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年来袁厉害托起兰考民政短板，一己之力苦撑百名弃儿，然而孩子越来越多，110都往她家送。袁厉害曾多次求开封福利院收孩子，但福利院要她开证明或拒收脑瘫。袁厉害她是一个苦命女人。
不许糟践好人
真没想到，久被淡忘的焦裕禄忽然又成为焦点。因为兰考。因为袁厉害。
按照人类的普世道义，即使倒溯3000年，她仍然是个纯粹意义上的“好人”。
她就是个好人。20多年来，蜗居医院后门，摆小摊为生，收养了100多名弃婴，不为名，不图利，无数个酷暑日，无数个风雪夜，她苦苦挣扎着把本该父母抚养的、本该社会救助的弃婴一个个拉扯成人。
当斯时也，本该扶贫助弱的福利机构何在？！
“说三道四”的政府官员何在？！
“冷言冷语”的学者何在？！
“平静地呼吁”把她送上法庭的专家，又何在？！
一场意外的火灾，轻轻地把她的几十年的善举一下抹去，甚至面临“坐牢”的威胁——迄今为止，人类所有的法律，只要是“善法”，其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无不是：“捍卫人间正义，彰显社会公平”！
如果因为奉献而系狱，如果因为大爱而系狱，如果真正的失职者逍遥法外，如果诡辩的冷血者甚嚣尘上，如果“无情”的法律颟顸到抛弃道义，不分善恶，那就从此不要奢谈公平，从此不要奢谈正义！
本该谴责却赞美，本该赞美却谴责——这样的“法”，一定被人民唾弃。
有一个人，也快和焦裕禄一样被淡忘。他叫武训。和袁厉害摆摊抚婴一样，几十年如一日，他行乞办学。
曾几何时，他也被糟蹋，也被批判，他曾被斥“不具办学资格”，但社会毕竟还了他道义，历史毕竟还了他公正。
因为道义，高于法律。
该谴责的，就要谴责；该赞美的，就要赞美——且看《新民周刊》深入现场，深入人心的深度调查——
因为我们相信，无论社会如何“反向取舍”，无论人群如何“逆向淘汰”，永不磨灭的仍然是当年康德仰望星空的那两个大字：道义！
多面袁厉害
1月5日至8日，《新民周刊》静静地守候在袁厉害的病榻前，用心去体会她的痛；当她体能恢复，归于宁静后，握紧她的手，聆听她的心声。
《新民周刊》找到了她的父母、子女、朋友、养子、养女……搜集到了她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如果把人生比作一幕戏，袁厉害也许已经走到了悲剧的高潮。
烈火将引领她拐向何方？
突然而至的一场大火，夺走了7条羸弱而又坎坷的小生命，48岁的袁厉害身子一下子就垮了，心更是碎了。
蜂拥而至的媒体、沸沸扬扬的争议、官方的卸责之词……袁厉害的亲友们惊了、怕了、更是怒了。
发生在河南兰考1月4日的这场大火，更多的人是被烧痛了。
有着25年收养弃婴经历的“爱心妈妈”袁厉害是好人还是坏人？她有着怎样的功过是非？
《新民周刊》带你走近一个多面的袁厉害。
兰考县城里还从没有过这样的大场面——上百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记者将袁厉害的病房围堵得水泄不通。长枪短炮聚焦下的袁厉害打着点滴，时而浑浑噩噩地哭喊：豁妮！豁妮！
纵然被巨大的争议声包裹，最痛也莫过于袁厉害。
对死去的7个孩子而言，袁厉害就是他们实实在在的妈妈，没人能知道这些孩子的生身父母在哪里，听闻这场灾难后作何感想，又是否为他们的遗弃有过忏悔。
火灾发生48小时后，本就患有心脏病、
高血压等多种疾病的袁厉害终于倒下了，2013年1月6日，她躺在兰考县人民医院一楼的一张病床上神志不清，滴米不进，甚至连水都不肯喝一口。
兰考——好干部焦裕禄挥洒过汗水的地方——至今仍是国家级贫困县，县城里还从没有过这样的大场面——上百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记者将袁厉害的病房围堵得水泄不通。袁厉害的亲生儿子杜鹏感到很无助，他反感于记者们喋喋不休地追问，只好抱着头坐在地上，在他看来这多少有些不近人情，“怎么就不能照顾一下俺妈的身体，理解一下俺们的心情？”
长枪短炮聚焦下的袁厉害打着点滴，时而浑浑噩噩地哭喊：豁妮！豁妮！
亲友们抹着泪劝慰：豁妮上学去了。
“豁妮”，又名“袁明艳”，是袁厉害收养的一个8岁女童，唇
腭裂患儿、弃婴，火灾当晚，“豁妮”被兰考县民政局接到兰考县救助站，后被安置进开封市福利院，按照民政部门的安排，从此，她将与另外9名袁厉害收养的儿童生活于此。
下午2点多，袁厉害突然清醒过来，她凄厉地哭喊着那些在火灾中丧命的孩子：“我的娇娃啊！……”——除了20岁的“五娃”袁申，其余6个最大6岁，最小不过7个月，均是弃婴，遭到遗弃的原因或是患有小儿麻痹症、脑瘫或因
聋哑。
因为是文
盲，袁厉害随意给这些孩子取了名，比如她按照收养的先后顺序，命名了“五娃”，按照生理缺陷又命名了“傻妮”、“小哑巴”，最小的两个孩子因为太小，至死不得名，只能以“男婴”标注在死亡名单上。
袁厉害痛苦地揪着自己的头发，此前一晚，她曾说自己恨不得一头扎进火里，烧死自己。
25年来，收养弃婴早已几乎成为她的生活全部，也成为她的精神支柱，然而，这场大火却粗暴地阻断了这一切，围绕着她的种种争议也在烈火中一下子升温至顶点。
因为婆婆去世，家人大多赶去老家奔丧，1月4日这天，袁厉害身边没了帮手，她每月花400元雇佣了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但因为工资低，老太太只答应晚上帮着照顾孩子，这天早上，老太太照例去县人民医院找活赚钱。
女婿郭海洋心疼岳母，早上6点多就一起帮着送“豁妮”等几个唇腭裂、
白化病，可以行动的孩子去上学。独守家中的8个孩子或在襁褓中，或因脑瘫、小小儿麻痹症躺在床上不能动弹。
火灾的原因至今没能查明。郭海洋怀疑会不会是取暖用的“小太阳”导致的。8点30分左右，大火燃起，是回家途中的郭海洋首先发现的，他淋湿一床被子就冲进火场救孩子。袁厉害的亲生女儿
杜鹃、养子袁松以及邻居们都加入了扑救，消防车随后赶到，但巷子太窄，消防车开不进。除了袁松将11岁、患有小儿麻痹症的袁小十及时救出，其他7个孩子全部罹难，甚至因为疾患，连叫喊声都没有发出。
袁厉害是哭喊着“五娃”的名字一路跌跌撞撞跑回家的，“五娃”同样患有小儿麻痹症，平常还能帮着一起照顾弟弟妹妹——他被发现熏死在二楼。
“我也不想发生这样的事情啊！”袁厉害捶打着床铺，输液针从血管里迸出。杜鹏开始央求记者们不要再打扰母亲，让她安静下来。
无果后，杜鹏开始驱赶记者们，然而门屡次被推开，袁松怒了，猛地关掉灯，病房一下子暗了、静了，他大吼一声：“这下没法对焦了吧！这下可以出去了吧！”
袁厉害得以休息了一晚上。1月7日上午8点多，三辆中巴车载着几十名记者从兰考县出发按照县委宣传部的组织去开封市福利院集体采访，兰考县人民医院一下子安静了下来。
然而，恢复意识的袁厉害却仍然没能逃脱追访，一家中央级电视台记者将她拉到秘密处要求专访，袁厉害心脏病发，郭海洋又重新抢回岳母藏进医院四楼的一间病房。
“俺妈不能再受刺激了！”郭海洋强行要求岳母服下降血压的药物，让她“闭嘴”，“俺妈要是一命呜呼，啥都完了！”。
没有了记者的打扰，病房内静得让人可怕。
袁厉害却怎么也静不下来，因为闭上眼，脑子里都是“五娃”们在火光中挣扎的影子。袁厉害后来这么告诉《新民周刊》。
文盲袁厉害从不做记录，兰考县民政局也从未过问，以至于到底收养了多少孩子，又有多少夭折，埋在何处，所有的人都稀里糊涂。
袁厉害的爱让人百感交集。
1月5日，兰考县宣布袁厉害共收养了34名弃婴，与她生活在一起的共有18名，除去火灾中的8名死伤，其余10名均已安置福利院。然而，1月7日，袁厉害的身边却又突然多出了一个襁褓中的婴儿，这又是怎么回事？袁厉害记不清具体时间了，大约是在火灾前半个月，有人偷偷将一名男婴遗弃在她家门口，因为孩子要喂奶，袁厉害无暇照顾，便委托给了一位亲戚。火灾发生后，亲戚看到外界的质疑，怕了，连夜送还过来。
因为没有来得及体检，袁厉害至今不清楚这个孩子的健康状况，答案其实已经写在孩子的脸上——男婴简直就像一个干瘪的小老头，面色煞白，表情很是痛苦，看得出他在费力张嘴啼哭，但声音发不出，鼻孔里却冒出了粘稠的鼻涕，右眼也因为黄色的分泌物遮盖而无法睁开。
亲戚并不懂得如何照料这个孩子，见孩子挣扎便将奶瓶塞进他的嘴中，但男婴却拒绝吮吸，袁厉害于是抱过孩子，但她除了爱怜地轻拍襁褓，也别无他法。
1987年，在兰考县人民医院做勤杂工的袁厉害帮医院处理死婴，处理一个死婴可以得到20元。但她却意外发现一个孩子还活着，于心不忍，便抱回家抚养，居然被她养活了。
25年的收养历程就此开始。
袁厉害最初只是收养医院里被遗弃的健康女婴、病残婴儿还有
流产未死的胎儿，近年来随着名气传开，被送来的白化病、脑瘫、小儿麻痹症等病残儿童逐渐占多。
兰考县至今没有社会福利院，袁厉害弥补起了这个空缺。根据她的说法，不仅医院，连110收到弃婴都会送到她这里来，有时候早上一开门就会发现门口有一个孩子，后来，连父母去世的流浪儿都会被人送到她家。
但袁厉害因为文盲，25年来从不作任何记录，郭海洋证实至少今年，他就目睹兰考县110送来过两个孩子。
据袁厉害本人回忆，25年间她收养过的孩子差不多有100多个，但绝大多数都夭折了。郭海洋认为起码有60%至70%夭折率。如此高的夭折率，袁厉害并不认为有什么奇怪的，因为这些孩子很多送来时就重病缠身，本就活不长，她只是不忍心看着这些小生命在生命尽头流落街头。
郭海洋说，孩子发病，岳母几乎不求助民政部门，“找他们又有什么用？如果有用，为什么都要送到俺家来？”
孩子死后，多数都被袁厉害自己或托一个老头子埋了，“偷偷在庄稼地里挖个一坑埋了。不能让人家知道，谁肯埋自家地里？”袁厉害并没有通报民政部门，也没有想过万一哪一天自己对这些孩子的去向说不清，她朴素的想法是觉得自己并没有做伤天害理的事，没什么好怕的。
事实上，兰考县民政局也从未过问过，加上袁厉害本人也从不做记录，以至于到底收养了多少孩子，又有多少夭折，埋在何处，所有的人都稀里糊涂。
自由摄影师卢广曾目睹了一些孩子夭折处置的过程，他透露，有些尸体甚至直接扔进垃圾堆。
然而，并不能因此武断地指责袁厉害亵渎生命，因为对她还有收养的弃婴而言，能吃饱、穿暖活下来至今仍是头等大事。
袁厉害的爱心无限，对送上门的弃婴从不拒绝，比如这次受伤的袁小十，原本是兰考县农民王玉梅在路边捡来的患有小儿麻痹症的孩子。王玉梅收养三年后，丈夫去世，无力再供养，便送到了闻名的袁厉害家中。
其实，袁厉害的收养能力却极其有限，她的收入来源主要是靠在兰考县人民医院门口摆摊，兰考县民政局近年来给她办理了20个低保，每个低保每月87元，一季度5520元。然而，这些收入根本入不敷出，郭海洋算了一笔账，一个孩子一个星期就算吃一罐奶粉，以最低80元一罐算，一个月就得300多元，而家里一般都得好几个孩子同时吃奶。
为了筹钱，袁厉害与80多岁的李秀阁一起养猪，李秀阁自己的7个子女均已成家，但却也收养了4个弃婴，最大的读初中，其余3名都在读小学。“俺家老大有先天性心脏病；老二是个唇腭裂，已经做了好几次手术；老三一生下来就
抽搐，人家不要了；捡着老四时，都以为救不活，没想到又活过来了。”这四个孩子和袁厉害收养的弃婴一样，多半是在医院附近被丢弃。
因为困难，孩子们的尿不湿一天只能换一张，居住的条件也极其脏乱。袁厉害的邻居、朋友们时常救济她，给孩子们送菜、送面、送煤球、旧衣服。袁厉害也曾将一些孩子送给条件好的人家收养，并承认有人曾给过奶粉钱等补助，但那些都是为了表爱心，用以抚养其他孩子，且数目并不多。
亲生女儿杜鹃记忆中的童年就是在一群没有血缘关系、“奇形怪状”的孩子中长大，每当看到袁厉害对收养来的孩子比对自己好时，杜鹃心里很不舒服。因为坚持收养弃婴，与她共育二子一女的丈夫与她分居已经快20年了。袁厉害对年迈的父母也鲜有照顾，父亲袁广林怨声载道。
袁厉害的好朋友们都说，袁厉害不厉害，她是个苦女人。
袁厉害原名袁凤英，长辈们寄望她长大不受委屈，因此帮她改了这个名字。这个从小胖胖的女孩在母亲张素叶看来一直有些傻傻的，没读几天书就辍学跟着爷爷摆摊卖大碗茶了。
袁厉害性格有些泼辣、固执，但却特别喜欢孩子，因为坚持收养弃婴，与她共育二子一女的丈夫与她分居已经快20年了。母亲张素叶对袁厉害收养弃婴不支持也不反对，这几乎是袁厉害所有家人的态度，其实是他们没法劝服袁厉害，已经放弃抗争了。
72岁的张素叶每天推着三轮车捡垃圾补贴家用，因为两个老人每个月只能有60元的低保、100多元的退休金。因为袁厉害一心扑在弃婴身上，对父母鲜有照顾，父亲袁广林怨声载道，认为袁厉害应该照顾自己家人多一些。
双亲无法理解女儿为何这样“好心”，三个子女与袁厉害的关系也并不那么融洽。
大女儿杜鹃对母爱的渴望表现淡然，她习惯了母爱被分享，“我这个人，只要吃饱穿暖就行了，也没啥指望。”杜鹃记忆中的童年就是在一群没有血缘关系、“奇形怪状”的孩子中长大的，每当看到袁厉害对收养来的孩子比对自己好时，杜鹃心里很不舒服，“她对那些孩子又是亲又是抱，喂奶也小心翼翼的一勺一勺喂。”袁厉害给女儿的解释却是：“你是正常人，不缺吃不缺穿。”
对母亲情感最为复杂的当属小儿子杜鸣，杜鸣1989年刚出生后不久就被母亲送到父亲所在的河北邢台乡下，过继给大伯，直至12岁时大伯与爷爷去世，才回到生母身边，但母子之间却一直有隔阂。
杜鸣有些耿耿于怀，在接受采访时，毫不掩饰他曾对那些“弟弟妹妹”们的抵触。“我有心里话不会跟亲妈妈讲，但是会和我的养母讲。”
“那么多孤儿被俺妈养大，但俺却很少得到母爱。”两年前，袁厉害参加一个电视节目时曾吐露心声，解释了将亲生儿子送走的原因——老家有爷爷奶奶，儿子能得到更好的照顾。
郭海洋对岳母也感到很无奈，岳母整天抱着弃婴，但自己的亲孙女快四岁了，也几乎没有抱过。
今年冬至，袁厉害与子女们发生了一次口角，袁厉害领着子女几口为孩子们包饺子，从早上包到天黑，已经包了七八屉，觉得还不够孩子们吃，便让子女们继续包，女儿不愿意便抱怨起来，袁厉害倔强地嚷嚷：“你们不管，我自己养。”
怨气归怨气，但子女们还是逐渐理解了母亲，“俺妈养那些孩子，缺个啥，只要开口，俺们都会买。”郭海洋说，“俺妈也不影响我们的生活，她的事一般不会麻烦我们。”
张素叶也心疼女儿，她说，“五孩”看病花了1000多元，还有烧死的根儿生前
咳嗽，花了900多元医药费，为了治病，她将收破烂攒的五六百元都拿给了袁厉害。
母亲在子女们面前表现坚强，几乎不跟他们诉苦。“我妈心里其实很苦”，杜鹃湿了眼睛，“我知道她常背地里哭。”
袁厉害的遗憾还有一部分自外界的无端质疑。上一次危机发生在2011年，郑州阳光义工组织举报她卖孩子，还有人质疑她以收养孩子的名义敛财，比如开发房地产、承包工程、当“黑中介”，说什么的都有，甚至还有人指责她是黑社会。
这些流言伤害到了袁厉害，像个祥林嫂一样得着机会就想解释，但她表达能力又极其有限，加之此番事故遭受到打击后思维有些混乱，只能反复强调，“如果有，枪毙我”、“说我骗低保，那我把低保给你好了，你把孩子领回去养养看！”
兰考市民政局表示，没有证据表明袁厉害靠弃婴挣钱。而对外界的质疑，包括义工组织的举报，郭海洋相信都是出自善意，但他觉得应该换位思考：“社会上的有钱人那么多，为什么不行动？俺妈条件虽然差，好歹她在做，要是按照你们的要求，条件都具备了再收养，那些孩子早死了。”
“因为俺妈，你今天至少能看到这100多个孩子中有几十个还活灵活现。你不能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去质疑别人有啥动机！”
“自己不做好事，却质疑别人。”他感到纳闷：这些人是什么心理？
20岁的养子袁松因为患有
佝偻病，出生后即被生父母遗弃，袁厉害将他抚养大。性格内向的他多次因为媒体记者的采访影响到母亲休息而发怒。袁松也很留意网上关于母亲的种种评价，对于质疑，他愤怒了。
沉浸在悲痛中的袁厉害还一直呼唤着另一个人的名字——养子袁松。看到袁松后，又抓着他的手颤颤悠悠不肯放。
20岁的袁松因为患有佝偻病，出生后即被生父母遗弃，袁厉害将他抚养大，现在医院门口卖早点。袁松说妈妈对他一直很好，哥哥杜鹏、姐姐杜鹃也从来没有欺负过他，袁厉害供袁松念书至高二，不继续念下去的原因只是袁松自己觉得成绩不好，考不上重点院校，因此不想浪费时间，也不想再给养母增添负担。
辍学后，袁松去郑州打工，跟在施工队后面什么苦活都干，领到工资后给弟弟妹妹们买礼物，他想把钱给袁厉害，但袁厉害拒绝了，嘱托他只要不偷不抢，“我老了你不要不管我。”
因为目睹了母亲这么多年来对弃婴们的真爱，火灾发生后，性格内向的袁松护母情深，多次因为媒体记者的采访影响到母亲休息而发怒。袁松也很留意网上关于母亲的种种评价，对于质疑，他的愤怒甚至比杜鹏还要激烈，“俺妈绝对不是那样的人！”
袁厉害还有一些收养的孩子已经长大成人，有些在外打工，有些已经结婚，但具体去向她一时难以回忆齐全。7日下午4点半，养女“快乐”突然从河北赶来，推开病房门的一刹那,袁厉害马上大哭起来。
“妈啊,你受屈了!” 23岁的“快乐”由于患有唇腭裂，出生不久就被遗弃,至今也不知生母是谁。她从小被袁厉害收养，长大后
嫁到了河北。听到家里着火的消息后,“快乐”匆匆忙忙往回赶,孰料车子中途坏掉,直到7日下午,才赶回兰考。
“快乐”说妈妈对她很好，有一年下大雪,家里没吃的，孩子们饿得受不了，
都拉着袁厉害要吃的。袁厉害身无分文,没办法就去别人家乞讨。最后,终于有好心人给了半个馒头,“我们几个每人分了一点,妈妈一点都没吃。”
“快乐”说,由于自己有残疾,小时候遭人笑话,以至于不敢去人多的地方,袁厉害则总是鼓励她:“只要心地善良,没犯罪怕啥!”
至今仍在外打工、收入微薄的“快乐”最担心的就是“妈妈”经受不住打击，禁不住又抽泣起来。
她说一定要多赚钱，让妈妈过上好日子。
袁厉害的身上还有很多谜团待解。比如，她真实的经济状况，杜鸣透露，他新婚时，母亲给了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价值十多万元。不过，对于袁厉害的经济状况，家人们也不甚清楚。
袁厉害的身上还有很多谜团待解。比如，她真实的经济状况，杜鸣透露，他新婚时，母亲给了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价值十多万元。不过，对于袁厉害的经济状况，家人们也不甚清楚。杜鸣称，“家里的房子应该不少于4处，具体有多少我也不是很清晰，比如，原来曾发生火灾的一片地上，俺妈就有一大排平房，后来拆迁改造了，母亲也获得了很多补偿，其他还有多少我也不了解。”
袁厉害的大儿子杜鹏家是一栋五层楼房。郭海洋的解释是，袁厉害家有一块宅基地，但因穷一直盖不起房子，就让富裕的人家盖了这栋楼一起分，一楼给了杜鹏。“有些人质疑俺妈的经济问题，问题俺妈不会记账，也没这个意识，你叫她怎么记得清呢！”
尽管有非议，但兰考县城里，绝大多数人都夸赞她是个大善人，并期望她不会因为此次火灾担负刑责。
子女们最大的担心也正在此，但袁厉害更为关心的却是那些被送去开封市福利院的孩子。
1月7日下午，她很依恋地抱着那个襁褓中的婴儿，生怕别人夺去，兰考县民政局已经获悉了她身边还有一个孩子的消息，要求她将孩子交给民政局。袁厉害也觉得福利院的条件肯定会比她家更好，但她却非常纠结，因为这意味着大火后，她将失去所有的孩子。
“那些孩子都是我一把屎一把尿从小喂大的……”身材肥硕的她敞开棉袄，做出拥抱状，“白妮每天晚上都要躺在我怀里才能睡着。到了福利院我放不下啊！”“白妮”是10岁的袁袁，患有白化病，被送至开封市福利院后，她说她很想“妈妈”。郭海洋从新闻里看到了这个细节，落泪了：“谁说俺妈对孩子们不好？！你看看孩子们的反应，那是最真实的！”
情感难以割舍是袁厉害过去一直抗拒将孩子送去福利院的原因之一。但这场惨烈的大火让她深刻意识到了自己心有余力不足。
傍晚，她最终下定决心将婴儿送往开封福利院。
送走孩子后，袁厉害哭得很伤心。
她说也不收养孩子了，若有人送上门就报警。
没钱办福利院？
兰考包吃包住招待记者 组织参观开封福利院“积极配合”采访
这几天，随着近百名记者的陆续到来，兰考县还发生了一些耐人寻味的事情。
根据兰考县委宣传部驻守宾馆的工作人员介绍，县城三家宾馆都住满了记者，宣传部20多个工作人员全部动员“配合”采访。为新闻采访提供必要的便利本是值得称赞的一件好事，但兰考县的做法却让人大跌眼镜——至少在记者入住的开兰宾馆，宣传部为记者们提供免费住宿。不过，包括《新民周刊》在内的几家媒体记者坚持自付房费。
非但如此，每天晚上，县委宣传部还派员亲自在宾馆招待记者们，1月6日晚上的晚餐非常丰盛，满满一桌菜，因为量实在太多，很多菜几乎都没人动筷。
就是这一天晚上，郭海洋一家的晚餐是稀糊糊，袁厉害则躺在病床上粒米不进。本刊记者坐在宣传部的酒席上，如鲠在喉，难以下噎。有记者嘀咕：有这个钱，用到孩子们身上多好！
记者们拒绝饮酒，这顿饭的气氛也是越吃越凝重，最终记者们早早离去，宣传部工作人员站起身说：一定要吃好，招待好你们是我们的责任。
而在此前，媒体曝出，，与当地没有一座儿童福利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兰考县财政局自筹2000万元，建设了兰考县财税服务中心。可见，兰考的发展绝没有到不穿“民政救助”的“底裤”就裸奔的地步。
当记者问宣传干事，对“部分兰考干部愧对焦裕禄”的评论作何感想。他神色尴尬，一时语塞。
1月7日，兰考县继续在记者入住的开兰酒店提供免费晚餐，记者们表示上碗面、炒饭即可。但呈上来的又是一桌菜，营业员说兰考消费不高，这桌规格且不及前晚，不过五六百元。饭后，《新民周刊》坚持支付了餐费。
可见，兰考缺的不是钱。
对兰考而言，最迫切的首先是对照他们身边现实的好榜样——焦裕禄，展开充分的自我反省。
五问兰考
直到1月7日，兰考县民政局提供的数据仍然漏洞百出——7日兰考县民政局公布了袁厉害家庭享受低保的名单，但记者发现，这次事故中的8名死伤者均未享受过低保。在这一张享受低保的20个人员名单中，没有发现一名死伤人员名字。其中仅有5名是与袁厉害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加上袁厉害本人才6名，剩余14名均不在与袁厉一起生活的孩童当中。那么，这14名享受低保者是谁？都在哪里？
袁厉害的女婿郭海洋是个一着急脸就红的老实人，袁厉害会否因为这起事故“入刑”正成为争论的焦点，郭海洋为此很焦虑，他内心期望岳母不要再收养，过正常人的生活就行。
“国家级贫困县”的帽子绝不能为兰考相关部门的惰政作挡箭牌。25年来，该县民政部门到底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换言之，这起悲剧的责任主体到底是谁？
兰考缺钱，但兰考的发展绝没有到不穿“民政救助”的“底裤”就裸奔的地步。时至今日，当地没有一座儿童福利院，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兰考县财政局自筹2000万元，建设了兰考县财税服务中心。
这几天，随着近百名记者的陆续到来，兰考县还发生了一些耐人寻味的事情。
根据兰考县委宣传部驻守宾馆的工作人员介绍，县城三家宾馆都住满了记者，宣传部20多个工作人员全部动员“配合”采访。为新闻采访提供必要的便利本是值得称赞的一件好事，但兰考县的做法却让人大跌眼镜——至少在记者入住的开兰宾馆，宣传部为记者们提供免费住宿。不过，包括《新民周刊》在内的几家媒体记者坚持自付房费。
非但如此，每天晚上，县委宣传部还派员亲自在宾馆招待记者们，1月6日晚上的晚餐非常丰盛，满满一桌菜，因为量实在太多，很多菜几乎都没人动筷。
就是这一天晚上，郭海洋一家的晚餐是稀糊糊，袁厉害则躺在病床上粒米不进。本刊记者坐在宣传部的酒席上，如鲠在喉，难以下噎。有记者嘀咕：有这个钱，用到孩子们身上多好！
记者们拒绝饮酒，这顿饭的气氛也是越吃越凝重，最终记者们早早离去，宣传部工作人员站起身说：一定要吃好，招待好你们是我们的责任。
记者问这名宣传干事，对“部分兰考干部愧对焦裕禄”的评论作何感想。他神色尴尬，一时语塞。
1月7日，兰考县继续在记者入住的开兰酒店提供免费晚餐，记者们表示上碗面、炒饭即可。但呈上来的又是一桌菜，营业员说兰考消费不高，这桌规格且不及前晚，不过五六百元。饭后，《新民周刊》坚持支付了餐费。
可见，兰考缺的不是钱。
广为诟病的还有，事故发生后，兰考相关官员一直在试图“撇清责任”，将脏水一股脑泼到袁厉害身上，将新闻通报写成了领导的“政绩簿”，并展开马后炮式的作秀。
民政部目前在全国部署限期排查民间收养的隐患，兰考也很应景地表态将严厉打击非法收养。
其实，对兰考而言，最迫切的首先是对照他们身边现实的好榜样——焦裕禄，展开充分的自我反省。
一问：非法？私自？默许？
1月8日，兰考县启动问责机制，民政局局长杨佩民、民政局党组副书记李美姣在内的6名相关责任人被停职检查。
“袁厉害拥有子女，经济条件不足且没有在民政部门办理弃婴收养手续，比照国家收养法的有关规定，其并不具有收养弃婴的资格。考虑到袁厉害的做法是一种珍惜生命、社会担当的爱心之举，因此政府部门对其收养行为采取了默许的态度。鉴于袁厉害的实际经济能力以及孩子的生存需要，此前兰考县民政部门先后为其家庭的20人办理了低保，公安部门也给一些孩子办理了户籍手续，这些举措是不符合规定的。”1月5日，兰考县副县长吴长胜表示，“造成目前这种局面，与有关部门监管不力、有意放松监管有直接关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正是我们工作的漏洞。”
一方面，县领导承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另一方面，民政部门的官员却发表了一系列卸责言论。1月4日，兰考县民政局局长杨佩民表示，袁厉害是“非法收养”。遭到舆论谴责后，李美娇又将“非法收养”的说法改为“私自收养”。兰考县民政局认为造成袁厉害违法收养不能控制的更深层次原因是，全县至今没有一所儿童福利机构，到了“十二五”规划才要在县一级普及福利院建设。2012年底，兰考申报的福利院建设项目获审批通过，中央财政资金也已经初步到位。2013年全力建好兰考县社会福利中心。
25年来，本应承担弃婴救助之责的兰考县民政部门长期缺位，而不符合收养条件的袁厉害却在靠一己之力苦撑。
“说俺妈非法收养，私自收养，俺不能理解，既然是非法了，怎么连110都把孩子往俺家送？”郭海洋质疑。
“明知道俺妈不符合条件，民政局早干啥去了？”郭海洋质问。
二问：不肯送还是不肯收？
1月7日，面对兰考县委宣传部驱车送来的几十名记者，开封市福利院从装饰布置到员工状态，无一不洋溢着浓浓的爱意，孩子们的面前被摆上了水果，员工们带着他们画画。10个被从袁厉害家中转移至此的孩子中有2个婴儿睡在暖箱，3个因为智力缺陷专人看护，其余5个则被安排进了开封环城路小学就读。
这所福利院有400个床位，目前只接受了儿童、老人230多名。开封市福利院院长王永喜神情“凝重”地表示，他5年前上任以来不下十次劝说袁厉害把孩子送到福利院来，甚至还邀请袁厉害参观，每次参观完，袁厉害都说条件很好，答应将孩子送来，但一回家就没信了。“有一次我在她楼下等到凌晨1点，就为了等一句准话。”
李美姣仍然在竭力辩解，一方面她认为民政局有责任，但严格意义上来讲并没有默许袁厉害收养，而是为制止她的行为做了不少工作。在李美姣看来，问题的关键在于“袁厉害本人不同意把孩子送市福利院；年龄偏大的、有认知的孩子，也不愿意去。我们几个部门去做工作，要正式把这些孩子移送市福利院时，袁厉害泪流两行，说自己已经对这些孩子感情比较深，舍不得。另外，我们与会说话的孩子交流，孩子们哭，也不愿意走。我们当时还发生过口角，考虑到不激化矛盾，可以再缓几天，慢慢来，分次分批往福利院送。”
2011年9月，河南省民政厅联合开封市民政局、兰考县民政局和兰考当地公安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再次去袁厉害家做工作，要她交孩子。那次，王庆喜接出了5个孩子。“孩子一带走，她就非常痛心，她非常舍不得让这些孩子走。对于这个收养的问题，我们也必须秉着以人为本。”李美姣说。
耐人寻味的是，王永喜还特意强调孩子们到福利院后看到零食就开心、听说吃饭就不哭的细节，他认为，这说明孩子们在袁厉害那里没有零食吃，甚至吃不饱饭。
两位官员的话，让郭海洋都气不打一处来，实际情况完全相反，“俺妈是舍不得离开孩子，但又实在是没能力养了，所以这些年不止一次去开封市福利院要求他们收孩子，但是他们要我们开证明、办手续，你说这些孩子很多都是人家直接扔到家门口的，找谁开证明去？”
袁厉害告诉《新民周刊》，福利院收孩子是挑挑拣拣，脑瘫、智障他们拒收，说没法照顾，只要白化病与唇腭裂的孩子。
郭海洋表示不解，从目前火灾后的迅速行动看来，开封市福利院从床位到软硬件条件，乃至孩子们的入学问题都不存在任何困难。
“为什么事情一出，不需要任何手续、证明，就无条件把所有孩子都接受进福利院了？”
三问：要挟政府还是行政不作为？
1月6日，李美姣出具了一张救助情况说明，2004年、2005年两年，民政局共救济袁厉害家550元，2006年救济5350元，此外，这三年还救助1200斤面粉、130斤旧衣服等。袁厉害因为从不记账，记不清具体数字，但她证实，民政局也确实对她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帮助。表面上看，并不能指责民政局不作为，但实际上他们是付出极其有限的代价将大包袱甩向了社会，这是一种典型的行政消极行为。
有官员抱怨，袁厉害很厉害，带着孩子到政府要条件，不满足就闹事。对此，郭海洋很愤懑，他建议民政局不妨公开：袁厉害到底要啥条件，又得到了啥好处了？他承认岳母曾经带孩子去过民政局求助，那是因为孩子太多，实在没法养活了。“即便闹了，你为何就范，是不是你行政不作为理亏了？！”
2011年9月，“爱心妈妈”袁厉害被义工组织举报后，兰考县民政局曾公开回应将采取三点措施来保障并提高袁厉害所抚养孤儿的生活质量：
一，本着为所抚养孤儿有更好的生活状况出发，通过与袁厉害协商，并经其本人同意，把近期收养的5名弃婴送交开封市社会福利院养育。
二，为给孩子提供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对袁厉害养育数年，暂时难以割舍的孤儿，兰考县民政局将建立临时安置点。兰考县民政局还将聘请幼师、医生、残障老师等对孩子进行身体检查和心理辅导，并与儿童福利机构建立互动机制，让这些孤儿感受儿童福利院的生活，进而让他们产生进入社会福利机构生活的意愿，从而为他们提供一个安全、舒适的生活环境。
三，兰考县民政局在此通过新闻媒体呼吁社会各界的爱心人士加入到对这些孤儿的爱心救助当中。同时，兰考县民政局会将这些孤儿的生活情况不定期向社会公开，并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很遗憾，这些承诺中的后两条沦为空头支票，以至于悲剧发生。
四问：救助站做什么用的？
2011年河南省民政厅、财政厅下发的一份通知中称，2012年孤儿基本生活保障补助资金，兰考县预算“提前通知部分”159万元。2012年，上述两部门再度发文称，下发孤儿保障补助资金84万。文件专门提出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分别补助，每人每月共350元。但袁厉害收养的孤残儿童，并不在“孤儿补助”之列。因为文件规定非民政部门认定，私自收养的部门和个人，收养的孩子不属“孤儿”之列。兰考民政部门认为袁厉害不放人，致收养的孩子难送福利院，无法享受孤儿补助。
兰考县只有一座救助站，前身为收容遣送站，成立于上世纪50年代，2007年前后搬迁新址，占地3亩，20余间房子，投资七八十万，每年的运营费用是12万左右。但这里却显得很冷清，站长聂杰介绍，救助站有6个工作人员，救助对象并不包括弃婴，主要是成人，经费多花在遣返所需的火车票上。
2011年9月份，县民政局确实按照当初的三点承诺在救助站建立了弃婴临时安置点，然而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一年的时间里，救助站只收到过一两个弃婴。站长聂杰说，此前也有人将弃婴送到救助站，他们劝说对方将弃婴送到县民政局或开封市福利院。
而按照管理规定，弃婴送到福利院必须到公安局报案，警方立案调查后出具证明，然后再到民政局开证明，过程相当烦琐。这也是人们为何更倾向于将弃婴直接送到袁厉害家门口的道理。
郭海洋疑惑，“我不知道救助站起什么作用，为什么只有出事后才能发挥作用？”
五问：数据偏差说明了什么？
关于袁厉害到底收养了多少孩子，兰考县短短三日内三次更改数据，令人困惑。1月4日，民政局第一时间提供的一份材料称，目前和袁厉害共同生活的孩子共有34人。材料还详细标出：“34名孩童中，男孩21名，女孩13名，其中病残儿童16名。”由于算上死伤的8名孩子在内，最终只发现了18名，媒体不断追问剩余的16名孩子的去向，提供材料的李美姣解释火灾发生后，急着向有关领导汇报袁厉害收养弃婴的基本情况，就从电脑里出了个材料。后来发现，“34人的数据是前两年的统计，当时太过匆忙，所以出现了偏差。”李美姣对工作方面的失误给大家造成的误解表示歉意。
然而，1月6日，她又再次更改了说法，“剩下的16名被收养者，我们有专门的工作人员组成调查组，调查他们在做什么。根据我们的调查情况，现在他们有在外面打工的，有在外面就读的。”李美娇说，这16人在袁厉害收养的34人中，都是年龄较大的，已是成年人了。
数据的偏差表明，至少近两年来，兰考县民政局对袁厉害收养儿童的动态并没有及时跟进掌握。
另一个惊人的消息是，兰考县民政局于7日下午公布袁厉害家庭享受低保名单。但记者发现，这次事故中的8名死伤者均未享受过低保。在这一张享受低保的20个人员名单中，没有发现一名死伤人员名字。其中仅有5名是与袁厉害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加上袁厉害本人才6名，剩余14名均不在与袁厉一起生活的孩童当中。
那么，这14名享受低保者是谁？都在哪里？该县宣传部一名工作人员解释很雷人，他说反正20名低保都给了袁厉害，虽然大部分享受低保的人员没有与袁厉害一起生活，但钱是袁厉害领的，这些钱可以用到身边没有享受低保的孩童。
伤心欲绝的袁厉害说，她要将低保全部还给政府。“孩子都没了我还要低保干啥？”
呜呼哀哉。
焦裕禄泉下有知，作何感想？
福利院，永远不够？
无论是“看得见”的孤儿还是“看不见”的孤儿，政府都有责任给予他们基本的生活保障。
兰考孤儿收养场所失火，不仅夺取7名孩子的生命，也让当地弃婴、孤儿收养管理的混乱状况曝光。针对弃婴、孤儿，国内法规和帮扶政策可谓不少，但在落实到一些地方时，却常常因为政府财政吃紧、官员意识淡薄等等原因而漏洞百出。兰考，就是典型的一例。
弃婴、孤儿是社会中最弱势的一个群体，他们无力维权，也无法发声，他们的生存和健康，只能仰仗政府和社会的救援与扶助。
如众多民生问题一样，弃婴、孤儿问题也需要政府之外的社会力量参与，但目前，社会力量的行动还没有得到更多的鼓励。
中国到底有多少孤儿？
兰考孤儿收养场所火灾后第二天，民政部下发通知，要求用一个月时间，在全国开展一次个人和民办机构收留孤儿情况大排查行动。一直关注孤儿问题的上海社科院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程福财解读说，民政部门也希望摸清究竟有多少孤儿收留在个人和民办机构中，此前，相关部门对这些情况并不十分清楚。
中国到底有多少孤儿？按照之前媒体报道，2010年民政部数据统计，全国孤儿数量已达到70万。2010年发表的《中国儿童福利政策报告》称，中国每年大约有10万名儿童被遗弃。 中国孤儿人数从2005年的57.4万上升至2010年的71.2万，5年间增长约24%。
事实上，70万只是一个估算的数据，真正“看得见”的孤儿，大多数是那些被收养在国家拨款运营的儿童福利机构中的孤儿。“福利院收养的孩子估计只有10万左右，只是很小一部分。大部分的孩子仍然散落在社会上，由亲属、爱心家庭、爱心机构、爱心人士等收养。”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儿童福利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高玉荣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了这一数据。
《中国儿童福利政策报告》指出，目前国家全额拨款的儿童福利机构一般只负责收养城市地区的孤儿和弃婴，而在乡村，孤儿主要依靠五保制度、家庭及亲友网络的保护。其中亲属供养的孤儿占孤儿总数的62.3%。
另据民政部门统计，2008年全国仍有10.18万社会散居孤儿（占社会散居孤儿的17.8%)未得到任何救助。
为了让孤儿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民政部门发布了各种政策和规定。2009年民政部先后下发《关于制定社会散居孤儿最低养育标准的通知》、《关于制定福利机构儿童最低养育标准的指导意见》，确定全国统一的社会散居孤儿最低养育标准为每人每月600元，针对福利机构中残疾儿童比例较高等情况，确定福利机构中的最低标准为1000元。但这些措施在落实的过程中，却总是遭遇“城乡差异”。
即便是“看得见”的孤儿，也未必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特别是在贫困地区，对孤儿的补助仅仅是“象征性”的。按照兰考县民政部门在火灾后的说明看，当地民政部门在十多年中给予袁厉害收养的孩子一些补助，但从这些孩子的生活环境看，他们获得的帮助，显然与其他“看得见的”孤儿之间存在差距。
“很多地方救助金额偏低，仅有象征性的补助，甚至不到当地正常儿童生活费用的十分之一，若将此类仅得到象征性补助的儿童计算在内，则全国需要救助的孤儿占孤儿总数的55%。”上述报告也提及了袁厉害这样的情况。
“国家是最终的监护人。”程福财认为，无论是“看得见”的孤儿还是“看不见”的孤儿，政府都有责任给予他们基本的生活保障。因此，袁厉害事件是给中国儿童福利体系出了一道考题，显然，儿童福利体系获得的分数不高。
社会化收养发展不理想
新中国建立以后，儿童福利受到政府的重视，当时的儿童福利观念限于狭义的孤残儿童救助，政府全额拨款的福利院系统，是收养孤儿的主力。一度，这些在福利院中长大的孩子，都以“党”为姓。到今天，福利院系统仍然是最重要的孤残儿童救助渠道，民政部门对福利院收养孤残儿童的收养有严格的规定。
国内福利院中收养的孤儿绝大多数为有疾患和残疾的孩子，这些孩子大多是被父母遗弃在医院或者其他地方，因此，医院往往是孤儿获得收养的第一站。
上海一家儿童专科医院医生介绍，医院收到弃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在医院以外被遗弃，市民或者警方将孩子送到医院救治；另一种情况是，父母带着孩子到医院看病，然后失踪。
第一种情况的孩子在接受治疗后，会被送到民政部门，而第二种情况，医院会向公安报警，警方通过各种渠道查找父母，实在找不到的，才能被认定为弃婴，然后送到民政部门。这些孩子一般最终都进入了福利院。
但是，福利院不可能收养所有的孤儿，同时，从儿童的身心健康出发，福利院的集体生活也并不是最好的方式，因此，家庭寄养和收养也需要得到鼓励。
国内最有名的寄养机构，是“SOS村”，上世纪90年代，媒体对“SOS村”进行了大量的报道。“SOS村”是通过模拟家庭的方式，招聘“妈妈”与孤儿组成模拟家庭，让孤儿在模拟家庭环境中成长。
中国对收养孤儿有严格的法律规范，《收养法》详细列举了收养人的条件，以保证被收养的孤儿得到生活和健康得到保障。《收养法》要求收养人必须要具备一定的经济能力才可以收养孤儿，收养孤儿必须完成相关手续。正因如此，兰考火灾后，民政部门认为袁厉害的收养行为为“非法”。
但让人尴尬的现实是，受限于观念、文化背景，那些符合收养条件的家庭，并不愿意收养有疾病、残疾的孤儿，像袁厉害这样愿意收养病残孤儿的，却不符合收养条件。
“当地政府既然指导袁厉害收养这么多孩子，就应该进行评估，她如果有能力，就应该帮助她建立一个机构，如果她没有能力，就要禁止她收养。所以，不管怎样，最大的责任都在于政府主管部门。”程福财说。
既然个人收养难以实现，能够补充福利院系统的社会力量，是社会组织办收养机构，不过，中国的社会化孤儿收养机构，发展得并不理想。
“社会组织较难进入儿童福利服务领域。”“国内完全草根儿童福利社会组织则较难获得国家的财政资金和优惠政策待遇，绝大部分资金来自社会捐赠或收费，不具有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发展步履艰难。”《中国儿童福利政策报告》这样描述了现状。
在不能获得更过认可和关注的情况下，一些社会组织兴办的机构，游离在了监督和管理之外。
尽可能不让孩子被遗弃
每年10万弃婴、弃儿，不仅给民政系统带来压力，也波及到医疗系统。
上述上海某儿科专科医院医生介绍，儿童专科医院里，接收弃婴是常有的事，有的孩子甚至住在医院一两年时间，医护人员用自己的业余时间照顾这些孩子。对于医疗资源本来就很紧张的医院来说，收留这类孩子，给医院带来不小的压力。
弃婴是一个社会问题，每一个孩子背后，可能都是一个让人心酸的故事，儿童福利不仅仅要解决孤儿问题，更要尽可能地让这些孩子不被家庭遗弃。
2011年，东莞发生一幕惨剧，37岁的韩群凤把自己的一对双胞胎溺死在家中浴缸里。杀死孩子后，韩群凤自杀。被抢救生还后，韩群凤被判处故意杀人罪，获刑5年。
要有多么沉重的苦痛，才会让母亲亲手杀死自己的孩子？韩群凤的一对孩子，因
早产而患上脑瘫，在艰辛照顾孩子13年后，韩群凤终于不堪生活的重压，选择走上绝路。亲戚、邻居对韩群凤的遭遇抱有同情，纷纷在庭审前替她求情。
对于很多中国家庭来说，家中一个身患重病或者残疾的孩子，可能会带来难以承受的经济和生活压力，因此，遗弃他们，成为最容易的解决办法。
一个理想的状态是，重病患儿的家庭和残障儿童的家庭获得稳定的补贴，让病残孩子留在自己的家庭中。上海、北京、天津等城市已经在儿童大病医保方面做出了探索，但这些措施要普及大全国，并不那么容易。
除了病残弃婴，无法获得合法身份的非婚生孩子、不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生育的女婴，也是弃婴的组成部分。
《刑法》对遗弃罪有明文规定，遗弃孩子将可能构成犯罪，但在执行的过程中，真正受到惩罚的情况，却并不是那么多，因此遗弃罪的警示效果并不明显。根据规定，只有达到“情节恶劣”的程度，才构成犯罪。
如果父母只是把孩子遗弃在医院、福利院门口，并没有让孩子遭受更多伤害，这样的行为可能达不到“情节恶劣”的程度，因此往往不会受到追究。
有法律惩罚遗弃行为，有各种政策为孤儿提供福利，但袁厉害事件还是发生了，这一场火灾，烧出了中国儿童福利体系的短板。《中国儿童福利政策报告》中指出，当前儿童福利政策虽然项目、规范较多，涵盖范围也十分广泛，但是相对分散和混乱，未能形成全国统一、独立、专项的国家儿童福利系统。独立的国家儿童福利系统应该包括独立的儿童福利行政机构、完善统一的立法和财政的专项统筹等等。
报告中特别提到，对于孤儿救助，由于没有中央财政的专项资金，孤残儿童的生活和成长不能得到有效的保障。
弃婴、孤儿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是一道考题，他们是最脆弱的群体，理应得到最多的照顾。
链接
为什么总是孩子？！
2010年12月27日，湖南衡南县一载有小学生的三轮营运摩托在离学校约500米远的地方翻入一条小河，造成14名小学生死亡。
2012年11月16日，贵州省毕节市5名流浪儿童，因误吸
一氧化碳中毒而死于垃圾箱中。5名儿童均为留守儿童，家长在外打工，曾多次离家出走。
2012年12月14日，在光山县文殊乡陈棚村完全小学发生校园伤害案，闵拥军闯入陈棚小学行凶共砍伤23名学生，此外受伤的还有1名教师和1名当地群众。
2012年12月24日，江西省贵溪市一载有15名幼儿园学生的面包车侧翻坠入水塘，11名儿童
溺水遇难。据当地交警部门现场勘测，造成事故的原因是司机当时驾车速度较快，操作不当，为避开停放路旁的农用车而冲上沙堆，滑落水塘，发生事故。
来源：东方网
－－－－－－－－－－－人在做，天在看。
－－－－－－－－－－－好人不好当。
－－－－－－－－－－－现在的中国类似于资本原始积累期，旧的道德准则被抛弃，新的准则还没树立，唯一的准则是“金钱”。
－－－－－－－－－－－【转载】他是世界人民的好总理！ 2013-01-13 19:53:2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字号大中小 订阅 .
wen总理是一位纯粹的、高尚的、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人透露他夫人是珠宝巨商、儿子是某著名大公司董事长、弟弟是房地产大鳄，女婿是某著名企业总裁，个个是亿万身家的大富豪，但总理从不参与他们的经营。
wen总理是优秀的政治家、经济学家、演讲家、艺术家、诗人、地质专业的优秀人才、还是一位大慈善家。
他有着大公无私和国际主义奉献精神，当他看到敌对国家美国处在金融危机，为了解救处在水深火热的美国人民，他代表我们国家，以一个负责任大国领导人的宽阔胸怀和魄力，慷慨地施以援助。投入美国房地美房利美数千亿美元，解救了美国房奴；购买了近万亿美元巨额的美国国债，帮助美国缓解了危机，把美国人感动的热泪盈眶，在2009年把我们的好总理评选为拯救美国经济的十大杰出人物，是其中唯一的一位外国人（这是创造了一个新的吉尼斯记录啊！但我们的好总理做事总是很低调，做了很多好事从不喜欢张扬;2012年欧债危机，我国没钱了，为了拯救欧洲，不惜卖掉国企——大搞新36条。我们的好总理为我们负责任大国赢得了良好的国际荣誉。
就是这样一位多才多艺，辛勤工作，热心为民，常常深入基层百姓中体贴民情的好总理，可是还有人误解他，要知道，我们的好总理已经连续6年多，持之以恒地一直都在大声呼吁抑制房价啊！
我们敬爱的wen总理，他不仅是zhong国人民的好总理，还是美国人民的好总理，更是世界人民的好总理！
－－－－－－－－－－－兰考火灾后的各种声音
杨江
兰考大火发生迄今已有十余天，袁厉害凄厉的哭喊声与兰考官员冷冰冰的卸责之词仍在我的脑海里激烈地碰撞。袁厉害收养孤儿在火灾前、火灾后均有着巨大的争议，所不同的是，火灾前，质疑声居多，比如怀疑她以孩子敛财、诈捐甚至卖孩子，当然，所有的质疑均没有证据，彼时，人们震惊于她给孤儿们提供的生存环境之“恶劣”，并因此难以置信于善心的纯粹。
袁厉害原本对这些质疑并不怀有芥蒂，她朴素地坚持做着她想做的善事，不过，形势在火灾发生后发生了逆转。首先是，原先的怀疑者多开始转为同情、敬佩，将不满与怒火撒向了兰考县有关部门与官员。如果说以前的报道有妖魔化袁厉害的嫌疑，那么火灾后的报道亦有将袁厉害神化的迹象。
依照我的调查采访判断，袁厉害远没有外界所想象的那么复杂，她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如果不是她过于肥胖的体型，在兰考县城的人流中，你都不会注意到她的存在。
袁厉害最初收养孤儿不过是出于善心的冲动，25年来的人生轨迹绝非她当初有意设置。我一直认为，能执着地几十年做一件事的人，性格总是有些固执甚至偏执的。袁厉害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有了第一个，从此她便无法止步，当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弃婴越积越多，如果她不收养，孩子们只有死路一条。至今，她的口头禅仍是：一个生命，难道你就看着丢在街头？我是不忍心的，我得管。
因为收养孩子，加之家境窘迫，更因为无暇疼爱自己亲生的二子一女，袁厉害的夫妻关系不可避免地产生了隔阂，并分居至今。所以，袁厉害是一个生活、情感并不如意的人，她的子女至今因此对她耿耿于怀。她的朋友也告诉我，事实上，袁厉害的情感转移了，这些孤儿已经成为了她精神的寄托，收养弃婴也成为了她的生活，你可以说成，这就是她活下去的动力。她的朋友也认同我的观点，认为袁厉害在收养孩子的问题上是有些偏执的。
毫无置疑，她是伟大的，伟大总是要有一个参照，那就是包括地方政府与你我在内，因为我们本该做的或者可以做的，最终都没有像袁厉害那样做。但我要说明的是袁厉害绝非冲着“伟大”二字而去。有人做，就有人说，袁厉害爱心无限，但能力确实极其有限，因此当人们看到那些孩子蓬头垢面、与垃圾为邻，与
猫狗为伴，尤其是死亡后随便挖个坑一埋，甚至于直接扔到垃圾堆时，必然对她产生质疑。质疑也有一个参照标准，在所谓的正常人看来，收养孩子是有一些硬性指标的，通俗点讲，得让孩子们体面地活着，而不是
照片中透露的那样“命若垃圾”。
我说了，袁厉害是一个能力极其有限的人，她的有限体现在她收养能力的有限以及慈善管理意识的有限。
在收养能力上，你能指望一个连填饱肚子都要去费劲心思的农村妇女做到怎样的水准？袁厉害的女婿郭海洋哭着回应质疑：你别光质疑呀，你来做做试试？你有条件，你干嘛不帮孩子们？
可以说，袁厉害与她的孩子们一直在死亡线挣扎，这种情况下，我们尊严、体面的要求未免显得太过苛刻与不尽实情。或许当你看到袁厉害亲生儿女家的邋遢，你就能理解脏对一个进城的农民家庭而言，压根就是一个习惯，而不是一个问题。
至于慈善管理的能力甚至意识，袁厉害可以说毫无，比如，这么多年来收养了多少孩子，又有多少死亡、埋在哪里？收到多少善款，怎么用的……她统统没有记录，至今也说不清，原因很简单，她是文盲，更不知道做慈善该怎样做才能公开透明，怎样应对日后的悠悠之口。我问过她这个问题，她说她光想着怎么养活这些孩子，哪料到外界那么多想法。公开、透明，其实某种程度上既是对慈善组织应有的规范要求，但在袁厉害看来主要是做给外人看的。
而她做善事只是做给自己的良心看，更何况，这么多年来她并没有收到多少外界的捐助，也并不是那么迫切地需要对外界交待。
谁才是责任主体？
悲剧不在有质疑，悲剧在于这样一种收养状态，靠一个无能力的农妇以一己之力苦撑民政救助短板，迟早要闯祸。不是大火，也有别的祸端。两年前郑州一家公益组织的质疑本可以成为一个契机，事实上当地政府当时也公开作出过三点承诺，包括送5个孩子到开封市福利院，对不愿去福利院的孩子接到临时安置点、聘请教师、陪护等，也就是“准福利院”，为将来向福利院转移过渡，第三条就是不定期向各界公开这批孤儿的情况。令人遗憾的是，除了第一条，后两条沦为空头支票，如果早点兑现承诺，悲剧何以发生？因此，如果说要担责，谁才是责任的主体？
我开头说过，兰考政府官员以及开封福利院都在卸责，首先兰考民政官员将承诺没有兑现的原因归为袁厉害不肯配合送孩子，而开封福利院也有相同论调。事实让人愤慨，多年来，兰考连110都会将弃婴送到袁厉害家门口，以至于袁厉害家弃婴成群，袁厉害无力抚养，曾多次要求开封福利院接走孩子，但福利院给她设置了多重障碍，比如要她开各种证明，即便收，也只要那些相对健康可以自理的孩子，比如脑残与小儿麻痹症的就不收。
这也就是袁厉害家里脑瘫儿居多的一个原因，兰考民政确实给了袁厉害一些帮助，比如20个至今说不清楚道不明的低保名额。但每月1740元的低保与袁厉害的开支相比实在杯水车薪，民政局花小价钱甩了大包袱，这是一种典型的懒政行为，甚至可以说渎职行为。
袁厉害收养孩子不符合条件，但绝非官方所说的非法或者擅自，没能力的袁厉害在坚持收养，有能力的兰考县当局在干什么呢？
兰考到底有没有能力？首先，兰考是国家级贫困县，但绝对没有穷到可以不穿民政救助的底裤就裸奔发展的地步。兰考县2012年财政收入不到6亿元，财政支出19亿元，而建造民政局则需要区区90万元。但25年来，兰考就是没有担起应有的责任，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当地却花2000万元建造了一个财政中心，花5000万元建造了一个农业大楼，花若干万元准备建造一个形似太师椅的行政大楼。
大火发生后，兰考县委书记、县长一直没有露面，最近几天县长终于接受央视采访，辩解说钱是一个问题，但福利院没有建造主要是规划问题，没有国家规划就无法立项。悖论来了，财政中心等大楼根据现有材料均没有经过国家规划，甚至没有依法招标。为什么后者的建造就不成为问题？
兰考县被免职的一位民政股长曾解释，福利院不是当地优先发展的项目，他说了一句给自己闯祸的大实话、大白话，这道出了兰考当地政府对民政救助的真正态度。因此，袁厉害的艰难，孤儿的凄惨是注定的。
火灾发生后，原先袁厉害所面临的一切收养困难一夜之间都得到了解决。孩子们被接到福利院，不再需提供任何材料、证明，不再受身体缺陷限制，上学也受到仪式欢迎。这说明开封、兰考民政部门其实都是有能力而不为之的。
因此，6名
芝麻官绝对不足以为7条生命的离世埋单。这是当地官员对民政救助的集体渎职表现。
有一种声音让人窒息
火灾发生后，作为记者，我在兰考听到了太多的声音，其中有袁厉害夹杂自责、痛苦、怨恨的哭喊，有袁家人对外界质疑以及官员卸责之词的愤慨，有养子女们对袁厉害的护佑，有围观者的感叹。最痛莫过于袁厉害本人，尽管收养粗放式，但事实上她就是一个多“子”的母亲，亲生子女们担心她因此担责，而袁厉害本人则
心痛死去的孩子，牵挂被送去福利院的养子女。
地方官员一度展开拙劣的马后炮作秀，拉着上百名记者去参观孩子们在福利院的幸福生活，孩子们的感受是最真切的，
苹果、
香蕉，这些当初他们想都不敢想的美味零食，压根无法让他们忘却对母亲袁厉害的思念。令人感慨的是，民政部门再次表现冷冰冰，他们生硬地阻止袁家人去探望孩子们，如果说这些孩子当初被亲生父母抛弃街头，被民政部门遗忘在角落，那么今天，火灾发生后，这些孩子又被民政部门粗暴地从他们的母亲身边夺走。
人们仍然被情绪左右着大脑，对认为袁厉害可能会担负刑责的专家展开声讨。法不容私情，如果袁厉害确实监护不当导致悲剧，理应担责，尽管这显得有些不近人情。法是秩序最低的底线，必须捍卫，道德是至高的要求，果真因此担责，我们要做的是法外救济。当然，现在这个烦恼没有了，因为事故原因是孩子玩火，这是一场意外。
事实上，就像当初没有人有资格可以对袁厉害说三道四一样，现在也许我们也没有资格为袁厉害声张正义。因为我们一直是一个缺席者。
有谁去真正聆听过袁厉害真实的想法？她受伤了，但并不后悔；她迷茫着，但坚持“遇到了还会收养”。
我在兰考听到了无数种声音，其中绝大多数都是“理由”，这些理由有为袁厉害说话的，有政府官员为自己辩护的。但在我看来都是苍白的。只有袁厉害对死去的“娇娃”的哭喊声最为真实，只有她“看到了不会不管”的承诺最有力量。
更让人窒息的是，无数种声音，唯独缺了一种声音，那就是7个亡灵，他们至死连呼救声都没有能发出。
还有一些声音很突兀，比如兰考官员新闻发布会前在电梯内面带微笑与人嬉笑，比如兰考一连数日对前来采访的记者包吃包住。我在新闻中曝光了后者，记者们感慨，如果用来救助孩子该多好。面对记者们的离席，宣传干事居然说：照顾好你们是我们的责任。我当场问他如何看待“部分兰考官员愧对焦裕禄”的评论，他很尴尬，我没有曝光他稍后的那句话，他说“倒霉就倒霉在焦裕禄，因为他，兰考很出名，大家都盯着，都在对比。”
这句话没有报道出来，不是因为吃人嘴短，事实上，我住宿费坚持自付，吃完饭也将饭资交给了营业员。我朴素的想法只是不想让他丢工作，他其实也是说了当地官员心底的一句大实话，尽管这话大错特错。我期望他能够醒悟，我愿意给人一个改过的机会。
这场大火烧痛了世人，我们不能光有愤怒与失望，在我看来至少烧出了两个问题：一，公办民政救助体系的不完善；二，民间公益组织的不成熟。这二者应该形成良性的互动与衔接，该角色到位的到位，该规范的规范，在解决弃婴、孤儿等社会问题上缺一不可。当然，如何理性看到这一系列问题，并能付诸行动，扮演好我们每个人应有的角色，也是大火对我们围观者的考验。
在评判这起事件时，我们总习惯与兰考的好干部焦裕禄作对比。我的期望没那么高——我们要学会问心，心如何才能得到安宁。
我期望“声音”能少一点，行动能多一点。
“袁氏孤儿”们等不起。
来源：新民周刊
－－－－－－－－－－－希望好人不再流血又流泪。
－－－－－－－－－－－使用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时辰未到
－－－－－－－－－－－难获“孤儿”身份的弃婴们
本刊记者_范传贵
袁厉害收养的7名弃婴，至死也没能获得一个“孤儿”的身份。
国家民政部近日对外发布称，我国现有失去父母、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61.5万名，其中民政部门儿童福利机构养育的孤儿仅10.9万名。
兰考被烧死的7个孩子，以及袁厉害收养的另外20余名弃婴，不在这10.9万之中，也不在61.5万之中。
2010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孤儿保障工作的意见》出台，被视为中国儿童福利事业进入一个新阶段的里程碑。该意见提出了“建立孤儿基本生活保障制度”、“提高孤儿医疗康复保障水平”、“扶持孤儿成年后就业”等等一系列利好政策，对孤儿保障工作进行了制度安排。
然而这一切的前提是，获得一个孤儿身份。尽管在许多官方法律文书中，孤儿和弃婴都被并列提及，但在具体的操作中，孤儿和弃婴往往被割裂开来。弃婴如果被认定为“孤儿”，即意味着能够获得一本《儿童福利证》，享受国家的儿童福利政策，而未能获得这一身份，则只能在被父母遗弃一次后，再一次被国家的政策遗弃。
袁厉害的孩子们，只是被政策所遗弃儿童中的冰山一角。
未被收养的孩子
1月7日下午4点，在记者面前坐下后，停职前的兰考县民政局社救股股长冯杰开口便说：“我们的工作的确存在一些疏漏。”
冯杰2007年开始进入兰考县民政局社救股工作，这个有4个工作人员的办公室，在2011年以前，分管的唯一工作就是弃婴救助。2011年开始，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孤儿保障工作的意见》，该部门也开始负责孤儿认定这项工作。
冯杰向记者介绍，弃婴的收养，一般要走这样的流程：“有人捡拾到弃婴以后，首先必须向派出所报案，由派出所送到民政局，民政局再出具弃婴身份证明，送往开封市福利院。”
然而多年来，兰考县的弃婴救助工作并非完全如此。袁厉害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称，在兰考，一些小孩被遗弃在医院、卫生院的，医生都会打电话让她抱走；经常早上起来一开门，门口也放着小孩；有人打电话报警，110出警后，发现被遗弃的小孩也会送过来。
袁厉害女婿郭海洋回忆称：“我记得比较准确的是，2012年上半年就有两个弃婴是警察送过来的。”
为什么弃婴不被送到民政局，而都送到袁厉害家？冯杰在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称，造成袁厉害收养弃婴越来越多直至无法控制的真正原因是，兰考没有福利院。那么为什么兰考不修建属于自己的孤儿院？冯杰的回答是，很有必要，但尚不在县城发展的优先考虑计划之列。
本刊记者了解到，兰考县有一个救助站，成立于上世纪50年代，2007年前后搬迁新址，有20余间房子。
这座新的救助站占地3亩，救助站站长聂杰对媒体称投资在七八十万元，目前每年的运营费用是12万元左右。但此前，该救助站业务不包括弃婴收留一项，有人将弃婴送到救助站，他们只好劝说对方将弃婴送到县民政局或开封市福利院。
2011年9月份，该县民政局在救助站建立了弃婴临时救助点。但该救助站两名工作人员向记者透露，到火灾发生以前，他们仅短暂救助过两三名弃婴，后来均送往开封市福利院。这与兰考县官方“2011年设立临时救助点以来，共接收30余名弃婴”说法大相径庭。
兰考县官方称，经过多次努力，民政部门曾将10余名年龄小的孩子接走，其余年龄较大者，跟随袁厉害生活。开封市社会福利院负责人王永喜也公开称：“在我担任院长的5年多中，不下10次劝说袁厉害将孩子送往福利院，还数次邀袁厉害到福利院参观。每次参观完，袁厉害都说福利院的条件好，答应将孩子送来，但一回家就没信了。”
而郭海洋给出的另一种说法是：“我们也送过去开封福利院，但是到那儿，他们就向我们要手续，小孩哪来的，要证明，但这手续根本就没法办，谁都不知道弃婴哪来的。有一些公安局给你开了证明，但是有一些就不给你开了。”
“他胡说！”袁厉害听了王永喜的说法后，第一反应就是激动地反驳：“我当时和他说，我慢慢给你吧，一下子拉走会要了我的命，他也答应，后来拉走了5个小的。”
袁厉害说，后来她自己也给福利院送过孩子，但是有一段时间福利院不好上户口，又不接收了，要求公安局开证明孩子是谁给的，“放在门口的孩子我们怎么知道是谁的？”
至死未被认定为“孤儿”
错过了福利机构的收养，袁厉害的孩子们原本也并不该被完全遗忘。
在2010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孤儿保障工作的意见》出台后，国家民政部、财政部又下发了《关于发放孤儿基本生活费的通知》。
2011年5月，河南省也下发了《河南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孤儿保障工作的意见》。按照该《意见》，河南省孤儿基本生活最低养育标准为：社会散居孤儿每人每月不低于600元，机构养育孤儿每人每月不低于1000元。
河南省民政厅随后也发文，要求加强孤儿指导养育工作。在这份文件中，河南省民政厅对孤儿养育的管理进行了明确的规定。
文件要求，建立“一书一协议一记录”工作机制。其中“一书”内容包括“与社会散居孤儿监护人(单位)签订指导养育协议，对孤儿养育状况进行定期巡查和监督评估，对监护人(单位)进行指导和培训，负责代理孤儿权益的相关事务，协助所属民政部门与相关部门协调，落实孤儿优惠政策”。
“一协议”内容包括“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与社会散居孤儿的监护人或通过儿童福利指导中心与社会散居孤儿的监护人签订指导养育协议，明确监护人监护职责和抚养义务，对监护人领取、使用孤儿基本生活费、提高孤儿养育质量提出要求”。“一记录”则要求各级民政部门要对孤儿养育情况进行定期巡访，建立巡访记录和巡访档案。
如果袁厉害收养的孩子们也被列入这一系列文件照顾范围，意味着其收养弃婴的行为将被纳入管理，孩子们将享受到每人每月不低于600元的基本生活费，并在教育、住房、就业等一系列问题上有所保障。
据袁厉害回忆，20余年来，她一共收养过100余名弃婴，其中被官方登记在册的34名，其中大部分人获得了户籍登记，20人享受了低保。但没有一个人，享受到上述政策所规定的待遇。
兰考县民政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县已经认定的孤残儿童共有595人，其中残疾孤儿4人。这些孤儿，外祖父母养育的472人，其他亲属养育的123人。但“按照省民政厅有关规定，袁厉害等人个人收养的弃婴，不在上述统计之列”。
“这指的是孤儿，或者是父母双亡，或者其他原因，由家人、亲属照顾的，和弃婴不同。”兰考县民政局社救股股长冯杰向记者解释称。
记者搜索发现，就在火灾发生的8天前，12月26日，河南当地媒体还曾对兰考县民政局2012年度工作进行表扬报道。文章中称：“今年以来，按照上级要求，我们认真开展了孤儿身份核查认定工作，共认定孤儿615人，全年共发放孤儿基本生活费258.3万元。”
文章还提到，在2012年5月份河南省民政厅孤儿保障工作检查中，“兰考县的做法得到省厅领导的充分肯定，工作经验也被省厅作为规范管理的典型向全省推广。”
但这所有的成绩和荣誉都与袁厉害家收养的孩子们无关。
“孤儿”身份认定之难
国务院《关于加强孤儿保障工作的意见》规定：“孤儿是指失去父母、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由地方县级以上民政部门依据有关规定和条件认定。”
一名民政系统官员向记者解释，按照这个概念，失去父母应理解为父母双亡，查找不到父母应理解为被遗弃的婴儿。
这与《收养法》中对孤儿的定义并不统一。按《收养法》规定，弃婴指的就是父母双亡的儿童。
2010年，山西榆次农民刘某因收养一名弃婴而被罚款2000元一事，曾引起轰动。当地民政部门负责人对媒体解释称：“由于刘某收养的是弃婴而非孤儿(虽然说弃婴找不到真正的生身父母，但并不能证明其亲生父母已经死亡)，所以弃婴不算孤儿。”
对这一问题，民政部曾下发过一则《关于在办理收养登记中严格区分孤儿与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的通知》，称：“为了严格执行《收养法》，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现就此问题，特做如下通知：我国《收养法》中所称的孤儿是指其父母死亡或人民法院宣告其父母死亡的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
这样的冲突，让各地在孤儿认定的实际操作中陷入模糊。“国家对孤儿的认定这块有一个很明确的规定，但是对弃婴则没有。”开封市民政局社会福利科科长韩付平对本刊记者表示。
2011年，河南省民政厅曾下发过一个《关于做好孤儿身份核查及登记管理工作的通知》，对全省孤儿身份认证工作进行部署。该通知将“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列为可以被认定为孤儿的人群之一。
然而接下来对“社会散居孤儿”的认定程序却极为复杂，包括申请、审核、审批三个环节。仅在申请环节，就要求孤儿监护人提供以下三类证明材料之一：公安部门、民政部门、医疗机构出具的孤儿父母死亡证明，包括户籍注销证明、火化证明、病故证明；人民法院出具的孤儿父母宣告死亡判决书原件或加盖法院公章的复印件；人民法院出具的孤儿父母宣告失踪判决书原件或加盖法院公章的复印件。
这样的规定似乎又将找不到父母的“弃婴”排除在外。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副司长徐建中对此现象也有所注意，在一次关于孤儿生活保障的会议上，他表示：“按照政策要求，审核认定孤儿身份时申请人要出具孤儿父母死亡证明或人民法院宣告孤儿父母死亡或者失踪证明，在实际工作中， 大部分地区尤其是山区、牧区和少数民族地区， 农村孤儿父母失踪或一方死亡一方远走他乡杳无音信后， 孤儿实际监护人举证困难， 得不到法院的证明文件且该类诉讼要产生约千元的费用， 监护人不愿意承担或者无力承担，从而造成相应证明材料出具难， 直接制约了孤儿身份认定。”
徐建中对于这一困境下的工作开展提出要求，县以下基层民政部门， 要加强与公安、法院等相关部门协调， 创造条件为每个孤儿办理相应手续， 既要做到审核把关严格， 维护政策严肃性；又要做到应保尽保， 确保每个孤儿享受到国家的保障政策。
但基层民政部门并不能完全做到。以兰考县民政局为例，在能够给袁厉害收养的孤儿办理户籍登记、低保等情况下，并未将他们登记为孤儿。
“非法收养”如何管理
兰考县副县长吴长胜在早期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如果从法律角度说，根据1991年出台、1998年修改的《收养法》的有关规定，收养弃婴和儿童，需要具备4个条件：一是无子女，二是具备抚养能力，三是未患有在医学上认为不应当收养子女的疾病，四是年满30周岁，而且必须在县级以上民政部门登记。
吴长胜称，1966年出生的袁厉害育有二男一女，且均已成家独立生活，从法律的角度说，袁厉害不完全具备收养条件。民政部门考虑到国家政策的有关规定，也采取了一些积极有效的措施，对其讲政策、讲条件，想方设法将其收养的弃婴疏导到正规的福利机构抚养。几年来，县民政部门先后将其10名收养的弃婴送到开封市社会福利院。尽管如此，其收养的弃婴数量还是远远超出了法律规定的条件。
而兰考县民政局局长杨佩民在接受采访时，表达则更加直接：“按照收养法的规定，袁厉害不具备收养资格，没有能力没有条件收养弃婴，也没有相关手续，属于违法收养。”
“违法收养”说法一出，即引来质疑重重。后兰考县民政局党委副书记李美姣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改口称，此前对袁厉害“非法收养”的说法不够准确，应称其为“私自收养”。
然而，即便是私自收养一说，郭海洋也并不认同。“政府也承认了他们默许了我妈妈的行为，作为一个不作为的政府部门，去指责一个人的爱心之举，本来这事是你管的，现在人家给你管了，出了事情以后你又出来指责人家，说你这事不能管，你脸红不脸红？”
事实上，我们无法否认“非法收养” 的客观存在。
在2011年河南省进行的孤儿身份核查及登记管理工作中，袁厉害的孩子们，被排除在核查范围之外。
韩付平告诉记者，按照通知，该次核查的范围为：包括城市、农村散居的孤儿和民政部门兴办或民政部门认定的福利机构养育的孤儿，非民政部门认定的民间组织和个人收养或抚养的孤儿不属于本次核查范围。
“就是因为这一条，所以我们没有给袁厉害收养的孩子做登记。” 韩付平说道。
而一旦错过孤儿认定，私人弃婴收养就陷入完全无身份、无监管、无扶持的“非法”状态之下。国家福利院早期的一项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儿童福利院每年平均供养水平在1.5万名左右。按照这样的供养水平，社会上约有至少1/3的孤儿不能得到有效的救助。
曾任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现为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的王振耀对此深表愤慨。他向媒体表示，由于一些残疾儿童的父母无法将孩子送到福利院，导致大量孤残儿童流落社会，由于领养孤儿也执行严格的户籍登记制度，许多拿不出父母死亡证明的孩子无法得到合法领养。
开封市市委书记祁金立对此的态度是，如果政府默许了这类非法收养的存在，那么对它包括消防等方面都应该有一些监管。“而当地只是把它作为一个普通家庭了，平时像对幼儿园、福利院等类似场所的检查，并没有对它进行。”祁金立在接受本刊记者独家专访时坦言，“它实际上是个漏洞，形成问题，确实是政府对法律的认识不到位，管理不规范，也是个工作的缺失。”
而在全国层面，民政部门也只是对合法收养送养进行登记管理，没有一个专职部门依据有关条例对不合法的收养进行管理，产生了很多遗留问题。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近日公开表示，兰考事件表明我国儿童救助保护体系还不尽完善：有些法规需要修订，如公民收养条件过高；相关法规宣传普及不够；孤儿、弃婴的发现、报案、移送的网络体系不够健全；多数县(市、区)没有专门的儿童社会福利机构等。
王振耀对此的呼吁是：“我国儿童福利无法律保障、无专职机构、无基本设施的状况该结束了。美国1910年就召开了白宫儿童会议确立了儿童福利的政策方向，泰国和印度、巴西的所有儿童都享受免费午餐，我们什么时候能够赶上这些发展中国家呢？”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袁林在2010年曾撰写《关于加强孤残儿童救助和权利保护的立法建议》、《关于加大孤残儿童救助财政投入的建议》两份提案，作为民革中央2010年全国两会集体提案提交全国政协，最后推动了《关于加强孤儿保障工作的意见》的出台。
然而，袁林认为，我国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法规及相应的政策措施缺乏对孤、残儿童这一特殊群体的应有关照，没有针对性。袁林称，她更加希望得到的结果是，建立起一套专门保护孤残儿童权利的法律法规体系。
来源：法制与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