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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谢有顺谈李泽厚与陈寅恪
大凡读过几本书的人，都不会不知道陈寅恪与李泽厚的大名。当然那些做官的读书人，我就不敢保证了。比如牛逼如清华、北大、人大、南开的校长，因为连他们这些个牛人都时不时闹些基本人文常识的笑话，就更无庸说那些三教九流做大官做小官做喽罗的官爷们了。
之所以写这篇带有调侃味儿的文章，一方面，是因为这两人都是我非常崇拜的大师级人物。陈先生更可以看作是我的精神导师，尽管我对他的学问，连皮毛也没学到；他的精神世界，我毕自己一生之力，也难以窥其堂奥于万一；其人生境界，我更是难忘项背。另一方面，是在拜读过享有“著名青年文学评论家”之美誉的谢有顺先生的大作《李敖其实是把鲁迅视为潜在对手的》一文之后，想给这些跟泡沫一样争先恐后泛起的这“家”那“家”们，鸡蛋里面挑点骨头出来。现在的各行各业，无论是弄文字的，还是搞科研的，更甭说那些卖唱的演戏的、跑步的跨栏儿的，都跟做买卖的一个样，追求的就是一个短平快，就跟养鸡一样，以往一只鸡的长成，至少需要一年时间。现在倒好，有了高科技手段，据我的养鸡专业户朋友说，一只鸡苗长成餐桌上用来做白斩鸡的肉鸡，只需要四十多天。不说我真不知道，可见我有多么孤陋寡闻。一切都在加速，跑步进入“共同富裕”了。潘长江那个明星说过一句名言：浓缩的才是精华。隔行不隔理儿，这人和鸡也一个道理，成熟得越快，质量越水。自从听了养鸡朋友的话，那鸡我是不敢多吃了，可那些名家们一篇篇雨后春笋般的大作我还是要读的，不然我就更加孤陋寡闻了。没准就真成了“
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所以，那些个名人大腕们，像北大、清华的校长大人那般，时不时弄出点弱智的笑话来，我们就应该多多包涵，笑过一下就当风从耳边吹过一样，不要太认真。否则就是阿Q，就是红眼病。可对于谢有顺先生这样的青年才俊，我原本是比较看好的，没想读过他的一篇篇妙文后，感觉他也沾染了不少当今这个功利社会华而不实的风气，因而就止不住要给他棒喝一次了。或许，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您就笑纳吧。
谢先生在其大作《李敖其实是把鲁迅视为潜在对手的》写到：“钱锺书的父亲曾经和鲁迅打过笔仗，这事估计钱锺书一直记着，所以，他的一生中对鲁迅的作品是傲慢而轻视的。——你读遍钱锺书的著作，会发现你几乎找不到一处有提到鲁迅的名字的。这大约是一个学术之谜了，正如李泽厚在几本中国思想史论的著作中都没有提到过陈寅恪的名字一样。”这前一句我不敢说，因为我压根儿没读几本钱先生那些微言大义云山雾罩的著作，谢先生有没有读遍钱著，我也不敢妄断。只是这几句话的牵强和逻辑谬误，一眼便能看穿。此处且按下不表，我只想就几点事实作一番证伪工作。
拜读谢先生大作毕，我只是凭原来的记忆所及，觉得谢文特意摘出来的那段，所言太过草率，显然是未经认真核实随口而出的话。我于是从书架上检出李泽厚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随便一查，就找到李在著作中几次提到陈寅恪的地方。后来，我又查了一下，发现李于1978年写的该书后记第三部分中，又提到陈寅恪。原文是这样的：“甚至过了几十年，包括像陈寅恪这样有高度西方文化教养的资产阶级学者也仍然自称其政治思想是在‘湘乡（曾国藩)（南皮（张之洞)之间’（《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其实李是用现代人的观点，去妄断前人。他对陈的思想的理解，也着实肤浅和皮相，仅停留在望文生义层面上。陈的原话是：“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金明馆丛稿二编》页285)我的理解，陈先生此言，说的是一种文化理念，因为他是在审查冯著《中国哲学史》下册后说的这番话；而李却断章取义，远离了当时的人文社会语境，将其理解为现实政治观念，终究难逃厚诬古人之嫌。
读书人最爱较真，说得文化一点，是有考据癖。因为本人也算陈寅恪先生不入门的私淑弟子，尽管不及格，但精神还是有些一脉相承的。李泽厚先生也是著作等身，早年我也曾经是李著的粉丝。别的我不敢说，至少就我相对熟悉的李泽厚的三本思想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和《中国现代思想史论》)是否提到陈寅恪，看来要比谢先生更知根知底。李泽厚一般被认为属于国内具有自由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的主要思想来源，除早年的儒家基本经典（李有《论语今读》、《美的历程》、《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和《中国美学史》等以儒家经典为主要研究范畴的著作)外，构成其另一主要思想资源的就是马克思、鲁迅、毛泽东，旁及康德、黑格尔等。所以，他很少提到陈寅恪这样的史学大师国学大师，实属正常。李自己也承认，他对陈的著作缺乏研究，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也。但对陈寅恪这样的大师巨子，作为当代儒家的李泽厚，岂敢视而不见？说李的几本“中国思想史论的著作中都没有提到过陈寅恪的名字”，显然不是事实。我不知道谢先生是因沾染上了当下学界最流行的不认真读书就大言咋咋的学风，或者是压根儿就没认真读过李的三本中国思想史论，就在那儿随心所欲而乱“逾矩”？重新检读李著，至少，在《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梁启超王国维简论”一章的末尾，李泽厚提到：“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是三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兴起前的史学主要代表。”况且，陈寅恪的文化与精神价值，是随着世局的变迁，时间的推移，愈来愈显示其崇高地位的。就像那纯正的美酒，历久弥香，价值连城。因而，李在其《世纪新梦》一书中，也再次提到了陈寅恪。
我要善意地提醒谢先生的是，读书做学问，可不能像那些影星歌星一样浮躁。“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啊。做一个明星似的“青年评论家”并不难，只要写几篇如王小山那厮说的“还算说点人话”的文章，再请一帮哥儿们姐儿们吆喝几声，也就大功告成了。可要做一个真正有底蕴的学问家，没有板凳坐得十年冷，“一心只读圣贤书”，欲想登堂入室，那可就比登山还难啦。
经过上面这番考据似的“钩沉”，我算弄明白了，前人所谓“说有易，说无难”，真乃做学问之金玉良言啊。严谨的治学者，所遵循的一定是“大胆的设想，小心的求证。”否则，开口动手就会露出破绽，现出猪八戒的原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