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您真实的＂董其昌＂（明代著名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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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之道――以董其昌为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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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书画艺术稍有涉猎的人，大概不会不知道董其昌，明末松江画派的创始人，一位诗、文、书、画的全才。有人说他是中国文人画的发扬光大者：“有明一代书画，结穴于董华亭，文、沈诸君子虽噪有时名，不得不望而泣下。”这显然有抬高松江派而抑吴门派之嫌，但董其昌身后的影响却相当大，却是不争的事实。
据乾隆《华亭县志•一五卷》记载，康熙皇帝第五次南巡江浙，利用驻跸松江检阅提标兵水操的空闲，特意为董其昌祠堂题写了“芝英云气”四字匾额，并附有一个长跋：
华亭董其昌，书法天姿迥异，其高秀圆润之致，流行于楮墨间，非诸家所能及也。每于若不经意处，丰神独绝，如微云卷野，清风飘拂，尤得天然之趣。观其结构、字体，皆原于古人，盖其生平多临摹《阁帖》，于《兰亭》、《圣教序》能得其运腕之法，而转笔处古劲、藏锋，似拙实巧，书家所谓古钗脚，殆得是耶！颜真卿、苏轼、米芾以雄奇峭拔擅能，而根祗则皆出于晋人，赵孟？规模二王。其昌渊源合一，故摹诸子辄得其意，而秀润之气独时见本色，草书亦纵横排宕有古法。朕心赏其用墨之妙，浓淡相间，更为？绝，临摹最多，每谓天姿与功力俱优，致此良不易也！
康熙皇帝对董其昌真是推崇备至，对其“若不经意处”的笔意都有独绝丰采的赞美，至于浓淡相间的用墨之妙更让他叹为观止。
爷爷喜欢，同样爱好书画的孙子乾隆皇帝也认为董其昌“书画神味萧远，超轶古人”。
帝王的喜爱不是评判书画艺术高下的标准，但也绝不是信口开河，他们居高临下的位置，尽阅天下艺术佳品，目光之高，让他们竖起大拇指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董其昌出身在一个只有二十亩贫瘠之田的小户人家，生活并不富裕。像几乎所有的读书人一样，他以仕进为人生目标，却屡屡名落孙山，一度以教书谋生。他当初并没有注目书画艺术，也没有从小习书，与书画的结缘始于一次不大不小的人生刺激――十六岁那年，他参加府学考试，文章写得漂亮，理应第一，但主考官认为他字写得实在太蹩脚，而把他降为第二名。明代科考以八股取士，制艺要求按破题、承题、起讲等八部分阐明所论，同时也要求以乌黑、方正、光洁的楷书书写，是为“台阁体”。这种字体虽谈不上什么艺术，但还是中规中矩的。董其昌的名次因此被降级，可见他当时确实写得不能入眼。对自尊心极强的董其昌来说，这简直是奇耻大辱，从此他发愤临帖摹碑，在书法上下功夫。人生需要动力和刺激，有自尊心和事业心的人，别人的一个举动、一句话，甚至一个眼神，都可能会成为助推器，从而改变自己的人生航向。与元代的书法大家赵孟？五岁入小学学书相比，董其昌十六岁才开始练字，显然已经错过了习书的最好时光，他却以此起步，十几年始终如一地锲而不舍，勤奋努力，终使书法功夫精进，山水画也入得其门。
万历十七年（1589年)，三十四岁的他终于考中进士，供职于翰林院，继续努力和探索自己的书画艺术。其时的董其昌还算是一个恭谦之人。例如，翰林院学士田一？去世，因为一生清廉，身后萧条，他便自告奋勇，告假护柩南下数千里，送老师回福建大田县。
他一度担任皇长子朱常洛的讲官。但因为朝中复杂的人事关系，不久，便告病回到松江。而京官和书画家的双重身份，使他的社会地位迥异往昔，家乡的大财主、士大夫和地方官吏，便联袂登门拜访，不断前来巴结讨好。这时，董其昌的感觉就跟以前大大不同了。
其后，他相继担任过湖广提学副使、福建副使，一度还被任命为河南参政，从三品的官职。但他不以此为意，托辞不就，在家乡优游，整天沉浸在翰墨当中。许多附庸风雅的官僚豪绅和腰缠万贯的商人纷至沓来，请他写字、作画、鉴赏文物，润笔贽礼相当可观。社会地位的提高和财富的空前增加，使得董其昌完全蜕变了，从一个初不起眼的角色，迅速演变成名动江南的艺术家兼官僚大地主，到后来则成为拥有良田万顷、游船百艘、华屋数百间的松江地区势压一方的首富。
官帙的光芒和金钱的力量，会加速人的社会角色的转换，对意志力不强的人发出难以抵挡的诱惑，从而腐蚀、迷乱人的本性，使之异化、变质。
明末江南，大凡有着显宦头衔和赫赫声名的人，无一不是家财万贯者，而这些有钱人很少有不学坏的，在董其昌之前、之后，都有相当数量作恶乡里的恶霸。
董其昌怎么样呢？
明太祖朱元璋的官吏政策是，一方面用严刑峻法的铁腕统驭文官武将，制造了若干牵涉面极广的大案、要案，但也给为其统治服务的官吏以相当的照顾，对在职的以及致仕在家的离退休官吏制定了相当优厚的政策，其中最重要的特权就是免役。他曾特降诏令说：“自今百司见任官员之家有田土者，输租税外，悉免其徭役。”在朝为官僚者，不仅享免徭役，而且在人身等级和土地所有权的方面也都受到照顾，并受到法律保护。致仕官员变成乡绅后，除免役外，其尊严亦有法令的保障：“其居乡里，惟于宗族叙尊卑如家人礼，若筵宴则设别席，不许坐于无官者之下。如与同致仕者会，则序爵，爵同序齿。其与异姓无官者相见，不必答礼。庶民则以官礼谒见。敢有凌辱者论如律。”
明朝的这种政策加上八股取士，就是鼓励读书做官，一个人一旦中了进士，做了官，那么，不用多久就可以从贫无立锥的书生变成一个田连阡陌的地主，所谓“家无担石者，入仕二三年即成巨富”。于是，仕宦阶层迅速兴起，而致仕后的绅衿也极度膨胀，都享受着政治和经济上的豁免权。这样，弊端也随之产生了，许多人就干脆把入仕做官当做买卖来做，先捐点钱入学读书，混个生员文凭。因为有了这个资质就有了某种实际好处，同时创造了朝上走的可能，以后就可再伺机谋取更大的利益。
实际上，一个士子一旦中举之后，情况瞬间发生改变：上门报录的人在报喜的同时，就用早已准备好了的棍棒从门外一路打进来，将厅堂窗户全部捣毁，美其名曰“改换门庭”，跟在后面的工匠，立刻动手修缮，并且负责终身保修。攀附的人也接踵而至，通谱的，招女婿的，投拜门生的，各色人等应有尽有。还有人干脆以急需用钱为由，送上大批银子，做政治投资，视为找到了最牢固的靠山。一时间，中举之人的待遇立刻改变，立马高人一等，威权赫奕，出则乘大轿，扇盖引导于前。如果中举之人是赴婚丧之宴，还不与平民同坐同吃，可在另外新盖的大宾堂里受人侍候。
明中期以后，徭役日益繁重，为了维护官宦的利益，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明政府制定了品官“优免则例”。按照这个规定，凡京官一品免粮三十石、人三十丁，依次递减，降至九品免粮六石、人六丁；外官（各省官员)减半优免；教官、举人、监生、生员，各免粮二石、人二丁。并规定，自后“凡遇编审徭役，悉照今定则例施行”。人的欲壑是无法填满的，好了还想再好，能多减免的就挖空心思再多减免，享有政治特权和经济特权的缙绅地主，同时又可依仗各种政治势力，钻政策的空子，打擦边球，用飞洒、诡寄、投献等手法，非法扩大优免田范围，甚至还“包揽亲戚、故旧、门生之田实其中”，用来谋取利益。而无权无势无门路的百姓的境地却十分悲惨。例如，松江地区的佃农“终岁勤动，还租之后不够二三月饭米”，“瓮牖贫民，鹑衣百结，豕食一岁，**出死力以代大户非常之役”，社会的贫富悬殊到了何等地步可想而知！
万历年间绅衿阶层的扩展，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成长和壮大起来的。在经济发达的江南，这些绅衿阶层剥削、掠夺的手段和方式也愈来愈卑鄙、残酷和凶狠，许多不轨之徒如胥吏、痞棍、
青皮无赖也纷纷投靠过来，作为他们的爪牙。也有一些走投无路的一般小农，稍有田产，仅可生活，但经不起苛捐杂税和里役的剥削，也投靠乡绅之门为奴，借以逃避对国家的负担。而其中的退休官员敢于如此嚣张，置王法于不顾，是因为有朝廷的政策保护。他们本人原来都是朝廷命官，级别高于地方官员。现管的人不敢得罪老上司，再加上明人重视同乡会、同学会，在政治上表现为党争，都是利用在朝的同乡、同榜领导的关系来控制地方官吏，有了这么多的特权和便利，他们做起坏事来也就有恃无恐。一张张社会关系的大网，撒播在江南乡野的天空，一旦遇到突发情况，这一张张网就会从天而降，将有关的人与事统统网住。
在私欲横流的无序社会中，在滚滚而来的经济大潮中，仗势欺人的，为非作歹的，巧取豪夺的，贪赃枉法的，贿赂公行的，泥沙俱下，混杂其中。社会问题越积越多，其中退休官员的晚节，以及亲戚、属下的管束教育，也成为地方和社会不容回避的一大问题。在这种恶劣的社会环境和混乱的经济秩序中，会有许许多多的人从中浑水摸鱼，出现几个做得特别出格的人也就不奇怪了。而在以人品道德标注的文人雅士中也有这样的奸宄之徒，则多少会出乎人们的想象，因为在以农业经济为核心的社会中，毕竟是以知书识礼为道德楷模的。而一旦有这样的文化人作为恶势力的代表，社会的发展也就到了崩溃的边缘。
董其昌的同乡前辈徐阶就是一个显例。
徐阶曾任明嘉靖朝内阁首辅，入阁十七年，政治上的表现不能说不好。他一直是历史上有名的奸相严嵩的死对头，也是大力提拔名相张居正的恩公。但徐阶于隆庆二年（1568年)致仕后回到松江，依仗明政府赋予的种种特权而横行乡里，在苏、松一带占有大量田地，还垄断了这一地区的某些商业部门，其富有比严嵩还要更胜一筹，据说家族成员多达几千人，田产多达二十四万亩，单在华亭搜括的地租，每年就有米一万三千多石，银九千八百余两，还不包括上海、青浦、平湖、长兴等处地产上的所得。他还纵容子弟家奴横暴闾里。清官海瑞巡历到松江的时候，“投牒诉冤者，日以千计”，可见他为害一方有多严重。海瑞对此稍作了解，就被吓了一大跳：“产业之多，令人骇异。”
尽管徐阶曾是海瑞的救命恩人，以刚正闻名的海青天还是如实地向皇上报告了他所知道的情况：“臣于十二月内巡历松江，告乡官夺产者几万人。向府县官问故，群举而告曰：‘夫民今后得反之也。’向诸生员问故，则又群声而言曰：‘民今而后得反之也。’乡官之贤者亦对臣言：‘二十年以来，府县官偏听乡官、举监嘱事，民产渐消，乡官渐富。再后状不受理，民亦畏不告诉。日积月累，致有今日，事可恨叹。先年士风不如也！’”
海瑞不可能认识到，士风的败坏直至官逼民反的肇端，正是明代的社会制度造成的。没有腐败的土壤，即便人性中的丑恶滋冒出来，也不能构成对社会的危害。在专制社会，有权就有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贪鄙的官员正是利用制度的缺陷和手中的特权，无偿占有公众资财。当时的情况已严重到了官逼民反的地步，忠于职守的海瑞，不得不向最高当局提出，要徐阶退田，并惩罚触犯刑律之人。虽然最后的结果是徐阶受到了查处，但对于一个曾经担任过首辅的人来说，这个教训无论如何都是发人深省的，为什么知书识礼的读书人一度出任政府要职的官员后，会利欲熏心堕落到这般境地？
仅仅从道德层面上去看待这个事情，是无论如何都不得要领的。政策容许他们拥有特殊利益，社会的腐败引导他们往堕落的路上走。一如顾炎武所说：“自万历以后，天下水利、碾？、场渡、市集无不属之豪绅，相沿以为常事矣。”再加上他们管不住自己的亲信、部下、子弟，以及投靠来的不屑之徒，自己也钻政策的空子打擦边球，或者干脆胆大妄为，置情理、法度于不顾，尽情地享受着商品经济给自己带来的一切好处，同时又把商品经济纳入地主经济的轨道，阻碍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罪恶的发生就是不难想见的。
社会风气和制度所形成的人生哲学，就是读书取科第，做官要贪污，居乡为土豪，这是晚明的时代本色。而一旦权力和名气结合起来，知识分子的堕落比什么人都快，都歹毒。对他们来说，道德规范在人生的初始阶段也许有潜移默化的作用，但在社会利益和经济利益面前又往往不堪一击。正是在这种腐朽的土壤中，清除掉一个徐阶后，又会冒出礼部尚书董份等其它恶霸乡绅来，其中还不幸钻出个以书、画、技艺、鉴赏闻名于世的大官僚董其昌！
董其昌，一个有功名且在书画艺术和文物鉴赏方面有相当造诣的文人，堕落成一个为非作歹乡里的恶霸，成为书画史上有名的恶棍，不能不让人倒吸一口凉气。
董其昌的贪婪也的确不比他的同乡前辈逊色。也许是年轻时家境不很富裕，董其昌一旦拥有了社会知名度，内心的渴求就变得急切，贪婪程度让人吃惊，对钱财的攫取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膏腴万顷，输税不过三分”。虽然董其昌当时的政治地位不及徐阶，但他是全国第一流的书画家，在士林中有很高的声望。这一点又为徐阶所不及。在贪鄙、横暴、无耻方面，董其昌比自己的前辈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本人骄奢yin逸，老而渔色，有多房妻妾，且招致方士，专请房中术，竟到了变态的地步。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秋天，实足年龄已六十高龄的董其昌竟然看中了诸生陆绍芳佃户的女儿、年轻美貌的绿英姑娘。更可恶的是，他的几个儿子都相当专横，尤以第二个儿子董祖常最为狠毒，带了人强抢绿英给老子做小妾，是董其昌强抢民女的主凶。而陆绍芳对董氏父子强抢民女的做法非常愤慨，在四乡八舍逢人便讲，张言批评。松江民众早已对董家的恶行有意见，事情发生后，当即有人编出故事来表达愤怒之情，题目叫《黑白传》，因为董其昌号思白，另一个主角人物是陆绍芳，源于陆本人面黑身长。故事的第一回标题是：“白公子夜打陆家庄，黑秀才大闹龙门里。”不久，说书艺人钱二到处说唱这个故事。董其昌知道后大为羞恼，以为这是一位叫范昶的人捣的鬼，便派人每天对范昶凌辱逼问。范昶不承认，还到城隍庙里向神灵起誓，为自己辩白，董家却依然不放过他，最后竟逼得他暴病而死。范母认为这是董家所逼，于是带着儿媳龚氏、孙媳董氏等女仆穿着孝服到董家门上哭闹，谁知董其昌父子指使家丁对她们大打出手，又将她们推到隔壁坐化庵中，关起门将几个妇女摁倒，剥掉裤子，用棍子捣戳阴户。范家儿子用一纸“剥？捣阴”的讼状将董家告到官府。但是，官府受理了诉状，又碍于董其昌之名难于处理，一时拖延不决。
董其昌及其家人“封钉民房，捉锁男妇，无日无之”的令人发指的罪行，早已激起了民众特别是士林的愤怒：“敛怨军民，已非一日，欲食肉寝皮，亦非一人，至剥？毒yin一事，上干天怒，恶极于无可加矣。”海刚峰曾经预言过的“民今后得反之也”，果然变成了轰动江南的事实。朝野为之震动。这是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春天的事情，一场群众自发的抄家运动。有人把这个过程记录了下来，是为《民抄董宦事实》。事件爆发前，有人贴出了词锋犀利、无比愤怒的檄文，张榜公告，读来令人血脉贲张：
……人心谁无公愤。凡我同类，勿作旁观，当念悲
狐，毋嫌投鼠，奉行天讨，以快人心。当问其字非颠米，画非痴黄，文章非司马宗门，翰非欧阳班辈，何得侥小人之幸，以滥门名。并数其险如卢杞，富如元载，yin奢如董卓，举动豪横如盗跖流风，又乌得窃君子之声以文巨恶。呜呼！无罪而杀士，已应进诸四夷，戍首而伏诛，尚须枭其三孽。……若再容留，决非世界。公移一到，众鼓齐鸣，期于十日之中，定举四凶之讨。谨檄。
从初十、初十一到十二日，各处飞章投揭布满街衢，儿童妇女竟传：“若要柴米强，先杀董其昌。”人们到处张贴声讨董其昌的大字报和漫画，说他是“兽宦”、“枭孽”，以致徽州、湖广、川陕、山西等处客商，凡受过他家欺凌的人都参加到揭发批判的行列中来。甚至连娼妓嫖客的游船上也有这类报纸辗转相传，简直到了“真正怨声载道，穷天罄地”的地步。
人们愤怒的情绪
积聚着，到了十五日行香之期，百姓拥挤街道两旁，不下百万，骂声如沸，把爪牙陈明的数十间精华厅堂尽行拆毁。第二天，从上海青浦、金山等处闻讯赶来的人早早就到了，上房揭瓦，用两卷油芦席点火，将董家数百间画栋雕梁、朱栏曲槛的园亭台榭和密室幽房，尽付之一焰。大火彻夜不止。他们还把董其昌儿子强拆民房后盖了未及半年的美轮美奂的新居，也一同烧了个干净。
十七日，适逢有个穿月白绸衣的人，手持绘有董其昌墨迹的扇子，人们也怒不可遏地冲上去将其撕扯掉，还把不服气的持扇人痛打了一顿。
十九日，仍不罢休的民众将董其昌建在白龙潭的书园楼居焚毁，还把董其昌手书“抱珠阁”三字的匾额沉在河里，名曰：“董其昌直沉水底矣。”
坐化庵正殿上有一块横书“大雄宝殿”的大匾，落款“董其昌书”，老百姓见了，纷纷用砖砸去，慌得和尚们自己爬上去拆下来，大家齐上前用刀乱砍，大叫：“碎杀董其昌也。”
董其昌被吓得要死，惶惶然避于苏州、镇江、丹阳、吴兴等地，一时如丧家之犬，直到半年后事件完全平息才敢回家。
就这一事件，人们对董其昌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不意优游林下以书画鉴赏负盛名之董文敏家教如此，声名如此！”“思白书画，可行双绝，而作恶如此，异特有玷风雅？”
当然也有人为之遮掩的，说他是为名所累。但毛祥麟在《墨余录》中特别指出：“文敏居乡，既乖洽比之常，复鲜义方之训，且以莫须有事，种生衅端，人以是为名德累，我直谓其不德矣。”
毛祥麟说得好，这怎么能归结于为名所累呢？而是董其昌的大行有亏！
这事件看起来仅仅是冲着董其昌一家来的，实质上它是一根导火索，也是整个社会不稳定因素的一个强有力的例证。大明王朝的政权已经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地步了。
万历十六年秋天，董其昌第三次秋闱及第，次年京城春闱高中。董其昌跃入龙门，跨进仕宦阶层的初始时，社会知名度还没有大到足够拥有更多的社会话语权，依旧小心谨慎，低姿态地在翰林院供职，与同事们在友好的气氛中商讨、切磋、钻研翰墨艺术。然而京城丰富的书画资源让他有了浏览、揣摩、比较和临摹学习的机会。随着书、画成就，特别是鉴赏能力的空前提高，他也获得了较好的社会知名度，有了“三百年来一巨眼”的自豪。这期间，他担任了皇长子的讲官，两度持节外出，代表皇帝宣示，格外受人尊重。万历二十六年，他被排挤出京，调任湖广按察司副使。但是，他却决定不去赴任，而是回家乡松江，在书画艺术的海洋里再练身手。这一去就是六年之久，让这位有相当领悟力的人，有更充足的时间去不断提高自己书画艺术的水准。
万历三十二年，董其昌出任湖广提学副使，仅仅七个月，就拜疏求去。原因呢？按照《明史》的说法是：“不徇请嘱，为势家所怨，嗾生儒数百人鼓噪，毁其公署。”从文字上看，责任似乎不在董其昌，但细究一下就可以明白，这其实是个为贤者讳的含而糊之的说法。不徇请嘱，只能是个别人的私下举动，肯定不合法不合理，否则就用不着托关系走门子，找到上任不久的新官门上。一个“势家”竟然能因为董其昌的不理睬，寻隙报仇，能鼓动“生儒”数百人闹事，并有破坏公共财物的违法举动，就仅仅是因为“不徇请嘱”的缘故？
万历皇帝去世后，董其昌被召回京任太常寺少卿。他没有丝毫的迟疑，立马上任，全然不在乎朝廷之中的明争暗斗。他需要政治上的突破，也需要用政治影响消除“民抄董宅”事件的后遗症，修复自己的公众形象。在政治博弈中，他首先是首辅叶向高的好友，同时也与魏忠贤等交谊莫浅：“当魏？盛时，尝延玄宰书画……魏？每日设宴，玄宰书楹联三、额二、画三帧……魏？喜甚。”政治的跷跷板玩得极其娴熟，两边讨好的武器就是他的艺术才华，即用书、画艺术和鉴赏本领开出一条具有个人特色的政治之道。
天启五年（1625年)，七十高龄的董其昌被任命为南京礼部尚书，人称大宗伯。有了这个偌大的政治头衔，他立刻回家寄兴笔墨，陶情于山水之间，没有人敢再找他的麻烦了。明思宗朱由检登基，魏忠贤彻底完蛋，东林党全面获胜之时，也是董其昌与东林故旧的关系迅速升温之际。他毫不迟疑地为东林党人题写牌坊、着文、书写像赞、撰写传记等等，并于崇祯四年（1631年)被召回京，任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掌詹事府，走上了政治的巅峰。他为自己刻了一方纪念章“宗伯学士”，大有踌躇满怀之态。宗伯府上，每日祈请翰墨的达官士绅接踵而至，使他应接不暇，也使其声名如日中天。《明史》也说他：“造请无虚日，尺素短札，流布人间，争购宝之。精于品题，收藏家得片语只字以为重。”
纵观有明一代，没有哪位书画艺术家能与董其昌的官衔相比，也没有哪位官员在宦海生涯之外的书画艺术上如他董其昌这样开宗立派。他就是在反复运用“书画―仕途―书画―仕途”的策略中，一步一步地将自己推到仕途和艺术名望的最高峰的。他的好朋友陈继儒在《尼姑录》和《太平清话》中就记载了这样一则轶闻：
陆以宁谓董玄宰云：“今日生前画靠官，他日身后官靠画。”
这十四个字，出于他朋友之口，看来不是出于对他的攻击，而是将董其昌的官与画的关系说得清楚明白，也一语道破了他的人生玄机。
董其昌在内阁中有两位朋友，一是担任首辅的吏部尚书兼建极殿大学士周延儒，二是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郑以伟。崇祯六年（1633年)六月，这两人一个被罢官一个死于任上。惟此，当自己的政治处境再次出现窘困和艰难，加上已是耄耋之年，多种慢性病缠身，于是董其昌便一再上疏请求退休。崇祯皇帝则特诏赐其为太子太保，从一品的荣誉头衔，“特准致仕驰驿归里”。他安全着陆了！
解读董其昌现象，评读他的人生态度、处世准则和人格境界，真是意味深长。
声名可能会掩饰人的诸多缺点甚至罪恶，但不能从本性上改变一个人。一旦有适合表演的舞台或滋冒生长的气候、环境，他的本来的面目就会暴露无遗。
董其昌就是这样的人。
社会的势利在于：权势者为了附庸风雅，往往用高雅文化的社会姿态博取儒雅之名，怀柔广大民众，会对所谓的文化名人制定比较宽容的道德标准，有的干脆就以权谋私，许以名人特权，方便自己索拿卡要名人作品；而平民百姓出于对文化名人这些高雅职业者的仰慕心理和
盲目崇拜情结，则无形中滋长了这些高雅职业者们莫名其妙的优越感。
董其昌的书画艺术受到时人和后人的高度追捧，《历代画史汇传》称颂他：“山水、树石、烟云流润，神气充足，而出以儒雅之笔，风流蕴藉，为当时第一。”
董其昌死后葬于吴县濒临太湖东岸的渔洋湾董氏坟茔。据《吴县文物》一书记载，董其昌的墓据传有两处：一处规模极小，位于阳家湾，在胥口乡渔洋林场宿舍门口；另一处在渔洋山湾里，墓葬规制很大，石翁仲高三点四米，墓前有石
龟、石狮、石马、翁仲及石碑等，
李根源《吴郡西山访古记》考定，这座墓葬可能是董其昌的真墓。
（文/何萱，摘自世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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