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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现在的位置: 医学全在线 > 中医理论 > 民间中医 > 正文:中国式慈善:被财政“收编”?
    

养正私塾:中国式慈善:被财政“收编”?

[导读]徐永光直接指出:“很大程度上,现在不少民间捐款其实是在弥补公共财政的不足。”
两年前的汶川地震使中国的公益和慈善事业得到了一次全面洗礼。本版曾刊发报道《谁来执掌760亿元地震捐赠》。如今,面对西南大旱,“5·12”经验能够提供何种参照?在中国的慈善的体系里,再次问一句:谁来执掌旱灾捐赠、公众捐赠如何得到最有效的使用?这,或许并不是一个杞人忧天的问题。

并不是西南旱区的每一个村庄都陷入了绝望。

至少在云南省玉龙纳西族自治县拉市乡海东村并非如此。4月13日,已经是水库开闸放水的第四天,只要灌溉情况符合预想,村民们很快就可以种苞谷了。在这场百年不遇的大旱中,能够进行正常的春耕当然不仅仅是因为幸运。

“2010年将是一个旱年。”早在去年9月,于晓刚看到拉市地区的水库时就已经作出了这样的预测。他是云南本地的一家NGO(非政府组织)大众流域管理研究及推广中心的主任。当时,水库的蓄水量只有往年的一半,这名草根NGO负责人向自己参与组建的拉市乡东灌渠用水户协会建议,必须“舍小春,保大春”了。

2600多名当地村民是这个用水户协会的会员,用水规划需经过集体同意。他们决定听从于晓刚的建议。“去年下半年应该放4道水,最后只放了一道水”,并且放弃耗水的小麦种植,全力灌溉当时正在冬眠、需水量较少的果树。

半年前的预测如今已得到证实,海东村的村民们正在庆幸他们作出了正确的选择,“说不定,今年还能种上辣椒苹果和冬”。

于晓刚曾因“开创性的流域管理计划”而获得被誉为“绿色诺贝尔奖”的戈曼环境奖。在美国的领奖台上,他被称为“最重要的无名英雄,为了保护自己祖国的环境而奋斗”。但是当这个帮助村庄度过大旱劫难的民间环保领袖回到中国,却常常发现,自己难以申请到具有政府背景的公募基金会的资金支持。

由于草根NGO的高度活跃,经历汶川特大地震的2008年,曾一度被视为“中国NGO元年”。然而“元年”过后,尴尬仍不少。公募基金会主导下的慈善资源分配不合理,正是中国慈善的尴尬现状之一。

“我们也不想喝洋奶,可是我们喝不到母乳”

追问指向特殊的“中国式慈善”。

在中国,能够面向公众募款的公募基金会并不多。一是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二是中华慈善总会,三是各个部委下设的基金会,如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等。“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具有政府背景。”南都公益慈善基金会秘书长徐永光说。

这种背景决定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些“中国慈善界的大家伙”很少将捐款交给位处基层的“小草根”。每年,巨额捐款在“大家伙”那里汇拢,之后,除了一些拥有自己项目的基金会外,其余的公募机构将绝大部分捐款交到政府手中。

这样的选择或许并非毫无道理,由政府公务员去进行本该民间公益组织从事的活动也非全无益处,至少“不需要支付人力成本,落实项目的能力也比较强”。甚至在此前清华大学进行的一项调查中,60.8%的受访者认为,救灾时,社会捐赠资金应该由政府统筹使用,只有9.7%的人认为不应该,还有29.1%人表示无所谓。

这种对于公益和慈善的认知,似乎成为“由政府统筹捐款”的最佳注脚。

汶川地震后,四川省红十字基金会在半个多月的时间里就得到20多亿元的捐款,而这个地方基金会当时只有17名工作人员。这笔巨大的捐款成了“悬在头上的堰塞湖”。最终,钱要怎么花,“当然就只能政府来花”。

“全世界都是政府向民间组织购买公共服务,只有在中国,情况完全相反。”徐永光感叹。在不少公益慈善界的专业人士看来,这完全就是“一个荒诞的景象”。

与此同时,一些草根NGO因为没有募款权利,也难以获得公募基金会的支持,不得不向境外的基金会寻求支援。“我们也不想喝洋奶,可是我们喝不到母乳啊。”这成为一种普遍的叹息。

但实际上,无论是两年前的地震,还是如今的西南大旱,至少在巨型灾难面前,草根NGO或者说民间组织,已经因“服务更加专业”而显现出了优势。

此前,有媒体指出,在3月19日温家宝总理亲赴旱区视察之后,“救援活动才多起来”。而事实上,诸如大众流域、润土互助工作组等云南本地草根NGO,早在政府和舆论大力关注之前就开始了防范和救助的活动。曾在体制内公募基金会任职的徐永光直言:“草根组织长期在基层活动,对灾情敏感。相比之下,大机构反应滞后太多。”

帮助村民们规划用水甚至已不是大众流域唯一关注的重点。因为云南特殊的自然条件,本来专长流域管理的于晓刚将目光投向“防灾减灾”。听村民说起丽江曾经地震,他和自己的团队就帮助村里盖“抗震房”。那算不上什么高端技术,“但相当实用,”于晓刚说,“用三角铁和抓钉加固,完全有可能大大减少地震发生时的伤亡。”

这是他们一贯的防灾理念,“我们没钱,也不会忙于送水送粮,但只要花1份钱,就可以防范10份的灾害损失”。显然,从海东村在大旱中的表现来看,这种低成本的“草根做法”已经在发挥效力了。

尽管“成本不高”,但也需要资金支持。如同汶川地震前一样,大众流域目前仍然以境外基金会为主要的资金来源。“中国还缺乏很好地培育公益组织的土壤。”一名慈善界资深人士称。

一份1995年来自美国的研究报告表明,美国的非营利组织创造了整个国家十分之一的劳动岗位。一项来自中国民政部的报告则描绘出截然不同的图景:2008年新出炉的数据显示,中国非营利组织的从业人员只占服务行业的0.3%。

当然,汶川地震过后,草根NGO的生存状况还是发生了些许改变。在“5·12”过后的一个月,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从接受的13亿元捐款中拿出2000万元,面向全国的民间公益组织和专业公益服务机构公开招标。红基会秘书长王汝鹏曾公开表示:“这2000万的招标,社会影响超过了13个亿。”


记者:赵涵漠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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