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文：中国教育需要一场革命
2006-05-12 10:23:08发表于《网易》 来源: 江苏公众科技网
１９９８年岁末，在职工下岗、股市低迷、房市疲软和频繁的建筑事故之中，从北京中关村传出了一声号角，它似乎在一夜之间就传遍了中国大地，校园里、家庭中、电视广告中和每一个书摊报贩，都在互相传说着一句富有魅力、而且有些神秘的话语——学习的革命！
那一天，我路过军事博物馆，看到悬挂在楼前、写有“学习的革命”的巨大红色横幅在寒风中微微飘动，不禁深为震动，也有一些感动。无论如何，一个亟待被重视、急需被关注的问题，就这样忽然被显著地放大了，尽管每个人从中的解读并不一样。
在世纪末的冬天，看到这句口号，令人不胜感慨。作为中年一人代，我们对这样的号召实在太熟悉了。事实上，我们是在接连不断的“教育革命”中长大的。１９５８年闹“教育革命”，我已上小学，却只有打麻
雀、拣废铜烂铁的记忆。１９６４年前后的教育改革，我在上中学，所受益的是每天下午必须到操场去参加体育锻炼。１９６６年，毛泽东发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的号召，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离开了学校。那个荒唐时代的深重灾难，使许多人直至今日，看到“教育”与“革命”这两个词语的组合，都会产生不适的反应，书声朗朗的５０年代成为田园诗般美好的回忆。这多少可以解释以后的事态发展：７０年代末，当我们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领域拨乱反正、探索改革开放的新路之时，教育界恢复、重建的努力，却是重新回到５０年代，从而错失了在新时期的制高点上发展前进的历史性机遇。
从１９０５年废除科举、建立新学开始，中国现代教育的发展将近百年，大致是前５０年学习借鉴美日，此后模仿移植苏联的历史。８０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走出苏联模式。新中国取得的教育成就有目共睹、众所周知；作为新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８０年代以来中国教育获得了迅猛的发展，速度不可谓不快，成效不可谓不大，教育体制改革也在逐渐推进之中。然而，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同样众所周知的是，在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一些基本的教育问题并未得到很好地解决，经常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和“众矢之的”；“教育危机”的警报此起彼伏，从未停息，一些教育弊端令人始料不及，发展到十分严重的程度。
就教育自身而言，这种落后主要体现在陈旧落后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上。虽然教育的规模、培养能力获得了巨大发展，但平心而论，教育内在的品质并没有获得相应的改善：教育的主体性和人在教育中的主体地位尚未确立，处于政治冲击和经济挤压的双重困窘之中；教育至今尚未成为面向社会的开放系统，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大众日益高涨的教育需求；现代学校制度尚未建立，高等学校尚没有充分的办学自主权；高等学校脱离社会发展、效益低下、官本位等弊端，致使学校缺乏活力，学术品质恶化，人文精神、大学精神的流失和人才流失同样严重；曾被称为“最后一块净土”的教育领域的种种腐败现象渐趋严重，令人关注。尤其是，８０年代以来，中小学教育陷入应试教育的炽烈氛围之中。应试教育对民族文化素质的损害和对整整一代人身体心理素质、人格和智力发展所造成的严重伤害，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越来越清晰地显露出来。传统的教育制度、教学管理和师生关系，已经成为青少年个性发展和创造性培养的障碍。时至今日，全社会性的人才危机并未过去，我国最优秀的青年人才仍然在源源不断地流向国外，我国与世界教育和科技先进水平的差距仍在继续扩大。与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相比，教育不仅仍然处于弱势地位，其滞后于社会变革的体制落差正在拉大，成为社会现代化的制约和瓶颈，教育系统被诟病为计划体制的“最后一个堡垒”。
站在２１世纪的门槛，面对信息时代的挑战和激烈的国际竞争，面对世界范围内风起云涌的教育改革，中国教育需要正视现实，需要居危思危！教育改革刻不容缓，民族的教育精神需要一次新的振奋——就像１９７７年邓小平恢复高考制度那样，中国需要一场学习的革命和教育的革命，中国的教育生产力需要一个大解放！
一位教育家说：教育学的基本问题是古今相同的——什么是教育，应当怎样教和怎样学。然而，在现实的教育发展中，后者往往模糊和取代了前者。的确，今天当我们大力推进“教育现代化”之时，对于什么是教育、什么是好的教育这样的基本问题，却似乎越来越说不清了。我们已经习惯了按照领导人的言论作为不同时期的教育宗旨，按照主管部门的文件、严格的计划、统一的教材、大纲和时间表组织学校教学。在这个过程中，儿童的个性、地位渐渐消失了，人的音容笑貌渐渐消失了……
这个答案从前曾经是确定的和鲜明的。当孔子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古希腊人说“身心既善且美”、拉伯雷说培养“全能的人”、卢梭说“既能行动又能思想的人”时，教育曾经是一件非常理想主义的事。它有时被视为塑造人类灵魂的工程，有时被视为实现社会平等的伟大工具，但它首先是基于一种人类情感，一种人道主义的博大爱心和悲悯情怀。想一想曾感动过几代人的《乡村女教师》，那个执拗的瓦里华拉·瓦西里耶夫娜 ——她曾经是教师人格的典型写照。
在中国的新教育创建之初，教育仍然是充满理想的。一大批受过西方教育的“洋博士”、“洋教授”，脱下西装、长衫，到农村、工厂、难民和流民中去办学。他们是一群充满平民意识的“精神贵族”，是一群身体力行的理想主义者。在那种社会动荡混乱、教育条件极其恶劣的环境中，他们仍然对教育保持着一种十分理想主义的信念，始终未曾迷失，也未曾降低过对人的关注，对人性的张扬，对民主的、大众的、活的教育理想的追求。在延续千年的中国封建教育的大传统之后，它成为中国现代教育另一个十分重要、不可忽视的小传统。
早在本世纪初，五四时代的志士仁人就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鲁迅认为对儿童的教育，主要是“理解”、“指导”和“解放”；要培养他们“有耐劳作的体力，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也就是能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没的力量”。蔡元培认为：“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其原则是“展个性，尚自然”。蒋梦麟认为，教育的产出是造就“活泼的个人”、“能改良社会的个人”、“能生产的个人”。陶行知倡导的“生活教育”，反对那种死读书、读死书、培养少爷小姐书呆子的教育，主张“为了生活而教育”、“依据生活而教育”，培养活生生的人，有行动能力、思考能力和创造力的人。而陈鹤琴所倡导的“活教育”的目的，是“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这种教育理念在今天看
来仍然是十分现代的，与７０年代以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倡导的“学会生存”、“学会关心”、“学会学习”等理想一脉相承，与今天我国各级教育普遍盛行的满堂灌、填鸭式、考试至上、分数至上、造就考试机器的现实更是不可同日而语。只要约略检视一下五四先驱当时的抱负和视野，就不难看出我国当前的教育就其精神实质而言，离现代教育还何其遥远！
封建科举式的教育在当代的复活强化说明，未经更新转化的传统文化资源不会自动成为社会现代化的动力；警惕、批判和改造传统教育，始终是中国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基本任务和紧迫的主题。中国教育需要更新传统的教育“软件”，需要高扬“人”的理想，需要重建师生关系，而要弘扬五四的文化精神！
１９９８年，中央政府确定了科教兴国的战略，全社会热切企盼为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时代的到来和下一个时代的国际竞争做好准备，企盼着教育、科技领域的进一步改革和开放。
作为一项巨大的社会工程和系统工程，教育改革千头万绪，其难度和复杂性可想而知，但改革的策略应当是明确的：制度改革优先，以教育体制改革为核心和龙头。教育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社会各个方面其实已经形成高度共识：教育部转变职能，下放教育权力，面向社会开放教育，使学校成为依法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使教育重新成为充满活力的、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事业。当前最紧迫、最重要的教育制度改革，在我看来主要是两项：高考制度改革和高等学校办学体制改革。应当认识的是，教育不仅应当改革，而且能够改革。任何现行的制度都不是天经地义、从来如此的，每一项现实的制度改革、社会工程都是可解的、有解的，而且有不止一个解。但是，重要的是改革的方法也许首先需要改革。纵观世界各国的教育改革，莫不经过朝野上下旷日持久的公开讨论，从而形成一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教育改革运动，这实在是一场真正的教育改革必要的思想前提。中国的教育改革需要新思路、大举措，需要广开言路，需要动员海内外志士仁人的集体智慧，需要最广泛的社会参与，需要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
教育现代化的浪潮正在澎湃，社会进步的历史趋势是不可阻挡的。如人们所预感的，世纪之交的中国教育正面临继本世纪初建立新学、５０年代移植苏联模式之后的第三次巨变。让我们共同努力，迎接这一历史性变革的早日到来。
（作者：杨东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