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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正私塾:聚焦中国农村养老困境:转型乡村中的孝道沉浮

随着我国老龄化的加速,养老问题日益引人关注,而农村养老问题尤为凸显。这一方面是由于农村的老龄化程度更高,另一方面是由于当前农村老年人所要承受的更多。农村家庭普遍较差的经济条件、农村社会不够健全的保障体系、城镇化带来的空间距离和文明撕裂、转型时期的孝道变迁等等,都从不同侧面,以不同程度影响着农村老人的生活境遇。

虽然“父母在,不远游”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但对老人的关爱和照顾永远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尺。本期专题聚焦农村养老,直面农村养老面临的诸多难题和困境,呼吁全社会行动起来,勿让“养老”成为农村老人的奢望。

转型乡村中的孝道沉浮

“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孔夫子的话流传了两千多年。中华民族素以重视家庭和尊重长辈著称,不过随着社会结构的大转型,乡村经济基础的根本改变,传统孝道文化也受到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

本次采访的众多老人中,记者发现,对儿女的赡养表示不满或没有信心的不在少数。在当前农村仍以家庭养老为主的背景下,一些地方孝道式微的现状,以及由此带来的老人生活无着、精神无依的凄凉境况,让人触目惊心,闻之泪下。

“我们知道,回家就是等死”

家住中部地区农村的蒋老汉今年70多岁了,老伴患胃癌已经在半年多前去世,每每想起老伴患病时痛苦的样子,蒋老汉就泣不成声。

蒋老汉的老伴患癌症两年,治病花光了老两口一辈子5万多元的积蓄,在外打工的儿子没有拿一分钱,也很少过问病情,有一次蒋老汉的老伴病情恶化,给儿子打电话让他回家看看,得到的回答是:“是不是真不行了?来回车费很贵的!”最终儿子还是没有回来看母亲。

“有时候真想抽他几个巴掌,我们当年含辛茹苦把他带大,老了却是这个结果!”蒋老汉无奈地说。

今年春节,儿子和媳妇回家探亲,但什么活都不干,所有的家务全由蒋老汉老两口承担。“每天早上我们做好饭叫他们起来吃,他们还没有好脸色,嫌这嫌那,真是不孝子孙。”

尽管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医药费个人还是要掏一部分,这对经济困难的蒋老汉来说负担沉重。今年2月,老伴病情又恶化,因手中实在没有钱了,无奈只能出院回家。

“其实我们知道,回家就是等死。老伴癌症处于晚期,经常痛得死去活来,我们没钱只能买点止痛药吃。老伴辛辛苦苦把儿子拉扯大,一辈子没享他什么福,走得还这么痛苦!”说起这些,蒋老汉不禁老泪纵横。

专门研究农村孝道文化的江苏省宿迁市政协退休干部陈国友说,近年来农村孝道文化受到一定冲击,尤其是近一二十年比较明显,一些农村地区出现了子女不养老人甚至虐待老人的现象。

“不论是经济落后地区,还是经济发达的地区,都存在这样的现象。老人能动的时候,就‘啃老’,什么活都让老人干,等老人老得动不了了,就感觉成了家庭的累赘和负担。”陈国友说,不少老人都有这样的遭遇,但害怕丢人,往往不愿意对外人谈起。

“孝道的约束力确实小了很多”

“我会好好地养着我的母亲,等我老得干不动了儿子会养我。”江西万年县上坊乡枧元村62岁的村民李淼财对养老这个话题有着传统且分明的态度。

李淼财的老母亲85岁,因为是4兄妹中惟一的儿子,按照当地的风俗,由他承担母亲的养老责任。李淼财有两个儿子,都在外打工。尽管儿子们的收入不高,各自的家庭负担都很重,但李淼财逢年过节还是能收到儿子们千儿八百的零花钱,日子虽不富裕,但平淡快乐。

除了和老伴种自家的几亩地之外,李淼财还经常出去打点零工。他说,儿子们的生活压力也不小,自己趁还干得动,得多赚钱。一代人养一代人,赡养老母亲的责任自己会扛着,不让儿子们来分担。“母亲年纪大了,百年之后肯定要办个白喜事。我还得多赚点钱,到时候不能办得太寒碜。”

李淼财做零工一天能赚80元钱,几个月前他还跟村里人远赴新疆打工。“年纪越大,请你做事的人越少。”李淼财说,如果身体没有什么毛病,自己还想再干上几年。

让李淼财高兴的是自己有两个儿子,他认为这无疑给晚年生活上了份保险。他告诉记者,农村就是这个风俗习惯,儿子给父母养老是天经地义的,是不能推卸的责任。“如果我儿子不养我,我去砸了他们吃饭的锅都没关系,村里人还会帮着我说他们。”

不过李淼财也承认,现在这种孝道的约束力确实小了很多。村里的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一年难得回来一两次,他们对长辈好不好,村里人也很难说得上话。“因为他们不在村里住。如果像祖辈一样在村里住,对父母不好的话,走到哪儿都有人戳脊梁骨,会让他们抬不起头来。”

外出务工确实给了一些不孝子女逃避责任的机会。记者曾经采访西南地区一个偏僻的山村,一对七八十岁的老夫妇住着茅草房,靠种土豆和玉米维持生计。他们养育了5个孩子,都已成家,在外打工,当年春节却没有一个子女回家和父母过年。老夫妇家里也没有电话,无法联系子女,过年的时候倍感凄凉。

“子女收入少,负担又重,哪能怪他们呢”

《礼记》说:“孝有三:大者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意思是,关于孝的道德规范,层次最高者是尊敬父母,此为大孝;层次居中者是不使父母受辱,此为次孝;层次最低者是能够赡养父母,此为下孝。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学者刘燕舞看来,当前不少农村地区孝敬父母已经陷入了艰难维持的窘境。刘燕舞长期研究农村养老和农村老人自杀问题,他告诉记者,近些年来,农村老人自杀日渐增多,折射出传统孝道的日渐衰落。

根据他在湖北、湖南、河南、山西、安徽、福建、江西等7省34村所做的实地调研,刘燕舞认为,在农村,孝道的衰落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家庭中代际关系和夫妻关系的格局发生了深刻而根本的变化,即由父强子弱变为了父弱子强、夫强妻弱变为了夫弱妻强。父母权威或孝道的获得与儿子的地位有必然联系,当儿子在夫妻关系变动中处于弱势时,父辈将很难从儿子那里获得有力支持。

二是经过多年市场经济的洗礼,市场理性甚至侵蚀到道德领域,使人们开始从经济收益的角度来衡量老人对于家庭的“作用”。“有用”的老人等于“有一点地位”,“无用”的老人等于“完全没有地位”,孝道不再占据逻辑上天然的制高点。

“如果按照传统的家庭逻辑,养儿防老天经地义,但市场逻辑是非常理性的算计,子辈据此可以理直气壮地反驳:你是养了我,但你养好我了吗?”刘燕舞说,这样的反驳往往给父母沉重的打击,他们发现,不管在现实中还是在道义上似乎都没有了抱怨的理由。

可悲和可怕的是,不少老人也在困惑和无奈中接受了这样的逻辑。当记者问到对子女不孝的感受时,不少老人会说,“子女收入少,负担又重,我老了没用,帮不上他们的忙,哪能怪他们呢。”或许,老人们是在为子女开脱;更或许,他们只是在安慰自己,以便在这残酷的现实面前找到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



父母在这头儿女在那头

“我已经好多天没看到人了。”内蒙古自治区清水河县81岁的农村老人李喜鹅见记者进屋有点儿激动。由于缺煤烧,她住的窑洞很冷,在家里老人还穿着棉衣。“前几天感冒,躺在炕上起不来,这两天刚刚好了一些,能下地走动了。”李喜鹅说,她以为自己这次就要“悄悄地走了”,没想到“硬扛了几天又活了过来”。

李喜鹅老人的境遇让人心酸落泪,不过却是许多空巢老人、留守父母生活的真实写照。在城市化的洪流中,多少人进城打工,多少人跳出农门,多少人远赴他乡讨生活,而他们年迈的父母,却由于种种原因大多留在了乡村。留守,通常意味着艰辛和孤独;然而,他们的选择真的不多。

他一边擦拭着眼泪,一边像孩童一样回答:“我想……”

79岁老人江希仁的屋里昏暗阴冷。一张破旧的钢丝床上,凌乱地铺着一床被子,离床外侧一米远的地方,两条长板凳托起一台老款的彩色电视机,屏幕上不断闪烁着白色雪花。老人面无表情地看着电视,他告诉记者,自己每天都在这样的状态中度过。

江希仁是江西省余干县瑞洪镇的一名留守老人。由于家里地少赚不到钱,惟一的儿子带着一家人去了外地打工,留下老人独自生活。因为在外打工收入并不多,开销又大,从今年过年到现在,儿子一共只给他汇了1000元钱。

“我身体不好,平时总免不了看病吃药,包括吃饭,一个月最少也要300块钱左右。”老人告诉记者,每一分钱都恨不得掰成几瓣来用。老人每个月有55元国家发放的养老金,家里的一亩多水田租给村里人种,一年可以收到500多元的租金。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收入来源。

可能是感觉记者不适应屋里的昏暗,老人打开了电灯。在堂屋的桌子上,记者看到一个大碗里剩着几块南瓜。这是老人惟一的下饭菜。老人说,中午做了一大碗,到晚上还没吃完,明天早上可以接着吃。

南瓜是蒸熟的,这样可以不用油。为了省下菜钱,他还种着一小块菜地,因为年纪大了,干不动活,老人的菜地里最多的是南瓜,还有一些青菜,“因为这些菜不怎么费力气”。

在外打工的儿子很少跟家里联系,家里也没有电话。偶尔邻居会告诉老人,他的儿子打电话来问过老人的情况。“你想他们吗?”当记者向老人提出这个问题时,老人不禁哭了起来。他一边擦拭着眼泪,一边像孩童一样回答:“我想……”

老人为儿子着想的固执,让他内心每天都忍受着煎熬……

山西省芮城县历山村在外打工的村民任军荣,说起留在家乡的父母就悲从中来:“2000年时父亲癌症病重,瞒了我大半年,过年回家才知道的。但他怕耽误我挣钱,过完年后立马赶我走,半年后就去世了。”任军荣说,这件事让他无比悔恨和自责。

其实不仅是农民工,那些跳出了农门、在城市有一份“体面工作”的儿女,面对留守的父母,也颇多无奈和纠结。老家在赣南农村的谌小枫(化名)研究生毕业后在南昌的一所高校工作。尽管每个月有差不多4000元的收入,但他在这个城市里却是“受着煎熬地活着”。

谌小枫的父母都是地道的农民,家境困窘。他念大学不仅花光了家中所有的积蓄,还欠下了好几万元的债务。一直以来,每个月的工资拿到手,他留下一半,剩下的都寄回家里还债。前年,他的父亲罹患肺癌,为了给父亲治病,他先后向同事借了8万元钱,最终还是未能留住父亲。

谌小枫说,老人为了培养自己,到死都没有享过一天清福。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悔恨,让他更加珍惜农村的母亲。他多次提出要接母亲来南昌生活,尽管自己目前是租房子住,收入也不高。

但母亲拒绝了他。“母亲跟我说,自己现在还能一个人生活,还可以种种地,管自己的生活没有问题。如果进了城,什么事也做不了,纯粹是个吃饭的人,会增加我的负担。”

谌小枫说,母亲说不过自己时,便会提出等他解决了个人问题,再考虑来南昌生活。每当此时,谌小枫便无话可说。因为尽管已经30岁出头,谌小枫还没有谈过女朋友,更不用说结婚。没车没房,还欠着一屁股债,这让他没有勇气也没有心情考虑自己的婚姻大事。

“等还完了债再说吧。现在最主要的是能说动母亲来南昌。”谌小枫说,老人吃了太多的苦,不忍心看到她再如此辛劳。不过,这个问题已经说了一年多了。老人为儿子着想的固执,让他内心每天都忍受着煎熬……

进城难留守亦难

在急速变迁的中国,像江希仁那样艰难留守的父母和谌小枫那样牵肠挂肚的儿女,不知有多少!父母在这头,儿女在那头,而城乡的间隔,又岂止是空间的距离。许多时候我们会发现,即便儿女有心也有力接父母进城,父母却并不愿离开故乡的热土,因为那片土地上有世世代代的根,有岁月的点滴和抹不掉的记忆。

在南京上班的郭女士,老家在苏北农村,父母都60多了,也不愿意长期跟她一起在城里住。“两个老人守着一座空房子,没有其他人陪。有时候老人生病了,我只能请一两天假回去看看,很快就得回来。父母虽然从不抱怨,但我知道他们心里不好受。”郭女士说。

这样的情景,近年来在广大城乡,已成了一个普遍现象。

江苏洪泽县涧前村的赵大爷今年83岁,老伴也80岁了。几个孩子远在上海、苏州等地,最近的也在县城上班,平时就老两口在家,守着四五间房。记者来到赵大爷家时,赵大爷正在大门口边晒太阳边发愣,老伴则在一边捧着簸箕摘菜。

“老伴腿不太好,不方便到处走,靠几个孩子寄钱回来给我们养老。年纪大了,平常在家也不能干活,也没什么事可做,串串门,晒晒太阳,跟乡亲们聊聊天,看看新闻,这就是我们的文化生活。”赵大爷说。

记者了解到,几个孩子也放心不下老两口,一直想让他们进城去住,但老两口不想增加孩子们的负担,另外也真是住不惯啊。赵大爷的大儿子在苏州工作,总让老人们过去,拗不过,他们一年也去几次,但住不了几天,就想回来。

“外面太吵,又没有熟人,连说说话都找不到人,住不惯。”赵大爷说,在农村住习惯了,对城里很多事都不适应。“去儿子家时,我喜欢在小区里转悠,结果有几次被保安盘问,还以为我是偷东西的呢。一点意思都没有,不如农村舒坦。”

不过留守也有留守的难处,不生病还好,老两口还能相互帮衬着过。“一生病,又没人照顾,孩子们就着急,不能回来照顾我们啊。最后没办法,孩子们就出点钱,请村里乡亲帮着洗洗衣服,烧烧饭什么的。但村里都是老人了,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啊!”赵大爷说。



放不下的活计生不起的病

记者见到62岁的夏金女时,天色已暗,她和村里的三位老太太还在鄱阳湖湖堤上,将晾晒了一天的稻谷收集装袋。为了赚些钱补贴家用,这位江西省余干县瑞洪镇梅溪湖咀村的村民,已经在寒风瑟瑟的湖堤上工作了好几个小时。

“早上把稻子铺在湖堤的路面上晾晒,下午没太阳了就收集起来装袋,一袋能赚8毛钱。”夏金女说,遇到有这样的活干,一天下来能赚个二三十元钱,够给家里买些油盐醋了。不过这样的零活不常有,一年只能干个十来天。

夏金女和丈夫一直生活在鄱阳湖畔的这个村庄。由于在家种地赚不到钱,惟一的儿子带着媳妇在浙江打工,两口子一年只能回来一次。除了耕种自己家里的两亩田,夏金女还负责照料上学的孙子和孙女。

养老对夏金女来说是一个略显沉重的话题。她说,儿子儿媳在外打工不容易,孙辈们读书开销也很大,所以趁自己还干得动的时候就多干点。

采访中记者发现,像夏金女一样,许多农村老人已经六七十岁了,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还不得不承担繁重的农活。

在重庆市綦江区赶水镇铁石垭村,村民赵福会说,现在一到秋收时节,田里打谷子的几乎全是弯腰驼背、白发苍苍的老人。有的老人要挑好几十斤一担的稻谷到院坝去晒,累得上气不接下气。

2010年,重庆市农业部门曾对330户农民进行了抽样调查,发现在赡养老人方面,虽然被调查村民都明确表示要好好赡养老人,包括物质供养和精神安慰,但平时帮老人干些活或给钱的仅占三成。

一些农村老人告诉记者,在农村可不是到了岁数就退休,多数都要“活到老、干到老”,自己种点庄稼、挣点钱,才能活得硬气。最怕就是腿脚不利索了,或者生病了,不但干不动活,还成了全家的拖累。

曾在江苏洪泽县涧前村当过村干部的徐宝胜说,农村老人其实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60岁至70岁,称之为“年轻老人”。虽然是老年人,但还是忙个不停,逐渐成为农村的主要劳动力,不仅要干农活,还要负责照顾留守儿童和更老的老人。

二是70岁至80岁,称之为“中年老人”。如果身体还可以,一般自己解决衣食住行。

三是80岁以上,称之为“老年老人”。多数身体不便或患病,需要护理,如果经济条件差,境遇可能会很糟。

云南省富源县黄泥村82岁的老人何平安一家4口,经济条件较差。“干农活干到80岁,实在干不动了,在田里栽倒了好几次。最近两年才不怎么下地了,不过偶尔还去地里挖挖,除一下草,种点小菜,好改善一下生活。”黄泥村党总支书记陈金说。

何平安总算身无大病,相比之下,同村65岁的张成锋老人日子就艰难多了。张成锋老人有心脏病,得过心肌梗塞;老伴身体也不好,去年和今年两次做手术,花了6000多元。儿子们凑了一点钱,找亲戚借了4000多元,好歹是挺过来了。

“借的钱我们是没办法了,只能靠儿子们打工慢慢还吧。”张成锋叹一口气说,“这样的日子不知道还能熬多久。”记者在他们家看到,房子的墙体开裂了好几寸,已经成了危房,老人愁眉不展,好半天没有一句话。

老人最怕的是疾病,最难以避免的也是疾病。

山东省前两年的调查显示,在60岁以上的老人中,患有各类老年病的占81.39%,有听力障碍的老人占45.80%;患心脑血管病的老人占33.19%;患运动系统疾病的老人占31.19%;同时患有两种及以上疾病的老人占43.61%。

在农村,由于经济收入有限,老人生病对一个家庭的冲击要比在城市大得多,很多时候甚至是灾难性的。

富源县回隆村76岁的陈绍奎老人一身病,10多年了,吃点东西肚子就胀痛,长期靠打针维持。

“我每个月的收入是新农保60元,低保94元,可打针的支出每个月至少要400元,儿子条件不好,能支持点也有限,难啊!”陈绍奎说,如今自己干不动农活了,连菜都没得吃,只好跟邻居东家要了西家要,更别提吃肉了。

重庆石柱县黄山村的王应平家,面临着同样的困境。王应平80多岁的母亲秦大英患有白内障和肺气肿,眼睛几乎失明。由于已经丧失劳动能力,秦大英长时间卧床,床上床下凌乱地堆放着酚酞片、氯酚黄敏片、乙酰螺旋霉素片等药盒。

他家的木板房半边墙板已经垮塌,屋角蛛网密布。王应平说:“最近10年来,妈妈一直生病。为了照顾老人,我无法外出打工挣钱。家里口粮全靠2亩地种点水稻和马铃薯,我有时上山采些五倍子等药材卖。妈妈的医药费是家里最大的开支,一分钱都存不下来。”

还有的老人尽管在经济上比较宽裕,但因为乏人照料,也不得不默默忍受病痛。重庆江津区永兴镇阳岩村82岁的张清杨老人,患有高血压、支气管炎等慢性病。他告诉记者,如果儿女不在身边,他从不敢去大医院看病。

“家里4个儿女都在外地打工,每月给我寄来近1000元的生活费。虽然经济条件越来越好,但我的身体越来越差。一生病就只是到村卫生室看看,没办法啊,去大医院肯定要住院,没个人在跟前怎么行,干脆就不去了。”张清杨说。

勿让农村“养老”成奢望

养老已成为农村地区迫切而重大的难题。近年来,国家也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应对这一难题,推行了农村低保、新农合、新农保等一系列重大举措,为农村养老奠定了制度基础。不过在农村空心化加剧、养老服务业匮乏的背景下,如何让农村老人老有所养,安度晚年,仍然是对全社会的一个重大考验。

完善制度保障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老人养老依靠的是“养儿防老”这一传统途径。在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后,农村家庭的规模在慢慢发生变化,以前一个家庭有三四个甚至更多子女共同承担赡养老人的责任,而现在重担只能落在一两个人身上。这让农村的“养儿防老”遭遇困境。

南昌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许亚荃说,我国已开始着重加强制度建设,寻求以“制度养老”替代“养儿防老”。目前全国已推行新农保,每位年满60岁的农村老人每月可以领到55元或更多的养老金,只是这种保障水平相对于不断增加的养老费用显得有些微薄。

云南省富源县老龄办副主任王卫疆说,云南的新农保从无到有,目前已实现了全面覆盖,60岁以上老人每月可以领取60元,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老人的生活困难。不过60元的保障标准确实有点低,现在物价上涨快,期望养老金能有所调整。

许亚荃建议国家建立新农保标准与GDP、财政收入同步增长的机制,保证养老金水平不断提高。

“这种普惠性政策考验的是国家财力的支撑能力,未来一段时间内,农村养老金标准需要提高,但大幅提高可能难以实现。”江西财经大学教授刘紫云说,应在国家实现养老保险全覆盖,提供基本保障的同时,鼓励商业保险积极加入,让其成为解决农村养老问题的有益补充。

拓宽养老渠道

“由于生活习惯、思想观念等原因,农村十分适合推广居家养老。”北京大学老龄健康与家庭研究中心副主任陆杰华说,居家养老以家庭为核心、以社区为依托,既经济可行又比较人性化,但相对于城市,农村居家养老服务还处于起步阶段,应得到更多重视。

云南省曲靖市老龄办主任翟应江认为,针对农村老人居住分散的实际,农村居家养老应建立“一个中心、两支队伍”。一个中心就是农村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两支队伍是专业护理队伍和志愿者队伍。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应当具备日间照料、休闲娱乐、家政服务、精神慰藉、医疗保健和法律援助等功能,有专业的工作人员和运转经费。

“政府还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为农村老人提供上门服务,加大对养老服务专业人员的技能培训力度,尤其要培养懂得急救护理、心理咨询、精神慰藉等方面知识的人才。”江苏省洪泽县民政局局长李大洋说。

另外,机构养老也是农村养老的重要组成部分。山东省蒙阴县夕阳红老年公寓负责人王兴英说,养老机构在农村地区的需求很大。作为一种半公益性质的组织,政府应该给予一定的税费减免和补贴,以吸引更多民间资本下乡发展养老服务业。

针对农村养老机构资源短缺的问题,吉林省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付诚还建议,一些地方医疗资源富余,可尝试将一些处于改制中或准备改制的中小型医院改办为养老院,发挥医院的医疗条件与专业的医护人员优势,满足农村地区对于机构养老的需求。

注重精神关怀

城镇化进程中,乡村留守老人、空巢老人明显增多,绝大多数老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仅限于看电视、打牌、下棋、打麻将,一些农村地区由于空心化严重,甚至想找一个说话的人都难,致使老人情感孤寂,有的甚至以自杀结束残生。

李大洋说,可以根据农村老人的实际需求,推广一些健康的文体活动,丰富其生活。洪泽县目前在进行健身操、太极拳、木兰拳的下乡活动,让这些健康的运动“走到村里去”,受到老人们的欢迎。

宁夏回族自治区老龄办副主任岳秀霞认为,老人之间比较谈得来,可以选择一些年纪较轻、身体还好的老人上门为那些行动不便的老人提供服务,然后给予服务者一定报酬。这种居民互助的办法,既让老人们有相互倾诉的对象,又让部分老人取得了一定的收入,一举两得。

同时基层干部们认为,精神关怀最重要的是来自儿女们的善待和尊重,这是老人们晚年最大的安慰。

“当前甚至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子女仍将是养老的主要承担者。”江西横峰县青板乡政府干部肖建林说,老人们对子女不仅有物质上的诉求,更有精神上的诉求,有时候一句暖心的话就会让老人念叨好久。

江苏省宿迁市政协退休干部陈国友说,要大力倡导孝道文化,在全社会营造孝敬老人的良好氛围,将“新二十四孝”落到实处,对一些不尽孝道、不赡养老人的子女施加舆论压力,必要时诉诸法律手段,营造社会敬老、村居助老、家庭养老的良好氛围。

来源: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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