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的热潮涌动，八十年代初的中国到处洋溢着活力。中医界也开始探索振兴发展的道路。中医现代化成为当时中医发展的主旋律。但是，中医如何现代化？争论是很多的。当时，好像普遍有这样的想法：现代化不能是西医化，中医学必须借助现代科学理论和技术来实现自身的发展。
１９８２年夏天，我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讲《中医各家学说》课程。上了讲台，面对学生，我思考的角度发生了变化，我开始考虑中医的未来，考虑自己的事业是否有前途？中医能否现代化？这些问题，虽然常常出现在脑海，但始终没有清晰的答案。那年深秋，南京出现了自发的非官方组织的中医多学科研究的学术活动。而组织者，是一些高校教师、医生、科研人员。李枝老师，当时主持南京中医学院脉象研究课题，我听过他关于中医现代化研究的讲座，他演讲时常常激情四溢；邹伟俊，对周易的研究近乎痴迷，他曾与钱学森通信，并提出唯象中医学的概念，他脑中的中医学是一个庞大的体系，他为人低调，但做事执着而宽容，犹如布道者。李铁君，刚从北京中医研究院研究生毕业，对中医学充满热情，他发言常振臂，煽情。卢央，学者，专长古天文研究；林祖赓，能干的外科医生，中西医结合专家。杜文东，讲师，由医而及心理学，才气过人。成建山，中医学会干部，热心人一个。我也加入进去，参与学术活动。
讲座是当时的主要活动形式，主讲者大多是各科的专家教授，听讲者多为大学生，那次，天文学者朱灿生来学校讲天文与中医，我是主持人。他讲座中让人振奋的是一个研究结果。他和他的研究生把本世纪月亮运行的百年数据规律描绘在坐标图中，得到两条互抱的旋臂曲线，竟然是太极图！这让中医人太激动了！全场爆
发热烈的掌声。还有次是请
南京大学莫绍揆教授来讲数学与中医，阶梯教室全坐满了。老教授缓缓道来，讲的是阴阳与数学。卢央教授的讲座，谈到古老的五运六气学说原来与古天文有关，让我们感受古人的聪明与智慧。我们还请了南京大学林德宏教授来做科技发展与中医学的报告，还请南京医学院医史学教授张慰丰先生来将中西比较医学史等。讲座给当时的年轻人有巨大的冲击。我也常常激动，脑中浮现的中医学是伟大的，同时又带有神秘感。中医学哪来的？我们在讨论中，有人说是特异功能者发现的，有人说是外星人留给人间的智慧。那时的我，有点飘飘然，眼前的中医虽摸不到，但在远处闪烁着光芒，很是诱人。
我们曾经组织几次较大的学术活动。１９８３年春天，我们在盐城举办的大型讲座，那时，江苏省著名中医徐景藩先生也去了，讲中医学的特色。我也安排了一次讲座，讲中医学的临床流派。参加的人很多，都是基层的医生，但听得很认真，那时的中医，饥肠辘辘，吃啥都香！还有一次是在南京召开了全国的中医多学科研究学术讨论会，地点是江苏饭店，主题是天人相应，因为只有这个题目能涵盖所有的内容。所以，会议内容十分庞杂，周易、运气、哲学、医学、史学、心理学、养生、气功，等等，什么都有。全国各地来了很多代表。会议搞得像模像样，还开新闻发布会，我只觉得是参加了一场革命运动似的，有点使命感。
那个时代，思想大解放，学科大发展。中医学的新名词如雨后春笋，如中医预防学、病因病机学、中医治疗治则学、中医人才学、中医心理学、中医气象学、系统中医学、中医分子生物学、中医哲学等，让人眼花缭乱。南京中医学院也在全校范围内开展中医基础学科分化方案的评选，我也参加，并获小奖。但是，那时我的心里还是有点虚的，因为那些“划分”出来的新学科，都离临床比较远。那时的我，总觉得所感知的中医世界，正在发生漂移，与我当年的感觉不一样了，中医变得高大深远，变得有点陌生。对此，我常常有莫名的困惑和烦躁。
我决定还是回归史学的研究方法。我将中医多学科研究也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开始归纳百年来中医学发展的思想轨迹。我发现，对中医学前途的思考，其实已经从清代初就开始了。清代医学家徐灵胎等就已经看出医学蜕变的危机，并发出过振兴医学的呼声。清末民初，中医界不少有识之士也主张吸取西方医学之长，所谓中医汇通，如唐容川、张锡纯诸家便是代表者。五四运动以后，中西文化的论争将中医推到风口浪尖上，中医生存危机爆发。于是，围绕中医是存是废的问题上，各家见仁见智。其中有恽铁樵的改良中医论，有陆渊雷的中医科学化论，建国以后，有毛泽东的中西医结合论。改革开放以后，又产生了中医现代化论、中医特色论、优势论以及中医多学科研究论等。这些都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从各自的角度对中医发展提出的建设性的意见。我开始收集资料，并对其作一综述。《医学与哲学》杂志，这家当年十分权威的医学哲学杂志刊登了我的文章《近百年来中医学的发展理论》。文中，我对中医多学科研究论的评价是：多学科研究论考虑到了中医学的自身特点的延续性以及现代科学发展的大趋势，立论具有新意，故在衡阳会议后提出，即引起中医界的关注。从八十年代末来多学科研究情况看，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耗散结构理论、心理学、时间生物学等对中医学研究有可能互通有无，但由于中医理论存在着笼统性和不确定性，多学科研究在阐明部分中医理论中蕴涵的现代科学思想以后，便举步维艰，以难以有突破性的发展，更难以形成指导临床实践的应用理论。这是否应将多学科研究的方向从理论转向临床？抑或古代自然观与现代自然观之间的差距无法缩小？这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这确实是我当时的思考。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闯荡以后，我开始清醒了，我觉得我的精力还是要放在实实在在的中医学本体的研究上。我的思想开始回归，如放飞的风筝慢慢回到本土，回到属于中医的土地。我开始编写两本书，一本是《医案助读》，一本是《中医临床传统流派》。
《医案助读》是一本辅导学生阅读医案的著作。医案的阅读与研究，是中医传统的学习与研究方式。我当年也是从医案开始涉入中医之路的。当８０年纪的大学生们要我开讲座谈谈如何读医案时，我欣然答应，面对他们，我如数家珍地将自己读医案、整理医案、研究医案的经验告诉了他们，讲座非常吸引他们，因为这是中医的，但是教科书里没有。那时，学校希望教师开选修课，于是，我开始编书。那时，我还住在筒子楼里面，写字桌紧靠窗口，就坐在床沿，写得很轻松，因为资料是现成的，经验是现成的。书稿出来后，学校自印了不少，作为选修课教材。捧着散发着油墨香的《医案助读》，我感到特别踏实和愉快，因为这是我第一本书！后来，这本书被中国医药出版社出版，发行量当年就达１２０００册。
《中医临床传统流派》是在研究生读书笔记的基础上形成的，在担任中医各家学说的教学工作中，为使教学内容趋于条理化和系统化，并更切近中医临床，我尝试对宋元以后中医的各家学说进行比较分类。１９８４年，我写成了《中医临床传统流派选介》的小册子，作为在研究生班及一些进修班上的讲座资料。后来，我继续收集这方面的资料和分类研究，但当时，这种比较分类完全是我的一家之言。在中医各家学说是否要分类研究上，国内的专家教授的看法不统一。北京任应秋先生是主张讲学派的，上海裘沛然先生及南京丁光迪先生是反对讲学派而主张按单个医家讲的。我在教学实践中感到，面对历史上众多的名医及其学说，若不作比较分类，寻找其中的联系及差异，就不能正确认识和评价各家学说，也影响了各家学说及经验的推广利用。所以，我决定还是编写这本书。此书介绍了历史上研究探讨外感热病的诊疗规律所形成的通俗
伤寒派、经典伤寒派、
温疫派、温热派、伏气温热派；介绍了研究探讨内科杂病的诊疗规律上形成的易水内伤派、丹溪杂病派、辨证伤寒派、经典杂病派；还有外科上的以陈实功《外科正宗》为代表的正宗派、以王洪绪《外科证治全生集》为代表的全生派，以及以高锦庭《疡科心得集》为代表的心得派。另外，还介绍了民间医学派、日本汉方和韩医。１９８９年，我将这本书交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两年后终于出版，随后，日本《中医临床》杂志连载。后来，我又增加了一些图片由日本东洋学术出版社出版，改名《中医传统流派系谱》。不过，这已经是２０００年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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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教授 的文章 读起来 很好啊 哈哈，又激起我对中医的热爱 哈哈啊哈，文风淳朴，内容寓意深刻，娓娓叙来， 700)this.width=7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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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选修了中医系统论，也跟着飘飘然了一阵子，好在我很快又回归到经典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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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中医之前我也兴致勃勃的想弄点中医和系统论、信息论结合的理论来，后来发现这些研究还不是时候，目前经方“是什么，怎么用”的基础问题还没完全搞清楚，基础不牢，不能
盲目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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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研究都应以临床为基础,否则一切都是纸上谈兵.向黄老师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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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黄老师的提法，把中医学和古代阴阳五行的哲学剥离，回归了实实在在的药证－方证－体质辩证上来，这将更能反映医学的本原，更好地指导临床的诊断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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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是什么？她就是一门在我国传承几千年的实实在在的防病治病的技术，是一门为中华民族健康服务了几千年的实实在在的学问。但在传承过程中，有的成为“祖传秘方”反而失传了；有的被文人墨客翻来倒去，反而给弄玄乎了。从临床实际出发研究中医、发展中医的思路是正确的，赞同黄老师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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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各个领域都和中医界一样，压了太久，一旦放开，都飞起来了。
那时，我正在学校读书，林德宏给我们上的是科学发展史课程，他经常讲自然辩证法。校园里经常有讲座，大家抢座位去听。好象饿急的人进食，有时侯食物并不好吃，但不管那么多。吃撑了以后再说。
那是有活力的时代，是很多人最好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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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放能收是一种智慧！
这种智慧在这里我解读到！
感谢黄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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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史学的研究方法”，是的，也许只有循着历史的足迹，中医学的各种概念的源流、发展、涵义的变化才会逐渐清晰起来。这样我们才能明白中医学“是什么”……而如果在中医连自己的概念都没有厘清的时候就急着去与其它学科联姻，结果可能是更加不知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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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以为,医方派和医经派必须共存.当今黄教授一系,仍不脱医方派本色.医方的内容,终归是总结既往,展示重复,而无尽的具体疾病,未知的情形,更要求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形而下的务实,与真正的空灵如鸟之双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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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第5楼zillion于2008-07-17 22:51发表的 :
支持黄老师的提法，把中医学和古代阴阳五行的哲学剥离，回归了实实在在的药证－方证－体质辩证上来，这将更能反映医学的本原，更好地指导临床的诊断和治疗。
将中医从五行学说剥离则可，将中医从阴阳学说中剥离则大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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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无要将中医与阴阳五行学说相剥离，只是希望中医们要有一种求实的态度，要重视临床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天下学问不可能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但做学问都是从看得见摸得着的地方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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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也好，五行也好，只不过是中医说理的工具而已，如果不用阴阳五行，用现代的语言就可以把中医、中药的道理说清楚，那何尝不是一个好的办法呢？章次公等人就是如此，他们用中药的本事可非同一般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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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可以增加阴阳的可操作性，最终还是要判断哪一行（或几行)的强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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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第14楼黄煌于2008-07-28 20:30发表的 :
我并无要将中医与阴阳五行学说相剥离，只是希望中医们要有一种求实的态度，要重视临床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天下学问不可能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但做学问都是从看得见摸得着的地方开始的。
很赞同黄煌先生的务实精神！但是阴阳学说引进可以说是中医的一大进步，但是五行学说的引进这是退化！这就是仲景书中有阴阳而没有五行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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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i我们都从脚下开始的,跋山涉海,同时眼与浮云相迎.我曾经体认过一短时间的以病作证,即以西学近现代的病理作证,病病相因.我从黄教授(黄波)的表述里清晰的看见了西学病理的标志作用,有如证的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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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中医回归,两千年的放飞,今天应在更高的层次上回到仲景时代,黑格尔倒立的辩证法可以倒过来,对阴阳五行我们不是要抛弃,而是要扬弃,黄先生代表了这个历史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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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反对当下一些吧中医说的神乎其神的人，中医是讲求实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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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学会害了中医
还有治病不求人无限夸大中医的疗效简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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