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的张家树小学，前排右二为马燕。
马燕在张家树，现留学法国。
张家树小学的创校者李士风，已于2005年去逝。
妈妈，如果我上不了学，我的眼泪一辈子都流不干。
——— 马燕写给妈妈的信
本报首席记者 韩福东 统筹：李召韩福东
暑假到了。留学巴黎的马燕有点形单影只，但开心的是她写的与中国教育相关的一本法文新书出版了。7月22日，在向宁夏同心县打的越洋电话里，她告诉妈妈，这本书的版税她已宣告全部捐献。她的妈妈白
菊花，此时正在整理有关“宁夏孩子基金会”受捐者资料。这个只上过小学一年级的农村妇女，如今忙于救助那些比她文凭高得多的下一代。
马燕曾经是这个成立于法国的基金会的第一个受益者。2001年，即将辍学的马燕渴望读书的日记，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到了法国记者手中，从此开始了它在世界范围内“漂流”的历程。那些毫无文采但颇为感人的小学生日记，已经被翻译为21种文字。马燕将自己日记25%的版税用于“宁夏孩子基金会”，开始了由一个饿肚子的小女孩向教育慈善家的一跃。
白菊花说，基金会一开始致力于救助小学生和初中生，现在则以贫困的高中生和大学生为主。因为，2005年中国政府在农村推行的“两免一补”政策，已经扫除了贫困山区孩子九年义务教育的就学资金障碍。和名目繁多的各种民间基金会相比，政府无疑在义务教育中承担了更大的责任。
60年扫除“文
盲”、普及教育的努力，在这个中国最贫困的西海固地区(1972年曾被联合国粮食开发署认定为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形成一条上行的曲线。马燕的老家，同心县预旺乡张家树村，西海固大山深处的一个村落，失学也终于不再是孩子们的
梦魇。
1952年的教育现实
1952年儿童节，位于县城内的同心完全小学的学生，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这是同心县解放的第四年，这所学校的学生已由解放前的四五十人增加到140多人，而且“有八成都是穷家娃”。
“要不是您领导农民翻了身，我们根本就上不起学。”在《宁夏日报》全文刊发的这封信中，他们说，我们学完功课，还学习报纸，我们有三份《少年报》和一份《宁夏日报》。我们在报上看到您的号召，我们就热情响应，我们捐献过100多万元给志愿军买飞机、大炮，还组织了秧歌队下乡去宣传，叫人人都知道美国鬼子可恶……我们放学没事，就帮助老人搞生产，我们也不花零花钱了。我们要帮助大人增产节约支援志愿军叔叔们。
此时县教育主管机构是设在政府下的第三科———教育科，科长是解放前私立海如小学的校长李士林。1947年开始在海如小学任教的杨万华记得，海如小学在解放后被停办了一年，而后重新开张，大部分教员都被留下继续任教。新教材和此前区别很大。“以前教书可以不问政治，解放后我们要进行思想改造，接受群众监督。”宁夏针对文教系统的思想改造，在1952年正式启动，“克服与纠正教师中的‘超阶级’思想与脱离政治倾向的单纯业务观点和单纯技术观点”作为一个目标被提了出来。
李士林的父亲李文炳是清末的廪生，并在清朝被推翻前一年毕业于新式学堂兰州优级师范学校，当地人称“洋举人”，曾经出任过邻县县长和同心县参议长。李文炳家住预旺乡邓家庄村，与马燕所在的张家树只有约两三公里的距离，他在1951年冬的土改中被划定为地主，关押批斗了40天，释放后又交大队管制三年。
张家树村此时并无任何学校，村里最有学问的读书人是李文炳的学生马占山，全村只他一人会写信。“他大概念了不到两年私塾，读四书五经，会说些之乎者也，是本村的先生。”同村的马占科说，李文炳在邓家庄开私塾的时候，张家树也有小孩去读书，不收学费，但学生要替私塾干活，很多孩子没学几天就跑回来，只有马占山坚持读得最久。
贫农出身的马占科1952年刚刚6岁，他的大字不识一个的父亲，成了初级社的社长。“洋秀才”李文炳则在自家大门上贴了一副对联，上写“提倡真劳动改造剥削者我最喜欢，摧毁旧制度建设新民主谁不乐从”，横批“普天同庆”。
同心县政府同年早些时候所做的《小学教育调查报告》称，全县此时共有4处完小，48处初级小学，共有学生3060名(约占学龄儿童总数28755名的10.6%)。计划今年再增完小两处，初小七处。但事实上到年底，初小只增加了一所。
张家树有了第一所小学
5年后，张家树有了第一所小学。校舍是充公的村民家的两个土窑洞。“土改后大家的觉悟越来越高了，当时规定15岁以下必须上学。上学也不花钱，不上学干啥？很多女孩子也来了。”13岁的马占科成了一年级学生。事实上，两个班级200余学生，全部都读一年级。
普及教育的工作一直在持续，1957年，同心县小学的数量已经升至117所，学生也较5年前多了约一倍。此前一年，全县实现农业合作社，按照中央“乡村小学基本由农业生产合作社办”的精神，一些社队开始办起了民办小学。张家树小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创建的。
李文炳家面临着诸多的变化，他本人以“开明地主”的身份成了同心县政协委员，而他的儿子李士林却在11月被免去了教育科长的职务。上半年开始的对全县190名中小学教师的集中整风，在夏初演变为“反右派斗争”，李士林和其他10几名教师都被划为“右派分子”。李文炳的另一个儿子，已经有12年教龄的李士风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他搬到张家树，成为小学的校长。
李士风留着
三七开的分头，穿着也比一般农民考究，看上去很帅气。“他从小受父亲教育，虽然好像只读过4年级，但识字特别多，毛笔字写得好。讲课清晰得很”马占科回忆说，学校一开始只有两个教员，李士风教语文，另一个教算术。那时的语文课本相对艰深，只读了5年级的他，识字率已经赶上现在的中学生。
张家树是个穷得叮当响的地方，很多学生连衣服都不够用，更不用说书包等文具了。7岁的马凤吉和他的哥哥也进了学堂，他至今记得李士风在冬天将衣着单薄的他拉进自家窑洞的火炕上取暖后，再让他到教室读书的旧事。200余学生，来自包括张家树在内的4个生产队，李士风留在这些学生头脑中的印象是，办学热情很高，对穷富孩子一视同仁。
学校在张家树只存在了一年左右，就搬迁到附近的霍家堡子，那里是生产大队的所在地，同样接纳4个生产队的孩子。新校舍同样是土窑房，但较张家树好了很多，但对马占科来说，它意味着每天要往返十公里读书。
有一次下大雪，马占科就逃了一天课，结果受到李士风的惩罚，“他脾气大，开大会时把我拉上去，宣布开除我。”但这只是一种恐吓，马占科继续在学校读书，也依然是班长。但几天后，他忍不住写了两页纸的材料，和另一个同学骑车到数十公里外的县城，向教育科告状：“告他体罚学生，各方面问题，作为地主，对贫下中农排挤。”
马占科回忆，一个多月后，文教科派人来到霍家堡子小学，宣布了对李士风的处分。另有人接替李士风出任校长职务。但这次事件对李士风的影响似乎并不大。现在同心县任教的马学伏说，他在“文革”前张家树村再度建立小学时就读一年级时，李士风仍然是校长。当时校舍还在1957年占用的那两个土窑洞内，这原本是马学伏家的私产。
师道尊严，从批判到重建
对李士风的致命打击在1966年2月3日，导致他被开除公职的四项罪名包括：隐瞒解放前收租逼债、剥削劳动人民的历史；反攻倒算，转移财产，侵占集体耕地；在农村拉拢干部，搞封建迷信活动；贪污勤工俭学
小麦100斤，炭450斤，剥削学生劳动力。此后，他便失去工资收入，在大队被监督劳动。
曾被李士风带到自己火炕上取暖的学生马凤吉，该年从同心中学初中毕业了。还没拿到毕业证，就响应5·16号召，去外地串联了四个月，停课闹革命。待到1969年，他开始出任民办教师。
自家窑洞被充公做校舍的马学伏，在1972年开始读四年级。如果不是因为他已经20岁上下了，他可能会继续从1年级开始读起。此前他在张家树小学读过1年级，上午上课，下午劳动，每天还能赚5个工分。但没过多久，父亲就把他叫了回去。后来他又直接上了2年级，跟不上，一学期后又辍学了。之所以又重拾学业，是他父亲担心在人民公社因不识字而导致分公粮吃亏“能睁开眼就行了”。
张家树小学此时共有四个年级，其中四年级只有两个人，老师在办公室里手把手对他们进行辅导。教材不够，语文书只好将就着用三年级下学期的。这中间还因为一个教师成分不好被揪斗，而断了两个月的课，四年级马学伏实际上只读了两三个月。接下来，他没读五年级，就直接去预旺乡上了初中。
马学伏就读期间，正是“师道尊严”、“智育第一”被批判之际，“文革”前17年的教育成了“封资修路线”。1958年开始的教育大跃进，在此经历了一个拐点，虽然中小学校仍在照常上课。“当时流行‘反潮流’，老师在课堂上不敢多教，辅导一多的话，学生就在下面喊：臭老九……考试一般都是拿回家开卷答题，第二天再交。如果在课堂开卷考试，学生也不答应，会质问资产阶级臭知识分子把无产阶级接班人放在什么位置。”马学伏说，如果有学生背书，也会受到其他同学的挖苦。他本人则在晚上偷偷学习一会。
马学伏从初二毕业(当时小学5年，初中2年)时，李士风已经获得同心县委落实政策办公室的初步审查结论，四项罪名经查证属实的只有“贪污学校炭450斤以及有时让学生给其做一些零活”。开除公职，也变更为“精简处理”。1975年，李士风开始出任民办教师，他复出的一个背景是，7年制普及教育开始在同心贯彻，需要大量民办教师。1976年，全县已有小学547所，比“文革”前一年还多0.6倍。
李士风获得彻底平反、成为公办教师的1979年，“文革”后期的办学方针受到否定，新的口号是“因地制宜，量力而行，收拢五指，办好重点”。对数量的追求开始让位于质量。进入上世纪80年代，随着小学的减少，加上包产到户后劳力的需求及经堂教育的复生，辍学率再度上升。重新回到邓家庄教书的李士风，在1980年3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今日正式开学，报到学生12人，存在的问题是：1.两个生产队目前都缺水，个人吃水和学校用水是个大问题；2.桌凳大部分腿子掉了；3.部分学生不愿上学。
虽然面临诸多问题，但重新登上教台的李士风，感受到“师道尊严”的回归。1984年，他参加了在银川举办的老教师代表大会，并获得宁夏自治区发放的荣誉证书。他珍惜这发挥余热的机会，虽然被检查出
肺气肿、支气管炎和
糖尿病，仍带病教书，1989年，他曾晕倒在课堂上。
和父亲李文炳一样，此后他也担任过同心县政协委员。教师的地位在逐步提高，而解决这个贫困大山中孩子辍学问题，却需要更长时间的努力。
马燕想读书
马燕1988年在张家树出生时，距她参加抗美援朝的爷爷在这里定居已经33年。她没有读过书的爷爷奶奶，在张家树生了5个孩子，都是男丁。马燕的父亲马敦吉排行老三，在“文革”末期读过小学5年级，知识储备强过他的两个哥哥。但兄弟中读书最多的是老四，他上完了初一。
女孩子常常辍学得更早。马燕的妈妈白菊花出生在另一个村庄，她说自己只读了小学一年级，那时老师挨家劝说适龄儿童必须读书。唱歌好的她在一年级结业时，被父母勒令停学，因为邻人在闲话时谈到她参加文娱活动引起了村里男人的注意。学校的杨校长来她家好几次，说她聪明，唱歌也好。白菊花的妈妈气呼呼地说：别提唱歌的事！白菊花开始放羊，并看护自己的四个弟弟。
在1986年
嫁给马敦吉后，白菊花生了三个孩子，马燕和她的两个弟弟。她家的生活并不好，五口人耕种马敦吉一人此前分得的6亩土地，在贫困的张家树村他们也处于金字塔的底端。他们经常出去打工，一年的收入大概1500元。马燕在8周岁的时候，才有机会与她的大弟一道进入学堂。
白菊花还记得，当时张家树小学的负责人马学伏在一个雨天来到她家，说马燕已经过了上学年龄，该读书了。女娃娃上啥学？都不上的。白菊花说。马学伏则利用政府的权威施压：现在有政策，不上学的话，我要投诉你。互相妥协的结果是，马燕可以不买教材，和大弟共用一套。杂费是35元，白菊花只能先交一半，后来又慢慢把另一半还给学校。
马学伏是在张家树小学教书最久的人，从1975年开始，一共干了大约30年。校舍已在数年前搬到了新的土坯房，只有一、二、三年级三个班。马学伏说，马燕读二年级的时候，他给同教室的三年级学生布置了写日记的任务，然后踱步在室内巡视，马燕就问是否她也可以写日记。马学伏后来在班会里鼓励一二年级的学生都可以写日记。
马占科的儿子马世龙在马燕读三年级的时候，开始教她语文。马世龙说，学生写日记并不总是持之以恒，但马燕是个例外。学校的环境比较艰苦，教室里有一个火炕，白天这里还是办公室，晚上更要充当老师的宿舍。上下课时间，老师都要和学生在一起。中午只休息20分钟，大半的学生都是自带干粮，张家树是个集散地，最远的人家离这差不多有10里路。马燕所在的3年级有12个人，男女各半。
不过，读完小学之后，辍学的女生就很多了。马燕在三年级有过短短20几天的辍学经历，四年级的时候，她要每天走三四里路到李家洼村就读。五年级就要去22公里外的预旺完小了，那需要寄宿。白菊花决定让学习好的马燕辍学，而学习差的弟弟则可以继续学业。弟弟向白菊花念了马燕写的渴望读书的信：“妈妈，如果我上不了学，我的眼泪一辈子都流不干。”白菊花哭了，她答应让马燕读完5年级。那是2000年9月。马燕每周带的干粮常常不够吃，周末为了节省一元钱车费，她要和弟弟走上几个小时回家。她在日记中不断流露出靠知识摆脱穷困命运的念想。
在马燕即将小学毕业的时候，张家树村来了法国《解放报》驻京记者韩石。他看了马燕的日记，作了大篇幅的报道。在欧洲获得的反响，完全超出了这个西北贫困山村所有人的接受能力。马燕最初庆幸的是，她可以继续读初中了，这有别于同村的其他女孩；而且很快她发现，其资产于她已是一个天文数字。
新时代面临新症候
马燕2001年读初中时，她和弟弟每学期500元的费用，来自于韩石等人的捐助。第二年春季，同心县宣布，开始为部分学生免费提供课本，这其中包括乡下贫困地区的所有学生。但学生的杂费却是每年都在递增。到了2004年，张家树小学每学期要收一个学生大约125元钱，对于贫困的张家树，这已是很大的一笔数字。马学伏老师说，自己在2003年给在北京的韩石写了一封信，告诉他不止马燕一个人穷苦，而是整个张家树都穷苦，救助马燕一个人不够，应该救助全村。
没有收到回信，但几个月后，韩石来到了张家树小学。此时《马燕日记》已在法国登上了畅销书排行榜，韩石等人也成立了“宁夏孩子基金会”，张家树小学门口被打了一口水井，还接纳了部分文具。2003年的年底，基金会同张家树小学签订了一纸合约：“宁夏孩子协会”保障张家树村孩子完成1-4年级的学习，张家树小学保证不再向学生家长收取该学生上学费用，并向“宁夏孩子协会”汇报学生上学情况。
“这个合同到2005年因为‘两免一补’而中断，派不上用场了。”马学伏说。张家树的孩子此时已搬进了砖瓦砌成的新校舍，资金来自于希望工程的捐款。这个贫困山区的辍学率，在政府与民间的协力下创了新低。2005年至2006年度，同心县15周岁人口初等义务教育完成率达到98.89%。
新校舍于2001年建成后，张家树小学开始接纳邻近两个村落的孩子，四个年级最多的时候有约200人。几年后，又由初小变为完小，但这种情况并没有维持太久。现在，完小又变成了初小。这和张家树不断流失的人口有关，马燕家在2004年搬离了张家树，更多的人紧随其后，原来200多户的村庄，现在剩下了不到60户。
教师近几年的频繁流动，也产生了影响。马燕暴得大名后，因为接受捐款和校长的名位之争，马学伏终于在2005年离开了张家树小学。现任校长，带着两个初中刚毕业的十几岁代课教师，苦守着一个日渐荒芜的偌大校园。张家树小学的创校者李士风，也在马学伏离开张家树的那一年病逝。他的长子李永泽1998年起在张家树教了两年书，2004年还曾重返张家树任了一学期的校长。但他只是走马灯般更换的张家树小学众多教师中的一个，不再像李士风当年那样深印在村民的脑海里。
受惠于媒体的马燕有着做记者的强烈愿望，2006年高考时，她被西安外国语大学录取，但来自法国的留学机会对她更有吸引力，最后她选择了去法国。“我们要好好学习，能过上好生活，再不要像他们(父母亲)”马燕日记里透露出跳脱苦难的强烈意识，她的目的已经达到。而在她的家乡同心，教育界的人士说，那些没有辍学压力的孩子，在沉重的课负面前，差不多有一半已经得了厌学症。60年前突兀的教育问题已经不再，新时代要面对它自身的新症候。
记者： 韩福东
来源：南方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