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教授
1693年，当西方传教士用“金鸡纳树皮粉”给康熙帝治好“
疟疾”时，在此之前皇上不是不给御医们机会，而是御医们在皇上龙体欠安、“打摆子”的时候束手无策，表现甚差。“伤于暑，秋为痎疟”的古训没用了，治少阳病“寒热往来”的“小
柴胡汤”也不能主之。没了“阴阳五行”的说教，也没那“八纲辨证”的繁杂，更无所谓“三部九候”，单边手两百一十六种脉象，左右双手四百三十二种脉象之虚玄，只剩下“有是症用是药”的简单明了。不管是恶性疟、间日疟或三日疟都是小小的疟原虫在作怪，只是御医们不知道。只好将“御医”的位子让给了洋人，洋人做了中国皇帝的“御医”。
有人说，只要皇上患的不是“恶性疟”，御医们还是大有机会的，都怪他们没有把握好时机。“体若燔炭，汗出而散”，广西龙州地区的庶民百姓还知道用“赶鸡鬼”的土办法来治疗“打摆子”呢！只是汗出之后，“烧”虽暂时可退，“疟疾”却不能断根。可惜康熙帝到底患的是什么“疟”？如今已无法考证。也有人说，康熙爷倘使病在今日就好了，咱有唯一自主知识产权的“
青蒿素”，再也不会受洋人那鸟气！可此之“
青蒿素”已非彼之“青蒿”也。而WHO已经发现，“青蒿素”用于抗疟容易导致疟原虫的耐药性，目前已被禁止单方使用。殊不知，如今英国葛兰素史克公司正在非洲进行最大规模的“疟疾疫苗”临床实验了！
无独有偶，240年之后、76年前的1934年9月，红军长征前夕，毛泽东在于都突然病倒。他烧至41度，三日不吃不饮，
头痛腹胀，
咳嗽不止。当时的红军医院院长西医师傅连璋先生接到通知后，立即骑骡出发，日夜兼程，从瑞金赶到于都。经他仔细检查后，确诊为“恶性疟疾”。于是，吃
奎宁片，注射
咖啡因，经过精心护理之后，大病痊愈的毛泽东便迈开了万里长征第一步，最终赢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所以有人后来调侃不无道理：挽救中国革命的可是“西医傅连璋”、“奎宁片”、“
咖啡因”，而不是中医、中药或其他什么的哦！
现代医学是实实在在的科学学问，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一切都得看效果，而科学医学的效果不凭口说，是需要“验证”和“实证”的。效果就是实力，就是位置。中医如今在整个医疗卫生事业中所占的位置到底如何？倒是我们应当去认真考虑考虑的了。
从历史上看，在西方医学尚未进入中国时，中医占主要位置，是主流医学。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保障了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但不得不承认这种保障是低水平的，这是因为在全国人民靠中医活命的時候，人均寿命很低而病死率却很髙。直到解放初期人均寿命也仅35岁左右，还不到如今人均寿命的一半。当然，人的寿命与生活水准、精良的医疗技术，以及身体先天的遗传素质等等，都是有着相互影响密不可分的关系。
随着西方医学逐渐进入，西方医学在科学技术的指导下从以生物医学为基础的近代医学发展成了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现代医学。就像中国传统的土枪土炮抵挡不住西方的“船坚炮利”一样，自从西方的“船坚炮利”破了中国的“龙门阵”以后，中医在与西医的较量中逐渐败下阵来。西医在中国逐渐取代了传统中医，占了主要位置，成为了主流医学。西医在疾病的治疗上虽然尚未尽人意，但诊断上还是可以逐步明确的，而中医却逐渐变成了次要了，这就是当今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现状。
如今到中医门诊就诊的病人可以说85%以上都会说西医诊断我是什么什么病，现在正在服用什么什么药；或者说西医说我没病，没什么药可用；或者说是西医没法子叫我找中医看看兴许有些办法。我想试试，食些中药调理调理，补一补，清一清什么的。而在中医医院病房住院的病人也都是以现代医学诊治为主，实际上中医只不过是点缀陪衬而已，是“西医治病，中医收功”！
据《中国青年报》2006年10月30日的问卷调查显示，全国接受纯中医诊疗的人数只占就诊人数的3%。记得当年听重庆中医研究所所长黄星垣教授讲课时，先生曾悲叹中医只剩下“病毒”这一块阵地了！近年来，又退到了“养生”“治未病”，“按摩”“洗脚沐足”的地步，实属中医之无奈！也是为中医“正本清源”，还了其“本来面目”。
心理医师周正说，WHO认为现代医疗技术只能治疗8%的疾病，此话当真？可一直没法查个出处佐证。最近，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专栏节目中，当代著名中医、中国中医科学院资深研究员、曾任中央保健局高级顾问的陆广莘教授也说，“人类健康长寿的影响因素中，现代医疗占多少，只有8％，比六分之一还少，六分之一是16.6％，它只有8％”。我估摸这陆教授所言也可能是由此而来，时下的专家、教授们所论所说，不可不信，也不能全信哦！但只稍看看每年卫生部“年报”中所公布的具体数据，就不会相信此话。如果确有其事，我琢磨也是指“病种”而言並非病人，可千万别小看这8%的“病种”，这些疾病可是人类发病率最髙的多发病、常见病。尤其是感染性和创伤性的疾病，其患病人数绝对是最多的，而非仅占8%而已。
应该说，以生物医学为基础的近代医学和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现代医学在治疗所谓8%病种的疾病中功不可抹！其功可归纳有三：一是预防疫苗注射，许多传染病得到了控制，如流感，
麻疹，
天花，脑炎，
脊髓灰质炎……；二是抗生素的发现，许多急性炎症性疾病、外伤感染的死亡率大大降低；三是外科手术治疗的开展，抢救了不少频临死亡的急危重症病人。许多昔日束手无策的疾病，如今有了预防、治愈和缓解的方法。
如果这8%的数字真是WHO所说，则WHO也告诉了人们，还有大约92%病种的疾病是不用治或治不了的。
其实，人类大约有60-70%的疾病是可以自愈的，即疾病本身的自限性。这是因为首先人类具有大自然赐予的抗病力，即已为现代医学所证明的人体免疫功能与修复功能。其次人体还具有自我生理、心理调节功能，由于人是有语言和思维的能力，因此这种调节很容易被暗示，相当多的患者无器质性疾病，但感到身体不适和痛苦，暗示疗法则是治疗功能性疾病最普通最常用的方法。也许这才是中华民族赖以繁衍生息的生物学原因，否则也就无法说明世界上没有中医中药的其他民族和地域何以得到繁衍生存和保留下来了！
刘易斯·托马斯在他的书中曾说到：“……到十九世纪初叶，医学界有些先进人物认识到当时所有的那些治疗措施实际上大都没有效用；有少数勇敢的医生提出，几乎大多数的治疗措施实际上造成的伤害多于起到的好处。此时，还有一个惊人的发现，就是一些疾病会‘不治自愈’，而且可以说有它自己的‘自然过程’。今天我们很难体会这个发现的重要意义和它对医疗实践的影响。自古以来医学就有根深的习惯概念，认为什么都需要用点什么处理一下；大家都认为每一种疾病都必须给予治疗，否则病人就会死亡”。他还说到：“1896年哈fo的克拉克教授……论及他认为过去五十年来医学科学中重大的成就，其中就包括通过研究证明了
伤寒和班疹伤寒的病人可以不治自行痊愈，而且比用当时流行的一些罨剂、重金属或希奇古怪的草药去治疗还要好许多。……。此外，这时开始出现了一种新型但不那么雄心勃勃、光彩夺目的治疗方法，即所谓‘支持疗法’。它大部分是些普普通通的常识：仔细护理，适当的卧床休息，适当的饮食，而不使用时兴的灵丹妙药。并且要在一定程度上相信自然力量到时候会使情况有个使人滿意的结局。……”。
人类在与自身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往往会犯“唯武器论”的错误，只注重药物，而忘了调动病人的积极性，争取病人的配合，忘了希玻克拉底的教导：“医生神圣的天职在于唤醒患者的自愈力”，“人类最好的医生是人的本能……”。更忘了致病因素也是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忘了环境、致病原因、病人、医生、医疗技术水平和药物之间的互动。一名优秀的医师不仅在于其能创造“药到病除”、“妙手回春”的奇迹，更在于其能否判断疾病的目前尚“不能治愈”或“不治自愈”。“不治自愈”，这也许就是人们常说的：“鸡叫天也亮，鸡不叫天也亮”的事实所在。
著名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曾就中医的疗效问题说过：“夫医者以愈为职，不贵其明于理，而贵其施于事也；不贵其言有物，而贵其治有效也。苟治之有效，无异于得鱼
兔，安问其筌与蹄为？”这种但求捕得鱼兔不问捕捉工具的实用主义态度，与当今某些人所强调的对疾病的治疗只要有疗效就没必要问其理论是否合理的看法是一致的，真不知道他们是否懂得疾病还有“不治自愈”的道理，了解疾病的自限性、自愈性和自缓性乃至周期性等等。
如果按WHO所给的百分数计算，则人类的疾病至少有8%的病种是现代医疗技术可治的，随着现代医疗技术水平的进步和提髙这个数字还会提髙。有60-70%的疾病是完全可以自限、自愈和自缓的。剩下的还有22-32%的疾病是目前现代医疗技术尚无法治愈的，即使是在这些疾病中，由于病人个体的差异，也有一定比率的病人是可以自愈的，还有一定比率的病人通过综合性、特殊性、辅助性的积极干预和治疗，采用姑息疗法，甚至临终关怀，会使病人的病情得到缓解，生活品质改善，生存期延长，生命得以延续。
刘易斯·托马斯在他的书中还说到：“霍姆斯博士有句名言，说想长寿最要紧的是要患一种慢性难治的病，同時要好好地进行保养。即使在霍姆斯身后150年的今天，这个说法还是很有道理，……”。霍姆斯是一位美国著名的医学博士，他没有学过什么辩证法，但他这话说得是多么辩证、多么具有哲理啊！
相信随着现代医疗技术水平的进步和人们自我保健意识的提髙这类目前尚无法治愈的疾病的比率还会逐步降低。
除现代医学可治的8%疾病之外，还有60%-70%完全可以自愈的疾病和22%-32%目前尚不能治愈的疾病，加起来总共有92%的疾病是需要人们共同去作“人文关怀”。为医者，总不能轻言放弃吧。得给患者点智慧玄妙的精神安慰和鼓励，指点迷津，开点简单实用的灵丹妙药，补点“精、气、神”，使之树立起战胜疾病的信心。何况大多数人由于对疾病的“焦虑”，对死亡的“恐惧”，只要能治得好病，救得了命，能行、管用，谁不想试一试，搏一搏。这天底下最弥足珍贵的可是人的生命，有道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哦！
记得青岛医学院周惠民教授在其翻译完刘易斯·托马斯的《最年青的科学——观察医学的札记》一书之后，曾写下《〈最年青的科学〉读译后的感想》一文。他在文中说道，巫婆的香灰或咒语为什么能够治病？因为很多〔也许是大多数的〕病是靠着病人机体内的自我抵抗能力、修复能力自己痊愈的。加不加上香灰和咒语并无太大关系。巫婆的表演有可能会增强病人抗病的信心。所以如果不由于只相信巫婆，而不首先寻找科学的帮助，耽误了及时、正确的治疗，那么加上点香灰和符咒是无关紧要的。如有损失，损失可能也只限于金钱和时间。所以我们将这种治疗的效果称为“安慰剂”〔即不是有具体特殊的治疗方式，如“咒语”和“药物”，例如香灰〕的疗效。一般人都会低估安慰剂的疗效。而真正的医药卫生工作者知道它的疗效是大于60%到70%的。巫婆和江湖术士也在冥冥中知道他们的灵丹和法术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有疗效的,否则他们也就没有那么大胆，也就骗不了那么多人和钱。
安徽医科大学流行病学与社会医学教授祖述宪先生也在其《为什么无效的药物治疗会被认为有效?》一文中分析说道，把无效的治疗误认为有效，不仅在大众中非常普遍，而且很多医生也常如此。造成这种疗效假象有许多原因，主要由于疾病的自愈或自发缓解、药物和治疗的安慰效应、缺乏严格的评价疗效标准以及诊断不确实，以及把良性疾病误诊为严重或恶性疾病所造成的。对传统医疗的信仰也是原因之一。因此，对任何药物或医疗的效果必须进行严格的随机对照临床试验，并且得到同行的检验和公认。
说句不太中听的话，连“巫婆神汉”和“江湖术士”都敢做敢为的事，受过高等中医教育並略知点现代医学知识的人们为何不能比他们做得更好些呢！何况，还有一定的误诊率可利用。当下，即便是在现代医学科学技术最发达的国家也有20%左右的误诊率，在我们国家这一百分数可能会更高一些。
有需求就有市场，有市场就有竞争。有92%疾病的市场份额，又何愁位置呢！
以生物医学为基础的近代医学究其历史也就一百五十余年，从近代医学发展到现代医学也还不到百年。1933年刘易斯·托马斯还是一位医学生，1983年他在他的书中回忆说：“在这些医院〔指1933年当时哈fo大学的几所著名的医院〕的病房里我们逐渐明白了：我们对真正有用的东西了解甚少；我们虽然繁忙地对疾病进行分析，但无法改变它们大多数的进程，表面上看来很有学问的医学专业，实际上却是个十分无知的行当”。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由于其他科学技术发展对医学的推动，尤其是显微镜的开发使得医生对患病原因、感染结果及治疗方法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医学才逐渐开始成为了一门科学。当1937年磺胺药临床应用产生奇迹时才是医学革命的开始，其后
青霉素、
链霉素等药物相继问世，才真正改变了医疗的面貌。
所以刘易斯·托马斯认为医学是所有科学中“最年轻的科学”。正因为它年轻，所以还不能尽善尽美，尚未能治愈的疾病不少，药物的毒副作用、不良反应也较多，因此还需要不断地探索和研究，且将永无止境；也正因为它年轻，所以前途无量，在新世纪中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现代医学在现代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带动下必将突飞猛进。
但是，无论医学怎样发达，人的疾病、衰老和死亡都是注定不可避免的，不治之症永远都会存在。只要现代医学还不能完全征服人类所有的疾病痛苦，中医还是有所作为的！国外的“替补医学”、“补充医学”、“另类医学”、“顺势医学”、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传统医学”的存在，也许就是这个道理吧。
我的一位同学曾经十分吊诡地跟我说道，“王兄，其实中医就是根据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释、道’三家所演绎出来的美丽传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医学’，专治一切‘不治之症’、‘疑难杂症’，彰显‘人文关怀’”！此乃髙人，一语道来，真可谓：“知其要者，一言而终，不知其要，流散无穷”。
如此观来，人类与自身疾病的斗争发展到今天，大抵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对疾病的科学诊断和治疗；二是对病人的“人文关怀”。前者是由现代医学来完成，后者是由现代医学和各民族、各地域的传统医学来共同完成。要摆正传统中医的位置，既不能髙估，也不能低砭，既不要好髙务远，也不要妄自菲薄，要洽如其份，实事求是。
只要你做得好，善待生命，并得到病人及其家属的认可和欢迎，就每一位个案病人及其家人而言，还有什么主、次之分呢？做得不好，主会变次；做得好，次也会变主。这大概就是辩证法也是市场经济的规律吧！何况人们都知道人类的生、老、病、死是无法回避和抗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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