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圣心源:是告别还是积极传承——关于中医中药的思考

是告别还是积极传承



——关于中医中药的思考



刘明武



摘要：从历史角度看，中医中药伴随中华民族走过了五千年。从现实角度看，世界上接受中医中药的民族越来越多。作为自然之物的中药，永远也不会引起抗药性。所以，从长远角度看，中医中药一定会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对待中医中药正确的态度，应该是积极传承，积极发展。对于中医中药的现代缺陷，应该以积极的态度面加以改正。“告别”之说，犹如树梢要告别树根一样荒唐。



关键词：中医中药；告别；传承



一、从《告别中医中药》一文谈起



中南大学张功耀教授的大作《告别中医中药》一发表，一位出版界一直致力于中医振兴的先生就复印一份寄给了我，并希望我对这篇文章能够发表看法。我拜读了张教授的大作之后，认为这篇文章根本没有反驳的必要。之所有这样的认识，理由有五：



其一，关于中医中药是与否的结论，需要整个民族的共识，一个教授的认识恐怕不能代表中华民族。



其二，学术研究应该是自由的，对中医中药怎样看，张教授、李教授、王教授完全可以有自己的看法，哪怕这个看法是特别的，另类的。



其三，文化是允许批评、讨论的，不允许批评，不允许讨论的那是邪教。包括中医文化在内的中华文化博大而又宽容，她允许批评，允许损益。《周易》曰：“唯变所适。”变中有取舍，变中有损益。取与益，就是肯定，就是传承。舍与损，就是否定，就是扬弃。允许批评，允许损益，丝毫不影响中华文化的伟大。批评孔夫子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就出于《论语》，这丝毫也没有遮蔽孔子的光辉。



其四，对文化的恶意攻击或毫无根据的肆意抹黑，受损的不是文化本身而是那些恶意攻击者与肆意抹黑者。君不见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批林批孔”运动，工农商学兵齐上阵，批判孔老二，但时过境迁，感到羞愧的并不是已经不会说话的孔夫子，而是无知的批判者和倡导者。值得特别说明的是，孔夫子在家乡受到侮辱之时，在西方却仍然受到尊敬，尤其在世界一流的科学家那里，许多诺贝尔奖获得者认为，在新世纪里拯救人类需要借助孔子的智慧。



其五，已被历史证明为错误的理论和主张，不能拿来作为今天立论的依据。19世纪的“废除中医案”，其偏激、其极端已经被历史所证明。忘记了吗？积极废除中医的，还有汪伪政权。张教授今天仍然以这些被历史证明了的错误主张作为《告别中医中药》的开篇依据，这实际上已经失去了讨论的前提。当时，与“废除中医”相伴相随的还有“废除汉字”的主张，如果今天重新以“废除汉字”为依据做文章，还有讨论的必要吗？



基于上述理由，笔者面对《告别中医中药》一文，保持了沉默。



可是，最近一位杂志社的哲学编辑又告诉我，网上有一万多人，其中包括中医学博士联名赞同张教授的观点。看来，“告别中医中药”的主张已经由张教授一人走向了社会，形成了小小的一股社会思潮。作为社会成员之一，针对目前这股社会思潮以及百年来糟蹋与反对中医中药的思潮，笔者谈谈对中医中药的管窥之见，以求“告别者”的指正。



二、在经典比较中看中医文化



笔者现在是中医中药的崇尚者。崇尚不能盲目，不能关起门来自吹自擂，所以笔者希望在比较中来证明中医中药的魅力是可以超越时空的。



大家知道，西方有一部《圣经》。《圣经·新约》中的耶稣，不仅仅是一位传教者，还是一位拯救病人的行医者。耶稣有博爱之心，博爱之心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拯救灵魂；二拯救生命。下面引用耶稣拯救生命即治疗疾病的几则实例，供读者鉴赏：



例一，治疗麻风病。“耶稣下了山，有许多人跟着他。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他的大麻风就洁净了。”耶稣治疗大麻风的方法有二：一是用手摸，二是用祝福的话。这则治病的实例，记载在《圣经·新约·马太福音》中。



例二，治疗热病。“耶稣来到彼得家里，见彼得的岳母害热病躺着。耶稣把她的手一摸，热就退了。她就起来服侍耶稣。到了晚上，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都赶出去，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耶稣治疗热病的方法是用手摸，这里没有用药，也没有用针灸。另外，耶稣还能驱鬼，一句话就把鬼赶走了。这则治病的实例，也记载在《圣经·新约·马太福音》中。



例三，治疗瘫痪病。“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瘫子到耶稣跟前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瘫子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免了。’……那人就起来，回家去了。”耶稣治疗瘫子的方法也是一句话，没有用药，也没有针灸。这则治病的实例，同样记载在《圣经·新约·马太福音》中。



耶稣还治疗过瞎子，哑巴，血漏病，萎缩病，但是耶稣治病从来不用药物与器具，用的是神力，用的是祝福的话语。



耶稣治病的实例，《新约》的《马太福音》《马可福音》《约翰福音》中均有记载。



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介绍，耶稣大约公元前6年生于犹太，治病起码是青年时代的事，所以耶稣治病应该是公元15年以后的事。



远在耶稣用祝福的话语、用神力治病之前，中华大地上早已诞生了中医的奠基之作《黄帝内经》。《黄帝内经》记载了包括麻风病、热病、寒热病、伤寒、中风、偏瘫、痹证、周痹、血枯、大厥、疟疾、酒风、头痛、瘟病、水胀、肤胀、鼓胀、腹胀、黄疸、消渴（糖尿病)、癫痫、癫狂、痈疽、痿病、卧不安（失眠)、风疹、筋疹、咳症等一百多种疾病。《黄帝内经》治病，一论病因，二论病证，三论诊断，四论治疗。诊病，《黄帝内经》开创了望闻问切四种方法。治病，《黄帝内经》一用汤液醪醴之药物，二用针灸、砭石之器具。据《黄帝内经·灵枢》记载，仅针灸之针就有九种之多。



同样是博爱之心，同样是治病，黄帝与耶稣采用了截然不同的方法。耶稣治病从来不用器具，从来不用药物，而远在耶稣之前的黄帝，治病既用药物，又用器具。特别值得说明的是，《黄帝内经》是不允许迷信鬼神的，如《黄帝内经·五脏别论》所言：“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



比较之下可以知道，对疾病的认识、判断、治疗，黄帝一点都不逊色于耶稣。然而，西方人没有告别耶稣，可中华先贤的优秀子孙却早早告别了黄帝。在西方，不知《圣经》者几稀，而在东方的中华大地上，还有几个人记得《黄帝内经》呢？热爱中医的有心者，曾在大街上随机抽样调查，调查的结果令人悲哀，被访者十有*八不知道《黄帝内经》这部经典。



更可悲的是，《黄帝内经》在相当多的中医大学里竟然成了选修课。中医大学选修《黄帝内经》，这是不是犹如神学院里选修《圣经》一样荒唐？！



与《黄帝内经》相随相伴的还有一部《神农本草经》，《黄帝内经》奠定了中医的基础，《神农本草经》奠定了中药的基础，而两部经典的立论基础都是自然哲理。



以根本而言，完全可以自信地说，中华先贤所创造的包括中医中药文化在内的中华文化，一点也不逊色于他人。但是，西方人一直以敬畏的态度尊崇着自己的文化，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对待中华文化的态度又如何呢？西方民族由后进变先进、中华民族由先进变后进的答案，是不是可以在对待文化的敬畏与轻薄两种态度中去找寻？！



三、从认识论与方法论上看中医之优秀



中医是优秀的！中医之优秀，首先体现在认识论上。中医的认识论是整体系统论。整体系统论究竟优秀在何处呢？



第一，不孤立地看问题。《黄帝内经》论人，人不是孤立之人，人与天文、地理、时空、环境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黄帝内经》论病，病也不是孤立之病，病发生在人体之内，但病因却和人体之外的天文、地理、时空、气候、环境有着紧密的联系。宇宙间一没有孤立之人，二没有孤立之病，人与宇宙间的各种因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人体之内的疾病同样与宇宙间的各种因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黄帝内经》告诉后人，春夏秋冬四季气候各有不同，不同的气候会引起不同的疾病。《黄帝内经》还告诉后人，东西南北中空间环境各不相同，各不相同的空间环境会引起不同的地方病。而空间环境、气候因素与疾病之间的联系，恰恰是显微镜所无能为力的，恰恰是各种仪器所无法发现的。



时至今日，西方才有科学家认识到了宇宙间各种元素的相互联系。关于人与宇宙的联系，当代天文学家弗雷德·霍伊尔是这样说的:“我们的日常经验，甚至在最小的细节上，都是与宇宙大尺度性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以至根本不可能设想这两者可以分离。”



关于人与宇宙的联系，《黄帝内经·生气通天论》的论述是:“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藏、十二节，皆通乎天气。”



两段话说出了同样的道理，即宇宙间的各种因素是相互联系的，人与宇宙间的各因素也是相互联系的。所不同的是，《黄帝内经》早说了两千多年。



其二，重视无形与有形两类因素。宇宙与人，均由无形与有形两类元素所组成，这是始于《周易》、延续于《黄帝内经》的形神合一论。形神合一，其命曰人。形神缺一，人就不能成其为人。现实生活中无数实例证明，形在神去，人就成了植物人。形神之神，恰恰又是显微镜和各种仪器所无能为力的。一流的化验室，可以化验血，可以化验尿，但是能化验精神之神吗？先进的仪器，可以透视五脏，可以透视大脑，但是能透视喜怒哀乐的情绪吗？以五情论病，则早已是《黄帝内经》中的基本常识。



无形之因素，除了精神之神、五情之情之外，还有与血相对相应的气。血气一体，这也是《黄帝内经》独特之论。血有形，气无形，但血气的一体关系，中华先贤早已做出了精辟的论述：“血为气之母，气为血之帅。”血生气，气推血，有形、无形两种因素之间是须臾不可分离的关系。《黄帝内经》指出，饮食入胃之后，一分为二化为血和气，气再一分为二分为营气与卫气；营气柔和运行在内，推动着血之运行；卫气强悍运行在在外，抵御着外部邪气的侵入。如果从卫气的角度上解释艾滋病，可能会开辟出治疗艾滋病的新路。《黄帝内经》还指出，人体之气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发生位移。《黄帝内经·灵枢·天年》指出，幼儿、少年其气在下，所以幼儿、少年好跑好动；老年其气在上，且血气已衰，故老年好坐喜卧。显微镜与仪器只能认识血，却不能认识气，所以根本不可能对气做出合理的解释。



形神合一论，气血一体论，是不是高于只重视有形因素的一点论？！



现代科学家认为，宇宙间的一切物质皆因循着暗物质所揭示的规律。所以，西方有相当一部分的科学家，热衷于寻找宇宙暗物质。所谓暗，就是看不见摸不着，无形无体。暗物质，就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无形之物。“暗物质”一词的出现，证明了《周易》所开创的、《黄帝内经》所延续的形神合一论具有超越时空的正确性。



其三，人是一个活体而不是器官组合体。用解剖、分析的方法认识人，人是众多器官的组合体；在整体系统论中，人体则是一个活体。五脏在内，五官在外，但内外之间是相互联系的。《黄帝内经》告诉人们，肺气通于鼻，肝气通于目，脾气通于口，心气通于舌，肾气通于耳。手术刀无论怎样灵巧，也无法找到肝目之间的组织联系，可是肝炎一发生，眼睛马上就发黄。这是否可以证明整体系统论的高明？笔者曾经与《中国文化研究》原主编阎纯德教授讨论五脏与五官的非组织联系，当时阎先生马上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了肾与耳的相通关系。阎先生说，他有一天突然暴聋，到医院一检查，耳朵本身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肾，是肾中出现了肾脏难以容忍的结石。



手术刀下的脏与腑，是相互独立的器官，而在《黄帝内经》中，脏与腑是相互联系的大系统。脏腑分工不分家，独立的功能作用于整体系统之中。《黄帝内经·灵兰秘典论》对脏腑间的相互作用，是这样描述的：



“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肺者，相傅之官，治节出焉。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胆者，中正之官，决断出焉。膻中者，臣使之官，喜乐出焉。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大肠者，传道之官，变化出焉。小肠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肾者，作强之官，技巧出焉。三焦者，决渎之官，水道出焉。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故主明则下安，以此养生则寿，殁世不殆，以为天下则大昌。主不明则十二官危，使道闭塞而不通，形乃大伤，以此养生则殃，以为天下者，其宗大危。戒之戒之！”



中华先贤以自然之道创立了治国之道，又以自然之道创立了治病之道。治国之道相通于治病之道， “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之说，所讲的是治国之道相通于治病之道。上面这段论述，就是以治国之道论养生之道、治病之道的。脏腑在这里被描述为一个国家的权力中枢，心脏为君主，为总司令，肺脏为首相，肝胆为将帅，脾胃为后勤官……在这个中枢之中，君主有君主的作用，部下有部下的作用，领导的作用并不能取代部下的作用。人体健康的基本保障，一需要君臣之间的相互作用，二需要将相之间的和睦合作。五脏与五官之间相通相应，五脏与六腑之间相通相应，个体组成了整体，整体离不开具体，人是一个活生生的有机结合体，而不是一个零件组合体，这种认识论在今天过时了吗？在明天会落后吗？



中医之优秀，其次体现在方法论上。治病，人类开创了两种方法：一种是病在这儿，就治在这儿；病在那儿，就治在那儿；这就是俗话所说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一种是《黄帝内经》所开创的医病方法是“不治已病治未病”。一切是动态的，这是中华文化与中医文化对这个世界的基本把握。宇宙是动态的，天地是动态的，人是动态的，病也是动态的。基于这一基本把握，《黄帝内经》开创了“不治已病治未病”的医病方法。“不治已病治未病”具有多重意义：其一是未病之前的预防；其二是治病治在病前头；其三是上有病，治于下；左有病，治于右。



关于未病之前的预防，容易理解，这相似相通于今天的预防为主。



治病治在病前头，这是西方科学所不能理解的，因为这个独特的方法源于中华民族所独有的五行生克原理。“治未病”即治病治在病前头的原则，出于《黄帝内经·素问》，但详细解释的却是另一部中医经典《难经》。《难经·第七十七难》所言“所谓治未病者，见肝之病，则知肝当传之于脾，故先实其脾气，无令得受肝之邪，故曰治未病。中工者，见肝之病，不晓相传，但一心治肝，故曰治已病也。”为什么肝有病先治之以脾？因为肝五行属木，木相克的对象是土，脾属土，所以肝之病治之以脾。木有病，治于土；土有病，治于水；水有病，治于火；火有病，治于金；金有病，治于木。这就是五行相克原理所延伸出来的治病方法。五脏之病可以治在未病之处，皮肤、肌肉中的疾病，则可以治于相反之处。治病治在相反之处，《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有原则之论：“故善用针者，从阴引阳，从阳引阴，以右治左，以左治右。”治病治在相反之处，《黄帝内经·素问·缪刺论》中有详细之论，有心的读者可以去查阅，此处不赘。



治未病的方法，优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法。这方面，笔者有这样一个亲身经历，1968年在部队得胃病，吃各种止痛片15年，胃痛还是照样痛，而且越来越严重。后来喝民间的八宝茶20天，却从此告别了胃痛。笔者胃痛的病因，在于胃寒脾湿。止痛片止的是痛，一不祛寒，二不祛湿，所以止痛片只能止一时之痛，而不能止根本之痛。八宝茶没有止痛的功能，但有暖胃、温脾、祛湿的功能，所以可以从根本治愈胃痛。告别了胃痛，也告别了对中医的偏见。食疗的功效证明：中医是优秀的，包括食用之物在内的中药也是优秀的。笔者从此开始热爱并研究上了中医中药。但在此之前，因为记住了鲁迅先生的一句“中医不过是有意或无意的骗子”，笔者一直拒绝中医。



四、中医有自己的标准



“中医不科学”或者“中医不符合科学标准”，这一判断被相当多的人所接受。实际上，这一判断是错误的。中医有自己的标准，不能用另外的标准来衡量。



地球形成之后，就有东半球、西半球之分。地球上有了人之后，就有东方人、西方人之分。差异是天然形成的，差异是与生俱来的。



一样的面粉，西方人做成了面包，中国人做成了馒头，面包与馒头，制作工艺不同，外部形状也不同，难道可以以面包的标准来批判馒头吗？



同样是结婚典礼，西方人进教堂拜上帝，中国人在自家堂前拜天地，难道可以以教堂、上帝为标准批判中国人的婚礼吗？



西方哲学家曾以西方哲学的具体标准谬说“中国没有哲学”。哲学的本义是爱智、爱智慧，难道说中国人不爱智慧或没有智慧吗？西方有西方式的哲学，中国有中国式的哲学。如果说中国没有西方式的哲学，这是文明之判断；如果说中国没有自己的哲学，这是不是野蛮之胡扯？！



馒头有自己的标准，婚礼有自己的标准，哲学有自己的标准，同理，中医也有自己的标准，中医只能用自己的标准来衡量。



中医的标准是什么呢？中医的终极标准是道。《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展开讨论这句话，可能需要写一篇博士论文。简而言之，讨论天地万物，讨论人体疾病，其终极标准只有一个，这就是道。



养生在于知道。《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指出“其知道者……度百岁乃去。”这里的“知道”是两个单音词。知道，就是深知自然秩序，就是要在人序与自然秩序之间建立起和谐一致的相应关系。如此养生者，才能度百岁。



生病是因为违背了道。《黄帝内经·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指出：“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道者，圣人行之，愚者佩之。”这一论断告诉人们，从道则苛疾不起，逆道则灾病产生。



治病如何治？平衡阴阳也。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偏颇之谓病。《黄帝内经·素问·三部九候论》所言：“无问其病，以平为期”。平者，平衡也；期者，期准，准则也。以平为期者，就是治病以平衡体内阴阳为准则。人体之内的阴阳在何处？在气血中，在脏腑中。



治病必须先识病，如何识病，在于知道。知道真的能够识病吗？《黄帝内经·素问·标本病传论》中有答案：“夫阴阳逆从标本之为道也，小而大，言一而知百病之害；少而多，浅而博，可以言一而知百也。”“知道”不但可以识病，而且可以“言一而知百病之害”，为什么？请看下面的佐证：



《周髀算经》曰：“问一类而以万事达者，谓之知道。”



《道德经·第39章》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侯得一，以为天下正。”



《庄子·天地》曰：“《记》曰：‘通于一而万事毕。’”



一，道之代名词也。《周易》《尚书》《周髀算经》《道德经》《庄子》告诉人们，懂得了道，可以立人，可以立家，可以立天下，可以立言，可以立功，可以制器，可以制历，可以制礼，可以制乐，可以养生，还可以解牛、承蜩……真正懂得了道，百事可做，万事可做。



还记得《庄子》里解牛的那个庖丁吗？炉火纯青的解牛之技从何而来？庖丁给出的答案是：“道也，进乎技矣。”道为何会演化出解牛绝技？庖丁的答案是：“依乎天理，因其固然”。在现代人看来，杀生的解牛之技是一回事，养生之术又是一回事，两者之间风马牛不相及，可是在《庄子》里，两者之间却是相互联系的。杀生的解牛之技为何会转化为养生之术？其奥秘就在“依乎天理，因其固然”这八个字里。



先秦诸子揭示这样一个事实：道，不仅仅是道家的立论基础，同时还是儒家、兵家、阴阳家、音乐家、建筑学家的立论基础。儒家以道论礼，兵家以道论兵，阴阳家以道论历，音乐家以道论音律，建筑学家以道论建筑，《周髀算经》以道论奇偶之数、以道论勾股弦。《圣经》用上帝解释了两种理：宇宙演化之理与人生如何度过之理。《周易》与诸子以道解释了三种理：宇宙演化之理，人生如何度过之理，多出了一条发明创造之理。清楚了道无限的功能，再回头看《黄帝内经》中的以道论养生，以道论识病，以道论治病，以道论“百病之害”，“所以然”的奥秘就迎刃而解了。



道是无法用科学标准衡量的。相反，科学的作为恰恰应该接受道——自然法则——的衡量。



科学最根本的缺陷是本身没有价值判断。科学所追求的只是“是不是”、“真不真”。“是这样”不等于“应该这样”；“真”不等于“善”；经得起实证的也可能是祸害。例如侵华日军731部队，繁殖出的鼠疫是真的鼠疫，也经得起实证；731部队制造出的毒气是真的毒气，也经得起实证；用科学标准看，这些都是史无前例的大发明。但站在道的立场上看，这些都是伤天害理的大坏事。同样的道理，制毒者制造出的**、**也是真的，也经得起实证，可是，有谁说**、**不是祸害呢？所以，科学标准不是衡量一切的准绳。如果以科学标准否定中医，这实际上是对中华文化的否定。



在具体问题上，中医是讲究标准定量的。《黄帝内经·素问》在开篇第五篇《阴阳应象大论》里就出现了“权衡规矩”四个字。权，重量单位也。衡，秤也。规，圆规也。矩，曲尺也。权衡规矩，讲究的就是标准定量。诊病，需要标准定量；用药，需要标准定量；针灸，同样需要标准定量。



中医与包括西医在内的西方科学属于两种文化。中医与西医，各自有各自的标准，衡量中医只能用中医自己的标准。必须记住的是：科学并不是人类唯一之学，科学标准也不是可以衡量一切的标准。



五、中医中药的现代缺陷



谈中医中药的现代缺陷，必须回顾中医中药的起源。



第一部中医经典是以黄帝的名义出现的，第一部中药经典是以神农氏名义出现的，在《周易》记载的圣人中，神农氏位于黄帝之前，所以，这里先介绍《神农本草经》。



《神农本草经》在实际中的贡献，是发现了365种药物。365种药物分为上中下三品：上品为君，养命；中品为臣，养性；下品为佐使，治病。365种药物具体类别可以分为：植物类；动物类；昆虫类；树脂类；菌类；果实类；花卉类；根茎类；非金属矿物类；金属矿物类；海洋生物类……



《神农本草经》在理论上的贡献，一是分出了药名、药性，二是将药物归类为四气、五味；三是确定君臣佐使为药物配合原则。



现存的《黄帝内经》最早出现在《汉书·艺文志》中，与《黄帝内经》相伴的，还有一部《黄帝外经》，非常遗憾的是，《黄帝外经》在汉之后失传了。



《黄帝内经》分《素问》与《灵枢》两部分。明代名医张景岳对《黄帝内经·素问》的解释是：“内者，性命之道；经者，载道之书。平素所问，是谓素问。”



《黄帝内经·素问》之中，一讲养生，二讲治病。养生，一讲养神，二讲养形。治病，一讲人体结构，二讲脏腑表里，三讲阴阳经络，四讲四时寒暑，五讲望闻问切，六讲汤液醪醴、针灸砭石。



养生治病不仅仅是人本身的事，还与外部因素有着必然联系，所以，《黄帝内经·素问》还讲天文，地理，气候，物候，运气历法，天干地支。《黄帝内经·素问》告诉人们，养生治病之本，均在于平衡阴阳。阴阳者，外为天地、昼夜、寒暑，内为人体气血、脏腑。平衡阴阳，一是要平衡人与自然的关系，二是要平衡人体本身气血、脏腑的关系。在《黄帝内经》中，首次出现了一百多种疾病的定名。《黄帝内经》在实际、理论两方面的重大贡献都是空前的。



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当时能够创造出《神农本草经》《黄帝内经》这两部经典的，只有我中华先贤。



中华先贤创造出这样的经典，实在是子孙之福。非常遗憾的是，祖先开其端，子孙没有续其尾，以至于中医中药在当代出现了严重的缺陷。



中医中药当代的缺陷，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其一，中医不能动手术。中医里本来就有解剖之术，这在《黄帝内经》里就有记载。《黄帝内经·灵枢·经水》：“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了“割皮解肌……湔浣肠胃，漱涤五脏”的手术实例。《后汉书·华佗传》记载了华佗对肠胃做手术的事迹：“若病发结于内，针药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即醉无所觉，因刳破腹背，抽割积聚。若在肠胃，则断截湔洗，除去疾秽，既而缝合，傅以神膏，四五日创愈，一月之间平复。”《黄帝外经》失传于前，中医手术失传于后，时至当代，中医手术仍然没有恢复。在外科手术上，中医已经输给了西医一筹。



其二，中医器具严重滞后。治病需要器具，《黄帝内经》已经记载的针刺之针就有九种之多。



中华先贤特别重视器具的发明创造。人家的火是天上偷来的，中华民族的火是自己钻木钻出来的；亚当、夏娃一出世就有上帝赠送的伊甸园，中华大地的小草屋是有巢氏自己构木搭起来的；四大发明的创造为世人所熟知。可是知道吗？《周易》已经记载有网罟、耒耜、衣裳、臼杵、弓箭、舟楫等十多项重大发明创造。几千年前的中华先贤是那样的善于发明创造，而且这些发明创造均具有空前意义的原创性。可是几千年过去了，子孙的创造灵性哪里去了。原创性的发明创造到底有几件呢？西医的先进仪器一件件层出不穷，可是中医新发明的器具在哪里呢？要知道，扁鹊手中已经有了剖腹缝肠的器具了。



其三，中药药材的质量不能保障。中药的采集，讲究时间；中药的质量，讲究空间。所谓“三月仙草四月蒿，五月的茵陈当柴烧”讲究的就是时间，茵陈在三月采集，才能保证质量。所谓“川黄连，杭白菊”讲究的就是空间。地道或道地，是药材质量的保障。所以然则何？水土异也。塑料大棚的出现，改变了时间空间，产出了此地本来不会生长的药材，质量就无法保障了。身为地质工程师，笔者深知，药材讲究空间是符合地质学原理的。当代地球化学研究成果表明，人体与植物中的微量元素与所在区域中地壳中的微量元素，在种类与含量上具有一致性。宁夏盛产枸杞，但只有贺兰山山麓的枸杞富含微量元素硒，所以，那里的枸杞在价格上要远远高于相邻地区的枸杞。药材讲究地道，也受到了张功耀教授的质疑。春秋时期的晏婴都知道，仅仅淮河之隔，就有橘枳之异。无论是春秋时期的文化，还是现代地质学，都肯定了植物、水果、矿产的区域性。张功耀教授身为教授，否定基本常识，是不是过分了？还需要补充的一点是，农药、化肥的滥用，使中药药材的质量和农业产品一样，越来越令人担忧。



其四，中药几乎快变成了日药、韩药。据有关资料，1948年毛泽东在西柏坡接见斯大林的特使米高扬时，非常自信地说，中华民族有两样东西其他民族拿不走，一是中医中药，一是烹调。几十年过去，中药的情况怎么样了呢？据《读书》杂志介绍，在世界中成药市场上，日本占去了85%，韩国占去了10%，东南亚的华侨占去了3%，剩下的2%才属于伟大的中华民族。几十年来，卫生部实际上是西医西药的推广部，以至于中华民族所独有的传家宝也沦入了他人之手。如此令人心碎的局面，怎么对祖先、对历史交代？当然，中华民族现在还有一个被世界肯定的青蒿素。如果子孙继承了中华文化中的创造精神，能够跨出国门、走向世界的难道难道仅仅只有一个青蒿素吗？



造成中医中药现代缺陷的原因是什么？在笔者看来，原因应该有两方面：首先是中医界本身的原因，其次是环境问题。中医界本身忘记了“日新”的哲理，忘记了“变则通”的哲理，在理论上不知创新，在器具上则完全忘记了创新。多少年来，为什么写不出一部《续黄帝内经》或《新伤寒论》？为什么不能重新恢复外科手术？拿不出明显超越西医的新理论、新器具与新成果，单单拿先贤的高明来证明中医的伟大，这在说服力上显然是逊色了一筹或几筹。



可喜的是，从山西科技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李可老中医急危重症疑难病经验专辑》一书中获知，山西灵石县中医院院长李可先生独创“破格救心汤”，可以在数小时内，使西医放弃的心脏病患者起死回生。这应该属于中医界当代的贡献。李可先生在《专辑》开篇处说：“破格救心汤成功地治愈了千余例心衰重症，并使百余例现代医院已发出病危通知书的垂死病人起死回生。”试想一下，像这样的成果，如果月月、年年都会出现在中华大地上，还会有“告别中医中药”这样的奇谈吗？还用喊“振兴中医”这样悲壮的口号吗？



还有一个可喜的实例是，中医救活了被英国医院准备放弃治疗的凤凰电视台记者刘海若。



造成中医中药现代缺陷，还有一个重要的环境原因。环境原因可分为文化与政策两种环境。



重视外文而轻视古文，这是众所周知的文化环境。如此环境的后果是什么呢？后果就是相当多的大学生、甚至于研究生读不懂古文，读不懂《黄帝内经》。《黄帝内经》是中医根本之所在，试问，如果读不懂《黄帝内经》，怎么能发展中医呢？



至于政策环境如何，笔者不想细说。看一看西医院与中医院大楼在数量、规模、质量上的区别，就一目了然了。政策环境真的快把中医管成日医、韩医了，快把中药管成日药、韩药了。主管卫生的在位者，不妨扪心自问一下，将来这段中医中药发展史将来怎么写？



六、是告别还是继承发展



对中医中药，是告别还是继承发展？笔者赞成的是后者，理由如下：



1.以自然哲理而论。江河再长也不会告别源头，大树再高也不会告别根本，一个民族可以告别对本民族具有根本意义的文化吗？



2.以成功经验而论。世界民族之林中，没有因告别民族文化而创造成功奇迹的先例。今天的犹太人一边读祖先留下的《圣经》，一边研究具有普遍意义的新问题，这丝毫也没有影响犹太人的进步。以诺贝尔奖为例，稍微统计一下就会知道，犹太民族获得各种奖的数量，要远远大于我们这个要“废除汉字”、“告别中医中药”的中华民族。



3.以历史和现实而论。试想一下，假如没有中医中药呵护，中华民族会走过上下五千年吗？在现实生活中，中医中药仍然在呵护着广大农村的农民，西药治病少则百千，多则千万，如果告别了中医中药，农民的药费由谁来负责？



4.以《黄帝内经》在国外的地位而论。《黄帝内经》在韩国、在日本被视为国宝，日本天皇曾发布命令，让日本的针灸医生和内科医生学习《黄帝内经太素》——按类别编辑的古本《黄帝内经》，今天走红的韩国电视剧《大长今》就是歌颂《黄帝内经》的。韩国与日本对中药开发的重视态度，古今一致。邻国视之以国宝，自己却视之以敝屣，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难道真的要把中医变成韩医、日医吗？



5.以沉痛教训而论。新文化运动中，一大批学者为民族复兴计，提出了“废除汉字”的主张。当时振振有辞，今天却羞于启齿。以牺牲文化为代价来实现民族复兴这条路，实践证明根本走不通。何必再重复这种让后人、外人耻笑的错误呢？



6.以长远的观点而论。1928年，英国细菌学家A·弗莱明发现了青霉素。以青霉素为标志，抗生素的黄金时代开始了。以青霉素入中国为标志，怀疑、否定中医的思潮开始了。可是，知道这样一个严酷事实吗？同样的病，50年前注射5万单位的青霉素就可以治愈，而在50年后的今天，800万单位难以治愈。短短的几十年，抗生素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所以然则何？人们对抗生素的依赖性与抗药性越来越大，西方又开始把反思的目光投向了中药。中药是自然药物，人对自然药物会产生抗药性吗？正如人永远不会对小麦、大米产生抗麦性、抗米性一样，人们永远也不会对自然药物产生抗药性。所以，以长远的观点而论，中医中药完全有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可能，事实上已经走出了国门。



因此，笔者认为，对中医中药的正确态度应该是传承而不是什么告别。至于如何传承，这是另一篇文章的内容。



“告别中医中药”者喜欢西方标准，所以笔者此处以两位西方人的话作为结束语：



1.“中国的文化问题，不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于全人类都具有最重要的意义。”这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大哲学家罗素所说的话。



2.“我们犹太祖先，即先知者，和中国古代贤哲们了解到并表明：铸就我们人类存在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一个目标的产生与确立。这个目标就是要通过内心不断的努力摆脱社会的、具有破坏性的天性，使人类变成一个自由幸福的群体。”这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大科学家爱因斯坦所说的话。在这里，犹太先贤与中华先贤，中华文化与犹太文化，爱因斯坦以同样的态度敬重的。



“告别”之说，犹如树梢要告别树根一样荒唐。



参考文献：



［1］《圣经》，中国基督教协会



［2］南京中医学院编，《黄帝内经》，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3］《帛书周易》，湖南人民出版社



［4］《易经》，北京大学出版社



［5］《道德经》，贵州省贵州人民出版社



［6］《庄子》，广东省广州花城出版社



［7］方在庆译：《爱因斯坦晚年文集》，海南省海南出版社



［8］《罗素文集》，改革出版社

－－－－－－－－－－－此论大妙，发我之未发
何为标准，食物以米饭为标准，则面包、奶酪不标准；人以黑发黑睛为标准，则金发碧眼不标准；文字横平竖直为标准，则歪邪纽曲不标准
西医迟早会认识整体观念、辨证论治的先进性，以现代科学审视中医，笑话
－－－－－－－－－－－某些“教授”、“学者”是借“科学”之名行崇洋媚外之实！
－－－－－－－－－－－
完全同意。特别是方某人。



－－－－－－－－－－－ 本帖最后由 ymhd9483 于 2011/5/7 11:17 编辑 www.lindalemus.com

是的，行动高于心动，反驳他们就是行动的第一步，接下来还要更进一步的行动。。。
首先要思考的中医不能老是成为某些人沽名钓誉的踏脚石：某些人只要想出名，就写一篇文章骂中医，基本上已经成了一个套路了，不得不让人想起那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西医是机械唯物主义
－－－－－－－－－－－写得太棒了，一针见血！

－－－－－－－－－－－精僻透彻，好文，给那些要废除中医的人一个响亮的耳光。
－－－－－－－－－－－这还用思考吗？不知道那些主张废除中医的人的狗屎脑子怎么想的。
－－－－－－－－－－－荒唐之人做荒唐之事，所谓的中医博士生，恐怕从来就没有沉下心来学过经典。就如我所知，中医药大学毕业生，几年后已经升为付高（西医系列)。开一张中医处方都不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