后也不会觉得孤单。
“不管现实怎么变化，血缘关系的纽带是一成不变的。”他认为这点对孩子的身心健康是重要的。
熟人的药品
在山东，“多仔丸”一般都在熟人间流传。在这个有点神秘的过程中，只有几元钱的国产仿制药会以数百倍的价格出售。
经多方打听并“不知道转了几手”之后，送礼求人，马朝忠用300元买到了两个疗程10粒“多仔丸”，“白色的小药片，看起来没什么特别。买到后没多想，就按照中间人介绍的办法吃了。”马朝忠回忆说，虽然“中间人”也明确说过，只能增加双胞胎的几率，并不能确定100%怀上双胞胎。但在一个疗程过后，妻子确实怀上了双胞胎。
看着满地乱跑的一对女儿，马朝忠现在对生活心满意足。直到后来看到新闻里说，有人服了“多仔丸”后一次生下了4个孩子，他才感觉到后怕，“多亏我们运气好，否则怎么办都不知道。”马朝忠说，如果当初就知道“多仔丸”会有多胎的风险，无论如何他都不敢冒这个险。
周志飞和马朝忠所服用的是同一类促排卵药物，名为克罗米芬，也写作克罗米酚，又叫
氯米芬、枸橼酸氯底酚胺，英文名Clomifene Citrate。在南方有些省份则直接冠名为“多仔丸”，分为原装进口和国产仿制两种。
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网站上，输入“枸橼酸氯米芬”，就会查询到目前在上海、广东、北京等地有7个制药企业在生产此药物，而类似进口药物有4种。
在医学界，它实际上是一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药物。不仅已经广泛应用数十年，而且在很多国家进行使用，其最主要作用就是促进育龄女性排卵，在一个服药周期可以产生一个或者多个优势卵泡。这正是孕育胎儿的最基础条件。
在潍坊市人民医院，本刊记者见到了这种扁长条盒子的进口药物：盒子的上侧为米黄色，下侧纯白，盒子上印着“枸橼酸氯米芬”。盒内一板白色药片共10粒，还有一张白色中英文双语说明书。
说明书上罗列的副作用、不良反应包括：卵巢增大和腹部/骨盆不适，血管舒缩性症状（非潮红)；恶心，
呕吐，乳房不适和视觉症状；神经质，
失眠，
头痛，头晕，排尿次数增加，月经量大，抑郁，疲劳，皮肤反应（皮炎和
荨麻疹)，体重增加和短暂脱发。
注意事项中则明确提到
多胎妊娠，“下丘脑垂体机能障碍或PCOS（注：
多囊卵巢综合征)病人治疗后多胎妊娠的发生率约为8%，其中双胞胎占了90%”。
而这些副作用和注意事项，则在“中间人”拆掉原始包装的时候，也一并被丢掉。在浮夸宣传下，那些显然更加重要的信息则被有意地忽略。
潍坊市人民医院生殖医学中心主任马华刚向《瞭望东方周刊》介绍，该院出售的“枸橼酸氯米芬”进口自塞浦路斯，售价为17元人民币左右。一盒内的10粒是两个疗程的剂量，可以为适应症患者提供两个月的治疗，“这是一种处方药物，如果拿不到医生的处方，药店按照规定不能私自出售给顾客。”
实际情况却有所不同。潍坊市一位医药代表告诉本刊记者，这类药物在一些不孕不育医院，乃至部分正规药店都很容易购买。
更便宜的国产仿制药在拿掉正规说明书和包装之后，成为一些“中间人”手里的“多仔丸”，他们借此获得高额利润。“有些药店还有坐店的大夫，他们可以现开处方现卖药，”该医药代表说。事实上，马朝忠300元10粒的价格在整个市场中是偏低的。
而在互联网上，此类药物的销售更为简洁和方便。它们在部分网络商店、售药机构的网站上公开出售，其中一家网店显示：过去一个月中该药物已经售出30余单，售价多数在80元左右。一家网店的老板告诉本刊记者，在他这里购买此药并不需要什么手续，只要下单，付款，等待收货就行了。
事实上，卫生部2003年重新修订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就明确规定：“禁止以多胎妊娠为目的应用促排卵药物。”作为一种特殊的处方药，正规医院对其使用往往还会有更加具体的规定，比如医生在开药时，电脑系统会询问其开药目的。
有些不管用的“多仔丸”
北京大学附属第三院医院生殖医学中心副主任刘平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目前国内外的促排卵药物可以分为口服和注射两大类。
口服类促排卵药即临床上所谓的“一线”促排卵药，最常用的就是通常所说的“多仔丸”。该种药物主要是针对不孕
不育症中的不排卵患者，如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月经紊乱患者，服用该药物可以使患者恢复自然排卵，从而获得怀孕的机会。
在医生眼里，它在同类药物中是最安全简单的，“在长期的临床应用中也基本没有毒副作用和致畸作用。”刘平表示。
此外，还有一种口服类促排卵药叫做“
来曲唑”。在临床上，“来曲唑”不是经典促排卵药，但是近些年国内外都开始尝试用这种药来促排卵，因为它可以改善某些不排卵患者的排卵状态，特别是一些对“多仔丸”存在抗药性或效果不佳的患者。
刘平介绍说，此外还有一些中药也具有促排卵作用，但其作用既不太明显，药效也不太专一。
注射类促排卵药叫做促性腺激素。该种“多仔针”必须在医生指导下进行使用，其注射天数和剂量都要由医生严格控制。
该类药物使用后，可以增加更多排卵机会，一次排出两个或多个卵泡的可能性较大。“但使用该类药物的危险系数也较高，一些不排卵的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对该类药物非常敏感，即使注射少剂量，也可能发生‘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这种药物并发症如果处理不当，可能危及生命。”刘平说。
北京大学妇产儿童医院生殖医学中心副主任医师徐阳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是否使用口服药品需要根据病人的适应症，“比如患有多囊卵巢综合征的病人，选择口服药物肯定是占绝大多数，否则可能会造成过度刺激；如果患者是要接受试管婴儿的治疗或者一些类型的排卵障碍，则要选择注射。”
刘平认为，用注射途径怀上多胞胎的比例，比口服药物可能更高一些，而且“现在促性腺激素使用得越来越普遍”。
虽然叫做“多仔丸”，但除了像马朝忠这样的“幸运儿”，更多服用者并不会实现最初的双胞胎目的。“大部分人吃了其实还是单卵泡发育。”刘平说。
但是，由于服用群体越来越大，其效果在数字上的统计也有明显增加。但另一方面，庞大的基数中也有相当多的服用者存在不良反应。
徐阳向本刊记者作了更为详细的说明：一般正常人和有使用需要的患者这两个群体，卵巢对该类药物的反应也不一样。
“比如多囊卵巢综合征不孕患者，她的卵巢很容易过度刺激，一支药下去会长出三个或四个卵泡。而同样剂量用在正常人身上，可能只长出一个卵泡，也有可能长出两三个，或者一个都不长。而且即使三个卵都排出去了，有怀一个胚胎的可能，也有可能两个，还可能一个都怀不上。”
徐阳表示，“也有一些专业水平较差的医生放松给病人的用药原则，尤其是作用明显的注射用药，致使患者怀上多胞胎。还有一些不孕不育的诊所推出所谓优惠项目如免费B超等吸引患者，并使患者产生对医生的较强依赖性。”刘平说，这样的后果就是在发生危害情况时，这些开药医生或诊所又不具备进一步处理的能力，病人只能再到正规医院寻求救治，甚至出现危险情况。
“这样的情况每年都会碰到，很多都是打针打的。”刘平说，有些病人本来为了治疗不孕症，因为对药物比较敏感等原因，结果排出多个卵泡，从而导致多胎。
她强调说，三胞胎以上还是有很大风险，“更多的多胞胎肯定应该减胎或要终止妊娠”。
然而，“对促排卵药物的监管，我觉得比较困难。”徐阳说，虽然这些药物都属于处方药，但是无法排除一些地下机构在滥用，“他们有可能大量购进后换一个包装，再去给病人服用。或者，利用病人的从众心理，现在不少人都想要双胞胎。”
药造双胞胎风险
如果有过多卵子同时生长，卵巢就会变得非常大，病人会出现不良反应，乃至出现
腹水或胸水等，凝血功能障碍，以及各脏器的衰竭，“这么多年国内外也有过一些报道，最严重的过度刺激还可能会引起病人的死亡。”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葛江涛、特约撰稿于晓伟| 北京、山东报道
北京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生殖医学中心副主任刘平，曾经接治过药物导致的六胞胎孕妇。当时孕妇已怀孕超过八周，且身体状态不好。
“在这种情况下施行减胎手术，一次减掉四个、五个，风险太大，只能分批次，每次减掉两个。但是这样一次一次地刺激子宫很容易导致
流产。”刘平最终建议病人和家属选择全部放弃。
然而，即使反复对就医者和家属做动员工作，就医者依然坚持要做减胎手术，希望能够保留一到两胎。“最终还是都掉了。”刘平说，这个例子充分说明未控制好用药，会导致严重后果，“作为医生，我们不希望胎儿冒这些风险，而且有些是未知的风险，所以建议就医者都放弃。但是就医者觉得好不容易怀上了，就希望能保住。”
与统计数字上体现出的多胞胎增长相比，相应不良反应的发生也正在药物服用者群体中扩展。
多胞胎后遗症
北大妇产儿童医院生殖中心副主任医师徐阳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目前中国育龄夫妇中不孕症的发生率接近10%。在这部分人群中，又有30%的不孕症是由女性排卵障碍造成的。这些人都需要诱导排卵，就可能要用到促排卵药。
“近年来，多胎出生率确实有上升的趋势。”徐阳坦言，现在辅助生殖技术的比例是增加的，尤其是做试管婴儿的群体，双胞胎出生率比较高，“随着助孕技术的应用人群越来越多，成功率越来越高，多胎妊娠也就越来越多了。”之前十几年罕有报道的“人工多胞胎”，近些年屡屡见诸报端。
“做试管婴儿的患者，如果一次放进子宫两个胚胎，且两个都怀了，就是双胞胎。如果放入胚胎数少，怀孕率会比较低。试管婴儿技术的平均妊娠率约为40%。目前做试管婴儿的患者差不多30%会怀上双胞胎。”刘平说。
不过刘平介绍说，由于该类药物作用较强，一旦患者孕有三胞胎或更多，医生就会建议其施行减胎手术，减至双胞胎或者单胎。
正规医院为病人使用促排卵药物，医生应严格控制剂量，一般以单卵泡和少数卵泡发育为目的。假如病人发生过度反应，比如一次排出4个卵泡，该周期就要停止，否则就可能导致多胎。
徐阳说：“要跟病人说清楚，减胎术对她们也是有风险的，为避免多胎和过度刺激的风险，不宜在当月怀孕。”
“如果服药剂量大了，虽然优势卵泡会发育，但同时也会造成子宫内膜变薄，这样也会造成不容易怀孕的后果。就像土壤薄了，作物肯定不容易生长。”潍坊市人民医院生殖医学中心主任马华刚向《瞭望东方周刊》解释说，如果长期服用药物刺激卵巢，就可能造成卵巢病变，所以一般病人很少超过3个疗程。
“我们不提倡病人自己服药，一定要在医生的监控之下，按时按照剂量进行用药。”马华刚介绍，在他们监控下的病人服药，一般按照最低剂量服用，服药后通过B超手段进行检测，通常会产生一到两个优势卵泡。一旦检测到优势卵泡数量超过3个，医院方面就会严格进行控制，安排病人不要在该疗程同房，以避免发生多胞胎的结果。
“当然，这个要看服药的目的是什么。”马华刚说，他就接诊过自己带着“多仔丸”就诊的患者。“如果不在正规医院和医生的监控下服药，实际是非常危险的，我们无权追查他们的药物来源，所以只能劝说患者谨慎服用。”
过量服用催排卵药物后，更多的优势卵泡被生产出来，服药的女性如果不选择及时就医，三胞胎甚至更多胞胎的情况就可能出现了。
“如果就医更早，在怀孕8到10周期间，多余的胚胎也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进行摘除。”马华刚说，技术手段虽然并不复杂，但是摘除的风险同样很多，比如造成剩余胎儿的问题，引发所有胎儿的流产等。
部分个人机构或者私立医院用“双胞胎乐园”等名称吸引顾客，让马华刚非常反感，“实际上是夸
大药物的作用，迎合了那些觉得一个孩子太少的人的心理，误导和诱引他们通过这个方式去冒险。这是不负责任的。”
“多胎在孕期的生长，可能相互之间会受到影响，或者发生早产的风险比较高。特别是低体重儿的出生，对孩子的将来还是有一些影响。” 刘平说。
“全方位风险”
早在2003年，卫生部就修订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与人类精子库相关技术规范、基本标准和伦理原则，明确规定：对采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后的多胎妊娠必须实施减胎术，避免双胎，严禁三胎和三胎以上的妊娠分娩。
35岁以下不孕妇女进行第一次助孕周期最多只能植入两个胚胎，35岁以上则为三个。“一旦发现这个人是三胎怀孕，必须在早期接受减胎。”徐阳说。
一次妊娠子宫腔内同时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胎儿，称为多胎妊娠，其实在医学上属于
高危妊娠的范畴。
作为中国大陆首例试管婴儿和GIFT婴儿的主要参与人员之一，刘平深知多胎妊娠的风险，“对孕妇来说，
高血压、
糖尿病、
水肿、
子痫前期等，这些跟妊娠有关的并发症，在双胎妊娠期间都会明显增加。有些并发症比较容易发生在高龄孕妇或肥胖孕妇身上，如果是双胎妊娠，即使孕妇年龄不太大，也不太胖，也容易发生这些并发症。还有，最严重的就是早产，甚至大月份流产。”
对孕妇来说，双胞胎的早产几率已经高达70%左右。“
早产儿容易发生的疾病很多，如先天性视力障碍、视网膜剥脱、大脑脱氧等，如果呼吸出现问题必须进入重症加强护理病房进行救治，而且即使救活了也可能留下后遗症。”刘平说，多胎妊娠导致发生早产的风险更高，这些问题的发生几率也就随之提高。
对于多胎问题，西方国家与中国有不同的认识，“西方大部分人不愿意生育多胎，不论是从医疗保险，还是从孕妇本身考虑。”刘平说，救治多胎妊娠导致的早产儿费用非常高，而且养大这些早产儿也很不容易，远不如一个一个地生。
通常西方国家能正确认识这个问题，即使需要使用注射类促排卵药物，也宁愿用低剂量，“但是我国很多人则希望能一次生育两个孩子，他们可能没有见过受早产影响而出现缺陷的孩子，只是看见那些非常健康可爱的双胞胎。但是如果你见到了早产儿，知道其中的风险有多大，可能想法就不同了。”
另一个事例的夫妻双方都是医生，在北京某家医院做了试管婴儿，生下一对双胞胎早产儿，刘平说，孩子是放在ICU里抢救了一个月才领回家，花费高达几十万，“他们后来说，想起这对双胞胎的救治过程就觉得后怕，那种煎熬让人受不了。”
刘平说，多胎妊娠以对早产儿的风险为主，孕妇的风险都是并发性的，但孕妇的健康也会受损，比如多胎分娩可能导致子宫大出血。
“任何药物都会有副作用。为了降低副作用，要看对病人的适应症的选择和剂量的把控。比如PCOS多囊卵巢综合征的患者很容易过激，在这种人身上用药，医生可能已经很小心了，如选择高纯度药物、小剂量药物。”徐阳说，“即使这样，患者依然会有过度刺激的发生，这属于患者的过激反应。”
徐阳介绍说，医生一般希望一个排卵周期能获得12到15个卵子，但是个别的病人会反应非常激烈，相同药物的剂量下，可能会有30甚至40个卵子。
如果有过多卵子同时生长，病人的卵巢就会变得非常大，病人就会出现不良反应，乃至出现腹水或胸水等，出现凝血功能障碍，以及各脏器的衰竭，“这么多年国内外也有过一些报道，最严重的过度刺激还可能会引起病人的死亡。”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