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资助贫困学生的捐赠活动，机缘巧合，18年后曝出风波：原本400元甚至更多的捐款，到受助者手里只有40元。捐款到底是怎么分配的？剩下的钱去哪里了？捐助者的回信又去哪里了？调查组的结论似乎并不能解释所有疑问。
翻出陈年旧账也不是大家的本愿，但爱心传递过程中的纰漏若不及时堵住，难免不会伤及善良人士的热情。在信任本就稀缺、易碎的今天，它远比具体的金钱数额珍贵。”
小喜
1995年9月的某一天，戈坪小学5年级2班的陈小喜接到了班主任递过来的40块钱。11岁的小喜拿着这笔“巨额”款项，对附带的一张“希望工程1+1结对救助卡”没有更多认识。
周末，陈小喜将钱从戈坪小学带回到了舍龙村的家中。他回忆，在当时的江西省吉安地区(现设吉安市)戈坪乡，40块钱够维持一个人生活数月。周一返回寄宿学校时，他通常只从家里带两毛钱，用来买文具和其他应急消费；吃饭全靠自带，两罐子下饭的
萝卜干、豆干，一星期的米饭，用学校的锅蒸着吃。只有条件好的学生才能在食堂吃饭。
和小喜同班的邓文忠也接到了这笔40元的助学金。同样的，还有五年级1班的邓金平和3班的赵紫平。据邓文忠回忆，这些收到助学金的贫困生，事后被要求各自写一封感谢信寄回给捐赠人。小喜按照卡片上深圳市南山区“陈楚碧”家的地址寄去了一封信，邓文忠则向一名江姓的深圳人送去了谢意。
在那之后，他们表示再没收到过任何东西。
邓文忠不见回音，也就和其他同学一样将此事抛到了脑后。而小喜一直没放弃，他以每学期两封信的频率试着联系这位陈阿姨，1996年升入戈坪中学，他还没忘将通讯地址变更的事写在信里告诉阿姨，但依然杳无音信。
初中毕业后，小喜没有选择继续读高中，条件不允许。父亲早年因车祸截瘫在床，家里只有靠母亲种地维持。小喜去当了一个多月的民兵，随后回家跟母亲开始了务农：种水稻、种
烟草。
但远在深圳的那位好心人，还在让小喜惦记着。“她是不是把我忘了？”小喜说。
陈阿姨
1995年的一个夏日，共青团深圳市南山区委来到了大汪山社区居委会，带来了“深圳南山——江西井冈山‘希望工程’1+1结对救助”的计划，倡议道：有条件的家庭可选择一对一资助，也可以多个家庭对一个受捐对象。现任团南山区委书记的刘菲菲查阅活动记录后表示，这是一次性的捐赠行为。
当时作为居民组长，陈楚碧女士决定自己出资捐助一个井冈山地区的孩子。她当时得知，供井冈山地区的小学生一个学年的费用要400元，于是她拿出400元钱，和其他几位居民组长、居委会工作人员的钱和在一起，作为第一笔资助款寄了出去。
陈楚碧回忆，当时拿回了一张结对卡，上面记着与她结对的孩子名叫“陈小喜”，以及戈坪小学的通信地址。活动组织者告诉这些捐赠人：本着自愿的原则，以后各位可以自行给受助对象寄款项，团委不再统一组织。
于是从1996年到1998年，陈楚碧开始每年9月份前后给陈小喜寄去400元钱——能够支持他读完一年的学费。寄了4次，一共1600元。每次钱都是通过位于大汪山社区东北角的邮政储蓄代办处寄出的。“钱没有退回来过，说明都寄到了。”多年过去，陈楚碧没有留着当年寄钱的票据，邮政代办处的人也都不知情。
第一次捐款之后，陈楚碧很快就收到了陈小喜的感谢信；之后，她还能以大约每学期两封的频率收到信件，每封信的内容都是小喜在汇报自己的学习情况以及家庭状况。陈楚碧则每每鼓励小喜，要他安心读书，还间或在信里夹带10元、20元或30元钱。陈楚碧就这样和小喜“通”了四年的信。
但是从没人提起过每年捐赠钱款的事。
会面
2001年，陈小喜已经在家务了近两年的农。倍感辛苦之余，他又想起了那位从未有过音信的深圳阿姨，于是托自己在广东东莞打工的叔叔写信联系陈楚碧，信里告诉了对方：由于已经毕业，小喜现在的通信地址已经变更到了戈坪乡舍龙村的家里。“当时想法比较天真，我觉得东莞离深圳近嘛，也许可以联系得上。”结果小喜天真的想法收到了奇迹般的效果：陈阿姨来信了。
两人终于真正通上了信。陈楚碧还在鼓励小喜好好读高中，表示直到将来读大学，自己都会支持他的。小喜只有无奈地告知阿姨，自己已赋闲在家，并请阿姨为他在广东找一份工作。陈楚碧则寄回20元钱作为路费，当时打算让这个“女孩”来自己家里做保姆。
结果陈楚碧的大女儿有一天突然在家接起了一个电话，转告说：“妈咪，有个叫小喜的男的找你。”陈楚碧这才知道，“通”了六七年信的受捐赠人，性别都被自己搞错了。
2001年，小喜和陈楚碧在深圳见面了。阿姨为小喜找了另一份工作，小喜在阿姨家里常来常往，热络了以后，阿姨成了“干妈”。就是在2002年的时候，两人聊起了过去，突然发现一件事对不上了：1995年的400元钱，到小喜那里只剩下了十分之一；后面三年的每年400元，也没有寄到小喜的手里，那些寄往戈坪小学、中学的信也都石沉大海。但这些往事并没引起两人太大的反应，“过去了就过去了。”小喜表示不想追究，陈楚碧总是说：“做了善事不求回报，做过就好。”
陈楚碧一直都不知道的是，自己当时还很小的二女儿听到了母亲和小喜哥的对话，在心里一埋就是11年。
说法
2013年3月，陈楚碧的二女儿在某个场合提起了这件往事，被深圳大学传播系副主任孙海峰发到了微博上，“捐款缩水”一时甚嚣尘上。“有网友还计算了一下，捐款的缩水率为97.5%。”陈小喜笑道。
小喜老家——吉安市峡江县组成了调查小组，常去小喜位于戈坪乡舍龙村的家里拜访，再加上来自当地学校、政府的人士，小喜的家里有一段时间宾客云集。县调查组开展调查工作和给出结论的大前提是：陈楚碧没有后三次捐款的证据，所以峡江和吉安市方面只承认陈的第一次捐款，“每年寄400元，寄了4年”是不被认定的。
小喜说，连同调查组得出的结论，他最近已经听到过关于自己经历的三种说法了：
一、“第一次400元捐款全部发放到了小喜的手里，且有小喜的签名确认。”
这段话出自戈坪小学现任校长胡会平之口，陈楚碧也“清楚地”听到调查组的人对她有过同样的描述。“3月9日晚上9点多，调查组的人给我打了电话，先是对我的善举表示感谢，然后告诉我小喜收到了全款，并且有他的亲笔签名。”坐在干妈身边的小喜连连摇头。“我什么时候亲笔签名了？”
同样可以证实这点的，还有同班的邓文忠和3班的赵紫平：“就收到过一次钱。没有签名。”对此，胡会平校长在3月18日对记者表示，当时自己也搞错了，可能把用作他途的400块钱说成了是小喜的。
二、“小喜的确只收到40元钱，但另外360元钱是用来替他交学费了。”
小喜表示，这是峡江县调查组成员打电话对他说的。小喜全然不记得有这样的好事，倒是对自己几乎年年迟交学费的窘境记忆犹新。“那个时候学期开始时，老师会在班里点没交学费的学生名字，被点到总是感到很丢脸。我就被点过。”小喜说，“哪次的学费不是家里凑上的？哪次替我交了360元？”
三、“受助人陈小喜当时领取了两个学期共80元的捐助款。”
吉安市希望工程办在3月12日发布了调查结果，上述说法属于其中的细节。对“80元”，小喜也予以否认。他回忆道，第一次校长去家里调查时，妈妈清楚地告诉对方家里只收到过40元捐款；而第二次面对大量的访客，小喜爸爸模糊地说“收了两笔钱”，于是对方得出了“共收到80元”的结论。
“实际上我爸爸说得不清楚，两笔钱里，40元是阿姨在1995年寄给我的第一笔钱，另外就是在2001年寄到我家的20元了，那是让我到深圳去的车票钱。我没有在上学期间收到过另外的一笔40元钱。”小喜强调。
40和400
捐来的款项是怎样分发至每个县市的每个学校的？没收到的钱卡在了哪个环节？
记者在3月18日来到了江西省吉安市的市委大院，找到了该市希望工程办。通过该办公室主任阮晓燕记者了解到，当年善款的发放形式是：由共青团吉安地委统一安排，按学期、分批次逐步将“希望工程基金账户”(由深圳南山捐款构成)中的助学金拨发给下属各县市的希望工程实施办公室。吉安市希望工程办提供了详尽的历史资料——从1995年开始每一个学期，他们将助学金拨发给下属各县市的通知文件。
3月19日，在共青团峡江县委，记者被告知当年的拨款文件可能已在县政府搬迁中遗失。峡江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廖庆生没有接受采访。在戈坪小学，校长胡会平表示相关资料更是无从寻找。
贫困生们每学期应该拿到手的，到底是40元还是400元？在吉安市希望工程办，记者还调到了1995年共青团吉安地委在“深圳南山——江西井冈山1+1助学活动”中的助学金下拨通知。
这些助学金拨发文件，其中都写明“深圳南山——江西井冈山1+1助学活动”的助学金标准为“人均40元”。在该活动第一次捐款时，吉安地区的资料显示“根据捐方意愿及资金到位情况，目前确定的受助生总数为3069名，助学金标准为人均40元，拨款总计122760元。”阮晓燕解释说，陈小喜第一笔接到的40元钱，就属于这批拨款中的一部分。
当年的戈坪小学，每学期学费是多少？在学校任职三年的现任校长胡会平先说“可能也就是40块钱”，后听记者转述其他当事人的回忆(陈小喜：200元；邓文忠：二三百元)，胡会平又确认了记者的说法，并提到：40元钱的捐款并不是为了替学生交全部学费，而只是作为一部分补助。
既然如资料显示，第一次捐款的人均标准的确是40元，那为什么深圳南山区的陈楚碧拿出了400元？吉安市的官方调查结果表明：“‘1+1’助学以解决每个贫困学生每学年的书本费及基本学习资料费为原则，标准定为每个学生400元人民币(按小学一至五年级计算总额，5年10学期，每学期40元)。”
共青团深圳市南山区委书记刘菲菲确认了这一说法。“当时的团南山区委倡导各界人士按照一次性救助的原则，拿出400元资助一个贫困学生。”刘菲菲说。至于在第一次捐赠后的另外三次捐赠，属于陈楚碧的个人行为。
依据官方的调查结果，400元钱被分批次发放到了学校，小喜在收了两个学期之后，从戈坪小学毕业，故不再有受捐资格。
余额
不论小喜收到的是40元还是80元，400元中余下的钱去了哪里？在官方的调查结果中，对于“其余320元钱”的去向解释是：转为资助其他困难小学生。对此陈楚碧感到不解：“我当初签订的是一对一的捐赠项目啊，为什么会给到别人？”
记者致电江西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贫困学生资助爱心热线，负责人告知：如果有受捐对象离开学校的情况，需经由当地团委和希望工程办联系其一对一捐赠人，并把继任受捐对象的信息(含家庭经济状况)提供给捐赠人，由捐赠人来定夺是否将捐款余额转给继任的受捐对象。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的研究部主任章高荣则告诉记者：如果捐赠人和捐赠对象此前有协议，并且协议中写明了会将余款转移的话，事后在重新安排捐款余额的时候就不必经过捐赠人的同意。
在吉安市希望工程办，记者拿到了井冈山老区与深圳南山区当时在1995年签订的“开展1+1助学活动协议书”。该协议书中协商内容，包括分两批次将320万元汇到江西省吉安地区的“希望工程基金账户”，另外在第六项中，明确写道：“待受助学生全部毕业后，捐款余额重新用于安排救助贫困学生。”文中并没严格规定可重新分配捐款余额的时限是“小学毕业”。
记者分别调到了团吉安地委1995-1996学年、1996-1997学年的助学金下拨文件，反映了从1995年到1996年，拨给吉安地区下属各县市的款项和名额有了几次变化：1995年9月计划下拨的122760元(3069人)，实际拨发了114480元(2862人)；1996年3月下拨154400元(3860人)，到了9月份，降为48600元(1215人)。阮晓燕解释说，这些减少的部分，就代表着该县各学校已经毕业的学生。
1995年，陈小喜、邓文忠、邓金平和赵紫平的另300余元钱分配给了谁？1996年他们毕业后，捐助人的个人捐赠都分配给了谁？旧事过去18年之久，当年五年级3班的班主任李清喜表示已经记不起来了，同学们更是既不知情也无印象。
怀疑
在深圳市，记者得到了另外一个家庭和江西贫困生结对的证据。
在这位郑姓阿姨的手中，还留存着当年的“深圳南山——江西井冈山‘希望工程’1+1结对救助卡”，上面清楚地记录着当年的受捐对象是“长坪小学”一位钟姓的11岁孩子，始助时间是1995年9月，三年级第一学期。此外，郑阿姨手中还有几封这个孩子从“江西省井冈山市长坪乡长坪村”(当年井冈山属于吉安地区)寄来的信件，其中的一封信的结尾，有这样一段话：
“……我想可能是您捐助的，每学期40元，十个学期400元。可我却收了不到半数。当然，如果是您捐助的，您一定寄了，这是可以肯定的。我想，可能是有关部门卡掉了。”
如果按照三年级推算的话，小钟应当在五年级毕业前收到了四个学期的助学金，共计160元。但通过信件内容可得知，小钟当时对于余款去向完全不知情，只有猜测和怀疑。
在峡江县下属的巴邱镇，记者和小喜当年的同班同学邓文忠有过一次会面。在他现在打工的汽修店里，邓还讲到当年学校对他们“集资”、“借资”用来修建校舍的往事。30公里外，戈坪小学校长胡会平对此表示：现在早已没有了向学生集资的事，学校在多年前由上海富士施乐公司捐赠修建了教学楼，从此也将“戈坪小学”的名字冠上了公司名称。
在巴邱镇的汽修店里，邓文忠的同事——1990年出生的晏姓小伙也对记者讲述了他在戈坪小学读书时的经历。“那个时候希望工程的捐款是有的，但是我们都记不太清楚，只觉得很乱，”小晏说，“身边同学的受捐助资格都不确定。常常是这个人这学期还可能接受捐助，下学期就没这个资格了；有的家庭贫困的不一定获得资格，学习好的学生反而会获得……”
提醒
3月16日，陈小喜从中山南朗镇坐上长途汽
车前往深圳。陈楚碧和女儿阮艳婷在迎接着他，准备在周末带他在深圳玩玩。小喜笑嘻嘻地说：“她们要给我在酒店开间房，我说不用啦，我还是到家里客厅‘当厅长’吧！”
不仅是来深圳，在陈楚碧位于中山市南朗镇的家里，小喜更是常客，经常到干妈家里洗窗帘、搞卫生，干家务活儿。从2001年到2006年，还在干妈家过年。小喜总想请干妈喝喝早茶，可每次陈楚碧都抢着付了账。
“这孩子很乖，工作十几年，已经攒下了10万块给家里盖了新房子。我说，你现在既然已经有了工作了，有了老婆孩子，有了不错的生活，当初的事情就不要再追究了。”陈楚碧说。
陈楚碧全家都热衷于慈善。在他们位于中山市南朗镇的家里，陈楚碧的爱人经常捐助当地的“老年人中心”；陈楚碧的二女儿则常去深圳的流浪狗收容站做义工。不过她告诉妈妈：以后再捐款做善事，最好是亲自送到对方的手里。
记者：薜雷
来源：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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