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体制教育的家庭集结于此，在追梦中探索前行
种菜，做陶，学木工，攀岩，徒步，酿
葡萄酒，COSPLAY表演秀，甚至动手解剖
猪心来弄清楚动物心脏的结构……只要喜欢，这些都是学习内容。当10岁的珠海男孩冯邵一在网上发表退学申请书，表达对应试教育不满的时候，远在云南的大理，有一些孩子已经在实践着冯邵一所向往的“更舒服、更自由”的受教育方式，他们可以选择做自己喜欢的事，而不是“把理想葬送在无聊的考试中”。
他们是一群逃离体制教育的孩子，集结于“在家上学”等的新式教育理念下，这种理念的践行者在全国都有分布，而大理，渐渐成为全国“在家上学”等新教育探索基地。
从华德福学校、巴学园色彩的那美学校、苍山学堂，到反叛学校教育的蔬菜教育社区、家长共建式的内明学堂……全国一半以上从体制内教育走出来的家庭最后汇聚于此。大理，成为新式教育追梦者的“圣地”，而种种挫折、质疑、焦虑也随之而来。一切会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梦想吗？
“在家上学”（homeschooling)
起源于19世纪末的美国。在获得合法地位之前，一直受到公共管理机构的“围剿”。1993年秋季，“在家上学”最终在美国50个州实现合法化。
2002年以来，在家上学已经成为美国增长速度最快的一种教育形式，在家上学儿童以每年7%以速度增长，现已占适龄上学儿童总数的3%.美国大多数高等学校承认“在家上学”的孩子获得的全美大学入学考试SAT的成绩。
近年来，由于不满公立学校的教育模式，我国多个地方出现了大量在家上学的案例，教学阶段涵盖了幼儿园至高中。2010年12月开通的“在家上学联盟”网站，目前用户已有9000多人。
“如果把体制教育看作一艘泰坦尼克号，我们就是那群提前下船的人。”今年7月的第三届全国“在家上学”交流会上，从四川西昌迁居大理的吴刚自比“文化难民”，而“硬着头皮搞新教育”则是他们执着的选择。
“这些能够真正投身新教育实践的人，无论成败，都是已经走在自我救赎的道路上的勇士。”大理
猫猫果儿幼儿社区负责人陈钢说。
游学社区里的Party各路在家上学的孩子们汇集于此，这里有木工、布艺、陶艺、瑜伽、搏击、声乐等课程
10月26日是北京来的张仰意14周岁的生日。傍晚，在蔬菜超人妈妈宋夏艳（菜妈)的亲子游学客栈，四川西昌来的卷卷和大理一中、二中的几个学生赶过来给她开Party.楼上，菜妈的女儿希希则在她的房间研究网络上的穿越小说。入夜，整个客栈的孩子们都加入了这个生日Party，他们在天台上放音乐唱歌，孩子们还打开了一瓶香槟。
每到客栈里有孩子过生日的时候，菜妈都会被女儿希希和其他孩子们追着要吃烤蛋糕，菜妈会带着他们在厨房一起亲手烘培。孩子们有时也邀请菜妈加入他们晚上的卧谈会，像分享蛋糕一样分享一点他们内心的小秘密。
38岁的菜妈经常一身唐装，赤脚穿着布鞋，头发松散地在后面束一个髻，吃饭就在自己的有机菜园供给的素菜馆。只有在这个重庆女人用力地说话、大笑和走路的时候，还看得出过去外企高管的影子。除了亲子游学客栈，她还是大理古城东门外大木屋教育工作坊的女主人。
每天下午4点，各路在家上学的家长们就带着孩子汇集到菜妈的大木屋。这里有木工、布艺、陶艺、瑜伽、搏击、声乐等课程，10月26日这天是台湾师傅阿宝的木工课，西安来的康康及妈妈、保定来的朱朱的父母、淮北来的赵磊及爸爸分别从古城边缘的住处赶来，从安徽马鞍山刚到大理没几天的小雪及妈妈也参加了。
在大木屋的实验室里，希希和小伙伴们还刚刚完成了一次解剖猪心的实验，为的是弄清楚动物心脏的结构。这个11岁的在家上学的女孩，每天早上会带着小狗去苍山下的南水库跑一圈，然后回家写作业、上网，下午到大木屋或户外去玩。
10月27日是周六，晚上菜妈特意在大木屋做了一场有机市集的Party，她带着孩子们做奶
酪、葡萄酒和烘饼售卖，现场放着奥地利音乐人的自然音乐，旁边有阿宝等打鼓助兴。“为的是提升大木屋的人气。”
今年年初之前，大木屋还是广西来的萧望野的那美学校的活动场地。如今，这个新教育的践行者搬到了下鸡邑村的安静地带，种了30亩自然农耕园，学校转型为夏令营和学习中心，她本人则在北京、深圳等城市继续推进教育改良。
2010年10月，北京来的陈阵曾在天涯社区发帖《逃离北上广，爱大理更爱双廊》，随后在苍山的半山腰创办中国的巴学园———苍山学堂。这和萧望野在这年9月创办的那美学校并驾齐驱，成为大理新教育的起点。而如今，苍山学堂也被迫搬迁，只剩下两三个孩子，跟着陈阵从东南亚游学归来。
那美学校的关停创办人萧望野把办学初期的这种“乱局”看成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2010年，菜妈也是因为女儿希希的教育从广东江门来到大理的。在此之前，她是一家世界500强中外合资企业的运营经理，丈夫在江门的银行系统工作。但从幼儿园开始，希希就不喜欢学校，“每天6点起床，作业要做到晚上10点，课间10分钟也不能去操场，拼错的英文单词要罚抄50遍100遍，还被班长诬告过砸窗玻璃等而被老师惩罚”。
2010年希希小学四年级时，菜妈和孩子的班主任沟通作业减负无效，就给自己报名去广州的华德福学校上了几天的课程，这让她一下打开了眼界。这个源自德国的非主流教育系统有深厚的人智学基础，40年教龄的德国籍老师在5天时间里展示了独特的教学方式，36岁的菜妈感觉“世界观、价值观受到震撼，蒙蔽的灵性开始苏醒”。
随后她给希希报名参加成都华德福学校总部的夏令营，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希希和班上的老师及十多位同学已难舍难分。“差别说起来很简单，就是真正的对孩子的爱和尊重。”于是她立刻给希希报名入学成都的华德福学校，但排在学校待入学名单上的学生已有100多名，入学日期排到了一年后。
她就在网上搜，搜到了大理那美学校的招生启事。学校的创办人萧望野，曾在德国志愿者卢安克所在的广西山区做教育实验7年，用东方精神对华德福教育进行研究。那美学校倡导的灵性教育也深深吸引了菜妈。2010年8月底，她赶在那美学校开学前，辞了职，带着希希来到了大理。
那美学校设在大理古城东门的城楼上，一开始有5个孩子，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的菜妈还在里面兼任了数学老师。她把萧望野当作启蒙老师，在城楼下的大木屋跟着学习木工、陶艺和音乐，聆听关于灵性教育的讲演，“好像36岁了才刚刚成人”。
那美学校里，学校的孩子们在山上溯溪，晚上在篝火边打鼓唱歌，被音乐和色彩的世界围绕着。他们的母亲们在东门城墙上聚会，想象着那个比自己更为自由快乐的童年，其中包括菜妈宋夏艳。
2010年底，萧望野从广西的山村走出来，希望在大理好好晒太阳治疗风湿，但很快发现这不可能。在广西7年做灵性教育，不收钱，“我已经被当成了一个神”。
为了家长们的需要，萧望野被推动着在大理继续做新教育，当她尝试去呼应家长们汹涌而来的情感需要时，觉得“失去了控制，找不到自己了”。“我能理解他们的需要，但我知道我最重要的工作是面对孩子和教育研究。”
希希在那美学校也并没有收获一个更为自由快乐的童年。学校一直只有五六个不同年龄段的学生，当希希发现一个7岁的男孩子“经常欺负自己的好朋友，就抱打不平打了他几次”。老师让大两岁的希希回家反省，菜妈听完希希的诉说觉得很沮丧，“体制内学校的感受又回来了”。
菜妈反思，“封闭的小环境里，孩子之间发生冲突很难释放压力，开放的社区才具备孩子成长需要的多样性”。她没有让希希再回那美学校，开始在家上学。
此时家长反映“萧望野的理念有些曲高和寡，不太听得懂”，他们还在课程设计上各有自己的意见，一年一万多元的学费也觉得贵，还希望参与包括财务方面的学校的管理。“很大程度上，萧望野有些难以适应校长而非老师这样一个复杂的角色。”一位家长说。
萧望野则把办学初期的这种“乱局”看成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家长的参与比一味地模仿华德福等要有生命力”，她很希望看到新教育在大理及全国有更多的尝试，“灵性教育不需要用学校去承载”。因此，萧望野在今年年初，转向以一个身心灵的学习中心来发展父母们的教育观念和对生活的感受，并将大木屋交给菜妈去“实践另外的可能性”。
乌托邦教育社区家长们种菜、帮厨……共建社区，孩子们在社区里获得各种教育资源
和那美学校同时起步的苍山学堂，也在今年年初因为一场租地官司搬离
桃溪谷。“家长对学校的教育方式和所谓民主管理也有不同意见。”一些家长说，因为爱打架而被学生们“民主投票”离开学校的子轩，跟菜妈学了一段时间做菜后，现在在大理的某个餐馆打工。
有了这些前车之鉴，做管理出身的菜妈决定不办学，“学校和家长是客户服务的关系，学校难以避免家长的干涉和指责。而如果是形成一个社区，大家来共建，家长不再把孩子丢给学校，情况就变了”。
菜妈上网了解国外的有机农耕社区，开辟有机农圃，做素食馆，同时认识了在大理古城街头唱歌的丛一和高山。丛一他们是台湾“人子社区”的成员，长期陪伴残障人士等弱势群体共同生活的N G O，十几年下来形成一个紧密社区，有了孩子之后几个家庭每年外出游学，几年前从台湾迁到了云南丽江。从他们身上，菜妈明白了什么是“社区”。
菜妈的素食馆里来了两个大学生义工。他们休学一年来大理打工旅行、去山区支教，“比我们20多岁的时候更清醒也更反叛，而豆瓣网上的休学旅行小组都已经有上万人了”。这些继续推动着菜妈的思想突变。
2011年10月21日，菜妈在豆瓣网上创建“朴实无华的教育之路小组”，卷首写道：“我带着小学4年级的女儿逃离广东的体制内学校，千里迢迢来到大理，寻求新思维的教育，却迷失在为数不多的、但是‘曲高和寡’或者‘贵族式’的新教育中；后来我将女儿留在家里学习，期望着有那么一天，社会进步了，真正的教育者会出现，我女儿的教育问题就有救了！在等待中，我女儿又大了半岁。”
“终于，在这一天，我醒悟过来。应该集合起来，创办一所属于我们每个人自己的、先进的学校，这所学校将在孩子的生活中产生重大的意义，因为它帮助孩子成为一个完整而有智慧的人。”她在“在家上学”的Q Q群里发帖，“期待真心热爱教育的朋友们加入蔬菜教育社区共同生活。”“我们的社区教育对来加入的家长孩子们是‘免费’的，加入的家庭只需要付出心力共建社区。”
此时全国的在家上学的家庭，已经拥有一些成型的圈子，比较活跃的是义乌徐雪金创办的“在家上学联盟”网站和上海腾龙开通的Q Q群。2009年，徐雪金把生意交给妻子打理，带着一儿一女在家上学。2010年12月他开通了“在家上学联盟”网站，目前用户已有9000多人。带着儿子亮亮在家上学的腾龙，也在去年开通了“在家上学”QQ群，很快用户就增加到1200多人。
菜妈的帖子在群里发布之后，很快吸引了腾龙等家长的注意。去年11月，腾龙联合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河北等6户家庭一同来到大理，入住菜妈免费提供的小院。
菜妈希望降低加入大理新教育的家庭的经济门槛，“家长们可以带孩子在有机农圃种菜，在素食馆帮厨，孩子可以送入大理的新式学校，也可以在社区里一起在家上学”。大木屋教育工作坊有大量免费活动可以提供。“不需要‘贵族’和‘精英’的标签，有人说我们这个是共产主义吃大锅饭的乌托邦。”
从安徽淮北赶过来的赵明、赵磊父子，在这个小院子一直住到现在。“上下三层的院子，最多的时候住了十多户，住不下的时候就在最大的房间里面扎帐篷。”但不久抱怨声四起，“卫生间只有一个，厨房也是共用的，人气是旺，可条件太差了”。
腾龙和菜妈商量，能否不要“共建”只要“教育”，教育资源可以共享，但是生活方式尊重各个家庭的条件和选择。一个月后，腾龙带领几户家境较好的家庭搬离菜妈的院子，入住洱海边才村的一个大院子。
赵明和另一户家境较差的家长留在菜妈的院子，帮助菜园收菜、买菜和素食馆做菜，当然孩子也可以在大木屋等处获得各种教育资源。“过去我对教育一窍不通，现在对孩子的将来感到很有希望。”赵明说。
共建学堂的挫败几个家长仓促操办起来的学堂里，每走一步都伴随着巨大的争议
和菜妈不同，那美学校的另一拨家长走了一条更为冒险的路。在去年年底那美学校遭遇办学困境之时，这些家长“几乎集体叛逃”，希望用“共建的、财务公开的非营利模式”另起炉灶。其中一位上海来的被称作“何老师”的家长，和住在菜妈院子里的张仰意的爸爸“君子”、张子遥的爸爸“逍遥哥”等一拍即合。今年3月，一个家长自助式的共建型教育社区——— 内明学堂就出炉了。
7个家长约定了教育成本均摊、教学设计和教务管理民主决策的原则，保证学堂的非营利性质。菜妈婉拒了他们的邀请，打定主意不办学校。君子认为菜妈过于保守，“为了孩子的教育，我们不可能死守在菜妈的‘白领式’社区里，新教育的探索总是伴随着风险”。
随后，在这个家长们仓促操办起来的学堂里，每往前走一步都伴随着巨大的争议。“教育成本均摊？学堂的房租十多万，基础建设也花了几万，都是何老师出的。”一位参与办学的家长说，“家长们理念很多，但一到出钱的时候，大家都不出声了。”但到头来，“出力最多的何老师，被骂得也最多，因为没出钱的觉得自己丧失了话语权”。
在教学设计上更是吵得不可开交。“就教学上自由一点还是严格一点，就分成了两派不同意见，这两派内部又有不同想法，难以调和。”家长们最终请来北京的沈德培老师教授
黄帝内经、太极拳和站桩，刘汉及另一位老师教授声律启蒙和中国古代史。
“但每一次开会都似乎变成了某些老师的演讲会，谁的声音大谁主导，乱哄哄的，不着边际。”逍遥哥说，何老师和君子在这样的议事会议上也常常针锋相对，“一个认为家长的参与不能影响学校的系统性，一个认为无论怎样家长的参与至关重要。”
君子坚持认为，那美学校之所以关停，“就是因为校长权威式的教育，家长没有发言权”。而大理目前的现状，“没有一个老师、家长可以完全胜任新教育”，所以家长的参与就变得十分重要，“这也是新教育区别于体制内教育的最重要特征，不然又会变成另一种无力”。他的女儿张仰意，原本是北师大附中的学生，去年君子把她带到大理，她很思念以前的老师和同学，“跟爷爷奶奶通电话时也常常哭起来”。比仰意大一岁的张子遥原本也是淮南一所初中里的“尖子生”，读完小学用了3年，读完中学只用了5年半。为了专心学习国学，父亲逍遥哥让他以身体原因退学，去年来到大理。
学堂的家长希望孩子能住校多受老师的影响，晚上的时间老师们却并没有留在学堂，孩子们只能打游戏、发呆、看书、打架。仰意不能适应住校的生活，和老师又发生了些冲突，“有时一天要哭5遍”。
学堂从七个孩子增加到十四五个，新来的家长不了解共建原则，以为是何老师个人办学，于是一路滑向私立学堂的老路，和当初那美学校的遭遇类似，君子、逍遥哥等四五个家长带着孩子离开，老师暂时停课，学堂陷入困境，不到10个孩子只能跟着何老师等家长学习、爬山。
给希希在内明学堂选修了一个学期课程的菜妈，认为“并非是民主式共建不好，家长刚刚认识几天就合作共建，缺乏长时间的社区共同生活，靠开几次会难以形成真正的共识。”
教育“难民”们的救赎带着孩子从体制内教育逃出来的父母们选择“硬着头皮搞新教育”
内明学堂的变故，让菜妈的亲子游学客栈里的孩子们又开始了在家上学。9月新学期以来，张仰意、张子遥和希希都不再去学堂了。虽然大木屋每天有教育工作坊，但它毕竟不是学校，缓解不了君子、逍遥哥这些希望孩子受系统教育的家长的焦虑。
今年5月，北京两所中学的高三老师侯侯和乔乔，带着一岁多的儿子阿斯根迁入大理，和菜妈联手投资建设两所亲子游学客栈，用于接待全国来的为孩子寻找新教育的家长，收取较低的房费。菜妈带着希希入住定位10岁以上孩子家庭的客栈，侯侯一家入住10岁以下的。“用各自家庭的气场营造社区氛围。”
一年来眼前走走停停100多个为教育来到大理的家庭，大多来自深圳、北京、上海、安徽，菜妈深深体会到这些带着孩子从体制内教育逃出来的父母们的无力。“他们觉得自己没有能力给孩子体系化的教育，就四处寻访高人，走访学堂，但又对新教育百般地质疑。”
妈妈们带着孩子在客栈共用一个厨房，在天台上晒衣服。几个月的时间里，他们会走访大理的学堂、私立幼儿园、华德福学校，和一些在家上学的家庭，为孩子寻找定制教育的过程让他们身心疲惫。“低龄孩子的父母们非常虚弱，需要系统化的教育来支持”，被央求得多了，甚至菜妈也在考虑为他们做一个类似学堂的学校。
两年以来，越来越多新教育的追梦者迁入大理，其中包括了“在家上学联盟”的发起人徐雪金。今年2月，他带着妻儿从瑞典没有返回义乌，而是迁来了大理，之前他们全家在瑞典的基督教堂受洗，孩子也送入了当地的学校。“国外的教育虽然好，还是比不上在家上学的优势；而国内的在家上学家庭，一半以上都集中到了大理”。
2010年陈阵的苍山学堂把21世纪教育研究院及院长杨东平———第一届全国在家上学研讨会的主办方吸引到桃溪谷之后，大理似乎就渐渐变成了全国在家上学的家庭游学的“圣地”。今年7月，徐雪金的在家上学联盟又在大理召集了第三届全国在家上学自助交流会。全国的80多个家长围绕“为什么在家上学”等问题讨论了整整3天。
“如果把体制教育看作一艘泰坦尼克号，我们就是那群提前下船的人。”第一天上台演讲的卷卷的父亲吴刚语出惊人，“教育就是文化传承的实践，而身处当下的文化沙漠之中的我们，就是一帮文化的、教育的难民。”台下有各地来的家长及新教育实践者，“我们能继承的文化资源如此之少，但是为了孩子和我们自己的救赎，还要硬着头皮搞新教育”。吴刚说。
未来会怎样
此时“在家上学联盟”的网站首页上，醒目地挂着《女孩在家自学十年用美名校优异成绩单回应质疑》的文章。2010年，成都在家上学的女孩蓉榕在来川招生的20所美国大学中脱颖而出，顺利通过托福和SA T两项考试，第二年被美国纽约大学、南加州大学等名校录取。未来送孩子出国成为很多在家上学家庭的一个现实选择，退一步，在家上学也不影响他们的孩子参加高考。
大理新教育的家长们似乎并不太担心孩子们能否融入中国社会的未来。“因为对开放的新教育来说，这种融入早就开始了。”腾龙说。“未来即使希希选择不结婚，或者去餐厅做个服务员都可以，她是完全自由的。”菜妈的信心似乎来自于她自己感受到的自由，“过去别说种菜了，我连做饭都不怎么会。现在把我丢在山里，我都能生存。”
10月30日，苍山脚下，一个新的“苍海田教育互助联盟”低调地举行开学典礼，现场群集了几十户从全国各地来到大理寻求新教育的家长，这所小学也由家长捐资和借款共建。联盟要求加入的家长一要了解和认同华德福教育的人智学理念，二要和其他家长有长期共同生活的经历。“这一次，我们不想走别的学堂那样轰轰烈烈地开场，冷冷清清地消失的老路。”联盟主教老师徐刚说。
记者：吴珊
来源：南方都市报
－－－－－－－－－－－“在家上学”父与子
把孩子在家上学的请求当成父子俩一起成长的契机
2006年，小学四年级的卷卷离开学校，跟父亲吴刚在家上学。
2008年，吴刚带着卷卷从四川西昌迁居云南大理。如今，大理已成为全国在家上学的家庭的大本营。今年7月在大理举行的全国在家上学交流会，吴刚和卷卷第一个上台发言。
这是一对父子在逃离了学校教育后，关于爱和自由的探索故事。
大理父与子对孩子的“纵容”来自对生命的尊重
作为一个已经在家上学6年的16岁男孩，卷卷现在每天的时间是这样分配的：上午健身、读中国古代经典；下午学一会英语，再吹一会萨克斯，剩下两三个小时打打游戏，或者出去环着苍山或洱海骑车。早饭前、晚饭后，他还会站一会桩。
10月27日，这个军事迷还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给一架美国产的F15鹰型战斗机的模型喷漆。他迷恋的东西还包括了北欧的黑暗、哥特金属音乐，和《新世纪福音战士》之类的日本动漫。当然他也不拒绝和父亲吴刚一起听父亲喜欢的莫扎特和巴赫，甚至也开始跟随父亲亲近道家和fo法。
父子俩在大理古城东门内租了一个二层的小院，一条楼梯将二楼他们各自的房间隔开。周末的早上卷卷外出晨跑回来的时候，吴刚已经把早餐摆到了餐厅的桌上。外出一起骑车、游泳、散步、见不同的朋友、聊天，是父子俩在大理做得最多的事情。不知是不是因为家里没有女人，男人们之间的亲情以特有的方式递进了一层。
10月27日这天傍晚他们又去东门外的城墙上散步，卷卷提出想给远在广东韶关的14岁的女友送一个礼物，问起老爸有没有什么好主意。父子之间这种关于性的讨论，在卷卷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大概在卷卷四五岁的时候，吴刚就给他看过一部B B C拍摄的叫《人体漫游》的纪录片，描述了人的出生到死亡。那时他就开始思考“人是怎么来的，什么是性，什么是人，什么是生命”。
老爸对他的“纵容”包括了对中国的一些作家“大放厥词”。他向来会参加老爸朋友间的饭局，一次在座的央视名记柴静向他推荐了罗永浩的《我的奋斗》。他回家看完后，对着老爸滔滔不绝地批判了一个半小时。“文字那么口语化，自己的思维还背负着体制的枷锁，却又摆出反抗体制的姿态，教育年轻人去怎么寻找理想和自由，这太荒诞了！”他推崇台湾作家张大春的《城邦暴力团》，“文字超越了过去和现在的很多作家，代表了现在中国文学的最好水平”。
近三年来他尤其对政治哲学发生兴趣，这源自朋友借给他看的林达的《近距离看美国》。老爸给他找来哈fo大学教授桑德尔的公开课视频及书籍《公正：该如何做是好》和《批评官员的尺度———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他一边看一边思考，“在传统道德无法衡量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在冲突中作出选择？在争取公民权上，美国的媒体又是如何与政府博弈的？”完了就“为什么民主有好处”去百度贴吧上和人辩论。
他向来把老爸的朋友视同自己的朋友，对大人也直呼其名，这让一些人觉得他“缺乏教养”。吴刚对这点也不加干涉。2010年吴刚在第一届“在家上学”研讨会上和其他家长对话，妈妈们说“无论怎样希望我的孩子未来是个好人”。他对这种期待十分警惕，“被体制以道德认同感塑造出来的集体人格，这难道就是我们教育的目的吗？”。
今年的第三届在家上学交流会，16岁的卷卷高大壮实，自信地站在演讲台上跟一百多位家长分享自己的经历。事实上他对道德观念有自己的界限。搬来大理后他很快放弃了跟一个河南来的画家学画，因为他发现了“这个老师对妻子使用暴力”。
在大理的4年，他和原来在四川西昌和会东的同学朋友也渐行渐远。去年冬天他回去和老同学聚会，话题从食品安全问题讲到了政府监管不力。一个同学告诫他“不要批评政府”，他十分惊讶。从此他们只聊游戏、泡网吧，不再触及政治和当下的社会现实。
吴刚也和大理的在家上学等所谓新教育的圈子保持着距离。“到处都是焦虑和不安。”他说，“体制像一棵树，每一片叶子都会受影响，它深入到人们的潜意识，造成感知和认知的分裂。”由此他觉得包括自己在内的家长们比孩子更需要成长。
吴刚从小在知青父母的严厉教育下长大，感情上更亲近经历过民国教育的奶奶，“那种传统中国家庭简单美好的关爱，潜移默化地培养了我对生命本能的虔诚和尊重”。他觉得对孩子的爱，对教育的探索和发现的原动力，“根本上都来自这样的尊重”。
离开学校父亲考虑了一年，在分析了各种风险之后，同意了儿子的请求
2006年，卷卷在四川西昌读小学四年级时，向父亲提出了不去学校、在家上学的请求。四年级的作业越来越多，卷卷每天要做到午夜，导致“视力下降、右肩肌肉紧张”，学校的体育课又常常被挤占。
卷卷对学校的排斥还源于对一些老师灌输的内容的反感。思想品德课老师让列举平时爱看的电影，卷卷写上了《星球大战》等美国大片。“老师看了很愤怒，让我擦掉重写，只能写有教育意义的动画片。老师有绝对的权威，甚至会体罚学生。”卷卷说。
加入少先队时要对着队旗宣誓，“在集体气氛的渲染下，每个人都觉得这是很荣耀的事”，这个较真的孩子说，“但是没有人解释宣誓词的含义，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
卷卷觉得自己发现了一些“真相”后就更加怀疑。校长三令五申办公室和教室里不能抽烟，但是他亲眼看见“校长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抽烟”。父母在他三岁时候离婚，他的数学老师后来成为父亲的女友，他从老师那里得知“学校一直在校服的经费上赚钱”的秘密。
卷卷提出在家上学的请求后，吴刚整整考虑了一年。他想起自己的小学时代。那时中国刚刚改革开放，新思想从西方传进来，但是社会还处于高度封闭的状态。
吴刚的父母是从四川自贡下放西昌会东的知青，小学的时候，他读完了所有能找到的中国古典文学的经典。“《七侠五义》之类的让我崇拜个人色彩浓厚的英雄。”初中时他经常出去打架，也爱看课外书。父母给他订阅的《少年科学》让他进入计算机的世界，他也幻想着《第三次浪潮》中描述的未来。初中时受班主任的影响，他还对周昌忠的《创造心理学》发生了兴趣。高中时，他沉浸在《莎士比亚全集》、《约翰·克利斯朵夫》、《系统论》和《信息论》等的世界中，母亲几乎从不拒绝他买书的要求。
但这种内在的自由也让他和体制内的教育产生割裂感，初中时，他就曾向母亲提出不想去学校了。“内心与现实有那么多的冲突，我一直以为我对现实的拒绝是错的。”吴刚说，但当他越来越多地了解自己的国家，了解爷爷奶奶、父母和自己这三代人所身处的时代后，他的孤独和无助感消失了，“这是时代的错，不是我的”。
时间过去了20多年，国家在经济上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当孩子说出跟自己相似的学校体验时，吴刚才发现教育的滞后是多么可怕。“甚至比我读书的时候更没有文化气息和悖离人性。”卷卷一个班七八十个学生，吴刚看到女友每天要花700分钟来批改作业，“没有赢家，都是受害者”。
那时吴刚已经从父亲工作的县水利局跳出来做计算机的生意，一年的思考让他觉得“过去的整个价值观走到了尽头，自我学习的需要不亚于卷卷，亟待获得一个独立的学习空间”。由此他把孩子在家上学的请求当成父子俩一起成长的契机，在分析了各种风险之后，同意了这个请求。
自由地探索他相信孩子的潜能像一条河流，只要不去破坏并施加保护，就会自然地流淌出来
2006年暑假，吴刚开始给卷卷制定教学计划，希望他能“东西方文化兼学，未来成为一个世界公民”。从《三字经》、《千字文》、《道德经》，到锻炼英语发音的语音神软件、新概念英语，到美国科学探索者系列的自然科学教材；为了能多角度看待历史，他还给孩子准备了吕思勉的《中国通史》、张荫麟的《中国史纲》、柏扬的《中国人史纲》等。
为了孩子看得更清晰，他甚至画出了“思维导图”。可卷卷看到这些的第一反应是，“我学这些干吗”？吴刚反思，在家上学最初的两年，对学习的体验还是受着学校教育的影响，知识性的学习与现实生活是脱节的。“而悖离常识、认知与感知分裂恰恰是体制教育种下的恶果。”他感到困惑，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清除这种影响，最后“索性让孩子自由地阅读，与人交往，自己去探索认知真实的世界”。
吴刚相信孩子的潜能就像一条河流，只要不去破坏并施加保护，就会自然地流淌出来。小时候卷卷很爱爬院子里那几棵树，爷爷奶奶每次看到都要阻拦；父亲从不阻拦，只告诉他越高会越危险，并站在一旁看护。“是尊重内心的生活还是社会定义好的模式？”卷卷从父亲的言传身教中得到答案。所以他从小就显得热情而勇敢，上幼儿园时有外教老师到班上交流，只有他坦然站起来对话。
卷卷三岁那年，父母因为感情问题离婚。三年级读完，父亲带他从会东去了西昌。
在家上学一年多之后，有天卷卷回来告诉老爸，他原来那个小学的男同学们在传看日本的A V和香港三级片。吴刚为此非常焦虑，“是强迫卷卷不看，还是开放让他看”？卷卷后来自己放弃了和男生去看片，“会破坏自己对情感关系的理解”。吴刚认为这是在自由开放的状态里，孩子的理性的自动建立。
但是经历了这一切，吴刚觉得“西昌这个地方的文化背景不合适孩子的成长，离开的时候到了”。经弟媳的推荐，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他带着孩子来到大理。7天的时间，大理的自然风光和人文环境给他们很大冲击，他们迅速结识了本地外地的画家、国外的作家、大
理石商人兼诗人、武师、政府官员，及各路上师、道长、神父、牧师和阿訇。这是一个突然朝他们打开的新世界，“文化生态对孩子来说太好了”。所以在第六天，吴刚就去找中介公司租房了。这年12月底，他和卷卷终于迁居大理，拥有一片完全属于他们自己的空间。
不过2010年，在大理的吴刚和卷卷又经历了一场考验。这年卷卷打P C游戏几乎成瘾，“除了吃饭睡觉就是沉浸在游戏的世界中”。吴刚为此焦虑了半年，他开始和卷卷争吵，断了他的网络，最后还动手打了他。
吴刚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还是受了过去父辈教育的影响，“把自己的脆弱宣泄在孩子身上”。为此他特地带着卷卷去成都找了两位心理学专家，评估卷卷的心理状态。结果他们一致认为卷卷很健康，“理性、认知能力强”，“倒是提醒我需要反思自己”。吴刚后来明白“这就是孩子所面临的时代，他需要和社会有联结感，我必须接受”。
“放松一点，老爸，紧张只会带来更多冲突。”吴刚控制不住自己情绪的时候，卷卷会要求自己呆一会，换个时间约他出去散步聊天。吴刚也向卷卷坦陈自己的成长经历，让孩子了解自己的局限。
卷卷眼里来大理的这4年老爸一直在变，“变得越来越成熟、开放”，父子之间也越来越信任和依赖。吴刚对这一切充满感激，“我接触了很多人，看了很多书。最重要的，卷卷的成长给了我很多启示，我心怀感激。”
记者:吴珊
来源:南方都市报
－－－－－－－－－－－中国家长教育之困：“桃花源”式教育争议四起
日前，湖北武汉7对父母放弃城市优质教育，“归隐”乡下自办“桃花源”式教育，再次引发有关“在家上学”的争议。与这些“主动掉队”的家长相比，另一部分家长却在追求“快进”，而更多的家长则是两难选择之中无奈与纠结。中国家长的教育困局如何破解，令人深思。
“桃花源”式教育惹争议 “在家上学”的是非对错
近日，武汉7对父母放弃城市的优质教育，在乡下找了一所废弃的小学，自己教孩子诵经读典、练习书法。此举被解读为“桃花源”式教育，舆论对其褒贬不一，一时争议四起。
“完全理解并赞成这种做法，我要有条件，肯定也会这样做。”供职于国内一家知名出版社的夏女士在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干脆利索的说道。夏女士的儿子今年读初中一年级，回首近几年求学路，她认为，当前教育围绕成绩升学，灌输知识，让孩子学无乐趣，在人格、品德、心理、社会责任感等方面可以说是无教无育。“这样的教育，不要也罢。”
来自山东的王先生是一名六年级孩子的父亲，他与夏女士持相反观点。他表示，即使自己有条件也不会这样做，教育孩子必须放在社会中进行。“任何社会都有不完善的地方，不论在教育方面还是其他方面，但不能因为有问题就逃避和放弃。”
在北京工作的林女士是一名一年级小学生的母亲，她也不赞成这种做法。“家长的知识和对一些事情的看法不够全面，而且孩子需要与外界有接触。”她认为，“虽然目前一些措施存在不合理性，但相信会有改善，因为毕竟国家正在高速发展中，我们要对教育有信心。”
其实，武汉的7对父母并非“在家上学”的首例。此前，已有多地出现过开设“家庭私塾”的家长，而网络上成立的“在家上学联盟”已有南京、上海、北京、广东、成都等20多个分站点，群体内交流频繁。
“开学一个月，摧毁家长6年教育观。”一位家长曾在媒体自述送6岁女儿上学期间遇到的种种忧虑。追问“6年后，我将收获怎样的孩子”，文章直指学校教育积弊，引发舆论对于现代私塾等另类教育的关注。
“在家上学”已非个案，是非对错难解难辨。对此，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顾明远在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不能简单说是赞成或反对，主要问题是现在大家对教育有点失去信心。
顾明远指出，“在家上学”也是一些家长比较无奈的做法，不能去责怪他们。但需要指出的是，从目前情况来看，离开了学校，对小孩的发展不是太有利。他认为，这种做法只能算是一种补充，比如利用寒暑假对孩子进行家庭教育，而这种完全脱离学校的教育是不可取的，义务教育还是应该在学校进行。
全国人大常委、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朱永新在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认为，家长没必要这么做，孩子毕竟是社会的动物，应该在学校里有群居的生活。
朱永新指出，严格来说，“在家上学”这种做法是非法的。国家义务教育法第五条明确规定，“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依法保证其按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
“中国现行教育体制是存在一些问题，但不能因为出现问题就放弃整个教育体制，让孩子走回家庭或另外一些教育之路。”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郗杰英在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认为，在孩子的教育中，家庭无法代替学校，真正要下功夫的是把教育通过改革搞好。
害怕“掉队”VS主动“掉队” 中国家长陷教育之困
近期，河南一项新规明确规定幼儿园应以玩为主，防止小学化、成人化倾向，不料却遭家长反对，引来“不”声一片。这与让孩子“在家上学”这些主动“掉队”的家长形成鲜明对比，这些家长惧怕“掉队”，追求“快进”，使得名目繁多的补习班几将孩子的业余时间吞噬殆尽。
林女士表示，面对这种两难选择，自己确实也很无奈。她表示自己也是支持幼儿园以玩为主，但是面对“幼升小”的压力，自己只能变成怕“掉队”里的一员。
“无奈，纠结，我想大多数中国家长都会有。”夏女士认为，在国内发展，学历毕竟还是个门槛，有才没证又无人脉关系，孩子想有发展相对来说比较困难。她说，自己是顺由孩子个性，如果他能随大流，愿意在校学习，为成绩升学去当个拼命三郎，支持他。如果他不愿意在学习上下功夫，只要基本知识能掌握，也不勉强他，多发现他的潜能在哪，刻意在他的兴趣爱好上加以培养。
有人主动“掉队”，有人追求“快进”，更多的家长则是在两者之间徘徊挣扎，这成为中国家长面临的教育之困。顾明远分析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主要归咎于制度问题和观念问题。
他解释说，这里所谓的制度问题，不仅仅是教育方面，还包括收入分配制度等其他社会制度。为什么家长都要求孩子上好的学校，导致竞争如此激烈，就是因为考上好的大学就能找到一份好的工作，将来就能得到一份好的收入。
他认为，观念问题也是很重要的影响因素，长期形成的“学而优则仕”深入人心，很多人之所以都报考公务员，就是因为公务员有权力。
此外，职业教育不够发达也是导致这种困境的原因之一。“中国长期以来不重视职业教育，谁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当一个工人？”顾明远指出，这既是制度问题，也是观念问题。他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职业技术工人工资提高，很多人就不一定去追求学历，因为出路变多，竞争程度就会相对降低。
基于上述分析，顾明远认为，追求“掉队”与惧怕“掉队”的困惑，折射的其实是一个社会问题，家长应该用平静的心态去看待，不能一味逃避，因为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当下，没有真正的“世外桃源”。
中国家长教育困局待解，顾明远表示，其关键在于推进教育均衡发展。“从教育制度层面而言，应该增加相关投入。从国家层面来讲，要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缩小收入差距，使人们出路多元化。”他认为，中国教育一直在发展，会往好的方面走，前途还是很光明的。
夏女士则认为，中国现行教育体制最大的问题是没能激发孩子的学习欲望，没能培养孩子该怎样来获取有用的知识。学习成为孩子的负担，以分数来衡量一切是最大的诟病。她认为，最实际的第一步就是取消孩子的家庭作业，让孩子放学就是放飞。
“我们的教育还不尽如人意，必须改进，这是毫无疑问的。” 朱永新认为，一方面要提升教育品质，另一方面要帮助家庭更好懂得和理解教育。
“放弃孩子应该享有的学校教育，不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方法。”郗杰英指出，教育的目标是希望孩子能够全面发展，因此全社会应该共同关注教育、支持教育，同时要有正确的教育理念和科学的方式方法。
来源：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