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潘大为
知识体系（例如中西医学)的异质性，直接的表现是观点分歧，根本的则在于研究范围、偏好和认知模式的差别。例如，人的性情及其变化由什么决定？这个现在看来显然不是单纯医学问题，《内经》却用了大量篇幅讨论。本文讨论的正是《内经》对该问题的一个子问题的认识——饮酒前后人“勇怯”的变化，《灵枢·论勇》名曰“酒悖”。
1 “勇怯”的形态学指标
要解释饮酒前后人“勇怯”的变化，先要界定“勇”的内涵。《灵枢·论勇》首先区别了“勇”与“忍痛”：
“夫忍痛与不忍痛者，皮肤之薄厚、肌肉之坚脆缓急之分也，非勇怯之谓也。”
《灵枢·论勇》认为，勇/怯、忍痛/不忍痛，乃是两组彼此独立的概念。前者属于“神”的范围，后者则指人体的痛耐受力，取决于皮肉质地，反映人与人“形”的差别。区别两组概念，说明《灵枢·论勇》对“勇怯”的内涵有仔细的考虑。
但简单的勇/怯两分法也给人一个印象，即《灵枢·论勇》视“勇怯”和痛耐受力一样，是一种生理属性，而非我们现在认为的复杂心理问题。其后的论述旋即证实了这一印象——正象“忍痛”与否取决于皮肉，人之“勇怯”也被形态学严格地决定。《灵枢·论勇》象选美一样列举了“勇士”的形态学标准和发怒表现：“勇士者，目深以固，长衡直扬，三焦理横，其心端直，其肝大以坚，其胆满以傍；怒则气盛而胸张，肝举而胆横，眦裂而目扬，毛起而面苍。”
“怯士”则相反：“怯士者，目大而不减，阴阳相失，其焦理纵，骬短而小，肝系缓，其胆不满而纵，肠胃挺，胁下空；虽方大怒，气不能满其胸，肝肺虽举，气衰复下，故不能久怒。”
据上引文，目、焦理、“骬”、肝胆等，是判断人是“勇士”还是“怯士”的指标。那么，这些“勇怯指标”究竟有无根据？以心为例。《灵枢·本藏》：“心高则满于肺中，悗而善忘，难开以言；心下则藏外，易伤于寒，易恐以言。心坚则藏安守固；心脆则善病消瘅热中。心端正则和利难伤；心偏倾则操持不一，无守司也。”
人心不可得见，其形态由“骬”推知。“骬”即胸骨。杨上善：“骬，胸前蔽骨，蔽心神也。”故观察“骬”的形态便知心的形态、从而“心神”状况：“无骬者心高；骬小短举者心下。长者心下坚；骬弱小以薄者心脆；骬直下不举者心端正；骬倚一方者心偏倾也。”
“骬短而小”说明“心下”且“脆”，“易伤以言”，其人必怯；相反，勇者心“端直”，是因“心端直则和利难伤”，若“心偏倾”则“操持不一，无守司也”，不足言勇。这就是“勇士其心端直”而“怯士骬短而小”的根据。其他指标可参《灵枢·本藏》《师传》。
可见，众多“勇怯指标”虽然囊括了体表特征（含“面部之阅”和“身形肢节”两方面)和体内脏器状况，但对后者的考量其实仍要借助前者。“司外揣内”的原则在此得到充分展示。而通过肉眼可见的人体形态推断人的精神状况（“勇怯”)，既属《内经》形神理论的具体内容，也不妨视作对这一原则的发挥。
另一方面，《灵枢·本藏》《论勇》之同不能掩其异。《灵枢·本藏》论心以外的其余四脏的形态，均未涉及对“神”的影响（如肝的小大坚脆是否与人“勇怯”有关之类)。杨上善认为是省文，也有道理：“……心藏以神，有此八变。后之四藏，皆不言神变者，以神为魂魄意志之主，言其神变，则四种皆知，故略不言也。”［1］
然而具体到《灵枢·论勇》的“勇怯”问题，决定权似乎却不在“心神”，而在肝胆。如上，肝之小大坚脆、胆之盈虚均在“勇怯指标”之列，如果考虑到目为肝之外候，把目也包括在内，那么指标半数涉及肝胆。描述“勇士”之怒、“怯士”之怒，重点也是肝胆——“肝举而胆横”。如此种种，很容易使人以为《灵枢·论勇》“勇怯”问题的关键是肝胆，如明代医家
张介宾：“怒则气盛而胸张，眦裂而目扬者，勇者之肝胆强，肝气上冲也；毛起者，肝血外溢也；面苍者，肝色外见也……勇怯之异，其由于肝胆者为多。”［2］
这个看起来相当自然的说法却隐藏着缺陷：它与《灵枢·本藏》乃至《内经》独重“心神”的立场已有偏离。张介宾虽也自觉其偏，也只作了一个软弱的修正：“勇有二，曰血气之勇，曰礼义之勇……盖血气之勇出于肝，礼义之勇出乎心，苟能守之以礼，制之以义，则血气之勇可自有而无……然则勇与不勇，虽由肝胆，而其为之主者，则仍在乎心耳。”［2］
实际上张介宾没有抓住问题的要害。正如下文对“酒悖”的分析将要证明的，“勇怯”与特定脏腑（肝胆或心)的关联，仅是表面的；造就人与人的“勇怯”之别者，不是形态学上的个体差异，而是这些差异的成因——气和气机。
2 酒与气
酒在《内经》多有论及，一致称其性（气)“悍”，如《灵枢·营卫生会》“酒者熟谷之液也，其气悍以清（《太素》作“滑”)”、《素问·厥论》“酒气盛而慓悍”。这种特性使酒有特殊的影响力，《灵枢·论勇》主要论宏观改变。黄帝曰：“怯士之得酒，怒不避勇士者，何脏使然？少俞曰：酒者，水谷之精，熟谷之液也，其气慓悍，其入于胃中则胃胀，气上逆满于胸中，肝浮胆横。当是之时，固比于勇士，气衰则悔。与勇士同类，不知避之，名曰酒悖也。”
酒使人体气机上逆，具体包括三方面：一是扰乱脾胃气机，胃气不降则胃胀；二是使气上逆“满于胸中”；三是肝随逆气上移，同时由于肝胆相连，“怯士”因胆汁“不满”而下垂的胆亦受肝牵拉由“纵”变“横”，《灵枢·论勇》简洁地描述为“肝浮胆横”。
那么，为什么酒能使气机上逆？这是因为酒不同常“饮”的微观作用机制。如《灵枢·经脉》，酒入胃先行络脉：“饮酒者，卫气先行皮肤，先充络脉，络脉先盛，故卫气已平，营气乃满，而经脉大盛。”
酒“慓疾”之性与卫气相类，故能循卫气之道而行。张介宾以雨雾喻之甚妙：“卫气者，水谷之悍气也，其气慓疾滑利，不入于经。酒亦水谷之悍气，其慓疾之性亦然……盖营气者，犹源泉之混混循行地中、川流不息者也，故曰营行脉中；卫气者，犹雨雾之欎蒸，透彻上下、遍及万物者也，故曰卫行脉外。是以雨雾之出于地，必先入百川而后归河海；卫气之出于胃，必先充络脉而后达诸经。”［2］
“络脉盛”的后续影响，参《素问·厥论》：“酒入于胃，则络脉满而经脉虚，脾主为胃行其津液者也，阴气虚则阳气入，阳气入则胃不和……”
“阳气入而胃不和”，高世轼释云：“入者，络脉之热，复入于胃中也。”邪热入胃，胃气不和则胀。《灵枢·论勇》说酒“入于胃中则胃胀”，即略其过程而直言结果。
酒对气机的影响，同样归因于酒气和卫气的共同之处。
《灵枢·营卫生会》：“营出于中焦，卫出于上焦”。一般“饮”入胃走中焦，即《灵枢·营卫生会》所说：“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于肺脉”，亦即《素问·经脉别论》“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之义。但酒入胃后，其“悍气”不走中焦而循卫气之道走上焦，“（上焦)出于胃上口，并咽以上，贯膈，布胸中……”（《灵枢·营卫生会》)。所以，酒入胃则酒气上行，“气上逆满于胸中”。上逆之气不是卫气，不是积于胸中的宗气，而是酒气。
酒气、卫气都是气，二气并行，自然气盛于前，暂时造成其人气实的假象；而肝胆的卑弱之相，也因位置上移得到暂时改变。这些变化合起来缩小了“怯士”和“勇士”的差距。此时的“怯士”发起怒来貌似真勇者，“当是之时，固比于勇士”。但这种状态不能持久，酒力一过，气机回转，脏腑复位，其人重现本性，“气衰则悔”。
“慓悍”之性也不是酒独有。参考《灵枢·五味论》“辛走（卫)气”，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酒性及其作用。黄帝曰：“辛走气，多食之令人洞心，何也？少俞曰：辛入于胃，其气走于上焦，上焦者，受气而营诸阳者也，
姜韭之气熏之，营卫之气不时受之，久留心下，故洞心。辛与气俱行，故辛入而与汗俱出。”
辛气也象酒气一样走上焦，是因为辛气与酒气一样“慓悍”而类卫气。杨上善谓：“辛气慓悍，走于上焦，上焦卫气行于脉外，营腠理诸阳……辛走卫气，即与卫气俱行，故辛入胃，即与卫气汗俱出也。”［1］
《千金方》述“辛走气”则“气盛”，则与上述酒气上逆则气盛的情形相类。不同处是后者强烈到“胀胃浮肝”，而前者仅使营卫之行迟滞。
“辛者与气俱行，故辛入胃而走气，与气俱出，故气盛也。”［3］
正因酒力悍猛，早在唐代酒精含量更高、性更烈的蒸馏酒（上古酒是发酵酒)出现之前，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就视酒为“毒”：“酒者，水谷之精也，其气慓悍而有大毒。”［4］
3 勇与气
酒对气机的强烈干扰，是酒能变人“勇怯”的原因。体内脏腑——主要即肝胆的形态变化，不是酒后“怯士”变勇的原因，而是这个过程的中间结果。由此出发重新审视《灵枢·论勇》的种种“勇怯指标”，我们就获得了更为开阔的眼界。
首先看怒的形态学表现。
关于怒的机制，《素问》“九气”有“怒则气上”，这正是“勇士”“怯士”之怒的共同点：怒则气上充胸，扩张胸廓。扩张程度因人而异，勇者气盛，故能“胸张”，怯者气弱，故“虽方大怒，气不能满其胸”。而包括肝胆在内的脏器的位置变动（“肝肺举”)，不过是气机上逆的附带效应。所以，“勇士”“怯士”之怒表现有异，根本原因是两种人体质不同，前者气盛，后者气不足。以形态变化而言，两种人之怒均体现为肝肺等位置暂时上移，区别只在上移幅度和持续时间。反映于外，即情绪的强弱和长短。随着气机恢复正常，脏器复位，“肝肺虽举，气衰复下”，怒气乃平。
由此我们可以对张介宾归“勇怯”于肝胆的做法作一全面评价。
张介宾对怒的形态学表现的分析，是典型的不具解释力的“伪解释”。释“气盛而胸张”为“肝气上冲”、释“毛起”为“肝血外溢”、释“面苍”为“肝色外见”，都不是考察“胸张”等生理现象与肝的确切联系后得出的结论，而是由“肝主怒”“肝藏血”等《内经》经典陈述演绎而来的主观想象。这种解释追求的，与其说是对“勇怯”和肝胆关系的深刻理解，不如说是如何尽快将该问题溶解在经典陈述之内，这些陈述由于过度引用，已被视为内涵毋庸质疑、也不需要思量的公理。
但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可能是由于“肝主怒”等语过于现成，张介宾将其套用到“勇怯”与肝胆的关系上时，忽略了其内涵受语境限定，如果脱离原文无限发挥，一味强调肝与怒的联系，而忽略了怒作为五神之一是被统括于“心神”之下，则必然导致与《内经》独重“心神”的基本观点的偏离。可见，对经典著作原始陈述的片面引用，并不可靠；执着于局部形态变化而忽略背后的动力学机制，也难免“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的皮相之见。
重心由形态移向气和气机，是理解“勇怯”与肝胆的关系、从而“勇怯”问题的关键。如上，肝胆强弱是决定“勇怯”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反之，以肝胆等若干脏腑的形态特征作为衡量“勇怯”的指标，也绝不意味着这些脏腑之外的人体状况与“勇怯”无关。决定“勇怯”的，不是某一个或某几个脏腑，而是以这些脏腑为代表的整个人体状态。这也正是上述酒对人“勇怯”的影响得以实现的前提。既推重气和气机，又不惮历数“勇怯”的种种形态学指标，是因为两种取向原本就是统一的。
那么，为什么“勇怯”尤与肝胆而不是别的脏腑有关系，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牵涉到对怒的机制的深入探讨，尚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王洪图,李 云.
黄帝内经太素，第2版［M］.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5:143,32.
［2］明·张介宾.类经，第1版［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5:78,224.
［3］唐·孙思邈.千金方，第1版［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3:367.
［4］隋·巢元方撰.诸病源候论，第1版［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1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