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正私塾:大国崛起的文化准备和文化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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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者：楼宇烈

人民网北京2月3日电（记者文松辉雷志龙)2月3日下午，北京大学国学院博导、北京大学宗教研究院名誉院长楼宇烈，应邀做客人民日报总编室和人民网共同主办的“文化讲坛”，并以“大国崛起的文化准备和文化自觉”为主题进行演讲，以下为演讲全文。

　　【第一部分：谈道】

　　·没有经济的发展是不可能有文化的产生

　　今天非常荣幸能够到人民日报来面对着那么多的年轻有为的编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文化传统。对今天来讲这个课题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课题。给我的题目是“大国崛起的文化准备”，我觉得这个题目起得很好。我们要崛起，没有文化上的准备，我想我们是很难真正地崛起。要说得更精确一点，大国崛起所必备的文化自觉，一个没有文化自觉的国家一定不可能成为大国，更不能有什么所谓的崛起。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提出了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这个特色的落脚点就应该是在文化传统上的继承和发展。我们常常讲文化，文化是经济发展的一个产物，这是没有问题的，没有经济的发展，就不可能有文化。

　　从人类的历史上也可以看到，正因为我们人类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造就了一些人可以不去从事于体力劳动，而专门从事于精神财富的创造，这才有了文化，人类才从蒙昧走向文明，如果没有经济的发展是不可能有文化的产生的。

·文化遗产拥有数量世界领先
　　中国对于人类的文化贡献极其巨大

　　文化产生的这种精神财富其实同样还会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它融入到有形的、物质的文化中间去；另一方面，通过无形的非物质形态传承下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联合国世界教科文组织对于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分成两大块：一块就是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这里面包括了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另一块就是人类口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主要是那些对人类发挥过作用的许多精神产品。

　　中国作为一个人口最多的多民族国家，我们对人类所创造的不管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文化遗产，应该说在世界上都是占了主导的地位。我不知道现在大家了解不了解，我们究竟有多少物质形态文化遗产和非物质形态文化遗产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里面。

　　我可以简单地给大家报告一下。到2009年为止，我们国家被列入有形文化遗产的项目一共有38项，其中文化遗产，像我们的故宫、长城这些文化遗产有28项；另外还有一些自然遗产，比如九寨沟这样的一些项目一共有六项；还有，既是文化遗产也是自然遗产具有双重身份的一共有四项，所以加起来一共38项。

　　人类口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2009年为止，我们国家被列入保护名单的一共有26项。这个保护名录从2001年才开始实施的，2001年到2003年这个过程中规定一个国家只能申请一项，所以2001年只有一项就是我们的古典戏曲——昆曲，2003年只有一项，就是我们的有3000多年悠久历史的古琴，到了2005年我们有一项半被列入，一项就是我们的新疆歌舞木卡姆，还有一项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共同申请的蒙古长调。2007年因故我们国家没有评选，2009年，我们国家一下子就有22项被列入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包括我们的书法、篆刻等等这样一些。

　　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为止中国是第一位的，数量最多。2009年除了这26项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当时还增加了一个特殊的名单叫做“继续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到了非常危机的情况。这个名录里面，中国也是头一个，占了三项。中国在世界的文化遗产当中，可以说是举足轻重的。说明我们中国对于人类的文化贡献是极其巨大的。

·文化会反作用于经济发展
　　没有文化自觉，经济发展方向就会摇摆不定

　　文化虽然是在经济发展中产生的，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当文化产生以后，文化就起着指导经济发展的方向和特色。它会起这样一个反作用。为什么？因为在文化里面凝聚了一个地区、民族的价值观念、它的思想方式、它的生活样式，以及它的信仰习俗。在这些力量的作用下，它就会指导这个地区、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经济怎么发展。

　　我们看到了文化和经济这样的关系，我想我们就应该明白，我们要真正地成为一个大国在世界崛起。我们在文化这个层面，如果没有一个自觉的话，我想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向就会摇摆不定，我们整个社会发展的特点也就不可能树立起来。

　　我们从世界各国的情况来看都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结果，就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它就面临着文化的抉择。实际上也就是我们再继续发展何去何从的问题。尤其在现在，经济发展到了这样一个程度，现在世界都在议论中国在世界上面举足轻重。听说这次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上，中国的地位非常的凸显，几乎讨论到每个问题的时候都会涉及到中国，都要看看中国的情况怎么样。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今后是继续地把发展经济放在第一位，或者继续地不顾我们整个的生态环境的破坏去发展，还是应该反过来思考一下怎么样再继续前进。

中国经济发展后应该加强教育，提升文化修养
　　从达沃斯会议上中国人的“失态”看大国文化

　　在中国古代也面临这个问题，在《论语》里面记载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孔子和他的弟子一块出去周游列国，跑到魏国一看，这个地方人来人往、熙熙攘攘、人口很多，他的弟子就问了，这个地方人口众多，既然有那么多的人口，再进一步怎么发展呢？孔子回答了，“富之”。也就是让人们的生活能够富裕起来。弟子又问了，如果大家都富裕了，那又该怎么办呢？怎么前进呢？孔子一句话，“教之”。教育。

　　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和我们今天的状况有点相似，中国人口是世界最多的。长期以来，我们非常贫困，但是经过这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人民生活获得了很大的改善，甚至于在许多外国人的眼里面看来中国人很富。再怎么办？我想就是“教之”吧，要加强教育。加强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加强教育的目的就是来提升它的文化素质。

　　我刚才讲了，昨天晚上我偶尔地看到凤凰台《锵锵三人行》这个栏目，里面谈到达沃斯的会议，谈到一个话题，达沃斯这次会议里面谈到每个具体问题的时候都要拿出中国来说一说话，比较比较。中国在这个会议上举足轻重，同时他又讲了一个现象，我觉得很值得我们思考。我们很多大款们去参加了这个会，但是我们的大款去参加会，在那儿给人的印象是什么呢？带着一大批的随从，又是秘书，又是警卫，带一大批，出来到处跟着一大批的人，给人的印象不怎么样。

　　说明我们富了，但是我们的文化修养还是欠缺的。现在我经常感觉到，我说，外国人是不是真正从心里面来敬佩中国呢？好象远远没有。尽管大家觉得经济上面现在中国了不起，在文化上面，中国是不是够得上一个大国？是不是够得上一个大国的身份？我想这是一个大问题。

　　所以“富之”以后，我们怎么样“教之”，我想是现在我们面临的一个大问题。而这个“教之”教是什么，也是一个大问题。也就是我们继续沿着西方文化所指引的道路走下去还是我们要回归本土文化的传统？在我看来，回归本土文化的传统，是我们走向世界的一个关键。

·经济全球化不代表文化一体化
　　保持民族文化的特性才具有真正的世界意义

　　我们现在都在讲地球已经变成一个“地球村”了，世界经济已经一体化了，这个问题的描述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已经出现了，而且在经济全球化、一体化这样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个文化的趋同。因为利用现代的科技发展，文化信息的传播，已经不是以年、以月、以天来计算了，可以说在瞬息之间文化就传播全球。因此在文化上面追求一种时尚的、强势的文化，也就成了一个方向。

　　文化慢慢、慢慢地越来越趋同了，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这样流行的歌曲、流行的舞蹈，很快地风靡于全球。所以，文化有一个趋同的概念。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大家都在思考这个问题。首先，经济上是不是要全球化、一体化？当时很多人有怀疑，经济应不应该这样，是不是还有相对的各个地区、各个国家的独立性？不要把这个东西捆绑在一起。但是当时主流的舆论导向是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

　　当然，到了去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以后，这个话题又重新被提出来。有的人也有这样的分析，中国恰好是没有真正完全绑在一起，所以中国有幸能够不受全球经济危机的严重影响，当然这只是一种说法之一。

　　而当时大家都在讨论经济全球一体化，文化是不是也要趋同？文化是不是也要一体化？当时很显然地出现了一个潮流，就是文化的寻根意识。经济全球一体化的同时，就出现了文化的寻根意识。而且当时人们就提出了这样一个认识，就是越是民族的就越具有世界的意义。

　　所以，民族的和世界的这不是对立的，不是因为要世界一体化，就要消除我们的民族文化特性；恰恰是要保持了民族文化的特性，它才真正具有这种世界的意义。

　　因为文化的发展是离不开文化相互交流的。文化相互交流就要有许多不同特色的文化交流之间才有可能进行交流。如果文化都一样了还交流什么？所以那时候就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

·文化不可能完全西化
　　中国人的乡土观念对30年经济发展有直接影响

　　如果仅仅从理论上来讲，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文化上完全西化是不可能的。这也有历史的经验教训。我们可以看到上世纪20年代，在土耳其曾经就想实现一个全盘西化的道路，实现整个的社会改造。但是结果呢？应该说是失败的。当时强行推行，但是实际上是失败的。

　　为什么会失败呢？因为文化的变化，要取得另外一个文化的认同，改变我自己的文化，是有许多条件的。要有政府的主导，要有社会精英的认同，社会大众要能够接受，更重要的是对方文化能不能认同你。所以，在土耳其推行这个30多年以后，到了50年代以后，西方还是不认同土耳其是属于西方文化圈的，也可以说只是它的一厢情愿。这是第一个情况。

　　第二个情况，你自己的文化根子是不是有可能彻底地铲除掉，这也是不可以的。因为文化的传统就是根深蒂固地扎根在这样一个民族、国家、地区的土壤里面，你要想彻底地抛弃它，也是不太可能的。当然我们必须说另外一面，你要把它原封不动地全部保留到今天，那也是不可能的。

　　但是这个文化根子、文化传统又是不可能彻底斩断的，它总是千丝万缕地和现实的社会有这样那样的联系。包括很多人的观点，由于文化背景、文化传统造就了这样一种观念以后，要想让它简单地改变，也是不可能的。

　　我经常举一个例子，中国人的乡土观念非常深，叶落归根这个观念是很深很深的，这样的观念和中国几千年的农业文明、乡土文化有密切关系，大家有兴趣的话，我建议大家可以看看费孝通先生写的《乡土中国》这本书，他就描述了在中国农业文明下面，乡土观念文化的形成和它的深厚。

　　心向故土，叶落归根。其实这个观念对于中国近30年来的发展、经济的腾飞是有直接影响的。我们可能觉得很奇怪，世界很多学者都关注了这个问题，问他们怎么来关注？他们来比较。印度和中国都是两个世界上的大国，中国腾飞了，印度没有。再比较中国腾飞中，有一些什么样的力量呢？发现其中有一支力量是非常强大，就是华侨的归国投资。

　　拿这个去比较印度，印度的侨民不比中国的侨民少，甚至于可能还比中国得多，但是印度的侨民的故土意识和中国完全不一样。为什么会这样呢？实际上就是由这两个民族的文化基因起作用。

·中国文化生命观：每个生命都是一个个体
　　生命总的来源是天地，万物都是由天地所生

　　我是研究哲学的，我就从这两个不同的文化生命观上面去看一看，就可以看到这个根源在什么地方了。中国文化生命观：每个生命都是一个个体，作为一个个体的生命，在中国的文化生命观来看完全是一个正常的过程。但是，他这个生命怎么来的？从哪来的？又走向哪里？

　　中国的文化生命观就认为生命总的来源是天地，万物都是由天地所生，天地所生，生了各种各样的物。各个物分成各个类，有兽类、禽类、人类，每一类生命又都由它自己的祖先传下来，生命是一个链条，每个生命只不过是这个链条中的环节，个体生命是继承前人的生命来的，它的生命通过它的后代延续下去。

　　中国人有一个比喻叫做“火尽薪传”，一个木头烧啊烧，燃烧尽了，这个生命就要结束了，但是这个木头烧光了，底下的木头可以烧。一个独立的生命不断地延续，而在这个延续中，就是一个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生命是这样延续的。所以，生命不是一个孤立的。

　　也正因为这样，形成了中国非常深刻的观念，必须要有子孙，“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因为这个“无后”是他生命的延续。也正因为有这样的生命观念，家族的观念就非常深厚了。

　　为什么印度没有这样呢？印度文化中生命是怎么来的？印度占主导地位的宗教是婆罗门教，也就是现在的印度教，印度教和婆罗门教认为生命的来源是神造的。每个生命的命运也是由神来决定的。fo教当年起来改变为了反对婆罗门教的这种说法——生命是神造的。fo教的文化主张什么呢？主张生命是自己的，是自己造的。

　　怎么会有生命？就是因为你这个生命体，你自己造了这样的业，造了那样的业，生命就是业的体现、业的延续。所谓“业”，fo教讲有身、口、意三业，身就是身体，口就是你的口，你的言论，意就是你的思想，每个生命都有自己的身、口、意三业结出来的果子。所以fo教里面讲“业报”，业是因，报是果，你自己种了这样的因，必然会受这样的果报。

　　fo教里面是自作自受的生命观念，而且是完全个体性的，它和别人没有关系的。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生命？是你自己的业造成的。所以和父母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的观念。我只不过是因为我的业没有消，我前世造的业没有消，所以我借助身体把我生下来，我继续我的业，我继续还我自己的业。

　　所以，我们常常讲fo教是强调自作自受。所以，这个个体和其他个体是没有这样一种血缘的关系的。所以，它哪会有很浓重的家族观念、家境观念、故土观念，就少得多了，就不一样了。在印度文化下面是那样一种，中国文化下面是这样一种生命观念。不同的生命观念决定了它很多的行为，一直延续到现在。

·盲目引进西方观念会水土不服
　　了解文化传统，才能更好建设企业文化

　　我们都知道上个世纪五四运动，对于传统文化批判得最激烈的一条是什么？就是破除宗法血缘制度，当时的人认为，中国的儒家为血缘制度来做理论上的证明的。所以，当时人们的口号就是要破除这个血缘宗法制度，认为宗法血缘制度是维系中国几千年来的专政主义的理论源头。

　　从五四算起，我们批判到现在，快100年了。100周年过去了，我们每个人口头上经常会说的一句话，什么话？血浓于水。印度不大会讲血浓于水。这就是文化的力量，文化传统的一种潜在的力量。

　　现在中年以上的，在座的年轻人可能没有这个观念，中年人就会很自然地接受这样一种观念——“父债子还”。为什么要父债子还？这在西方是天方夜谭的事情，这在印度文化中间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在中国文化中大家觉得是理所当然，为什么？你的生命是你父母生命的延续，所以这是理所当然的。这就是文化的潜在力量。我们可能没有这个意识，但是，它在现实的生活中起作用的。所以，我们要看到文化的这样一种传统是不可能完全割断的。

　　如果我们盲目地把西方的一些观念引进进来，应该说它会水土不服的，它会起冲突的。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企业家在管理方面吸收了大量的西方管理理念、模式，根据这个制定了很多方法，但是实行起来就会发现有很多的水土不服和冲突。所以现在很多大的企业，注意到了文化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不仅注意到了这一点，而且注意到了必须了解中国的文化传统，才能更好地建设企业的文化。

·走西方文化道路还是回归本土文化？
　　我们对自己的文化缺乏自信，也缺乏尊重

　　我们现在面临着就是经济发展到这个阶段以后我们再怎么前进，是继续沿着西方文化所指明的路走下去呢，还是应该现在意识到要回归自己本土的文化，根植到我们本土的文化土壤上面去？这是一个大问题。

　　我们现在的人是不是有这样的自觉了呢？我觉得还没有。我想很大原因是在于我们对我们自己的文化缺乏自信。由于缺乏自信，又缺乏对它的尊重；由于缺乏尊重，又对它没有一种强烈的认同感；而这种没有认同感就让他对了解自己的文化传统这样一种要求也就越来越淡泊。从现在来看，我想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树立起一种自觉地文化主体意识。这是不容易做的。

　　要做到这一点，就是要把我刚才说的这个秩序颠倒过来，首先让我们的民众都能够很好地了解我们的文化传统，了解我们在传统文化中有些什么样的东西，而且能够对它有一个鉴别。有了这样的了解以后，我们才会真正地认同它。有了认同，你才会去尊重它，然后才会有一个自信。所以，需要倒过来。这种认同是要建立在一种自觉的基础之上，而不仅仅只是一种情感。

　　前几年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有一批院士们提出来，要把中医从医疗保障体系中清除出去，原因是因为中医不科学。当时就发动了一个争论，一直到现在还在延续。于是，科技部有一个课题组的人员进行一个社会调查，调查里面问了好几个问题，其中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你认为要把中医从医疗保障体系里面取消吗？大概70%的人认为不应该取消。第二个问题，如果你有了病以后，你首选是不是选中医呢？结果选“首选”的人也就20%。

　　这个就是说，他前面回答那个问题不是一个自觉的回答，而是一种情感的回答。中国人的怎么能够取消呢？但是一碰到实际问题呢，还是把它放到一边去了。现在中国文化，说实在的，也面临这样一个局面。如果大家说不要中国文化，绝大部分人不同意，但是一碰到实际问题，怎么解决？早就把中国文化放到一边了，去选择西方文化的方法来解决。这是一个必然现象。

　　因此这里面就说明了我们对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了解得实在太少了。不仅了解少，而且就是在这些了解很少很少的基础上，也充满了误解和曲解。所以，现在我们也面临着很多的问题。

·制作电影《孔子》究竟为了文化还是利润？
　　国内对孔子的认同够了没有？孔子如何走向世界？

　　昨天、前天的《参考消息》上面有两篇文章。这是前天的，前天的文章里面讲到“山东近日发行了以‘孔子’为主题的福利彩票——孔子彩票”，这就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孔子也能做彩票？这是一个大问题。昨天的《参考消息》上登载了《德国世界报》的一个报道，带有一点讽刺性，“《孔子》所获得的尊敬对电影没有帮助”，然后讲了一下他在上海做的调查，说上海观众并没有被《孔子》中的哀伤情景触动。

　　在放映大厅里面有些人拿着手机大声打电话，在这个同时，银幕上正在播放孔子和他的那些饥肠辘辘的弟子们分吃一碗稀粥。然后它又跟《阿凡达》做比较，它说，《孔子》的影厅上座率只有五六成，据说一些地方影院降低票价，所以它的结论是该片失败。它做了一个比较，在北京黑市商贩那里，盗版《阿凡达》影碟十块钱一张，盗版《孔子》影碟大概是七块钱一张。这是德国报纸的评论。

　　当然这有电影制作的问题，孔子搬上银幕，怎么样搬上银幕等等有很复杂的问题。在放映之前，我也被曾经邀请看一下这个电影，提提意见，正好那天和我的学生们开题报告相冲突了，没有办法去。这就说明我们社会对这样一个问题的了解，对孔子究竟了解多少。制作《孔子》这部电影的人究竟是为了文化还是为了利润？

　　我又想起了去年《环球时报》6月1号登的一篇小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讲得很好，它的题目是“孔子回归中国才能走向世界”这里面讲到在世界各地建立“孔子学院”的问题，也讲到了拍摄《孔子》这个电影的问题。这个里面就讲到这个问题，要让孔子走向世界，这样能走向世界吗？国内对孔子的认同够了没有？

　　我们说不可能人人都有认同，但是我们要有一个主流，我们要有一个社会的主流。中国人一天到晚在骂孔子，你到海外去建立“孔子学院”，人家怎么不能产生怀疑呢？你为什么要拿出来？如果我们国内的东西、国内的基础没有打坚实，我想我们拿出去要慎重。我们拿出去之前一定要在国内把它的基础打牢实才行。

·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界影响力
　　中国古代科学对世界的影响极其大

　　这又让我想起了2006年8月10号《参考消息》上面登载了一篇“本报驻洛杉矶记者的一篇报道”，标题是这样讲的，“走向世界，中国人不能迷失自我”，这里面提到了“到美国学汉语？”打了一个大问号，我们有些人就到美国去学汉语。最后一个小标题就是“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现在是需要我们认真地来反思这样一些问题。我们怎么样能够真正地拿出我们自己的特色性的东西，去和世界文化进行交流。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因此，我觉得我们需要对中国文化传统或者传统的文化进行重新的审视。

　　我觉得我们可以反过来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文化在世界上对世界其他的地区、其他的民族、其他的国家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一些什么样的作用？在这个方面，我们了解得如何？

　　五四以来我们一直说要高举“科学”、“民主”两面大旗，为什么要举这两面大旗呢？因为这两面大旗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没有的，或者说缺失的。事实上是不是如此呢？我们要从历史上去看，要去反观一下。我们从历史上看，我们看到中国古代的科学对世界的影响是极其之大的。

　　恩格斯在他的《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有一节讲到历史的发展——发明，这些中间列举了一些对于历史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的科学发明，其中有好几项都是和中国有直接关系，比如他讲到蚕丝，蚕丝是在公元550年左右从中国输入希腊的。他又讲到棉纸，棉纸是7世纪从中国输入阿拉伯，在9世纪输入意大利。

　　他又讲到了磁针，就是指南针，磁针从阿拉伯人那里传到欧洲人手中是1180年左右，我们知道阿拉伯的磁针是从中国传过去的，中国的四大发明包括指南针。他还特别提到木刻、印刷等等。

　　中国古代的科学的东西传到西方，对西方的文化是起了很大的作用，许多西方学者指出来，中国的造纸术、印刷术、火药、罗盘传入西方，为欧洲文艺复兴的物质基础创造了重要的技术条件。也就是没有这样一些文明的传入，欧洲的文艺复兴欠缺很多的技术条件。

　　20世纪英国著名的中国科技史研究者李约瑟教授，他在一篇题为“中国文明”的讲演中是这样讲的，他说“当我发现18世纪西洋思潮多是起源于中国这样一个事实，我极感欣慰。”

　　德国18世纪的著名哲学家对于中国的文化赞扬也是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当他发现《易经》爻象这个符号可以和他提出的二进位相一致的时候他这样说，他说这种算术是这位伟大的创造者所掌握，而在几千年之后由我发现的。我们过去有的时候也很简单，说二进位数是从《易经》里面得到的，不是，他讲得很清楚，他非常尊重中国易经这个爻象，爻象印证了他二进位数这个数学。这是实事求是地说，他从这里得到印证，印证以后他非常高兴，也就是说他有了一个历史的根据了。这个也是了不得的。

　　当代著名的化学家1977年诺贝尔化学奖的获得者在为他的著作《从混沌到有序》这本书的序言里面曾经这样讲，“中国文明具有了不起的技术实践，中国文明对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有着深刻的理解，中国的思想对于那些想扩大西方科学的范围和意义的哲学家和科学家来说始终是一个启迪的源泉”。

　　下面他就举了两个例子，一个就是李约瑟，因为李约瑟是一位胚胎学家，他说李约瑟由于在西方科学的机械论的基础之上，无法找到适合于认识胚胎发育的概念，因而感到非常失望，可就在这个时候，他首先是转向唯物辩证法，然后，也就转向了中国的思想。而从这个时候开始，李约瑟便倾尽毕生的精力研究中国的科学和文明。这个我们知道，李约瑟是中国科技师。

　　第二个例子是波尔，他说波尔对于互补性的概念和中国的阴阳概念之间的接近深有体会，以至于他把阴阳作为他的标记。还举了其他的例子，我们也还可以看到，比如80年代美国风行一时的卡普勒的《物理学之道》，这本书就是用道家和禅宗的思想讨论现代物理学上的各种问题。这部非常专门的现代物理学的书，在当时的美国就像流行小说一样流行。

　　在科技这方面，除了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其实还有一本非常概要的书，就是汤普尔写的《中国的一百个世界第一》。都是介绍中国科技成就对于世界的影响。我们有那么多的对世界的贡献，我们如果能够认真地传承下来、继续下来，然后再往前发展，我们同样也接受西方的科学理念、方法，我想我们今天的成就会大大超过，在世界上可能是领先的。

　　可是结果呢？是把我们过去这些东西都割断，重起炉灶。本来我们可以在这个台阶上面继续上升的，结果我们跳下这个台阶，又从头开始做起。我在很多场合讲过，我说中国最有希望成为世界领先的一门学问是什么？中医！可是我们由于自己看不起中医，把中医撇在一边，甚至拿西医的理论去解构中医，结果使得中国的医学沦为世界二流三流的地位。这是非常值得我们痛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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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纪西方思潮多系源于中国
　　中国的人本主义对西方走向近代有极大影响

　　科学是如此，民主是政治、是思想、是文化。我们必须要看到，西方从中世纪走向近代，他们要解决什么问题呢？他们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从神本主义走向人本主义。西方的中世纪是神说了算的，宗教占据着统治地位。人的理性、人的自由意志是得不到充分展示的。因此，只有冲破了这个以神为本的思想理念，人的理性才能够得到解放，人的理性才能够得到自由的思考。所以，西方从中世纪走向近代，关键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他们走了三步：第一步文艺复兴，到自己的传统中寻找人的理性的价值、理性的自主性这样一种思想资源。第二步，宗教改革。对守旧的天主教进行抨击、改革，出来新教，就是现在我们讲的基督教。新教有了新的伦理概念，马克思的著作里面，就讲到新教的伦理对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和意义。

　　第三步，关键性的启蒙运动。而在启蒙运动中，除了从文艺复兴中得到他们自己传统中间的那些资料以外，其他的思想资源都来源于中国。刚才我们讲了，李约瑟在“中国文明”的演讲中讲到18世纪西方思潮多系源于中国。

　　他说，我们都知道，启蒙时期的哲学家为法国大革命以及其后的种种进步运动开了先河。这些启蒙运动的哲学家都是深受孔子之学说影响。当时的启蒙运动思想家，都把中国看作是一个理想的国家。著名的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波尔泰大力称颂孔子的学说，他还作诗专门赞美，诗是这样写的他（指孔子)使世人不惑，启发了人心，他说的是圣人之道，绝不是预言者的那一套。

　　他在他编写的哲学辞典中国条里面这样写，“我读孔子的许多书籍，并做了笔记，我觉得他所说的只是极纯粹的道德，既不谈奇迹，也不涉及虚悬，这些东西都是针对当时的欧洲中世纪的宗教笼罩一切的观点针锋相对的。所以，中国的人本主义对西方走向近代是有极其大的影响。

·中国以道德和自觉、自律来维系社会和家庭
　　掌握命运，提升自我的品德、德行是关键

　　中国是以道德和自觉自律来维系这个社会，维系这个家庭。当时的西方呢？它是以上帝的意志、上帝的救赎来维系这个社会的、维系这个家庭。所以，要走向理性的解放，就一定要冲破上帝的独断。中国在他们看来是一个非常实际的榜样，也就是说不靠上帝，靠人们的道德自觉同样可以使得这个社会稳定发展。

　　也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上世纪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而每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思想家们都在反思为什么会发生如此残酷的世界大战，都在检讨西方的文化中所带有的片面和不足，片面的对物欲的追求，这种不足。两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的有建设的思想家有提出来要重塑人本主义，要建立新的人文精神，而且也可以说，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讲，要建立这种人本主义的文化，它的资源就只能到东方，特别是到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间去寻找。

　　所以，中国的传统文化实际上对世界从中世纪走向近代化是有贡献的。人本主义或者说民本主义不完全等同于现在的人本主义，现在的人本主义就在这种传统的人文的精神下面成长起来的。所以，中国的文化由中国的传统人文精神，我们如果能够很好地把握、很好地继承发扬，我想我们现代的人本主义、现代的人道主义应该也是在世界上可以有一个优势。但是也是因为我们自己抛弃了这些。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西方对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注意的就是中国文化中间的人在神和物之间的独立的、主体的能动性的作用。确实，这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就是人文精神。所谓的人文精神，简单地讲，就是既不听命于一个神，也不沦为一个物的奴隶，或者说既不做神的奴隶，也不做物的奴隶。

　　这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特色。这种特色在西周时期就开始形成、确立，因为西周的文化在总结它之前的夏商两个文化基础上面建立起来的。我们古代的这些先帝们，对于神也是有一种信仰，甚至于带有一点盲目的信仰，但是中国的神和西方讲的上帝这些神不一样，因为中国的神最主要的还是只有的祖先。

　　除此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神。我们经常讲山有山神，河有河神，山神、河伯，一个家里面，门有门神，灶有灶神，无所不在。最主要的是祖先神。在夏商，特别是商代，自己的祖先一定会保护自己的子女，祖先当然保护自己的子孙们了。

　　所以商纣王临近灭亡的时候还在游戏，他的手下跟他说武王的部队已经打进来了，他居然说了这么一句话，这句话都在《史记》里面非常明白地写着，他说我身不由命在天，周人能奈何我，他说我的命是由天决定的，所谓这个天就是他的祖先，周人能把我怎样。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武王就打进来了，把他俘虏了、流放了，他没有脸面活下去了，就自杀了。

　　总结夏商两代怎么兴起的，怎么衰落、灭亡的，总结起来很简单：一，天命不是永恒的，天命异常，它会变的。不是因为你是我的亲子孙我就永远保护你。所以当时他们就提出来两句话，叫做“黄天无亲，唯德是补”，你有德我就帮助你，你没有德我就不帮助你。有德才能有高位。

　　这是中国文化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人自我的品德、德行的提升是关键，一切应该掌握在你自己手中，命运就掌握在你自己手中。所以，要重视、提升自己的德行。这是一个。

·老百姓是一个国家的根本
　　天命是人民给予、人民决定的

　　再一个，民为邦本。民是一个国家的根本。老天爷也是听老百姓的，“天是自我明示”，天看什么？老百姓看什么，它也看什么。“天是自我明清”，听老百姓的，老百姓说什么，它就说什么。所以，不要以为中国讲天就是神，不是，它是听老百姓的。所以《左传》里面有一句话“神聪正直”，而且是非常公正的，而且下面就说，“依人而行”，所以神的地位不是绝对的。

　　春秋五霸第一个霸主齐桓公，他有一个宰相叫管仲，他就问管仲，王者当以何为先？管仲告诉他，王者当以天为先。管仲望着天，要把天放在第一位，齐桓公就抬头看看天，管仲一看他这个样子就知道他没有理会他的意思。接着管仲说了“王者以民为天”，民是王者的天。所以，天命，这个命就是民给的，是民决定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文化中，一个是你自己的德行决定的，一个是民决定的。这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特点。为什么欧洲启蒙思想家感兴趣？充分调动人的自觉性，道德的自觉和自律就是维系中国家庭、社会的一个根本基点。春秋末期，礼崩乐坏，就是大家失去道德的自觉，大家都不去遵守道德对每个人的要求，所以就礼崩乐坏了。

·西方文化强调外在的干预，信仰上帝
　　中国的社会强调道德、自觉来维系，要懂得羞耻

　　按照礼规，天子才能够行八义之礼，诸侯也只能行六义之礼，一个大夫只可以行四义之礼。所谓八六四，就是四六一行天子可以有八八六十四个人跳舞，诸侯可以有六个人跳舞，大部分人只有四行就是16个人跳舞，可是现在不得了的，财大气粗。

　　怎么样调动他的道德的自觉性？所以孔子提倡仁，仁的就是克己服礼，要克制自己，战胜自己，来恢复这个礼，来尊重这个礼。所以叫克己服礼为人，下面讲就是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所以中国的社会强调道德的自觉来维系，而不是强调一个外在的东西。外在的东西要不要？当然要了，那是起一个防范和补救的作用。

　　孔子《论语》里有这样的话，光靠刑法来管大家，老百姓可以不去做，但是，他不会感觉到我做了这件事情是羞耻，也就没有道德的自觉，没有法律规定不能做，就不做了，没有一种道德的自觉。反过来呢？我们用礼的规范要求他，不是用刑法的东西来强制他，他做什么事情，都会沿着一条正确的道路去走，而且如果做错了，他会有一种内心的羞愧，有耻。所以，有耻和无耻是人和动物的很大区别，动物是不懂羞耻的，人是懂得羞耻的。

　　所以孟子讲，“无耻之耻是耻也”。作为一个人来讲，一定要懂得羞耻，有羞耻心他才知道这个该做、那个不该做。所以这个刑和德这两个东西是相互配合的。尤其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靠你的道德自觉，这和西方文化不一样，西方文化强调外在的干预。信仰的是上帝，人的解脱、超越是要靠上帝救赎的，不是靠自己的道德自觉的。所以你要去求得上帝对你的顾恋，来救赎你。

　　所以，他们对法的绝对性也就和中国人的看法不一样了，其实法也就相当于上帝，一个是心灵的上帝，一个是社会的上帝。从思维方式来讲是一样的。所以，它是强调这个法的管理。在西方教育理论上，法的外在管制和心理中上帝对你的管制是通过两个渠道来进行的。一个是通过学校、社会的教育，一个是通过教堂的宗教教育。

·道德教育需要学校管，教育的核心是教做人
　　学校变成纯粹知识传播的场所，整个教育就是缺失的

　　在中国，没有这样一个教育。在学校的教育里就贯穿着品格的教育在里面。所以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学校变成纯粹知识传播的场所，我们又没有很自由的、宽松的宗教信仰的选择，我们整个教育就是缺失的。知识的教育、技能的教育、应试的教育很突出，道德的教育，哪里负担？学校如果不管的话，哪里负担？西方是宗教、教堂来管。所以，这个历史上一直强调教育首先的目的不是只教他一些知识、技能，而是根本核心是教他怎么样做一个人，它就落实到这一点上面去。

·人应该化物，而不要被物化
　　一定要强调防止欲望的无限膨胀

　　所以，中国的文化这样的特点、这样的核心，强调人的道德的自觉，不是去盲目听从一个神来支配。既然是要靠人的道德的自觉，那么也很清楚地看到，物欲的过分膨胀会影响一个人的德行的成长，所以他又要防止这个物欲的过分膨胀。没有欲就不是人，人总是有欲的，但是这个欲一定要加以节制。所以中国的儒家、道家都强调要节欲。

　　甚至我们的养生都讲这个东西，中国医学最早的一个经典《黄帝内经》里讲，人要能够长寿的话，第一条就是节制饮食。欲望不能没有，但是必须要有所节制，否则的话，你就可能成为物的奴隶，所以在先秦，战国末期的一位很著名的思想家，也可以说是先秦文化集大成的思想家——荀子，他就引用当时传下来的一句名言，什么名言？君子应该掌控这个物，而小人是被物所掌控。

　　后来在中国的《礼记》里讲到音乐对人的影响，那时也讲到这点，人不要被物化了，人应该去化这个物。所以，在中国讲道德修养，一定要强调防止欲望的无限膨胀，要节欲、养欲、导欲。中国的人文精神体现在对拜物教不是绝对的崇拜。

·中国并非没有宗教信仰
　　中国文化能针对性地补救西方文化

　　中国文化中，拜神教不是很突出，以至于在上个世纪初，在文化界有一个非常热烈地讨论，就是中国文化中有没有宗教信仰。一直到现在这个问题其实也还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看法，这就是另外一个话题，我们对宗教的认识现在也存在着一种偏颇，好象宗教就是神的信仰，或者多神或者是一神，其实不一定。

　　所以作为中国的文化中是比较缺少这个因素的，中国人常常觉得自己是没有宗教信仰的，因为受那个宗教概念的影响。曾经闹过很多笑话，刚改革开放时，很多人出国去了，到欧洲了，那时入关手续都比现在复杂得多，要填很多表，表上其中有一项是宗教信仰，中国人往往填“无”，一填“无”，他们就害怕了，没有宗教信仰，什么东西管你的行为规范，这个人可能到这里就要胡作非为，很害怕。

　　其实他不了解中国文化，而中国要用西方文化去套那就没有了，其实中国是有的。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宗教？中国文化另外一个方面，中国对拜物教的防止，就是下方拜物，所以西方特别注意要有这样一种文化去补救西方文化中强烈的这种物欲的追求，西方是走了两个极端，开始是对神的绝对崇拜，陷入了独断论，人从这里面解放出来，自由意志得到充分发展，理性得到高扬，人能够改造、掌控自然的强大力量释放出来了，可是释放出来以后，人又变成一个追逐物欲的动物了，成了物的奴隶了，自我异化。所以，中国的文化在补救这个方面有相当的针对性。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当前来讲，世界上已经出现了这样一个趋势。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都出现了一个了解和研究东方文化的一个热潮，也可以说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在检讨欧洲文化“中心论”的同时，开始对东方文化的历史贡献及其现实意义进行了深入地研究，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一个新的动向。

·世界医学都在向传统医学、自然医学回归
　　西方医学已经被仪器牵着鼻子走了

　　世界卫生组织明确地肯定了传统医学的价值和意义。过去都是强调现代医学，而且我们看到世界的医学发展的趋势都在向传统医学返归，都在向自然医学回归。这些年在西方流传了一本医学方面的著作，这部医学著作被称之为《医疗圣经》，和《圣经》一样地来看待。是一本什么书？是美国一位医生——巴特曼写的。书名叫《水是最好的药》。

　　这位作者在这本书里全力反对人们乱吃药，认为人的所有的病，至少在人们看来是非常严重的病，得了这种病一辈子都不能不吃药的，比如说高血压、气喘，一辈子离不开药的，他认为这都是一种现代医学的误区。他认为有病不应该吃药，有病是表明了你身体上缺水，因为人体中干的物质只有25%，水分占75%，所以，水的缺失就让这些干的物质不能溶解，不能发挥它的正常作用。

　　他说，不一定口渴才是缺水。你的腰疼、腿疼，也是反映这部位的水缺了。并不一定口渴才喝水，很多病灶就是反映缺水，他不主张用任何药，就是纯粹用水来治疗。他也反对去喝咖啡、饮料，或者中国的茶，他就主张喝白开水。他里面还讲到，人的脑子的水分就更多了，我们讲“脑子进水了”，本来脑子就是水，85%就是水，人整个身体是75%的水，脑子里是85%是水，脑子一缺水，病就来了。所以脑子进水不是坏事。这本书现在被奉为“医疗圣经”。所以，在回归。

　　我们现在对西方医学现在的发展提出强烈地批判。一个是仪器；现在西医已经被仪器牵着鼻子走了，为仪器厂去谋利益；第二，层出不穷的新药的发明，被新药牵着鼻子走。有的人说，现在西方一般的医生可以不懂医理，但是必须懂得怎么用这个仪器、怎么用这个新药，所以，他们的培训都是由医疗机械厂、制药厂为他们进行培训。所以，都强调回归。

　　现在东方的很多传统医学在西方已经很发达了。中医在西方虽然用药还没有得到批准，但是所有的不用药的医疗手段在西方已经都被认同了。不仅认同了，在某种程度上讲，西方的中医还比中国本土的中医来得纯粹。

　　为什么这么讲？西方的法律上就给你规定，你既然是中医，就不准用其他的手段来看病。所以就保持了比我们的更传统一些、更纯粹一些。因为我们专门的中医医院里面，已经都是用西医的手段检查你的病。我们现在过度地诊视和过度地治疗，已经是现在医学的一个严重的问题。

　　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上个月《参考消息》上登了两位英国医生的文章，讲的就是有许多癌是会治愈的，但是原因是什么？不知道。在他们看来，不知道（原因)，但是他们看到这个现象。他说，可是现在由于我们过度去诊疗、过度治疗，反而使得一些能够治愈的癌也变成了必死的癌。

　　原来我们的仪器这么大的癌肿块才发现，现在这么一点点癌细胞就可以发现了，结果还没有等到它发展，已经被吓死了。所以过度地检查和过度的治疗其实只有坏处没有好处，所以现在人们要回归，强调开发人的自我调整和自愈的能力，这恰恰是中医的根本理论。

　　所以中国现在有很多应该走向世界一流的、尖端的人文精神，我们对生命的理念，由于我们自己对它的否定和解构，让我们这样一些宝贵的财富在今天的世界上没有能够真正地发挥它的作用。我觉得这是很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我想就讲到这里。

【第二部分：答疑】

　　人民网记者：传统文化很有影响，对教化很有作用，但是现在有一种现象，北大国学班是“天价班”，去的人非富即贵，包括少林寺要上市。这种矛盾，一方面我们需要国学，另外一个方面利用文化挣钱，您觉得这种矛盾的症结是什么？如何来解决？

　　·“天价”国学不应该出现
　　“市民大讲坛”是传统文化很重要的内容

　　楼宇烈：你刚才提的两个问题很好。第一个问题，最初我也非常反感，我觉得拿文化来挣钱不行。我也曾经指导过一个书院，我绝对反对他们做任何的经营，我说就是一个公益，事实证明，我这个书呆子想法不适应现代时代的发展。结果，这个企业家做出决定。

　　他说，我们做的是公益事业，但是我们请来的老师不能够完全让他们来义务，他们应该有报酬，所以在这个方面不报酬，那个方面不能有收入的，这位企业家自己经营出了问题，就无法维持了。原来那个书院地点很好，就在中山公园，但是最后也没有办法，取消了。

　　而且因为不收费，自愿来听，他想来就来，不想来就不来，他觉得没有什么问题。更奇怪的是，大家认为不收钱是不怎么样的，大概请来的都是二流、三流的，如果是大专家，你不给钱，他会给你讲吗？我觉得现在社会环境有这样一些具体的情况。

　　有时你作为一个专家炒作，价钱越高，觉得你越有内涵，更奇怪的是，我收这个天价，说明我的身份高，你出得起吗？你出得起我就教。所以，现代的社会没有完全校正过来，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如果道理是对的，但是我们现实允许不允许。

　　这些方面一定要结合，因此现在我说，我还必须要感谢这些组织收费的人来听，没有他们的努力，传播可能就更加困难了，人更加少了，而且我每一次去给企业家讲课时，我跟他们说，我非常感谢你们，一方面是休息时来上课，第二你们花钱来上课，这是不容易的。

　　所以我要感谢他们，所以从现在的情况来讲，这种收费，组织人来听课，其实他们也有很多工作，北大也在组织这个方面工作，这个公司有200多人，其实具体组织教学活动就是30多个人，100多个人就到处去宣传国学，国学对你的修养、对你的企业有什么好处，这些人才来学，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在这个过渡中，我想这个现象恐怕暂时还不乐观。但是很多天价的东西，我觉得要考虑，不应该出现。一方面我对这这些活动不是完全给予否定，另外一个方面，我还是积极推动社会公益传播传统文化的渠道，现在已经有了很好的苗头。我看到的有两个：一是我们很多地区都有“市民大讲坛”，“市民大讲坛”是传统文化的很重要的内容。

　　最近我去的“泰州大讲堂”讲过，还有各地的图书馆，图书馆有举行这种公益的讲课，比如说北京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的讲堂，到去年12月已经举行了五百场，那个完全是免费的，向全市开放，谁都可以去听，完全免费，这里面也讲到国学。而且上次纪念开坛500期的活动，他们还宣布了和许多地方的图书馆开始联合。我也曾经到过其他的地方图书馆讲过，比如大连的图书馆等等。现在可能是两条腿走路，不能偏废。

·少林寺上市绝对不是少林寺做的事情
　　fo教并不是绝对排斥财富积累

　　楼宇烈：关于少林寺的问题，我多少知道一点情况。少林寺上市绝对不是少林寺做的事情，这是可以肯定的。少林寺是不是有一些商业的东西呢？过去是有的，但是也不能这样看，fo教不是说绝对排斥财富的积累。原始fo教里是有积累的，但是到大成fo教并不完全排斥。就是强调你怎么样得来的，又怎么样去的。关键在这里。你怎么得到这些财富，这些财富又用到哪里去，这是关键。

　　少林寺这些年做了这个方面的操作，也不完全是少林寺自己来操作，有一般少林寺文化公司在做。这些年来，周边的环境有很大的改善，寺院的修复都有很大的改变，但是有一些是它做不了主的。现在它最有特色的塔林现在变成了一般的公园，让寺里面收回去了，变成了一般的公园。当然这个公园里面很漂亮，但是它本来是欧文化内涵的，沉积了少林寺上千年方丈的墓地，是让人去凭吊的，不光是让人去游览的。

　　这次我也稍微了解了一些情况，实际上起源于登封市要把嵩山旅游地区，包括少林寺在内，要包给一个京港什么公司去经营，这个京港公司是一个要上市的公司，所以才有少林寺要上市的说法。少林寺方丈释永信是坚决反对的。有一次在文化宫开会，正好我也在场，我和登封市的副市长、释永信法师，还有一些人，他们当场就吵起来了，说怎么能上市呢？当然要辩解一下，没有上市，字还没有签呢，听说现在字已经签了，但不是在登封市签的，而是跑到郑州市去签的。

　　这个东西不能说少林寺完全负责任。当然寺里有没有经济？我认为寺院可以有经济。因为中国的fo教和印度fo教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是，中国有一个寺院经济，原来印度fo教里寺人都是乞食，现在在南山fo教里还是这样，中国fo教从南北朝开始有了寺院经济，到了明清以后就更严重了，我们知道北京有一个潭柘寺，潭柘寺是一个大地主，土地范围一直延伸到河北，它是出租土地，为什么“土改”时潭柘寺也给斗进去了？因为它是大地主。

　　那时出过一本书就是讲这个。就是讲这个事，就是有这样一个传统，而这个传统就有经济的概念，这个经济来了以后怎么用。在现在的情况下，我们寺院现在基本上是靠社会的捐助，如果有了寺院的经济，经济的发展来维持和发展它自己的寺院，然后社会的各方捐助又还回到社会去。

　　第一，这比完全来消耗社会的捐助应该是好得多。其实这种模式在日本、韩国很流行，在日本和韩国都叫宗教财团法人。我在日本曾经遇到过这样一个寺院，它集中起来钱盖一个大楼，就是办公大楼，自己用中间一层、两层，其他的出租，然后用这个租金来维持寺院，我觉得这也是可以的，来维持这个教务活动经费。十方来的捐助，我就再回到十方去。我觉得我们是要有一个观念上的变化。

　　少林寺过分的商业化，我也反对，但是说和尚必须坐在那里伸手吃饭，我也反对。我觉得和尚不应该坐着吃饭的，他应该也有事做的，虽然中国有寺院经济，就是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禅农并举、禅农结合。现在江西的云集山的一片地，出家人还是要去务农的，还有广东的一个寺庙，也是一片地，出家人要到那里劳作的，他们传承了这样一个禅农并举、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这样一个传统。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对fo教的认识要有所改变，不要认为寺庙的人就是要伸手坐在那，大家来供养他。

人民日报记者吕绍刚：我想问一个楼老师一个问题，你刚才讲到文化自觉和道德自觉，我们需要克己付礼，我们要建设和谐社会，可是现在我们提出要建设创新型国家，这两者矛盾吗？这两者关系如何相融？

　　·必须要在继承的基础上才有创新
　　没有继承就不可能有发展，也不可能正确地发展

　　楼宇烈：我觉得这是不矛盾的。制度在不断的变化。大家看制度由量变到质变，在制度没有变之前，我们要去维护它；到条件成熟了，必须改革的时候，我们就要推翻它。问题是推翻以后，我们是不是还要建立新的秩序？还必须建立起新的秩序，我们还必须遵守新的秩序、新的要求，不能够一扳到底的，一扳到底最后是翻到自己的头上。

　　破了、旧了一定要立新的。我们叫“破旧”还要“立新”，人总要遵守，破旧我们要大胆去破，因为它已经过时了，中国讲礼，什么叫礼？礼以顺人心为本，你要符合人心的，礼要以顺时，要根据时代，所以礼是在不断变化的，遵守是相对的，变是要遵守新的，没变要遵守旧的。所以是没有冲突的。

　　我们现在讲创新，但是我觉得创新必须要在继承的基础上才有创新；离开了继承，这个创新应该说是没有根基的，所以就是没有生命力的，常常会变成昙花一现的东西。所以，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才是有生命力的。就是刚才我讲的，要有这个基础，不是离开这个基础，所以创新不是随便创新、乱创新，创新必须在基础之上。

　　而且我自己的体会，你继承好了，你想不创新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你真正继承好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它总有这样那样的不足，或者我们说现代人在继承，我们现代人对传统的东西总是不是完全相吻合，你总是在这里面发现这个方面、那个方面的不足，你来把它完善，适应现代时代的需要，这就是一种创新。

　　所以你继承好了，不创新不可能，你继承不好，想创新的话，这个创新常常是脱离了规范的，甚至是一种随意的，所以它就没有生命力。梅兰芳唱京剧上有创新，可以说创新极大，但是他是在继承传统基础上才有创新。昆曲第一批第一名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都要做，我们要继承，我们要创新，我们现在有创新这样一种能力吗？

　　现在我敢说一句负责任的话，我们现在所有的昆曲专业演员没有一个唱的昆曲比梅兰芳唱的昆曲还要多，梅兰芳还是唱京戏的。所以基础要打好。脱离了规范就不是它了，你可以叫别的，你不要再叫它了，我们如果把我们戏曲里所有的程式都去掉，还叫戏曲吗？没有继承就不可能有发展，也不可能正确地发展。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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