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的传统与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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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广莘等
（转自《读书》2005年第9期)
汪晖：非常欢迎各位专家来《读书》参加“中医药的传统与出路”的讨论。《读书》过去发表过一些中医药方面的文章，讨论过农村医疗保健的问题，也刊登过从历史学和人类学角度研究中医的文章。今天有这么多中医领域的专家来参加讨论，是一个非常好的讨论机会。
陆广莘：今天的题目出得非常好，因为存在着对中医药传统重新认识的问题。中医药的传统是什么？老实说，百年来它是被阉割和扭曲了的。举个例子。梁启超提的问题是，中医尽管能够治好病，却没有人能够说明中医之所以能够治好病的道理。陈独秀的回答是，因为中国的医学不知道科学，所以回答不了这个道理。一直有人说，中医一不了解人体的构造，二不从事药性的分析，细菌和病毒的传染更没有听说过。这当然有一定道理，但能不能说这三个问题解决了，就能够说明中医愈病之理？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接下来是胡适的问题，他说，西医能说清楚病人得了什么病，虽然治不好，但西医是科学的；中医虽然能治好病，就是因为说不清楚得的是什么病，所以中医不科学。这就开创了指责中医不科学、中医是伪科学的历史。也正因此，中医界一直在努力证明自己是科学的，解放后中医研究的重要任务就是要用现代科学方法来说明中医的道理。然而多年来，成效甚微。我认为，中医的传统还要重新认识。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就谈不上出路。
中医药的传统是什么，我想大概有这么几条。首先，中医的传统不是疾病医学。第二，中医不是物质科学。第三，不是认识论上的知识论。中医的问题从一开始就和胡适的不一样，中医关心的是从哪里寻找健康的钥匙。同样的“治病必求于本”这几个字，在余云岫眼里看，着眼点在于对象性思维的“病”，问的是“病从何来”；而中医提这个问题时重点在意向性思维的“治”上，问的是“治向何去”。“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东西方对“本”有不同的理解和追求。西方是指物质现象背后的本质原因，对本质的认识，是知识论，是科学。是什么科学观呢？是物质世界范围内的认识论知识论的科学观。文艺复兴五百年来，它取得了巨大成就。而五千年前的中医不是这样提问题的。它首先提什么是“利”，什么是“害”，什么是“药”，什么是“毒”，强调识别“利害药毒”的能力和取舍标准。第二，两千五百年前就提出医师的责任是“聚毒药以供医事”，是把“毒”转化为“药”，把“害”转化为“利”，帮助人们养生、保健、治病。第三，医学与医生有三等，上医医未病之病，对象是生命、是养生；中医医欲病之病，对象是“健”，任务是保健；下医医已病之病，对象是病。我们的误区就在这个地方。一百年来，我们中医就努力地去走这最后的一条路。教科书上讲要“辨证求本”，求什么本呢？求疾病的本质。SARS治好了，但中医治SARS不是抗病毒，也就是治病毒性疾病不抗病毒，但能治好。治糖尿病不降血糖，治高血压不降血压，这样的治疗有效，难道这本身不就是个重大的科学问题吗？
现代医学的科学化过程中要求的是对靶点的直接对抗，都是对生命现象的抑制和阻断，广义地说，都是“抗生”的，而我们在理论上又要求“卫生”和“养生”，这是矛盾的。中医的优势和学术本质，第一是“人”，第二是“生”。“生”是中国文化中的价值观，认为人们应该“赞天地之化育”，追求的目标是“天人合德”，也就是“你活我也活”，人要活，细菌病毒也要让它活，这就是生态，就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与万物浮沉于生长之门”。气度要有这么大。只有有了这么大的气度，才能把周围环境中的因素转化为有利于“生”的因素。所以，中医学的传统起码要回到《汉书·艺文志》，即“方技者，皆生生之具”。所以中医药是为人类的生命的健康、发展、进化服务的方法、技术、工具。你非要扭转它，就变成两码事了。我的老师一九五九年临终前就说过：“欲求融合，必先求我之卓然自立。”展开来说，就是欲求融合现代科学技术的成就，必先求中医学自我的卓然自立。
朱清时：我是从事源于西方的自然科学研究的，在谈到中医的时候，可能和传统说法的角度不大一样。我想说两层意思。第一，中医有很精粹的科学内涵，这一点不要说在半个世纪以前，即使在二十多年前，全世界的科学界还不能理解，因为条件还未成熟。从七十年代末普里高津得了诺贝尔化学奖之后，国际学术界才开始重视复杂性体系。人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体系，如果沿用传统的线性的办法，的确不太容易理解中医。但另一个方面，目前的中医还处在古朴的状态，没有经过类似西方文艺复兴的那种科学革命，因此，中医还必须尽快和现代科学的方法结合起来，才能够进一步发展。
先谈中医有精粹的科学内涵。最近这几年，有很多关于中医的讨论，但都忘记了李约瑟。其实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上已经用西方科学的观点对中医的阴阳五行学说做了阐述，我接受他的观点。中医有经络学说和脏腑学说，它们的核心是阴阳五行学说。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医渐渐西化，我想重要原因之一是大家都不能理解阴阳五行学说，于是认为它是垃圾、糟粕，应该抛弃。抛弃了中医的这个内核来学中医，学到的已不是中医，而是中医中一些可以为西医所用的药物和疗法。
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第十三章C部分讲了中国的阴阳家、五行学说的起源和发展，他说：“五行的概念，倒不是一系列五种物质的概念，而是五种基本过程的概念。中国人的思想在这里独特地避开了本体面。”所以五行其实是五种基本的过程、是关系、是五种形态。他又说，“五行理论乃是对具体事物的基本性质做出初步分类的一种努力，所谓性质，就是说只有在它们起变化时才能显示出来，因此，人们常常指出，element这个词从来不能充分表达‘行’这个意思。”但是，李约瑟也并没有完全肯定五行学说，他最后还说，“五行或阴阳体系看起来并不是完全不科学的，……(但)惟一毛病是它流传得太久了。在公元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五行学说是十分先进的东西；到了十一世纪的时候，还勉强可说是先进的东西；到了十八世纪就变得荒唐了。这个问题可以再一次回到这样一个事实，欧洲经过一场文艺复兴、一场宗教革命，同时伴随了巨大的经济变化，而中国却没有。”这些话很深刻。下面我简单谈谈中医精粹的科学内涵。
从普里高津的复杂性理论来看，中国传统文化是最适合用来分析复杂性体系的了。普里高津在他的书中写道：
这个异乎寻常的发展（指现代科学的一些新进展)带来了西方科学的基本概念和中国古典的自然观的更紧密的结合。正如李约瑟在本世纪内论述中国科学和文明的基本著作中经常强调的，经典的西方科学和中国的自然观长期以来是格格不入的。西方科学向来强调实体（如原子、分子、基本粒子、生物分子等)，而中国的自然观则以“关系”为基础，因而是以关于物理世界的更为“有组织的”观点为基础。
这个差别在今天，即使和几年前的想法相比，其重要性也显得小得多了。
我相信我们已经走向一个新的综合，一个新的归纳，它将把强调实验及定量表述的西方传统和以“自发的自组织世界”这一观点为中心的中国传统结合起来。（伊·普里高津:《从存在到演化》，3页)
我很赞同普里高津的这个观点，中医的基本特点正是重视人体各种器官和功能之间的关系，而不重视这些器官和功能的实体是什么，西医正相反。这点对理解中医非常重要。但只说中医是总体观、西医是还原论是不准确的，中医以总体观为中心，也有五脏六腑等类似还原论的东西；西医以还原论为主，也力求能从总体上把握人体。从关系入手研究人体这个复杂体系正是中医的精粹科学内涵。
最后再谈谈中医不足的地方。《参考消息》二○○五年五月十七日第七版报道，英国科学家研究证明针灸确实有效，它可以触发实际控制疼痛的脑部运动。七十年代及以后，在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针灸研究，取得了很多成果，也有许多学术著作，但国际学术界都不承认。为什么这次英国科学家的实验结果一出来就得到了广泛的承认？我想这则报道应该对我们有所触动。
他们是怎样做的呢？实验测试针灸对骨关节炎的病人是否有实际效果。病人分成三组，第一组病人用粗针，并被告知针头不会扎到皮肤里面去；第二组也使用不扎入皮肤的粗针头，但让病人完全相信已经扎进去了；第三组是正常的针灸。然后用磁共振看脑部的反应，发现第三组病人脑部有明显变化。这个结果是可以被科学界接受的，因为它排除了心理和其他干扰因素。这样做实验是在欧洲文艺复兴时代那场科学革命中产生的寻找真理的严格方法，是现代科学的基本方法。最后一句话：中医要发展，只有一条路，即一定要保持它真正的实质性的精粹的东西，要用现代科学的方法论进行研究。
曹东义：我近几年研究了中医界怎样参与治疗SARS的问题。这主要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这个参与的过程能够折射中医的历史地位。我提出三个问题：一是历史的经验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石家庄在五十年代治疗乙脑，八十年代初治疗流行性出血热，按照著名中医邓铁涛先生的话说，是“疗效世界第一”。中医治疗病毒性疾病的疗效确实非常好，但是既没有被西医认可，也没有被世人了解，更没有鼓舞中医界的信心，相反中医的地位几十年来直线下滑。如果没有邓老先生和在座的陆先生等人向中央高层呼吁，中医与SARS几乎就失之交臂，连参与的资格都险些没有。当时的口号是“用科学战胜非典”、“按《传染病防治法》战胜非典”。而中医是不是科学，一直是一个大问号。治疗SARS时，一开始不让中医上，后来中医上去后，死亡率大幅度下降。和香港、台湾地区及新加坡的对比表明，中医药介入越早、越充分，疗效就越好，副作用也小，花钱也少，死亡率也低，后遗症也要少得多。广州治疗SARS，用中医药的，花钱最多的是五千元，西医动辄几万、十几万，最高的一百八十万。因此即使仅从医疗经济学上来说，中医药的地位都不应忽视。但中医为什么滑坡了，不怨西医歧视，也不怨现代科学要求苛刻，而怨中医自己失去了传统。没有了传统，就只能跟在人家后面跑。第二个问题：用什么来指导我们的思想。预防SARS时，大家都喝过汤药，西医就说这是“添乱、添堵、添麻烦、添混乱”。开这个方子的根据是什么呢？有人就说了，这个方子有“抗病毒”的作用、有“提高免疫力”的作用。这种说法用的是西医的理论，那西医就要问，你抗的是什么病毒？如何抗病毒？你要说清楚，否则就不要开口，西医对自己是这样要求的，对中医也是这样要求的，所以谈不上歧视中医。“提高免疫力”面临同样的追问。所以失去了传统的中医，就只能跟着老鼠（实验)跑了。西医一种抗病毒的药也没有，但是却把SARS“治愈”了。怎么“治愈”的？靠的是人体自身的抵抗力。过去我们一直强调一种惟一的物质，认为只要有一种东西能够把病毒杀灭了，就能治好病，其他都是次要问题。这次治SARS，应该给我们上了很好的一课：一种抗SARS病毒的药都没有，是怎么治好病的？过去都说中医夸大自己的疗效，利用人的自然恢复能力，这次西医也可以自问一下：激素能杀灭病毒吗？吸氧能够治疗SARS吗？第三个问题是靠什么提高我们的疗效。中医不应该是从实验室里面筛选药物，而是应该靠几千年来积累的历代名家的丰富经验，还要把所有符合体系的新成果都纳入进来。不能各守一派，伤寒、温病互相论争，这只能让瘟神偷着乐。而应当把外感热病统一起来，伤寒与温病学家一起围坐在桌子旁边，共同研究，拿出最好的治疗方案。
再一个方面，中医和西医对人的主观意识的重视程度不同。陆老说过，生物进化了三十五亿年，细胞的结构没有进化多少，细胞间的联系和调控进化了很多，进化的主要是细胞之间的联系。并且人类产生了思想，有了意识，这是生物进行的最高成就。西医认为意识是不可靠的东西，症状是假象，本质藏在后面。所以要解剖，要实证。这样就丢了很多东西。比如亚健康，病人自己很难受，但到医院的各种仪器上一查，没有找到进攻的目标，那就认为没有病。世界卫生组织认为75%的人处于亚健康状态，这么大的一个数目，西医却没有办法。这样的医学，一定要等到有东西可以对抗、可以改造、可以切除、可以移植、可以置换的时候，才能救助。这样的医学目标是值得我们追求的吗？我们应该承认，还原论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西医是一种科学，但中医走的是另一条路，提供一种另外的思路。
中医不是追求特异对抗病菌、病毒的强行介入方法，而是紧紧依靠人体具有的强大的自我抗病能力、自我修复潜力、自我调节功能。人体在受到疾病的损害而自行修复的时候，需要各色各样的、大量的相关物质做材料，中医药的扶正祛邪药物所含的丰富的化学物质，无疑不是单一化学制剂所可比拟的。中药多层次、多靶点的调节作用，也必定是提供符合人体自我修复时所需要物质的过程。这种多种化学物质“无私奉献”、润物无声的调节作用，正是其善于在微观领域发挥作用的主要原因所在。而对于中医药的正确认识，现在还没有形成。
陆广莘：两个问题。一九九三年，十四个国家（其中十一个发达国家，三个发展中国家：中国、智利和印尼)发起了一个题为“医学的目的再审察”的研究计划，研究医学到底是干什么的。研究提出，包括最发达国家在内，当代世界性的医疗危机来源于近代医疗模式的、主要针对疾病的技术对医学的长期统治，也就是说，“术”统治了“学”，是工具理性主义。医生脱位、主体缺失、角色错位。因此，一九九六年世界卫生组织在《迎接二十一世纪挑战》的报告中宣布，二十一世纪的医学不应该继续以疾病为主要的研究内容了。我建议，我们中医再讨论问题的时候，不要再在“病”上面做文章了，应该以人类的健康为主要的研究领域。第二个问题，毛泽东说过，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在诊断上，我们也要搞清楚诊断的首要问题。中医的传统妙在什么地方？就在于不看敌人看朋友。它的诊察，是在寻找健康的钥匙。它的思想是：养生、保健、治病必求于本，在于发现动力。所以中医学的诊断，是目标动力学的诊断。目标是什么？稳态和适应：对内实现稳态，对外实现适应。一个生物体只有实现了这样的目标，才能存在和发展。动力呢？对于主体性的开放，对于自组织演化的调节。我们不要老是谈“科学”。一百年来，我们不断地谈“科学”、“伪科学”等等，这是假问题，是“关公战秦琼”。科学就是科学，医学就是医学，各有各的任务，各有各的领域，我们非常尊重科学家，他们也想帮助中医回答问题，但是，化学家、物理学家、生物学家，甚至生命科学家，当不了医生。这不是贬低。医生有医生的领域。人的自我痊愈能力、自我实现健康的能力才是根本。一切医药手段都是为这个根本服务的。
柳红：我真愿意听中医师理直气壮地讲中医的威力，因为我正在寻求治疗。我的儿子患恶性肿瘤，经过手术化疗后，西医的干预基本结束了。遗留下来的问题是：骨髓病态造血，血小板降到几千。我一直在寻求中医帮助。我想从我求医的角度谈几点想法和感受。首先，我相信中医的整体-平衡，辨证施治，通过调动人体的能动性来治病这一套理论，并且觉得它很高明。但是这样好的中医理论，需要中医师来掌握和贯彻，掌握和贯彻的正误优劣，分别出良医和庸医。我深感好的中医师难以辨认难以寻找。这是由中医的特点决定的。中医是非常私人化的经验医学，在外人看来不可捉摸。它传统的行医方式是相对固定的一对一关系，人性化的，建立在彼此信任的基础上。这就使得选择医生更加难并且有风险。从经济学上讲叫信息不对称。患者对中医和中医师不了解，寻找和选择的代价很大，选择了一位，就意味着可能错过了更合适的另一位，因为不便改换，所谓的机会成本很高，收益不确定。这些特点与现代人所受的教育和接受事物的方式不同。而西医西药对于疗效的判定通过大样本的试验呈现，其疗效和副作用相对明确和表述充分，有助于我们选择决策。中医的“神秘不可说”，使得它在现代格外不利，显得云山雾罩，导致鱼龙混杂。当西药更有效时，中药的舞台就一点点萎缩了。因为西医易被接受，来得方便的特点，与现代人的思想和生活方式相适应。
中医走现代化的路已经很久了，并在这个过程中遗失掉了自己的传统和精华：比如改传统的师承关系为中医学院，教了知识，传达不了意会；比如改小的私人中医诊所为按西医分科的大型中医院，一对一的了解、负责、对身体总体和变化的把握就减少了，有些就变成了开中药的西医；再比如，对于中药成分进行分析、提取，一旦以现代科学的方式将它们研究“透”了，它也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医了。
西医从细微处入手，科别细，钻得深，通过会诊综合。中医从身体的整体-平衡出发，但是局限于一个人的经验和判断，且有门户之见。在现代社会中，这种封闭恐怕是没有出路的。中医可不可以也开放起来，合作起来，比如，通过会诊集中多种意见，避免因个人辨证不准而失误。对一个病人，不同的中医师给他辨证，各自谈自己的感觉和药方设想，最后确定一个治疗方案。
中医的存在可以有多种方式：除了中医院之外，还应有独立的中医诊所。要给人们多提供治病的选择，也就是多元的医疗服务。从我长期求医的经验感到，中医的衰落不宜简单归于意识形态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取决于它的疗效。中医和西医都需要发展，由它们共同承担人的健康和疾病问题。
唐云：我是搞中医临床的。有人说中医诊断癌症把脉把不出来，PET可以做出来。中医确实把不出来，但中医对疾病的侧重点不在于肿瘤这个有形的物态，而在于这个肿瘤对人体的整体平衡造成了什么影响。因此，中医治疗肿瘤并不是单纯靠哪一味药去杀灭肿瘤细胞。可以说，根本没有哪一味中药可以杀灭肿瘤。西医从解剖、从分子学等角度研究到现在，也没有找到一种可以确实杀灭肿瘤的药，中医也同样不能。那中医怎样来治疗肿瘤呢？中医讲究的是“以人为本”，针对的是人的平衡状态。人身上即使有肿瘤，但如果不影响平衡状态，不破坏各个脏腑、器官的正常功能，对人来说是不会有影响的。就像有些树活到一定年龄，会生树瘤，但并不会导致树的死亡，人体也是这样。中医对任何疾病所考虑的重点只有一个，那就是人体内在平衡的状态。而中医对疾病的治疗也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恢复人体固有的动态平衡。肿瘤的产生是人体动态平衡被破坏的后果，而肿瘤对生命的危害，也正是因为进一步损害了人体动态平衡。从这个角度来讲，只要我们有办法恢复人体自身的动态平衡，那我们就找到了一条从根源上去治疗肿瘤的路径。所以中医和西医相比，最不同的就是在方法论上面和对疾病的认识上面。西医强调的是通过各种仪器去检查、发现体内有异于正常的现象，比如一些数据的偏差、一些异常形态的出现，他认为这是不正常的，一定要把它们去掉，而不考虑它们是否对人体造成了影响。中医不是在现代医学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现代科学也创造不出中医来。创造中医的出发点，我认为是人对自然的认识和感受，通过这些来认识人体的健康状态或者疾病状态。这是两者最大的差别。医学最早的出发点是因为人感到不舒服，才需要看医生，寻找改变不舒服状态的方法，现代医学只要发现数据不正常，不管你感觉如何，就认为你有疾病，需要通过药物来改变数据。而中医强调的则是人体自身的感知能力，这种能力是大脑对人体的动态平衡系统的一种信息反馈，在某种程度上说，它比通过仪器检测到的信息更有用。还是以肿瘤为例。前不久一位病人，肺癌脑转移，出现颅内高压症，恶心、呕吐，西医建议通过脑部手术解决这个问题，后来采用中医辨证的思路，没有用任何“杀肿瘤”的药，用了中医一个很简单的方子“泽泻白术汤”，方子的道理主要就是健脾化痰。因为患者除了恶心呕吐以外，表现出来的症状还有舌苔厚腻、脉象弦滑。第一天的方子用下去，恶心呕吐和头晕头痛的症状全部消失，继续用了三天，各种症状基本平缓，病人自己感觉没有什么不舒服。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中医的理论，包括中医对肿瘤的认识和治疗方法，还是有实际效果的，这也可以证明中医理论在实践中是行之有效的。
但是，中医这种把人体内在动态平衡作为出发点的治疗思路，无法符合西医学的模式，也就是说，中医对肿瘤的治疗永远是根据患者的内在动态平衡状态来进行组方用药的，因此无法用一个固定的方剂来治疗肿瘤，也同样无法像西医对肿瘤这个“病”进行大样本的统计观察。这也是很多人质疑中医的地方，认为中医的可重复性差。但我们不妨深入思考一下，可重复性差的实质在哪里？还不就是因为不同的患者，虽然表现出来的“病”是相似的，但实际上他们内在的动态平衡情况是千差万别的，不同个体的患者之间，本来就没有可重复性！我们目前发展中医的思路，都把西医模式，西医的思维方式，作为中医发展的框架，而这种框架无疑是不符合中医自身特点的，甚至可以说按照这种框架建立起来的所谓的中医现代化，实际上已经不能再被称为中医，因为我们从中看到的只是在西医理论指导下的中药运用而已。
赖立里：我想接着肿瘤这个话题谈几句。前面几位老师都谈到治疗肿瘤可能是中医能够发挥优势的地方。为什么呢？我想这里还存在着话语权的问题。因为治疗肿瘤是西医的话语比较弱的领域，这时中西医之间才有一个相对平衡的关系，大家才能想到中医。说到“疗效”，更有一个判断标准的问题，以怎样的标准来判断，或者说，谁的标准？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
众所周知，知识与权力之间密不可分。一种知识是否有效、是否被承认，与背后的权力斗争有很大关系。更进一步，权力生产知识。就“中医”这一特定知识来说，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医与西医之间的权力斗争产生了被称为“中医”的这样一个知识：一方面这个知识的产生所具有的历史偶然性决定了它与在此之前如明代的医学知识是不同的；另一方面，这个知识的边界不固定，只有在围绕着科学化的充斥着权力的社会斗争中具体化。“中”、“西”、“传统”、“现代”，这些在中国并非新鲜的话题，直至今天仍未过时。而中医不仅伴随这些话语，还是这些话语得以实践的场地。
中医一旦被置入体制/职业机制中，中医业者所使用的关于科学的语言，就与社会机构及其一整套科学话语功能密切相关。近来，科学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在中医体制中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今天的中医业者不得不在这样的一个话语场中表述他们与现代化、科学化话语之间的关系。从政府政策到社会信仰，人们很少质疑全球化的技术科学的强权。对于中医和西医来说，西医显然更加适合标准化的充斥了科学话语的现代社会体系。讨论中医药的发展，纯知识领域之外的社会问题也是要考虑的。而这些问题关乎权力、话语、知识、实践，直至生命，也是生命政治的问题。
张其成：中医现在面临的问题，正是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的问题。目前，西方文化、现代科学不仅成为评价中医的尺度、审判中医的法庭，而且成为改造中医的工具。相当多的中医研究者、中医领导者都有一个愿望，那就是通过现代科学研究，最终把中医改造成为真正的科学——即符合现在西方科学规范的医学科学。可是这种愿望的结果，在我看来不但救不了中医，反而害了中医、毁了中医！怎样把中医改造成现代科学？在这些学者和管理者看来其实很简单，就是把中医这个包含有多种成分的混合体进行“剥离”，将其中的不符合科学的成分抛弃掉，将其中符合科学的成分留下来。这种简单化、单纯化的想法和做法看起来挺有道理，但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医这个复杂的混合体，各种成分是融合在一起的，动一发就触及全身。如果要区分的话，我认为可以将它勉强分为“神”、“象”、“形”三个层面。“神”的层面包括了中医最古老的传统，比如“心神”、“神明”，这个层面不是辨证论治，而是辨神论治。扁鹊“望而知之”就是辨神论治。这一部分越来越退化了。“象”的层面：中医就是讲“象”的，比如“藏象”、“脉象”、“气象”、“证象”等等。“形”就是形体，就是《黄帝内经》中所讲的“解剖”。这三个层面中，中医最重视“神”，最轻视“形”。这和西医恰恰相反。在“形”的层面上，中医无疑是处于劣势，这个层面是可以用科学，包括刚才朱院士所讲的复杂性科学来解释，当今分子生物学的“基因”学说无疑是“形”层面研究的高峰；在“象”的层面，包括阴阳五行，包括中医的“气”，究竟能不能用科学来解释？我看很困难。因为“象”是介于有形和无形中间的，并且更偏向于无形。中医的“象”用形态学方法做实验是做不出来的。那么复杂性科学能不能解决这一部分的问题？我认为，可以借鉴，因为中医学的基本思维方法和复杂性科学的基本原则是相近的，复杂性科学比“简单性”科学、非线性科学比线性科学无疑更符合中医的实质。但现在“复杂性科学”还在起步阶段，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因此很多结论的提出可能还为时尚早。而“神”的层面，可能就存在于人的潜意识当中。一个权威性的报告称，人的潜意识还有95%没有开发出来。对潜意识的开发、对“神”的运用，不是线性科学和形式逻辑推理所能实现的。这恰恰是中医的精华，是中医的传统，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来一直在退化。这个传统的核心，我们要不要抓住它，发扬它？现在关于中医应该怎样发展的观点真是太多了，让人眼花缭乱。我把他们分成两派，一派是“现代派”，主要的思路是打破传统，建立新的东西，即用现代科学来解释中医、改造中医，改造的结果将陷入悖论，因为中医不是“现代科学”。另一派是“传统派”，就是保持传统，可以吸收新东西，但绝不抛弃旧的核心的东西。我认为现在我们应该好好把“神”和“象”这两个层面的东西研究研究，因为这些东西才是核心的东西，但这又不是用现代科学的办法所能研究出来的，因而应该采用科学和人文相结合的综合性的方法，包括复杂性科学的方法、历史学考古学的方法、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哲学思辨的方法，甚至宗教神学的方法等等。假如这个思路成立，那么现代的中医教育、科研、医疗方面最关键的体制问题就很大了。什么时候能按中医自身的规律办教育、搞科研、定法律，中医就有救了。我最近听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中医是糊里糊涂地把人治好，西医是清清楚楚地把人治死。”这可能比较绝对。但其中所说的“糊里糊涂”的部分能不能用科学来解释？我认为目前还不能。前面提到的李约瑟的问题，我看这个问题是一个假问题，没有什么意义，这个问题就好像是在问，中国人为什么不能生出黑孩子？
罗卫芳：前面大家谈了很多中医的传统，从出路方面来说，我认为一方面是在中医自己，另一方面是在社会。近代以来，西方科学大举进军中国之后，西学几乎统治了中国，传统的学科几乎全军覆没，惟有中医学硕果仅存。中医之所以能够存在下来，有内在的原因。但是，自“五四”以后，中医学一直没有得到学术界真正平等的对待，正如中国科技史学家席文所说，新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已经不知道还有自己的科学传统。我对中西医结合的实践历程做过梳理，感觉到，我国几十年间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中西医结合得到的，却只是一些浅层次的技术层面的结果，投入产出比非常令人失望，这一现象值得我们深思。中医的出路我觉得最终还是应该在于中国文化的出路，什么时候接受西方科学教育的人能够平和宽容地接纳不同于西方传统的中国文化了，中医自然就壮大起来了。我个人有一个体会，“科学”并不等于真理，“非科学”也不等于谬误。难道不同于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近现代科学，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吗？只要承认中医是医学，中医就有用武之地。所以，中医的存在和发展需要一个宽松的文化环境。
邓正来：我两年前患喉癌，在医院治疗时感到西医医生把病人客体化了，而不是把病人当成一个活生生的平等的生命体——尽管他们是出于善意。后来我有缘分和中医认识。中医在“治疗”的时候，经常问我“你信不信中医”。这个问题使我不断地想这样一个问题，即作为一个“病”人，我在“治疗”的过程中真的有这么重要吗？后来我发现，“病”人在中医治疗的过程中真的很重要。就此，我认为中医是把人当人来“治疗”。就我治病的过程而言，我想，这里体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对待人的方式。很显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自己觉得，中医的问题在根本上是一个有关“地方性知识”的问题。这种“地方性知识”给中国人关于生命或“健康”的问题提供了一个“意义”世界，而不是一种简单的“功能”效用。生活在这样的“意义”世界中，我们会觉得自己是个人，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甚至是中医能够有效的“前提”，因为是我们的信，才使得中医有了实践和有效的可能性。但是在西医的状态中，我往往会感到自己似乎已经是一个什么都不重要的“人”了，因为在这里，病人是没有任何作用的，信与不信都无关宏旨。这是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中医“治疗”完全是个殊化的，每次都要看指甲号脉，配专门的药。这里也表现出了中医把人是当作个体的、独特的人来对待的，而西医一般则是把人作为“类”来对待的。但是我们需要思考和追问的是：为什么老百姓不舒服的时候总是首先跑到西医那里去？我认为，这里有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亦即“唯科学主义”国家建制化所导致的结果。这个问题说到底，是一个有关知识自主性的问题，是一个在基本上与我反复强调的我们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过程中所遭遇的“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问题相同的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吕松涛：我是绿谷集团的，我们是做中医药的。我们在做企业的时候有一个体会，虽然中医的理论问题是很抽象的，但对中药企业的发展来说，又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中医药产业发展很快，但却没有像其他行业那样，出现过百亿元规模的旗舰式企业，总的状况是整体产业规模不大，超过十亿产值的企业寥若晨星，只有产品明星没有企业明星；其次是慢、散、乱、小、层次低；三是中医药产业没有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可以说绝大部分中医药企业没有走出生死线。始终在一种怀疑、争论、边缘化的环境中生存。
我认为中医药目前的发展存在逻辑上的缺陷，一个是对中医药现代化理解上存在误区，一个是没有找到中医药产业化发展的逻辑。这两个问题不解决，中医药很难有大的发展。
对中医药现代化的理解应从理论现代化和技术现代化两个方面去思考，理论现代化指文化传播上的对接，中药的发展必须依靠中医的发展来推动，依靠中医药文化的广泛传播和认可；技术现代化指药物研发体系的现代化，即在理论现代化的前提下，建立中医药自己的价值标准来指导药物的研发。
在中医药现代化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坚持中医药本身的规律，完全、最大限度地发挥中医药自身的特点。美国科学史家库恩认为：“不同的学派之间的差别，不在于方法的这个或那个的失效——这些学派全都是‘科学的’——差别在于我们将称之为看待世界和其中实践科学的不可通约的方式。”中、西医分属于不同的范式，具有不可通约性。中医之所以在现中医药现代化的道路上前进的步伐不大，往往是因为始终用西医的范式研究中医，而这种研究的结果就是对中医的肢解。而中医相对来说，经验形态太浓，之所以没有能够从传统中走出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建立起自己完整的理论范式。
在企业的发展中，我们对此有些体会。一是中医药研究不能离开本身的特性，必须坚持中医药之道。我们的双灵固本散和美国的FDA及研究机构谈了五年，最后发现问题不在于他们怎么看，而在于我们自己怎么定。一开始，我们说自己的中药有直接杀死肿瘤的作用，或者能够抑制肿瘤，但效果总是不理想。应该说我们开始的时候对中医的了解是很肤浅的，总是用西医的标准来衡量，做了大量的实验，丢掉了将近三百万美元，结果是没有出路。从二○○三年开始，我们根据大量临床结果把这个药的疗效定在解决放化疗的副作用上。往往是越坚持自己的特色，越容易被接受。去年年底我们拿到了美国FDA的IND号。所以当我们不去和西医西药的标准硬碰的时候，市场的天地还是蛮宽的。中医不是没有出路，出路在西医有局限性的地方。
第二个体会是，不能只谈阴阳五行，中医也要开放和与时俱进。为了改变西医对中医的误解，我们采取了一些分解验证的办法，既然他们提出免疫力的问题，我们就做一些实验来验证。虽然中药的作用不是简单地用提高免疫力一句话来衡量的，但我们也可以单独拿出这个指标，给他们做一遍。这样至少在免疫力的问题上，他们开始接受了。我们还按照他们的要求另外做了一些指标。我相信他们未必能在整体上理解中医或者中药是什么，但在做的过程中，已经开始有所沟通了。
另外，我认为，在中医发展的过程中，建立自己的范式虽然是关键，但在中药企业的发展中，通过产业化发展企业实力也是很重要的。现在国际市场上营业额在一亿美元以下的单品药已经不多了，年营业额低于五十亿美元的企业也很少了。可以看到，在西医西药的发展中，有如此多的有实力的企业来支持和投入，而中医中药的发展，在这方面是很弱的。振兴中医药必须走产业化的道路。惟有产业化才有足够的资金再投入，才能最大限度地突出中医药的疗效优势，使中医药现代化事业走向良性循环；产业强大，才会形成中医药自己的标准规范，画出自己的方圆，转变人们对中医药的偏见，得到更多的社会信任和支持。
中医药产业化存在目前困境的主要症结是没有按中医药自身规律与特点找到中医药产业化之道。
西医西药的发展逻辑与中医中药的发展逻辑是不一样的。中医药产业本质上是一个服务产业，只有走医药一体化的道路才能暗合中医药之道，重塑中医药产业的DNA。
目前，大部分中医药企业没有找到发展之道，是以万变应万变，而非以不变应万变，所以做得很累。要想把中医药产业做大做强，必须找到不变之道，以不变应万变。
有人说中医代表了未来医学的发展方向，但方向未必就是回归，中间可能有个螺距，这个螺距就是中西医在发展中互相借鉴、融合，宗中纳西，就是中医药的与时俱进。
贾谦：我从一九九二年开始涉足中医药发展战略研究，到现在十几年了，发现要解决中国十三亿人口、特别是九亿农民的健康问题，必须发展中医。因为我们还学不起西方的医疗保健体系。美国一年的卫生医疗费用是一点三万亿美元，我们国内生产总值才一点三五万亿美元，全部用来吃药，吃药的数量也只是美国的五分之一，因为我们的人口是美国五倍。同时，美国有那么多先进的技术和医疗设备，那么多的高级大夫，人类疾病中仍然有70%解决不了。而其余能够治疗的30%的疾病当中，误诊率在50%以上。所以，我们应考虑需不需要去学这样的体系！中国历史上没有西医的时候，中医解决了中国人看病的问题，特别是在病毒性传染病方面，从张仲景到后来的叶天士、吴鞠通，都解决得很好。解放后，乙脑、流行性出血热、麻疹都由中医解决了，疗效要比西医好得多。以中医为主解决了一九八八年上海乙肝复合甲肝问题，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CDC)将之与美国以西医为主治疗同类疾病的疗效进行了统计对比，结果为：1∶234，即中国仅死一个人，美国要死二百三十四个人，中医的疗效显然要比西医高得多。
反过来看看中医处于什么位置。辛亥革命前后，我国四亿人口，有八十万通过师徒传承的中医；后来，由于余云岫等反对中医，要“废医存药”，所以国民党政府就消灭中医，到一九四九年，我国只有五十万中医了；现在我们是二十七万中医，比一九四九年的时候差不多又减少了一半，而我们现在的人口是十三亿，是一九一一年的三倍还多，如果根据一九一一年的比例，我们现在至少应该有二百五十万中医，但实际只有二十七万；再看看这二十七万的质量，我们调查了一些中医院，最多只有十分之一的大夫能开汤药处方，即能够辨证论治。如果按这个比例算下来，我国能够按照中医思路看病的中医大夫今天只有两三万人。再过十年，这些人退休了，可以说中国就没有中医了。今天我们不少病人说找不到好中医，事实上就是这个问题。谁是那三万以内的中医，谁又是那三万以外的中医？后一部分人只能开化验单，开一些西药和中成药，与西医几无二致。据统计，目前我们的中成药60%以上是西医开的，中医开出的不到40%。大量的西医不学中医知识就随便开中成药，能成吗？龙胆泻肝丸事件就是这样弄出来的。如果没有了中医，中药就是垃圾，没有用处。目前我们中医的状况是非常危急的。
前年，我们课题组提出了振兴中医五大工程，要解决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就是政策法规保障工程，即改革、完善中医药政策法规，使之能够促进而不是阻碍中医药的继承和发展。现在中医药很多问题是政策法规造成的。国民党的时候明摆着是要消灭中医。解放后，毛主席为中医说了很多话，中医才保留下来，而且是说要西医学习中医，现在却是要求中医学习西医。我们现在有二十八所中医院校，但“生产”不出足够数量的合格的中医，什么原因？法律问题。现在“人大”已经提出要给中医药立法，但立法的立足点在什么地方？是管理还是发展、保护？我认为，五十多年来，“管理”已经快把中医管没有了，所以不应再立足管理了，应该给一点宽松环境，应该用法律保证中医药的继承发展。也不应该立足在保护上，如果把中医当长城一样保护起来，中医就彻底完了。长城是历史遗迹，现在失去实用功能了，但中医五千年来一直在用，今天仍在发挥作用，将来也应该成为主要的医疗保健体系。所以，立足点要放在全面继承和自主创新上。
我们总说中医没有创新发展，实际上SARS期间是中医最好的发展机会，我们放过了。一开始没有把SARS列入传染病，广州中医还可以辨证论治，解决SARS问题，一宣布SARS是一类传染病，北京中医就失去了介入机会。西医在无法诊断SARS时，要求大量用激素和抗生素，如果大量抗生素还不能退烧，那就是SARS。我们到广州去调研，发现中医能够解决问题。邓老告诉我们，他徒弟的夫人是护士长，在一线感染了SARS，他让把激素和抗生素停了，用中药，活了，又投入了战斗；另外一位护士长没有用中药，成了烈士。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疗六十例SARS患者，无一例死亡，无一例转院，无一例医护人员感染，迄今没有后遗症。二○○三年四月二十六日，我们在北京藏医院召开“中医药成功治疗SARS学术交流会”，同一天，某院士在香港讲，中医治不了SARS，没有一例病人是中医治好的。后来他改变了自己的观点。七月，他所在医院的五位中医大夫写了《中医治疗SARS七十一例回顾》的论文公开发表，他是第八个署名的作者。中医介入前收了三十六个患者，死了十个，介入后治疗的七十一例患者，死了一个。到底是西药有效还是中医有效？但是，虽然中医界的各位著名专家一再呼吁，整体上却没有真正让中医介入SARS治疗。使中医失去了一次提出创新理论的机会，因为中医历来是在与疾病斗争中发展的。
陆广莘教授曾说过，中医是理论医学。也就是说，按照中医理论，应该能够应对各种疾病，包括西医认为新出现的疾病，如SARS和艾滋病。我就带着这样的想法邀请民间中医王文奎下到艾滋病村查看艾滋病患者症状。我们课题组先后治疗九十例患者，效果不错。在一年半中，我们十多次到艾滋病村调研，发现共有八路民间中医，在国家尚未顾及到艾滋病时，就前往艾滋病村免费为患者送医送药，效果都很好。民间中医因为没有受到西化的影响，所以敢于辨证论治，所以就有效。可是我们的“国家队”从到坦桑尼亚治疗艾滋病开始，到现在十八年了，没有拿出一个很完整的办法。这些同志非常辛苦，也确实提出了许多很好的办法，用的一些药也有效，但关键就是因学校教育造成的思路错误，总是跟在西医后面追赶，按人家的思路用药。在去坦桑尼亚之前就争论，到底是辨证论治还是辨病论治，最后结论是“辨病加辨证，以辨病为主”，也就是说要按西医思路去杀灭病毒。中医不讲杀灭病毒，首先讲究保全自己。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家里来了贼，西医是兄弟姐妹人手一件武器，手榴弹机枪一起上，要消灭这个贼，贼虽然死了，兄弟姐妹也误伤了不少；中医是把厨房门锁起来，保险柜锁起来，让贼偷不了，打开门窗，拿个笤帚把贼扫出去。所以，中医治疗艾滋病人首先解决两个口的问题，即解决吃不进又拉稀的“出超”问题。能吃进去，又不过分排出去，身体就能好起来。虽然总体来看中药杀病毒效果并不理想，很多人体内还有病毒，但他们能像健康人一样活着，能吃能睡能劳动，能上养老，下养小。这就是中医学的目的。
陆广莘：十八年前我去国外治疗艾滋病，谈判的时候，对方首席谈判代表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带了一大批免疫学家、细菌学家、生化学家，一开始谈判就给我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你们见过艾滋病吗？第二，你们带了那么多的中药，都做过抗HIV实验吗？我说，我来的时候，中国没有艾滋病，只有一例，是美国人，他到中国来旅游，得了肺炎，死于协和，后来诊断是艾滋病。所以我们没有见过。但是，是你们要我们来治的。中医能不能治没有见过的病？能治。因为中医是理论医学。比如，放射病，我们不大见得到，但当年白俄罗斯核电站出事的时候，中医去治了八千多人；微波病，教科书上没有，但中医也能够治。所以关键其实不在于治什么病，因为中医本身不是治“病”的。第二，难道我要引进本来没有的HIV病毒做实验？另外中医并不是一定要通过中药直接抗病毒，可以通过动员身体里面抗病毒的力量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一九八七年的事情。
今天很多同志提到了肿瘤的问题。我不是肿瘤专家，但我行医五十多年，肿瘤病人见了不少，也治好了不少，很多人的肿瘤都消失了。有人就问我，你用的中药里面有没有抗癌药物？我说没有。应该说，对肿瘤来说，西医不是一点办法没有。而中医也不能包打天下。中药的数量是有限的，但为什么能够一直有效？就是因为中医不是一条道跑到黑，证变，药也变，而西医往往是一直用到无效为止。生物体的最基本的能耐之一就是适应，适应了，药就失效，生物体还会变异，这就糟糕了。我们有一个例子，治疗儿童中毒性痢疾，用完全剂量的抗菌素，死亡率70%—80%；用六分之一剂量的抗菌素，生存率70%—80%。理由是什么呢？因为全剂量的抗菌素把细菌都杀了，死亡的细菌尸体产生的大量毒素，使身体死亡。那么问题就是，你没有用抗菌素把细菌都杀死，是谁杀了它？机体嘛。解放大西南的时候，部队得了疟疾，没有足够的奎宁。怎么办？扎针。扎针能杀灭疟原虫吗？不能。为什么有效？调动六分之五嘛。所以中医药的传统是调动“六分之五”。一位病人治了两年的白血病，联合化疗的效果是，幼稚细胞只能降到40%，吃了中药，同样的化疗，幼稚细胞可以降到4%以下。所以中医还有增效的作用。我们中医并不想包打天下，但是在中国，本着“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的原则，把养生保健真正做下去，就可以摆脱疾病医学框架的束缚。医学应该驾驭技术，而不是技术统治医学，而我们现在的医生实际上退位了。中医有三大优势：发挥医生的主观能动性，发挥病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周围环境的能动性。这是应该发展的。希望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科学家、我们的领导能够理解这“六分之五”。
新望：五四以来，我们强调得比较多的是“革命”，中医的遭遇很有典型性。但就是五四时期，也有人说，在中国主张百分之百西化的人，最多西化百分之五十；主张西化百分之五十的，可能最终只西化了百分之十。革命结束这么多年以后，话语体系有些改变。我们现在在进行“现代化”、进行“改革”的时候，有些事情就可以冷静考虑一下。“改革”是重新构造，也有回复到原来构造的意思。再大的改革，能在原来的基础上变个三分之一就不得了了，所以本土的优势和资源还是要吸取一些。我看到一个说法，日本的明治维新并不是全盘西化，而是很好地保留和发展了传统资源。这是我们谈论改革的时候所应该看到的很重要的问题。有两个改革的例子。一个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稍微简单地向原来的状态回复了一下，把土地使用权还给了农户，就大大解放了生产力；另一个例子是江浙农村，那一带为什么没“三农”问题？很大的原因是通过发展乡镇企业，产生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可以称为新的江南士绅阶层，这对解决三农问题是很重要的。中国传统社会中还是有一些很好的资源，改革中要注意发掘利用，甚至不妨回复到它原来的状态。
我从经济方面对中医的发展提两点想法。一是现在出现了很多新的产业，那么，中医在这样一个新的产业结构变化面前如何应对？是否能在新产业中占据应有的位置？能否开辟中国人自己的产业升级的路子。或许目前对“中国要做世界工厂”观点的指责过于早了点，但我们总还是要考虑搞点自己的产业，别老是跟在别人产业升级的屁股后面。我觉得中医具有高等级产业的一些潜质，因为现在的人越来越关心生命和生活的质量了；二是现在社会分化非常厉害，差距拉大。这个时候，社会保障、医疗保障就是个大问题。但人们对现存的医疗体制怨声载道。有没有出路？传统的中医药能不能在低成本医疗方面想一些办法？
贾谦：怎么解决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是关系九亿人的大问题。中药是由中医开出来治病的，但中医治疗的办法还有很多。首先是食疗、养生，这是解决“未病”问题的；另外还有砭、针、灸、导引……我们已经知道，河南中医学院艾滋病研究所用灸的办法可以解决艾滋病患者的很多问题。而灸的方法，谁都可以学会使用。还有按摩等手段，对很多病都有效。这都是成本很低又很有效的治疗办法，完全可以推广到农村去。我们今年六七月要组织中医讲师团，把中医的非药物疗法推广到农村去。我们愿意和各方面合作做这件事。我们国家要建设以中医为主、中西医并重的医疗保健体系；我们也希望这个体系将来成为全世界的范式。
汪晖：感谢大家的发言。今天讨论的是中医的问题，但和我们这些年来其他领域讨论的问题几乎是一样的。中国面对的首先是文化自主性的问题，没有这个前提，什么都没有。即使经济发展了，如果意义系统没有了，人能干什么？中医的命运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问题是息息相关的。听了大家的发言，我感到这些年中医面临两条压力：一是西医的压力，即科学主义的压力。这个压力，在知识上完全合法化、体制化，它贯穿在我们的学院、医院、卫生部、国家系统等整个权力体制里面。科学主义的问题是整个现代化的核心的问题。在这些年知识界的讨论当中，大家思考现代化、批评现代性，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理解和认同。虽然现在这个声音还比较弱，但逐渐会大起来。第二个压力是市场和利益驱动。有用的药，如果不能赚取利润，甚至是只要不能赚取大规模的利润，药厂就不生产，这样的例子已经非常多了。刚才陆老说了很多话，对我们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学者也是很重要的。如果《读书》能在这方面做一些工作，我们感到很荣幸。
(《当中医遇上西医——历史与省思》，区结成著，三联书店二○○五年五月，19.00元；《思考中医——对自然与生命的时间解读》，刘力红著，广西师大出版社二○○三年十二月，28.00元；《走近中医——对生命和疾病的全新探索》，唐云著，广西师大出版社二○○四年五月，26.00元；《哲眼看中医》，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二○○五年一月，28.00元)
世界失魅 中医何为？
杨煦生《读书》2005年第9期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的一位德国朋友、德国图宾根大学的医学博士，在完成了漫长而严酷的德国医学训练并获得学位之际，开始了她的中医研习和进修。当她兴冲冲准备前往心仪已久的中国时，她的母亲，南德斯瓦本地区一个殷实的中产阶级家庭的主妇，发出了严重警告——如果她继续沉湎于异教徒的巫术，并且前往这个异教徒的国度的话，她的继承权将被剥夺。做女儿的因此面临痛苦而充满风险的抉择——走？还是不走？——生活中随时都可能冒出个哈姆雷特式的问题。最后她还是出发了。走前告我，她既会把中医学好，也终究会保有她的继承权。前半句出于她的自信和决心，后半句则出于她对家族、对斯瓦本性格的直接而深刻的理解和判断。后来，事情果然大略如她所料：两年之后，她在图宾根市中心的私人中医诊所开张；又一年有半，她在图宾根半山腰的“典藏级”地段购置了她个人的第一座花园楼房。“剥夺继承权”的话头早就烟消云散，她早已重新成为这个斯瓦本家族的令人骄傲的女儿了。一场似乎该有很强文学张力的家庭冲突，不期然地便化解于无形。
这个没有多少戏剧性的结局，事实上却深深植根于颇具意义的精神戏剧。斯瓦本地区是德国资本主义的重镇，这里是路德宗和加尔文宗的影响交叠覆盖的地区。这一带也正是马克斯·韦伯所论的“资本主义精神”漫延浸润的重要地区之一。上面这个与中医有关的故事，恰正与 “理性化”（Rationalisierung，或译为“合理化”)这一概念的韦伯式阐释和不一定很韦伯式的阐释有关。尽管这位医生朋友的母亲是个专职的家庭妇女，但当她慷慨激昂地指责“异教徒”及其“巫术”时，其背景正是十七、十八世纪以来的近代欧洲传统以及从其中衍生出来的某些堂皇的先入之见。这里，理性的/巫术的、基督教的/异教的、文明的/野蛮的判然对立，褫夺一个执迷不悟地同情并耽溺于异教徒的巫术的女儿的继承权，何等天经地义！在一个私有制社会里， “继承权”这个字眼凝聚了多少威严和分量。后来，之所以皆大欢喜，又是何等天经地义——在这个“蒙召说”与“预定论”交相浸yin的地区，还有什么比“成功”更能显耀主的光荣呢？成功者的“原罪”是可以豁免的，或者，成功者没有原罪！
当这位中产太太谴责东方的“异教徒”的“巫术”时，她当然忘记了这世上不但有令她烦心的TCM（TraditionelleChinesische Medizin 传统中国医学), 而在她自己的国家， TDM（Traditionelle Deutsche Medizin传统德国医学)也正在复活，而今天走红的顺势疗法也正在拼命向TDM索取灵感。她也不会深究，这TDM 也许与那些被焚烧的女巫、与那些中世纪的炼金术士有这样那样的关联，她更不会想到，在新约圣经中，耶稣，这位神之子，在当时的追随者心目中，本身可能首先就是一个“奇迹医者”（Wunderheiler)，然后才是“救世主”，而这本也是他之所以被钉十字架的原因之一。
与这个中产太太相比， 更有意义的则是今天某些专业人士的种种观念。在德国的医疗改革中，中医被不断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近年来，从现实政治的功利主义、也从全球化时代的视野出发，政治家们为了维护欧洲的既往的优势、救治日益凸显的福利政策危机、寻求新的思路和出路，不时向中医投来关注的眼光。各种所有制形式的保险公司是否支付中医治疗的费用、中医在医疗体制中的地位问题等等，不断成为媒体讨论的热点，各种试验性、过渡性的模式，不断被付诸实施。但是，一个关键性的、带有立法意义的变更，则始终还在漫长的难产期中。德国基督教社会联盟和基民盟在欧洲议会中的召集人马库斯·菲柏关于医疗改革的建言，便这样引起了轩然大波。在题为《只有引进可选择医学，我们的医疗体系才能持存》的访谈文章中，菲伯的建言其实并无耸人听闻之处，与一般政治家的老生常谈不同的是他的真诚倡议：基于改善医疗保障体系方面的问题的需要、鉴于八百万慢性病患者实际上的无助状态和医疗开支的爆炸性增长，引入“可选择医学方法”已成为刻不容缓的事情。而在所有“可选择医学”中，“首屈一指的就是中医疗法”。“没有针灸和中草药，中国，这个地球上人口最为众多的国家，将不可能以如此有效而价格低廉的方式解决大量民众的医疗问题。”（《焦点》杂志，二○○一年五十一期)应该说，这是一篇既有政治责任感又有充分文化眼光的文章。而恰恰因为他并非公共知识分子，而是一个身居高位的有可能直接影响政治决策方向的政治人物，回声自然广泛。颇有意味的是，反对的声浪主要来自专业医学界。其中，对菲柏攻击最力的则是一位名为卡尔·C. 迈耶的专业精神病医生。不只对菲柏本人，这位精神病医生的矛头更直指中医和中国。作者明文标示的纲领是“因中医而罹病的人，恐怕远远多于它所疗治的”; 并未直言而又实际上着力引申的，则大概是：中医药是中国的灾难，再不小心就是德国和人类的灾难。
对中医的妖魔化，现在看来还仅仅是个开端。全球化之“狼”终究还是来了，也就是说，在全球性的大循环中，观念、资讯、技术、资金和产品等等从原来的发达国家向其他国家的单向流动，尽管目前还是主导的方式，但再也不可能是惟一的方式了。一种文化和经济上的纵横交错的互动局面，是再也回避不了的现实。讨论中医这样的问题，从此再也不是异国情调的灵性消遣、不是New Age式的文化造反，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生存问题——一方面是福利和国家财政的平衡（对政治家而言)，一方面则是行业利益（对专业医生而言)，一切生死攸关。文化观念不再仅仅导引着精神时尚，而是连带着便把人引入生存斗争的广阔的或显形或隐形的战场。因此中医这回可成了“狼”。在这一点上，这位精神病大夫的激烈、极端和慌不择路，并不是没有可以理解之处。所有这些，令人联想起一九二八年的中医存废之争。但这一切又发生于如此不同的语境之中——那时的中医，则是一头亟待宰杀的“病羊”。
正因此，对中医的现代命运的把握，必须置于现代性和全球化的视野之中。
在关于现代性的各种论式中，“世界的祛魅”（die Entzauberung der Welt)是一个韦伯式的表述，这是对欧洲现代的诞生和崛起的一个表述方式：合理化以它特有的欧洲品格，如何导致了欧洲现代以这种方式而不是以其他方式的诞生。这里我们所需要讨论的更是一个“失魅了世界”（eine entzauberte Welt)——即这个“现代”或者已经完成，或者虽未完成但却成为价值判断的新准则，甚或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的世界。只有把“世界的祛魅”（过程)和“失魅的世界”（现实)同时纳进视野，一种现代性反思（特别是多元现代性的反思)才有可能。“祛魅”更多是一种客观的过程描述，并且建构于那种韦伯式的价 值中立的理想范型方法之上。而作为人为的社会运动的“现代化”，正是对这个过程的非欧洲化的表述和剥离文化关联的复制。“失魅”则是一个赤裸的事实，祛魅的过程，已在这个世界的所有层面都打下了难以覆盖、无可挽回的烙印。海德格尔那种常令人一头雾水的“世界世界着”（die Welt weltet)的古怪话头，恐怕也正是对这个赤裸的事实的另类表述。这正是我们今天生活世界的基本的、并且几乎是宿命性的给定性。而这也正是我们所有实践和理论活动的基本出发点。
就中医而言，对中医的命运真正构成打击和威胁的，诚然首先是与“祛魅”相关的一切：自十七世纪以降，在笛卡儿、伽利略、哥白尼、牛顿、达尔文这一串名字之后，在技术理性节节胜利、世界图景彻底改观之后，实验科学的发展所导发的新的评估体系在一切领域的雄踞霸首，并且越俎代庖也就在所难免：数学化、定量化、可通约性、（相同条件下的)可重复性等等，成为“科学性”的自明前提。这里，古典科学和现代科学的分野、古典科学的合法性等等被理直气壮地抹杀。拜五四运动之赐，“科学”，这位“赛先生”在中国语境中一路高歌，成为了超越党派意识的充分价值化的超级意识形态。科学等于进步等于理性等于现代，等于信实不虚、童叟无欺、终身保修、如假包换。等于真并且等于善！在现代汉语的实际语用中，“非科学的”、“不科学的”（更不必提“反科学的”)这些形容词都凝聚了异乎寻常的高度威严和杀伤力。可这个在中国语境中被如是价值化的“科学”究竟是什么呢？在作为近现代科学的大本营的德语文化中，科学，Wissenschaft(en)， 不过是知识系统的意思。明乎此，那么，任何时代都会拥有一套把握世界把握生活的知识系统，每种系统都有一套自洽的、独立的范式（Paradigmen)， 不本来天经地义么？！就宏观历史时段而言，古典时代自有古典的知识系统、而近现代有其近现代的知识系统，各自又都在特定语境中有其自洽的范式。尽管后者目前事实上是最为强势的也可能是比较明晰有效的系统，但有什么可以为后者的价值化和意识形态化提供依据呢？
理性化或合理化的“祛魅”过程，的确给古典世界观和知识系统带来了莫大的冲击。对中医的诘难，就是以这个中国语境中的“科学”为依据出发的。认真的诘难，大体都从其古典世界观和生命观基础出发，从阴阳五行、精气神或精气血、经脉藏象理论、四时八候、子午流注等等出发，从对大小宇宙的对应与感应关系的信念出发。向那种以有机自然观为基础的、充满生机和巫魅色彩的古典世界观诘问，无论从什么角度出发，都有其合法性。可问题的提法本该是，近现代实验科学的规范，为何无法或尚不适宜用以把握中医这样的古典知识体系和实践体系？经过近现代知识体系洗礼的我们，何以尚无法找到或建构足以把握、厘定、通约并展开这些古典观念体系的方式？这本是当代思想学术本身的无尽使命和无穷空间。如果近现代实验科学的努力无效，那么，“子安知吾之不知鱼之乐也！”实验科学应该学会首先为自己、而不是为中医或其他古典知识系统划界。
医从巫，这是所有现代诘责——不管是来自中国语境还是西方语境——的最为有力的证据。可是稍有人类学知识的人知道，哪一种文化的医学不同样有这么一种与原始萨满文化的关联？正是巫文化为后世的所有一切文化领域奠定了原始的根基：王者出于巫、史出于巫、医出于巫。黄帝也由是成为无所不包的巫文化的最广泛的符号。换句话说，后世的不同文化领域，都不过是巫文化的不同方式的理性化形式。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治生治世、医国医人、“不为良相便为良医”成为传统士人的生活导向。这一理想的笼统性，本就源于巫文化的无所不包的浑茫之中，也基于传统士人对生活和生命的整体性的痴迷执著，而将治生与治世视为一体，将对自然生命的爱护和对政治生活的使命感融为一体，这本来就是古典时代的一个伟大的理性化成果。理性化并不是到了欧洲现代才蓦然破晓，而是以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时时发生。至于中医发展过程中的不同时期的不同理性化方式和程度，这还是一个恒长的理论课题。
中医如何重新确认并领受其新的天命，正在成为一个时代课题。一旦“现代”成为一种新的“魔魅”，对中医的古典范式的责难就尚未有穷期；而一旦全球化成为一种宿命之后，对中医的世界范围内的妖魔化也正未有穷期。然而所有这些都毕竟只不过是外在的危机，并且这种外在危机恰恰可能以皆大欢喜的结局告终。因为现代性中的合理化原则事实上就是合目的性的效用原则，“好猫原则”既是古典的实用主义，更是现代的合理化原则的精髓。
中医的根本危机毋宁说是内部危机、自毁江山的危机，并且毁得充满真诚和善意。中医能否持存，从社会学意义上，首先当然依赖于是否有制度性的自觉和立法的保障，是否能恢复其自主机制、自然文化生态，以继续应对各种意识形态化“现代魔魅”的侵扰。真正深层的问题还在于，中医的生命力的保持，更是端赖于对与巫文化连接的那条脐带的悉心呵护，端赖于对生命的整体性和有机性能，这才是问题所在、危机所在。在这个已经失魅的世界里，古典世界观的崩溃、神话式的和诗性的世界图景的消弭，实际上绝不仅仅是一个哲学课题或美学课题，而是一个赤裸裸的生活问题。失魅所指的，就是古典式的整体性和有机性崩溃之后，人的外在世界和内在世界都同样支离破碎的这么一种无情的事实。就中医而言，如何应对现代生活对外在生态和内在生态的破坏和重构、对心理生活和心理结构的改塑，这才是真正的挑战性问题。就这个失魅世界的无情现实而言，这里，已没有太多乐观主义的余地。
我们只道数端：
在主体层面上，一个原本意义的中医如何可能？
医者仁业，医者这一职 业，从其本源而言，要求某种宗教性的使命感。治生治世、医国医人的原始统一性中，蕴含了医者对生命和生命的超越性大背景的敬畏之心、顺应之情。古典时代，为医、为师是两个有清晰的超越性背景的职业。为师者传道解惑、为医者泽物济生。成为一个医者，虽是选择一种职业，但更是承领一种天职、回应一种召唤。医者从来就不是一种“技术性”的职业，这一点本无论中西。这种主体性的前提是需要准宗教性的人格准备的，在诸神隐遁、唯“我”独尊、任何职业的超越性前提都被赤裸裸的实用主义雾障遮蔽的现代条件下如何可能？此其一。
医者意也，中医之成为中医的至关重要之点，在于这种古典范式对统觉能力的高度要求（相对于康德意义上的“先验统觉”，这更是一种“经验统觉”)。构成一个合格传统中医的综合知识结构和心理结构的核心的，并不是熟背汤头歌诀、熟知阴阳配伍的知识性准备，而是这种统觉能力。而这首先涉及一个社会的总体的精神教养水平和心理氛围，古典的士人生活方式，本是一个医者的教养前提。可那样一个时代，早就一去不复返了。在现代世界中，人类知、情、意的整体心理结构中，“知”一枝独秀，其重要性被强调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可此“知”往往非“智”，是对事相的知解而不是对生活的统觉性的理解和领受。我们应该从一个当代的医者那里期待什么？
医者之“意”，也就是我们这里凸显的统觉能力、具体而言先就是所谓的望、闻、问、切的能力，这是医者最基本的素质。这里先谈“望”与“切”。对良医而言，病人进门，一瞥之中，心中该已三分了然——这一瞥本来浓缩了所有的传统修养和个人的经验统觉。就“切”——脉象的把握而言，一种高度个体化的经验结构也是先决条件。在人心若狂的现代条件下，有多少人还能够心如止水，既“听之以心”，且“听之以气”？现代生活对人的生活方式、进而对经验方式和经验结构的改塑，事实上构成了中医经验方式的挑战。此其二。
在互主体的（intersubjektiv，主体间性的)社会层面上，一个原本意义上的中医如何可能？
中医的传承方式和工作方式，是（古典个人主义的)个体化原则和互主体性原则交相并用、贯穿始终。就传承而言，出于对天职的自觉、也由于对高度统觉能力的要求，师徒之间需要某种特殊的境域。换言之，统觉能力是在师—徒、医—患的长期的互主体关系的动态场域中形成的。对徒弟、未来的医者的统觉能力的培养，只能以因人设教的方式达成。而今日批量化、产业化的现代学院教育体制，如何在招生、科目设置、考试评判标准等方面为中医传统传承方式创造相应的场域？此其三。
中医所治者“人”、是始终处于动态生命状态、从未脱离生活之网的人。人非草木，更非机器！由是一人一方、一日一方、因人制宜、因时制宜。“疾病”本身并非某种“实体”，只有在医者和患者共同构建的动态境域之中，某种躯体和心灵的平衡状态才可企及。此外，“闻”、“问”两端，就询问病情、倾听病史这一点而言，凡人可及；可其中重要的是一个隐蕴着的心理咨询功能，这一功能在传统中国社会是由亲友和医的把握和坚持，端赖于对其自身发展史的不同形式的理性化成果的理解和发展。而这一点是否可能、如何可生共同承担着的，正如在传统西方基督教社会，这首先是由告解神父承担的一样。所有这一切，在原子个人主义盛行的现代条件下如何可能？此其四。
在人与自然的广义的互主体性关系上，中药的传统魅力如何可能？
关于中药药理的最为笼统的观念前提是能量的转换通约关系，是对大小宇宙、内外自然的可对应性和能量互渗转换的信念。撇开金庸武侠小说的童话式意象如“千年冰蟾”和鲁迅的家喻户晓的“原配蟋蟀”的故事这一类极端例证，一般而言，中药在广泛利用自然界的动植物及矿物资源，用于人类的治疗保健方面的巨大成就是无可争辩的。在今日这个“失魅”了世界里，大量的物种或已消亡，或也在人类无情的步履前早入岌岌可危之境矣，即便未濒危境，也大多由于整体生态环境的急剧变化而处于嬗变之中。诚然，一切都可以人工养殖、培植、合成，但这已不是那么一个世界了，一个默默地为人类的病弱和衰老提供鲜活能源的世界。生生者自生，能否尊重自然的自主性并容其休养生息，正日益成为人类的主体性生存能否得到保证的前提条件。这也许是中医所必须面对的根本性的外在危机。此其五。
一个失魅的世界，时时向我们昭示着这么一种赤裸而更为沉重的事实：即便我们还可能继续拥有整体性的、有机性的生机勃勃的世界观和世界图景，可实际上可能已经不存在那么一个事实世界。对此，我们将何以自处？一个祛魅中的世界对中医的摧残，可能会加倍地予中医以补偿，这恐怕是不久的将来的事情。但面对一个失魅的世界，中医何为？比大地的沙化更为残酷的是灵魂的沙化，是经验感知能力的退化，是爱与被爱、信任与被信任的能力的消竭，是与周遭世界共生关系的崩解！这恐怕才是问题关键之所在。在现代条件下，如何祛除那个本身已成“魔魅”的意识形态化的“现代”，正是我们是否还可能与这个失魅了的世界重新和解的关键。
中国竟有这样一个不为人知的医疗合作社
李昌平
（转自http://www。xschina。org/show.php?id=4508)
我一直以为中国的合作医疗是1967年发源于湖北宜昌长阳，还以为除南街、华西等工业化的村庄外，再没有自始至终坚持合作医疗的村庄了。但是，当我到达云南省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木嘎乡拉巴村——乐施会的社区综合发展项目点之后，我知道我错了。木嘎乡拉巴村最早于1962年开始搞合作医疗，并且一直坚持到今天，从来没有间断过。最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全村人均0。5元钱从1962年一直坚持到1971年；人均1元钱从1971年一直坚持到1997年；1997年至今是人均5－8元。就这点钱，竟然保证小病免费，大病报销30％，收支基本平衡。
一， 拉巴村的基本情况：
澜沧县木嘎乡拉巴村有3个自然村，9个村民小组。有农户608户，2639人，其中妇女1299人；2004年人均收入580元，人均口粮329公斤。全村100％的拉祜族。距离澜沧县城108公里，距离木嘎乡政府18公里。
二， 拉巴村合作医疗的起源：
上个世纪60年代以前，拉巴村常见的病主要有风寒感冒、痢疾、疟疾、天花等 ，在缺医少药的山寨，得了病一般都认为是鬼作怪，通常都是找巫师，通过杀鸡、猪、牛，甚至杀人驱逐鬼怪（或曰祭鬼怪，下同)治病救人。1945年，拉巴寨子因疟疾死了80多人；1956年，拉巴村隔壁的左都寨子，有人得了病，几乎杀光了寨子里的鸡、猪、牛，病人还是没有治好，为了驱鬼，巫师最后下令，竟然将寨子外的一个“仇人”的头砍了，并且还将人头吊在高高的兰竹上半年之久，后将人头埋在稻谷、玉米中，以祈祷来年的平安；用人血拌和种子，以期待减少灾害获得丰收。
1961年，有个叫张扎区的中年人，儿子得了一种怪病（据说是劳伤加肝炎)，张扎区是寨子的叛逆者，他不信巫师，而相信一个用草药治病的张拉体婆婆。在张婆婆的精心治疗下，张扎区儿子的病慢慢的好了。从此，张扎区对草医草药发生了兴趣，立志学草医治病救人，挑战巫师杀生驱鬼治病救人的权威。从1962年开始，张扎区一边在向张婆婆学医的同时，分别拜周边县的十五个有名草医为师；一边用学到的草药草医知识偷偷摸摸地给村民看病，开始了他一生免费为乡亲看病——合作医疗的事业。到1964年，张扎区已经成为周围村子小有名气的草医了。为了进一步提高张扎区的医术，政府和村上还多次送张扎区到乡、县、地区的医院进行短期的培训。张扎区医术越来越精明，自己采集、研制的草药越来越多，给社员看病的成本却越来越低，社员每人每年0。5元的人头费（其中支付张扎区每月25元补贴)，看病再不用任何开支了。为了降低村民的发病率，张扎区定期用草药熬制预防药汤分发到各家各户，村子里生病的人越来越少，巫师越来越没有了市场。
三，拉巴大队合作医疗与政府主导的合作医疗接轨。
张扎区经过多次培训，西医也有了一定的基础。从1971年开始，张扎区开始以草药为本，以西药为辅给村民治病，从此，拉巴大队的合作医疗和全国的合作医疗模式接轨了。赤脚医生也增加到4个。当时的拉巴大队有2400人，9个社，每人每年出1元钱加入合作医疗；分社核算，多退少补。收取的合作医疗费，由大队会计存入乡上的信用社，存折由大队书记管。张扎区开药方，病人找会计和书记拿现金买药（西药)。小病不出村，只出挂号费0。05元；大病由张扎区开证明到乡上医院治疗，国家补助一点（只补助了4年，71－75年)，约30％，合作医疗报销20％（特困户报销30％)，其余由个人支付。这样的制度一直坚持到1997年。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的医药大涨价和合作医疗体系的解体，医生都自个儿发财去了。张扎区不为所动，一直到1997年依然坚持1人1元钱的合作医疗制度不变。为了尽量降低医药成本，同时又保证村民的身体健康，张扎区始终坚持每半月对村民进行一次健康培训，每个季度对村民进行一次草药预防常见病。一个人做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拉巴村的群众说，“张扎区医生做到了”！
四，香港乐施会资助——拉巴村合作医疗进入新阶段
1996年，乐施会来到拉巴村，此时人均口粮201公斤，人均纯收入110元，医疗合作社已经拖欠乡卫生院4000多元了。根据群众的要求，第一个项目就是资助合作医疗。1997年乐施会最先投入的5000元，是建立20亩地的草药基地。原来的草药是张扎区到山上去采，品种也不全，草药基地建立后，用药方便了，品种也能够满足需求，还能卖钱；1998年，又投入3。8万元，其中：2万元建了医务室，1万元用于西药周转，8000元用于培养了两个年轻的村医；2001年，又投入5万元建立了合作医疗茶叶基地63亩。2005年，基地可以收入5000元以上。由于乐施会发展生产的其他项目的介入，拉巴村农民收入有了一定的提高，人们对西医西药有了更高的需求，从1997年开始，人均合作医疗费用由1元增加到了5－8元。
1997年下半年，全村有了6个年轻的医生，年届70的张扎区光荣退休，拉巴村的合作医疗进入了新时期。
1，下面是1997年以来，拉巴村合作医疗的财务收支情况：（说明：由于时间紧和语言不通的原故，本人没有时间对各个医疗点的财务逐一查对，所以数据不十分准确)
2004年：
A，收入：
●应收人头费2580人×5元/人=12900元；考虑贫困户减免，实际收入约10000元。
●大拉巴医务室挂号2149人，收到挂号费1006。5元，其中，小拉巴34人，收费16。5元，芒尾20人，收费5。5元。（注：小拉巴和芒尾医务室挂号人数不在统计之列)；
●医务室对外销售药品收入1250。27元；
●茶叶基地收入约1000元；
◎实际收入合计：13256。77元
B,开支：
●大拉巴医务室买西药支出9448。7元（芒尾和小拉巴还有部分没有统计上来)，其中，销售给外乡和本村家禽家畜1250。27元，其余用于村民，其中，大拉巴开支5797。02元，小拉巴1101。9元，芒尾836。66元。
●大病：到乡上县上看病的有4人，其中难产3人，有一个肾炎转县医院。报销 668元。
●其他开支 109 元。
●村医补助2320元。
◎合计：12545。7元
2004年收支平衡，约有节余。
2003年：
A,收入：
●人头实收9321。93元；
●医务室对外销售2928。95元；
● 挂号收入1191元；
● 其他收入4100元
◎合计：17551。88元。
B,开支：
●西药支出16727。35元；
●大病报销548元
●村医补助1200元；
◎合计：18475。35元。
2003年收支不能平衡：亏损－923。47元。
2002年：收入16832。9元，支出19820。26元，亏损－3437。36元
2001年：收入15546。48元，支出12017。03元，结余3529。45元
对亏损的部分，分社区（大拉巴、小拉巴、芒尾)单独核算，超支下年补足；
2000—— 1998年，各年都实行的是开支多少，收取多少的办法。2000年开支8733元；1999年开支16529。8元；1998年开支9047。22元。
2，1997年以来，拉巴村合作医疗管理模式特点
a,基础性的健康培训和预防是关键：健康培训分两部分进行，一是张扎区根据社区的常见病在不同季节和气候条件下的发生情况，在每周祷告前做培训，告诉一些草药预防和治理常识；二是青年医生根据县卫生系统的季度预防与卫生保健宣传资料，在教堂对村民进行定期的培训，还定期对妇女进行针对性的培训。预防也分两部分：一方面，张扎区每年至少两次统一熬制草药，分发到人，有针对性的预防常见病的发生；另一方面，年轻村医根据县卫生局要求对村民进行免疫。
b,制度化的民主管理是保障：统一管理、分社核算；季度盘存（药品)、分月公布（财务和病情)；代表监督、公评公议。
全村三个大社（大拉巴、小拉巴、芒尾)统一人头费标准，统一购买西药，统一制作草药，统一服务和药品价格，统一培训和预防，统一管理合作医疗基地，统一财务管理；分社区记帐，分社区核算，多退少补；每个季度都由社区发展委员会组织一次药品盘存，每次盘存的结果都张榜公布；每月都公布挂号人数、病情和药品支出情况；社区发展委员会设有专门的监督小组，每月都对合作医疗运行情况发布监督报告，报告的内容主要有药品采购是否符合程序，看大病和报销是否符合程序与标准，服务态度是否让社员满意等等，社员在月底的祷告前都可以对医疗服务进行公开的评议。
关于看大病的程序：如果社员得了大病，要到乡上或县上治病，首先要村合作医疗的医生开出同意出村就医的证明，病人拿到证明后要到村发展委员会盖上公章，病人看病回村后，凭正规报销单在村财务室报销30％。月底要接受监督小组的审查，并公布审查结果。
关于购买药品的程序：先由村合作医疗的医生填进药单，拿到正规医院或医药批发店划价，由发委会出纳和发委会主任或副主任一起付款领药，再将药品交给库房医生保管；进药的明细会定期张榜公布。
关于药品的管理：药品由库房医生管理，发委会按期对药品使用和药品库存情况进行清点，检查处方用药、药品库存、挂号收入、药品外销收入是否一致。盘存的结果会及时公布。
c,草医草药是根基。草医草药是拉巴村合作医疗的根基。一方面，没有草医草药就不可能有拉巴的合作医疗；另一方面，拉巴村几十年来能够将合作医疗坚持下来，根本的一条就是因为草医草药降低了成本。
d,乐于奉献的张扎区精神和诚信的社区文化是条件。在全国合作医疗都纷纷垮台的情况下，澜沧县乃至全国为什么只有拉巴村合作医疗顽强的坚持下来呢？除上述三个原因外，医生的奉献和社员的诚信是重要的因素。张扎区医生一生乐于奉献的精神，赢得了社区群众的尊敬和信任。张扎区也为年轻的村医们树立了榜样，年轻的张新平、李玉梅医生说：没有老医生的无私奉献，就不可能搞好合作医疗。他们表示要一辈子学习老医生，一辈子像老医生一样为村民服务。张扎区医生认为，全体村民都信仰基督教，没有人抽烟、喝酒、打牌赌博，人人都诚实守信，都自觉维护合作医疗制度，没有这个条件，拉巴村的合作医疗是不可能坚持下来的。
3， 现阶段拉巴村合作医疗存在的问题：
主要的问题有：一是有西医化的趋势，如果丢掉草医草药的优势，一方面，草药的预防作用不发挥出来，疾病会大大上升；另一方面，治病成本会大大的上升。人均5－8元钱是远远不够的，即使茶园和草果基地每年有数万元补充合作医疗基金，也是难以维持的。二是97年以来，西医西药的使用，购进售出频繁，日常财务管理和年度核算越来越复杂，社区组织的财务管理水平明显不适应要求。三是社区传统疾病没有上升，还有下降的趋势，但附科病近几年来上升很快，现在约有30％多的妇女患有附科病，原因可能是复杂的，但社区群众认为近几年来使用农药是导致附科病快速上升的主要原因。四是张扎区医生已经76岁了，还在草药预防和健康培训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年轻的医生们有轻视草药草医作用的倾向，一定要在年轻一代的医生中找到替代张老医生的人。五是如果想得到政府人均20元的合作医疗补贴，将拉巴村纳入国家合作医疗试点单位，继续维持合作医疗现有的特色——四大特色（一是有草药基地立社；二是民主管理固社；三是有经常性的健康培训和预防强社；四是奉献精神和诚实守信护社)恐怕是一个难题。我的认为，这四大特点缺一不可，而政府主导的合作医疗是很难尊重草根医疗合作社的传统的。
五， 拉巴村合作医疗给我的启示
1， 农村合作医疗到底是鼓励群众自己搞好，还是政府主导搞好。从拉巴村的实践来看，合作医疗由群众自发搞起来的生命力是非常强的。一是透明度高，给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感觉；二是参与性强，参与面广，社区几乎没有不参加和不关心合作医疗的；三是拥有感强，群众真正认为医疗合作社是自己的合作社，维护合作社成为大家的自觉行动；四是可控、有安全感，社区群众觉得有能力掌管合作医疗，如不担心医生不好好服务，不担心财务出问题，不担心少数强人占便宜，等等。我考察过一些政府主导的合作医疗，上述四点都是不存在的，这就决定政府主导的合作医疗很难获得坚实的群众基础。所以，我觉得现在政府重视农村合作医疗是好事，但方法上要讲究，最好让群众自己搞自己的医疗合作社，搞起来了，运转正常，政府再给补贴。不要政府找老百姓收钱后由政府主导搞，这样搞的结果恐怕不是真正的农村合作医疗，而是政府强制的医疗合作化运动。
2， 农村合作医疗是保小病好，还是保大病好。政府主张农村合作医疗主要保大病，而拉巴村几十年来一直只保小病。他们认为：第一，大病是小病积累的结果，小病及时医治，大病就会很少；第二，保小病，大家都会受益，参与积极性就会高；第三，保大病不可控，超出了社员的管理能力；第四，大病应该以救济为主，亲人、教会、村委会另想办法救济，不应该纳入社区合作医疗的范畴。从政府这几年的合作医疗试点经验来看，一方面是人均30元钱用不完（大病最高只报3000－5000元，群众还是看不起大病)，另一方面是很多人小病不去看（小病有可能拖成大病)；一方面是政府认为在为群众做好事，另一方面是群众认为政府又在打农民的注意。
3， 农村合作医疗是提供中医中药服务好，还是提供西医西药服务好。从拉巴村的实践来看，草医草药（中医中药)的作用非常大，一是有预防作用，二是有降低成本的作用，三是还可以以药换医（以药养医)。在这点上，拉巴村的经验和湖北宜昌长阳的合作医疗的经验是相同的。现在政府主导的农村合作医疗到底需不需要发挥传统中医中药的作用呢？现在的西医西药价格太高，城里人都被宰得受不了了，乡下人怎么经受得西医西药宰呢？所以，农村合作医疗恐怕是西医西药不可少，中医中药不能丢。
4， 农村合作医疗是全国一个模式好，还是多种模式竞争好。现在全国各地搞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其做法几乎千篇一律。中国之大，情况千差万别，不应该只有一种模式。为什么会“千篇一律”呢？当然是中央政府主导的结果（也可以说是卫生部主导的结果)。我想，中国应该要出现很多的模式，让各种模式在不同的地方竞争，最后才能总结出各地最好的模式。各种模式竞争的局面如何形成呢？这就涉及到要改变一个根本性的东西了，那就是人均20元的医疗资源是谁的，怎么配置，应该由谁掌握使用。如果政府和卫生部门是资源的配置者和掌控者，各种结合实际的模式就不能产生，“合作医疗”就很难名副其实。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依法配置合作医疗资源，由社区群众的组织自己按照“合作医疗基本规则”掌握资源的使用。我相信，如果法律规定拉巴社区人均拥有20元钱（谁也无权截留)，并且这人均20元钱是由拉巴村民自己掌握使用，拉巴村的合作医疗一定会做得非常好的！
5， 农村合作医疗是正规组织搞好，还是非正规组织搞好。现在有好多村子的党支部和村委会在群众中没有多大的号召力和凝聚力了，依靠两委做公益事业做不起来。相反，一些非正规的组织却能够办好公益事业。如：老人协会、教会、庙会、上访代表会、社区基金会等等。我觉得不要千篇一律地、什么事情都只要村委会党支部搞，应该鼓励让非正规组织来组织群众干一些公益事业，只要他们干得好，就要支持。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和保持基层组织的先进性，要与时俱进，创造各种组织的竞争局面是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和保持先进性的最有效的办法。如果村里的老人协会做合作医疗比村委会做得好，就让老人协会来做有什么不好的呢？！都是村民自己的组织，哪样的组织有群众基础，能为群众服务，党和政府就要依靠它。这就是与时俱进的群众路线。有了这样的认识，我相信合作医疗会容易搞得多。
医道与医术
蔡进
（转自读书杂志2008年01期)
进入二十世纪以来，有关中医存废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然而，不论是站在所谓“科学”立场上对异端知识的肆意讨伐，还是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对文化遗产的盲目崇拜，争论双方其实都未认真思考过，中医所面临的危机难道只是外来的吗？在各种各样的思想权势的压制或保护之下，中医自己的立场和地位又在哪里？
近代以来，中医面临着西医的冲击，可谓打了一个大败仗。这不能简单地用西方的“知识霸权”来解释（当然也不能排除这一因素)。毕竟，这个世界上的大部分人既不是狂热的“西方主义者”，也不是狂热的民族主义者。在生死攸关之际，他们主要看重的还是疗效。周作人曾在回忆录里说过一个故事。民国初期，钱玄同在北京的黄包车夫当年曾是义和团运动的参加者，“但是其时已经是热心的天主教徒了”。原因呢？是“他们的菩萨灵，我们的菩萨不灵嘛”。在国人的眼中，菩萨的灵验程度，比菩萨的出身要重要得多。无可讳言，西医来到中国，使许多中医束手的问题迎刃而解，挽救了一大批人的生命。这才是西医能够树立自己地位的根本原因。不承认这一点，中医就不可能反思自己败在何处，也就永远不可能重新确立自己的地位。
毫无疑问，在今日武断批判中医的人中，不乏以“科学”代言人自居者，将各种自己不懂的知识系统一棍子打死，归入异端。这种态度不能不使人怀疑其言论与知识的讨论无关，另有用意。不过，在抗拒这种学霸的同时，我们也不必非要陷入相反的泥淖。坦率地说，身为一个“中医”，我以为目前的中医面对的最大危机不是外来的，而是内在的。正如贾谊所说，“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中医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一定程度上可谓是咎由自取。这一百多年来，中医一直在为自己的生存问题进行一种更多地具有社会学意义上的抗争，但如果到了今天，中医界仍然不能反躬自省，不从知识本身，而只是从生存环境上想出路，恐怕最终仍不能摆脱灭亡之道。
实际上，中医的衰退并不自近代始。在我看来，它至迟可以追溯到明代，其表征之一便是公元一五八九年明代医家方有执在《伤寒论条辨》中把张仲景称为“医圣”，并得到后世医家的认可，以至于今日仍有学者将《伤寒论》视为中医的“枕中秘籍”。然而，也正是这样一个试图“挽救中医”的举动，更深层次地暴露出中医的“内伤”。这样说当然不是要否认张仲景的历史地位。我曾经用了五年时间学习《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和《伤寒杂病论》（以下简称《伤寒论》)，几乎读遍“伤寒论”的各家著述。但是，要正确认识张仲景的医学地位，便不能将其人其书抽离其具体的时代环境。
张仲景在《伤寒论》的序中明白指出，他是针对伤寒在当时流行的时疫而立法制方的。时疫具有传染性、流行性、突发性，是外邪侵害人的身体造成的人体机能失常现象。这和我们现在通常遇到的慢性疾病有着本质的不同，后者往往涉及脏腑之间和经络之间的变化，常是多脏腑和多经络共同作用所造成的，比起伤寒来，其病理机制要复杂得多。当然，我们也看到，自古以来有很多伤寒大家灵活运用伤寒论的处方治疗不少慢性疾病，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这是否即意味着伤寒论可以推诸四海而皆准呢？通过阅读大量医案，我明白了他们解决的多数只是症状，并未从根本上解决病理问题。实际上，伤寒在六经传变中所产生的病理机制和慢性疾病有相似之处。比如小青龙汤便是针对寒饮伏肺引起的咳喘。一些慢性哮喘病人在病程的某个阶段具有相同的病理机制，在临床上是可以使用的。但更重要的是，慢性疾病实际上是多种病理机制导致的，解决了寒饮伏肺这个机制，只是完成了一个工序，还有很多问题要解决。
张仲景是很伟大的医家，他对伤寒的认识既深刻又严谨，千古以来无出其右。但是，《伤寒论》乃是外感总论。不明白它所讲的道理和针对的具体问题，而只是将其治疗方案盲目推广，用来治杂病，甚至癌症、高血压等，与其说是对张仲景的推扬，倒不如说是对他的背离。这恐怕也就是真理往前迈了一步而成为谬误。
进一步，对张仲景的误解不仅仅是如何对待治疗方案的问题，而涉及更深层次的中医思维方式（这本身又和对中医的正确认识有关)。中国传统文化讲究道、术之分。道是形而上者，术为形而下者；道是总的原理，术是具体运用。不知道则无以知术。中医亦然。众所周知，中医源于《内经》，其核心是人与自然的联系，以及在此基础上人的内在脏腑气机的转化、阴阳盛衰和病理的变化。多年的研习使我认识到，《内经》所云实与道和禅机一样让人难以领悟，更不可能加以标准化和大众化。武侠小说中常说，最高水平的剑客心中虽无招而能胜有招，盖得道也。医道也是如此。它要求医生心中无招无式，一随着具体病情的演化而推理制定具体而灵活的治疗方案。但正如古来剑客得道者寥寥无几，这种医道之学也是很难加以模式化和形象化的，因而自始就注定不为多数人所掌握，无法成为中医主流。既然无招无式，便难以著书立说，更多的是凭借医生的悟性与临床经验基础上的揣摩深思而得。
从治疗手段上讲，《内经》所述多以望诊和脉诊所得为第一手资料，问诊只是对此加以印证和完备而已。然而，获得第一手资料所需功力是多数医生难以做到的，后面的推理就更是无从说起。于是在中医界就开始产生了另一种思路：把临床的症状加以筛选和归纳，根据主要症状，运用阴阳、八纲、脏腑经络辩证而处以方药。这种方法与近代的医学思路实已极为相似。但是这一看似正确的方法其实存在很大问题。我们知道，首先，同样的症状往往是不同病因的表现，针对症状下药，而不从病因入手，极有可能误诊。其次，很多慢性病在一般情况下是没有症状表现的，有些症状只是慢性病的急性发作。因此，解决了症状不等于治好了慢性病。正是这种症状学的思维方式领导中医走上了一条衰落之路。
医道衰落的另一个标志是中医的派别化。实际上，真正的医学是不应该分派的。中医最可宝贵的一个传统就是它的整体观，也就是从一个全局的立场上思考问题。所谓的“派”起初是医生对某一点认识的深刻化，而后进一步将此认识发扬光大，就对某种诱因产生的疾病形成了认识。但如上所述，各种派别的理论其实均只是对一时之症的认识，如果脱离具体的时空条件，一味地强调运用某一派别的理论解决问题，便很有可能导致整体观的丧失。同样具有怕冷的症状，其根源既可能是阴虚，亦可能是阳虚，表现将其放在整个身体的小环境甚至病人生存的大环境下，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如果孤立地根据几个症状来判断，只能导致治疗的混乱。
实际上，除了少数杰出的医家，多数中医所针对的都只是症状。中医多有以症状列为病名者，如头痛、腹痛、胃脘痛、自汗、盗汗、失眠等，便证明了这一点。这说明传统中医对病的认识是非常模糊的，意味着它存在着很大的漏洞。当然，限于近代以前人类的知识水平和技术手段，应该说传统中医的症状学在那个时代是很先进的，相比起来，西医在解剖学形成之前对疾病的认识是无法和中医相比的。但是，随着西医的近代化，其直观的具体的诊断治疗方法便给传统的模糊医学带来很大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中医的革新派想把中医的症状学判断和西医的疾病诊断结合起来，如把糖尿病归为消渴。孰不知这种结合是非常可笑的，因为糖尿病初期并不一定有症状，而消渴也并非都是糖尿病。
除了思维方式上的原因，中医衰落也有其社会的背景。中国虽有“上医医国”的古训，但在实际生活中，医生的生活地位并不高。对于许多人来说，行医只是在科举落第的情况下，无可奈何的一种糊口手段。晚清时候，曾有日本医家到中国来，其本意是寻找“儒医”，却发现在中国，“儒医”已是凤毛麟角，更不要说通医道者了。大多数人只是背诵一些汤头歌诀，掌握几个药方而已，看病近乎瞎猫遭遇死耗子，全凭运气。在清代编成的《笑林广记》中，记载着大量有关庸医的笑话，绝非刻意的污蔑。
正由于过去的大多数中医多是方医，没有从医术的层面提升到医道的层面，而他们看病与其说是治病，毋宁说是猜病。不经辩证，先拿前人验方去凑，故而有灵有不灵（当然，即使是很好的医生也会有“不灵”的情况，但那常常是囿于一时的见解不到，与此有着本质的不同)。这也是很多“神话”产生的原因。如，民间常有某人“服不服”某医生的药甚至是与医生有无“缘分”的说法，其实在此。
近代以来，随着西式的知识准则，尤其是思维方式传入中国，这种症状学的思路不但没有得到反思，反而进一步被强化了。近代以来国人爱讲“科学”，又常把科学归结为归纳和演绎二法，其中归纳法尤其受到重视。这一思想氛围有利于此前中医固有的症状学解决方式而不是真正医道的遗存。更重要的是，在西医的步步紧逼下，中医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不得不采用西式的思考方式。其中影响最大的一个步骤恐怕就是模仿西式的医学院，设置中医学院。传统中医采用的是师徒授受的方式，老师通过手把手的指导，能够将一些经验和体会（这些体会有时是难以言明也难以系统化的，不乏微妙之处，相当于米歇尔·普兰尼所谓的“个人知识”)传递给徒弟，而学生也可以在长期追随师傅的过程中逐步掌握中医个体化的思维方式。但对于现代学术建置的中医学院，这种面对面的传授方式未免“奢侈”。为了适应规模性的教育方式和标准化的现代医疗管理体制，就必须把包括治疗手段在内的医学知识加以简单化、条文化和程式化，这无疑背弃了注重整体化和个体化相结合的中医之道。同时，诸如切脉之类的基本训练也难以得到有效的保障。建立中医学院本是为了推动中医的“现代化”，但其具体影响却颇有南辕北辙的意味。
因此，在模式化和分科细密化的“现代”思维标准的大前提下展开的“中西医结合运动”，从开始就注定了它绝非中医的福音。目前的中西医结合的实质是以西医化中医，确切地说，是以西医的思维方式改造中医。现在我们到中医院去，医生不把脉，而是和西医院一样，开一张检查单，等各种各样的检查、化验结果出来以后，再据此开中药处方。似乎中医即等于中药。可是，中西医最大的差异不在药物，而在于对疾病的理解方式。因此，坦率地说，今日的中西医结合完全走错了方向。当然，这绝不是说中西医不可以结合，但是，怎么结合、结合点在哪里，都值得认真地思索，其实质则是首先要弄懂两种医学本身的各自特点，包括它们的长处与短处，才可尽其所能，避其所短。要做到这一点，至少对于中医而言，就必须理解真正的医道，而不能只在医术上找着落。否则必死，不是死于古人，死于权威，便是死于“科学”，死于西医。
我的经历或者可以在此拿来做一例子。我是一九九一年从成都中医学院（现在的成都中医药大学)毕业的。一上临床，我就几乎对中医失去了信心，因为我治不了病。岂止治不了病，课本上总结归纳出来的疾病症状，居然在现实中找不到，几乎没有哪一例完全合乎被标准化了的课本陈述。这对西医来说实际上也是存在的，但西医有各种各样的检测仪器和实验学的方法来辅助医生诊断，错误自然要少很多（实际上也常有不少错误)，更何况诊断手段相对单一的中医呢？这个经历对我打击很大，认为中医确实解决不了问题。更重要的是，这并非我一个人的体会，而是我们班所有同学的共同感受。到今天，我们班真正意义上从事中医事业的人已寥寥无几了。二○○七年成都中医学院搞校庆，我回到母校，发现返校的校友们大多失落，心中非常难过。我认为现代中医教育体系几乎可以说是完全失败，它离传统医学的真正精神越来越远。然而，道之不存，术之焉附？传统中医界已经走过了一段弯路，今天我们需要的乃是拨乱反正。
正如整个中国的传统文化，二十世纪以来中医的一个深层危机在于，它必须面临西式标准的审查才能生存。因此，它或者被贬为“巫术”，流放到现代医学的疆界之外；或者努力追随西医，力图使自己“现代化”。但是，任何一种文化，特别是像中国这样有着非常悠久历史的文化，不是不要“现代化”——否则就只有送进博物馆中，成为人们参观凭吊甚至批判的对象——可问题的关键是，什么才是“现代化”？今天大家已经知道，现代化不等于西化。西方只是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先行了一步，提供了一种可供借鉴的形态，而不是一种唯一的模型。因此，真正的现代化必须首先清理自己的家底，知道自己的文化财产中，什么是可以接着用的，什么是必须修理才能用的，什么是不能用的。
这当然不是什么新想法。早在二十年代，胡适等人提出的“整理国故”运动，就希望达到这一目标。然而问题仍然存在：不少人“整理”了国故之后，却认为包括中医在内的国故中基本上没有什么值得继续使用的。这当然不证明“整理”的目标有问题，而是表明不少“整理”工作本身可能并未做到位。以中医而言，其症结何在，也须加以辩证地分析，不能以偏概全，以次充好。这就要求学者首先须立稳自己的脚跟，弄懂中医的真精神，从其原理出发，而不是从具体的手段出发，庶几可以实现中医的真正现代化。
所谓中医的真正现代化，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走出症状学的思考方式，回到“医道”传统，实现中医界的内部反思。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不乏“清理门户”的意味。二是站在一个平等的地位上和西医对话，矫正今日这种以西化中式的中西医结合运动，实现二者的真正结合。这不但有利于中医的发展，对西医也不无益处。实际上，所谓中医和西医不过是限于我们今日的认知水平的一种表述。在“治病救人”的意义上讲，医学只有方式、方法的不同。中、西医乃至其他一些医学，如藏医、蒙医等，都是基于对自然和人体的认识而建立的。当我们对疾病的认识更为深入的时候，这些医学均可找到结合点，互为所用，而不应有什么对立。在上述两个方面中，对医道的认识是最为基本也是最为迫切之事。
说到医道，不少人又有两个误解，一是认为中医只讲经验，没有理论；二是认为中医的理论很玄，没有科学的依据。第一个误解不难解释，只须认真通读一下《内经》，即可消除。第二个误解却不容忽视。实际上，包括不少医家在内，谈到中医理论，就要使用诸如阴阳、五行一类的概念，不但使人觉得玄奥难懂，且使惯于使用“科学”思维的现代人感到格格不入。其实，所谓阴阳、五行只是传统中医的一种表达方式，或者说是他们对于自然认识的表述。当然，这不是说这一套术语就是丝毫不重要的，而是说我们并不一定非要使用它们才能说清楚中医的道理，而别无表达方式。回到前边的比喻，顶尖的武林高手因为已经真正理解了武学的真谛，拈花摘叶，亦可伤人。术语就好比是武器，而医道才是核心。
在我看来，传统医学之医道的实质乃是对于自然观的把握。人是宇宙中的一物，在千百年来的进化过程中，与周围的环境相互作用，才成为今天这个样子。因此，我们不可能脱离自然来理解人(不能深刻地认识人和自然的关系，西医的研究和发展也将陷入泥潭)。且仅就此一方面而言，古人较之今人更有优势。今天我们的生活更加富足、更加方便，但也离自然更加遥远。我们营造了一个看似可以脱离自然、实际上是最终要受到大自然制约的小环境。其影响之一就是，我们对自然的感应能力大大减弱了。古人由于常与自然为友，获得了一套非常淳朴的自然观，而中医便是建立在这一套自然唯物观基础上的对人体内脏经络的病理演变的认识。
其实，不仅是中医，各种传统医学，无不建立在一套类似的自然观基础上。即使现代西医，也不能从根本上脱离这一观念。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讲，我更希望把我理想中的医学称之为“自然医学”。它与传统意义上的中医有共同的根源，但又超越了传统中医。首先，它要求从医道的高度理解疾病，既把人体与外部环境结合起来，又从人体内脏经络的整体意义上对疾病加以全方位的考察，因此，它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归纳，更是根据身体的各种征象进行的综合分析；它的治疗方案也不是对前人成方的沿袭，而是建立在综合分析基础上的“综合治理”。
其次，我们今天的自然环境和生活方式较之古人甚至几十年前的人们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决定了我们的内在机制必然发生相应的改变。这些年来出现了不少新的疾病，如所谓“空调病”，便是这种新环境的产物。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治疗方案一定须做调整，绝不能简单地因袭成方，必须有所“变”；但这个“变”又是有依据的，其依据便是自然的基本运行和人体内脏经络的病理演变规律，这便是“通”。有通有变，则可大可久。
转载▼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38c8cd0101ciz2.html链接二：《陈其广：六大战略复兴中医药》（摘自《中国中医药报2013年4月12日、15日版》)
●中医药为其自身哲学基础、认知路径和行为规则所决定，从养生保健、疾病预防和治疗多个方面都具备了成为我国医药战略基石的特性和价值。
●在关于中医药“科学”和“文化”属性的争议背后，是医药领域国家间、企业间的经济利益角逐。轻率主张从理论研究到临床实践全面推行以融合为实质的“中西结合”，极有可能对国家、行业和从业者产生三重危害。
●以“先治疗、后滋补”、“先国内、后国外”为序，把扶持中医药特色的推广、促进中医药优势的发挥作为中医药工作中心内容和紧迫任务，认真解决中医药机构“不姓中”问题。
●中医药的确是我国古代文化和文明各项成就中历史最悠久、系统最完整、应用最普及的，没有中医药的复兴就不可能有中华文化的真正复兴。
进入新世纪以来，在党和政府方针政策指引下，经过业界努力和各界支持，中医药领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良好局面。准确、充分认识中医药战略特性，有助于把握正确方向，增添克服艰难险阻的信心和勇气，全面、深入、持久地做好“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工作，使中医药对振兴民族、繁荣国家所具有的重要战略作用得以更好发挥。
尽管“战略”通常被理解为和计谋、定位或模式一类概念密切相关，是人类用主观认识和意志赋予客观事物的，然而笔者认为：为事物内在本质和关联环境因素所共同决定的该事物的战略价值，并非人们从主观认识和意志出发，赋予事物和行为的外在特性，而是因事物自身所具有的方向性、关键性和全局性本质而客观存在的内在特性。
正因为中医药具备了此种客观的内在战略特性，从而对国家、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就具备了至少以下六个领域的战略价值。
医药战略价值
从最直接的应用领域--医药卫生来看，结合医改的推进建设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医药卫生体系与国民健康保障体系，是一项非常必要和极其紧迫的重大国家战略，而唯有中医药才是成功建设这两个体系的战略基石。
经济分析：承受力约束刚性和效益有利性
当前，国民医疗保障已成世界性执政难题，关键在于：无论采用何种支付方式，只要无法有效控制医药费用吹气泡式的膨胀，现有医保体系的各类支付主体都将难以承受持续增长的医药费用负担，从而迟早引发政治和社会问题。而我国当前以至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的经济状况都必定无法承受照搬国外所谓“现代先进医药模式”将造成的巨大支付压力。
数据表明：尽管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速持续居于世界前列，GDP总量已是世界第二，但人均GDP排名仅位列全球第90位左右，不及美国的十分之一。医药费用支出，目前我国卫生总费用占GDP比例已达5.2%，人均年卫生总费用超过1820元，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可是美国仅医疗开支就占GDP的18%左右，比我国卫生总费用还高13个百分点。美国人均医疗费用8000美元（超过人民币50000元，其中仅药费就需6000元)，是我国的40倍左右。即便如此，这还是我国卫生总费用增速连续多年超过GDP增速，国家财政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从2001年到2011年几乎翻倍的结果。如把美国人均医疗开支水平作为“国际先进医疗水平的服务”标准，仅医疗开支一项，2010年我国就需要67万亿元，而该年我国GDP总值只有40.12万亿元。
因此，以美国为典型的用“尖端的理化检查设备、巨资研发的各类新药和层出不穷的手术新方法”作为技术支撑的高成本的所谓“现代先进医药模式”，绝非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收入水平所能承受。我国不应该也没有经济能力来追随、抄袭西方发达国家这种将医药垄断企业利益隐身于“高科技”之后的医疗模式。这是经济分析的必然结论。
技术分析：有效性和合理性都是硬道理
1. 中医药自古至今都是养护健康、防治疾病的有效手段
尽管中医药和西医药从哲学基点、方法论到直接目标和手段都存在重大区别，但二者都是人类维护健康、防治疾病的有效手段。有少数人认为：只有现代西方医药知识理论和方法手段能够解释、验证的医药理论和方法才是“科学”，否则就是“伪科学”。这种认识从否定在任何历史发展阶段人的认知能力都是有限的这一基本事实出发，不但否定了真理的实践性和相对性，而且否定了科学的开放性和渐进性，是一种片面和短视的认识。包容于中医药知识理论中的深邃的中国哲学思想以及广博的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物候学、地理学等知识绝不能“依样画葫芦”，简单搬用西医药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裁定、套改。我们迄今不能解释的自然现象乃至人体自身功能效用不计其数，但这并不应成为彻底否定其存在的理由，更不应成为我们永无止境地探索真理的羁绊。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用数千年时间和亿万人生命实践不断发现、创造、积累、检验和完善所形成的一个原创、独立、完整的知识理论和方法技能体系。中华民族能五千年来生生不息、日渐强盛，中医药的确功不可没，任何尊重事实的人都无法辩驳。
非但如此，即便是对各种化学污染造成的生理疾病和因生活工作节奏加快、人际竞争激烈造成的心理疾病此两大类所谓“现代疾病”，如若民众都能理解和把握中医药重视“治未病”，强调“食饮有节、起居有常”、“性命双修、形神共养”的特点，从注重饮食起居和精神调养等方面做起，现代疾病的危害就可能在相当程度上被控制在萌发阶段。传统中医药在当代依然有勃勃生机、依然可以祛病强身、保家卫国的事实，不仅从广东用中医药方法防治SARS、北京用古方研发治疗甲流新药等防治当代重大流行疫病的成果中得到明证，甚至在救灾抢险应急场合运用中医药简易方法有效防治了部队群体伤病的事例也绝非仅有。认定中医药是当代乃至今后人类防治疾病、养护健康的有效手段言之有据。
2.应用中医药养身健体、防治疾病是人类合理的上佳选择
对浩瀚宇宙和广袤自然而言，人类是什么角色又应有何种作为？这是决定医药学的哲学基点问题。相对而言，中医药学更多是传统农业文明的产物，信守“天人合一”、“天人相应”：人无非是自然界中一类生灵，故此应该敬畏天地、顺应自然，与周边环境和其他生灵和谐共生、各得其所。而人自身也是一个各部分间密切关联的“小宇宙”，患病主要是人体功能出现了问题，如阴阳失衡。因此强调养生--防重于治，强调辨证施治--着眼整体调整，强调“固本培元”、“扶正祛邪”--保护和增强患者自身内在的抗病机能。而西医药学是近代工业文化的产物，崇奉人的独立创造能力--“物我两分”、“人能胜天”，把人看成是万物主宰--要“人定胜天”。擅长线性的分析还原思考方法，认为人之有病，主要是人体部分物质出现了问题。而医药学就是医者主导，用人造物质和人为手段“努力找病、除恶务尽”。
世界卫生组织曾将21世纪医学发展方向归纳为八个转变，即：从疾病医学向健康医学，从重治疗向重预防，从对病原的对抗治疗向整体治疗，从对病灶的改善向重视生态环境的改善，从群体治疗向个体治疗，从生物治疗向身心综合治疗，从强调医生的作用向重视病人的自我保健作用，从以疾病为中心向以病人为中心。对照之下，中西两种医药学究竟谁更符合今后的转变方向，应当不言自明。从更广泛、更长远看，究竟哪种医药学对人类与自然“长相厮守”更有利，同样不言自明。
对生理上的“弱势群体”，中医药优势更加明显。以我国为例，由于前一时期“以药养医”的过度市场化行为引发了过度医疗的普遍现象，进而生成了一些医源性和药源性问题，其中滥用抗生素尤为突出。如能及早普及中医药服务，婴幼儿就能较少受到抗生素、激素的早期危害，有利于其自身免疫系统的正常发育成长，而老年人也能更多利用生命的“自组织、自演化、自适应、自稳态和自调解”功能，即便是“带病生存”，也总比动辄施行各类外科手术和放化疗更合乎天道人情。对于老年病、慢性病，应用中医药结合中国传统特色食疗、心疗等方法，其优越性更是无与伦比，为有效化解我国老龄化社会医疗保障重大难题提供了“定海神针”。
以上分析中，如说经济承受能力分析得到的是刚性结论，对技术有效性和合理性的分析得到的就是对刚性结论的刚性支撑。事实上，技术路线和经济成本之间存在非常直接而密切的关系，决策选择的结果往往是所选技术路线直接决定了经济成本。决策我国医药卫生体系和国民健康保障体系的建设方案同样无法回避这一规律。因此，中医药为其自身哲学基础、认知路径和行为规则所决定，从养生保健、疾病预防和治疗多个方面都具备了成为我国医药战略基石的特性和价值。
经济战略
普及中医药服务可以明显提高医药卫生领域的社会经济效益
中医药界有不少人士反对把“简便验廉”的“廉”作为中医药特色优势来强调。因为在前一时期医药卫生过度市场化、商业贿赂成为夺占市场份额利器的环境下，中医药的“廉”反而“南辕北撤”地成了从业人员获取合理经济报酬的障碍，不但打击了他们学习传统医药理论和技术的进取心，甚至削弱了他们对医德的固守意愿。但正如甘肃省在决定医改方针时所强调的现实所言：因为甘肃是“穷省”，所以要“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最基础的问题，用尽可能少的费用维护居民健康，走中医特色的医改之路”。从国别对比来讲也完全情同此理：我国的多数人均指标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甚大，是确确实实的“发展中国家”。如果我们还要“言必称希腊”，硬把发达国家已危象丛生的“现代先进医药模式”作为我国的“范本”，至少也是“未富先奢”陋习在医药领域的表现！现实和逻辑告诉我们：“最简单的方法”必然是对日益复杂化、高度商业化的“当代先进、尖端”医药硬件技术依赖最少的方法，而“尽可能少的费用”只有努力采用“最简单的方法”才能实现。
卫生部门的统计表明：即便是在需求旺盛导致中药材价格持续提升的情况下，全国平均而言，和以西医药为主体的综合医院相比，中医院的门诊人均次和出院人次的医药费用仍然要低20%左右。由于大力推广中医药服务和惩处过度医疗并举，甘肃省中、西各类医院合计的此两项费用硬是比全国平均要低40%~50%。受公开数据不足约束，笔者只能用2010和2011两年可获得的数据保守推算，结果是：如果全国除甘肃和西藏以外的所有省、自治区、直辖市都能把此两项费用降低到甘肃已经达到的水平，那么全国一年节约的医药费用很可能达到甚至超过5500亿元。按照2011年推算数据，仅这笔费用就可单独满足5亿户籍人口一年的门诊和住院医药费用。如果有人质疑：相对低廉的医药费用对甘肃民众的健康是否存在不利影响？国家统计数据是最好回答：在西部十省区中，非但甘肃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等指标并不处于落后位置，而且人均预期寿命排列靠前，从2000年到2010年这一指标的增长幅度更为靠前。
中医药是我国典型民族传统产业，产业形态完整，对三农经济、边远和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拉动明显，且有国际发展前景
认定中医药是民族传统产业的典型，不仅因其历史悠久、应用普及，具有鲜明人文地域特征，更是因其具备跨接三大产业、多个行业的完整产业链，产业的结构丰富、分布广泛、关联紧密、形态齐全。
仅从第一产业的中药材野生采集和人工种植来看，全国公认道地药材品种至少有200余种，十几个主产区基本覆盖所有省级行政区划。此外，各省、市的区域性道地药材更多不胜数。以开展中医药工作颇具特色的山西运城为例，调查核实的常用地产植物、动物和矿物中药就有557种之多，其中地黄等还出口他国。种植中药材40万亩，年产值近4亿元，对当地经济有较明显拉动作用。全国多数省份，尤其是西部一些欠发达地区、贫困地区，都有用中药材种植和粗加工带动三农经济发展的实例。在第二产业内，不但有闻名遐迩的百年老店，还有改革开放后创办的大批中药加工企业，其中不乏独具地区和民族特色的厂家。近年来藏药、蒙药和苗药等兄弟民族传统医药使用范围的扩大就与中药加工制造业的发展有密切关系，彰显了中医药带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潜力。至于在第三产业，从药材药品流通到医疗保健服务再到教育科研文化等等领域，中医药相关机构更如满天繁星。虽然统计部门从未发布过三大产业内与中医药相关的就业人数，但粗略估计应在1000万左右，受益人口可能有3000万之众。
而今，放眼国内，从平面到立体，几乎所有媒体都“傍上了”中医药，涉及内容由表及里、无所不包；中药产业产值2011年达到4178亿元，在“十一五”期间实现了年均22%的增速，到2015年很有可能达到6000亿元；中医院诊疗人次从进入新世纪以来也以年均约10%的速度增长；不但直接服务于民众身心健康的中医药需求明显旺盛，对食品安全具有明显效果的农用传统中医药（中兽医药等)也呼声渐高；尤为可喜的是，在甘肃，人们看到中医药院校招生久违了数十年的红火局面重现：非但录取分数线达到了文科第一、理科第二，且所录取学子都是第一志愿报考者。中医药“长征接力有来人”的新时期可持续发展曙光在前。眺望寰宇，尽管路途依然遥远而艰辛，但“中医药走向世界”正在迈开坚定扎实的步伐，中医药服务遍及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且越是发达国家的民众对中医药的接受程度越高，从针灸合法化到中医药合法化的方向渐趋明朗；可以断定，这般万千气象必将孕育出中医药产业经济在国内外发展的更大更好机遇。
中医药是我国在全球医药经济领域的核心竞争力
其他经济领域一样，当今医药经济领域同样存在全球化现象，“科学无国界、利益有主体”。在关于中医药“科学”和“文化”属性的争议背后，是医药领域国家间、企业间的经济利益角逐。正因为中医药和西医药是从哲学基点、方法论到直接目标和手段都有明显区别甚至某种程度上对立的不同体系，因此，在满足疾患防治需求时就可能形成可选择、可替代关系，进而衍生出相互竞争的关系。
事实上，暂不论文化多样性和科学民主性的必要，仅从现实情况来看，哪怕是极其直观、感性的艺术领域，真正“中西会通”的人也是凤毛麟角。更何况事关人类健康和生命安全第一要务，在各自都是复杂深邃且尚有巨大发展空间的两个体系面前，轻率主张从理论研究到临床实践全面推行以融合为实质的“中西结合”，极有可能产生三重危害：对国家，消解了因有传统中医药的特色优势而在世界医药经济领域具有的核心竞争力；对行业，自惭形秽，妄自菲薄，在西方医药界已开始认识自身局限，试图通过向传统医药和其他民族医药学习，寻求出路的关键转折时刻，特别是在党中央、国务院明确重申“中西医并重”、“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大政方针的大好形势下，“事与愿违”地走偏、走错方向、痛失百年不遇的复兴发展时机；对从业者，特别是中青年，把绝大多数人奋斗一生都难以实现的一种愿望和可能当作自己职业生涯的起点和目标，在中西之间“心挂两头、踯躅彷徨”，贻误了有利于“术有专攻”、“业精于勤”的大好青春年华。
必须高度警觉的是：一方面，当前我国优秀中医人才和优质中药资源都处于紧缺状态，而海量优质中药材被作为植物化学药“提取物”的原料，产品廉价出口，加工附加价值严重流失；另一方面，在国内市场上销售的化学合成药物、生物制剂和复杂医疗设备器械里，合资和外资企业具有知识产权的产品销售额已远远超过了半数。如此局面，不容轻描淡写，更不容视若无睹。我们必须深刻理解和切实贯彻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方针政策，以“先治疗、后滋补”、“先国内、后国外”为序，把扶持中医药特色的推广、促进中医药优势的发挥作为中医药工作中心内容和紧迫任务，认真解决中医药机构“不姓中”问题，在做好公益性公共卫生医药服务的同时，广泛动员社会各界力量，从一、二、三产和各相关行业全面推动中医药产业经济发展，不断增强我国在国内、国际两个医药市场中的竞争优势。
经济战略特性和战略价值的分析表明：对国民经济整体而言，中医药是一个既有开源之功、又有节流之效的领域；对国际医药经济领域的竞争而言，中医药是我国独具特色优势的核心竞争力所在。
文化战略
中医药既有科学属性，也有文化属性，是中华文化和文明的重要构成部分
前些年有关中医药的争议有一现象颇为值得深思：以中医药是文化而不是所谓“科学”为依据，个别人主张将中医药从国家医药卫生体系中开除出去，甚至狂妄声称要废除中医药。而一部分认可中医药的人士也对把中医药说成文化耿耿于怀，认为此说贬低了中医药价值和地位，应该强调中医药的科学性。虽然在此不宜对文化和科学的合理定义做深入探讨，但有一点必须强调：无论科学还是文化，都只是人类认识、应对客观世界的角度和方法，两者间绝无高下对错之分。笔者曾提出：如将政治比喻成把握社会总体的方向舵，经济就是发动机，而科学和文化则是双翼。科学侧重于物质领域，而文化侧重精神领域，一旦两翼失衡必然导致重大社会问题产生。
对于医学，国内外有识之士都已提出：因其行为主体与客体都是人类，而人类是应从生物、精神与文化等各个层面的定义结合起来认识的高等生物，因此医学应该属于跨接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第三类科学。同理，中医药体系既有科学属性又有文化属性。言其科学，因其揭示了生命、健康和疾病的规律，并建立了系统的知识理论体系和有效的应对方法技能体系；而言其文化，则是因其完整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宇宙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存活于炎黄子孙世代相袭的生活方式与行为规范当中，带有鲜明的人文特色。
我国哲学界有学者提出：非但是“医易同源”，中医药与儒、释、道都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同时又有其综合性、独立性的一面。准确讲，中国哲学应是儒、释、道、医“四柱鼎立”的集大成者。从中医药的知识理论到方法技能再到物质手段，内涵和外延都广泛涉及到诸多精神要素和物质要素，从五千年前绵延不绝传承至今，深刻影响了我国民众的信念习俗，很大程度上转变为日常行为的规律和规范。从这个角度看，中医药的确是我国古代文化和文明各项成就中历史最悠久、系统最完整、应用最普及的。没有中医药的复兴就不可能有中华文化的真正复兴，而没有中华文化的真正复兴就不可能有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
文化是国家在当代国际社会影响力的决定因素之一，是国家竞争软实力的核心构成部分
如前所述，广义文化是“生存式样系统”。我们不仅要看到文化对精神生活的影响，而且要看到它对物质生活的影响。“文革”时期清一色的服饰、流行一时的“迪斯科、洋快餐”，都是文化影响力的表现。医药是人类维系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重要手段，故此医药文化也可说是人的生身立命文化。有什么样的医药文化，就有什么样的医药行为习惯，最终就会有什么样的医药产业。
根据2009年权威科研机构发布的《中国现代化报告》，在世界131个国家中，我国的“文化现代化指数”排在第57位，只达到世界初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文化竞争力指数则排在（120个国家)中的第24位，达到世界中等强国水平；而文化影响力指数排到（130个国家)的第7位，达到世界强国水平。如从数据看，我国文化在国际上的现代化、竞争力和影响力之间显得很不相称，但这恰恰说明：越是具有深厚历史积淀的民族特色文化，才越有显著竞争力和强大影响力。如果偏离中医药基本原理，违背其内在发展规律，把跟踪模拟西方医药作为现代化、作为发展中医药的主要手段，结果必然舍本逐末，丢了中医药特色优势不说，还极可能不自觉地为国际医药垄断企业打压中华民族传统医药充当开路先锋。
经历了400多年发展，意识到过分强调人的独立创造力和过度宽纵对自然的索取、改造行为所带来的严重恶果，西方发达国家中“后工业化”、“后现代化”的思潮和主张在逐渐深化和传播。西方医药界也逐步意识到人工化学合成药物和外科创伤手术的局限性，开始在“替代医学”、“辅助医学”、“自然疗法”等旗号掩饰下转向其他民族的传统医药寻找出路。众多跨国医药大企业纷纷在华设立研发中心，就是这一动向的典型表现。
在当前形势下，只有真诚面对党和国家大力“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广大民众踊跃学习和应用中医药知识、方法的国内大好形势，清醒认识国际医药领域日趋激烈的竞争态势和国外利益集团企图侵占我国巨大医药市场的用意，才能把中医药文化宣传和建设工作列入优先和重要的工作日程，才能切实培育、大力增强和充分发挥中医药文化作为软实力在国内、国际医药利益竞争中的有效作用，让中医药文化这一民族瑰宝为人类健康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安全”的要义，重在对危害的预测和预防，而不在事后处置。中医药主张“上工治未病”、要“未病先防、既病防变”，在预防医学领域从创发年代到体系完整程度等多个方面遥遥领先于国外。这可视为中医药为我国民众事前提供的健康安全保障。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是生态文明理念的三大基本构成要素，而作为中华传统文化核心构成部分的中医药无疑是全球医药领域内体现此三大要素最为全面的“典型范例”。
●中医药“天人合一”的哲学观以及由此生发的“天人相应”、“道法自然”等方法论，对于新时期科技创新发展的战略价值不仅在于对具体方法和技术的指导，更重要的在于对把握基本方向和根本原则的指引作用。
安全战略
民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是立国兴邦之本，中医药为此提供了双重安全保障
“国以民为本”、“安民保民”是治国第一要务。对民众而言，惟有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有保障，对生活、事业的追求才有意义和价值。为此，选择涵养身心和防治疾病的方法手段的重要性凸显。人类行为学的知名分析方法--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也将生理需求位列第一，安全需求位居第二，其他等次排列。据此可见，对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重要性的认识是国际共识。
中西医药都是人类防御疾病侵害的有效手段，之所以说中医药是我国民众保障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战略工具，不仅是因为和对照事物相比较，中医药的治疗理念和方法手段更“法于阴阳、合于术数”，由此带来保留药物活性、避免耐药性、控制毒副作用和综合预后等方面的一些优势，增加了微观、技术层面上的安全含量。更重要的是：中医药是我国自主原创，且经历五千年漫长岁月、亿万人世代相传的生命实践检验的一个完整的知识理论和方法技能系统。尽管近代以来中医药多次遭受打击压制，但毕竟是数千年光阴和亿万人心血合力浇铸所成，绝难被轻易扼杀。从而就在灾难病害肆虐的关键时刻，为我国民众提供了一个卫护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格外可靠、可信手段。在刚刚流逝的岁月里，我们看到：在现代医学还没有确认病毒病菌种类之时，中医药已经打响了与SARS的战斗，而且没有给患者造成后遗症危害；当国家为用进口药物防治全球重大流行疫病不得不拨发数十亿资金之时，中医药已用两千年前和两百年前的经典方加减重组，花费不到2000万就研发出疗效更胜一筹而价格却不及进口药物1/4的普及用药。
“安全”的要义，重在对危害的预测和预防，而不在事后处置。备选方案、实施手段的多寡和自主可控程度是判定“安全”程度的关键。对身体健康，中医药高度重视日常养生保健，主张“上工治未病”、要“未病先防、既病防变”，在预防医学领域从创发年代到体系完整程度等多个方面遥遥领先于国外。这可视为中医药为我国民众事前提供的健康安全保障。同时，在治疗疾病方面，中医药有明显区别于现代西方医药的特色优势，又为和病魔斗争，捍卫生命的尊严和权利提供了事后的生命安全保障。既然中医药知识原理为我国原创，所用方法和物质手段我国又拥有极高的资源自主性和可及性，故此从丰富可选方法手段以及确保所选方法手段的自主可控程度两个方面极大地提高了我国民众的生命安全保障程度。
除民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之外，中医药还为我国民族文化、经济等多个领域提供了安全保障
除了为养生保健和防治疾病提供安全保障之外，中医药作为“安全”战略工具的价值还有很多方面。以下从直接到间接略加陈述。
近来，食品安全已成热点中的热点问题。“民以食为天”、“病从口入”，一语道破天机。在构成“现代疾病”的各类生理疾病中，“食源性疾病”可能是最普遍最经常的。一日三餐，无论是植物源性还是动物源性食品，甚至在呼吸、饮水过程中，我们极易摄入过多的化学和生物学有害有毒物质。难道没有现代人工化学合成的肥料、药物和“添加剂”，没有现代生物学制造的激素、抗生素，我们真就生产不出“放心食品”了吗？！且不说我国农学在古代曾领先世界，助力了中华民族的生息繁衍，就是现今在我国依然有不用丁点化肥、农药、兽药而全面坚持使用传统农用（植物、动物)中医药的生态种植、养殖业存在。事实说明：“非不能也，实不为也”。农用中医药与人用中医药同宗同源、同理同法，如能认真重视和切实恢复农用中医药在种植业、养殖业中的使用，食品安全程度必将有大幅度的提高。
中医药和儒、释、道一起构成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根基。只要中医药的理念、方法还存在、还被认可和运用，某种程度上，就可以说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根基还依然存在。事实证明：中医药的确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近年来，由于党中央、国务院重视和引导，不仅中医药呈现出蓬勃生机，而且带动了“国学”的复兴。民族的复兴离不开民族文化的复兴，而中医药是传承、传播、推广、应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最有实效的途径之一。因此，中医药也就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安全屏障之一。可以说：中医药兴则民族文化、文明兴，民族文化、文明兴则中华民族兴。
在经济产业方面，我国是中医药知识理论和方法技能体系的原创者，因而中医药的产业基础、产业竞争力和产业市场是深深植根于中华大地的辽阔疆土之中，和亿万民众的起居饮食、生老病死紧密相连的。从而产生了中医药和其他产业尤其是现代引进产业明显不同的“本土性”或曰“根性”，当我们在“以市场换技术”的认识误区中陆续痛失了一些产业、行业的话语权和主导权的同时，中医药作为一个以中华传统知识理论和方法技能为基础的民族传统产业，虽然让试图全面控制我国医药市场的跨国垄断企业“如鲠在喉”，但却难以被轻易攻克、夺占。保护中医药产业的话语权和主导权也是保护我国民族产业安全的重要任务。
以上所述种种，鲜明地表明了我们将中医药作为我国国家安全战略组成部分的缘由。
生态文明社会战略
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新时期一切工作包括医药工作的战略导向
如果说“生态”是生存状态的中心表述，也没有明确的行为主体所指，“生态文明社会”则不同：不但明确了社会总体是行为主体，而且为社会总体的生存状态赋予了鲜明丰富的“生态文明”性质。以我国具体情况而言，生态文明社会建设的形象目标就是“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可以“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美丽中国”。而在当前“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下，要实现这一目标，举国上下都“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作为一种战略目标、战略路径和战略举措，将之“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并且“一定要更加自觉地珍爱自然，更加积极地保护生态，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简言之，生态文明作为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必须建立在社会总体（包括国民整体和个人)对生态文明的深切认同基础之上，并全面体现在思想意识和行为举止之中。作用于维护人类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医药领域无疑是其中关键一环：一方面，生态文明程度的高低对人类健康和生命安全程度有重大影响，另一方面，医药领域的理念认识和方法行为对生态文明社会的建设也存在直接影响。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是生态文明理念的三大基本构成要素，而作为中华传统文化核心构成部分的中医药无疑是全球医药领域内体现此三大要素最为全面的“典型范例”：
在理念方面，中医药生命观的基点“天人合一”、“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认清了人是大自然的产儿而不是造物主，对天地应有敬畏、尊重之心；健康观、疾病观和方法论的“天人相应”、“道法自然”，意识到人和自然相互感应，应采用符合自然规律的方法来卫护健康和防治疾病；在医药物质手段的运用中又有“相生相克”的关系学认识，提示人们：虽然每个物种都有其独特之处，但在生态系统中是和其他物种互相依赖、彼此制约的，“天地之大德曰生”、“和则相生”，主张人类应该珍爱生命，和自然界各种生灵和谐共处。
在实践方面，养生保健，中医因应“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四季变化规律顺势而为。并指出“精神内守、病安从来”，主张从日常注重自身心境行为与自然环境转换、人际环境改变之间的关系调适来缓解精神压力。防治疾病，首先是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充分顾及时空环境因素和人体个性差异，辨证论治，其次，中药取材于天然植物、动物和矿物，讲求道地和取用有法有度，以“四气五味”分其药性，又以多种炮制方法使其减毒增效，得以更好发挥“升降沉浮”、“归经”等机理作用，最后遵循“理法方药”、“君臣佐使”等由宏入微、主从有序的逻辑和规律灵活变通行医用药。可谓是事事、时时、处处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协调关系。
现代生物学研究证实，人类在进化过程中用了数百万年时间来接触、了解、辨别和应对各种自然环境和自然物质，从而具备了对自然环境和自然物质“天然正确”的反应功能。消化酶的高度催化功能和专一性就是重要表现之一。而人为制造环境往往不利于人体正常发育和健康成长，人为制造物质非但不易被人体消化吸收，更不能被自然环境降解转化，极易产生难以治愈的人体和环境危害。因此，纠正前一时期对中药资源过度开发和不当扩大使用范围的错误行为，真正按照中药的天然物属性和生长规律，严格采集和种养方法，合理控制药材生产规模和使用方向，把中药资源作为战略资源来管理，对于修复生态、保护生物多样性、实现中药产业的生态战略价值至关重要。
精神文明也是生态文明构成要素，“大医精诚”是构建新时期人际生态和谐的突破口之一
必须强调指出：仅从物质层面理解生态文明的含义和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目标是不够的。“生态”并不局限于人和自然的关系，而且涵盖了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所以生态的和谐不仅是物质层面的和谐，而且是决定人类行为的思想意识、精神境界层面的和谐。因此，生态文明必定是自然生态文明和社会生态文明兼具叠加的文明形态。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离开精神文明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物质文明，更不可能有真正的生态文明。单纯用金钱和生活资料的丰歉程度来评价物质文明的程度，必然导致“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
认真学习党中央、国务院“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党纲国策，就要把生态文明建设贯穿于日常生活和工作之中，包括医药卫生工作之中，而其中尤应重视的是当代医药领域内精神层面的生态文明建设。中医药历来强调对行医用药者的精神境界和职业操守的要求，从《黄帝内经》的“天复地载，万物备悉，莫贵于人”，到唐代孙思邈的《大医精诚》：“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凶吉，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再到明代李时珍的“夫医之为道，君子用之以卫生，而推之以济世”，中医药“医乃仁术”的核心医德观一以贯之，是医药领域生态文明建设的正确导向。前一时期医患关系紧张局面的产生，既有医疗领域过度市场化的外部影响，也有从业人员对自身精神文明、医德医风要求不严的内在因素。配合医改有关政策措施的落实，在合理制定和实现医药从业人员应有待遇同时，大力加强继承和弘扬中医药良好医德医风的工作，必将对医患关系改进产生有益影响，不仅为医药领域生态文明建设，而且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在人际关系领域的推进发挥极具示范意义的作用。
以上所述表明：从理念到实践，从人与自然间的关系到人与社会、医者与患者之间的关系，中医药都符合生态产业和生态文明社会构建者的特质，对我国生态文明战略的实施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科技创新战略
中医药是新时期我国实现自主原始创新最具潜力的领域
个别专业人士强调：中医药和西医药在16世纪以前并无重大区别，而当代的中医药和西医药之所以存在明显区别，是近代以来西医药在跟随时代进步，而中医药因循守旧，落后了。把以物质为中心的自然科学的发展当成时代进步的唯一或首要标志，这一观点虽有失偏颇，但的确陈述了一个事实：当代西医药学实质是以近代自然科学尤其是实验科学的诞生为起点，以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为主要依托形成发展而来的。这也是那些认为只有西方现代自然科学才是唯一科学的人士坚决否认中医药是科学的最根本原由。然而一旦我们回归到科学的最基本定义，如：“科学是如实反映客观事物规律的分科知识体系”、“科学就是整理事实，从中发现规律，作出结论”等的时候，又有谁能否认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医药学也“揭示了生命、健康和疾病的规律，并建立了系统的知识理论体系和有效的应对方法技能体系”这一事实？！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和国家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面向未来的重大战略选择。党的十八大又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更加注重协同创新。”强调了科技领域“中国特色自主创新”对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作用。
不少科学家认为：21世纪科学技术的主要发展将体现在信息、生命、航天和新材料等领域。医药学与生命科学直接关联，极有可能成为热点之一。而西方发达国家医药界的最新研发动向同样表明：在经历了二百年的深度研发和高速发展后，以医者为中心、以病灶为靶点的对抗医学连同以人工合成为主的化学药物和外科创伤性手术的局限性已经暴露得比较充分，寻找新的医药理念和方法迫在眉睫。世界卫生组织关于21世纪医学发展方向的归纳准确表达了有关认识，即：应该从疾病医学向健康医学发展，从重治疗向重预防发展，从对病原的对抗治疗向整体治疗发展，从对病灶的改善向重视生态环境的改善发展，从群体治疗向个体治疗发展，从生物治疗向身心综合治疗发展，从强调医生的作用向重视病人的自我保健作用发展，从以疾病为中心向以病人为中心发展。任何对中医药有所了解的人士都不难据此判断：传承千年如今依然活跃的中医药从理论到实践都已经是当今世界各个医药学体系中最为符合上述八个发展方向的。以中医药基本原理和自身发展规律为立足点和出发点，针对我国和全球医药学的发展需求，坚持在继承基础上的自主原始创新，是我国中医药界和科技界落实国家科技创新战略亟待准确认识和妥当把握的一项重要课题。
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尽管由于受过度追求物质财富积累所产生的“多因素生态、生活方式”影响，人类的疾病谱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尤其是产生了一些具有较强传染性和较大危害性的、甚至是人畜共患的新型流行性疫病，同时，精神心理疾病也因利益竞争加剧、人际关系紧张而呈现异样高发趋势，但中医药依然大有作为：从介入“非典”治疗获得“零感染、零转院、零死亡和零后遗症”的优异疗效，到用经典方加减重组、低成本研发防治“甲流”的有效、低毒、少副作用的中药组方“金花清感方”；从将砒霜成功运用于治疗白血病获癌症研究创新成就奖，到发明“青蒿素”为数百万患者解除疾患痛苦获“小诺贝尔”拉斯克奖；直至最尖端的航天医学内的中医药应用，这些具有突出应用价值的科技成就，每一个从根本上都离不开对传统道地中医药知识理论和方法技能的深入理解、准确把握，是我国医药科技领域正确处理继承和创新关系，实现自主原始创新的典型范例，为我国今后在临床治疗和药物研发方面更好地坚持自主创新指明了正确方向。坚持这个正确的方向，中医药就一定能成为我国在世界科技领域尤其是生命科学和医学科学领域底蕴最丰厚、潜力最巨大、成效最突出的自主原始创新之剑锋。
中医药哲学观和方法论对科技创新的基本方向独具重大指导意义
对科学技术基本属性的认识必然建立在一定的哲学观之上，而科技创新发展采行的方法路径也必然从基本哲学观衍生而来。在近代以前漫长历史时期中，种植和养殖业是人类依以生存的主要手段，经年累月与自然界万事万物的交往实践使人类意识到自身能力相对于自然力量的微不足道，因此更多地把接触、理解和适应自然作为奠定认识基础和寻求能力发展的目的与途径，“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成为人类切身领悟的根本生存之道、“天下大道”。然而，以蒸汽机和电气技术的发明为代表的近代工业革命，在让人感觉自身创造力似乎具有无穷发挥空间的同时，又带来了物质财富的迅猛增加，于是人类的想像空间和物质欲望急速膨胀，“人应胜天”、“人能胜天”、“人定胜天”的信念逐渐在科学技术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传播蔓延，对自然的崇拜逐渐被对科技创造力的崇拜所取代，人类开始以宇宙主宰自居，在极个别科技领域甚至出现了违背自然规律、突破人伦道德底线的“创新”尝试。
无论是发达国家已有的经验教训，还是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实践都告诉我们：面对无边无际的宇宙和气象万千的自然界，在迄今为止乃至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的任何历史发展阶段，即便是借助于日新月异的科技手段，人类对宇宙和自然界的认识能力都是有相当局限的。我们已经完全理解了的自然物质、自然现象、特别是自然规律远比我们还没有理解的要少得多。就连对人类自身的认识可能也还更多地处在物质构成的初级阶段。这既是坚持科学开放性和民主性之所以必要的根本理由，也是真理相对性和渐进性之所以存在的根本理由，而科学和真理的实际魅力也就在于此。那种认为人可以对自然为所欲为、予取予求、贪得无厌的主张和行为，正是造成全球性“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的罪魁祸首。
“十八大”把科技创新放在“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的高度，提出必须将其“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明确了科技创新的作用和地位，随之需要明确的就是科技创新的基本方向和基本方法。直观地说，在真切感受到大气污染对“吐故纳新”的威胁，食品安全对身心健康的危害的情况下，我们应该而且必须达成一个社会共识，那就是：新时期的科技创新必须以人民群众的整体和长远利益为出发点，必须尊重和顺应自然规律、符合环境友好和资源节约的原则，必须服务于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美丽中国”的目标。在此，我们又看到了中医药“天人合一”的哲学观以及由此生发的“天人相应”、“道法自然”等方法论和“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人类永续生存法则之间的高度一致。中医药的基本哲学观和方法论对于新时期科技创新发展的战略价值不仅在于对具体方法和技术的指导，更重要的在于对把握基本方向和根本原则的指引作用。
思想没有深度，视野就没有广度；认识没有高度，行动就没有力度。当我们为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已经取得的成就欢欣鼓舞，为实现党和国家所描绘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美丽中国”蓝图而踊跃争先的时候，准确而充分地认识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瑰宝的中医药知识理论和方法技能在当今乃至未来我国医药、经济、文化、安全、生态文明和科技创新等诸多领域所具有的内在战略特性和战略价值，就要认真落实宪法“发展现代医药和祖国传统医药”规定，切实贯彻党中央、国务院“中西医并重”的方针，把“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作为推进医改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民健康保障体系和医药卫生体系的关键工作，广泛调动和合理运用一切积极因素，克服历史遗留下来的困难和解决新环境下产生的问题，如此，我们就不但能够开创中医药全面深入持久复兴的新局面，而且让中医药的复兴作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目标、重要手段，为实现全民族的“中国梦”做出实实在在的巨大持久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