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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讨论:30年国医大师“折损”九成 中医教育,郁结难疏

  制图:蔡华伟

  从“猪蹄治病”到“打通任督二脉”,前不久的甘肃“中医复兴运动”将中医置于舆论漩涡之中,争议四起,浮沉不定。然而,抛开热闹不提,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伏羲制九针、岐黄论医道的中医,如今已举步维艰。其显著表现为,中西医的“剪刀差”越张越大,每年中医师的增长人数还不到西医的零头,更甚者,作为中医的领军人物,著名中医的人数从上世纪80年代的5000余名骤减至现在的不足500名。
  在不少专家、名医看来,中医的脱困与复兴,全系教育。可目前学院制的西化教育,被九旬高龄的国医大师邓铁涛指为一只“病鸡”,“病鸡如何能生出健康的鸡蛋?中医教育就是这只母鸡,不中不西,怎能培养出纯正的中医接班人呢?”为此,本版推出“望诊中医教育”系列报道,以期把脉国医未来。
  现实·寒
  中医增长人数不及西医1/12,报考博士居然写不出方剂
  2007年毕业于江苏某中医类大学中医学专业的小武,早早就转了行当,现在司法系统工作。那一年,同班50多人毕业,只有一半从事了医疗行业,而选择中医为业的不过寥寥五六人。
  “据我所知,以后几届毕业的学弟学妹们,在中医行业就职的比例就更低了。”小武毫不掩饰中医学生“两头受堵”的就业困境,“西医医院基本不招中医学生,但是中医招聘也不以中医学生为主,这叫我们上哪儿工作去?”据了解,小武班上不少同学本科毕业后就去读了西医研究生、做了西医医生,还有一些同学干脆改行。从2002年至2010年,中医执业(助理)医师数增加了42253人,这个增幅,还不到西医的1/12。
  当然,小武的经历并不能代表全局。依据浙江中医药大学的统计,近两年,该校毕业生在中医类单位工作的比重超过了70%。
  “数字或许不能简单同质量挂钩。”一个六七十人的本科班,能培养出三五个优秀人才,重庆医科大学中医药学院中医临床教研室主任尹涛就已“十分欣慰”了。在他看来,很多中医专业的毕业生,还远远达不到“出师”水准。
  对于西医而言,有了基础知识,采取现代医学仪器等辅助诊疗手段,就能够对疾病有一个较为清晰的判断,并采取相应治疗。而中医学习,无论是辨症还是开方,都需要大量的临床实践才能掌握。“目前的院校教育中,中医的临床实习和西医一样,从大四开始。这样的经验值对于中医而言显然是不够的。”尹涛坦言。
  “小本”中难出将军,即便是戴上博士的帽子,情况的改观也不是太多。
  一位中医急症科主任招收博士研究生,要求写出10个方剂,很多考生居然写不出来。这样的怪事,烟建华教授并不少见。作为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基础理论学科带头人,他发现不少博士生、博士后在开题、论文答辩和课题评价过程中,制订的研究方案和事实存在许多概念错误。
  没有扎实的基本功,自然难以树立起临床的高度,不少学艺未精的学生基本把中医开方等同于“银翘散”——出手就是加减“银翘散”。因为在中医药大学方剂学教的首先是银翘散,也必考银翘散,一上临床,脑子里也只有“银翘散”。
  教学·虚
  教材编写脱离临床,中医课程压缩严重、成“可有可无附属品”
  有人说,中医教育“病”了。最大的病症,也是专家们提及最多的,就是“脱节”。不管是教材编写还是课程设置,都与中医最看重的临床渐行渐远。
  “编教材的老师是不是临床出身十分关键。”广东省中医院副院长杨志敏指出,有些教材只是简单地将单一病症下的症状罗列出来,完全忽视了现实诊疗的复杂性,结果学生到了临床一看,症状大相径庭。
  编来抄去,是中医教材的又一隐疾,往往只介绍各家源流,却缺乏对各家学派的临床经验和有效案例的集纳、整理。“十八般武艺往那里一放,却不教人怎么用。”原广东省中医院院长吕玉波这样比喻。多重流派的简单堆砌,非但不能增加学生的视野,反而会适得其反、徒增干扰。“领悟中医的原理本来就已经很难,更何况教材上的流派众多,也不知道该信谁的。”谈起学习感受,重庆医科大学07级中医专业的湛杰莉有些无所适从。
  “编一个规划教材相当于一个国家级的项目,人人都去争着编撰、抢着署名,质量和效果自然被搁到了其次。”教材质量的波动,在烟建华看来,更与中医高等教育的行政化和官僚化不无关系,“教师拿不到课题,就无法晋升,这样的教学评价体系让不少固守中医传统的教师都难以独善其身。”
  “教材必须改,必须紧贴临床,要多花些时间编写,才能经得起临床实践检验。”两个“必须”,道出了已故国医大师任继学对于中医教材的忧虑。
  如果说教材编写问题还属于“院内起火”,那么在课程设置和培养方式上,中医需要面对的是西医的冲击。
  中医专家指出,中医学院的中医课程不断被其他课程挤压,中西医的课程比例从最初的8∶2,下滑至现在的6∶4。加上各种评价体系和用人标准依照西医坐标设置,导致在60%的中医“疆域”中,真正“国产”的课程最多只有四成。“中医成了可有可无的附属品。”一些专家给出这样悲凉的结论。
  另外,在培养模式上,中医类研究生培养按照西制实行分类指导,有“科学学位”与“专业学位”之分。“科学学位”培养中医科研人才,“临床医学专业学位”才是培养中医临床医生。
  “中医教学和临床脱离,搞基础的就单纯钻典籍,搞临床就去做动物实验,这样是培养不出中医人才的。”吕玉波坦言,将基础研究和临床诊疗割裂,把中医按照现代医学的模式人为分割,这无疑是犯了中医重整体、讲系统的大忌。
  原本期望互取所长的中西医结合,结果却让西医模糊了中医的核心。中医专家担心,在西医的包围之下,中医变得“不中不西”,变味的中医达不到好的疗效,没有疗效说话自然就得不到社会的认可——这种螺旋衰退的怪圈,让中医的前景变得有些堪忧。
  环境·郁
  “耶稣管和尚”的医院模式让中医难有沃土,回归师承却遭体制难题
  讨论中医复兴,许多人更关注的是“种子”问题,如何打造合适的教育模式,如何培养优秀的后继人才。
  然而,一个更加严峻的现实是,土壤是否合适。“种子要优良,土壤更要肥沃。”年过九旬的国医大师颜德馨对于综合性医院“耶稣管和尚”的模式颇为不满,在西医学术观点的统治下,中医显然是很难拨开云雾见青天的。
  要找到这样一片纯粹的土壤,在现在已经很难了。
  据媒体报道,数年前,一家中医医院来了一位危重病人。经诊断,病人患了心肌梗塞和脑血栓。值班大夫们赶紧采用西医抢救手段。此时,一位上级大夫路过,见状,要求值班大夫改用内关穴扎针的办法。值班大夫只能照做。可当上级大夫一走,值班大夫就立刻拔下病人内关穴的针,重新改回原来的西医抢救手段。他们一边抢救病人,一边埋怨那位上级大夫添乱。
  西医的强势,并不仅仅局限于教育领域,“就连医院,普遍也是按照现代医学来设置的。纯粹的中医生,如果不会管病房、不懂化验单、接不了急症,一般的医院不会接收,自身的生存都无法保障,又何谈去发展中医?”浙江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院长柴可夫认为,从上游教育到下游医院,西医的影响无处不在,甚至具有压倒性优势。
  于是,中医教育试图闯出一条“最中国”的突围之路,回复到师傅带徒弟的师承教育。这样的培养模式,尽管能带出不少好手,但是因为没有院校受教的经历,无法参加医师资格考试,即便能够参加,近一半的西医考试内容也会让这些按传统模式培养的学生茫然无措。制度,让师承陷入尴尬,谋得妙手,却无出路。
  疗效决定中医的未来,而能否发挥疗效则要视乎人才质量。但是,人才培养的坎,中医迈得并不轻松。“如果这条路走不通,那么中医就只能关在博物馆了。”吕玉波感叹。 (邓圩、刘成友、江南、张文、姚雪青、杨旭、梁晨报道)

(来源:人民日报)


-----------十面埋伏,路在何方?

不要只把希望寄托在“体制”的改变上,虽然这是根本问题问题之一,但这个改变何其漫长遥远。我们尽可能多的影响周边的人群,普及中医,让其了解中医,用效果让其相信中医。至少不要再让其把中医的“肝”等同于西医的“肝”,至少让其知道、感受到中医在治疗“感冒”可以更快、更节约时间、金钱,更不会有后面一系列的不良影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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