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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正私塾:一个教育世家的师道末路

雷家,四川夹江县的一个教师世家,在绵延传承500年后,竟已走到了“讲台”的尽头

  本刊记者/陈薇(文)

  甄宏戈(摄影) (发自四川夹江)

  已经很少有人知道雷家了。在四川省乐山市夹江县的街头,问询起雷家,复印店小工、宾馆服务员、人力车夫、文具店老板娘和出租车司机都迷茫地摇着头:“雷家?什么雷家?”

  尽管当地县志、教育志中对这个教育望族曾屡有记载,但雷家如今看起来已是声名寂寥。

  自明代中期起,雷家世代在夹江教书育人,500年间产生教师47位,与教育行业相关从业者近30人。在上世纪80年代,雷家一度曾有14人同时手执教鞭,成为当时夹江教育界佳话。

  然而在“传道授业解惑”500年后,雷家如今已经陷入教育血脉日渐衰竭、师道即将中断的惶惑之中。

  “雷家的家道传承,已到了穷途末路。”雷家第15代传人雷鸣村落寞地说。

  雷家的书

  2010年3月18日,整个上午,院子里静悄悄的。这里是夹江县教师进修学校。52岁的雷鸣村报到已一个多月,但仍不明确自己的岗位与职责。“度日如年”,他形容自己。这个皮肤白净、身形瘦弱的中年男人无事可做,只是呆坐着,半晌,叹了口气,起身又接了一杯茶。

  目前,夹江教师进修学校只有12位教职工。在夹江教育系统内部,这里是心照不宣的“养老单位”。

  2010年农历新年前,雷鸣村得到调令,“进修校任务非常繁重,也很需要人才”。然而,本来雷鸣村可以在4月为县中小学新任中层干部讲讲如何落实教育政策一类的课程,却因为相关培训延迟,要继续空坐一个月,才有可能回到讲台之上。

  这并不是他的家族里唯一一份闲适的教职。他的堂侄雷声烈在夹江县委党校任副校长,党校的工作时紧时松,无事时,雷声烈便打几圈麻将——这是当地人最热衷的娱乐活动。

  但雷鸣村不会打麻将。在此之前,他是夹江中学分校副校长,再往前是云吟职业高中副校长、茶坊中学教导主任、吴长镇中学教师。从1981年参加工作,他已在讲台上站了近30年。

  作为雷家第15代孙,雷鸣村的背后有着雷家500年教育事业的传承。16世纪初叶,夹江雷家第一代祖雷翰松(湖北麻城人),以进士身份赴川为官,卸任后便定居夹江,开席教书。

  此后的几百年光阴里,雷家人读书、科举、教书,从雷家第二代至第13代,勾勒着高度相似的人生轨迹。

  据《夹江县志》记载,雷家传至第11代雷平川时,当地府衙曾颁赠“斗山望重”匾额,以寓其家族“有菁峨朴之风、负泰山北斗之望”。第13代雷少根曾被选中公派日本留学,但临行前因母亲去世而回乡守制,在其曾任教的嘉定府中学堂,有学生郭沫若。

  绵长的教席传承,让雷家声名日隆。在当地民谚中,流传着“江家的谷,史家的树,王家的银,雷家的书”,意指夹江四大望族。

  “雷家有钱就买书,到解放前,家里藏书至少在万卷以上。”雷鸣村的叔叔、雷家第14代传人雷应源说。直到现在,在雷应源那间只有十几平方米的斗室里,除了一张床和一张桌子外,全都堆满了书。

  教育世家的辉煌,在新中国成立后仍然得以延续。雷鸣村的父亲雷应澜、叔父雷博渊是雷家第14代传人中的代表,分别以“应澜的口才、博渊的肚才”闻名夹江教坛。这其中,于1931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的雷博渊,更是被乐山、夹江、犍为等地学校同时聘用,每天步行四五个小时辗转任教。而同代人中的雷应源、雷应涛兄弟俩,分赴甘肃、云南从教。

  在一个如此显赫的教育世家,后人投身教育似乎顺理成章,然而正是从这一代开始,雷家后人的生活轨迹开始渐渐转变。

  意外从教

  “原本,我并不想成为教师。”雷鸣村说。

  1974年,雷鸣村初中毕业,他本可以读高中的,因为家庭成分是“教师”只能选择下乡。“就因为是教师的娃娃,不能读高中。这个新社会还说什么尊重知识、尊重教育?”

  从此,这个年仅15岁的少年,每天赤着脚、着腰,踩进猪圈人猪共用的粪池里做清洁。粪池不到1.5米深,上面还有随时准备排泄的家猪,在这个终年不见阳光的狭小空间里,即便是夏天,雷鸣村也会冷得全身发抖。

  雷鸣村憧憬着离开农村的那一天。但当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家人劝他填报师范志愿参加高考时,他却拒绝了,因为“我亲眼看见,在文革中,父亲、叔叔们就因为是教师,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侮辱”。

  雷鸣村的父亲雷应澜在誊写毛泽东诗词时因少了一笔,被冠以“篡改毛主席诗词”的罪名批斗。叔父雷博渊被树为“反动学术权威”劝退出党,隔离审查。1975年,这位一辈子教书育人、诚实宽厚的夹江才子抑郁而死。

  “浩劫之年莫须有,至终含恨未抬头”,雷博渊、雷应澜的遭遇让育人十数代的雷家遭受极大打击。雷鸣村甚至一度决定:不再做教师了。

  不过,1981年,机缘巧合之下,不愿意做老师的雷鸣村还是成为了一名农村教师。他参加了1978年高考,在家人建议下将师范作为保底的第六志愿,不料单单在那一年,师范院校提前招生,他被峨眉师范学院录取并顺利毕业。

  因教学能力突出,雷鸣村先后升任教学组长、教导主任,最终,在2003年,45岁的雷鸣村被委任为夹江中学分校主管普通高中教学的副校长。

  “不实惠的教师岗位”

  与雷鸣村相似,雷博渊的外孙女张丽雅同样熟知雷家历史,也同样在上世纪80年代刚毕业时不愿意成为教师。

  1965年出生的张丽雅曾羡慕过那些父母不是教师的孩子。她的同学,父母在粮站或供销店,买白糖、打煤油特别容易,但她那当小学校长的母亲雷鸣枢却什么都买不到,“那时候觉得老师没本事,没有其他工作实惠”。

  偏偏她的父母又很忙碌,忙到没有时间照管她。文革结束后恢复工作,雷鸣枢每天早上六点半到校,晚上九点下班。除去日常管理,校长每周还必须保证亲自上课十节,听其他教师讲课十节。而同样身为教师的父亲,在张丽雅的印象中,从没有在凌晨一点之前睡过,“脑海里全是他在灯下批改作业的背影”。

  “做教师太累,太辛苦”,张丽雅不愿意。高考落榜后,她做过导游、宾馆服务员,还去深圳帮别人卖过矿泉水,十年后才回到夹江做了老师。

  这恐怕是雷家祖辈们未曾意料到的,此前,教师曾是雷氏后人自觉自愿的选择。比如雷家第9代的雷宣,曾因家族生活困难不得不弃教从商。但当赚得白银一万余两时,就悉数投入扩建雷家大院,重新做回了教书先生;曾短暂担任夹江县田粮局长的第10代传人雷我田,因厌恶官场做派,毅然辞官归庠。

  在“天地君亲师”的传统中国,教书先生虽日子紧巴,但书香门第的雷家始终保有一份精神上的满足,这支撑着雷家的世代传承。然而这种满足,雷鸣村和张丽雅已经感觉不到了。

  5个教师

  自上世纪90年代初张丽雅在夹江毛街幼儿园做老师起,至今已有19年。这期间,玩具从木头的变成塑料的,孩子从200多名增加到500多名,入园年龄也从三岁提前到了两岁,“现在的家长,都不希望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她说现在的孩子甚至懂得“奉承”老师了。走进门,有孩子会大喊:“张老师,你今天的鞋子好漂亮!”

  如今在幼儿园做教师的雷家人共有三位。除了张丽雅,雷鸣村的妹妹雷鸣柳、雷声烈的妻子曹萍都在夹江机关幼儿园。

  三个在幼儿园、一个在进修学校、一个在党校——这是目前雷家后人从事教师行业的总人数。

  而在上世纪80年代,雷家在职教师同时曾达到14人之多,其中包括张丽雅的母亲雷鸣枢与父亲张仲钧,雷鸣枢的姐姐雷鸣楷、妹妹雷鸣枝、妹夫黄廷弼,以及雷鸣村的父母雷应澜、刘玉华。

  文革时,他们不同程度受过冲击。其中,雷鸣枢、张仲钧和黄廷弼更被批为夹江教育战线上的“三家村”。

  “红卫兵涂了很多糨糊在白色高帽子里,戴了后头发上都是糨糊,我妈边洗边哭”,张丽雅依稀记得这场景,“我妈后来说,当时死的心都有,完全不想活了。”

  “遇事泰然情自若,伤痛能平。”雷家三姐妹之一的雷鸣枝曾用极工整的楷书写下这样一句词。

  文革结束后,雷家老师陆续恢复了教职。但没过多久,从上世纪80年代起,这批受家族传统影响过的一代人陆续退了休。

  如今,刘玉华与儿子雷鸣村住在一起;81岁的雷鸣楷因性格内向终身未婚,独自生活;而家中辗转留存下300多卷雷家古书的雷鸣枝、黄廷弼夫妇,孙辈均长大成人。

  原夹江二小校长雷鸣枢,现在每周三定期参加退休教师聚会。学校赞助每人每周10元,自己再出4块钱,十多名退休教师就能去夹江县城周边的农家乐打圈麻将吃个饭,呆上一天。他们的人数,说不定某天就会突然少了一个。雷鸣枢记得,最后一次有学生来看她,已是8年前。

  “我的母亲曾是位思路清晰、言辞明确的‘女强人型’校长,现在却只是一位柔弱的老太婆。”张丽雅说。

  “幸福感每况愈下”

  每年,夹江雷家后人会聚上一两次,尽管其中还有5人从事教育职业,但他们已经很少走上讲台了。

  尽管对退离“一线”感到不舍,但每次谈起现在的教育状况,“赋闲”于夹江教师进修学校的雷鸣村仍然有些忿忿。

  恢复高考制度后,夹江地区每年有4000名左右初中毕业生,像过筛子一样从上至下“滤”一遍。成绩最好的前150名学生选择前往成都、绵阳、乐山等地升学率高的高中就读,而余下留在夹江的学生,第一选择是省级重点高中夹江中学,第二选择才是雷鸣村以前所在的夹中分校。

  从2003年到2008年,夹江中学从前350名初中毕业生一直扩招到前1200名,而夹江中学分校则只能从1200名之后“选择”,这让雷鸣村一年比一年气馁。

  现实是残酷的:不论生源如何,县教育局定下的高考本科上线人数指标一年比一年多;不论离家有多远、择校费有多高,家长们还是削尖了脑袋把孩子往升学率更高的学校里送。

  “家长们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而对于我们学校来说,因为生源的问题,我们已经输在起跑线上了。”雷鸣村任职的后几年,夹江中学分校的升学人数都在个位数徘徊。

  没有好生源,没法完成升学指标;没完成升学指标,夹中分校永远是教育局与家长眼中的“差学校”。为了这个单凭一己之力无法解决的恶性循环,雷鸣村头疼不已:“做教师这么多年,可以说,在升学率的重压下,在不合理的教师评价机制和不均衡的教育资源配置下,我的幸福感每况愈下。”

  不再神圣的职业

  而雷鸣村们的下一代,似乎离雷家的过去更加遥远了。

  栗色卷发,手里拿着时尚杂志,窄脚裤、麂皮包,个子不高但精心修饰过的新一代后人雷雪,在夹江县客运中心门口等到了来接她的父亲雷鸣村。

  雷雪、雷夏夏⋯⋯雷家的“80后”早已不按家谱排字来取名,对祖上的历史,他们也颇为淡漠。独生女雷雪只知道父亲家族很大,而那三位均已年过七旬的雷家堂姨,“每年大概只见一次,认不全了,爸爸让我叫什么,我就叫什么”。

  这个新一代后人喜欢王菲的歌、陈可辛的电影,还迷过李宇春——这些人,雷鸣村在电视上认不出。雷雪接受不了父亲的刻板与严厉。父亲身上的知识分子气、传统怀旧的价值观,在她眼里实在是落了伍。

  改革开放后,夹江将陶瓷定为支柱产业,生于1989年的雷雪,从小就暗暗羡慕那些家里经营陶瓷生意的有钱同学。她高中时与父亲吵架,脱口而出的是:“做老师有什么好?!我就没看出来你有多好!”

  半个世纪前,当社会平均工资20块上下时,雷鸣村的叔父雷博渊以高达70块的月工资,养活了全家八口人。“这待遇级别,堪比当时的县委书记。”雷博渊的外孙女张丽雅就曾穿过一般人穿不起的灯心绒外套。

  而从2005年到2010年,雷家第16代教师雷声烈的月工资却仅从1200块涨到了2000块,“赚的还没有一个小工多”。

  “教师这个职业,我觉得已经没有那么神圣了,它变得和其他的职业没什么不同,”无论是经济收入还是精神满足,雷雪都找不到成为教师的理由,“何况在市场经济社会,新专业很多,新选择也很多,至少我们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决定自己要走的路。”

  雷家的“80后”中,雷雪学了汽车营销,雷夏夏选择了软件专业,李佳婧学了外语,各自留在成都、南昌和深圳打工。只有一位黄菊,正在四川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院读大一,然而她也说:“我是不会一辈子做老师的。”

  “80后”的父母们,包括雷鸣村自己,已不再像祖辈一样劝说子女做教师了:“如果连教师自己都找不到职业的满足感,又怎么会劝说下一代继续呢?”

  雷鸣村还在说服自己接受身份改变,接受雷家的今天:“家族的衰落,不只是我或者雷家的故事,这是时代的故事。靠我一个人是没法挽救的,只能花开花落,随它去了。”

  而对此,《夹江县教育志》的编纂者、九十高龄的许世钦老人则深感遗憾:“雷家薪火相传十几代,走到今天这地步,只能说非常痛心。”

  2010年农历新年,调入闲职不久的雷鸣村第一次主动提出让女儿陪他逛街。

  “你觉得这件好看吗,这个花纹适合我吗?”雷鸣村拿起羊毛衫往身上比划着。

  雷雪点头。她有些惊讶,以前那位心里似乎只有百年雷家、说一不二的威严父亲,开始倾听她的意见了。

  她的心里竟莫名涌起一股悲凉,“那一刻,我突然觉得,父亲真的老了。”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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