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枝本草源流古今变异考究（一) 2010-07-21 经方医学论坛首发（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８日第二稿)
今《药典》规定肉桂为樟科植物肉桂Cinnamomumcassia Presl的干燥树皮，桂枝为该植物的干燥嫩枝。
秦汉时代及之前药用之桂的品种
秦汉时代及之前，文献中“桂”之所指比较混杂，但是药学所用之“桂”还是大体为南方樟科植物的树皮。
从目前研究的情况来看，秦汉时代及之前，古代文献中的“桂”之所指是比较混杂的，既包括樟科Cinnamomum属的肉桂和浙樟Cinnamomumchekiangensis Nakai.
（证以马王堆1号墓出土的小片桂实物)，也包括木犀科Osmanthus属的桂花。潘富俊《楚辞植物图鉴》认为古籍中是桂花和肉桂共用“桂”（“梫”)名。他根据两者香在不同部位、以及桂花主要在秋天开花的特点，按照古人诗文内容的具体描述分析，《楚辞》既写到桂花也写到肉桂（两者皆南方植物)，他和贾祖璋都认为，屈原写到的“桂酒” （《楚辞·九歌》：“蕙肴蒸兮兰籍，奠桂酒兮椒浆” )，并非后世的桂花酒，乃是以肉桂树皮浸的酒。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破南越后，从南方引进了许多亚热带植物，种植于上林苑中。其中菖蒲百本，山姜十本，甘蕉十二本，留求子十本，桂百本，蜜香、指甲花百本，龙眼、荔枝、槟榔、橄榄、千岁子、甘桔皆百余本。“上木·南北异宜，岁时多枯瘁。荔枝自交趾移植百株于庭，无一生者，连年犹移植不息。后数岁，偶一株稍茂，终无华实，帝已珍惜之。” 其中所说的“桂”具体是樟科之“桂”还是木犀科之“桂”呢？（两种“桂”南方都产)，因为前面几种多为药物，所以此“桂”为樟科之“桂”的可能性大。
言归正传，根据尚志钧辑复的《神农本草经》（公元前32—公元5年之间)，“菌桂，味辛、温……，生交趾、桂林山谷”；“牡桂，味辛、温……，生南海山谷。”（注意：尚先生考证认为古本《本经》的药物是有产地说明的，与过去某些本草学家观点不同)。东晋著名学者郭璞(pú)（276年—324年)注《尔雅》曰: “今南人呼桂厚皮者为木桂”。尚志钧辑复的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公元490年左右)“桂”条有“二月、七八月、十月采皮，阴干”“ 以半卷多脂者单名桂，入药最多”语句。再参考马王堆1号墓（公元前168年葬)出土的小片桂实物（浙樟、已除去外粗皮的板片状桂皮)，可以认为秦汉时代及之前，药学所用之桂尽管存有一定的品种混杂性，但大体应不离南方樟科植物的树皮。樟科Cinnamomum属植物具有特殊的而强烈的味道、群落生长具有特殊的排他现象（“桂枝之下无杂木”
)，桂叶叶脉特殊，背有直脉三道，易辨认；古代野生资源又极其丰富，唐代以前，岭南又称桂海。桂海后来又专指广西。这种即特殊又资源极其丰富的日常很常用的药用、食用两用植物，自古以来大体上应该不会有太大品种变异。
“桂枝”一名作为方名的始见
真柳诚先生认为“桂枝”一名作为方名最早应是出自公元310年前后的葛洪《肘后救卒方》。见金杨用道本《肘后百一方》，其中“凡治伤寒方甚多，其有诸麻黄、葛根、桂枝、柴胡、青龙、白虎、四顺、四逆二十余方，并是至要者”一句考据应为葛洪原话。其实更早的还见三国曹翕（曹操的孙子)２６５年前后所著《解寒食散方》：“……亦可以桂枝发汗，亦可针灸，无所拘疑也”（见《医心方.卷第十九.服石节度第一》)。
可是，在《新修本草》之前，目前没有资料证明“桂枝”曾作为药物名称使用，只是出现在方剂名称中。
“桂枝”一词虽然见于《吕氏春秋》（公元前239年前后 “桂枝之下无杂木”，)、《楚辞》（“攀桂枝兮聊淹留”)、《后汉书》（
“步摇以黄金为山题，贯白珠为桂枝相缪”)等书，但都不是作为药物或药方的名称。
六朝（公元386年)之前，桂类药称桂和菌桂，以“桂”名为普遍，具体是是桂的树皮，而且多是除去外粗皮的树皮，马王堆1号墓（公元前168年葬)出土有小片的桂，已除去外粗皮（木栓层)，经鉴定为Cinnamomum属植物浙樟Cinnamomum chekiangensis
Nakai.出土的实物药材为板片状（皮)。陶弘景在桂条注曰：“以半卷多脂者，单名桂，入药最多”
又说牡桂“状似桂而扁广”。形状若是半卷、或扁广，显然说的是桂的树皮或粗枝的皮不是嫩枝皮，嫩枝皮薄，自然晒干会卷成几卷而不会是半卷。
六朝～隋唐五代北宋初（386年——1077年)“桂心”一词使用最多。
“桂肉”一词在唐以前的本草书中没有，只是在《肘后百一方》中出现过一次。《金匮玉函经》卷七“方药炮制”有“桂削去皮，用里黑润有味为佳”，从中也可推断其“桂”应为树皮或粗枝的皮，因嫩枝皮太薄太卷难“削”。这种削去粗皮取里黑润有味的做法可能就是“桂肉”和“桂心”的来历。“桂心”原本其实是“桂皮心”的简称。（《金匮玉函经》虽经过北宋林亿等校正，但这些内容应该还是“原味”。)以后“桂心”这一药名也被通用，日本奈良时代的756年，孝谦天皇把从唐进口的桂心等药物进献给东大寺，在现存的当时进献目录上载有桂心的名称，其实物至今仍保存在正仓院。调查实物的结果，是属于C.cassia及C.obtusifolium类，大小不一的板状－半管状－管状的树皮，而且都去掉了木栓层（外粗皮)。
仲景方的“桂枝”目前在日本使用的是《日本药局方》（即日本药典)规定的桂皮,即Cinnamomum cassia和同属植物的树皮。被《中国药典》称为C.cassia的嫩枝全体的“桂枝”在《日本药局方》中不存在。由于缺乏日本汉方的史料，尚不清楚日本汉方的“桂枝”用桂皮（肉桂)是近代规定的，还是中医传入日本以来一直就这么用的。如果自古一直就这么用的，那真是汉唐传统。
真柳诚先生的《林亿等将张仲景医书的桂类药名改为桂枝》
论说桂类药的本草源流，不能不提真柳诚先生的《林亿等将张仲景医书的桂类药名改为桂枝》（或《仲景医方的桂枝当是桂皮》)一文，其考证详实，令人信服。这里整理罗列其主要观点（非原始表述)，详细的论证中医药人士请研究原文（网上有)：
1、
唐和唐以前的医方书，几乎没有配伍“桂枝”药名的方剂。如果有的话，那是后世误写的结果，或极有可能是宋时修改的。在唐代以前的本草书中也没有出现“桂枝”的药物名。
2、
唐以前的医方书和唐代的仲景医方中记载的桂类药，都是桂的树皮制品,且有考古实物证据表明多是去掉外粗皮的桂之皮（桂心)，在唐代之前嫩枝全体的桂枝入药目前没有任何文献支持。（真柳诚先生认为“即便宋初时，嫩枝全体的桂枝几乎是不存在的。”
我做了修正，详细见后面有关“桂心苗”部分论述)。
3、
葛洪的《肘后卒急方》（编撰于310年左右)中出现“桂枝汤”方名，454-473年陈延之《小品方》（日本未经宋改本)中有“桂支加乌头汤”（注意两方中并没有使用名为“桂枝”的药物，而是桂之皮之类)。在葛洪和陶弘景的时代，桂枝这一特殊的词汇被使用于方名，通常不作药名使用。仲景时代有桂枝（支)汤这一方名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仲景时代是“桂某某某汤”，后被人改成“桂枝某某汤”的可能性也存在。
4、
林亿等（1068—1077年间)将《伤寒论》、《金匮玉函经》、《金匮要略》等医书中的桂类药统一改定为“桂枝”名，并注明“去皮”，其实质是唐代以来“桂心”的别名。淳化本《伤寒论》（指北宋初淳化3年—即992年，王怀隐等奉敕编《太平圣惠方》的卷8部分)书中有“桂心芍药汤”名。推论北宋以前医书中应该有不少“桂心某某汤”之类，后被改为“桂枝某某汤”了。
5、
仲景医方的桂枝当是桂之皮（相当于中药今天的肉桂)。
6、
真柳诚先生认为菌桂可能是今天西方饮用红茶等时，使用的英文名为“cinnamonstick”的桂类调料，类似中国称为阴香皮或广东桂皮的东西（大枝和干的皮香味欠佳，小枝的皮有香味)，是增进健康的食品，与药用桂(牡桂)在使用范围上有明显的区别。（注：古典描述的“菌桂”形态可能类似今广西防城出口的“烟仔桂”之类的东西，小竹筒状或香烟状，已去掉粗皮)。
桂枝史考（唐、五代、北宋)
“桂枝”作为药物名称的始见
“桂枝”这一药物名称始见于659年唐政府国家药典《新修本草》（苏敬等人编著)，谓系牡桂的嫩枝皮，苏敬言：“其牡桂嫩枝皮，名为肉桂，亦名桂枝。”
“大小枝皮俱名牡桂。然大枝皮肉理粗虚如木兰，肉少味薄，不及小枝皮也。小枝皮肉多半卷，中必皱起，味辛，美。一名肉桂、一名桂枝、一名桂心。”而把嫩枝的全体作为药物的桂枝，在唐代本草书中未见记载。
五代《蜀本草》沿用《新修本草》之说，其图经云：牡桂“叶狭长于菌桂叶一二倍，其嫩枝皮半卷多紫，肉中皱起，肌理虚软，谓之桂枝，又名肉桂。削去上皮，名曰桂心。其厚皮者名曰木桂。”
近日翻查陈增岳编著的《敦煌古医籍校证》一书（此书基本囊括了2008年以前发现的敦煌文书中的医书)，翻遍全书，如果刨除《辅行诀》，全书见到的桂类药只有桂、桂心（最常用)、菌桂、桂心末、桂皮（出现一次)、桂肉（出现一次，罗振玉藏<疗服石方>)，没有任何一处出现“桂枝”药名。我们知道敦煌文书抄写时间大约在公元 406 年（东晋)—北宋初1035年（其时西夏兵临敦煌城下)，其抄写或刻印最集中的时间段则为唐五代宋初。都在北宋林亿等校正医书之前。从这些文书中的医籍可以看出，尽管在唐659年苏敬《新修本草》中已经有“桂枝”药名，但实际在两三百年后很多医书中的药名还是没有使用“桂枝”（可能跟边远有些关系)。更值得注意的是，此书中《不知名氏辩脉法之二
P.3287》中的“桂枝汤”方中明确用的是“桂心（三两
去皮秤)”，“葛根汤”中用的也是“桂心（一两)”。可以证明宋本《伤寒论》中“桂枝汤”
“葛根汤”中用的“桂枝”是林亿等为了和方名统一改变的。《辅行诀》是此书中唯一的原卷丢失的文书，其中有有八处用“桂枝”，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外感天行部分全部用“桂枝”，五首救诸劳损病方中都用“桂心”，其中有一处“建中补脾汤”注“甲本有‘桂枝’，依张大昌意见，据乙本改为‘桂心’”。估计《辅行诀》中用桂类药处多被张大昌依其理解改变过。否则就可能还有其他原因。
（注：因为桂枝类主要用作上焦发表之剂，干皮肉桂作为补益下焦肾火之品的桂类药分化用法，是在北宋《重广补注神农本草并图经
》时发端，在南宋基本定型的。我虽认为《辅行诀》比较古老，但仍无法确定它为敦煌藏经洞遗书)。
关于桂枝嫩枝全体干品的药用目前能查到的最早记录如下：
北宋初年（960年立朝)太平興國七年（982年)閏十二月，太宗在一份詔書中說：“聞在京及諸州府人民或少藥物食用，今以下項香藥止禁榷廣南、漳泉等州船舶上，不得侵越州府界，紊亂條法。如違，依條斷遣。其在京並諸處即依舊官場出賣，及許人興販。”繼續禁榷的商品共有8種，它們是：玳瑁、牙犀、賓鐵、鼊皮、珊瑚、瑪瑙、乳香。不再禁榷的商品有37種，它們是：木香、檳榔、石脂、硫黃、大腹、龍腦香、沉香、檀香、丁香、皮桂、胡椒、阿魏、蒔蘿、蓽澄茄、訶子、破故紙、荳蔻花、白荳蔻、硼沙、紫礦、胡蘆芭、蘆薈、蓽撥、益智子、海桐皮、縮砂、高良薑、草荳蔻、桂心苗、沒藥、煎香、安息香、黃熟香、烏樠木、降真香、琥珀等。後來，紫礦也列入禁榷品。榷即專賣，禁榷品即專賣品。见《宋會要‧職官》四四之二。
其中的“皮桂”我认为是桂皮或桂心。而“桂心苗”很可能就是桂的嫩枝全体干品，也可能就是北宋陈承1092年《重广补注神农本草并图经
》中所说的“柳桂”。目前个人所见，“柳桂”一词最早出现在1047年北宋·王兖《博济方》中。而北宋初年又刚好进口“桂心苗”这种东西，很可能不是简单的历史巧合。如果“桂心苗”确实就是柳桂“”，那么真柳诚在《林亿等将张仲景医书的桂类药名改为桂枝》一文中认为“即便宋初时，嫩枝全体的桂枝几乎是不存在的”这一观点可能不成立。北宋林亿等校正医书是在1057——1077年。估计最迟在林亿等校书80年前中国就有桂枝的嫩枝干品进口并在医药中使用。
1047年北宋·王兖《博济方》中出现柳桂四处：炙肝散、丁沉丸、姜黄散、定痛膏。这四处使用“柳桂”的方剂属于杂病和外伤类方剂，完全与发表剂无关。
唐代也是大量从海外进口香料的，那么唐代、五代时期有没有“桂心苗”的进口呢？我翻查史料没有查到，根据官私记载，唐朝进口或使用的香料主要有沉香、紫藤香、榄香、樟脑、苏合香、安息香与哇爪香、乳香、没药、丁香、青木香、广藿香、茉莉油、玫瑰香水、阿末香、甲香、郁金香、龙脑香、婆律膏、黑沉香、小茴香许多品种，大部分是通过海路进入中国的。《海药本草》就是其输入和应用的具体体现，书中收录了50余种香药。其作者李珣是波斯香药商的后裔，其弟李玹就以卖香药为业。查此书，其中有天竹桂：“谨按《广州记》云∶生南海山谷。补暖腰脚，破产后恶血，治血痢肠风，功力与桂心同，方家少用。（《大观》卷十三页４８，《政和》页３３４，《纲目》页１３５９)。”书中没有“桂心苗”之类的东西。其实唐朝当时是香料肉桂的出口国，根据部分史料记载，从唐代中国输往大食地区的香料有麝香、肉桂、樟脑、沉香等，其中麝香、肉桂、樟脑产于中国本土，而沉香则非中国主产，只是将中国作为重要输出地。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则在《道里邦国志》里指出，可以从中国输入麝香、沉香、肉桂、樟脑等香料。北宋如何转变成桂类香料的进口国的呢？推测可能一是南洋、南亚一带出现的桂类质量更好，更便宜。二是北宋对西南部边疆及属国的控制不如唐代有力。
北宋林亿等改定方书时为什么选择“桂枝”这一名称替代唐代以来习用的“桂心”一名？我推测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为了突出桂类药应以桂的枝皮为上、为正，这是完全承接了唐《新修本草》的关于牡桂嫩枝皮亦名桂枝的说法。二是当时社会上的一般医师可能已经比较广泛使用
“柳桂”（“乃桂之嫩小枝条也”)或“桂心苗”，这可能是一种档次比桂枝皮低的桂类药。另外，使用桂枝比使用桂皮更能保证桂类植物的野生种群的延续开采。当然当时的北宋政府是否也考虑过这个原因则不得而知。（注：桂虽然可以人工种植，但肉桂生长周期长，投人种植到剥取桂皮的年限需要lO～l5年。)
林亿等校定医书之前的北宋初年医方中的桂类药还是以“桂心”为主的。北宋林亿等在1068—1077年间改定药用“桂枝”具体所指是什么呢？在宋改本《千金方》的新校方例中林亿等人论药的辨正时说“桂心盖取其枝中之肉”（枝之最外为粗皮[木栓层]，木芯为骨，两者之间为肉)，据此可以推断林亿等校正的“桂枝”最可能就是指桂的枝皮，因为林亿的这一说法完全是继承了前代《唐本草》中“其牡桂嫩枝皮，名为肉桂，亦名桂枝”的说法，也可以认为林亿等所定的“桂枝”就是指代前朝和宋初的“桂心”“肉桂”等的名词。
另外，１０８２年前后，唐慎微《证类本草》“菌桂”条目最后说：“……仲景《伤寒论》发汗用桂枝，桂枝者枝条，非身干也。取真轻薄而能发散。今又有一种柳桂，及桂之嫩小枝条也。尤宜入治上焦药用也。”他这里所说的“桂枝者枝条，非身干也”容易让人误解为“枝条”，其实是指“枝皮”，因为在“桂”条末尾他明说“……然《本经》只言桂，仲景又言桂枝者，盖亦取其枝上皮，其木身粗浓处，亦不中用。”而关于“柳桂”的描述，则可证明当时社会上医家已经使用今之“桂枝”的同类品。《本草图经》云：“牡桂，叶狭於菌桂而长数倍，其嫩枝皮半卷多紫，与今宜州韶州者相类。”林亿等校书40年后的北宋年寇宗爽《本草衍义》（1116年)中也重复：“仲景又言桂枝者，盖亦取其枝上皮。”
对于桂，北宋可能不使用或很少用桂的主干皮，寇宗奭就说：“其木（桂)身粗厚处，亦不中用。”因此北宋医家使用的桂类药可能主要就是枝皮，嫩枝条的“柳桂”或“桂心苗”也有少量使用。
对于中医桂类药的源流演变，北宋是一个关键时期。因为北宋政府做了两件对桂类药在本草学上影响深远的事，其一就是彻底统一了各类桂的名称，结束了历史上桂类药名称杂乱的情况。在《本草图经》中，苏颂说“今岭表所出，则有筒桂、肉桂、桂心、官桂、板桂之名，而医家用之罕有分别者”，尽管苏颂在文中也提到菌桂、牡桂，但作为结论性意见，苏颂说：“今观宾、宜、韶，钦诸州所图上者，种类亦各不同，然皆题曰桂，无复别名。”
苏颂其实代表的是政府观点。其二就是林亿等将《伤寒论》、《金匮玉函经》、《金匮要略》等医书中的桂类药统一改定为“桂枝”名，并注明“去皮”，其实质是唐代以来“桂心”的别名。林亿等校正医书之前，桂类药的名称有桂、美桂、筒桂、牡桂、木桂、
大桂、菌桂、肉桂、桂肉、皮桂、桂心、官桂、板桂、桂枝、柳桂、桂心苗等（最后两个大概是在北宋初才出现的)，常用的为桂、牡桂、肉桂、桂心、桂枝。桂类药在北宋还有一件事值得注意，就是出现了柳桂（北宋陈承1092年《重广补注神农本草并图经
》)、官桂（《本草图经》)、桂心苗（见上所述)的药名。
有一个问题：林亿等有没有可能将之前的“桂心某某汤”之类的方名也改为“桂枝某某汤”之类？这个可能性是有的，有证据表明北宋以前医书中应该有不少“桂心某某汤”之类方名。如：淳化本《伤寒论》（指北宋初淳化3年—即992年，王怀隐等奉敕编《太平圣惠方》的卷8部分)书中有“桂心芍药汤”名。另外，《证类本草》卷十三“成州枳实”有引《本草图经》一段内容中提到“枳实薤白桂汤”和“桂生姜枳实汤”，宋臣在《金匮要略》中都把方名中的“桂”改为“桂枝”。
桂枝史考（南宋、元、明代)
南宋时期桂枝、肉桂、桂心（桂皮心)三种药材都有使用。许叔微《伤寒发微论》
作于1145年左右，卷下论桂枝肉桂条云：
“仲景桂枝汤用桂枝者，盖取桂之枝梢细薄者尔，非若肉桂之肉厚也。”这里有厚薄相比，南宋所使用的“桂枝”应该还是同北宋的一样，即主要是桂的枝皮。《岭外代答》南宋1178年卷8：“又有桂心者，峻补药所用也，始剥厚桂，以利竹卷曲刮取贴木多液之处，状如经带，味最沉烈，于补益尤有功。”
南宋医家强调肉桂以皮厚为佳，桂心提到用“厚桂”作原料加工，说明南宋的“肉桂”应该主要取材于桂的干皮而非枝皮，这与北宋“桂心盖取其枝中之肉”是不同的。发生了变化。桂的干皮被称为“肉桂”，作为补益肾火之品，应该是在北宋《重广补注神农本草并图经
》发端，在南宋基本定型的，一直影响至今。《岭外代答》还说：“今医家谓桂年深则皮愈薄，必以薄桂为良，是大不然。桂木年深愈厚耳，未见其薄也，以医家薄桂之谬，考于古方桂枝、肉桂之分，斯大异矣。”这一段比较有意思，透露了当时医家对桂皮的两点崇尚：一是崇薄，其实这是唐、北宋用桂尚枝皮的遗风。二是尚老（年深)，其实这是开始重视厚皮“肉桂”的缘起，不过当时的医家将两种认识串到了一起，弄混了而已。值得注意的还有一点，就是出现了“薄桂”一词，这显然是相对厚皮“肉桂”而说的，指的就是
“桂枝”（枝皮)。
南宋《宝庆本草折衷》（公元1227年)，定稿于淳佑八年（公元1248年)：“桂枝，乃桂上细皮，其嫩小枝皮一名柳桂。
南宋金地（河北其所处时代略晚于与其同时期的医家刘完素)张元素在《医学启源》（刊于公元1186年)云：“肉桂气热，味大辛，补下焦〔火热〕不足，治沉寒痼冷之病，及表虚自汗，春夏二时为禁药也。…… 桂枝气热，味辛甘，仲景治伤寒证，发汗用桂枝者，〔乃〕桂〔枝条〕，非身干也，取其轻薄而能发〔散〕。今又有一种〔柳桂〕，〔乃〕桂枝嫩小枝条也，尤宜入治上焦药用也。”（此时肉桂、桂枝、柳桂的区别还是很明确的，桂枝“取其轻薄”应还是指枝皮)。
李东垣（1180～1251)指出： "桂，辛热有毒，阳中之阳也，气之薄者，桂枝也；气之厚者，肉桂也。薄则发泄，桂枝上行而发表，气厚则发热，肉桂下行而补肾，此天地亲上亲下之道也。"（以气味之薄厚分桂枝、肉桂，对后世有影响)
元代王好古《汤液本草》1298年：“大抵细薄者为枝、为嫩，浓脂者为肉、为老，处其身者为中也。不必黄色为桂心，但不用皮与里，止用其身中者为桂心。不经水而味薄者，亦名柳桂。”……“而仲景又言桂枝者，盖亦取其枝上皮也，其本身粗浓处亦不中用”……“桂枝者，桂条也，非身干也，取其轻薄而能发散。一种柳桂，乃小嫩枝条也，尤宜入上焦药。仲景汤液用桂枝发表，用肉桂补肾，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理之自然，性分之所不可移也。”（桂枝还是指枝上皮)。
元代的官修本草，有至元二十一年(1284) 《至元增修本草》，影响不大，已经失传。流传下来的，是至顺二年(1331)尚从善撰成的《本草元命苞》为元政府官医考试用书。此书是根据北宋唐慎微《经史证类备急本草》(1082年前后)内容编撰的精简本。其中关于桂类药的说明基本同北宋《证类本草》。
小结：从《唐本草》可以看出，唐代桂枝和桂心还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桂之皮，区别在去不去外粗皮而已)。一直到林亿等改定医书的1077年之前都是如此。两宋时期，桂类药部位分化，桂枝类逐渐往上移，枝皮和嫩条混用，主要用作上焦发表之剂，出现了薄桂一词（代指枝皮)；肉桂用药部位逐渐往下移，出现干皮入药（与北宋明显不同)，作为补益下焦肾火之品。这种分化应该是在北宋《重广补注神农本草并图经
》时发端，在南宋基本定型的，影响至今。
南宋许叔微成书于公元１１３２年的《伤寒九十论.桂枝证（三十一)》的医案反应了当时相关的历史状况：
“里间张太医家一妇。病伤寒。发热。恶风。自汗。脉浮而弱。予曰。当服桂枝。彼云家有自合者。予令三啜之。而病不除。予询其药中用肉桂耳。予曰。肉桂与桂枝不同。予自治以桂枝汤。一啜而解。论曰。仲景论用桂枝者。盖取桂枝轻薄者耳。非肉桂之肉浓也。盖肉桂浓实。治五脏用之。取其镇重。桂枝清轻。治伤寒用之。取其发散。今人一例。是以无功。”许叔微说“桂枝轻薄者”。应是薄枝皮。
许叔微开方是“桂枝汤”，而病家（也是医家家人)用的是“肉桂”，这种情况在今天是不可能发生的，之所以当时会发生这种事情，正说明当时的病家及医家还基本认为两者是同一种东西，南宋以前用药的传统习惯还在，不是很讲究的医家还没有象后世那样区分它们两者。这段医案至少说明了两点：一是当时的桂枝和肉桂基本就是稍有区别的一类东西，常人还多认为它们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二是说明桂类药药用部位在两宋开始逐渐分化，但南宋１１３２年时这种分化还未被普遍接受，即还没有完全定型。《伤寒九十论》属于医案名著，此则医案无疑更促进了桂类药药用部位的分化。
这则医案的效与不效，许叔微认为是“桂”皮的部位不对的原因，如果是单方，这较有说服力，但从逻辑角度看，前后的变量较多，并非唯一，所以取效是否真因为易厚桂为薄桂还难以确定，只能是许氏个人观点。
许叔微在《伤寒发微论．论桂枝肉桂》中再次重申了肉桂、桂枝皮功用不同的观点：“仲景桂枝汤.用桂枝者.盖取桂之枝梢细薄者尔.非若肉桂之肉浓也.盖肉桂浓实.治五脏用之者.取其镇重也.桂枝轻扬.治伤寒用之.取其发散也.今人例用之，是以见功寡。”“今人例用之”一句，足见当时医家还是普遍混用的。肉桂与桂枝皮的效用分化，许氏在历史上应该起到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
《本草蒙筌》
刊于1525年
明·陈嘉谟（明朝御医)；“
柳桂系至软枝梢，肉桂指至浓脂肉。桂枝枝梗小条，非身干粗浓之处；桂心近木黄肉，但去外甲错粗皮。” “柳桂桂枝味淡，能治上焦头目，兼横行手臂，调荣血，和肌表，止烦出汗，疏邪散风，经云气薄则发泄是也”“然柳桂桂枝，入足太阳之腑”。（柳桂、肉桂、桂枝区别还是很明确的，但桂枝似乎指较柳桂粗的枝条了。本草家开始有点犯晕了。而且柳桂桂枝已经相提并论
)《本草蒙筌》本是陈嘉谟用来教授弟子的本草讲稿。此书对后代中药炮制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
明末李时珍《本草纲目》（刊于1590年)：
“桂，即肉桂也。厚而辛烈，去粗皮用。其去内外皮者，即为桂心。牡桂，即木桂也，薄而味淡，去粗皮用。其最薄者为桂枝。枝之嫩小者为柳桂。”
《本草纲目》沿用唐宋本草旧说，并未将桂枝和柳桂专条列出。从李时珍对桂类药的引述和论述，他对桂枝是枝皮，形态上属于肉桂一类是很清楚的，这也正是他并不象后世本草家那样把“桂枝”单独专条列出的原因,也说明当时实际使用中“嫩枝全体的桂枝”还没有成为桂枝类药的主流。（柳桂、肉桂、桂枝区别还是很明确的，桂枝还为枝皮)
明杜文燮《药鉴》（成书于1598年)桂皮条云：“大都有四等：其在下最厚者曰肉桂；去其粗皮而留其近木之味厚而最精者云桂心（下略)；在中次厚者曰官桂（下略)；其在嫩枝最薄者曰桂枝。”（桂枝还为枝皮，但是桂枝皮有越用越嫩的历史趋势)。
缪希雍成书于１６２２年的《炮炙大法》说桂枝为：“即桂之枝条轻薄者”。
倪朱漠《本草汇言》(公元1624年，明天启4年)中引用《本草纲目》：“
枝皮为桂枝。”值得注意的是本书桂类药分四条：桂、桂枝、牡桂、肉桂。可能是桂枝、肉桂首次在本草书中独立成条目。
明末贾九如的《药品化义》（约成书于１６０６——１６４４之间)论及“桂”时也说：“干肉桂厚、桂枝薄”，“桂只一种，取中半以下最厚者为肉桂……，取中半以上枝干最薄者为桂枝……”。
明代《本草乘雅半偈》（1647年)：枝皮为桂枝。干皮之薄者为桂皮，浓者为桂、为桂心、为肉桂、为官桂。
明代的官修本草是御医刘文泰主编修订的《御制本草品汇精要》（公元1503年 41卷)，是中国第一部大型彩绘图书，由于印刷和政治上的问题，此书被束之高阁，藏之内府，社会上基本没什么人看过，甚至连听说过的人都很少，对社会医家基本没有影响。由于李时珍1560年曾在太医院任职，可能看过此书，对其编写《本草纲目》可能有影响。由于《本草纲目》是在明末出版的，其后又是战乱，所以其实在明一代，基本没有权威性的本草著作校正药物，这为后世一些药物的变异埋下了伏笔。此书桂类药分三条“桂”“牡桂”“菌桂”，所论有“〔采〕二月八月十月取皮【收】阴干【用】皮心枝”。
小结：明代桂枝类主流还是枝皮，枝之嫩小者为柳桂,也在使用。柳桂、肉桂、桂枝区别还是很明确的。但有个别本草家开始有点犯晕了，认为桂枝是“枝梗小条”了，已有本草书将柳桂桂枝相提并论（因性用基本相同)，1624年倪朱漠《本草汇言》中已经将“桂枝”单独专列条目了（但桂枝还是枝皮)。
桂枝史考（清代)
李中梓（字仕材)先生（1588-1655年)，系明末清初江南名医和医学教育家。其１６３７年所著《医宗必读》十卷，为传世杰作，在清代，大江南北之习医者，多以之作为模板，此人此书对后来江南一带医家影响巨大。此书卷三、卷四，为《本草征要》，其肉桂条曰：“肉桂乃近根之最浓者、桂心即在中之次浓者、桂枝即顶上细枝。（另列专条)以其皮薄，又名薄桂。肉桂在下、主治下焦、桂心在中、主治中焦、桂枝在上、主治上焦、此本乎天之道也。”（已经认为“桂枝即顶上细枝”了，但还知道“又名薄桂”，未论及柳桂，桂枝也是单独专列条目，为“温散风寒”药，此书肉桂也单独专列条目，为“温里药”)
清初张志聪《本草崇原》（约始撰于康熙十三年1674
)桂条云：“（《本经》有牡桂、菌桂之别，今但以桂摄之。桂木臭香，性温，其味辛甘。始出桂阳山谷及合浦、交趾、广州、象州、湘州诸处。色紫黯，味辛甘者为真。若皮色黄白，味不辛甘，
香不触鼻，名为柳桂，又名西桂。今药肆中此桂居多。真广者，百无一贰。西桂只供发散，不能助心主之神，壮木火之气，用者不可不择。上体枝干质薄，则为牡桂。牡，阳也。枝干治阳本乎上者，亲上也。下体根质浓，则为菌桂。菌，根也。根治阴本乎下者，亲下也。仲祖《伤寒论》有桂枝加桂汤，是牡桂、菌桂并用也。又云∶桂枝去皮，去皮者，只取稍尖嫩枝，外皮内骨皆去之不用。是枝与干又各有别也，今以枝为桂枝，干为桂皮，为官桂，即《本经》之牡桂也。根为肉桂，去粗皮为桂心，即《本经》之菌桂也。生发之机在于干枝，故录《本经》牡桂主治，但题以桂而总摄焉。)”（枝为桂枝
这里柳桂、桂枝、肉桂就有点乱了，可能跟明末清初的战乱有关，药家难以看不到本草古典了。柳桂“今药肆中此桂居多”，说明桂的枝条已经逐渐成为桂枝类的主流了，桂类只有“桂”条目)
清蒋介繁《本草择要纲目》 (初刊于1679年)：“ 桂枝即取木桂之最薄者。去其粗皮是也。”（说的桂枝应该还是枝皮，但桂枝独列一条目)
清初·刘若金撰《本草述》（刊于1691年)："桂枝与薄桂，虽皆属细枝条，但薄桂尤其皮之薄者，故和营之力似不及枝也。（说明清初枝皮与枝条并用。而且医家“和营”更重视桂的枝条了。)清·公元1644-1911年《本草秘录》
陈士铎
（1693年以后刊)：“
桂枝，味甘、辛，气大热，浮也，阳中之阳，有小毒。乃肉桂之梢也，其条如柳，故又曰柳桂。”（桂枝开始与柳桂合一，肉桂、桂枝各独列一条目)。
《本草备要》(公元1694年)，是汪昂编著：“
枝上嫩皮为桂枝”。（但桂枝独列一条目)。 《本经逢原》（成书1695)年
清
·
张璐：“
盖桂枝是最上枝条，亦名柳桂，言如柳条之嫩小也。”（桂枝与柳桂合一，桂枝独列一条目)。 关于桂枝木的使用
1740年左右（乾隆二年)社会上开始有医生使用“桂枝木”。桂枝木入药很可能是叶桂首先使用的。由于他的名气大，对后世时方派用桂枝的影响很大。 叶桂的《临证指南医案》（叶天士， 1666—1745年，弟子华岫云集叶氏晚年医案，书成于乾隆丙戌年1766年)是对后世医家影响很大的医案。其中所用的桂类药有桂枝、川桂枝、川桂枝尖、粗桂枝木、粗桂枝、甜桂枝、桂枝木、薄桂、丁桂、浔桂、浔桂心、肉桂、肉桂心、桂心、上肉桂、上桂肉、官桂、桂酒（拌白芍)。叶氏用桂对后世医家影响较大的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外感不用桂枝。徐大椿就说叶氏“譬之太阳症，独不许用桂枝，阳明症独不许用葛根”。叶的医案中有说治外感，“凡辛温气味宜戒”。叶氏认为，“葛根竭胃汁”、
“柴胡劫肝阴”、“麻黄劫汗伤阳”，他对桂枝同样也有戒备心态。大概难免与“桂枝下咽，阳盛则毙”的古语影响有关。
二是用桂枝木。叶氏为什么用桂枝木？因为我本文主要不是研究桂的用法，所以也没有深究，他在痹证、泻泄、疟中都有用桂枝木。在痹证中主要还是用于四肢关节肿痹痛之证，药理无非是象形取意之类。三是用桂之味的方法，如叶氏用桂酒拌白芍，后世又发展出与桂同炒后弃桂的方法。后世施今墨临证处方时，习惯以川桂枝、杭白芍同炒并用（应该是同炒后去桂枝，取其气味，叶氏是桂酒拌)。善治营卫不和，时有躁汗，表虚寒证不解者。若治四肢麻木、酸楚、关节疼痛者，易桂枝为桂枝木，但用量宜大，15～30g均可。若寒甚，四肢发凉者，也可酌加制附片，其效更著。施氏用桂枝明显就是深受叶氏影响。叶氏用桂枝木是不是错误解读宋本《伤寒论》中“桂枝去皮”的结果呢？显然不是，因为叶氏用桂枝类药有很多种，并不是单用“桂枝木”。叶氏用桂枝类药的药理大概可以从他的《本草再新》中的有关论述揣测：“
桂枝 味甘辛，性温，无毒，入心脾二经温中行血，健脾燥胃，消肿利湿，治手足发冷作麻，筋抽疼痛，并外感寒凉等症。”书中 <药性总义>: “气薄则发泄，厚则发热阳气上行，故气薄者能泄于表，厚者能发热。味厚则泄，薄则通。……清阳实四肢，四肢为诸阳之本，故清阳实之。……为枝者达四肢；为皮者达皮肤……本乎天者新上，本乎地者亲下之类。有因气相求者，如气香者入脾，气焦者入心之类。有因质相同者，如头入头，干入身，皮入皮，又如红花、苏木汁，似血而入血之类。自然之理，可以意得也。……辛走气，气病无多食辛。”
叶桂频繁使用桂枝木，说明在此时或此之前一段时间，桂枝条应该已经普遍使用，否则此时期医生想用桂枝木（去枝皮的桂枝条)是不可能的，药店是无法提供的。还有值得注意的是医案中只有一处使用“薄桂”，“薄桂”是唐宋以来桂枝（枝皮)的代名词。此时已经在桂类药中处于边缘化了，“桂枝”一药实际已经基本演变成指桂的枝条为主了。 清乾隆四年由太医吴谦编撰太医院医学教科书《医宗金鉴》（于1742年刊官修医书)，其中有论：“桂枝汤方，桂枝下有"去皮"二字，夫桂枝气味辛甘，全在于皮，若去之则是枯木矣，如何有解肌发汗之功?宜删此二字，后仿此。”《金鉴》此说有正本清源的意思，大概也有针对当时社会上有医生用桂枝木的情况而发的。值得注意的是“若去之则是枯木矣”一句，说明当时的官方医学教材尽管知道桂枝的药效“全在于皮”但也认可了“桂枝为桂的嫩枝全体”，这对医家的影响是很大的，因为清朝没有官修的本草书，以《医宗金鉴》这本官家方书对医界影响最大。 小结：因为明清两代没有权威性的官修本草流行于世，此间民间所著本草中的有些药物名实相对于唐宋本草发生了变异和混乱。这可能也和明末清初的战乱导致民间所藏古典本草书籍毁佚有关。此时桂类药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在长期柳桂与桂枝皮的使用中，两者大概是可以互相代用的，但清初医家已经认为，枝皮的和营之力似不及枝条。明末倪朱漠《本草汇言》（1624年)和李中梓《本草征要》（1637年)中桂枝已经单独专列条目（后者的桂枝偏向于枝条了，但还强调其“皮薄”)。大概在1700年之后，桂枝皮与柳桂已经基本合一了，桂的枝条已经逐渐成为桂枝类的主流。此时及其后的医家所用的“桂枝”，已经和今天的桂枝基本相同了。可以认为在1700年以后，“桂枝”一词已经转变为以细小嫩枝为主，桂之枝条嫩皮已经基本退出了桂枝类。1742年刊清代官修医书《医宗金鉴》也认可了“桂枝为桂的嫩枝全体”，这更确定了“桂的嫩枝全体”之桂枝的药物地位。而且在1740年左右，桂枝木开始为医生使用。原本也是一种有其理论支持的用药创新，并不是对“桂枝去皮”的错误解读所致，可是后世有些医家却误解为是对“桂枝去皮”的解读了。
清代医学对“桂枝”的认识很快也影响到日本。稻生宣义刊于１７０２年的《炮炙全书》也说：“桂枝即顶上细枝条”。此书是参阅中国本草、方书、农书等撰成。从此也可以看出清代医学，尤其是江南医家对日本医学的影响是迅速而巨大的。
沈金鳌是清代比较清楚唐宋“桂枝”的医家，他刊于1773年的《要药分剂》把桂类药分成桂（肉桂)、桂心、桂枝、柳桂、官桂五条，指出桂去外粗皮为肉桂、去内外皮为桂心、肉桂与桂心实为一物、枝上嫩皮为桂枝、桂枝之细嫩者为柳桂，他在柳桂之后，特别加了按语来讨论桂类药的名实问题，主要是讨论了桂枝与柳桂的问题，他指出桂枝与柳桂虽然算同种东西，但有大小之别，他还说：“今所用桂枝皆是柳桂，何则？所云桂枝，不过较身干上之肉桂为嫩为薄，不尽是细条，今所用桂枝，皆极细条，是柳桂也，且古人于桂枝，又有薄桂之名，今并以此伪充肉桂矣，其得伪充肉桂者，以所用桂枝，既皆是柳桂。人但泥枝之一字，直指柳桂为桂枝，不复知桂枝虽嫩薄，不尽细小，更不知桂枝之外，更有柳桂之名，故市肆得以混之，而人亦不觉也，不知肉桂补，桂枝散，欲补而以散剂用之，未有不为害者，因欲咎肉桂之不可用，竟不知属市人之罪，可慨也已！”只可惜沈金鳌的《要药分剂》影响不太大。
清
陈修园《神农本草经读》（
刊于1803年)：“牡桂者，即今之桂枝、桂皮也，菌根也。”目录有“牡桂即桂枝、薄桂皮”。 张寿颐《本草正义》刊于1828年：桂枝即口肉桂之枝，柔嫩细条，……。其效在皮，而仲景书反去其皮，可悟传抄之谬，无皮为木，而晚近来或用其木，毋乃嗜好之偏。（注：张氏对“桂枝去皮”的解读是错误的，后面另述) 清
·
张秉成《本草便读》
光绪十六年（1890年)：“
桂枝即桂树之枝”。
《本草崇原集说》 （清·仲学辂撰。章炳森补正，刊于1909年)： “又按：仲景书桂枝条下有去皮二字；叶天士《临证指南》方中每用桂枝木甚觉可笑。盖仲景所用之桂枝，只取稍尖嫩枝，内外如一，若有皮骨者去之，非去枝上之皮也。详见《崇原》小注。”（注：此书对“桂枝去皮”的解说是错误的，后面另述) 桂枝史考（民国、新中国) 民国1924年刊何廉臣《实验药物学》：“川桂枝即肉桂嫩枝极细者，为柳桂桂枝尖最辛者，桂枝木气味较淡。” 张锡纯著《医学衷中参西录》（初刊于1918至1934年间)所论之桂枝为
“皮骨不分”的桂枝。1937年
赵橘黄《本草药品之实地观察》：“又其枝皮称桂枝”。赵是近代现代本草研究的先驱，他此书中只有“肉桂”、“桂皮”、“桂丁”条，无单独“桂枝”条。现代生药研究注重的是药物的有效成分，认为桂类药的有效成分主要是桂皮油。所以近代现代对桂类药的研究有一种“复古”现象，重视的是桂之皮，与古典相同。曾到日本考察医学的丁福保在1930年的《中药浅论》中也只有“桂皮”和“肉桂”条，没有“桂枝”条。
1956年叶橘泉主编《现代实用中药》载：桂枝之皮，因药肆贮藏不慎，致辛香甘美之味，往往消失，与其用桂枝之重分剂，不如用肉桂之轻分剂较佳。叶氏是经方派，重视的也是桂之皮。 桂的嫩枝全体为“桂枝”1965年首次正式进入国家药典
1953《中国药典》只有桂皮“干燥的枝干皮”，无“桂枝”条目。桂枝在1965年首次进入63版《中国药典》中（1965年1月26日公布药典)：“本品为樟科（Lauraceae)植物肉桂（Cinnamomumcassia BL)的干燥嫩枝。野生或栽培。主产于广西、广东、云南等地。春夏二季将桂树的嫩枝条砍下，除去叶片。切成1——2尺长，晒干即得。”这是中国药史上首次以国家药典的形式将桂的嫩枝条定义为“桂枝”。
今天各地药店、药房对于中药给付的有关标准 如今药材行业为了规范中药处方的药物给付，已经开始制定有相关标准，象上海、天津等地，医生药方开桂枝、川桂枝、桂枝木、桂枝、桂枝尖、桂枝皮等药，药房应付都统一为药典规定的桂枝。（各地有地方标准，国家尚无制定具体的中药给付标准，也可以说有，就是《药典》)
“桂枝”一词为何能从最早的“枝皮”含义最后演变成“枝条”呢？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我分析大概有以下原因： 一、当年林亿、苏颂等精心选择“桂枝”这一名称来统一仲景医方中的桂类药名称，而“桂枝”从唐代以来便指桂的枝皮，并无不妥，但“桂枝”这一名称容易使人望文生义。随着仲景医书日益成为医学经典，桂枝药名逐渐被广泛使用，随着时间的流逝，加之医与药的分离，连许多后世医家都产生了误会。
二、桂类药用药部位从两宋时期开始分化，肉桂用药部位逐渐往下移，推崇使用树中部以下的厚干皮，作为补益下焦肾火之品。桂枝类逐渐往上移，讲究用薄枝皮，主要用作上焦发表之剂，因为讲究用薄皮，随着时代的推移，桂枝皮越用越薄、越用越嫩；在长期柳桂与桂枝皮的使用中，两者大概是可以互相代用的，但清初医家已经认为，枝皮的和营之力似不及枝条，所以桂枝最后发展到讲究用嫩小之枝梢，而细嫩桂枝梢是内外如一、皮骨不分的。历史上长期可以相互代用的柳桂与桂枝皮至此二合为一了。清代川桂枝就因为细嫩而著名。
三、个人推测明末清初的战乱、海禁、南方的三藩之乱也促进了柳桂与枝皮的合流。战乱一方面导致南北贸易的中断，肉桂、桂枝皮的主产地南方一带清朝的实际控制比较晚（三藩之乱1681年才终结)，这些药材大概在此期间无法供应长江流域、长江以北地区，这大概也导致了川桂枝的兴起（通过长江输送各地)。战乱的另一方面也导致了民间所藏古典本草书籍普遍毁佚。 四、明清两代没有出版权威的官修本草来校正药物，规范医家用药。使一些在历史中发生了偏离变异的药物没有能及时修正。 五、经济利益的驱动。用枝条取代枝皮，得利者主要是药农和药商。枝条比枝皮加工简单，分量更重（多了木芯)，利于药农药商谋利。而且也不算做假，药效也不错。 六、还可能与桂的野生资源匮乏有关，在长期的开采野生桂资源后，野生资源逐渐匮乏在所难免。而桂的栽培期很长，如取干皮最短都要六、七年，而且取干皮基本就是毁树。站在药农的角度，采收枝条是栽培过程中长期持续获取收益的好方法。尽管有的文章说广西桂的人工栽培约有1500年的历史（未见其提供史料)，但因为古代野生桂的资源是很丰富的，所以大规模的人工栽培大概是在清朝初形成的（据有关史料推测，广东罗定肉桂大规模种植约有300多年历史、广西六陈的玉桂大规模种植历史大约在明朝中期开始、广西岑溪大规模种植玉桂的历史大约有250多年，另外，南亚的锡兰肉桂也是约1770年才首先由荷兰人对它进行系统的栽培)。这大概与当时桂的野生资源已经匮乏有关，可能也和清初的“海禁”有些关系（清初的“海禁”主要是针对台湾郑氏力量)。赵翼《檐曝杂记》（此书成於嘉庆庚午 1811年)卷3云：“肉桂以安南出者为上，安南又以清化镇出者为上。粤西浔州（广西桂平)之桂，皆民间所种，非山中自生长者，故不及也。然清化桂今已不可得。闻其国有禁，欲入山采桂者，必先纳银五百两，然后给票听入。既入，唯恐不得偿所费，遇桂虽如指大者，亦砍伐不遗，故无复遗种矣。”此段道出了当时桂的传统产区的野生资源是如何枯竭的。当一种商品比较稀缺而且由药农控制并且有几种药材形式可供选择的时候，药农会选择提供对自己最有利的药材形式，相对于枝皮，桂枝条是更好的选择。桂开始大量人工栽培的时间和桂枝皮与柳桂基本合一的历史时间基本是重合的，这大概也不是简单的历史巧合。
总结：桂枝小史
“桂枝”这一药物名称始见于唐659年苏敬《新修本草》。唐以前的桂类药名称常用有桂、美桂、筒桂、牡桂、菌桂、皮桂、桂心等，实际是樟科植物桂之皮。从《本草经集注》《雷公炮炙论》等书的描述，以及马王堆出土的实物来看，应为较厚的桂皮（身干或粗枝皮，类似今之肉桂)。从《新修本草》的出现“桂枝”药名推测，唐之前有存在“桂枝”药名的可能性，但目前未见有可靠文献证明。 唐代直至清代初年（公元618年—1700年)，一千多年的时间里，“桂枝”在官修本草或绝大部分影响大的本草书中基本都是指“小枝皮或嫩枝皮”，尤其是在唐宋元三代，因为有官修本草（相当于国家药典)存在校正药物，可以认为此近800年的时间里，医家都以“枝皮”为桂枝的主流。
1068—1077年间北宋政府校正医书，林亿等将《伤寒论》、《金匮玉函经》、《金匮要略》等医书中的桂类药统一改定为“桂枝”药名，并注明“去皮”，其实质是唐代以来“桂心”“桂肉”之类桂皮的别名，之所以改用“桂枝”，估计主要是为了强调桂类药应以桂的枝皮为为正品、上品，这完全是承接了唐《新修本草》的关于牡桂嫩枝皮亦名桂枝的说法。但是北宋政府没有将“桂枝”列为官修本草的主条目，是其校定医书做得不够统一不够彻底的地方，也和北宋官修本草早在校订医书之前完成有关。北宋校定的医书中“桂枝”药名下注明“去皮”，本意是“削去皴皮”，古典中原本的标注可能就是“削去皴皮”，后世简写才抄成“去皮”。北宋官修医书保留“去皮”二字，可能存在以下原因：一是古典圣人遗文，存而传世；二是可能当时社会上使用的桂类药还多是没有去除外粗皮的；三是可能当时社会上使用的桂类药主要是比较厚的桂皮，否则很难干品“去皮”，今天的小枝薄桂皮的去皮都在湿的鲜品时进行，晒干后做不了。 真柳诚先生研究经过北宋改定的南宋版《外台方》（唐代
王焘
753年
)，其中只在卷一伤寒门的桂枝汤中配药桂枝，而且仅此一例，但是，此书王焘还引用了配伍桂心的桂枝汤。由于此《外台方》经过北宋改定，南宋翻印（也可能改过)，所以原书是否在桂枝汤中用“桂枝”为药值得怀疑，并不可靠。北宋初年的淳化本《伤寒论》中处方有用药物“桂枝”8处（基本连续出现在处方篇前部)，但处方篇全文明显已被北宋政府按一定标准修改过。再翻查未经宋改的敦煌藏经洞医籍（从东晋406年到北宋初1035年，刨除原卷子已经丢失的《辅行诀》)，居然未见有一处药方使用“桂枝”药名（可能与地处边远也有关系)。可见在北宋之前，“桂枝”的药名似乎从未出现在药方中（估计就算有也极少见)，尽管早在近400年前《唐本草》中已经出现了“桂枝”的药名。 另外，尽管从唐代到清初的权威本草书中都认为“桂枝”是“小枝皮或嫩枝皮”，但从历代方书中“桂枝”下注“去皮”或“削去皴皮”来看，似乎实际应用中并不是小嫩枝皮，因为小嫩枝皮很薄，晒干容易卷成多卷，而且很脆，是不容易“去皮”的，而且小嫩枝表皮较光滑，一般也没有“皴皮”，很可能实际应用中多数是粗枝的皮，与今种植年限不长的肉桂树皮近似（明代中期之前，我国几十年以上的高大肉桂树应该还是很常见的，那时的粗枝皮并不薄于今天的很多所谓“肉桂”)。今天我们见到的除掉外粗皮的肉桂小枝皮是在刚剥下还湿的时候去粗皮再晒干的。 两宋时期，桂类药用药部位开始分化，桂枝类逐渐往上移，主要用作上焦发表之剂；肉桂用药部位逐渐往下移，出现干皮入药（与北宋明显不同)，作为补益下焦肾火之品。这种分化应该是在北宋《重广补注神农本草并图经
》发端，在南宋基本定型的，一直影响至今。 柳桂和桂心苗在北宋初年出现。从北宋开始，桂枝类药实际存在柳桂和桂枝（皮)混用的情况，早期柳桂不成气候，到明末清初的时候，柳桂逐渐成为桂枝类药的中流。可以认为在1700年以后，“桂枝”一词已经转变为以细小嫩枝为主，取代枝皮成为桂枝，一直至今。在1740年左右，桂枝木开始为医生使用。
1965年，桂枝进入63年版《中国药典》，这是中国药史上首次以国家药典的形式将桂的嫩枝条定义为“桂枝”。（注：部分内容涉及《桂枝去皮说》)。
简略而言，唐代以前方书中药物“桂”之类都是桂“皮”，且不论是“桂”哪部位的皮。唐代开始崇尚桂的枝皮（可能是对“桂枝”这一方名的误会所致)。北宋末期桂皮类药物开始分化（可能是药物理论的发展所致)，桂的枝皮类逐渐往上移，“桂枝”特指枝皮（崇尚小枝薄皮)，主要用作上焦发表之剂；肉桂用药部位逐渐往下移，“肉桂”特指树干皮（实际上应该厚皮都是肉桂，因为谁也无法区分是不是树干皮)，重在补益下焦肾火。这种分化大概在南宋基本定型。今天的枝条类“桂枝”在两宋时期叫“柳桂”。南宋之后桂的枝皮类继续演变，由于明清两代没有官修本草来校正药物，以及柳桂的逐渐流行和其他一些原因，大约在清初， “桂枝”完成了由枝皮向枝条的演变。现代中药的“桂枝”是指“桂”的小梢条的切片，而“桂”树梢之外的树干皮和大小枝条的皮都是“肉桂”。今天一般药店所售的“肉桂”多是或大或小的枝条的枝皮，除非特别买那种够厚够大块的贵价货才可能是树干皮。
有些地方民间至今还有称桂枝（条)为“柳桂”的，湘西永顺县土家族医家周大成的《名老土家医周大成医案》后附有《常用中药名土家药名对照表》，其中桂枝就叫柳桂。 肉桂小史 目前所见，肉桂药名最早出现在葛洪编撰于310年左右的《肘后卒急方》。 葛洪的《肘后卒急方》编撰于310年左右，公元500年陶弘景增补《肘后救卒方》为《肘后百一方》，现在能见到的是金代杨用道《附广肘后方》（1110年左右
未经宋改
今有明、清版)，此书比较完整地保留了葛洪、陶弘景的原样。其中肉桂药名出现4次（本人所见版本为3次)，桂肉1次。此书桂的配伍最多，其次是桂心。值得注意的是，在每一类方的篇首出现的基本都是“桂”，后面内容才会出现“桂心”等其他桂药。葛洪在此书的序言中说“省仲景元化刘戴秘要金匮绿秩黄素方，近将千卷”，可以推测他书中所录的伤寒类方应该主要也是来自张仲景《伤寒杂病论》。
454-473年陈延之《小品方》残卷27方（649年以前写本
日本未经宋改本)中，16方中配桂肉，此书桂类药桂肉最常用。《小品方》的“桂支汤加乌头汤”中的配桂肉。陶弘景（456—536年)所处时代与之基本相同，可以推断此时期医方中的桂类药药名主要为桂肉。《小品方》大量的收入了《伤寒论》的方子。钱超尘认为，这本书和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有非常紧密的血统关系。现在我们常见的今人辑校本《小品方》，其卷一开头部分应该是引自日本发现的古典残卷，内容相同，此处桂类药基本都是桂肉。其后部分桂类药就以“桂心”为主了，应该是公元649年之后被人修改过的内容。可以认为在陈延之时代，可能“桂肉”是桂类药的主药名。通观此书，除卷第一《述旧方合药法》中有“合汤用桂、浓朴、黄柏诸木皮者，皆削去外粗皮也”外，所有桂类药下再无注“去皮”字样，可以证明当时所谓桂“去皮”，就是指桂皮去除外粗皮取其“肉”。 以上两书相距160多年，桂类药的主要名称由桂变为桂肉。可以推测张仲景《伤寒论》时代（公元200年左右)，桂类药的主要名称很可能就是未去外粗皮的“桂”，并且注明有“削去皮”或“削去皴皮”，所以到葛洪《肘后卒急方》时代（310年)，桂类药的主要名称变成了“桂”和“桂心”（去掉粗皮的桂肉)；再到陈延之《小品方》时代（473年)，桂类药的主要名称就变成了“桂肉”。主要原因估计就是古典医方中的“桂”药下注明有“削去皮”或“削去皴皮”的影响。
隋唐五代桂心成了桂类药最普遍的称呼，翻查陈增岳编著的《敦煌古医籍校证》一书（此书基本囊括了2008年以前发现的敦煌文书中的医书)，全书见到的桂类药以桂心最常用。敦煌文书抄写时间大约在公元 406 年（东晋)—北宋初1035年（其时西夏兵临敦煌城下)，其抄写或刻印最集中的时间段则为唐五代宋初。此时期桂类药的主要药名为“桂心”而不是延续陈延之《小品方》的“桂肉”，原因何在？可能跟期间出现
陶弘景
《本草经集注》（南朝·梁公元502-557年)和隋《雷公炮炙论》（600年左右)有关。 《集注. 序录》中有“凡用桂、浓朴、杜仲、秦皮、木兰辈，皆削去上虚软甲错，取里有味者秤之”。 《雷公炮炙论》紫桂条目有∶“凡使，勿薄者，要紫色、浓者，去上粗皮，取心中味辛者使”。关键是此书称这种“去上粗皮”的桂皮叫“桂心”。这两本书对当时中医药发展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估计正是这两本书的影响，导致隋唐五代桂心成了桂类药最普遍的称呼。
罗振玉藏敦煌藏经洞医籍<疗服石方>（唐代抄本)中桂肉出现一次。
肉桂这一药名首次在本草书中出现应该是《唐本草》（659年)：“其牡桂嫩枝皮，名为肉桂，亦名桂枝。”但没有成为主药名，没有单独列条目。 北宋之前，桂类药主药名的名称演变：东晋之前为“桂”——东晋流行桂和桂心——南北朝期间为桂肉、桂心——隋唐五代为桂心。 桂类药的主名称演变跟古典医书和古典药材炮制书中注明桂类药要“去皮”相关。“肉桂”之名，原本是“桂之肉”的意思，不是我们今天有些人认为是“煮肉所用桂皮”的意思。
1068—1077年间北宋政府校正医书，林亿等将《伤寒论》、《金匮玉函经》、《金匮要略》等医书中的桂类药统一改定为“桂枝”药名，并注明“去皮”，其实质是唐代以来“桂心”“桂肉”之类桂皮的别名。尽管北宋的主流本草书规定“桂枝”为桂的枝皮，认为“其木（桂)身粗厚处，亦不中用。”但实际医家应该还是有用桂的身干之粗厚“桂皮”的，否则南宋就不可能发展出“肉桂补益下焦肾火”的理论。
两宋时期，桂类药用药部位开始分化，肉桂用药部位逐渐往下移，出现干皮入药（与北宋明显不同)，作为补益下焦肾火之品，南宋基本定型，此后就一直没有什么重大变化。一直影响至今。
肉桂首次成为主药名并单独列条目应该出现在明末公元1624年倪朱漠《本草汇言》中。
1965年，肉桂进入63年版《中国药典》，这是中国药史上肉桂首次以独立条目进入国家药典。1953年版《中国药典》中出现的是“桂皮”条目。现在《中国药典》规定的肉桂与传统所说的肉桂，大略有两点不同，一是品种大幅缩减，规定只为樟科植物肉桂CinnamomumcassiaPresl的干燥树皮。二是现在不论桂的干皮、枝皮、小枝皮都笼统叫肉桂。与传统重干皮稍有区别。
不论古典医书中使用的桂类药是桂干皮还是桂枝皮，今天我们使用古方都会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尤其是今天涉及使用“桂枝”这味药的药方，今天所用的桂枝的有效成分应是大大少于古典中所用的桂药的，因为古典中的桂药纯是“桂之皮”，而非今天含木芯的桂枝条，其次古典医方中一些以桂为君药或主药的医方，如果使用今桂枝，其医方会因为桂药实际远未达到古方中的量而发生质变，疗效必然会受到影响，除非增加今桂枝的用量，这才是桂类药本草源流考究的关键所在。 我个人实验，用某单位的今桂枝煮浸后去皮，然后皮、芯都晒干称重（三种秤三次测量)，某单位的今桂枝，其桂皮（约)是桂枝总重量的三分之一。（说明：此测量只做为药物研究，不做为用药建议)。
另外，有学者研究认为剂量、水量、煎煮时间相同的情况下，水煎液中今“桂枝”与“肉桂”的桂皮醛(Cinnamicaldehyde) 含量无明显差异。但这并不能证明同等剂量的肉桂与今桂枝的药力是相同的。毕竟以单一生化成分来判断药物的药力恐怕有失偏颇。且单味药物的测量也不能等同在方剂中多味药一同煎煮的情况。肉桂、桂枝的主要化学成分相近，但并不完全相同，以桂油比较肉桂和桂枝，肉桂出油率为2.15%，桂枝出油率仅为0.35%，肉桂挥发油中10种成分在桂枝油中未检出，而桂枝挥发油中16种成分在肉桂油中未检出。参见沈群等人的《桂枝、肉桂挥发油化学成分GC-MS分析》。
2010-07-28 经方医学论坛首发（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８日第二稿 )
杂说1：仲景桂枝去皮说
《伤寒论》中“桂枝”药物下多有“去皮”二字，明清以来医家对“桂枝去皮”的解读发生了分歧，主要有两派：一派认为是桂枝条去掉外皮用桂枝木芯（下称木芯派)；一派认为应该是就是桂的身皮或枝皮去掉外粗皮（就是用桂心之类)。本草源流考证的结果证明，“桂枝去皮”的意思就是桂的身皮或枝皮去掉外粗皮。
马王堆出土医书《五十二病方》中没有记录有“桂
去皮”之类的字样。但马王堆1号墓（公元前168年葬)出土的小片桂实物却是已除去外粗皮的板片状桂皮（浙樟)。
葛洪的《肘后卒急方》编撰于310年左右，公元500年陶弘景增补《肘后救卒方》为《肘后百一方》，现在能见到的是金代杨用道《附广肘后方》（1110年左右
未经宋改
今有明、清版)，此书比较完整地保留了葛洪、陶弘景的原样。其中肉桂药名出现4次（本人所见版本为3次)，桂肉1次。此书桂的配伍最多，其次是桂心。值得注意的是，此书出现三次“桂
削去皮”，其中有两次为“好桂，削去皮”，都出现在某一类方的方首部分，从其文字表述的古典性来看，应该为葛洪原文而非后人补入。
454-473年陈延之《小品方》残卷27方（649年以前写本
日本未经宋改本)中，16方中配桂肉，此书桂类药桂肉最常用。《小品方》的“桂支汤加乌头汤”中的配桂肉。陶弘景（456—536年)所处时代与之基本相同，可以推测此时期医方中的桂类药药名主要为桂肉。《小品方》大量的收入了《伤寒论》的方子。钱超尘认为，这本书和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有非常紧密的血统关系。现在我们常见的今人辑校本《小品方》，其卷一开头部分应该是引自日本发现的古典残卷，内容相同，此处桂类药基本都是桂肉。其后部分桂类药就以“桂心”为主了，应该是公元649年之后被人修改过的内容。可以认为在陈延之时代，可能“桂肉”是桂类药的主药名。通观此书，除卷第一《述旧方合药法》中有“合汤用桂、浓朴、黄柏诸木皮者，皆削去外粗皮也”外，所有桂类药下再无注“去皮”字样，可以证明当时所谓桂“去皮”，就是指桂皮去除外粗皮取其“肉”。
南朝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公元490年左右)“序录”中有云：“ 凡用桂、浓朴、杜仲、秦皮、木兰辈，皆削去上虚软甲错，取里有味者秤之。”“凡方云用桂一尺者，削去皮竟，重半两为正”。陶氏此说，唐代《新修本草》沿用。
隋雷敩《雷公炮炙论》（600年左右)紫桂条目有∶“凡使，勿薄者，要紫色、浓者，去上粗皮，取心中味辛者使”。关键是此书称这种“去上粗皮”的桂皮叫“桂心”。此书也说明隋朝之前桂类药只有桂皮类，没有嫩枝条全体的桂类药，因为这本书也完全没有提及。
《本草经集注》和《雷公炮炙论》这两本书对当时中医药发展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估计正是这两本书的影响，导致隋唐五代桂心成了桂类药最普遍的称呼。
唐《新修本草》桂类药的内容基本沿用了〈集注〉的原话（见上)。苏敬还增加了“（牡桂)小枝皮肉多，半卷”，并总结了唐代之前桂类药的名称（牡桂小枝皮)一名肉桂，一名桂枝，一名桂心”，目前的可靠文献资料表明，唐之前桂类药的最常用的名称就是“桂”“桂心”和“桂肉”（肉桂和桂肉意同)。日本奈良时代的756年，孝谦天皇把从唐进口的桂心等药物进献给东大寺，在现存的当时进献目录上载有桂心的名称，其实物至今仍保存在正仓院。调查实物的结果，是属于C.cassia及C.obtusifolium类，大小不一的板状－半管状－管状的树皮，而且都去掉了外粗皮（木栓层)。
真柳诚先生的《林亿等将张仲景医书的桂类药名改为桂枝》一文已经翔实的论证了：“仲景医方的桂枝当是桂皮（肉桂)”的观点，那么《伤寒》中“桂枝去皮”只能是桂的身皮或枝皮去掉外粗皮。真柳诚先生的有关论证中医人士很有必要在网上搜来仔细看看，这里就不多费笔墨了。
另外，我们今天看到的北宋改本《千金方》和《金匮玉函经》都是林亿等人改定的（北宋改定医书在1068—1077年间)，《金匮玉函经》卷七“方药炮制”有“桂削去皮，用里黑润有味为佳”，从中也可推断其“桂”应为树皮，也说明了“桂枝去皮”是什么意思。在宋改本《千金方》的新校方例中林亿等人论药的辨正时说“桂心盖取其枝中之肉”（枝之最外为粗皮[木栓层]，木芯为骨，两者之间为肉)，林亿在两处都提到桂类药的处理，根本不涉及“桂的嫩枝全体”之类的东西，何来“桂木芯”之物？据此也可以推断林亿等校正的药名“桂枝”最可能就是指桂的枝皮，因为林亿的这一说法完全是继承了前代《唐本草》中“其牡桂嫩枝皮，名为肉桂，亦名桂枝”的说法。这也可以推测林亿等人改定的《伤寒论》等医书中的药名“桂枝”原本就是“桂肉”或“桂心”之类。林亿等将张仲景医书的一些桂类药名改为桂枝，一是为了药物和方名统一；二是因为唐和五代以来“桂枝”指的就是“桂”或“桂心”之类，这么改也名正言顺，很自然，他们和当时的医家不会认为有什么不妥。
1116年身为北宋官府药材辨验官的寇宗爽《本草衍义》的总叙有云：“合药分剂料理法则中言，凡方云用桂一尺者，削去皮毕，重半两为正。既言广而不言狭，如以半两为正。且桂即皮也，若言削去皮毕，即是全无桂也。今定长一尺，阔一寸，削去皮上粗虚无味者，约为半两，然终不见当日用桂一尺之本意，亦前人之失也。”这里也清楚注解了北宋林亿等人所说的“桂枝去皮”实际是什么意思。
宋本《伤寒论》桂枝人参汤有 “桂枝四两（别切)”字，“木芯派”有人问肉桂能切吗?以做质疑。伤寒论中用桂枝的方很多，应该只有桂枝人参汤中的桂枝出现“别切”语。唐本《伤寒论》中，元大德唐本《伤寒》有这句，保元堂本唐本《伤寒》为“桂枝四两去粗皮”；《金匮玉函经》无此“别切”语。而学术界多认为《金匮玉函经》是唐本《伤寒》的底本。所以首先有理由认为“别切”一语可能是后人加入的（补充：敦煌医籍中的《方书
S.3347》中有“桂心
三两
切”；《方书
P.2882》中有“桂心
三两
细切”，说明北宋之前的方书中桂心确实有存在要求“切”的情况)。其次，就算原来有“别切”字，也没什么问题，肉桂能切吗？当然可以，《伤寒》药物中有一个药物形态最接近肉桂，就是厚朴。在《伤寒论》中，厚朴也是去皮的，按照“木芯派”桂枝去皮的解释，应为去掉树皮的厚朴木芯，这显然是不通的。伤寒论中药物所说“切”，多是生姜之类湿物，其实干药物湿润后可切，宋本《伤寒论》卷十桂枝麻黄各半汤中的杏仁“汤浸，去皮尖及两人者”。去皮尖要先“汤浸”，桂枝人参汤中桂枝是后下的，有时间湿润。当然也可以“汤浸”后再切。如何切？《金匮玉函经》卷七“方药炮制”中有“厚朴即斜削如脯法”。切桂之皮大概也是如此。
1988年版部颁标准《全国中药材炮制规范》和各版《中国药典》中，肉桂的炮制方法基本都是“去粗皮、捣碎块”。但有些地方的炮制传统，肉桂是切片或切丝的。《江苏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肉桂》：“刮去表面粗皮，淋水润透（冬天也有用蒸笼蒸软的)，切成丝，低温干燥。”《上海市中药炮制规范.肉桂》“肉桂，将原药刮去栓皮。略浸，取出，稍润。切薄片。晾干。”传统上肉桂的入药形态应该主要有三种：小碎块、丝或片、粉。
北宋校定的医书中“桂枝”药名下注明“去皮”，本意就是“削去皴皮”或“去粗皮”，
“去皮”属于简写。北宋官修的《太平圣惠方》和《圣济总录》是古方书中对桂类药物的用词最规整的。《太平圣惠方》中如果药物为“肉桂”，则绝大多数会在后面注明“去皱皮”；而在药物“桂心”后面是没有类似标注的。《圣济总录》类似，基本上每个药物“桂”后都注明“去粗皮”；并且如果药物使用了“桂心”一词，则后面就不会再注明“去粗皮”。“桂心”之后不注明去皮，是因为已经去掉外粗皮的桂皮才叫桂心。
孙朝宗说见刘完素（约生活于1110-1209年河北金)《伤寒直格.伤寒标本心法类萃》中“桂枝汤”的桂枝下注有“去皴”；麻黄汤方剂中桂枝下注“削去皴皮”（刘河间或许看过某种古医籍，不知孙先生看的是哪个版本的刘书)。皴（cūn),皮细起也。—《字略》，就是表皮上裂纹状突起，我们一般看看路边的树皮就明白是什么东西，一般情况下，只有比较老而粗的枝干、身干的树皮表面才会起皴，嫩枝的表皮比较光滑的，这说明南宋刘河间行医时期的北方金地医家所用之“桂枝”还是桂皮，而且似乎不是嫩枝皮，但略晚些的同在河北的医家张元素在《医学启源》中却已经区分成肉桂补下焦，桂枝善发汗了。
敦煌文书中《张仲景五脏论一卷 P.2115》中也有 “杜仲削去朘（应该为皴字误写)皮，桂心取其有味”的类似说法，其意思参见隋代《雷公炮炙论》杜仲条目：“凡使，先须削去粗皮”；东晋陶弘景的《名医别录》杜仲：“今用出建平、宜都者，状如厚朴，折之多白丝为佳。用之，薄削去上皮，横理，切令丝断也”。
在1700年以后，“桂枝”一词已经转变为以细小嫩枝为主，取代枝皮成为桂枝，一直至今（详见〈桂枝本草源流古今变异考究〉（一))。“桂枝去皮”的问题，在清代之前基本不存在，真正成为问题大概发端于清初1674年张志聪的《本草崇原》对“去皮”的错误解释：“桂枝去皮，去皮者，只取稍尖嫩枝，外皮内骨皆去之不用”。在桂的细小嫩枝取代枝皮成为桂枝后才真正成为了医家的疑问，加上基本同时又出现有医家使用去皮的桂枝木入药，这个问题才变得混乱起来。此前中医药史上基本无此问题。
大约在张志聪《本草崇原》的同时，柯琴就批评过去皮用桂枝木的说法。他成书于1669年的《伤寒论注. [卷一]
桂枝汤证上
》：“桂枝之去其皮，去其粗皮也，正合解肌之义。昧者有去肌取骨之可笑。”
桂枝（皮)为什么要“去皮”？最早或者由于肉桂系热带及亚热带植物，空气湿度较大，在肉桂树较老的枝条表皮上会有一些苔藓类低等植物寄生，入药时自然亦应“刮去”。后来也有医家解释为外粗皮有毒的。“医者意也”，我这里也“意”测一下古人的心思：桂枝木芯为骨，外粗皮（木栓层)为皮，两者之间为肉，“桂枝本为解肌”。外感病邪在肌，用桂之肉、辛发解肌之意，去掉外粗皮意为便于辛发解肌。外感病邪在皮用麻黄。麻黄中空有节，如竹形，宛似毛孔。所以用麻黄发汗，所以麻黄要去节、取其通透之意。纯属于个人臆测，未必当真，但古人用药确实会使用这种思维方式，也是很正常的。
总之，林亿等所说的“桂枝去皮”其实质就是六朝～隋唐五代北宋初医家最常用的“桂心”（桂的枝皮去掉外粗皮)。
现在的《药典》并不收录“桂枝木”，说明编制者是清楚宋代以来“桂枝去皮”的真实含义的，且并不认可无皮桂枝木的药效。
杂说２：药用桂与香料桂
肉桂是人类最早发现并应用的香料之一。桂皮类商品中，药用肉桂只是其中特殊的一类。而所有品种的桂皮基本都可以作为香料桂（食用或提取香精)，只是品质参差、风味各异而已。中医人士关键是认准《中国药典》规定的肉桂即可。
《中国药典》2005年版规定的肉桂为：英文名CORTEXCINNAMOMI；【来源】本品为樟科植物肉桂CinnamomumcassiaPresl的干燥树皮。多于秋季剥取，阴干。【性状】本品呈槽状或卷筒状，长30～40cm，宽或直径3～10cm厚0.2～0.8cm。外表面灰棕色，稍粗糙，有不规则的细皱纹及横向突起的皮孔，有的可见灰白色的斑纹；内表面红棕色，略平坦，有细纵纹，划之显油痕。质硬而脆，易折断，断面不平坦，外层棕色而较粗糙，内层红棕色而油润，两层间有1条黄棕色的线纹。气香浓烈，味甜、辣。【含量测定】中规定：“本品按干燥品计算，含桂皮醛（C9H8O)不得少于1.5%。”这个是鉴别药用肉桂的关键。有学者以桂皮醛为主要指标成分对樟科植物肉桂组的8种传统肉桂（肉桂、越南清化桂、柴桂、野黄桂、银叶桂、钝叶桂、天竺桂、川桂)进行分析，结果只有肉桂和越南清化桂符合药典的药用标准。中医传统上以越南清化野生高山肉桂最优，有清化玉桂之誉，其上品内表皮腻滑如玉，油性足，嚼之特别清香，化渣。过去国产肉桂以广西大瑶山区所产野生桂质量较好，旧称黄瑶桂，品质上乘的还有西江桂。目前国内肉桂的主要栽培品种是中国肉桂、南肉桂和锡兰肉桂。中国肉桂适生性强，分布广，是目前国内主要当家品种。南肉桂（即越南清化桂)是中国肉桂的大叶变型，1967年以来，我国从越南广宁省多次引入本种的种子、苗木，分别种植在粤、桂、云、闽、浙等省（区)，南肉桂无论是桂皮厚度还是桂油含量都高于中国肉桂，适生性又强于锡兰肉桂，是国内较为理想的栽培种，值得推广使用。锡兰肉桂原产地在斯里兰卡，是国际上著名的优质品种，我国广东、海南、云南、广西等地有引种栽培，目前还处于小规模试种阶段，没有大面积种植。我国是世界肉桂最大生产国和出口国，根据1994年不完全统计，全国种植内桂面积约260万亩。我国桂皮类商品80%以上用于出口，肉桂产品的三大销售区是美国、日本和西欧。西方人比东方人更爱肉桂的芳香气，尤以美国人、墨西哥人和西班牙人为最。
全世界的桂皮类商品植物有很多种，其中二类最具商业价值并居领导地位，就是锡兰肉桂和中国肉桂。尽管中国肉桂行销世界的历史更悠久，但近几百年锡兰肉桂在世界上的名气却高于中国肉桂。桂皮类商品自古以来在世界范围内主要是作为香料使用。下面谈谈锡兰肉桂和锡兰桂皮（内皮)。
锡兰肉桂为樟科植物Cinnamomumzeylanicum B1.的树皮，锡兰肉桂原生于印度尼西亚，约1770年才开始由荷兰人栽植于斯里兰卡进行系统的栽培，终年开花，虽然在自然状态下能高达10米，但为了商业生产的目的，多被人工修剪成矮化的，丛生的，枝条粗壮的灌木型植株（2—3米)。锡兰肉桂也生长在东印度群岛、爪哇、及马达加斯加。树皮厚而粗，内皮很薄。树皮（不是内皮)干品呈卷筒状或槽状，厚约5mm，外表面棕色，有不规则的细纵皱及突起的皮孔；内表面棕色，平坦，划之显油痕。质脆，易折断，断面不平坦。
锡兰肉桂在国际贸易中常称为锡兰型肉桂（Cinnamomumzeylanicum Blume)，或斯里兰卡型肉桂、塞舌尔型肉桂及马达加斯加型肉桂，又称优质桂皮，发货一般为捆扎成卷的灰白色树皮条（过去加工有用硫黄漂白并分级，所以色灰白，现情况不明)。海关定义为锡兰肉桂树（Cinnamomumzeylanicum Blume)或灌木幼枝的内皮，可能真正的锡兰肉桂只是取用其内皮。常10～40薄片重叠卷成细长筒状或双筒状，长约一米，每片厚约0.5mm，非常薄，外表面黄棕色（与海关描述不同)，事实上树皮颜色越淡，品质越好，偶见疤痕和空洞（系枝条伸出处)；内表面色泽较深。成品内外光滑，有波浪状纵直条纹。锡兰肉桂取内皮的方法是先将枝条浸泡发酵后，再将外层树皮剥除，切成等段卷成条状，乾燥后即可使用（有文章说是将外层剥除后，又用尖器一层层分拆出多层桂皮，待考)。
锡兰肉桂香气鲜美，比较软甜，味微辣，风味绝佳。中国肉桂与之比较，中国肉桂香味比较刺激，较辛辣，味不如锡兰肉桂精细鲜美，中国肉桂颜色较深，品质没有锡兰的好，芳香也略逊一筹，两者品质差异应该是锡兰肉桂含丁香油酚(eugenol)较高所致。历史上锡兰肉桂曾贵比黄金，为此引发了西方殖民者对锡兰控制权的争夺。中国肉桂比较便宜，近年其国际市场价格仅为锡兰肉桂的五分之一，因而近年占据了整个北美市场，导致斯里兰卡肉桂生产者受到中国肉桂的很大冲击，两国为此产生有贸易争端，差点闹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 )。斯里兰卡生产者认为两种香料是完全不同的，中国、印度等国不能把肉桂（Cassia)当作锡兰桂皮出售，但是因为不同的国家对这两种香料产品术语的界定是完全不通的。比如，在美国就允许桂皮和肉桂等同；而在英国，桂皮的标准产品名就是Cinnamomum
zeylanicum。法国人也分不清两者，把两者都叫cannelle。所以这种争端最终大概也只能是不了了之。
中国传统上药用肉桂（指南宋之后)严格说是取高大肉桂树近根部最厚部位剥取的树皮，内皮红黄色、皮厚油多、香味浓者为上品、正品（价钱高低取决于皮张的厚薄、大小和油性)。过去需要20年、30年的桂树皮方可入药做肉桂，50年、60年桂树皮才算上品。现在栽培５、６年就可以取皮，而过去这么短年限的树皮是不能入药的，只能做香料桂皮。现在是不论桂的干皮、枝皮、小枝皮都笼统叫肉桂。还有值得一提的是，过去取好的肉桂是要砍树剥皮的，现在农科人员发明一种剥皮再生的新技术，不用砍树，生剥了干皮还可以再生，能提高药农的经济收益。
我国传统肉桂的植物来源有多种樟科植物，并不象现在药典规定那么严格。我国古代药用肉桂和食用桂皮基本是混用的，名义上似有一定标准（本草书)，实际并不严格区别,不过认为是品质高下而已,一般情况是品质好的做药用，质量一般的为日用香料，当然特殊的贡品或海外香料贸易的情况例外，多用优等品。其实今天桂皮类使用的情况也差不多，常有混用的情况，只要适量，一般不会有什么大的不良后果。世界范围大体也是如此，如南欧人对肉桂（Cassia)的喜爱胜于桂皮（Cinnamon)，在北美则肉桂粉不问来自中国肉桂（Cassia)抑斯里兰卡肉桂（Cinnamon)，均不加区别地一起出售。但建议购买药用肉桂还是到正规的药店购买为宜，因为现在正规药店的桂类药品大概还多是出自栽培区，基本能保证是中国肉桂或清化桂（因为这两种是栽培主流品种)，超市或街市中的桂皮未必是这两种，有可能为樟科植物天竺桂、阴香、细叶香桂等植物的树皮。
其实肉桂做为中药来运用，目前只占商品桂总产量的1/5，大部分桂皮是做为香料和日用化工的添加剂来使用的。
存疑：锡兰肉桂可能只是取用其内皮，外皮如何处置？完全不要？若只取用薄薄的内皮，其国际市场价为中国肉桂的5倍完全合理。或者也存在同中国肉桂一样直接剥皮晒干（不浸泡)的加工方式？这些问题不是很明确。留待日后考究。
杂说３：关于官桂名称的来源的推测
历代医家本草家对“官桂”一词其实搞不清其来历。
官桂之名初见于北宋，第一个提出官桂之名的《本草图经》（苏颂等人1057—1061 北宋中期，公元1061年，《图经本草》成书)用推测的语气说：“牡桂，皮薄色黄少脂肉，气如木兰，味亦相类，削去皮名桂心，今所谓官桂，疑是此也。”这是以桂心为官桂。
可见就算当时的宋人，对官桂的来历就不太清楚，如北宋末年的寇宗奭1116年所言：“今又谓之官桂，不知缘何而立名，虑后世为别物，故书之。”
元代王好古《汤液本草》1298年：“《衍义》所言，不知何缘而得官之名。予考《本草》有出观、宾、宜、韶、钦诸州者，佳。世人以笔画多而懒书之，故只作官也。”李时珍《本草纲目》批评王好古之说云：“此误，《图经》今观乃今视之意，岭南无观州。曰官桂者，乃上等供官之桂也。”
可是如果宋代确将供官之桂称为“官桂”，奉敕修本草的苏颂，以及身为药材辨验官的寇宗奭大概不会不知，因此宋代的“官桂”之名始恐怕非“供官之桂”而来。
公元1076年，北宋才设立官营“卖药所”，即太医局熟药所或医药惠民局，南宋称太平惠民局，为国营药品专卖药局，王安石原本想将药品象食盐、茶那样实行国家专卖，变法失败后，官营“卖药所”却保留了下来，负责生产成药的医药和剂局是从原熟药所分离出来的。而早在１０６１年的苏颂《图经本草》就已经提出“官桂”之名，并且已经不明白其名称来由，可见“官桂”之名的由来与当时的官营“卖药所”或“和剂局”无关。应有更早的来历。
对于官桂名称的来源我推测跟北宋初年乳香專賣制度有关。北宋初年跟“官桂”明显相关的历史事件有两件。
一是太宗太平興國二年三月（977年)，香藥庫使張遜建議，設置榷易局，將宋朝府庫中大量積存的香藥寶貨投放市場，讓商人用“金帛”購買和交換，以增加政府財政收入。“大出官庫香藥寶貨，稍增其價，許商人入金帛買之，歲可得錢五十萬貫，以濟國用，使外國物有所泄。”（《長編》卷十八，太平興國二年三月乙亥)。从后来北宋实行的進口商品專賣制度内容来看，“皮桂”是包含在香药类中的。北宋皇家府庫中的香药主要自各個割據王朝和各海外國家的貢獻，自然都是品质非常好的优等品，这类皇家库府的东西流入市场，自然为商家和用家的重视，按中国人的语言习惯，将其中的“皮桂”称之为“官桂”应该是很自然很可能的事情。
二是宋代是中國古代唯一長期實行進口商品專賣制度的王朝，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宋代進口商品專賣制度始於太平興國二年（977年)，宋太宗決定香藥寶貨由政府壟斷經營，商人只許向官府購買這類商品。朝廷頒令，不準任何人私自買賣來自海外國家和沿海港口的香藥、犀牙；國內各地出產的同類產品，也要在限定時間內逐步由官府經營。但由于经营管理成本、民间医药需求等原因，幾年後的太平興國七年（982年)，宋朝對該制度進行第一次重大調整，取消了大部分香藥的專賣。
在官府实行广泛严格专卖的这5年期间。“皮桂”和“桂心苗”都属于官府专卖品，后被解禁。（详细见上文宋朝部分)
我推测“官桂”一词就是出自这一时期民间对桂类商品的称呼，或者是称皇家库府流入市场的“皮桂”，或者是称官府专卖的“桂”类药，我个人认为前者的可能性大些。正好“官桂”之名始见于北宋，在1061年《本草图经》发行之前。
对于“官桂”还有一种简单的解释，即“官”通“管”（见字典)，枝皮干后卷曲成管条形状，古代也有些医书认为“官桂”就是“管桂”（筒桂)的。但是古代方书中还有官香、官粉、官参、官拣参之类的名词，所以“官”通“管”可以解释“官桂”，却解释不了其他带“官”的药物。
需要说明的是，历代临床医家多认为官桂是指桂皮的上品，实质是药用桂心、肉桂之类。但是很多各地地方本草药材书籍中所说的“官桂”实际上另有特指，其中有些并不做为药用，这是需要注意区别的，详细可以参考祝之友《官桂名实简考》一文。
杂说４：桂为神树说
自从了解到仲景时代所用的桂枝是桂之皮（相当于中药今天的肉桂)后，我就以为“桂”是“医源于食”的例证之一。可是后来翻看了一些资料，发现大概不这么简单，“桂”可能也是“医源于巫”的一个例证。因为在上古时代，“桂”还是一种“神树”。古书中的一些对桂的描述体现了它的“神”性，如“气王百药”、“桂枝之下无杂木”
。”《雷公炮炙论》“桂钉木根，其木即死。”这么神奇的树木被某个远古部落的人认为是“神树”是毫不为奇的，古代越南就称野生高山高大之桂为“神桂”。古代神仙家也把桂视为“仙药”之一。西汉刘向《列仙传》之彭祖就“常食桂芝”。《本经》中“菌桂”条说“主治百疾”“为诸药先聘通使”，其在《本经》时代之前似乎是一种“万能药”，世界各地上古时期的“万能药”都是一些巫之“神药”（但是“菌桂”具体为何物，古今无定论)。今本《山海经·海内南经》中曰：“桂林八树在番隅东”，古书中还流传着“番禺之西，八桂成林”之说，据传也是出自《山海经》，可能是出自某个已经失传的版本，今本未见。韩愈的《送桂州严大夫》诗中有：“苍苍森八桂，兹地在湘南。有人认为“番禺之西，八桂成林”就是广西桂林名称的来源。“八桂成林”可见上古时代的桂是何等的云挺壮观、神气森然。
神树信仰乃是世界各民族在初始阶段的原始宗教信仰一个普遍现象，毕竟人类曾经是丛林生物，信仰神树是很自然的现象。有学者从我国彝族（滇、川、黔、桂数省区)的神树崇拜到铁柱信仰的演变，并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商代)比较研究。推测认为三星堆青铜神树信仰大体也是由自然神树的信仰演变而来的（见李绍明《从彝族神树崇拜看三星堆出土青铜神树》)。贵州荔波县瑶山瑶族墓地上，伫立着一根根雕刻着原始粗犷花纹的图腾柱，柱顶是一只展翅欲飞的大鸟。这与美洲印第安人的图腾柱非常相似。在我国东北古代诸少数民族也有树神崇拜，后来同样也发展成发展神木（杆)祭祀（图腾柱)，同样也包含有神鸟崇拜在其中，古代朝鲜族每一村落村口都立一鸟杆,这都是图腾柱演变而来的。有关详细情况可以翻阅满族和蒙古族等民族的神树崇拜的相关研究文献。可见中国上古时代初民社会从南到北都普遍存在神树崇拜，进而发展成神杆或神柱崇拜。如果想研究世界各地的神树崇拜可以看看爱德华·泰勒在《原始文化》等著作。今天各地民俗中仍然可以见到神树崇拜的遗存，如姻缘树、许愿树、圣诞树等。
桂在上古时期大概也是神树之一种。东晋王嘉《拾遗记》卷一说："少昊以金德玉。母曰皇娥，处璇宫而夜织，或乘桴木而昼游，经历穷桑沧茫之浦。时有神童，容貌绝俗，称为白帝之子，即太白之精，降乎水际，与皇娥宴戏，奏娟之乐，游漾忘归。穷桑者，西海之滨，有孤桑之树，直上千寻，叶红椹紫，万岁一实，食之后天而老。帝子与皇娥泛于海上，以桂枝为表，结薰茅为旌，刻玉为鸠，置于表端，言鸠知四时之候，故《春秋传》曰"司至"，是也。今之相风，此之遗象也。帝子与皇娥并坐，抚桐峰梓瑟……及皇娥生少昊，号曰穷桑氏，亦早桑丘氏。至六国时，桑丘子著阴阳书，即其余裔也。少昊以主西方，一号金天氏，亦曰金穷氏。时有五凤，随方之色，集于帝庭，因曰凤鸟氏。"陆思贤先生认为：""以桂枝为表，结薰茅为旌，刻玉为鸠，置于表端"，正是大汶口文化(公元前4300年 - 前2500年)，陶背壶太阳鸟图腾柱的形象（原基本构图是：一变形鸟纹踞于立柱之上。)；表即柱，是古代用于立杆测影的木柱子，故云"鸠知四时之候"，或云"司至是也"，是在立杆测影中确定夏至点与冬至点。又云‘今之向风，此之遗象也"，‘向风"也称‘向风鸟"，大概鸟图腾柱顶端的鸟形装饰，有活动装置，可以随风转动，因得向风之名"（陆思贤著《神话考古》72页)。天安门前的两座华表，就是从古代的图腾柱演化来的。古代成语中的“桂玉之地”就是指皇权所在的京师。“表”是神柱，不是随便用什么树木都可以做的，从这个神话可以推测，桂树在上古时代应该是中国大地上某一重要部落的崇拜的“神树”，后来又演化成以桂枝为表（图腾柱，还有演化为木柱、铜柱、铁柱、石柱等为表的，不同的部落会用不同的神木做，未必是用桂枝做)。云南姚安彝族有习俗用香樟木（古代为桂类)做成五寸方型小木桩放在家中膜拜，代表天神。屈原《离骚》中有“以凤凰翼其承旗兮，高翱翔之翼翼”句，描写的是凤凰在旗子上飞的意象，我认为正是“以桂枝为表，结薰茅为旌，刻玉为鸠，置于表端”的变异描写或者是后来神鸟演变成旗帜上图案的描写。另外，根据郭沫若先生的考证，少昊就是帝舜（太昊)之后的帝王。帝王史记中说： “少昊度徐州，蒙于之野”，所说之地可能就是近年考古发现的安徽省蒙城县尉迟寺遗址（距今约5000年)一带，尉迟寺遗址被史学界称为“中国原始第一村”，在离这个原始村落大型广场不远的一处探方中发现一个“鸟型神器” 。专家推测，这件器物当时是被摆放在固定的神台上，供古村落的村民敬仰膜拜的。但我从这件器物的底部为中空圆柱型来看，这种东西早期还可能是套在“表”端上的。因为如果仅仅是为了摆放在神台上，从器物稳定性考虑，不应该设计成现在我们看到的底部形态。浙江绍兴出土一战国时古越人铜质房屋模型，屋顶立一柱，柱顶塑一大尾鸠，也属于图腾柱之类。实物考古还表明，至少在周代，这种顶上立神鸟的图腾柱还演变成头上雕有鸠鸟的权杖，作为部落首领权势的象征。（参见青海湟源大华中庄村约3500多年以前的卡约文化遗址中的两件铜鸠杖首)。值得注意的还有，在山东微山县两城山出土的四块东汉时期的针灸画像石，考古学家定名为《扁鹊针灸行医图》，神医扁鹊是以禽鸟的形象出现的（鸟身人)。
“桂”字一般认为是形声字，为一种叫着“圭”音的树木。但桂字也可以有另外一种解读，就是特指那种做“圭表”之“表”的树木。因为上古神话传说中有“以桂支为表”的说法。圭表是古代测日影的仪器，在石座上南北方向水平放着的用来测量正午表影长度的标尺叫圭,南北两端立着的标杆叫表,根据日影的长短可以测定节气和一年时间的长短。“圭”字是象形，并非两个“土”组成，而是一个木尺或石尺上有很多横的刻度的象形。“圭”就是时间之尺。“桂”字的字型组成为一木一圭，就象一组“圭表”，完全有理由认为桂就是特指做“圭表”之“表”的神木（圭有各种材质，我认为更早时期可能还有木质的，可能也是桂木所制)。今天考古学界多认为平首圭是由新石器时代的石斧演化而来，真正标准的尖首形圭始见于商代而盛行于春秋战国，学者多认为由戈演变而来。战国以后圭在社会上就不再流行。周代及其后的圭是权力以及身份等级的象征。这种也叫“圭”的器物，具体为上尖下方的扁尺状，或许正因为这类东西形制类同“圭表”之“圭”，又表示身份等级资历，与“圭”为时间之尺的含义暗合，才被命名也称呼为“圭”。古人认为桂是因为其叶如圭而得名，我认为不足信，桂叶根本不象圭，因圭尺有很多横的刻度，而桂叶却有三竖明显的基脉。周代玉圭，尺寸一般长1 5至20厘米。中国自产药用樟科植物里，叶最长的是C.obtusifolium（越南桂)，约10-20cm，其次是C.cassia（肉桂)，约8-17cm。这两种以外，都是短叶种。叶的长度虽不离谱但也不太符合，何况圭还有一类是平首圭，就更不像桂叶了。
世界各地都有不死鸟的神话，例如中国的凤凰、日本的Ho-oo、俄罗斯的火鸟（Firebird)、埃及的太阳鸟（Benu)、美洲的叶尔（Yel)和阿拉伯的安卡（Anka)等，所有这些鸟都有死而复生的特点（寿命分别为500年、540年、1000年、1461年、1700和12994年不一)，而且同太阳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神话中的金色神鸟以乳香为食，以肉桂、甘松和没药等香料为巢（中国凤凰是梧桐枝)，它临死之时会在巢里吐火燃香自焚，三天后浴火重生。其羽更丰，其音更清，其神更髓。凤凰也是玛雅人的神禽，在玛雅传说中它引领玛雅人从遥远的东方大陆迁徙到中美洲。而且世界各地这种神鸟的传说很多还是和神树崇拜结合在一起的。
另外，南亚印度一带，肉桂是古代宗教礼仪必备的香料之一。古埃及用於木乃伊防腐（肉桂粉)及巫术。考古学家们认为古代玛雅人懂得用肉桂、香料等来调制可可制作原始的巧克力。基督教中的圣膏油的主要成分就是肉桂、菖蒲、桂皮、没药和橄榄油。上古时代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传播交流问题不是我能力所及，这里就不做深入讨论了。
如果桂树在远古时代确实是一种“神树”，那么桂最早是“从食变药”还是“由神（巫)入药”，都是有可能的。或者两种情况兼而有之。具体如何大概不可能做出准确的考据了。支持哪种说法大多也只能是据理推测而已。
杂说５：与桂相关的考古资料——浙江史前遗址的樟科植物叶片
具有7000年历史的浙江河姆渡遗址，出土有大量樟科植物的叶片（为细叶香桂、江浙钩樟叶片)，现场显示明显是人工采集存储的，此遗存处还伴有大量的淀粉实物，经上世纪90年代专家学者研究考证，认为此樟科植物叶片为原始茶的遗存。
相关考古已经证实，远古时期，原始茶为粥羹状充饥食物。茶呈粥羹状一直延续数千年，这与古籍记载，远古时期"茶可疗饥"的说法相吻合。遗存处存储的淀粉实物应该为制作粥羹状的原始茶的辅料。我们都知道桂枝汤正规服药法中还是要喝热粥的。樟木古代称“檀”，上古书《桐君录》中记载：“俗中多煮檀叶并大皂李作茶。”
浙江杭州跨湖桥遗址，考古发现距今7000多年前的烧裂小陶釜内“盛有一捆植物茎枝”，很可惜已经不可验别此植物具体为何种，或是樟科植物？有的学者认为其是中药“汤剂”的古代遗存，也有学者认为是古茶的遗存。
浙江的史前考古表明，上古时期，江浙一带古人可能有用“桂”（樟科植物)的嫩枝叶煮“茶”的习俗。远古人类对桂类植物的食用可能存在叶——皮的历史演变过程。
（注：浙江杭州跨湖桥文化，距今8000——7000年间，年代上限应早于河姆渡文化，两文化同处杭州湾、直线距离仅百里，但两文化的个性差异较大，是平行关系不是传承关系，两地文化晚期应该交流较多些)。
杂说６：肉桂、月桂和桂花
桂枝本草源流古今变异考究（三)2011年11月8日
经方医学论坛
首发
（一)“仲景医方的桂枝当是桂皮（肉桂)”再考察
关于传世本古典医方药物“桂枝”当为桂皮（今肉桂)的问题，中外医史学者早多有明确的论断。但网络所见，仍然有人对此存有疑惑。下面利用我以前收集分析的资料，从新的角度对这个问题再做考察。
一、利用未经宋改或宋改不彻底的古典方书，对名称中有“桂枝”的方剂和“麻黄汤”所用桂类药物名称进行考察
公元前１６５年之前的马王堆帛书医方，其中就大量出现药物“桂”、“美桂”、“菌桂”。马王堆1号墓还出土的小片板片状桂皮，经鉴定为Cinnamomum属植物浙樟Cinnamomum chekiangensis
Nakai.，而且已除去外粗皮（木栓层)。
公元前后时代的《武威旱汉代医简》、《居延汉简》、《敦煌汉简》中也出现多处“桂”，其中有关伤寒病的方剂使用了药物“桂”。
《居延汉简》（公元前102年至公元31年)簡89·20記载有“伤寒四物，乌喙十分，细辛六分，术十分，桂四分，以温汤饮一刀刲日三夜再行解不汗出。”
《敦煌汉简》（时代基本同《居延汉简》) 其簡2012記：“治久欬（咳)逆胸、痹痿痹、止瀉、心腹久積、傷寒方：人參、茈宛、昌蒲、辛、姜、桂、蜀椒各一分，烏喙十分，皆合和以……”。
310年《肘后》中有与“麻黄汤”用药相同的方剂，用的是“桂”。
“治卒上气，鸣息便欲绝方。…… 又方麻黄四两，桂、甘草各二两，杏仁五十枚（熬之)。捣为散。温汤服方寸匕，日三。”
“治卒乏气，气不复，报肩息方。…… 又方麻黄二两，桂、甘草各一两，杏仁四十枚。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分三服。”
从以上可以看出，东汉末年的《伤寒论》前后时代，有关伤寒的方剂中使用的桂类药物为“桂”。
东晋·陈延之４５４—４７３年间的《小品方》，十二卷。未经宋改的有日本《尊经阁文库》的《经方小品》古本残卷（存卷一部分)，残存２７方。使用了桂类药物的１７方，１６方用“桂肉”，１方用“桂心”。其中“桂支加乌头汤”用“桂肉”。
未经宋改的２０卷残卷本《孙真人千金方.卷五.少小婴孺.治伤寒方第六》（652年)部分中的方剂所用桂类药物只有“桂心”一种。《卷五.少小婴孺.疗咳嗽方第七》中的桂枝汤、麻黄汤，用的也是“桂心”。
以关键词“桂”在《千金宝要》全文查询，得 15 处相关。无药物“桂枝”。
唐代昝殷847-852年间得《经效产宝》三卷。以关键词“桂”在《经效产宝》全文查询，得 5 处。其中“调胃参汤”使用药物“桂枝”，其他都是肉桂。但由于不是唐代版本，无法判断“调胃参汤”的“桂枝”是否后世‘污染“所致。
陈增岳编著的《敦煌古医籍校证》全书（此书基本囊括了2008年以前发现的敦煌文书中的医书，抄写年代多为唐代)，如果刨除《辅行诀》，发现一：全书方剂药物中没有一处用“桂枝”药名，用最多的是“桂心”；二，全书出现五处“桂枝”，全部是方剂名，而且“桂枝汤方”中用的是“桂心（三两，去皮称)”（１２２页)。
752年唐代王焘《外台秘要》40卷。尽管今天所见《外台》是经过宋臣修改的版本，但由于修改得不太彻底，我们还是可以从中看出问题。
先从“桂枝汤”角度考察《外台秘要》。
以关键词“桂枝”在《外台秘要》全文查询，得到４９处相关，检查有１６方“桂枝某某汤（丸)”，其中３方用药物“桂枝”，另外１３方“桂枝某某汤（丸)”用药都为“桂心”，占８１.３％。而在这１３方中，有５方名称就是“桂枝汤”。还有值得注意的就是以下四方王焘注明是出自仲景方：
《外台秘要.卷第八.饮方二首》：
深师附子汤，疗气分心下坚，如盘边如旋杯，水饮所作，此汤主之方。
桂心（三两)生姜（三两)麻黄（去节三两)甘草（炙二两)细辛（三两)大附子（一枚炮)大枣（十二枚)上七味切，以水七升，先煮麻黄再沸，掠去沫，乃下诸药，煮取二升，去滓，分服七合，当汁出如虫行皮中，即愈，神验。忌海藻菘菜生葱猪肉冷水生菜等。（仲景《伤寒论》名“桂枝去芍药加麻黄细辛附子汤”并出第二十二卷中)
《外台秘要.卷第十四.中风及诸风方一十四首》：
又桂枝汤。疗中风。身体烦疼。恶寒而自汗出。头强痛急方。
桂心（五两)生姜（八两)甘草（二两炙)葛根（八两)芍药（三两)大枣（十二枚掰)上六味切。以水七升。煮取二升半。服八合。日三。温覆取汁。陆伯庸用良。忌生葱海藻菘菜。（人玉曰：此仲景“桂枝加葛根汤方”也，今云“头强痛急”，当作“项强痛急”才是)
《外台秘要.卷第二十三.杂疗汗出不止方一十首》：
桂枝加附子汤方。
大枣（十三枚擘)附子（一枚炮)桂心（三两)芍药（三两)生姜（三两)甘草（二两炙)上六味切，以水七升，煮取三升，温服一升。（延年同此，本张仲景《伤寒论》方)
《外台秘要.卷第三十六.小儿中风方四首》：
又疗少小中风，脉浮发热自汗出，项强鼻鸣干呕方。
甘草（炙)芍药、桂心、生姜（各一两)大枣（四枚)上五味切，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分温三服，忌如常法。（此张仲景“桂枝汤”，但剂分小尔)
（注意：按叶发正先生的考证，《外台秘要》正文下小字注文为宋臣林亿等所加，见《伤寒学术史》，也就是说林亿等曾见有一种仲景《伤寒论》的“桂枝汤”，用的就是“桂心”。)
另外，其实《外台秘要.卷第二.伤寒中风方九首》中的《伤寒论》桂枝汤就反映了药物“桂枝”原本应该是“桂心”。因为方剂后面的附加语有说“减桂心、生姜各一两”，这应该是修改不彻底的痕迹，或说明当时确实是“桂枝”、“桂心”通用的。
“仲景《伤寒论》桂枝汤，疗太阳中风，阳浮阴弱，阳浮者热自发阴弱者汗自出，啬啬恶寒，淅淅恶风，发热，鼻鸣干呕方。
桂枝、芍药、生姜（各三两)甘草（二两炙)大枣（十二枚擘)上五味，切姜擘枣，次切余药，以水七升，煮枣令烂，去滓，乃纳诸药，水少者益之，煮令微微沸，得三升，去滓，，服一升，日三，小儿以意减之，初一服便得汗出者，后服小小阔其间，如不得汗者，小小促之，令其药势相及汗出自护，如服六物青散法，若病重者昼夜服特须避风，若服一剂时不解，病证不变者，当更服之，至有不肯汗出，服二三剂乃愈，服此药食顷亦当饮热粥以助药力，若初得病甚，便以火发汗，火气太过，汗出不解，烦躁不得寐因此汤加龙骨牡蛎各三两，减桂心、生姜各一两，不用芍药；若虚劳里急，腹中痛者，取前桂枝汤二升，加胶饴一升，适寒温分再服，若得大汗出者，只用桂枝二两，发汗后重发汗，亡阳谵语，其脉反和者不死，发汗已解，半日许重发烦其脉浮数，可复发汗，宜桂枝汤方。”
再从“麻黄汤”角度考察《外台秘要》。
以关键词“麻黄汤”在《外台秘要》全文查询，得到３４处相关，其中２４处为“麻黄汤”，检查后发现，这２４方“麻黄汤”有１２方不使用桂类药，另外１２方使用桂类药，而且全部是“桂心”，无一例外。
更值得注意的是以下王焘或林亿注明的仲景麻黄汤：
《外台秘要.卷第一.深师方四首》：
“又麻黄解肌汤，疗伤寒三四日烦疼不解者方。
麻黄（三两去节)甘草（一两炙)杏仁（七十枚去皮尖熬)桂心（二两)上四味切，以水九升，先煮麻黄，减二升，掠去沫，乃纳诸药合煮，取二升半，绞去滓，分服八合，以汗出为度，忌海藻菘菜生葱。（本仲景“麻黄汤”，《千金翼》并同)”
注：深师，南北朝时宋齐间医家（４２０——５０２年)，僧人，善治脚气病，著作有《僧深药方》三十卷。
《外台秘要.卷第二.伤寒中风方五首》：
又疗伤寒头疼腰痛，身体骨节疼，发热恶风，汗不出而喘，麻黄汤方。
麻黄（三两去节)桂心（二两)甘草（炙一两)杏仁（七十枚去皮尖两仁碎)上四味切，以水九升，煮麻黄减二升，去上沫，纳诸药，煮取二升半，去滓，服八合，覆取微汗，不须啜粥，余如桂枝法将息。忌海藻菘菜生葱。（臣亿等按：张仲景《伤寒论》“麻黄汤”惟主伤寒，不主中风……又疗太阳病项背强？)
《外台秘要.卷第三.天行病发汗等方四十二首》：
《千金翼》疗天行脉浮紧，无汗而发热，其身疼痛，八九日不解，其表证续在，此当发其汗，服药已微除，发烦目瞑，剧者必衄，衄乃解，所以然者，阳气重故也。宜服麻黄汤方。（《千金翼》不疗天行)麻黄（三两去节)桂心（二两)甘草（一两炙)杏仁（七十枚去尖、皮、两仁)上四味，切，以水九升，先煎麻黄减二升，去上沫，纳诸药，煮取二升半，分服八合取汗，不须饮粥，投此汤易得汗。忌菘菜、海藻、生葱。（《深师》同，出第九卷中。此张仲景《伤寒论》方)。
《外台秘要.卷第十.大肠热实方三首》：
《删繁》疗肺脉厥逆大于寸口，主大肠热咳上气，喘鸣心烦。麻黄汤方。
麻黄（六两去节)芍药生姜半夏（洗十遍)细辛五味子（各三两)桂心（二两)石膏（八两)上八味，切，以水九升，先煮麻黄七八沸，去沫，次下诸药，煎取三升，去滓，分三服。忌羊肉、饧、生葱、生菜等。
注：南北朝医家谢士泰《删繁方》十三卷，谢士泰可能是北齐（公元550年—577年)时候人。
从《外台秘要》所引用的“桂枝汤”看，至少林亿等完成《宋本伤寒论》前看到的１８卷本张仲景《伤寒论》“桂枝汤”所用药物为“桂心”。
从《外台秘要》所引用的“麻黄汤”看，南北朝的谢士泰、僧深师，唐代孙真人、王焘，北宋林亿所见，方中所用桂类药都没有“桂枝”。
《外台秘要》中有很多方剂说明出自张仲景《伤寒论》，其中只有桂枝汤和大青龙汤用药物名称“桂枝”，其他《伤寒论》方剂都用“桂心”。
公元984年丹波康赖的《医心方》３０卷。以关键词“桂枝”在《医心方》全文查询，得7 处。其中六个与方剂名称有关。而这些方剂名称中有“桂枝”的，其实只有一方用药物“桂枝” ，就是〈卷第十四治伤寒病后汗出方〉的“桂枝汤加附子汤”，这是引自《短剧方》（即《小品方》)的，但未经宋改的日本《小品方》残卷２７方，没有一处使用药物“桂枝”，而且《医心方》卷第一也有“桂枝加附子汤”，但使用的却是“桂心”，如果丹波康赖所见《短剧方》之“桂枝汤加附子汤”所用确为“桂枝”，最可能就是当时“桂枝”与“桂心”通用。《医心方》卷第六的“桂枝汤加乌头汤”用“桂肉”；
卷第一的“桂枝麻黄汤”和“桂枝加附子汤”都用“桂心”；
值得注意的是，《医心方.卷第三》为治疗风病篇，其中的方剂药物中无一处使用“桂枝”。
《医心方》中搜索到“桂枝麻黄汤”（用“桂心”)，没有搜索到“麻黄汤”。
1047年北宋·王兖《博济方》三卷。以关键词“桂”在《博济方》全文查询，得83 处。“桂枝”只在“桂枝丸”的方剂名称中出现一次，而“桂枝丸”用的是“官桂”。值得注意的是，此书卷一伤寒、风证中的方剂用桂根本无“桂枝”。此书桂类药用词为：官桂（最多)、桂心、肉桂、另外出现柳桂四处，有一处柳桂有“去皮”。柳桂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桂枝”，但在当时，柳桂与“桂枝”完全不是同种东西。１０８２年前后，唐慎微《证类本草》“菌桂”条目最后说：“……仲景《伤寒论》发汗用桂枝，桂枝者枝条，非身干也。取真轻薄而能发散。今又有一种柳桂，及桂之嫩小枝条也。尤宜入治上焦药用也。”他这里所说的“桂枝者枝条，非身干也”容易让人误解为“枝条”，其实是指“枝皮”，因为在“桂”条末尾他明说“……然《本经》只言桂，仲景又言桂枝者，盖亦取其枝上皮，其木身粗浓处，亦不中用。”还有值得注意的是，《博济方》四处使用“柳桂”的方剂属于杂病和外伤类，完全与发表剂无关。
北宋初《苏沈良方》。以关键词“桂”在《苏沈良方》中的全文查询结果：２９段，桂类药用词为：官桂、桂心、桂、肉桂、紫桂肉、桂肉。没有一处用桂枝。
992年，王怀隐、陈昭遇等编纂的北宋第一部大型官修方书《太平圣惠方》100卷。以关键词“桂”在《太平圣惠方》全文查询，得到 2114 处相关，其中“桂枝”６０处相关，检查发现，此书方剂名称中有“桂枝”的，所用药物基本都统一为“桂枝”，只有“小柴胡桂枝汤方”用“桂心”。很可能用药物“桂枝”的方剂原方所用也为“桂心”。以关键词“麻黄汤”在《太平圣惠方》全文查询，得到 18 处相关，其中名称“麻黄汤”者给出药物的６个，而使用桂类药的“麻黄汤”有３个，其中只有一个用药物“桂枝”。其他两个“麻黄汤”都用“桂心”。
另外，以关键词“术”在《太平圣惠方》全文查询，得到１１８０处相关，其中白术１００２个，苍术２５个，莪术６８个；以关键词“芍药”在《太平圣惠方》全文查询，得到１２０７处相关，其中赤芍药９７０个，白芍药１８６个；以关键词“茯苓”在《太平圣惠方》全文查得到１３９８处相关，其中赤茯苓９１９个，白茯苓４０４个。
从上面可能并不精确的数据还是可以看出，对方剂药物的名称“标准化”应该是宋朝政府的意图，从第一部官修方书就开始了。《太平圣惠方》的用药原则，方剂名称中有“桂枝”者，桂类药物名称统一为“桂枝”，可能是为了强调这类方剂要用桂的枝皮的意思，从修改不彻底残存的迹象表明，很可能用药物“桂枝”的方剂原方所用为“桂心”。其他的还有，芍药尚赤芍药；茯苓尚赤茯苓；而术则尚白术。
所以，宋代对古典医书药物名称的修改统一，不是开始于林亿等人，而是从王怀隐、陈昭遇等人就开始了。不过林亿等人没有完全遵从王怀隐等人的路子，而是再次修改，以仲景医书来看，林亿等人扩大了“桂枝”药名的使用范围，《淳化本伤寒论》的方剂原本还有些使用“桂心”的，在《宋本伤寒论》和《金匮玉函经》中桂类药物基本全部改用“桂枝”药名（还是有残留，如《金匮玉函经》五苓散方中还是用“桂”)。再将赤芍药、白芍药等全部改成“芍药”；将赤茯苓、白茯苓全部改成“茯苓”。而术类药物则遵循《太平圣惠方》的用药原则，还是采用“白术”为主。
统一修改药物名称的做法在唐代官修方书中是否已经开始？由于现存资料的缺乏，目前只能是个谜。
北宋初期张锐的《鸡峰普济方》中的方剂已经多有用药物“桂枝”，但方剂名称中有“桂枝”的方剂，还是有些不用桂枝，如卷第十五《消渴水》的黄耆桂枝苦酒汤就用“桂”。另外，此书的《卷第三.伤寒、中暑附》的方剂中用桂类药者也全是“桂”。应该是保留有宋前的遗风。（《鸡峰普济方》一说是孙兆著作，见《皕宋楼藏书志》，杜勇先生考证认为此书作者应该是张锐)
此书无“麻黄汤”方。
1114年北宋
钱乙《
小儿药证直诀》三卷。其“麻黄汤”用“肉桂”：“治伤风发热、无汗、咳嗽、喘急。麻黄（去节三钱，水煮去沫，漉出晒干)肉桂（二钱)甘草（炙一钱)杏仁（七个去皮尖麸炒黄研膏)每服一钱，水煎服。以汗出为度，自汗者不宜服。”
北宋１１１８年左右完成的官修《圣济总录》，２００卷。
以关键词“桂枝”在《圣济总录》全文查询，得到41处相关．其中方剂名称中有“桂枝”的２６方，药物用“桂枝”的６方；用“桂”的２０方．占７７％；２６方中有１４方都是“桂枝汤”或加减桂枝汤，这１４方用药物“桂枝”者３方，其余１１方“桂枝汤”都用“桂”，占７８.６％。另外，此书所用桂类药，不论“桂枝”还是“桂”，都明确注明“去粗皮”。
以关键词“麻黄汤”在《圣济总录》全文查询，得到７８处相关，检查发现，方剂名为“麻黄汤”者共６７方，其中３０方并不使用桂类药物，其余３７方使用了桂类药物，用的全部为“桂”。
从上面的统计分析可以看出，在林亿等人校订仲景医书近５０年后，就算政府的医家也没有遵循早期官定医书确定的方剂药物名称。如果不是传统习惯强大，那就是当时的医家完全清楚，实际当时“桂枝”和“桂”基本就是同种东西，所以用哪个词都无所谓。
或许有人觉得会不会是相反，是《圣济总录》等将方剂原本的药物“桂枝”改为了“桂”？如叶发正先生的《伤寒学术史》论《淳化本伤寒论》就这么认为。我的观点是，从方剂名称与药物名称一致的角度来看，名称中有“桂枝”的方剂，将原本药物“桂”或“桂心”改为“桂枝”最有可能，而将原本的药物“桂枝”改为“桂”的可能则微乎其微。因为未经宋改的方书中，药物“桂枝”极其罕见（见后面＜三＞专论)。而且就算有这种可能，也恰说明了当时两者应该就是同一种东西，可以通用，这个有当时的官修本草为证。从叶发正先生所论也可以看出，叶氏也不清楚当时的药物“桂枝”实际为何物。
1132年南宋许叔微的《普济本事方》十卷。此书尽管桂类药名有桂心、肉桂、官桂、桂、桂枝、桂皮等名称，但《普济本事方.治药制度例》中对桂类药的交代只是“ 桂∶去粗皮，取心用，不见火。”最合理的解释就是以上名称物品其实都是一类东西——桂树的皮。
1178年南宋杨倓的《杨氏家藏方》二十卷。以关键词“桂”在《杨氏家藏方》全文查询，得７８处相关，其中无“桂枝”。
12世纪初王贶《全生指迷方》，三卷。以关键词“桂”在《全生指迷方》全文查询，得３６处相关，其中无药物“桂枝”，《卷三.诸痛》的“桂枝乌头汤”用的是“桂心”。
1220年南宋齐仲甫的《女科百问》二卷。以关键词“桂“在《女科百问》全文查询，得７３处相关，其中“桂枝”３处，但都不是药物名，其中第五十五问的“桂枝茯苓汤”使用的药物是“桂心”。
宋朝官修《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其中治诸风、治伤寒部分，除桂枝汤中用“桂枝”（去皮)，其他方剂都用肉桂、官桂、桂心、桂等。如麻黄汤、小青龙汤、葛根解肌汤、都用“肉桂”，注明去皮。《太平惠民和剂局方附∶指南总论\卷上.论炮炙三品药石类例》：“肉桂凡使∶不见火，先去粗皮，令见心中有味处，锉，方入药用。如妇人妊娠药中，仍微炒用为妙。”只是提及肉桂，同《普济本事方》一样，最合理的解释应该就是当时的桂类药基本是名异实类同，处理方法才相同。
小结：除去北宋前期王怀隐、林亿等医官校正过的方书（《外台》例外)，主要针对方名中有“桂枝”的方剂和同为标准发表剂的“麻黄汤”的用桂情况，考察从西晋到南宋的主流方书，可以看出：
一、
方剂名称中有“桂枝”的，存在大量使用药物“桂心”、“桂”或“桂肉”“肉桂”的情况，而且一些大型方书中这种情况所占比例高达８０％左右。其中很多方剂名称就是“桂枝汤”，甚至有些就指明为仲景“桂枝汤”。而使用药物“桂枝”的，主要出现在北宋开始官修医书之后，此之前罕见史料有用药物名称“桂枝”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北宋末年官修的大型方书《圣济总录》，其名称中有“桂枝”的方剂，还是以用药物“桂”占绝大多数。
二、
种种宋臣修改不彻底的迹象表明，药物名称“桂枝”，很可能是宋臣统一改用的，目的是使药物名称与方剂名称一致化，或许还有强调用枝皮的意思。其原本的药物名称可能主要就是唐代惯用的“桂心”及“桂”。林亿在《外台秘要.卷第三十六.小儿中风方四首》中“桂枝汤”后的小注就可以直接证明这一点，《宋本伤寒论》定本之前，他看到的仲景桂枝汤用的就是“桂心”。
三、
与“桂枝汤”同为发表剂代表的“麻黄汤”的用药更能说明问题。它在这一历史时段考察的方书中极少使用药物“桂枝”。而是绝大多数用“桂心”、“肉桂”、“桂”。
特别是《圣济总录》“麻黄汤”用桂类药的全部用药物“桂”；而《外台秘要》“麻黄汤”用桂类药的则全部用药物“桂心”。这也再次从侧面证明了发表剂“桂枝汤”原本所用桂类药物名称应多为“桂心”及“桂”。
四、从一些方书同一方剂一时使用“桂枝”，一时又使用“桂心”或“桂”来看，北宋之前，这些名称的药物应该是通用的，即一物多名而已，所以象《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普济本事方》等，尽管书中具有多种桂类药物的名称，但在交代“治药制度”时都是只交代其中一种的处理方法就可以了。
五、从目前可知的可靠资料来看，东汉末年《伤寒论》的前后相近时代，有关伤寒的方剂中使用的桂类药物为“桂”。
二、古典的药物“桂”和“桂心”是什么？
这个应该属于中医的常识，但因为今天医家已经很少使用这种名称，有必要再老生常谈，尤其象“桂心”这种容易产生歧义的名词。
陶弘景之前的《神农本草经》只记载了牡桂和菌桂，没有“桂”；从目前所知资料来看，“桂”在本草书中最早出现在三国《吴普本草》中，其后陶弘景的《本经集注》的《名医别录》部分也收录了“桂”。实际上在秦汉时代的方书中，“桂”是最常用的药物之一。如公元前１６５年之前的马王堆帛书医方，其中就大量出现药物“桂”、“美桂”、“菌桂”。
公元前后时代的《武威旱汉代医简》、《居延汉简》、《敦煌汉简》中也出现多处“桂”（剂量单位有“一寸”、“一尺”)。
这个时期的“桂”实际是什么，有考古出土实物为证，就是马王堆1号墓出土的小片板片状桂皮，经鉴定为Cinnamomum属植物浙樟Cinnamomum chekiangensis
Nakai.，而且已除去外粗皮（木栓层)。
东晋葛洪３１７年左右的《抱朴子·诘鲍》中有“……故剥桂刻漆, 非木之愿；拔鶡裂翠，非鸟所欲；促辔衔镳，非马之性；荷軏运重，非牛之乐。……”其中的“剥桂刻漆”就是剥桂皮割漆树的意思，前者取皮，后者取汁液。
３７２年前后的《范汪方》云：桂一尺若五寸者，以广六分，厚三分为正。（这描述的就是块状的树皮。出《医心方》)
４５４—４７３年间的《小品方》述旧方合药法：“合汤用桂、厚朴、黄柏诸木皮者，皆削去外粗皮也。”“桂一尺若数寸者，以厚二分，广六分为准也。”（与《范汪方》所云近似)
陶弘景４９０年左右的《本草经集注.序录》：“凡用桂、浓朴、杜仲、秦皮、木兰辈，皆削去上虚软甲错（《医心方》作“甲错皮”)，取里有味者秤之。”“凡方云用桂一尺者，削去皮竟，重半两为正。”显然“桂”是与浓朴、杜仲、秦皮、木兰皮一类的树皮。《本经》说木兰“皮似桂而香”。对于“桂”，陶氏说得比较清楚，“以半卷多脂者单名桂，入药最多……“今出广州湛惠为好，湘州、始兴、桂阳县即是小桂，亦有，而不如广州者，交州、桂州者形段小，多脂肉，亦好”，半卷多脂肉只能是厚皮再加上产地说明，这显然就是今天的肉桂了。
公元６００年左右的《雷公炮炙论.桂》“雷公云∶凡使，勿薄者，要紫色、浓（一作“厚”)者，去上粗皮，取心中味辛者使。每斤大浓（一作“厚”)紫桂，只取得五两。取有味浓（一作“厚”)处，生用；如末用，即用重密熟绢并纸裹，勿令犯风。其州土只有桂草，原无桂心。用桂草煮丹阳木皮，遂成桂心。凡使，即单捣用之。”
从“其州土只有桂草，原无桂心。用桂草煮丹阳木皮，遂成桂心”一句可知，桂心就是桂树皮，而且是厚皮，由于“去上粗皮，取心中味辛者”，所以名曰“桂心”。
甄立言（541？—643？)《古今录验方》∶桂一尺若数寸是，以浓二分、广六分为准。出《医心方》。
659年，苏敬等人的《新修本草》言：“其牡桂嫩枝皮，名为肉桂，亦名桂枝。”
“大小枝皮俱名牡桂。然大枝皮肉理粗虚如木兰，肉少味薄，不及小枝皮也。小枝皮肉多半卷，中必皱起，味辛，美。一名肉桂、一名桂枝、一名桂心。”（苏敬所说似乎是有些问题的，与陶弘景所说有差别，但肉桂、桂枝、桂心，一物三名，都是桂树皮却是确定的)。
日本奈良时代的756年，孝谦天皇把从唐进口的桂心等药物进献给东大寺，在现存的当时进献目录上载有桂心的名称，其实物至今仍保存在正仓院。调查实物的结果，是属于C.cassia及C.obtusifolium类，大小不一的板状－半管状－管状的树皮，而且都去掉了外粗皮（木栓层)。
抄写于唐代的敦煌文书《张仲景五脏论一卷 P.2115》中有 “杜仲削去朘（应该为皴字误写)皮，桂心取其有味……五加割取其皮，母丹（牡丹)槌去其骨。”
今本《 肘后备急方
卷三.治卒上气咳嗽方第二十三》
刘禹锡《传信方》，李亚治一切嗽及上气者。其中有“桂心（紫色辛辣者，削去皮)”。刘禹锡（772－842)，唐代中晚期著名诗人。李亚不知何许人。
752年唐代王焘《外台秘要
卷第二十八.蛊毒杂疗方五首》千金疗人得药杂蛊方。其中有“桂心（一片如指大)”。
992年，北宋第一部官修方书《太平圣惠方》对桂类药物的用词很规整，主要用词是“桂心”，大概是唐朝遗风；如果药物为“肉桂”，则绝大多数会在后面注明“去皱皮”；而在药物“桂心”后面是没有类似标注的。而官修《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桂类药主要用“肉桂”，绝大多数会在后面注明“去粗皮”。
北宋初《苏沈良方
卷第二.治瘴木香丸》中有“官桂（去无味者)”。
1047年北宋·王兖《博济方
卷四\杂病.金旋散》中有“肉桂（取心)”。
1064年，林亿等校定《金匮玉函经》在卷七“方药炮制”说“桂削去皮，用里黑润有味为佳”。1066年，在宋改本《千金方》的《新校方例》中林亿等人又说“桂心盖取其枝中之肉”，这一句是容易让后人产生歧义的，但实际上两次说的都是同一个意思，不过后者似乎强调了用枝皮。
唐慎微1082年前后的《政类本草》是北宋药物学集大成的颠峰之作。实际上唐宋本草对桂类药物的认识并不是很清晰的，有些混乱，所以
唐慎微也说“诸家之说，但各执己见，终无证据。”“谨按诸家所说桂之异同，几不可用考。”好在对“桂”、“ 桂心”、“桂枝”交代得还较清楚。“其牡桂，嫩枝皮，名为肉桂，亦名桂枝。”“桂心即是削除皮上甲错，取其近里辛而有味。”“然《本经》只言桂，仲景又言桂枝者，盖亦取其枝上皮，其木身粗浓处，亦不中用。”
1116年，曾为北宋官府药材辨验官的寇宗爽《本草衍义》的总叙有云：“合药分剂料理法则中言，凡方云用桂一尺者，削去皮毕，重半两为正。既言广而不言狭，如以半两为正。且桂即皮也，若言削去皮毕，即是全无桂也。今定长一尺，阔一寸，削去皮上粗虚无味者，约为半两，然终不见当日用桂一尺之本意，亦前人之失也。”
北宋１１１８年左右完成的官修《圣济总录》可能是古方书中对桂类药物的用词最规整的，绝大多数用一个字“桂”，而且基本上每个药物“桂”后都注明“去粗皮”；并且如果药物使用了“桂心”一词，则后面就不会再注明“去粗皮”——确实一处也没有。《圣济总录
卷第一百八十七.补虚消痰》中有“桂（去皮取心中好者，别取末，各四两)”。
12世纪初王贶《全生指迷方》中用“桂”者，多注明“取心”或“去皮取心”。
1178年南宋杨倓的《杨氏家藏方》中多用“肉桂”绝大多数会在后面注明“去粗皮”。
1196年的《是斋百一选方
卷之十一\第十六门.碧霞丹》中有“官桂（去粗皮，碾细)”。
1220年南宋齐仲甫的
《女科百问
卷下.第七十一问何谓子痫》中有“肉桂(取肉)”。
1237年的《妇人大全良方 .识别修制药物法度》中有：“官桂（愈嫩则愈浓，愈老则愈薄。仍用紫色紧卷者，去皮至有油处，别为末用)”；“……五加皮、桂心（补药用浓者，发散用薄者)海桐皮、黄柏皮、杨梅皮、白藓皮、杜仲、浓朴、桑白皮（或炙炒。今人多以橘树根皮为伪，最要仔细辨)并削去粗皮，细切方用。……”
小结：
从秦汉到南宋，不论历代本草、方书、其他文献、考古实物都证明“桂”都是桂树皮；“桂”或“肉桂”“削去外粗皮，取心中味辛者”则为“桂心”，即“桂皮心”之意。所以古典方书交代“桂”的剂量时常要说明长、宽、厚；所以《太平圣惠方》中的“肉桂”、《圣济总录》的“桂”后多注明“去皱皮”或“去粗皮”，而在“桂心”后多不标注；所以在本草书中“桂”、“桂心”常与杜仲、浓朴等皮类药材并列说明。
第一部分的“小结”已经证明了唐代出现、宋代始大量使用的药物名称“桂枝”
其原本在方剂中的药物名称应该是“桂心”及“桂”，即是桂树的皮。唐宋官修权威本草书也明确说明“桂枝”、“
桂心”、“肉桂”是一物三名而已。不过强调是枝皮。
三、目前没有任何可靠的证据表明北宋之前存在嫩枝条形式的药物“桂枝”。
如果北宋之前存在嫩枝条形式的“桂枝”，却不见当时任何一本本草书提及的确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古典方书中有一处可可疑。《肘后备急方
卷一.治卒心痛方第八》有“《经验后方》治心痛。姜黄一两，桂穣三两。为末，醋汤下一钱匕”。“穣”古同“穰”。从禾，襄( xiāng)声。本义:禾茎中白色柔软的部分。也指瓜果的肉。“桂穣”具体是什么东西？桂的枝条中心并无可取用的“骨髓”，所以“桂穣”最可能是“肉桂”或“桂心”，如《备急千金要方》中的“枳实去穣”、“苦瓠穣并子一升碎”，《经验后方》不知何时、何人著作。
尽管唐初的《新修本草》出现了药物名称“桂枝”，但是目前见到的资料表明唐代医方似乎极少使用这一药物名称。因此令人疑惑。
北宋之前未经宋改的方书出现药物名称“桂枝”的所见资料如下：
唐代昝殷847-852年间得《经效产宝》三卷。以关键词“桂”在《经效产宝》全文查询，得 5 处。其中“调胃参汤”使用药物“桂枝”，其他都是肉桂。但由于所见此书是近代版本，无法判断“调胃参汤”的“桂枝”是否后世‘污染“所致。
公元984年丹波康赖的《医心方》３０卷。〈卷第十四
治伤寒病后汗出方〉有“桂枝汤加附子汤”，用“桂枝” ，卷第一也有 “桂枝加附子汤”，但是用“桂心”。这是引自《短剧方》（即《小品方》)的，但未经宋改的日本《小品方》残卷２７方，１６方用“桂肉”，１方用“桂心”，其中“桂支加乌头汤”用“桂肉”。没有一处使用药物“桂枝”。所以《医心方》的这个药物“桂枝”也很可疑，可能是唐代抄写者改写的，也可能是《医心方》历代抄写者的习惯混入的。就算《医心方》用“桂枝”的“桂枝汤加附子汤”确是出自唐代方书，也正好证明唐朝时候“桂枝”和“桂心”是通用的。
陈增岳编著的《敦煌古医籍校证》全书（此书基本囊括了2008年以前发现的敦煌文书中的医书，抄写年代多为唐代)，如果刨除原卷子丢失的《辅行诀》，则全书方剂药物中没有一处采用“桂枝”药名。具体为桂心（含桂心末)６５个；桂１１个；牡桂３个；菌桂６个；桂汁４个；桂肉一个；桂皮一个。
《辅行诀》中有药物“桂枝”８处，但因为原卷子丢失，原卷子的抄写年代很有争议，所以并不可靠。
人工翻查未经宋改的２０卷残卷本《孙真人千金方》，其中的桂类药有“桂心”、“桂”、“肉桂”、“筒桂”， “桂心”最多用，“桂”次之，“肉桂”、“筒桂”极少见，基本类似于《敦煌古医籍校证》，就是没有见到出现药物“桂枝”。
《孙真人千金方》３０卷，约成书于652年，而２０卷残卷中却不见药物“桂枝”。《新修本草》成书于659年，年代非常接近，而《新修本草》中却出现了药物“桂枝”，这多少显得有些奇怪。或许是《孙真人千金方》引用的都不是“近代”的“古医书”，但宋初大部头的《医心方》也稀罕药物“桂枝”则更加奇怪。
传世本《外台秘要》中只有桂枝汤、阳旦汤、牛黄桂枝丸、下气橘皮汤、大青龙汤、半夏汤六方使用了药物名称“桂枝”，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阳旦汤、下气橘皮汤、大青龙汤都引自《古今录验》，其著作者应该为甄权的弟弟甄立言，是位跨南朝末、隋、唐初的人物，如果《外台秘要》引自《古今录验》的方剂未经宋臣修改，则说明药物“桂枝”一词在唐代以前大概已经出现，这或许正是《新修本草》中开始出现药物“桂枝”的原因。
《外台秘要》中有很多方剂说明出自张仲景或张仲景《伤寒论》，据叶发正《伤寒学术史》统计，《外台秘要》中张仲景相关者１７３条，涉及７０方。我翻查过，其中只有桂枝汤和大青龙汤用药物名称“桂枝”，其他《伤寒论》方剂都用“桂心”。
林亿等校正医书前，1047年北宋·王兖《博济方》三卷。以关键词“桂”在《博济方》全文查询，得83 处相关。没有出现药物“桂枝”。“桂枝”只在“桂枝丸”的方剂名称中出现一次，而“桂枝丸”用的是“官桂”。而《千金翼方》的“大桂枝丸”与“小桂枝丸”用的药物名称为“桂心”。
小结：
一、
尽管北宋初期已经有嫩枝条形式的桂类药存在，但名称为“柳桂”或“桂心苗”（见1047年北宋·王兖《博济方》和《桂枝考究一》)，并不叫“桂枝”，权威的本草书“桂枝”的定义为枝皮，从推理角度看，北宋之前或许已经存在使用嫩枝条形式的桂类药的情况，但没有任何可靠的证据证明这与“桂枝”名称有关。并且早期使用“柳桂”的方剂，似乎都与发表剂无关。
二、
尽管成书于659年《新修本草》中却出现了药物“桂枝”，但从现存比较可靠的资料来看，方书中实际罕见有使用药物名称“桂枝”的，似乎只有未经宋改的《医心方》〈卷第十四
治伤寒病后汗出方〉的“桂枝汤加附子汤”（用“桂枝”)还比较可靠（另一版本的《医心方》此方无方剂名称)。但《卷第一》也有
“桂枝加附子汤”，用的却是“桂心”。
《新修本草》中出现药物“桂枝”的说明应该不会无缘无故，但为何相近时代未经宋改的《千金》、《医心方》、敦煌医籍中罕见药物“桂枝”呢？这多少显得有些奇怪。或许是因为能见到的可靠资料实在太少的缘故，也可能有别的原因。
总之，从历史考证来看，汉代到唐宋之间，名称中有“桂枝”的方剂和典型的发表剂“麻黄汤”，不论使用的桂类药的名称是“桂”、“桂心”、“肉桂”、“官桂”，还是“桂枝”，其实都是桂树的皮，只是在唐宋强调用“枝皮”而已。
早期方书中，桂类药物之所以一直用树皮，而不象桑枝、柏枝、桃枝那样用枝条，原因是“桂”作为药、食两用的商品，应该从很古老的时代开始就一直是用其滋味所在的树皮的，而且商品“桂”自古以来药用都不是其应用主流，如今天商品桂入药不过占其总使用量的１/５而已。而桑枝、柏枝、桃枝之类一直都不是社会流通商品，属于随处可得鲜品的常见植物。
注：本文参考的医书资料，多出自网络“梦境天华站”，电子版统计数据未必精确，但大体比例应该不会有问题。
（二)、“桂枝”
古词异义
今本《伤寒论》中的“桂枝某某汤”在张仲景的原著中就是这个名称吗？或者秦汉时代就是这个名称？
按真柳诚先生的《林亿等将张仲景医书的桂类药名改为桂枝》一文的考据，从目前所知的可靠文献来看，“桂枝”作为方名最早应是出自公元310年前后的葛洪《肘后救卒方》（见金杨用道本《肘后百一方》)，其中“凡治伤寒方甚多，其有诸麻黄、葛根、桂枝、柴胡、青龙、白虎、四顺、四逆二十余方，并是至要者”一句真柳诚先生考据应为葛洪原话。其实更早的还见三国曹翕（曹操的孙子)２６５年前后所著《解寒食散方》：“……亦可以桂枝发汗，亦可针灸，无所拘疑也”（见《医心方.卷第十九.服石节度第一》)。仲景时代有桂枝汤或桂支汤这一方名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仲景时代是“桂某某某汤”，后被人改成“桂枝某某汤”的可能性也存在。
汉到北宋之前，桂类药都用桂之皮（厚皮)；北宋至清初之前，所谓“桂枝”药物也还是以桂的枝皮为主流。在近两千年的时间里，用桂枝（支)类汤的医家肯定也会有不少人对这个方名感到疑惑。
“桂枝”在秦汉时代非医学文献中当然有桂树枝条的意思，但其意思并不仅仅限于此。
桂枝本可能是桂皮。由于今所说“桂枝”在秦汉时代实际为桂皮（肉桂)，所以 “桂支”是有由“桂皮”抄错的可能的（可查书法字典)，在草隶中，“皮”字写潦草快了（或竹简残损)是相似于“支”字的。桂支汤可能本为桂皮汤。《千金翼方.卷十九》就有大桂皮汤。
“桂枝”也本可能为“桂汁”，参见马王堆《杂疗方》“内加：取春鸟卵，卵入桑枝（汁)中，烝（蒸)之，□黍中食之。卵壹决（吷)，勿多食，多食？？。”桂枝汤也可能本为桂汁汤。
我注意到《敦煌古医籍校证》中有四处将单味桂心做汤称为桂汁，葛洪《肘后救卒方》中也有两处。《金匮要略》中也有用肉桂汁解毒。在上古单方流行的年代，单味的桂汁汤可能和单味甘草汤一样，属于常用方，两者都常用于食毒或药毒的解毒。《伤寒论》时代的桂枝（汁)汤还是甜味的（“若酒客病,不可与桂枝汤,得之则呕,以酒客不喜甘故也”)，可能是由单味的桂汁汤演变而来的复方。在《范汪》、《集验》、《千金》、《外台》中都有一味“桂心汤”治疗卒心痛。《外台卷第三》有引《范汪》的两味“桂枝汤”（桂心二两+小蓝二两)疗天行（上匿下虫)疮；《外台卷第十四》还有引《深师方》的三味“桂枝汤”（桂心三两+炙甘草三两+大枣１２枚)疗“中风汗出，干呕”。
《武威汉代医简》中桂皮都称“桂”，《五十二病方》中也多称“桂”，所以桂枝汤也可能本称桂汤。
桂枝本可能是桂支。《伤寒论》面世250多年后东晋末的陈延之《小品方》（日本残卷，未经宋改本)，大量收入了《伤寒论》的方子，其中就有“桂支加乌头汤”的方名。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中有：“取桃支东向者。”
而“桂枝”（桂支)本可能是指“桂树”。上古桃树称桃支，见《山海经.西山经》：“蟠冢之山，其上多桃支。”《吕氏春秋》（公元前239年前后)：“桂枝之下无杂木”。
今天学中医的一见“桂枝”就想到枝条，其实桂枝（桂支)一词原本大概不过就是一种植物名称，类似的如桃支、荔枝等，和厚朴、杜仲、芍药、甘草、大黄一样都是植物名称，并不特指某个部位，所以本草书要专门交代药用什么部位，这种情况中药中比比皆是。现在的医家一看桂支就想到枝条，一看芍药就想到根，不过先入为主想当然而已，而不研究中医的人，看到芍药这个词，他首先想到的是花，而不是根！又如荔枝，大多人首先想到的大概不会是枝条，而是荔枝果实而已！我觉得从这个角度解释“桂枝”可能最接近真相。
苏敬等人的《新修本草》言：“其牡桂嫩枝皮，名为肉桂，亦名桂枝。”
“大小枝皮俱名牡桂。然大枝皮肉理粗虚如木兰，肉少味薄，不及小枝皮也。小枝皮肉多半卷，中必皱起，味辛，美。一名肉桂、一名桂枝、一名桂心。”
“桂枝”一词本身是一个容易让人产生联想和误解的词。苏敬等人之所以这么定义桂枝，偏重枝皮，恐怕除了当时桂类药实际常用枝皮外，对“桂枝”一词字面想当然的误解也有些关系。
希望新出土的秦汉简帛能最终解决这个问题。
（三)柳桂何来？
１０８２年前后，唐慎微《证类本草》“菌桂”条目最后说：“……今又有一种柳桂，及桂之嫩小枝条也。尤宜入治上焦药用也。”
柳桂为什么出现？在传统药物都是使用桂皮的情况下，一般是只有客商要求，药材商才会提供“新产品”。
我怀疑可能与唐代偏重枝皮影响有关。如果以今天对桂类药物的认识来看《新修本草》，其实唐代对桂类药物的认识并不清晰，如认为桂的大枝皮“肉少味薄”，这显然与今天的肉桂不同，似乎《新修本草》的编写者根本没有见过厚肉桂，原因何在？如果不是当时的编著者认识错误，就是唐初时期长安一带的医家所用的桂类药物远非今天的肉桂那么“正宗”。有可能是临近地区的甘肃大叶钓樟、川桂、安徽天竺桂等之类（现在都不算肉桂正品)。这类一般是枝皮的滋味更好些。
（注：单就桂皮油而言，今肉桂的桂皮油出油率约为2%，树龄越大，出油率和含醛量增加明显。桂枝出油率为0.35%，桂叶出油率为0.39%，肉桂的提取率最高，桂叶的次之，桂枝的最低。参见刘红星等人的《肉桂三个不同部位提取肉桂油化学成分比较分析》
唐初，岭南、林邑（今广东广西及越南一带)属于离中原非常遥远的南蛮之地，唐太宗即位后，虽然这些地区的首领遣使主动归唐（６２２年冯盎主动归唐，授上柱国高州总管，封越国公。６３１年，冯盎才入朝见太宗)，但当时唐政府对这一大片地区的管理只是象征性的，这些地区属于有很大的自治权的“特区”。实际上当时唐朝政府对冯盎家族控制的岭南一带了解极少，６２７年时靠近岭南地区的州县不断上奏说冯盎叛乱（实际并没有)，唐太宗都无法判断真假。可见唐初与岭南一带地区交流交通的稀少，消息闭塞。当时恐怕中原一带少有岭南、林邑一带的优质厚肉桂皮（肉桂)流通。
这或许是公元659年《新修本草》中桂类药的认识还不如陶弘景所说的原因。毕竟东晋陶弘景还是呆在离岭南较近的江南地区。
《新修本草》中桂类药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重桂的“小枝皮”。原因除上面所说外，可能还有对易产生歧义的“桂枝”一词误解有关。
柳桂何来？唐代开始偏重用桂的枝皮，且有点越嫩越好的意思。是否因为这种观念的流行最终导致了“柳桂”的出现？这种可能是存在的，可惜没有能找到什么相关的论证资料。
王怀隐、林亿等宋臣改“桂心”或“桂”为“桂枝”，估计除了使药物名称与方剂名称一致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大概也是为了强调用枝皮。因为这是唐代医书以来的传统。
1047年北宋·王兖《博济方》中出现柳桂四处：炙肝散、丁沉丸、姜黄散、定痛膏。这四处使用“柳桂”的方剂属于杂病和外伤类方剂，完全与发表剂无关。
1117年的《圣济总录》卷第一百九十九“神仙巨胜丸方”也有“柳桂（去粗皮)”。
元１３３９年危亦林《世医得效方》卷第十九疮肿科也有一方用“柳桂”。
可见，嫩枝全体的桂枝条入药在早期的方剂中似乎并不用于发表剂。
（四)关于《日本药局方》只用桂皮（肉桂)的问题
仲景方的“桂枝”目前在日本使用的是《日本药局方》（即日本药典)规定的桂皮,即Cinnamomum cassia和同属植物的树皮。被《中国药典》称为C.cassia的嫩枝全体的“桂枝”在《日本药局方》中不存在。
由于缺乏日本汉方的史料，尚不清楚日本汉方的“桂枝”用桂皮（肉桂)是近代规定的，还是中医传入日本以来一直就这么用的。如果日本自古一直就这么用过来且没用过嫩枝条的“桂枝”，那就真是纯粹汉唐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